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关于程朱理学、东林党的认识 -- ziyun2015
家园 前面有个帖子鼓吹民族矛盾 看看明末，清末这帮士大夫地主们的所作所为，无一点都不是在说明了阶级矛盾远比民族矛盾要严重的多。明末士大夫们引寇灭李自成。清末放着洋人不打，干死太平军。他们都心里明镜的狠。
家园 这是近古了，中国在南宋成功转型财政国家。之后当然是阶级矛盾。 一般民族问题说的是中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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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北宋是世界上第一个税收国家。之前，由于土地税收、土地经营和所有权的分离，问题本质都和阶级相关。只是一些时候，外部因素，比如气候变冷的影响更大，比如六朝时期。但也难免内部问题。比如清谈，本质上是政治上的不得已。
家园 从多尔衮进入北京，阶级矛盾就已经是社会的主要矛盾 满清政权/武力，已经变成了士大夫、商人、地主阶级的保护者，因此与李自成、张献忠等农民起义军的矛盾是阶级矛盾。南明永历政权之所以能和这两支农民起义军合作，是因为追随永历士大夫们已经很少很少。王夫之抛弃南明，不管他用什么冠冕堂皇的理由，其实就是反对永历政权和农民起义军合作，这也是士大夫的“阶级立场坚定”的表现。
另一方面，钱谦益的弟子郑成功集团，以及奉为招牌的唐王、鲁王什么的，倒是没有和农民起义军合作，这些东南沿海的“反清复明”集团与满清的斗争，倒是缺乏阶级斗争的性质。这也应该是为什么郑成功集团一直不能与永历政权配合合作的深层原因。顾诚先生似乎没有在《南明史》中分析到这一点，只是从郑成功个人比较私心重来解释，看起来是不够的。
明清交替时代所谓三大思想家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他们仨在民族矛盾上最后其实都是投降派，根本原因就在于阶级矛盾大于民族矛盾。看清了这点，才能看清楚他们三个的底裤。
家园 不是只有文人才是地主阶级，山西的姜瓖，陕西的左光先 甘肃的米喇印等人，哪个不是大地主。
提到米喇印，摘录几段官方的说法：
著名中国交通史、中国伊斯兰教史、回族史、中国民族关系史、中国思想史、中国史学史专家、教育家、社会活动家，《光明日报》的创办者之一、《中国通史》《回族人物志》等书主编白寿彝说：
清朝政权是以满族贵族为首的中国地主阶级政权，满族贵族在所实行的各种制度、法令、政策中，除了阶级压迫的内容外，更是尽量制造民族差别，实行民族压迫和民族歧视，以利于其自身的统治。
这个历史时期中国社会存在着两种大的矛盾，一是各族劳动人民和统治阶级的矛盾，实际是明末农民战争的继续和发展；一是以南明诸王为中心的汉族反清派地主和满族贵族的矛盾，这是明末以来明清统治阶级间内部矛盾斗争的继续和发展。因此说，清初的反清斗争既有阶级斗争的性质，也有民族斗争的性质。
千百年来回族人民和汉族人民守望相助，出入相友，在政治经济上结为一体，在清初汉族人民的反清斗争中，回族人民也积极参加。清顺冶五年爆发了甘肃的回民起义。
类似的说法很多，比如著名历史学家、中国元史研究会副会长、暨南大学中国文化史籍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回族史》《中国少数民族简史》《回族文化志》《元代文化史探微》《元代中国少数民族新格局》等书作者邱树森说：关外的满洲贵族乘中原鼎革之际，与吴三桂等明朝官僚相勾结攻入北京，通过篡夺农民起义的胜利果实而建立起清王朝。满洲贵族建立的清王朝不仅与农民起义军为敌，引起了各地农民起义队伍的激烈反抗；它与国内各民族之间也存在着尖锐的民族矛盾。因此，不仅各民族人民举行了反清斗争，地主阶级中一些具有民族气节的官员和知识分子也投身于斗争之中。由于民族矛盾的尖锐和突出，许多反清斗争以拥立明王朝为号召，表现出“复明”色彩。二人（米剌印、丁国栋）所言“豚尾长拖”，“重满轻汉”(当也包括“轻回”在内)，包含着对清统治者所推行的民族压迫和民族歧视政策的极大愤慨。由此可见，这次起义带有明显的反民族压迫的性质，他们反清的目的在于“复明”。他们认为，明朝的天数未尽，明朝皇帝虽然在农民起义中死亡。但是人心思汉，颇不自安，所以提出“反清复明”的口号，号召汉、回各族人民起来推翻满洲贵族建立的统治。
链接：https://www.zhihu.com/question/417593306/answer/1445998986
我反对的是只讲阶级矛盾，不讲民族矛盾，以阶代民，甚至衍生出洪承畴是民族英雄而岳飞不是民族英雄这样颠倒黑白的说法出来。
还是少数民族好，写个民族压迫也没人唧唧歪歪，汉族反而提都不能提，随时一顶破坏团结的大帽子扣上来。
我个人认为明末那种透支民力以后的土崩瓦解的局势，军事的胜利才决定了政治的胜利，文人士绅中有血性大多没啥用地殉国了，少部分如文安之这样苦心支撑危局，剩下的基本上都是墙头草，谁强跟谁。
如果李自成在山海关没输，华北地主心里再怎么恨农民军，他们打不赢闯军的野战军队，也不敢起来造李自成的反。
江南长期和平中极度缺乏军事素养，在剃发令之后虽然纷纷反清，但是连李成栋这样的明军降军都打不过了。
家园 郑成功没有和李定国合作真是太遗憾了
家园 影响不在这里 其实造命由我，在先秦已经完成，在汉晋已经精确。
天命之，谓性。我命由我不由天。但问题在于
当那些洞见业已被获得时，为什么它们并未得到普遍接受？为什么划时代的真理必须在历史上经受各种折磨：不完美的阐述、躲避、怀疑主义、不信仰、拒绝和畸变，以及历次复兴、重生、重新发现、重新阐述和进一步的分化？这才是最可怕的地方。从思想出现，到精确表述，再到普遍接受，用了两千多年。也就是说，真正的影响是，敢于说出一个大家都知道，却因为各种原因不愿意公开说的东西。
其实我只是想说，王女干政的例子太多了，平民也有这点考量。或者说，平民官员、清流也可以选择，为什么不选？皇子、太子选妃有同样的标准吗？哪怕有对皇亲的制约？再回到王女呢？
家园 二、从“众正盈朝”到北京陷落阶段的东林党（3） 书接上贴：
黄台吉打到北京，还造成了一个《明史》不提的后果，就是让大明的税收被各省截流，说是用于勤王军军费，北京朝廷中央能收到的税款几乎被腰斩。
从崇祯继位至北京陷落于满清之手，士大夫阶级的意识，基本明确都是要与满清议和+对农民起义军坚决镇压。史可法的主张，是东林党组织的共识。之所以有波折拖延，是因为要把议和的锅，让崇祯皇帝来背。
让皇帝背议和的锅，除了袁崇焕企图迫使18岁的崇祯签下城下之盟，还有就是著名的陈新甲泄密事件：陈新甲是国防部长，议和文件是最高密级的文件，鬼才会相信这种文件是因为错放案头才被传出去。分明就是官僚们谈得差不多了，要提前把锅架到崇祯背上。——如果崇祯迫于压力承认他知道此事，那么在朝官员会立马鸦雀无声，这样“崇祯主持议和”就定论了。
看看万历年间东林党人李三才偷看王锡爵给皇帝的密信，并加以泄露，导致王锡爵不能做首辅、而由顾宪成选中的叶向高做首辅。东林党做这种事是有前科的。
据《孙公行状》、《孙承宗年谱》、《边事小记》等记载，祖大寿叛逃又被孙承宗追回来后，“其门下有一个降虏叫做银定，原本是奉后金书信，来和袁崇焕议款的，当时只谈到一半，还留在大寿营中。后来后金又派来三个人，在黄旗上写了“讲和”两个大字前来，祖大寿询问孙承宗的意见，孙承宗明面上说：“听大将军处分。”而私下里则指示他：“毁其旗及书，焚之军前，其人惟所置之。”祖大寿于是斩其使者。”（知乎：曹天元）
孙承宗这样做的原因，不能说是忠于皇帝，因为揭露袁崇焕与黄台吉议和，是明代大臣的责任，不揭露就是不忠+违法。况且从孙承宗各方面的记载看，他个人也不同意袁崇焕的议和。那么问题就来了，既然隐瞒此事既不忠又违法，且与孙自己个人的观点不同，那么孙承宗为什么还要杀人灭口呢？
合理的推论就是：隐瞒此事，就是保护了东林党团体，保护了隐藏在袁崇焕个人背后的”组织“及其意图。
正如《窃明》中金、赵争论的那样，袁崇焕“谋款斩帅”，对袁个人其实没有什么好处。如果在袁崇焕背后，加上了东南官+商+学之严密组织——东林党，一切看起来就会合情合理。
黄宗羲和乾隆配合默契，极力让后人不将袁崇焕和东林党联系起来，奥秘就在这里。
不过，因为天启和崇祯两位少年皇帝都对东林党发生了从信任、到不信任的转变。所以东林党的议和目标，也没有顺利实现。
还要注意：东林党这个时代的议和，并不是东林党士大夫阶级认可满清可以替代朱家血统做朝廷的皇帝。
家园 二、从“众正盈朝”到北京陷落阶段的东林党（2） 关于天启、崇祯两位青年皇帝，为什么会对东林党有相似的信任波动？过去乾隆、阎崇年、查良镛们的解释说“明朝的皇帝都是坏蛋”。在和任爱杰兄讨论明代法定货币问题时，任兄也不加质疑地取了这一立场。可见黄宗羲们的影响有多么广泛。
在天启、崇祯两位青年皇帝在位期间，每天他们清早一醒，面对的就是“没钱”和“打仗”两件极其闹心的烦恼事。（天启皇帝只面对努尔哈赤一方，崇祯皇帝要面对皇太极和李自成张献忠两面的战事。）为了解决钱的问题，就开始向农民加税，仅仅几年，就让西北地区出现了大规模民变。
黄宗羲们在历史书中，都不提这两件烦心事的历史大脉络，不提东林党对这两件烦心事做了哪些决断。
所以我们就先来拾遗补缺，整体说说这两件烦心事的大脉络，以及东林党的相关决断。
一、天启即位后，东林党人因为”拥戴之功“，被大量升官、启用，”众正盈朝“，青年皇帝对东林党也是非常信任：要钱给钱，推谁用谁——辽东熊廷弻原来是楚党，专门弹劾东林党，所以要换掉，换上东林党袁应泰。
然后没几个月，沈阳、辽阳就被努尔哈赤攻占了、辽东半岛全丢了。
二、不得已，天启皇帝又把熊廷弻请回来。而东林党继续执掌内阁、六部大权。
又几个月，努尔哈赤又来了，广宁兵败，辽西也丢了——明朝至此丢失了从山海关、到黑龙江流域（包括库页岛）整个东北地区。
三、天启皇帝再派孙承宗去山海关，解决国防部长王在晋和六品小官袁崇焕的“分歧”。最终东林党孙承宗肯定了小官袁崇焕、赶走了部长王在晋，启动了“塔攻”路线。
此后三四年，努尔哈赤倒是没有来攻，主要是被汉人反抗、毛文龙游击战缠住了。
因为花钱太多，三年多没有战果，孙承宗被逼无奈，让部下出击一次，结果被打得大败。于是乎只好辞职回家。
四、努尔哈赤因为抢杀了汉人所有的粮食还不够吃，（朝鲜的走私渠道又被毛文龙袁可立堵死），终于被饿得来抢孙承宗贮存的粮食了。看结果的确抢了不少东西，在宁远试着攻了一下城，因为没有火炮，打不下来，就撤了。这场杀敌269（首级）、仅在觉华岛一地就损失7000多兵民+2000余船只+超过8万石粮食的一战，就被吹成了“宁远大捷”。
五、几个月后，努尔哈赤挂了，袁崇焕擅自派蒙古喇嘛去“吊唁”，建立和谈渠道。
六、第二年，黄台吉又带兵来打了一次锦州，这次袁军的表现更差劲：不仅被抢走大量粮食，最终连几个首级都没有。黄台吉撤兵，一是抢了些东西，二是毛文龙在背后搞游击战。
天启皇帝忍无可忍，将袁崇焕“退休”。
七、天启皇帝在21岁突然死亡，其16岁的弟弟即位。他违背哥哥的遗嘱，干掉了魏忠贤，被东林党捧上了天，于是乎，东林党人再次“众正盈朝”。崇祯皇帝也再次对东林党人要钱（挤出）给钱，推谁用谁。东林党人极力推荐袁崇焕再次出山，拿到了前所未有的辽东军政大权。
结果一年后，黄台吉就打到了北京城下！
通宝推：光头佬,dfindy,家园 【讨论】天启皇帝面对的战事不只努尔哈赤一场 我以前也以为天启一朝只面对努尔哈赤一个战场，还是看网络小说才知道天启朝还有一场大战在打，一直打到天启死后，崇祯初年才完全平定，就是云贵川一带的“奢安之乱”，这一战争的规模和消耗也不小，只是因为不像农民起义军纵横中原影响巨大，所以名声不显，甚至历史教科书都没讲。我还专门搜索了相关信息：奢，是奢崇明——就是“凤凰传奇”唱歌的电视剧《奢香夫人》姓的那个“奢”，“安”，是安邦彦，这两个人都是云贵川一带的大土司。奢香夫人大约是和秦良玉差不多的对大明朝非常忠诚的女土司，但她的继承人奢崇明不然。当明朝在对女真作战失利调西南少数民族，比较能打的秦、奢两家出兵辽东，奢看到大明武力已经如此衰落，又给不出粮饷，就起兵叛乱了。（当然这里又不得不说东林党的“成事不足，败事有余”，让人家从西南万里跋涉到辽东打仗，却还要人家“自带干粮”！东林党天天用“大节”、“忠义”来要求别人“自带干粮”保卫他们，却不忘了自己上下其手。）奢崇明起兵围攻贵阳，后来被打败，退往山里，不久得到另一位大土司水西安氏的安邦彦的支持，卷土重来，两家合伙，兵势更胜，一直打到重庆城下。女将秦良玉的白杆兵有大部分是在和奢安作战，到天启死的时候都还未平定。
题外话：西南地区在奢安之乱前有播州杨应龙之乱，在崇祯死后又发生了沙定洲之乱，说明明朝对西南地区二百年的羁縻统治是失败的，当然主要责任在具体实施统治的黔国公沐家，一代又一代黔国公不但没能把西南少数民族土司改造成大明国民，反倒被影响的自己都快蛮夷化了。金包衣小说里提到的黔国公沐天波的老爹因为行事太过狂妄胡闹，被他亲妈毒死了。沐天波本人对于沙定洲之乱更是无能为力，早在农民军大西军到来平定沙定洲之乱前就失去了对云南的统治。
家园 二、从“众正盈朝”到北京陷落阶段的东林党 天启皇帝继位之初，是一个年仅14岁的少年，死的时候不过刚刚21岁。（这里指的都是周岁）在天启刚做皇帝位子的时候，对东林党是非常信任、大加任用的。很多东林党人都到朝廷、外地做官，史称“众正盈朝”。
在天启三年的京察中，通过东林党大佬 吏部尚书赵南星团队的操作，非东林党都被贬斥，东林党人进一步占据了朝中、外放官员的大大小小的位置。
然而两年后，形势就急转直下，非东林党人集结在魏忠贤的领导下，追赃打死了东林党六贤+七贤。
再过了一年多，天启皇帝忽然死掉。他的16岁的弟弟继承了皇帝宝座，很快贬斥了魏忠贤集团，重新重用东林党，又来了一次“众正盈朝”。
又不过两年，崇祯皇帝也开始收拾东林党，一直收拾到他自己最后在景山自缢为止。崇祯帝甚至还超越了魏忠贤，将小东林的吴昌时，在他面前行刑，明确下令要打断吴的腿。傍边的高官劝皇帝：“三百年来没有皇帝这么在大殿上、亲自看着下令行刑的。”崇祯怒回：“三百年来也没有吴昌时这种坏淫！”
——史载：“明思宗亲自审问吴昌时，命用刑打断了吴的小腿，阁臣蒋德璟、魏藻德奏道：“殿陛之间无用刑之例，伏乞将昌时付法司究问。”思宗怒批：“此辈奸党，神通彻天，若离此三尺地，谁敢据法从公勘问者！”二阁臣奏道：“殿陛用刑，实三百年来未有之事！”明思宗说：“吴昌时这厮，亦三百年未有之人。”二臣哑口无言”
这一切究竟是怎么发生的？怎么搞成了这样？
先和大家分享一段视频
https://m.weibo.cn/status/4748415764268166?wm=3333_2001&from=10C0093010&sourcetype=weixin
视频中的明史专家方志远，就是被复旦姚大力邀请组团，编写《五万年中国简史》，在其中负责写明史的那位。他在那本书中的立场，无疑是站士大夫的，不过也透露了一些信息：比如崇祯在最后阶段，曹化淳对他说：“若魏忠贤在，必不如此”，崇祯默然有悔意。还提到了倪元璐最后还在向崇祯推荐陈继儒——就是那个建言杀毛文龙的“书画家”。
通宝推：empire2007,北纬42度,俺是老胡,
家园 一、走出“雏型”阶段的东林党（6） 由于满清和黄宗羲们的合作，我们今天不太知道非东林党的齐、楚、浙、昆、宣党的详细观点，主要是对于争国本、三大案、程朱理学 VS 阳明心学、矿监税监等问题，有何异同。
我们仅仅能知道的是：
1、东林党采用程朱理学（以及他们对程朱理学的解释）来指点朝纲，直到明朝灭亡，也没有完全说服同为科举出身的其它士大夫。
2、东林党在万历十年后（也就是张居正死后），非常成功地推动废除了考成法、禁止私设书院等张居正改革施政措施。这些废除也得到了其它在朝士大夫们的支持、默许。
3、在“争国本”问题上，东林党领导了朝野舆论，反东林党各派对此是被动、弱势、以及被裹挟跟随的。
4、东林党阻止万历皇帝的企图，阻止在张居正之后再出现一个能督率百官的内阁，基本达到了目的。
5、废除了张居正的考成法，对百官评级升降，京察就成了几乎唯一（保留）的手段。东林党各个党派在京察上狗血淋漓的争斗，其背后的原因，往往被史家忽略。那就是因为朝廷财政困难、需要将税赋指标分摊给各省各地区。万历后期士大夫们争权搞得这么厉害，动力还主要是其背后的商人集团：为了争取减少本地区的税赋分摊，而暗中怂恿士大夫争取“当权”。
那个著名的内阁中书舍人、官场（商场）掂客汪文言，之所以被当年明月传说“不知用了什么手段”搞掂了齐楚浙党，应该就是搞掂了齐楚浙党背后的商人集团。
6、党争的结果，不仅是让内阁为首的文官体系软弱无能，也让之前的人才没有了。比如胡宗宪、张居正、戚继光、李成梁、陈磷等军政人才，很有能力，但也“操守欠缺”，其实就是为了在官场朝野中运转自如，也必须默许/遵守潜规则、搞一些“润滑油”。
对此，我们可以从刘跨越这个例子就可以了解。
通宝推：俺是老胡,家园 一、走出“雏型”阶段的东林党（5） 自《明史》以来，都把万历皇帝的“矿监”和“税监”说成是恶政：
首先把万历皇帝说成是“贪财”。闭口不谈万历三大征、三大殿烧毁以及各种天灾（小冰河期）造成的财政困难。
其次，因为万历皇帝派出的“矿监”和“税监”都是宦官，宦官“自然”都是坏人，“欺压百姓、自己贪污、激起民变”，等等不一而足。闭口不谈万历时代，各地商业的兴旺发达 VS 朝廷收到的少的可怜的商业税、海关税，以及民间开矿的情况。
第三，明代商业税率的确很低，但是农业税也低，我们可以从农业税/收入分配来了解明代商业税/收入的分配——我们认为：
1、明代的商业税/收入分配，本质上和农业税一样，中小商人、手工业者和土地上的自耕农、贫雇农类似，都没有从朝廷规定的很低的税率上，获得小康生活的保证。相反，大部分收入其实是被各种土豪、官吏、业霸所收走了。
2、也和农业税一样，大商人因为有家族（做官）背景，因此也和大地主一样，基本逃脱了对朝廷国库的纳税。
第四，印象中似乎士大夫阶级、御史们也从来没有揭发过各地官员对商业、手工业、海外贸易的收取各种灰色收入，以及相关的腐败行为。
万历皇帝派出宦官，实在也是不得已的办法。张居正死后，士大夫们首先就废除了考成法，内阁对整个文官系统失去领导、监督、审核的权力。比如，内阁首辅王锡爵，面对低他很多级的小官顾宪成，居然地位不符地倾诉抱怨：“当今所最怪者，庙堂之是非，天下必欲反之。”而更令人奇怪的是，小官顾宪成就能大大咧咧地回怼首辅：“吾见天下之是非，庙堂必欲反之耳！”——这里说的天下，并非一般意义上的天下（舆论），而是士大夫缙绅阶级（舆论）。
万历皇帝是否后悔清算了张居正？种种迹象表明他是有“爱恨交加”的情绪的，一方面认为张居正的强势，让他如芒在背；另一方面，他也痛惜“世间再无张居正”。尽管他对王锡爵、沈一贯等大力支持、封赏、挽留，希望他们能搞一个负责任的内阁出来，能够督导百官，而不是和稀泥。但是东林党势力已成，控制了在朝在野的官场舆论，培养塑造了不计其数的御史、谏官、说闲话之官，几十年不眨眼地阻止任何一届内阁能组成比较团结、比较强势的班子，阻止任何内阁对整个文官体系能起到督导、监察的作用。
因此，万历皇帝能用的，也只有身边这些出身贫苦人家、没有盘根错节的社会（官场）关系、甚至不识字，但看起来对皇权比较（相对，投靠文官的也不少）忠诚的宦官了。
说这些税监、矿监蛮横、有贪污，是有可能的。但是对比士大夫缙绅们在各地盗开矿藏（明朝的金银矿属于皇家和朝廷所有），从中小商户、手工业者身上吸血的收入，肯定是小巫见大巫。
东林党的党纲路线，不仅仅是上奏章反对矿监、税监。同时也大力包庇各地税点、矿点的官吏及大商人的势力。因此投靠东林党，是这些原有靠吸中小商人、手工业者血的腐败分子、黑社会分子的逻辑选择。东林党人数量的扩大，并不单靠讲学那种传销洗脑活动。
《明史》等说万历皇帝昏庸，往往说万历皇帝不理睬文官们对矿监、税监的举报。还对各地民变不与理睬。甚至在云南矿监被杀了后，气得不吃饭。当我们清楚了上述背景情况，就会明白其实万历皇帝也不傻，他清楚地知道文官们为什么反对矿监、税监，因为这些监督”动“了原来官员缙绅、大商人们的“奶酪”。所谓的民变，根本就是这些腐败分子的组织和煽动，不是真的“民反”。——比如万历之后天启年间，《五人墓碑记》中的那五个人，除了一位是周顺昌自己的轿夫，其余四人都是商行人士——而文官们居然胆大妄为到组织制造“民变”，杀死皇帝派出的矿监、税监，内阁却不能惩罚制裁那些文官缙绅，万历皇帝生气就可以理解了。
一直到努尔哈赤叛变起兵，万历皇帝才开始向农民收取新税（辽饷）。税监和矿监可以说是延缓了向农民加派税赋的作用。
家园 一、走出“雏型”阶段的东林党（4） 争国本，是围绕万历皇帝两个庶出的儿子，争究竟谁能当皇位继承人的事。
东林党大体从“妖书案”开始，通过“挺击案“、”红丸案“，最后通过“移宫案”，最终完成了对皇帝继承人的所谓拥戴，攫取了巨大的政治资源。
嘉靖皇帝那会儿，士大夫们起哄起的是现任皇帝的爹的位置问题，即皇帝的亲生父亲，和皇帝继承帝位的前皇帝之间，位置该如何摆放。翻一下明史，似乎嘉靖及其后代都比较强调一个“孝”，所以让嘉靖不管自己的亲生父亲叫爹，这事他接受不了。争执的结果，是嘉靖大获全胜，士大夫们失败。
万历皇帝这里，是正宫皇后没有儿子，两个妃子生下了儿子，该立哪个儿子为皇位继承人的问题。经过几十年的拉锯战，特别是上面说的几大案件，最终结果是万历皇帝向东林党为首的士大夫们妥协、从了。
在后来的清朝，大臣特别是汉族士大夫，如果胆敢介入皇位继承人，敢于提前站队，基本都是死罪。在万历之前是否有类似的针对皇帝继承人的公开的投机，我印象似乎也没有（如果有，请河友们指出），如果真的没有过（英宗复辟也是文武宦大臣的投机，但后来那些所谓的‘功臣’都被砍头领罪了），可以就算是东林党的新创造吧。
对于争国本，可以看到非东林党的内阁首辅，都没有坚持一定要“立即”“马上”确定皇位继承人。现在的理工男包括我自然对古代宗法制度不是那么了解，但是王锡爵、沈一贯、方从哲等科举达人，应该是比我们懂得多，他们不坚持走极端，显然是在中国古代儒家礼法中，在两个庶出的皇子中决定谁是皇位继承人，这个权力是现任皇帝的权力。
而这几个大臣因此都被东林党群起攻击，被骂成了狗。东林党人依据的就是程朱理学，被骂的且被冠以“浙党”“楚党”“齐党”“昆党”“宣党”也写了文章反击，这些文章后来多被东林党和满清湮没禁毁了。这就让我们可以注意到的：程朱理学和中国传统儒家礼法，并非完全一致。
可能有网友好奇：东林党这么下赌注赌在朱常洛身上，那万一朱常洛死在万历之前，那朱常洵不是还是继承人吗？东林党这么投机，岂不是会大大得罪朱常洵？能有好果子吃吗？
我们可以反过头来，看看明代这几大案，似乎都扑塑迷离，没有明确结案。比如妖书案，到底是何人所写？按照利益指向是东林党郭正域，但也没有审出什么结果，东林党人李三才力保郭，就没有定罪于郭，而是找了替罪羊匆匆结案。这个案件的审理中，就有审理官被朱常洛传话、提点——因为郭正域做过太子朱常洛的老师，所以审理官也不敢深究郭正域。
在挺击案，东林党人王之寀，明显违法诱供疑犯，让疑犯指供郑贵妃身边的太监。把万历皇帝气得要死，但还不能把王之寀狠狠滴收拾，所以这个案件最后也是疑案。当然后来的《三朝要典》认为这个案件就是东林党人自己设的局，只是《三朝要典》被崇祯朝的东林党人和满清几个皇帝都列为禁书，拿着这套书就是有罪。
所以，结合天启皇帝在21岁就“英年早逝”、以及围绕立弘光皇帝时东林党人的态度/做法，逻辑上可以合理推断出“黑洞”精英们在朱常洵身边也布置下了“英年早逝”的局。我们都知道朱常洵后来吃成了一个大胖子，看起来就是寸步都不敢离开开封的王府，看起来他也明白自己有很大机会“英年早逝”。
程朱理学真是个好东西，有了这个东西，士大夫就可以大胆地违反明朝的法律，可以大胆地侵占皇帝的权力。
黄仁宇在《万历十五年》中，还只是认为这些‘读书人’迂腐，还没有认识到程朱理学并非能提供“争国本”的价值观依据。不知道钱宾四先生有没有讨论过“争国本”的价值观依据问题、程朱理学和中国古代儒家礼法的异同？有了解的河友望指正，先谢。
家园 一、走出“雏型”阶段的东林党（3） 在顾宪成们讲学之前，阳明心学已经成为很大的社会潮流，连顾宪成们自己也曾经接触/学习过阳明心学。如果放任阳明心学继续发展（如泰州学派），将彻底推翻程朱理学，让程朱理学做不成中华文化的”代表“和控制者，这就将威胁到士大夫阶级的政治利益，进而威胁其经济利益。进而破坏明代掌控了海量白银货币的黑洞商人的利益。
我想用”黑洞“这个天体物理学上的词语，来表示明代掌控了货币权的商人集团，可能是比较贴切的。比如，我们几乎找不到资料，来了解为什么？什么人？什么时候？郑和的航海资料被销毁？为什么郑和下东洋的史实、日本幕府接受了明王朝的册封的史实，也都被”湮没“不见于《明史》等”正“史？
相对于东林党，其它浙、楚、齐、昆等地方党派，并未有以”捍卫“”复兴“程朱理学为派别活动纲领的。相反还有一些接近阳明心学、天主教等中高级官僚，如焦竑、徐光启（百度在”泰州学派“下，将徐光启列为泰州学派的名人）
东林党这种以”捍卫“”复兴“程朱理学为旗帜的特点，另一个有这样特点的，史曾国藩镇压太平天国运动时，也以”捍卫“名教为旗帜。
为什么说阳明心学对程朱理学构成了“革命”？这个话题我和河里的一些朋友做过多次讨论。概括来说，一个文明文化的价值观学说，要解释政治权力（社会的组织、裁判等最高权力）的来源和合法性，中华文明认为政权来自“德”（而西方欧米则认为政权来自“神”）。程朱理学认为符合天理既是“德”，而阳明心学则明确“心外无理”，逻辑上得天下人心即为德。前者的要害是只有士大夫阶级才能认识天理，而后者特别是泰州学派，则将社会底层、劳动阶级的“心”，也纳入了判断“德”否的标准。实际是各自代表两种不同的社会阶级，对社会最高权力的合法性，做出不同的判断。
其次，阳明心学的“未能行便是未知”，逻辑上等于否定了朱熹的地位，因为朱熹个人的历史确实乏善可陈，拷打严蕊的事就不说了，格物也从来没有去实际格出什么也不说了，在闽南大力提倡妇女裹小脚，提倡”存天理、灭人欲“，或许在明清两代也不算朱子的劣迹。但是最后他被控告与尼姑行为过线、儿媳妇怀孕等乱伦之举，他是承认了的。这里要注意，南宋朝廷并未对朱熹进行如明代锦衣卫那种”打着问“，不存在刑讯逼供，因此朱熹的承认，即便是明清两代，也是上不了台面的。按阳明心学”未能行便是未知“，那么朱熹就是伪君子，他的文章也不能用”不因人而废言“来过关了。
话说回来，顾宪成们也不是完全不”从实践中总结经验“。对张居正打击最大，造成张居正最痛苦的，就是攻击他不丁忧守制。所以尽管在阳明心学兴旺、程朱理学比较臭大街的情况下，顾宪成们还是不为所动，毅然”捍卫“”复兴“程朱理学，因为实践证明”以理杀人“很吆西。
争国本，实质也是”以理杀人“。且听下文分解。
通宝推：光头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