主题：【整理】一些关于解放战争讨论的内容 -- 杰瑞

双方目标

国民党方面

1.蒋介石并未放弃消灭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军队的意图，想借谈判将内战的责任推卸给中共。在国共矛盾尖锐的情况下，蒋介石认为毛泽东不会赴渝。如果毛泽东不来，蒋介石就可以说共产党拒绝和平谈判，将责任推到共产党上，从而发起内战； [5]如果毛泽东来了，就给共产党几个内阁职位，迫使共产党交出解放区，交出军队，最后仍可以消灭赤手空拳的共产党。

2.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开始与共产党进行一场抢先接管长江以北日占区的竞争，谈判可以拖延时间。抗战后期国民党军队大多退回西北、西南地区，开赴前线的共产党控制区还需要有一段时间，并且国民政府缺乏充足的运输工具将足够数量的国民党军队、维持和平的机关和行政人员立刻送到日本人占领的广阔地区里，而共产党早已经控制了华北的大部分农村地区。 [6]

3.应付国内人民普遍反对内战、实现和平的要求，应对美英苏不赞成中国发生大规模内战的压力。

中国共产党方面

1.反映人民在长期战乱后休养生息的强烈意愿，尽一切可能争取国内和平，希望可以实现和平、民主的建国目标。 [7]

2.揭穿蒋介石的假和平的面目。 [5]

3.争取一段时间来作好应对国民党的准备。

初谈不顺

1945年8月28日，毛泽东到达重庆的当天，蒋介石在重庆山洞林园官邸为他举行了欢迎宴会 [17]。席间，毛泽东称蒋介石为“委员长”，蒋介石则称毛泽东为“润之”。会后，蒋介石还邀请毛泽东在林园下榻。一对较量了十几年的老对手再次聚首，气氛似乎相当融洽。

对于毛泽东的到来，蒋介石心中还是很得意的。他在8月30日的日记中写道：“毛泽东果应召来渝，此虽威德所致，而实上帝所赐也。”“应召”二字把蒋介石高高在上的心态表露无遗。 [17]他从未以平等之心看待中共，在他心目中，国民党与共产党更像封建时代的一种君臣关系。在这样的心态下，谈判注定不会顺利。 [18]

谈判从一开始，便陷入了僵局。

9月3日，经过几天的交换意见之后，共方向国方正式提交了11条谈判要点。其中包括拥护三民主义、拥护蒋主席的领导地位、惩治汉奸、停止武装冲突、承认各党派合法地位等等。谈判要点的实质就是军队和解放区政权的问题。

解放区问题

在解放区问题上，共产党提出由共产党人担任山西、山东等五省解放区所在地的省主席，担任解放区广为分布的广东、湖北等六省的副主席，以及北平、天津、青岛、上海四个特别市的副市长；而国民党则只允许共产党参加政府，各解放区官员都需要国民党认可才能继续留任。军队问题上，共产党提出将人民军队整编成16个军48个师；而国民党坚持最多只允许保留12个师。双方期望差距甚大。 [18]

看过共产党方面的这份方案后，蒋介石对国方代表王世杰、张治中等人说：“中共代表昨日提出之方案，实无一驳之价值。”在他看来，只有“实行三民主义”和“拥护蒋主席之领导地位”这两条才具有诚意，其他各条“在内容与精神上与此完全矛盾”。

中共在筹备这次和谈时是做了相当大让步的。在1945年9月4日双方的“第一次谈话纪录”中记录着这样一段话，周恩来对国方代表邵力子说：“认为联合政府既不能做到，故此次并不提出，而只要求各党派参加政府……” [18]

1944年11月，当时担任美国总统私人代表的赫尔利自告奋勇到延安调停国共矛盾。

在与赫尔利谈判时，中共领导人提出了五点协定草案，其核心问题就是把国民政府改组为包括各党派在内的联合政府，并提出各党派享有平等地位。赫尔利觉得共产党的提议很公平，没有什么不合理，便欣然同意了。可当赫尔利拿着协议，兴冲冲返回重庆时，却被蒋介石兜头泼了一盆凉水。蒋介石明确表示，国民党绝不可能与共产党相提并论，联合政府云云更是休想，接受这个协议就意味着国民党的彻底失败，必然导致中共控制政府。

在蒋介石的头脑中根本没有“多党”的概念，更不可能承认联合政府，他能接受的最大限度是共产党人来国民政府中“做官”。

原本就是蒋介石说客的赫尔利，看到自己与中共的协议受到如此强烈的抵制，又马上翻了脸，很快给中共发来了与五点协议背道而驰的三点协议。从这次反复中，共产党也明白，想让蒋介石接受联合政府的方案，无异于与虎谋皮。

为了表达诚意，在重庆谈判前，中共就在方案中有意隐去了“联合政府”的提法，只提出“参加政府”。这无疑是承认了国民党在政府中的主导地位。

但即便是这样，蒋介石还是认为中共要求得太多。

1945年9月10日至15日，国共代表连续举行了四次正式会谈。尽管双方在国民大会及政治会议等问题上都做了一些让步，但在核心的军队和解放区问题上，还是毫无进展。

1945年9月13日的中共《中央书记处关于和国民党谈判情况的通知》中写有：国党毫无诚意，双方意见相距甚远，谈判将拖延一时。

蒋对具体问题表示：政府法统不容紊乱，不主张似法国的多党状况。关于两党关系的重要问题：对军队只允编十二个师，需完全服从命令，按指定地区集中。对解放区民主政府，则表示含糊。蒋表面上对毛周王招待很好，在社会上造成政府力求团结的气象。实际上对一切问题不放松削弱以致消弱〔灭〕我的方针，并利用全国人民害怕与反对内战心理，利用其合法地位与美国的支持与加强他（保障美国在远东对苏联的有利地位），使用强大压力，企图迫我就范，特别抓紧军队国家化问题。因此在谈话态度上只要求我们认识与承认他的法统及军令政令的统一，而对我方则取一概否认的态度。

国共双方谈了半个月仍各执一词，赫尔利急了，9月17日，就在准备回国的前一天，赫尔利宴请了国共双方的最高领导人和谈判代表。席间，赫尔利表示，无论如何要尽快发一份公告，不仅说明双方在一般的和平建国原则问题上所达成的谅解，而且也应该对军队问题有一个明确的决定。听双方说来说去，赫尔利发现谈判还是在军队问题上卡了壳。

为了尽快拿到和谈协议，赫尔利主动向周恩来提出将国共军队照比例缩编的想法。对此，中共方面认为可以接受。

19日，在新一轮谈判中，周恩来提出：“关于军队数目，赫尔利大使拟议中央与中共军队之比例数为五分之一，我方以此比例考虑，愿让步至七分之一，即中央现有262个师，我方应编有43个师，较9月3日所提方案让步5个师，以后中央裁减缩编，中共亦依此比例裁编。”关于解放区问题，周恩来也提出中共愿意从广东、海南岛、浙江、苏南等8个地区撤退，仅驻防在山东、河北、察哈尔等北方地区。

尽管中共做了很大让步，赫尔利也为了等和谈结果而推迟了回国的行程，但国民党方面仍然不为所动。在21日的会谈中，国民党代表仅把允许中共军队整编的数目从原来的12个师增加到16个师。

面对僵局，周恩来一针见血地指出：“虽然今日我等之商谈，系出于平等之态度，然而国民党之观念是自大的，是不以平等待中共的，故国民党及其政府皆视我党为被统治者，为投降者……今日我党已承认蒋先生之领导地位，已承认国民党为中国之第一大党。就蒋先生之地位而言，只有他可以说领导各党各派，领导全中国，因此蒋先生不只是国民党之总裁，而且是全国的领袖，但国民党却不能以领导者自居，而以被统治者视我党。”

赫尔利当晚找到蒋介石，软磨硬泡，终于迫使蒋把中共军队数量让至20个师。不过，蒋介石强调：中共必须承认此数，不能再加，并且不能再提按国军数目比例的事。

赫尔利的归国行程不能再拖了。他连夜找到毛泽东，想逼共产党接受蒋介石的最后通牒。但不论他如何巧舌如簧，气急败坏，乃至言辞尖利，毛泽东坚不让步。第二天，赫尔利只好带着他未完成的任务返回了美国。

9月27日，蒋介石带着宋美龄到西昌度假。在飞机上，蒋介石看到了当日《新华日报》上刊登的毛泽东回答路透社记者提问的报道。 [37]毛泽东说：“中共现有一百二十万党员，在她领导下获得民主生活的人民现已远超过一万万。这些人民，按照自愿的原则，组织了现在数达一百二十万人以上的军队和二百二十万人以上的民兵，他们除分布于华北各省与西北的陕甘宁边区外，还分布于江苏、安徽、浙江、福建、河南、湖北、湖南、广东各省。中共的党员，则分布于全国各省。”

看到这段话，多日来郁积在蒋介石心中的愤怒爆发了。想到剿共多年，共军却越剿越多，如今共产党代表已经与他在同一张桌子上谈判了，他在当天的日记中忿忿地写道：“如此罪大恶极之祸首，尤不自后悔，而反要求编组一百二十万军队，割据陇海路以北七省市之地区，皆为其势力范围所有，政府一再劝导退让，总不能餍其无穷之欲壑，如不加审治，何以对我为抗战而死军民在天之灵耶？” [18]

就在毛泽东到达重庆的第二天，蒋介石就翻出1933年在庐山军官训练团炮制的《剿匪手本》，让何应钦重印下发。

到了西昌，他顾不上游山玩水，一个人闷在屋里。1945年9月29日，正是谈判陷入僵局之时，蒋介石在日记中罗列中共11条“罪状”，还写下准备扣押和审判毛泽东的文字。

对于“扣毛”的后果，蒋介石非常清楚，他首先想到了美苏双方可能的反应。由于当初赫尔利曾以美国的国格担保毛泽东赴渝谈判的人身安全，一旦他扣留了毛泽东，美国必定大为光火，而苏联很可能“以此借口，强占我东北，扰乱我新疆”。即便是这样，他还是觉得值。

蒋介石马上就要破釜沉舟，准备豁出去扣毛、审毛了，但在第二天他又犹豫起来。10月6日蒋介石在日记中写道：“对共问题，郑重考虑，不敢稍有孟浪。总不使内外有所藉口，或因此再起纷扰，最后惟有天命是从也。”

审治毛泽东是一件政治上不得了的事，蒋介石想到一旦他孤注一掷，那么娄子可就捅大了。他不得不考虑国际和国内的反应。最主要的是，中国刚刚打败日本，蒋介石觉得自己正处于事业的顶峰，他不相信毛泽东可以成事。他曾经说过：“我有400万军队，我想怎样就怎样！”哪怕把毛泽东放回去，甚至再发给他一枚“胜利勋章”，来日沙场上见，照样能稳操胜券。在日记中，蒋介石自负地写道：“断定其人决无成事之可能，而亦不足妨碍我统一之事业，任其变动，终不能跳出此掌一握之中。”

10月初，周恩来向国民党代表提出，“毛泽东主席来重庆已经有一个多月了，在某些问题上国共双方短期很难达成一致，我方决定让毛主席先行返回延安。”看谈判很难有结果，国民党方面也只得同意。

在毛泽东回延安之前，双方将历次谈判记录整理成一个书面文件《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史称“双十协定”。

在协定中，中共对军队数量问题又做出了巨大的让步，从最初要求的48个师，已经降到24个或至少20个师，几乎达到了蒋介石的心理预期。但也不难看出，“双十协定”中还有许多未解之题，双方只有把各自的诉求都摆在上面。

1945年10月11日，蒋介石与毛泽东共进早餐，后毛泽东乘车来到重庆九龙坡机场，在张治中的陪同下启程返回延安。邵力子、陈诚、张澜等重庆各界人士和十八集团军驻渝办事处的人纷纷来到机场送行。43天尖锐而复杂的谈判，国共双方签订“双十协定”。 [16]是夜，蒋介石辗转难眠，在日记里写下“甚叹共党之不可与同群”之语。

1945年10月10日，国共双方代表签订《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即“双十协定”，并公开发表。国民党政府接受中共提出的和平建国的基本方针。双方协议“必须共同努力，以和平、民主、团结、统一为基础”，“长期合作，坚决避免内战，建设独立、自由和富强的新中国”。双方还确定召开各党派代表及无党派人士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共商和平建国大计。这是重庆谈判最重要的两项成果。此外，谈判还达成迅速结束国民党的“训政”，实现政治民主化；党派平等合法；释放政治犯等协议。

1945年10月12日，毛泽东起草中共中央给各中央局、分局并转告区党委的指示，指出：和平基本方针虽已奠定，但暂时许多局部的大规模的军事冲突仍不可避免，除粤、鄂、豫、浙及苏南等地顽军正在向我进攻外，沿平汉、津浦、同蒲、正太等路顽军正在向我大举进攻，争夺北宁、胶济、平绥三路的战斗亦将到来，我方必须提起充分注意，战胜这些进攻，绝对不可松懈。解放区问题未能在此次谈判中解决，还须经过严重斗争，方可解决。这个极端重要的问题不解决，全部和平建国的局面即不能出现。解放区军队一枪一弹均必须保持，这是确定不移的原则。即将来实行编整时，我方亦自有办法达到一枪一弹均须保存之目的。过去中央指示各地扩大军队整编主力计划，继续执行不变。东北问题未在此次谈判中提出，我党一切既定计划照样执行。以后一连两个多月，毛泽东一直在给各地军委发电报，强调重庆谈判的重要性，发布消灭国民党残余势力的指令。

1945年10月12日，毛泽东起草中共中央给各中央局、分局并转告区党委的指示，指出：和平基本方针虽已奠定，但暂时许多局部的大规模的军事冲突仍不可避免，除粤、鄂、豫、浙及苏南等地顽军正在向我进攻外，沿平汉、津浦、同蒲、正太等路顽军正在向我大举进攻，争夺北宁、胶济、平绥三路的战斗亦将到来，我方必须提起充分注意，战胜这些进攻，绝对不可松懈。解放区问题未能在此次谈判中解决，还须经过严重斗争，方可解决。

这个极端重要的问题不解决，全部和平建国的局面即不能出现。

解放区军队一枪一弹均必须保持，这是确定不移的原则。

即将来实行编整时，我方亦自有办法达到一枪一弹均须保存之目的。过去中央指示各地扩大军队整编主力计划，继续执行不变。

东北问题未在此次谈判中提出，我党一切既定计划照样执行。以后一连两个多月，毛泽东一直在给各地军委发电报，强调重庆谈判的重要性，发布消灭国民党残余势力的指令。

1946年1月10日毛泽东颁发停战令，指出：本党代表与国民政府代表对于停止国内军事冲突之办法、命令及声明，业已成立协议，并于本日公布在案。凡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之一切部队，包括正规军、民兵、非正规军及游击队，以及解放区各级政府，共产党各级委员会，均须切实严格遵行，不得有误。全中国人民在战胜日本侵略者之后，为建立和平局面所作之努力，今已获得重要之结果。中国和平民主新阶段，即将从此开始。

1946年2月1日中共中央发出经毛泽东修改审定的《关于目前形势与任务的指示》，指出：中国革命的主要斗争形式，目前已由武装斗争转变为非武装的群众的议会斗争，国内问题由政治方式来解决。同时指出：除开个别地方，国民党都依然可能向我们进行武装袭击，我们应严加警惕，武装斗争是一般的停止了，为了保障国内和平，各地应利用目前时机大练兵三个月。一切准备好，不怕和平的万一被敌人破坏。要抓紧生产运动的领导，以迅速克服财经的困难。练兵、减租与生产是目前解放区三件中心工作。

1946年2月12日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讨论同国民党谈判整军方案问题。毛泽东在会上说：美国和蒋介石要以全国军队统一来消灭我们，我们要统一而不被消灭。军党分立还不是最危险的，合编分驻才是最危险的。杂牌军还没有与蒋介石的嫡系部队合编的，连杂牌的集团军都没有与蒋介石嫡系部队参杂合编。我们现在只有对付好，才能摆脱危险。全国军队统一，原则上我们只好赞成，实行步骤要看具体情况，这是我们与法国不同的。

1946年6月1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致（中原军区）郑位三、李先念、王震的电报，指出：

（一）美蒋对我极为恶劣，全面内战不可避免。要求美机运款接济你们，恐已希望甚小，你们须求自救之道。如一方面节省用费留出准备突围时费用；另方面麦子已熟，向民众征收粮税。

（二）必须准备对付敌人袭击及突围作战，预拟突围后集中行动及分散行动两个计划。大概在突围及突围后一个时期内，以全军集中行动为有利；而在敌人追剿紧急，行军给养均极困难时，便应分为两股或三股，各自独立行动，可以避免集中行动之困难，而利于分别牵制敌人与互相作战略上之策应。

（三）目前时机紧迫，你们应充分注意，并团结内部，准备艰苦斗争。

历史意义重庆谈判的举行和双十协定的签订，表明国民党方面承认了中共的地位（？？），承认了各党派的会议，使中国共产党关于和平建设新中国的政治主张被全国人民所了解，从而推动了全国和平民主运动的发展。

重庆谈判作为战后中国的重大政治事件，把国共两党的合作推进到了一个崭新的高度，在某种意义上决定了战后中国的政治走向和政治格局，同时也为国共两党关系的发展留下了宝贵的历史经验。

周恩来：

现就商谈中得到的四点经验教训，特向各位陈说：

第一点是要互相承认，不要互相敌视。既然商谈了，就是要政治解决，不应互相敌视，尤其是商谈的双方代表，更要常常保持这种态度。中共方面有这样一个信念，不管冲突怎样严重，我们对于已经承认了得并不改变。

第二点，就是要互相商量，不要独断。既然要政治解决，就是要互相协议，而不是一方决定了，通知别方面去做。

第三点，就是互相让步，不要独霸。既然要政治解决，总是要于国家人民事业有利。那么两党之间、各方面之间，有什么不可以让步的？

第四，要互相竞赛，不要互相抵消。

会议第一天，由萧华作报告。这个报告是会议前一天晚上，由萧劲光、萧华等几个领导共同研究的。报告根据南满的严峻形势，决定撤离南满，转移东满，让大家讨论。

萧华的报告引起了与会同志的激烈争论，大家各抒己见，会场上沸沸扬扬。最后，基本形成了两种意见：

一种同意报告的意见，撤到东满，保存实力。持这种意见的是多数，萧华也赞成这种意见。理由是“留得青山在，不愁没柴烧”，认为眼下敌强我弱，兵员、装备不足，且难以补充，很难与敌决战；同时，长白山区地形狭窄，大兵团没有回旋余地，不是主力久留之地；主力撤至东满，既可摆脱敌人追击，又可伺机与北满主力会合，集中优势兵力。

另一部分同志主张坚持南满。理由是南满的战略位置十分重要，如果放弃南满，正中敌人“南攻北守，先南后北”的战略意图。坚持南满，则可以拖住敌人，与敌周旋，配合北满主力南下，对整个东北战局有好处，对今后战略反攻有利；眼下敌人虽强，但其战线长，兵力亦显不足，且国民党军队内部派系矛盾重重，难以形成合力，南满我军采取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是可以坚持的。

13日晚，陈云冒着鹅毛大雪，赶到了七道江，连夜同与会人员交谈，了解会议情况。

14日上午9时，在陈云主持下继续开会，复议昨天的会议决定。

陈云在认真听取了各方面的意见后，全面分析了当前形势，权衡了撤退或坚持的利弊，果断地支持了坚持南满斗争的意见。为此，他形象地打了个比喻，东北的敌人好比一条牛，牛头向着北满，牛尾巴在南满。若松开牛尾巴，那就不得了，这头牛就要横冲直撞，南满保不住，北满也麻烦；若是抓住了牛尾巴，那就了不得，它就进退两难了。因此抓牛尾巴是个关键。

大家被这个比喻逗乐了。

接着，陈云又说：“南满是整个东北的南大门，只要大门一开，狼就进来了，北满困难就加大，整个东北的形势也就危机了，所以我们还是点亮南满一盏灯，坚持斗争为好。”

最后，萧劲光请陈云“拍板”作最后决定。

陈云说：“萧司令要我‘拍板’，那我就表态，针对敌人‘南攻北守，先南后北’的反革命策略，我们就要‘坚持南满，保卫北满’，一个人都不走，留下来打，拖住牛尾巴，坚持就是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