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聊聊曹聚仁 -- 燕人

我是从鲁迅的文章中看到曹聚仁的名字，知道他们之间有书信往来。偶然的机会买到他的《中国学术思想史随笔》，对他的学问这才有点了解。简单给同学们聊聊。

曹聚仁是浙江兰溪地方的人，1900年出身于一个儒士之家。父亲是宗程朱理学的，曾考中清朝最后一届的秀才，平时做事身体力行朱熹的教导。曹聚仁从３岁开始，就被父亲强迫背诵《大学》，《中庸》等理学所认可的“四书”。作为一个理学家，曹父只读程朱派的书，连《史记》，《汉书》，《资治通鉴》这类基础史书都没有读过。曹聚仁的中学老师却是王夫之（船山）的崇拜者，上课时讲解王夫之的《读通鉴论》。这让他大开眼界。后来他去著名的浙江第一师范读书，遇到许多知名的文化人，如首译《共产党宣言》的陈望道，出家前的李叔同（弘一法师），但接触最多的是理学家，也是朴学学者单不庵，教授他桐城派古文义法和朴学考据工夫。他曾说过，单师四大弟子中三人，俞秀松，施存统，周伯棣，都跟随老师实践躬行理学。只有他自己虽然有一个理学家的父亲，反倒成为老庄的信徒。上述三人在五四运动前夕变得激进，先后加入共产主义运动。施存统的家乡与曹聚仁的较近。有一次两人回乡度假，曹见施手中的《新青年》便做不屑之笑谈，结果被施严词批评。曹这才明白他与其他同学已经拉开距离。这三人中只有俞秀松后来以身殉道，施存统和周伯棣先后脱离中共，成为专业人士。

曹聚仁从浙江一师毕业后在上海一个盐商家作私塾，同时在报纸上做自由撰稿人。１９２２年４月章太炎在上海举办国学讲演。主办者派去的记者国学基础不行，在报纸上错误百出。但是曹聚仁的笔记几乎一字不差。国民党元老邵力子在上海的《民国日报》连载了他做的笔录。这引起章太炎的注意。通过章太炎弟子钱玄同，他被叫去做章的入室弟子。他的这份笔录成为章太炎《国学概论》的出版文本，被许多学校作为教材使用。此后曹聚仁先后在上海多所大学任教，为报纸写文章。

国共反目后，曹聚仁因国共两边都有朋友，被夹在中间，因此停止写作，沉默了几乎５年，到１９３１年九一八事变后，他与朋友创办《涛声》周刊，号称不替任何主义做宣传，对现实采取批判态度，自称“乌鸦主义”。鲁迅曾用笔名罗抚发表在《涛声》上一篇文字。曹聚仁不知道是鲁迅本人所写，和同事评论道，不要说没有好手笔，就看罗抚的文字，就了不得。这是他和鲁迅交往之始。１９３５年他与徐懋庸开办《芒种》半月刊，成为左翼文化的干将。曹聚仁说《芒种》的采编内容主要三种

【一是鲁迅所惯写的杂文，以批判现实剖解时事为主，我们在《涛声》时期所写的，都是这一类的文字；二是我们所写的历史小品，有着借古喻今的讽时意味……三是报告文学，见之于报章的特写。此外，还有周建人、贾祖璋诸兄的科学小品。大体说来，我们所写的题材，都和现实生活有关的。】

曹聚仁，徐懋庸和鲁迅的关系，还可以多说几句。这是曹聚仁的回忆中所记。大革命失败后，徐懋庸避难来到上海，用“余致力”这个笔名考取了国民党元老吴稚晖等开办的劳动大学。这个笔名来自于孙中山的《总理遗嘱》第一句话。这个笔名显出徐懋庸才高胆壮的本色。他在学校里先后逼走了几位国文教师，靠的是自己的学问和才气。曹聚仁说，那些教师给徐作学生怕都不够格。徐懋庸的英文法文都很好，译笔流畅，在曹看来与著名翻译家李青崖在伯仲之间。曹聚仁拥有一栋三层小楼，徐懋庸住在隔壁楼上，经常从阳台过来与曹畅谈。后来全家搬入曹家三楼。徐靠译稿谋生，稿费时有时无，交房租全无准信。但朋友之义胜过一切。《芒种》半月刊即是在这里诞生的。曹说两人可算管鲍之交。徐信奉共产主义。曹是自由派，教授学生从不提不谈自己的政治主张，让学生们去自我选择。徐批评他：你这样是不行的。你必须完成一个思想体系，引导青年们去走。结果两个君子相安无事。徐请曹在报纸上发表假信息，曹都照办。但是共产党内部的事务，徐不说，曹绝不插话。

徐懋庸和鲁迅之间的文字之交，信件都是曹聚仁转交的。１９３６年徐在上海左联领导人安排下写信给鲁迅，批评鲁迅关于抗日统一战线的意见，事先并没有与曹聚仁沟通。这封信被鲁迅认为是“化了装从背后给我一刀”，愤怒地对徐懋庸进行公开批判。曹聚仁知道徐信内容后，对徐懋庸提出异议。徐表示他个人没有办法。不久后鲁迅去世。徐懋庸托曹聚仁送去一副挽联，上有“知我罪我，公已无言！”

全国抗战开始后，曹聚仁成为战地记者，最先发表了台儿庄大捷的消息。１９３９年受蒋经国邀请，曹聚仁来到江西赣州，创办《正气日报》，与蒋经国有深度交往。曹聚仁有一篇回忆文字《蒋经国的前半夜》，对蒋经国在赣南实行的新政，做了客观的评价。上海解放前夕，曹聚仁有机会全家去台湾，但是他选择留下来。１９５０年他迁居香港。

他去香港的动机，我还没有看到。他自己的文字说是因为个人而不是政治原因。但是他到港后发表一篇文章，声称“我从光明中来”，引起右派文人的攻击。他把新中国与蒋经国的新赣南相比，还评论朝鲜战争，又挨了左派的骂。陈毅说他用心是好的，只是偶发怪论。１９５６年到１９５９年之间，他先后六次回到北京，受到毛主席，周总理，陈毅等领导人的接见，为预想中的第三次国共合作，台湾和平回归贡献了个人的力量。

１９５６年７月周总理在颐和园夜宴曹聚仁。曹聚仁问周总理，你的关于“和平解放台湾”的谈话，究竟有多少实际价值。周恩来答称：“和平解放的实际价值和票面价值完全相符。“曹聚仁在他任职的《南洋商报》上传递了这个信息。１９５７年６月曹聚仁受蒋家父子委托，回大陆看视庐山旧迹与溪口祖坟，全程由中共统战部高级官员徐淡庐陪同并摄影。徐在日记中回忆：

【客人注意寺庙在解放前后的对比，对新闻事业资本主义经营方式的盈亏津津乐道。他对报纸所载批判章伯钧、储安平等人的反动言行不愿发表意见，但又表示对整风问题将作若干万字的报道。我观他不读《人民日报》社论，写通讯十分粗浅，抵庐山当晚买了几张风景照片寄给《南洋商报》也算交卷。下午游著名的含鄱口，居高临下，鄱阳湖尽收眼底，堪誉气象万千。6月20日离轱岭返九江，6月21日上午到海会寺、星子县。客人姑妄言之，我则姑妄听之，他说，这是反动统治时代的著名地方，将来老草头（指蒋介石）可居南山，盖牯岭群众多，恐有未便，兼南麓临鄱阳湖，还别具妙处。实在不知其妙在何处！】

在溪口，曹聚仁得知邵力子等人曾经以视察名义来过，引起群众顾虑，谣传”蒋光头要回来“。蒋家祖屋和坟茔保持状态良好。曹聚仁写了长信带照片寄给蒋经国。

然而事情并非他所料想。

1972年1月12日，曹聚仁给香港大公报社长费彝民的信中写道

【弟老病迁延，已经五个半月，每天到了酸痛不可耐时，非吞两粒镇痛片不可，因此仍不敢乐观。酸痛正在五年前开刀结合处，如痛楚转剧，那就得重新开刀了。医生说，再开刀便是一件严重的事，希望不至于如此。在弟的职责上，有如海外哨兵，义无反顾，决不作个人打算，总希望在生前能完成这件不小不大的事。弟在蒋家，只能算是亲而不信的人。在老人眼中，弟只是他的子侄辈，肯和我畅谈，已经是纡尊了。弟要想成为张岳军（指张群），已经不可能了。老人目前已经表示在他生前，要他做李后主是不可能的了。且看最近这一幕如何演下去。昨晨，弟听得陈仲宏（陈毅）先生逝世的电讯，惘然久之。因为，弟第一回返京，和陈先生谈得最久最多。当时，预定方案，是让经国和陈先生在福州口外川石岛作初步接触的。于今陈先生已逝世，经国身体也不好，弟又这么病废。一切当然会有别人来挑肩仔，在弟总觉得有些歉然的!】

他在给胞弟和前妻的信中也透露了类似信息，即他是分别受共产党和国民党的委托，在中间尽力促成谈判。他的同时代人夏衍回忆，周总理说曹聚仁真是书生，竟想说服蒋经国学张学良奉天易帜，把政治问题看的太简单了。我看曹聚仁是一位有高度的爱国主义的自由派书生。

１９７２年７月，曹聚仁病逝于澳门。在周总理指示下，他的骨灰被送回南京雨花台安葬。我想，这可能说明曹确实是为中共工作的海外知识分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