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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聊聊曹聚仁 -- 燕人
- 复 聊聊曹聚仁
家园 俞秀松后来在苏联，被王明等人污蔑为托派组织 “浙江同乡会”的组织者，被苏联内务部抓捕，并于1938年左右吧（具体年限我记不清了），在莫斯科内务部大楼前，和十几个被判死刑的前苏联部长级官员一起被枪决了。
俞秀松的夫人（盛世才的小妹盛世同(盛世才逮捕俞秀松后，盛世同改名为安志洁，表示与盛世才分道扬镳)结婚）后来一辈子一直在为俞秀松的冤案奔走（他夫人后来和俞秀松的弟弟结婚了）。好像俞秀松一直到80年代才公开平反。
死在苏联的中国共产党人真的很多。
通宝推：燕人, - 复 聊聊曹聚仁
家园 鲁迅有一封批评徐的信。 在1936年前后，鲁迅态度基本共产党化了。
这是先生在向组织做最后的致敬。
家园 比如，蒋介石其实不想搞死红党，所以对红军放任 不说大家都有自保意识，就说要搞死也是可控主动性更多才好。
所以说，蒋介石留着部分红军能拿来说事是好的，比起现在的不可控，蒋介石要不满意的多。也就是说红军的危险性是理所当然的存在的，而且是巨大的，所以，毛主席的四渡赤水绝对不是开玩笑，轻松易得的，有一些先生利用蒋介石的祸水入川来削弱毛主席的军事技术难度，这是不成立的。
同理，用此来忽略鲁迅先生在上海生存的难度，同样是不成立的。
要说共党左派的确在上海有相对容易的时期，那就是临时中央去苏区之前。
这标志着苏联对土共的不得不放弃或者更暗层次的沟通，也就意味着，更大的危险。
如果不打死鲁迅，当然也还是可以的，但是打死了，也还是可以接受的，除非鲁迅先生很机灵，作为一个成熟的理性的经验者，鲁迅恰恰保护好了自己。
在这个时候，实际上，蒋介石等于和西方在上海软禁了宋庆龄先生，也就是鲁迅先生最大的助力之一。
革命是要掉脑袋的，鲁迅先生也不是例外，所以官方在这里评价鲁迅先生是革命家，名符其实！完全正确！！
大家注意到了身为文化人，文学家的鲁迅，甚至对他的思想家名号也颇多关注，然而，他真是一个革命者。上海租界虽然西方做主，但是并不意味着在上海的革命没有了风险，而且还很大。
陈乔年等就是血淋淋的先例！！！
家园 补充徐懋庸资料 在三十年代初期，在左的路线指引下，要求绝对性决裂，为此激进派要求鲁迅承担激进任务，而鲁迅基于自己的地位，半公开的半地下党，拥有苏联左翼身份，但是基于中国民族主义，他选择了柔和隐蔽路线。
当然，蒋介石等右翼出于地位和对苏联的畏惧，和租界特色，没有足够的冲击鲁迅。
同时，蒋介石实际上是布置了一些暗杀的，如果，得逞了，鲁迅也就牺牲了。
随着1936年的到来，实际上，蒋介石也有求于苏联。
所以，这时是合作的氛围，由于鲁迅和宋庆龄有来往，所以也知道蒋介石在向苏联请求合作。
这时基于苏联的指示，这时是温和的合作路线，但是鲁迅是有独立意识的，也有公开身份的倚仗，所以，他和苏联路线有区分，可以说是正确的理解，既合作又有区别，而不是一切服从统一战线，在这时，激进派的领导者郭沫若是给予了缓冲的，只是内部的意见不同。
所以，鲁迅并不是背叛社共组织。
在这里多谈一下中国大儒的失误，就是创造了一种话语体系把自己这个小范围或者说传统中国精英范围的话语体系和人民大众隔离开，这是儒家大师的一个巨大的问题！！！
而鲁迅郭沫若的白话文则是冲击和打破这个精英儒家话语表述体系的！！这是他们的伟大之处！
徐先生：
十九日信收到。那一回发信后，也看见先生的文章了，我并不赞成。我以为那弊病也在视小说为非斥人则自况的老看法。小说也如绘画一样，有模特儿，我从来不用某一整个，但一肢一节，总不免和某一个相似，倘使无一和活人相似处，即非具象化了的作品，而邱先生却用抽象的封皮，把《出关》封闭了。关于这些事，说起来话长，我将来也许写出一点意见。
那《出关》，其实是我对于老子思想的批评，结末的关尹喜的几句话，是作者的本意，这种“大而无当”的思想家，是不中用的，我对于他并无同情，描写上也加以漫画化，将他送出去。现在反使“热情的青年”看得寂寞，这是我的失败。但《大公报》的一点介绍，他是看出了作者的用意的。
我当于二十八日（星期五）午后二时，等在书店里。
专此布复，即颂
时绥。
迅 上二月二十一日
【析】 这是一封讨论文学创作、特别是文学评论问题的信件，离鲁迅逝世仅七个月。
徐懋庸是与鲁迅通信较多的青年作家之一。他是上虞人，与鲁迅是同乡，从小受鲁迅思想与作品的熏陶;后在胡愈之帮助下到上海谋生，开始写作杂文，颇受鲁迅鼓励与赏识。光《鲁迅书信集》就收了鲁迅致徐懋庸的信四十三封。1934年初，他由任白戈介绍加入“左联”，任常委，宣传那长。次年，任去日本，他继任书记。1935年9月12日，鲁迅听说“左联”不发展盟员后又发展了一些盟员，十分气愤，从此对他产生隔阂。最后裂痕进一步加深，终致在1936年8月写了
《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
与他完全决裂。
鲁迅写这一封信时，与徐懋庸关系并未完全破裂，但已有明显裂缝已明显可见。1936年2月18日，《时事新报·每周文学》第22期刊出了徐懋庸(署名岑伯作)所写《<故事新编>读后感》一文，对鲁迅新编历史小说《故事新编》进行了错误的批评与指谪。他在文中虽说 《故事新编》 所写的 “其实都是现代的事故”，“鲁迅先生十分无情地画出了‘近时的学者文士们’”的“丑恶的脸谱”，这并没有大错；但对《出关》中的老子的形象，却错误地比之为“是鲁迅先生的自况，也是很明显的。”更令人难以容忍的是，他认为鲁迅“似乎是被他所见的丑恶刺激得多悲观了，所以他的性格仿佛日益变得孤僻起来，这孤僻，竟至使有些热情的青年误会他是变得消极了。” 等等。
对这一类由错误的理解进而发展为歪曲作品，最后竟然加以“人身攻击”的论点，鲁迅当然难以苟同。所以，这封信一开头，就明确地告诉徐懋庸，“我并不赞成”。然后，从正面提出自己的观点：“我以为那弊病也在视小说为非斥人则自况的老看法”，意思是把小说看成是“自传”或专门攻击别人的观点，乃是陈腐的观点绝不可取。接着，他将自己写小说的实践经验，告知徐懋庸：“小说也如绘画一样，有模特儿，我从来不用某一整个，但一肢一节，总不免和某一个相似，倘使无一和活人相似处，即非具象化了的作品，而邱先生却用抽象的封皮，把 《出关》 封闭了。”
鲁迅这一段话，深刻阐明了文学典型化的特点，对理解文学作品的形象及其意义，有重大指导意义。显然，文艺作品尤其小说，来自生活，反映生活；但这种反映是能动地去反映，决不是照搬照抄。否则，就会成为自然主义的东西（如过去有人把《红楼梦》看成曹雪芹自传一样），就把作品深刻的社会意义缩小了，创作也就失去了应有的价值和效应。但这封信毕竟不是谈文学典型问题的专门论文，不可能全面展开并进一步阐述，故说“关于这些事，说起来话长，我将来也许写出一点意见。”可惜，七个月后，鲁迅就与世长辞了，所以我们终于未能看到鲁迅全面阐述文学与生活、文学的形象与典型的长篇论文。
这封信第二段是进一步谈《出关》这部新编历史小说。“其实是我对于老子思想的批评，结末的关尹喜的几句话，是作者的本意。这种 ‘大而无当’的思想家，是不中用的，我对于他并无同情，描写上也加以漫画化，将他送出去。”这体现了鲁迅对老子和老子思想的辩证看法和态度。这里所说的关尹喜，是《出关》中的人物，相传为函谷关关尹。在《出关》这篇小说的结尾，关尹喜曾对众人说过：“他（指老子）那里会有恋爱故事呢? 他压根儿就没有过恋爱……他说 ‘无为而无不为’。这家伙真是 ‘心高于天，命薄如纸’，想 ‘无不为’，就只好 ‘无为’。一有所爱，就不能无不爱，那里还能恋爱，敢恋爱?”此处关尹喜对老子及其思想的讽刺，确是漫画化的。它代表了著者的看法，表示出对老子 “无为而无不为”“大而无当”的思想的否定。鲁迅在信末，还说《大公报》的一点介绍，倒是“看出了作者的用意的。”这是指宗珏1936年2月7日在天津《大公报· 文艺》第89期“书报简评”上所写的《海燕》一文。文中说： “《出关》 虽然是历史题材，但是运用新的观点，针对着某角落的现象，在大众面前揭露出一些曾经使许多人迷信的偶像的原形，还是极有意义的。”鲁迅同意他的看法。
信的最后还约徐懋庸28日午后二时在内山书店见面。可见鲁迅尽管不同意徐的某些观点，但当时与徐还是保持着联系并时常见面的。
这封信仅300多字，却坦率地谈了对《出关》某些评论文章的看法。尤其是对文学形象与创造典型问题的看法，是符合文学作品源于生活、高于生活、文学应当塑造典型形象反映社会生活本质的基本原理的。直到今天，对于文学创作与文学研究，仍具有很大社会价值与指导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