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整理】金秋盛会 -- 神仙驴

关于防疫放开的种种理解、分析、猜测，最终还是要回到现实层面去验证。我看到很多键政大V都在等今天晚上的新年致辞怎么说。其实，昨天的政协茶话会上，习的讲话已经给最新的防疫政策定了调：

关于防疫的话就这么一句，但信息量却很大。

首先，我之前的猜测基本正确，放开是习的选择，放开的原因是时势的变化，这就证明了接下来确实有普通人意想不到的事情会发生或者有发生的可能。

用守护，而不用抗击疫情，已经说了放开共存的不可避免，而减少对经济社会发展影响，也证明了经济形势的严峻。

回应王兄的：

第一条，既然领导人已经承认放开是自己的选择，也承认确实是因势而为，那么，当那个势浮出水面的时候，也自然是疑惑落地的时候。在那之前，任何试图解释这次措施的行为都会被认为是为当权者“开脱”。

但“开脱”的前提是“他做错了”，而直到目前为止，完全放开也不到一个月，整体效果还未完全显现，而后续的时势变化现在还如同海面，也许暗流涌动至少表面看不出来。

所以现在下结论，无论是什么还太早，并且，放开过程中的不合理等，当然有更好的做法，但“做的不够好”跟“做错了”还是有巨大的鸿沟的，这不仅牵涉到对领导人的评价问题，更牵涉到如何应对接下来的局面的问题。

我个人的理解是应对经济危机，但我说出这个理解其实非常犹豫，首先无论怎样都不讨好，如果经济危机真的发生了，那我自然逃不了“乌鸦嘴”，甚至挑动恐慌的嫌疑；如果不发生，那么我自然又是一个“神棍”落空的笑柄。

但现在的时势已不容得考虑这些，第二，我相信这个时机肯定有多重复杂考虑，危机只是其中最确定的一个。这儿我又要老调重弹，事实上俄罗斯的“猪突”和被反推消耗了中国若干年积累的至少一半的战略主动权，我可以肯定俄乌问题的发展大大影响了疫情应对的灵活性和主动性，最近这波与俄罗斯的互动也可以侧面印证。

第二条，完全同意，新民族主义者这些年一边鼓吹“入关”，一边叫着“996卷死西方”，非常好笑。中低端产能没有他们想的那么不可取代，中国需要世界，甚于世界需要中国。

第三条，完全脱离外部的内循环绝无可能，这个世界上没有谁可以做到，朝鲜做不到，中国做不到，俄罗斯做不到，美国也做不到。

第四条，内部分配问题，这次二十大已经提了几个新概念。但我认为，这还是脱离不了“战略讹诈”的嫌疑。原因就跟拜登之前试图四面围堵时中国祭出“内循环”一样，这跟里根的“星球大战”一样是战略讹诈。而众所周知分配问题是倚天宝剑，不见人血不还鞘，既得利益见到“分配改革”必然抵死反击。

所以这次分配改革的宣贯，我认为第一是试图让既得利益提前盲动，暴露身段，从而进行战略定位；

第二是刺激党内外理论家为新理论航向添砖加瓦，我相信很多人已经准备了各自的“锦囊妙计”，不妨先拿出来相互PK一番，执政者很喜欢这样的游戏；

第三，分配改革这样的大招出来，其目的很可能是隐藏一个更大的大招，而这会是什么，我还在猜测。

第五条，对应第四条，背后大招出来，然后才是分配改革1.0，2.0，必然不会一蹴而就。

至于到底是全能政府还是威权政府还是什么，政府对自身的定位当然会影响自身的施政方向和方略，另一极则是老百姓的愿景，这一点上，中国传统的“共情绑定”还是有一些效果的。

至于李家坡，个人认为除了组屋政策，其他没有大的参考价值，量级，历史，段位，愿景完全不在一个位面，李家坡的方略至多只能指导一个区域集群或经济特区，如海南等。

王兄说道“左派右派，只有体制派”，这让我有一种非常熟悉又陌生的感觉，熟悉是因为大概十几年前就有人在河里说过类似的话；陌生在于，这句话好久没听过了。

说说我个人的观点，左派的道德理想主义在各个历史阶段可以说几无用处，在行动力上被邓派吊打，在激情上被新民族主义秒杀，所以指望左派能折腾出啥实际的东西，那恐怕是要坐吃山空饿死人。

但是一个国家的舆论场如果连左派的空间都没有，那么恐怕是真要堕入毫无礼仪廉耻的修罗场中去了。所以即便左派的道德文章落到人嫌狗憎的地步，我也从不主张剥夺他们的话语权，所以哪怕河里很多人其实是打着左旗做右派爱做的事，我不到万不得已也一般保持“人艰不拆”。

并且因为新民族主义在2022连续遭遇俄乌、八二、放开的几连杀，被打的满头包，濒临破产，这本来就给左派让出了十年难遇的机遇，如果这个机会还抓不住，那只能说一句“扶不起”了。

另外，我个人觉得，王兄可能旅居国外已久，内心中对“权力制衡”，还是有一点点执念或者说，信仰。

对于人性恶理论来说，权力制衡确实是制约上位者几乎唯一的手段。但我一直以来的疑虑是：

第一， 从东西方现实的政治处境看，当现实状况已经危及到权力的基本盘时，既得利益可以毫不犹疑抛弃任何既定规则、潜规则以及“人设”，完全按现实逻辑行事，其迅猛直接可以让普通人瞠目结舌。所以制衡本身是为了避免重大危急时刻出现，而当目下已经是重大危机关头时，制衡是否能发挥作用，就是另一回事了。

第二， 即便现实状况已经让人瞠目结舌，但也无需做痛心疾首状。说到这儿我总想到《人民的名义》中祁同伟茫然地跟他的老师高育良说：他们这么做，不是破坏了汉东的政治平衡么？！

高育良恨铁不成钢地说：平衡是相对的！

所以不管既得利益，改革派，左派，右派，最终能大得过时势么？所以时势如果在此处形成了波峰，那就说明这确实会有个波峰。同样，时势也在酝酿现实的反对物，反者道之动。

第三， 我还是强调，要到现实的社会经济基础中去寻找左和右，而不是刻舟求剑，按照书本或者历史去按图索骥。我们是在生活，做事，不是cosplay。这点上西方白左的教训已经足够深刻。

第四， 关于那个唯一的种子选手是不是个混账的问题。我想起之前河里有一句话，某人即便是个王八蛋，他也是我们的王八蛋。

而我已经注意到，之前一直反对某人的一些人现在已经试图在论证他是“别人的王八蛋”了，这也是挺有意思的事，好像现实的几件事情也提供了合适的“素材”。

那我还是说几句，今年当然是新民族主义的全面溃败之年，而某人作为新民族主义的推动者之一，至少也是提供了发展和壮大的条件，那么现在在现实事件上遭遇“反噬”，他自身也确实要承担一部分责任；

而我在之前很久，就已经不断提出过预警，之前也一直在写关于俄乌和八二事件的帖子，这个系列还会写下去。而防疫，当然也是解读的一部分，但现在事情的发展还不到一月，很多事情还没有水落石出，在这之前下任何结论，都还太早。

而不管事情的前因后果如何，群众在事件中受到的实际利益和情感的伤害，已成定局。我当然同意对这些事情“追根溯源”，我只是一再强调，这些伤害本可以被降到更低的程度。在这点上，某人自己要负责，新民族主义者要负责，那些可能没参与，但意识到问题，却在这些年一直保持缄默放任新民族主义侵吞网络空间的人，也同样要负责，因为潮水涌来时没有人能独善其身哪怕你并未推波助澜。

再补充一点，之前我说道了“抗疫不是政绩”，这是我个人观点，并且再明确一下，我的准确意思是“抗疫不是领导者个人的政绩”，至于它是不是政府的政绩，是不是所有相关的体制人员包括医务工作者的成绩，这我始终是认可的。当然，现在的意思是抗疫的成绩变成了锅，那么主要的领导人应该背这口锅。这我还是那句话，该背的背，但事情还没有最终的定论。也许几个小时后的新年致辞，会有更新的解读也说不定。

其实驴兄最新的帖子更专业，尤其是关于府院之争的部分。

实务派对应的是职业官僚，而职业官僚最典型的就是胡团模式，团团伙伙，直升飞机，朋党路线，全国山河一片绿。

可以说，如果不是十八大和二十大连续的反击，可能中国现在还在胡团模式下千秋万代，三代胡正当时，后面四五六代胡其实早也准备好了，胡子胡孙无穷匮也。

能中断这个不正常的政治生态，本身就是伟大斗争胜利的一部分。

所谓实务，无非就是做事的。在体制的任何地方，都会有人教你：做人比做事更重要。

这就是现实，但问题是，都去做人，事情谁做呢？而职业官僚的优势就在于他们大部分都用来做人了，比如你50%做事，50%做人，这比例已经很高了，而人家80%，90%甚至100%的精力去做人，到最后升上去的80%是他们，这就是实务派不得势的原因。并且实务派的效率越高，负担越重，一个人可以干三个人的活，那能不能干六个人的，能不能干九个人的？

当然，做事的不是没有问题，比如技术类的常常迷信技术，甚至有某种“偏执”。这并非不可调和，因为第一，谁都知道既懂做人又懂做事的是最好的，实务派最需要的是进行复杂博弈和政治权衡的训练空间，经验都是可以积累的；

第二，做事做到极致的，其实跟做人也是相通的，忙总就说过钱学森的例子，钱肯定是做事的人，但忙总说他在主持两弹一星以及科学院等事务时，政治手段高超，博弈术超群，只能说优秀的人各方面都是优秀的。

第三，将来的政治生态上，能施展“博弈才华”或者政治天赋的机会，比现在要更少，而与实务相关的博弈会更多，尤其是“权谋”之类的博弈，将被更细致、更透明的流程性工作取代。原因是过去信息不透明，数据等相关计算技术也不完善，而今后的政务更多将处于电子化、信息化、云化模式下，这就是过去不具备的条件。因此很多的管理问题，将转变为技术问题，而对实务的熟悉程度将更决定博弈的优势所在。

至于二十大，这本身是一个阶段性成果，能清除胡团模式本身就是胜利，而今后的斗争路还很长，不能指望一蹴而就。

因时因地制宜。

不知你注意到我的原话没有，我说的是我既非左派，又非右派，就是说现实中的“左派”，“右派”，我都非他们其中的一员。

而在具体问题上，可能有的时候我的立场更接近左派，有时候更接近右派，有时候又与他们都有不同。

比如在新民族主义问题上，我说他们虚火太旺的时候我泼水，这算左，而等他们悲观失望一片颓丧的时候，可能我就来倒油，那就算右了。

所以这样看起来，也许我是既左又右的，但这种“横跳”就如同化学键上的电子一样，有种眼花缭乱的感觉，也就是你说的，非左非右或既左又右是个不太可能的状态，只有理想中才有。

那就回到第二个问题，凭什么你认为自己可以“超脱”阶级意识和阶级立场，你有什么了不起或者天赋异禀的呢？

其实这个问题我也思考过，首先，我不可能没有我的阶级意识和阶级立场。但我之所以让自己“超脱”，或者“跳开”左右去看问题，源于以下几个原因：

一、从世界大势来看，越来越深刻的世界经济、政治（执政）总危机越来越迫近，而从现有的左派、右派政治理论或“武器库”中，我没有找到任何现成的解决方案。

二、我在过去若干年，一直有意识收集社会各个阶层/阶级/群团/集体等的反馈和生活方式。这一方面是兴趣，另一方面也是社会经济基础的复杂性，造成了社会反馈的高度不统一，比如有的人对未来极度焦虑，有的则对未来充满自信，那我当然要去想一想，到底谁出了问题？

三、新民族主义意识形态因为过去若干年，从官方-民间两条线逐渐统治网络媒体空间，让人躲无可躲，不得不认真面对它到底说了什么。结果却发现它对现实和未来的认知同样与我大相径庭。更重要的是，新民族主义的各种主张都有一种“裹挟一切”的气质，如果说认知问题可以求同存异，而行动上我不知道它把我及其他人带到哪里去，那我就不得不考虑要不要配合的问题了。

所以，我可以说是一半主动一半被动的卷入了这个“旅程”。其结果，大家也看到了。

所以回到你那个问题：

从认知上，左或右与你的阶级立场无关，如果你的阶级立场影响了认知，那显然是你的认识能力问题，即你还不能有效屏蔽自身/情绪/环境等对自己认知的影响，那你就去修炼。

从实践上，“我该怎么办”最核心的问题是提出你的预期，即“我认为一个好的社会/世界是什么样的”，如果这一点没有明确，那么对实践是没有切实的指导意义的。

而你说的更多是一个信任问题，即“我凭什么相信你”，而这在键政领域本来就是一个玄学问题，那我确实只能回答你：我无法向你证明，我是“值得”相信的，也就是我所说的每一句话，都很可能包含着陷阱，都是为了我自身利益而编造的或渲染的阴谋论。

我唯一能提供的，恰恰就是你说的“跳大神”或者“神棍”方式，即对阶段性事情的发展提出“预言”或“预测”：如果我说对了，那自然多一份可信度，如果我说错了，那就少一份可信度，就这样。

第二个，关于“一个好的世界应该是怎样的”，我得承认我也没有现实的答案，而我认为在这一点上，左派和右派也没有现成的答案，但是他们中很多人，都很擅长的一件事就是“假装自己有答案”。在这点上，新民族主义者这么多年可不就是在这么做么？

但我也有一个“取巧”的回答方式，因为“创造新世界”并不是唯一的任务，它的另一面就是“解决已经出现的问题”，比如当下的经济危机。

而在这一点上，必须要依靠领导人或者“领袖人物”的作用，这也是我对左派和右派过多批判“定于一尊”所不满的地方，因为解决世界性问题，不靠领导人物带领，难道你我带领？当然左派又要说“群众路线”了，那么还是那个问题，请说出群众路线的一二三四是什么？

至于有诟病“与当权者共情”或者“海心油命”，这就可能不太了解中国老百姓的生存智慧。这一点也与“大多数人无法超越阶级立场”产生了矛盾，为啥中国这么多人喜欢跟领导人共情呢？

除了普遍的“阶层跃升”愿景之外，其实是一个很简单的朴素道理，即“情感绑定”。举个例子，我有某位同事跟我抱怨另一位同事，说他经常对他嘘寒问暖，又是送水果又是让座什么的，“其实他根本不是真关心我，他只是希望工作上有事的时候我帮他兜底。”

但你能真的无动于衷或者“挑破”么？当然不能，因为抬手不打笑脸人。而现实中群众对领导人的“共情”，也是一种情感付出，或者说是一种“表演”，也就是我付出了感情，我希望你也能在关键时刻对我好。

这种绑定当然听起来很幼稚，很不靠谱，但却很实际，一是中国传统喜欢把君民关系比喻成父子，即总是用亲伦关系去“规约”。

二是，这种情绪积蓄在整体上当然会成为一种“势能”，就像水库一样，到了一定高度倾斜下来，也会形成巨大的动能。你不见因为八二和防疫放开的事情，多少人诟病领导人“背刺”了 他们，而他们首先抱怨的大多不是自己的利益受到损害，而是情感受到伤害。这就是李泽厚总结的中国的“情本体”文化。

所以我能让别人相信我与他确实有利益共同点的，也许只有一件事，就是在过程和结果中尽量少受伤害。显然，在过去对新民族主义等网络思潮的抨击和鉴证过程中，如果有人听信我的话，那他确实至少在情感上会少受一点伤害，这也是我能立刻“自证”的为数不多的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