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和小粉红唠唠嗑，谈谈黑与白，从张学良将军说起 -- 真离
家园 东北军没那个勇气，中东路拼够了 有了勇气，也增加不了多少，你这个还是投机心理，淞沪会战，日本也没有停下脚步，时间到了。
现在很多人强调偶然性，强调抗美援朝，可是东北军就缺那个，而且战术没有秘密。
游击战也打不了。
家园 说到郭奉之战，我这里有一些资料可以讨论 
是永重夫、坂东末三、贵志弥治郎等资料不够全，很可惜，不知道哪位河友可以帮忙补全。
町野武马（1875-1968），日本陆军军官。曾参加日俄战争，此后长期担任张作霖的顾问，帮助张作霖巩固在东北的地位，协助张作霖镇压了郭松龄的反叛。
仪峨诚也（也叫嵯峨诚也或仪我诚也）
日本军人。出生于东京。1909年5月毕业于陆军士官学校。1918年进日本陆军大学深造。1923年晋升为步兵大尉，来中国东北，曾任张作霖私人顾问，替张作霖策划东三省独立。
仪峨诚也在爆炸中受了重伤，但没有死。
仪峨诚也一直跟在张作霖身边，这给了他一个很大的安慰，因为如果身边的日本人是内鬼的话他绝对不会寸步不离的跟着自己，肯定会去别的车厢，所以张作霖才会放松警惕认为日本人并不知道他的行踪。事后也不会有人认为他是内鬼，还能获得奉系的重用，大帅死后继续窥取少帅的情报。
张作霖死后，被张学良派往第三、第四方面军做军事顾问。1929年回国。
1933年5月被派往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任特务机关长。
次年晋升为步兵大佐，任关东军军附，负责搜集华北地区的政治、经济、军事情报。
1935年8月任步兵第三十联队联队长，留驻长城线以南，负责修筑各种军事设施。完工后，将中国劳工全部杀害，投尸于海河。
1937年8月调任天津特务机关长，广泛收罗亲日分子拼凑伪天津市政府班子。同时，多次与驻北平日本特务部长喜多诚一谋划，成立北平市伪政府，确定汉奸潘毓桂出任市长。
1938年1月，在天津病亡。死后，迫晋为少将。
关东军在实施这一作战方案时，除参与策划的板垣、石原、花谷以及参加执行任务的今田新太郎大尉、第二十九联队队长平田幸弘大佐、大队长名仓（可惜没名）少佐、小岛（可惜没名）少佐、奉天宪兵队的三谷清少佐、还有在大杉荣杀害事件中有名的原宪兵上尉甘粕正彦、和田劲预备中尉知情人外，其他人即使对事件有所猜测，但在9月18日晚10时半前都不知情况。
林大八
1886年（明治19年）-作为陆军少校林秀芳的长子，出生于鹤冈鹰匠町（现在的鹤冈市）。
1896年（明治29年）-朝阳高等小学毕业。
1898年（明治31年）-进入东京陆军地方幼年学校。
1904年（明治37年）10月24日-陆军士官学校·第16期步兵科毕业。
11月1日-陆军少尉・近卫步兵第4联队付
1907年（明治40年）12月-陆军中尉
1909年（明治42年）10月-步兵第67联队付
1910年（明治43年）12月-在俄罗斯帝国的莫斯科留学（1911年8月为止）。
1911年（明治44年）8月-参谋本部出仕
1912年（大正元年）12月-在神户的大谷塾研究蒙古语（到1913年12月为止）。
1914年（大正3年）
1月-参谋本部出仕
8月-陆军大尉・参谋本部付
9月5日-次子林八郎出生。（226事件中政变军官）
1918年（大正7年）1月-驻地
9月-关东都督府陆军部付（驻扎买卖城）
1919年（大正8年）2月-浦盐派遣军司令部付・伊尔库茨克驻在（到8月为止）
7月-陆军兵器总厂安装（新闻组）
12月-西伯利亚出差（到1920年2月）
1920年（大正9年）5月-北部沿岸州派遣队司令部付
1921年（大正10年）7月-陆军少校
1922年（大正11年）4月-步兵第3联队付
1923年（大正12年）8月-步兵第3联队队长
1924年（大正13年）5月13日-满洲军阀张作相的军事顾问
1925年（大正14年）8月-陆军中校
1931年（昭和6年）5月31日-第1师团司令部付
8月1日-陆军上校・金泽步兵第7连队长
1932年（昭和7年）-第一次上海事变中战死。
享年46岁。升格为陆军少将。
1925年，郭反奉，三浦中佐曾到沟帮子会见郭松龄，三浦向郭提出要求：
如果能允许将关东州的界限向北扩展到辽阳县，关东军即把张作霖驱逐出沈阳，郭军便不费一枪一弹进入奉天省城取代张作霖的地位，但被郭当面拒绝。
三浦愤然离去，郭因为日本军方的阻挠不能前进。后来郭又派蔡多祥、齐世英为代表，前去营口转赴旅大，想关东军直接交涉，但无结果。
郭松龄到达锦州时，日本关东军派浦澄江大佐与郭会谈，他提出，日本在东北三省按签订的条约，有既得利益，不能默认东三省发生内战，是日本政府及民间权益遭受损失，关东军依旧宣称：
不允许郭军在南满铁路沿线二十华里以内作战，不允许越过南满铁路。否则将以实力对之。
面对日本的干涉，郭予与拒绝，使得浦澄江大佐败兴而回。
当郭军占领新民、威胁沈阳时，关东军又派某中佐与郭松龄谈判。
郭直言：东北国民军与奉军之战，纯系中国内政，贵国不要干涉，我不知道什么是日本的特殊权益。
日中佐威胁他道：阁下如不承认日本的特殊权益，日本就要对您不便了。
郭松龄说：岂有此理，你们日本人如果不讲道理，硬要干涉中国内政，你们把我拖进水里，我也要把你们拖进泥里。
关东军派遣参谋浦澄江中佐专程前往沟帮子郭松龄司令部驻地，表示只要同意将金州、复州、海城等地割让给日本，“将关东州的界线向北扩展到辽阳县”，关东军就会帮助他攻打张作霖。
但郭松龄对日本的侵略要求拒绝，“甚至拍了桌子，谈判遂破裂”。
根据这次会谈的情况，关东军认识到“郭军进入满洲是对日本在满蒙权益的重大威胁”，因此确定采取“援张排郭”的对策。
12月7日当晚，关东军参谋长斋藤恒少将从旅顺急速赶到奉天，与张作霖举行秘密会晤，提出将间岛移交给日本，日本侨民享有与中国人同等的居住权和经营权等4项侵略要求。
做为交换条件，斋藤恒承诺日本将从军事、财政上全面援助张作霖，如果形势紧迫，关东军还可直接出兵参战。
张作霖已经被郭松龄大军打的晕头转向，答应了日本的全部条款，与斋藤恒草签下密约，双方从此在一起共同镇压郭松龄的东北国民军。
1925年12月8日，关东军司令官白川义则大将代表日本政府发出第1次严重警告，宣称日本在满蒙拥有的“权利、利益颇为重大”，禁止郭、张两军于南满铁路附属地及附近地区作战。此举虽然针对交战双方，实际上日军仅仅约束郭军靠近南满铁路附近，张作霖的部队则可以随意过境，甚至从黑龙江、吉林源源不断赶来增援。
张作霖统治的重要区域包括奉天在内，基本都与南满铁路沿线紧密毗连，关东军的警告实质上为郭军的进攻行动设置了一道障碍。12月13日，郭部第2军马恭诚旅进抵营口港，当时防守营口的张作霖军队已经撤走，但关东军驻守大石桥的部队发出最后通牒，不准郭军进入营口市区。郭松龄几次交涉，只能下令部队从唾手可得的营口退走，不但失去从海上获得补给的机会，还使得原定从锦州、营口两路夹击奉天、一举围歼奉军主力的战略部署无法实施。
无奈之下，郭松龄派东北军外交代表殷汝耕赶赴大连关东军司令部，对日本方面对郭军产生的“误解”予以解释，并争取关东军的“谅解”。
遭遇日本逼迫，派殷汝耕与日本谈判。
记者王子衡报道，殷与关东军代表做了如下谈话：
日方问：关于尊重条约的话，是否意味着完全承认日本一切既得的权益？
殷答：如果中国政府批准，郭军长以后当然没有问题。
日方说：我们认为无论中国政府和人民，对于二十一条，采取什么态度，而东北政权，有责任，有义务，也有力量实践这个条约。
这一点张作霖已不否认，难道郭军长还会否认吗？如果也不否认的话，现在可以做出什么保证来吗？
殷说：这得请示郭军长以后才能回答。但是，我个人相信郭军长取得东北，迟早可能实现日本的希望。
在这次与关东军的交涉中，殷汝耕信心十足，认为郭松龄必会将张作霖拉下奉天大帅府的宝座，此时与日交涉仅仅是为了减少“战后的麻烦”而迫切希望得到关东军“不干涉”的立场。
12月14日，关东军再次出面发表警告，明确禁止在南满铁路附属地周边20华里范围之内，不准有任何“直接战斗动作”或“扰乱我附属地治安的军事行动”。
12月15日，关东军单方面宣布将奉天、辽阳、大石桥、抚顺、铁岭、开原、长春等14个城镇划分为“绝对禁止武装部队进入区域”，开始向铁路附属地20里区域内派出警戒部队，直接占领并控制铁路沿线。
12月15日，郭军推进至新民白旗堡，奉天形势愈发紧张。日本政府于当天举行紧急会议，从国内的第12师团抽调步、骑、炮兵2500余人组成第2混成旅团，又从驻朝鲜日军中调出上千步兵和2个中队的野炮，以保护日侨的安全为由增兵到中国东北，归斋藤义夫少将统一指挥。19日，这批部队全部抵达奉天，担负起防守奉天城防的任务。
在省城的张作霖军警部队，则大部开拔至前线，直接投入战斗。
12月21日，张作霖奉军和郭松龄国民军主力在巨流河一线展开决战。奉军右翼为张作相统率的吉林省军，左翼吴俊升的黑龙江省部队，中路则是张学良指挥的第3方面军中未参与反叛的部队，这些部队均委派有日本军事顾问，不仅指挥一线作战，还带领重炮直接参战。关东军的航空部队也与奉军飞机联合出战，猛烈轰炸郭军的阵地。
23日，根据日本间谍提供的军事情报，奉军侦知郭军两翼兵力空虚，于是实施迂回包抄，切断了郭军后路。
郭松龄3次组织人马突围都没有成功，加上粮秣和弹药库也被烧毁，军心大乱，多数将领表示不能再战，纷纷向张作霖、张学良请降。
在奉张得到日方的援助后，战争进入相持阶段之时，郭派他的另一外交代表齐世英赴日乞降的事件中。
12月13日沈阳日本领事馆照会郭松龄：
在南满铁路沿线二十里内，不许中国人有任何军事行动，倘敢违反，日本军将采取断然处置。
郭松龄在看完照会，递给林长民，林长民见照会措辞不逊，亦颇为气愤，良久对郭松龄说：
我们迟了一步，让张作霖走在了前边。东北国际形势复杂，我们怎么没有预作安排？
郭松龄叹道：
我是东北人，当然也想到这个。不过，义师未动，先去卖国，这在良心上，是说不过去的！
两个人商量的结果，最后决定派齐世英前往日本乞降，并告诉他最大限度的允许条件。
在齐世英晚年的口述自传中提到，直到郭松龄败亡，赴日乞降都并未成行，而是连同殷汝耕、刘友惠等郭军“外交处”同仁如惊弓之鸟般逃入新民日本领事馆，避居半年后才脱险。
1923年8月，张作霖为了准备对直系作战，通过本庄繁顾问向日本提出供应军火的请求。
本庄繁未经请示，就对张作霖作了如下答复：
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后，日本陆军大臣宇垣一成给新任张作霖军事顾问的菊池武夫发来指示：如果发生紧急事态，你应推动日中军队“共同合作”。
于是，松井七夫、是永重夫、仪我诚也等10余名日本军官组成了“日本军事顾问团”，立即赴山海关奉军第一、三联军司令部参加指挥作战。
另外，町野武马则帮助张作霖制订作战计划，菊池武夫担任与日本政府、军部及关东军之间的联络。在奉军弹药告急时，日方及时向奉军补给步枪、机枪子弹4000万发，炮弹10万发，奉军依仗这批弹药一举突破直军阵地。
在打败直系后，奉军第五军军长吴俊升以感激的口吻说：“此战产生现在的结局，全靠日本人和日本政府的帮助。”他还补充说：是永重夫中校的能力及其在战场上的活动简直令他“吃一惊”。
在郭松龄的东北国民军与张作霖的奉军决战时，松井七夫负责指挥日本顾问和军官参与奉军各部队的指挥，他们包括是永重夫、仪我诚也、滨本、荒木五郎（黄慕）等。荒木五郎还在奉天招募了退伍日军200多人，操纵12门野炮到前线作战，每门炮配发300发炮弹。
这些日本人不听指挥部命令，不遵守时间，不分日夜乱行射击，也不选择目标，看见中国人就打。战事停止后，他们仍不停地射击，直到将每门炮的300发炮弹打完为止。
家园 中共对少帅的评价是民族功臣。 只可惜恢复自由时已是高龄。他1901年生人，1990年出来。与他同届的朋友大部分都走了。长辈平反后已7、80岁了统战部还想邀约去联系故人。
家园 就是奔着解禁去的呀，也确实达到了一定的目标 因为张学良的确是个指标，符号，虽然他来不了，我们可以去啊。
还是可以的，两次立功了。这对当年大事件带来的负面影响还是有冲击的！
张学良，李登辉都懂，李登辉当年的七块论不是没有原因的！！
家园 是的，按照今天小粉红的思路确实是可以先软后硬的 伪装和日本交好，然后如何云云，他已经受不了那气了，他做不了溥仪。
安安静静做个日本的美娘子其实也是可以的，但是他不愿意那样继续苟活了，张学良为此戒了吗啡，其力度是很大的。
蒋介石对张学良侮辱也太狠了，总忽悠他。张学良受不了了，918到1、21已经五年多了。杨虎城确实也挑拨了，杨虎城做得对。
家园 东北易帜上张学良的决断要远高台湾领导人 溥仪和支持他的一帮搞“满独”的人后来很快就没好下场了，日本人支持他们不是为了要帮他们搞东北独立，而是要吞并东北，与已经吞并的朝鲜连成一片，成为日本人的所谓王道乐土。所以日本人一旦在东北站稳脚跟，没过几年，就立刻开始打压满独分子，如川岛芳子和郑孝胥后来都受到关东军的排斥和打击，川岛是被赶出东北，而郑孝胥父子则被日本人直接弄死，溥仪身边完全没了自己人，形同囚徒，时刻被日本人监视。日本人更在东北大搞殖民，来了一百多万日本开拓团，从中国人手里大量抢夺肥沃土地，受损失的也包括满蒙人民，而满蒙人民实际沦为比当地汉人还不如的最底层的贱民，因为日本人在东北主要是拉拢从日本留学回国的汉人和奉系本地汉人做汉奸，排斥本地满蒙原住民，更是排斥满独分子，整肃要真正建立满洲独立国家的骨干，这使一些伪满洲国派的人士才幡然悔悟，原来他们和整个中华民族的兴衰荣辱是休戚与共的，所以川岛芳子后来甚至在华北暗中帮助过TG，甚至有人说川岛其实没死，解放后改名换姓在东北隐藏了起来，不管真假，川岛帮助过TG是真的。
以此情况可想而知，如果张少帅在对待日本人的问题上妥协，不搞东北易帜，而是虚与委蛇，下场就是不但东北被日本人吞并，而且国民政府也很难直接支持张，就更难领导抗战了。918事变后的国民政府不抵抗就成了伪命题，因为几乎无可抵抗的法理依据。然后如果张不听话，日本人再找个机会把溥仪弄过来，把张少帅也跟他爸一样弄死，张会尸骨无存，还被万人唾弃。
正因为有了张的东北易帜，才有了后来全国抗战的依据和基础，虽然918张没能抵抗，但激发了国内外反对日本侵略的共识，准备和决心，经过14年艰苦卓绝的抗战，经过国共美苏多方的反法西斯努力，最后终于把日本人赶出中国，恢复了中国的领土完整，所以少帅在918事变中虽然一时糊涂，但前面的东北易帜和后来的西安事变，其贡献远大于918造成的损失。
相比之下，台湾岛内的领导人虽然表面精明，但实际在历史大潮中是非常不明智的，妄图投靠美国搞台独，如果不尽早悔悟，下场要比溥仪那帮人还要悲惨。因为美国不是真要支持台湾独立，而是要台湾成为不沉的航母，来长期对抗中共，如果假设一个伪命题，就是如果大陆和台湾真是分属两国，和平相处，美国就会高兴和支持吗？完全不会，美国还是要想办法挑动两岸的矛盾，来让台湾刺激大陆，以此牟利，所以台独的下场就只有毁灭，没有第二种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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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复 少帅是性情中人
家园 大家应该体会一下918事变和77事变之间的关系 对比一下张学良的918之后，再看看蒋介石的77之后。
实际上，蒋介石的抗战来自于813淞沪会战，通过八百也可以看出来，尽管淞沪打的热闹，蒋介石还不算真正抗战，是寄希望于国联的。
南京组织撤退的也有问题，导致了南京的巨大损失。当然，撤退，转移机构等也确实存在，是不够的！！
大家可以看看七七事变后的日军进军图，实质上，北方抗战，蒋介石还有坐视的意图，军阀也不太热心，淞沪倒是还可以，就是效率不行。
家园 张学良的极大痛苦在于，他希望通过中共运作和苏联合作抗日 但是，中共不干了，当然，中共也很痛苦，打生打死这么多年，血海深仇，还要和蒋介石合作。
互相体谅吧，这事别人犹豫，但是周总一定大欢迎，他高兴啊。
所以这事张学良是有感觉的，他只好退而求其次了。
苏联也很无奈，不想开两面战场啊，只准备欧洲战场，这事也没错啊，攻击欧洲，守成亚洲确实是正解啊，既然如此，就不好公开激怒日本了，而张学良还有中共都要苏联这面大旗，这就矛盾了。
所以，暗戳戳支援也就罢了，东北抗日义勇军没有苏联的支持是坚持不了那么久的，但是也只能暗中支持，到时候苏联并不承担责任。
获得苏联的支持，这是一个方案，也是最好的，但是自己拉跨，没有维持住东北的势力范围。
剩下的就是和国民党蒋介石合作，其他的军阀全不在话下，都没有王者之相，那就得指望蒋介石对线承诺了，好在有苏联顶着，蒋介石应该会不由自主的前进一下，也算可以了。
哪像到蒋介石也一样拉跨啊。年年复年年，就是不去东北，算了，也忍了，因为起码共党在收复东北。
也算看错了，也算事实就很悲剧。
东北义勇军是1931年“9·18”事变后，东北各族各阶层民众和东北军的广大爱国官兵，愤然摒弃蒋介石国民党南京政府的对日不抵抗政策，自动组成的众多抗日武装力量的总称。规模宏大的东北义勇军武装抗日斗争，是近百年来中华民族为抵御外侮、捍卫民族尊严和领土完整最为悲壮的历史篇章。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1931年9月27日，流亡北平的东北爱国人士在北平西单牌楼旧刑部大街12号的奉天会馆东院——哈尔飞大戏院正式召开成立“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张学良资助30万元。大会上推举27人为“救国会”委员，分别为阎宝航、高崇民、卢广绩、杜重远、王化一、王卓然、黄显声、车向忱、金恩祺、梅佛光（梅公任）、钱公莱、张希尧、郑奠邦、杨大光、孙一民（孙恩元）、韦梦令、韩立如、谷秀岩、霍维周、熊飞、顾翌常等。救国会宗旨：组成抗日武装力量（东北抗日义勇军），抵抗日本军国主义侵略，捍卫国家领土完整。
1933年3月，国民政府宣布张学良下野，同年5月，国民政府与日寇签署了《塘沽协定》，并强令解散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取缔民众抗日活动。
阎宝航、高崇民、杜重远、黄显声。
1931年 9月 26日，王化一、阎宝航、高崇明、陈先舟、卢广绩等与张学良关系密切的东北爱国人士商议，将当时原有的三个抗日团体 “东北同学抗日救国会”、 “东北同乡反日救国会”、“抗日救国会”，组成一个统一的抗日救亡团体，命名为“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
卢广绩等人在回忆录里表示：“我们组织救国会，事前并未请示过张学良，但他也未对我们干涉。救国会常务会的主要负责人都是在沈阳时国民外交协会和各人民团体的领导，这些人过去都同张学良有关系。 ”
曲香昆介绍，当时南京政府奉行“不抵抗”政策，张学良作为政府要员，表面上还是不抵抗，不能公然违反南京政府的命令。但实际上，张学良对于“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是给予支持的。
为了解决救国会的经费问题，边业银行的经理韦梦龄建议，在北平发行爱国奖券，每月出一次奖，可以有二三万的收入作为救国会的固定经费。边业银行是张氏的私家银行，发行爱国奖券是张学良对救国会最大的支持。
“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曾派一些专员到北宁铁路沿线进行宣传，以便东北民众在国联调查团来到时，主动向调查团讲述日军占领东北的真相。
卢广绩所写的《“九一八”事变前后东北人民的抗日救国活动》中提及，“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联系了尚在沈阳的有关系的一些人士进行秘密调查，搜集日军罪证材料。
救国会成员还积极劝说外籍知名人士为中国说公道话。艾迪博士是世界基督教同盟会会长，在国际上很有名望，“九一八”事变时他正在东北。
听说国联调查团要来，救国会派阎宝航去同艾迪会面，希望他能把他所亲见的反映给国联调查团。
在史料中，我们甚至发现，在国联调查团来华之前，为了证明东北人民并不甘于被日本侵略，“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命令当时沈阳附近的抗日义勇军联合起来，攻打沈阳城，造成很大的政治影响。
“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所做的诸多努力，就是希望能够将日本侵略东北的真相告诉国联调查团。总之，张学良和他所支持的各种救亡团体在国联调查中发挥了积极作用。
1932年4月9日，国联调查团来到北平（今北京），在北平的调查持续到4月16日。他们主要会见了当时在东北或亲身参与或直接目睹“九一八”事变的中国和英美等国人员，包括事变发生前东北地方政府人员，其中，张学良是会见的重点。
调查团在 4月 10日、12日、15日，与张学良有三次谈话。调查团之前考察了东北的政治结构，认为那是一个忠于个人的落后的政治团体，但对张学良个人的印象极佳，因为张学良年纪轻轻，却成熟老练，说话直爽明快。
翻阅《国联调查团报告书》，在第二章 《满洲之状况及其与中国其他部分及俄国之关系》中这样写道：“张学良富于青年国家思想，愿望停止内战，并扶助国民党统一全国之政策”。
张学良“东北易帜”的行动，用事实证明服从中央政府的领导，这点也在《国联调查团报告书》中有清楚的表达，张学良个人的行为对于国联调查团的判断有着很重要的影响。
“九一八”过去了一个月之后，天津《庸报》刊发了一篇《张学良的“九一八”之夜》的文章，披露张学良“九一八”当晚与影星胡蝶跳舞。
针对这一传闻，张氏帅府博物馆副馆长曲香昆表示，“九一八”当晚东北军政要员举行义演为水灾筹募，张学良出席了慈善义演。之所以有与胡蝶跳舞这样的传闻，是因为当时有很多人对“不抵抗”政策充满怨气。
在张氏帅府博物馆中循环播放的视频资料里，晚年张学良谈及“九一八”事变，直认自己判断失误，没有看清楚东北的形势，没有看明白日本人的真正用心。
只有中共在1931年看清了日本的居心，其他军阀或者蒋介石都没啥概念，不是没感觉，只是没概念和切骨之恨，这环节点到了1937年就不同了，所以大家也开始支持抗战，尤其是军阀。
但是1931年的中共让国民党觉得他只是一个笑话，太弱小了。蒋介石反对中共是因为天然的阶级矛盾，无意识的自觉的镇压。这点他比北洋军阀感触要深，执行更坚决。
所以当时的国民确实很蒙昧，今天之所以大家深恶痛绝认为1931年的中国人应该感受到日本的可恨，是因为二战结束了，给中国人民造成了极为深重的灾难，而在当时，人们是想不到这个悲惨的后果的，大量的麻木不仁和不在乎、大意。
就是输了投降了，也不行的痛苦，日本人还要杀你、凌辱你，所以只能反抗。这点，今天的国人是部分想通了的。
而中共之所以反应灵敏和准确，是因为阶级的天然敏感性，这是历史的优秀！！！
1931年9月27日，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在北平奉天会馆成立。救国会成立后，需要大量活动资金，张学良资助30万元，支持救国会展开活动。此外，张学良还通过各种方式和渠道对抗日救亡活动给予资助。无论是发给个人的生活经费，还是资助救国会的活动经费，张学良都是私下秘密进行的。
这些经费虽然远不能满足救亡活动的需要，但却表达了张学良坚持抗日的立场。
1931年11月16日，日军大举进攻江桥三间房阵地，马占山率部激战三昼夜不支退到海伦。25日，张学良复电马占山，令其与丁超、李杜“采取一致行动，待机速行恢复江省”。并筹集50万元现款，交北平交通银行汇至哈尔滨转交马占山。并表示正继续筹款，支持马占山抗战。
1932年1月间，黄显声在辽西扩编义勇军，急需经费支持，张学良派员携带现款20万元，送至辽西供义勇军急需。1月29日，又派吴选才携带现款2万元，急赴榆关，资助那里刚兴起的义勇军。对于张学良暗中资助义勇军，日军和奉天伪政权感到十分恐慌，伪奉天省长臧式毅派代表徐熙卿抵达北平，由驻平日武官永津中佐陪同会见张学良，转交臧手书，要求张学良不要支持辽西义勇军抵抗日军，并要求张与义勇军断绝关系。
第一次是1932年10月末，这批军械有山炮4门，迫击炮4门、重机枪4挺、炮弹2000发、手榴弹5000枚、手枪子弹30万粒、无线电一台，及被服等其他物品。这批物资经海上航行10多天后，避开日军的巡逻，运抵辽东沿海区域，在东沟县枣儿庄靠岸。由在这一地区的第二十八路义勇军司令邓铁梅率三个步兵团接运。
第二次是1932年12月11日，救国会派高鹏等人押送一批军械物资到热河朱碌科，这批军火有迫击炮2门、弹药50箱、重机枪4挺、马鞍10件、子弹2万粒、迫击炮弹500发、手榴弹1000枚，以及棉大衣棉毯等物品。
第三次是1933年初，这批军械由海路运至东沟县上岸，后用80辆大车再转运至庄河，供给在这里的坚持抗日的义勇军。
第四次是1933年6月，救国会把这批军火交给在北京的第三军总指挥李春润，李通过海路运至辽东窟窿山附近海面，然后组织数千民众前来接运。这批军火有迫击炮4门、重机枪5挺、手提式机枪8挺、手枪300支、步枪2000余支，以及弹药等。
无论是资金方面的支持，还是武器弹药方面的支持，张学良都是私下秘密进行的，通过救国会的渠道，就是为了避开日军和国际社会的视线，其本人仍保持一个遵守“国联决议案”的政治形象。
王化一，出身于东北省辽宁市，是我国抗战初时期最为优秀的一名地下工作者，同时也是东北的抗日英雄。刚开始的时候，王化一是在张学良所统领的军队中，深得张学良的信任，在部队中身居要职。
王化一在不得已的情况下来到了北京。然而他并没有放弃战争的任务，在北京，他成立了东北同乡反日救学会，这个组织专门用来收纳一些从东北流亡而来的难民和学生们。虽然这个组织并没有拿起枪与日本军直面对抗，但是其作用却是不可忽视的，同时，这也是王化一第一次组织的抗日爱国组织。
1931年9月，张学良重新找到了王化一，并且给了王化一三十万银元。希望王化一成立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
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与东北同乡反日救国会，有着根本性的区别，因为前者是实实在在的拿起枪，跟日本士兵进行斗争的，是一支抵抗日本人的武装部队。而王化一听从了张学良的指导，成立了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这支部队也就是东北抗日义勇军的前身。
东北各个爱国人士们还成立了东北救亡总会。王化一就担任其中的主席团人员，同时东北几乎大多数的爱国组织中，王化一的身影是一直存在的。
1950年，曾受命前往香港从事营救张学良工作，未果返回北京。1965年11月27日病逝于北京，时年66岁。
张学良希望借助苏联的名头，然而，中共也希望在东北抗战借助张学良的名头，张学良是认可的，只是自己没有公开。
1932年1月27日，阎宝航、卢广绩抵沪，为东北义勇军和难民筹款。第二天淞沪抗战爆发，他们冒着战火登门拜访了宋庆龄、何香凝，“孙夫人许诺为东北义勇军向海外华侨募捐”。令人气愤的是后来这批捐款被国民政府截留。阎宝航还拜访正在上海主持赈济工作的朱庆澜，朱把1万元大洋交阎宝航转给东北难民和义勇军。阎宝航又走访了在上海海关任职的同乡好友丁贵堂，在丁贵堂的联络下，各地海关的中国雇员按月扣薪金5％用以援助义勇军。阎宝航还不辞辛苦亲赴海外向华侨募捐。
《京报》1932年3月20日报道：“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委员阎宝航、关国侯、杜泊公三人为援助义勇军事，定于今日(20日)下年5时15分乘平浦道车赴京”，“预定在京耽搁二三日，即行转往香港、菲律宾、南洋、檀香山及旧金山各地，分向华侨和好友为义勇军募款，以资补助，光复东北。”为保持救国会经常性的资金收入，1932年6月16日成立“北平爱国奖券总事务所”，阎宝航是主要负责人之。每次发售奖券，张学良都带头认购，且数额巨大。从8月10日第一次发售奖券到翌年6月被迫停售，“总共发行爱国奖券6期，特种奖券1期，净余款17万元，这对支救国会工作，起到了不可磨灭的作用”。
红军的实力虽然张学良不知道，但是到了陕北后，苏联都知道了，苏联没有选择红军作为主要合作对象，也是可惜。
家园 抗战前各方关系复杂变化二十年，一直不变的是两个关系 一是奉张系对冯玉祥上下老小骑墙风格的极度不耻，一是苏俄对奉张的愤怒和敌视。
闯外交领馆，古今中外加在一起，抓李大钊是一个，伊朗扣美国人是另一个，还有第三个么？英美那么牛，也不愿闯厄瓜多尔使馆抓维基泄密发起人。中东路事件整体上是正义的，收回被帝国主义攫取的主权，但战事发起少帅颇为主动，两件事加在一起莫斯科那边是彻底认定奉张是天下最最反动的军阀，奉张反对的我们就一定要支持，他抓了蒋我们就一定要放。
家园 此事，可能没那么夸张，但是记仇那是必须的，远东部门的 领导者是很强势的阿帕纳先科！
所以，是不是张学良一请求，苏联远东军区就立刻应允，显然不符合逻辑。
但是尽管如此，东北民间抗战（其实是东北军为基础）也支持了，马占山后来一看不妙，也是苏联帮着接收了。
也许只有红军以保卫苏维埃名义进军东北，暗中和张学良合作，也许才有机会。
但是还有一点，在当时，苏联恐怕必须选择和蒋介石合作，因为当时，确实看着，就蒋介石行。
谁能想到毛主席是更行啊？苏联也一时想不通。
中东路，张学良是受到蒋介石挑拨和诱导了，相信了国联，所以这事一做，东北立刻形势大变，我个人认为，蒋介石也有命令的意图。要
考验张学良是否遵守中央的命令，听不听他这个总司令的。
外交是蒋介石控制的，张学良也确实做到了如此，所以，这也是张学良一直不能公开宣传抗战的原因。他没有这个权力。
他要自己宣传抗战，就是不听话，蒋介石就不能配合他抗战。这是一个悖论、矛盾。
张学良很痛苦。
但是他能判断出，只有全国抗战才能抵抗日本，这个想法是对的。因为东北军单独获得苏联支持比较难。需要蒋介石或者红军打个说和。
家园 张判断失误的何止九一八? 张确实想借助中共与苏联建立联系，但其所托非人，因为最初接触的自己身边的中共人士，也是西安事变最初的策划者，如黎天才，罗章龙，是苏联最为敌视的托派分子，这是西安事变不但不能得到苏联支持，相反必然招致苏联坚决反对的误判之一。
第二是事变之前很多军阀都对张表达过对蒋的不满，给张感觉只要抓住蒋，大家就都会支持他，结果被人家都给耍了，这是误判二。
第三，土共许愿的西北联合政府根本就是镜花水月，外面苏联反对，内部全国反对，张成了里外不是人，这是误判三。
第四，对张最好的结果是出国赴美，那边有他们父子资助过的一些国际友人，而且张英语不错，可以配合蒋介石，配合自己当年的旧情人宋美龄搞公关，拉军援，拉赞助，那么将来回国的时候，有此背景的张就不会像杨虎城，冯玉祥那样被蒋介石杀害。
但张仍然是伟大的，西安事变仍然是伟大的，因为它打破了当时正在进行的蒋介石和苏联之间就土共命运秘密谈判的进程，避免了蒋介石以抗日为筹码，在领导抗日前，逼迫苏联出卖土共的结果。当时蒋介石和斯大林就土共命运的谈判僵持不下的关键是要不要保留土共的军队，但这是决定土共命运的，结果西安事变爆发，蒋介石欠了苏联和土共的人情，就不再坚持解除土共武装而是改编成国民军了。
家园 哈哈，误判的人多了，张学良的不算啥，至于为何和托派接触 你不知道还有当时中央的问题啊？
反共反到脑残，非得打中东路也是问题啊！！
而且，因为黎天才已经在他身边了啊，至于西安事变的误判，那还是挺不错的，我觉得西安事变挺好的啊。
土共的许愿并不是问题，张学良也多次声明并不在乎西北联合政府主席一职，他不在乎这个。
他的目标是干日本。
至于你说的赴美那是另外一个想法，那就不是张学良了，他连吗啡都戒了，还会考虑赴美快乐？那不可能的。
张学良当然不会简单轻信那些军阀，只不过，也只有如此，他以为共党可以帮他，结果周总只听苏联的，从这里也可以看出，毛主席显然没有清除掉亲苏派思想。红军只编成了三个师。
我党一开始提出的红军改编方案是4个军，共12个师。
时间回到1936年末1937年初，随着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初步形成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面对日寇侵华的国难危机，我党从全民团结抗战的大局出发，主动提出联合抗日的主张，包括五项要求、四点保证。
在“四点保证”中的第二条就明确提出：工农政府改名为中华民国特区政府，红军改名为国民革命军，受南京政府与军事委员会之指导。
为此，我党专门派出了周恩来、博古、叶剑英同国民党代表顾祝同、张冲等人于1937年2月中旬在陕西西安展开第一轮谈判。
当谈到红军改编问题时，我党代表很直率的提出了改编方案，要求把红军改编成一路军，设置总指挥部，由朱德、彭德怀担任正副总司令。
在总指挥部之下，按照军师旅团的编制进行分配，划设4个军、12个师、36个旅，由林彪、贺龙、刘伯承、徐向前担任军长。
然而国民党方面却对我党提出的改编方案很不以为然，做出了否定姿态，并提出自己的改编方案：红军改编为2个师、8个团，不设军、不设总指挥部，一共15000人，由国民政府军委会直属或由西安行营领导；军官的配备，除了2个师的师长由我党指派之外，从副师长到副排长的军官，全部由国民党配备。
第二天，以周恩来为首的代表团在向毛主席请示后，同意做出适当让步，在设置总指挥部不变的基础上，把最初的4个军、12个师、36个旅的改编方案改为4个师、12个旅、24个团，师长仍由林彪、贺龙、刘伯承、徐向前担任，且军官只能由我党委派。
可是国民党油盐不进，仍旧是吃了秤砣铁了心，坚持原有的态度，只给2个师的编制，不设总指挥部。
第二次谈判，再次失败。
经过综合考量，我党决定不再在编制兵力问题上继续纠缠，以团结为重、抗战为重，再度做出让步。
在第二次谈判中确定的4个师的基础上，再减掉一个师的编制，决定红军划设为3个师、6个旅、12个团，共计45000人，在师之上设立总指挥部，各级军官由我党委派，报请国民政府批准。
这次改编的方案经双方一致决定，由周恩来起草总结条文，报送蒋介石审批，因在1937年3月8日当天国共双方达成的意见，是为历史上著名的“三八协议”。
可是当“三八协议”的草签内容真正送到蒋介石手里的时候，他却临时变卦了，继续坚持此前所决定的只给红军2个师的编制，并不设总指挥部，且军官全部都由国民政府任命。
看到国民党方面如此不讲信用，周恩来也不想继续在西安无意义地谈下去，而是欲找蒋介石当面谈。
果然，话还是当面说最有效。
在3月20日，蒋介石邀请周恩来等人来到杭州谈判，以周恩来的谈判话术，促使蒋介石做了一定的妥协。
蒋介石同意红军改编为3个师共45000人的决定，也同意各级军官由我党委派，唯一的要求就是师之上的总指挥部总司令人选需要由国民政府军委会决定。
3月份在杭州谈判答应周恩来的方案，过了3个月的时间，蒋介石又变卦了。
1937年6月，蒋介石邀请周恩来到庐山进行第五次谈判，虽然3个师的编制没变，但是师之上所设置的总指挥部、相关职位的任命都发生了变化，蒋介石所设置的障碍比之前更难以接受。
第一：蒋介石要求师之上不再设指挥部；
第二：蒋介石要求各师副职改由国民党委派；
第三：蒋介石要求团以上的部队设政治训练处，负责政治工作，师上面的政训处主任由特务头子康泽担任。
第四：朱德总司令和毛主席不能在新改编的八路军中任职，必须离开部队。
很显然，蒋介石在故意使坏，意图就是要控制红军队伍和陕甘宁边区，周恩来当然不会承认。
第五次谈判失败之后，使得红军改编的事变得复杂起来。
一方面是红军急需改编，应对急迫的抗战大局，另一方面是国民党无理刁难提出来的根本无法接受的改编要求。
于是以毛主席为首的军委提出红军自行改编的方案，在1937年7月16日毛主席和朱总司令亲自给红军前敌总指挥彭德怀、任弼时政委、叶剑英副总参谋长、红军援西军司令员刘伯承、政委张浩发了一封《关于红军编制及准备》的电报。
其中明确规定：方面军编为师、军编为旅、师编为团，3个方面军就是3个国民革命军正规师，开赴抗日前线，另外的红27军、红28军、红29军、红30军、红31军，加上地方武装合编为第四师，专门保卫苏区。
这样一来，既满足了红军改编，实现抗日的需求，又确保了改编后的队伍仍让在我党的指挥之下。
然而，还没等到红军完成自我改编，抗战局势就发生了急剧变化。
八一三事变的爆发，日军开始进攻上海，严重威胁到民国首都南京的安全，蒋介石慌了，急需要组织兵力迟滞日军在全国的进攻速度。
这时候，蒋介石也不再纠缠红军改编成多少兵力，设不设置总指挥部，只想着赶紧把红军队伍投入到抗日战场。
正是在日军逼近的背景下，蒋介石才稍微松了松此前严苛的态度，快速同意了我党最后提出的最低极限要求的3个师的改编方案。
于是就出现了开头国民政府军委会下发的红军改编命令，分别定为八路军115师、120师、129师。
只是在编制级别上和番号命名上，国民党方面还是耍了点小聪明的。
从级别方面讲，红军改编八路军的3个师属于丙种师，是国民革命军师一级最小的编制。因为国军部队在1928年“军事编遣会议”后就把整个陆军划分为甲、乙、丙三个等级；其中甲种师配备3个旅9个团，主要适用于蒋介石的嫡系部队；乙种师配备3个旅6个团，主要适用于晋军、川军、滇军、桂军等地方派系军队；最低配的丙种师，只配备2个旅4个团，则给了红军改编来的八路军。
说白了蒋介石还是想借编制来压缩我党领导的八路军兵力数量。
从番号方面讲，红军改编八路军的3个师的番号，全属于被取消番号的3个东北军下辖的师的番号，其中115师早前隶属于东北军67军、120师隶属于东北军57军、129师隶属于东北军53军。
经过西安事变一事后，蒋介石为了报复，就对张学良的东北军进行了大刀阔斧式的缩编裁军，17个步兵师整编成了10个，裁撤了7个师的番号，其中就包括八路军所使用的115师、120师、129师。
毛泽东：令中共抱憾的民族功臣。
周恩来：不论张学良将军死活，我们中国共产党评张学良将军为“民族英雄、千古功臣”。
这才是完整的张学良，他们应该说，互相的意思也知道差不多了。
家园 张最后的误判是对蒋介石 张亲自送蒋回南京既是慷慨赴死，也是负荆请罪，要么蒋把张立刻杀了，这个张不怕，少帅是枪林弹雨里过来的人，自己杀人如麻，也更不惧生死，而一旦蒋不杀他，即便关几年，出来就能抗日了，当时的军阀之间都是如此，今天相恨相杀，明天又合作对外，可没想到蒋既不杀他，又不放他，一关就是大半辈子，求死不能求生不得，这恐怕是张一辈子最后也是最大的误判，早知如此，少帅应该绝不会出此下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