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Like Stories of Old：英雄主义的谎言… -- 万年看客
家园 Like Stories of Old：英雄主义的谎言… Like Stories of Old：英雄主义的谎言与反战电影的局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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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你们人生的光辉开端，光荣的战场正在呼唤你们。个人抱负必须扔到一旁，因为我们的祖国要求你们做出伟大的牺牲。——康托莱克教授，《西线无战事》】
引言：（反）战争电影简述
我想不出有多少关于电影的主题能像电影对战争的描述那样复杂。各路名导围绕这一主题抛出过各种自相矛盾的言论，比如特吕弗认为每一部关于战争的电影最终都会支持战争，而斯皮尔伯格则声称每一部战争电影无论好坏都是反战电影。战争电影究竟传达了什么似乎十分模棱两可。因此拍摄反战电影的真正意义也仍然模糊不清没有定论。在BBC的一篇文章中，加州州立大学哲学系教授丹尼斯.罗瑟梅尔（Dennis Rothermel）表示，反战电影至少要描绘出对致命战斗的细腻看法，把施加致命暴力的行为描绘成行为规范，描绘成随机降下的打击力量。纽约大学电影系教授谢里尔.安东尼奥（Sheril Antonio）在同一篇文章中认为，反战电影必须展示战争双方的立场，必须质问战争是否只是战胜国的悲剧，还是对所有人都很可怕。
【如果我们扔掉步枪和军装，你我完全可以成为兄弟。——保罗.鲍莫，《西线无战事》】
符合这些标准的战争片有很多，但对于很多战争片来说，这些标准还不足以明确地为它们贴上反战标签。事实上，很多作品都因为效果完全相反而备受争议，比如《美国狙击手》。甚至就连《拯救大兵瑞恩》与《全金属外壳》这样经典作品也不能例外。
【晚安了姑娘们。——哈特曼教官，《全金属外壳》】
【行了小子，把直升机发动起来！——吉尔戈中校，《现代启示录》】
一个导致问题复杂化的因素在于，根据某种意图制作一部电影并不意味着这部电影会得到相应的理解。例如《现代启示录》是一场通向黑暗心腹的暗火阴燃之旅，评论了战争的去人性化影响。但是片中也包含了一些孤立的场景——尤其是直升机群伴随《骑行的女武神》发动空袭一场戏——有效地传达了战争的刺激，以至于这场戏所处的大背景很容易被观众遗忘。
虽说这样的曲解必然会发生，因为电影人永远无法完全控制观众对于作品的反应，也无法预测投射到作品上的每一套特定世界观，但是他们绝对可以因为未曾彻底考虑他们的影像真正产生的效果而混淆自己真正想要传达的信息。正如Youtube频道“帧影帧画”（Every Frame A Painting）指出的那样，迈克尔.贝拍摄珍珠港遭受毁灭性袭击所采用的电影奇观手法在纯虚构的动作冒险大片当中也屡见不鲜，事实上他本人日后就利用同样的奇观营造手段拍摄了《变形金刚》系列电影当中的精彩动作场面，以及在《危机13小时》里讲述了另一个真实的战争故事。
为了说明这一点，请将《珍珠港》的炸弹坠落镜头与电影《决战中途岛》的类似时刻进行对比，其中观众视点始终与受到攻击的美军同在，而不是侧重于大场面——至少大抵如此。更好的例子是《敦刻尔克》，观众视点在这部影片中受到限制，以至于危险变成了一种持续不断的不祥存在，而大场面则令人恐惧。苏联电影《自己去看》则更进一步，从一个小男孩的视角呈现了完全主观的观影体验。这一手法的众多效果之一在于我们不仅听到了主人公在周围世界听到的声音，还听到了在他脑海中纠缠不休的声音，从而使我们更加贴近了战争对人类心理的创伤性影响。
然而，无论我们如何不遗余力地关注与考虑针对战争的描写，都无法克服另一个复杂化因素：观众永远总会隔着一段安全且舒适的距离来观察战争。因此无论我们的感觉多么真实，无论我们最后的宣泄多么深刻，这种体验始终仅限于模拟，永远不同于经历真实的战争。虽说我们在消费故事的时候总会遇到这个问题，但当涉及到战争这样影响巨大的题材时，我们依然很应该质疑这一点为何重要以及多么重要。我们与战争电影乃至战争本身的复杂关系千头万绪，上述问题只是其中一小部分。
那么这一切对于反战电影来说意味着什么？这正是我们要找寻的答案。然而本次讨论的目的并不是为了最终用另一种二元对立的方式来给电影贴上亲战或反战的标签，而是为了建构对于复杂主题的更深层次理解，而这个复杂的主题并不能用简化的二分术语来体现。所以今天让我们来解构人性最具破坏力的侧面，审视战争电影的叙事、制作与语境元素向我们传达了什么，它们如何反映与塑造我们对战争的认知，并且探讨通过电影来见证战争黑暗的目的与意义。因为用小说家托马斯.哈代的话说，如果要找寻一条通往更善的路，那就必须首先彻底审视通向极恶的路。
一：英雄主义文化
在我们开始更具体地讨论战争电影之前，我们首先要初步理解战争本身。我们必须了解为什么在人类历史的进程中，我们似乎如此热衷于参与彼此相争的致命冲突；为什么被投入这些战役中的士兵尽管知道他们将要面临的恐怖，但似乎依然愿意以身赴险；为什么英雄的事业如此容易导致暴行。
【这巨大的邪恶从何而来？滋生自什么种子，生长自什么根脉？——爱德华.P 楚恩，《细细的红线》】
在他的《逃离邪恶》（Escape From Evil）一书中，厄内斯特.贝克尔试图探寻人类邪恶的根源以及我们对战争和毁灭的渴望。他的立论建立在他之前的普利策获奖作品《死亡否认》当中提出的论点上。该书认为我们的主要动力是逃避死亡的欲望。和其他所有动物一样，人类对死亡具有天生的恐惧。但与动物不同的是，我们时刻意识到这种不可避免的命运。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无法实际地逃避死亡，所以我们试图象征性地逃避死亡。
【你扪心自问，你生命的总和代表着什么。你在任何时候的存在是否曾让任何事物有所不同，甚至说究竟有没有可能造成不同。——尼克尔森上校，《桂河大桥》】
我们试图做到这一点的最经典且最明显的例子就是宗教。宗教承诺我们，生命会在肉体死亡之后以某种方式延续下去，无论是通过天堂、地狱还是轮回。但贝克尔认为，其实整个人类文化都是这样运作的。文化让我们得以将自身融入更伟大的整体，而这一整体又向我们的生命赋予了意义；让我们得以融入例如国家或者意识形态之类的更宏大社会建构，而这些建构在我们死后还会继续存在下去。
【我很自豪能为国效力，是的。——斯沃福德，《锅盖头》】
更具体地说，文化为我们提供了有意义的行动与美德，我们可以通过实现他们来象征性地超越死亡，将我们的生命扩展到肉体存在之外。简单来说，文化为我们提供了英雄主义。从历史上看，英雄总是具有重要的作用和功能，正如贝克尔所写的那样：“他用自己的生命作赌注并且成功地挑战了死亡，人们追随他乃至最终崇拜他的记忆，因为他体现了针对他们最害怕的灭亡与死亡的胜利。”
【你想活命吗？那就冲出这片海滩！——约翰.巴斯隆军士，《太平洋战争》】
这一点在战争中体现得淋漓尽致。在战争的混乱、死亡和破坏当中，英雄作为一种肯定生命的力量脱颖而出。他们的存在本身就能鼓励人们，即使死亡近在眼前，他们也能战胜死亡。《兄弟连》当中盟军进攻福伊镇的情节就是个好例子。当盟军在雪地里冲锋时，一位队长精神崩溃，眼中妨碍了作战任务的进行。随后这位队长被一位更英勇的队长当场解职：
【好吧，集中迫击炮和手榴弹发射器瞄准那栋房子，直到把它炸哑巴了为止。等它一停火，我要第一班正面插进去，别想什么侧翼迂回了。其他人都跟着我。——斯皮尔斯上尉，《兄弟连》】
新队长的果断和勇气立刻振奋了其他人的胆量。更重要的是，新队长不顾生死冲锋在前，直接闯过敌人的防线，联系上了卡在另一边的其他部下，所有这些都让他的追随者们非常钦佩。只要把文化系统理解为英雄系统，我们就可以初步理解为什么人们愿意为国家或信仰牺牲自己。因为在这样的社会结构当中，牺牲自己的肉体只是实现象征性不朽、成为永恒英雄的小小代价。
但是，正如著名精神分析家奥托.兰克所指出的那样，如果说英雄系统的出现是为了应对我们逃避死亡的欲望，那么这其中有一点矛盾之处：英雄系统似乎致使我们变得更加关注如何实现象征性不朽，而不是保存我们的实际生命。
【我只是在保护我的弟兄而已。他们试图杀死我们的士兵。等我见到上帝那天，我愿意为我开得每一枪负责。——克里斯.凯尔，《美国狙击手》】
我认为人们之所以无法就《美国狙击手》究竟是反战电影还是亲战电影，原因之一正是因为这部影片抓住了这个矛盾。影片确实把主人公的人性弱点刻画得淋漓尽致，将他塑造成了身处于自毁式英雄体系当中的一员，但同时也毫无批判地地纵容了他在同一体系当中的传奇英雄地位——
【你就是那个大家都称作传奇的家伙是吧？你的确认击杀数量已经达到24个了。——美军士兵，《美国狙击手》】
——并在影片结尾兑现了象征性永生的承诺。另一部更有针对性地抓住这种矛盾的电影是《桂河大桥》。故事一开始，英国战俘被迫为日军造桥。面对如此巨大的逆境，英国军官敦促他的部下在工作中找到尊严与目标。这项工作将超越他们恶劣处境，乃至最终超越整场战争。
【总有一天战争将会结束，我希望多年后使用这座桥的人们能记住这座桥如何建成，由谁建成。——尼克尔森上校，《桂河大桥》】
造桥也许一开始只是应付逆境的手段，但渐渐地，对于这位军官来说，这座桥的建造成为了追求永生的缩影，成为了征服死亡的英雄主义胜利的源泉。他变得如此执着于他的英雄目标，以至于当一群士兵潜入营地要炸桥时，他已经深陷妄想无法自拔，竟然认不出这些人是他的盟友，反而攻击了他们。
【炸毁这座桥？没门！快来人啊！——尼克尔森上校，《桂河大桥》】
结果对于几乎每个参与者来说都是悲剧，包括军官自己。他最终倒在起爆器上死去，到头来还是摧毁了大桥。对此我们唯一能得出的明智结论就是——
【疯了！都疯了！——克里普顿少校，《桂河大桥》】
然而，英雄系统不仅仅是悖论而已。正如我们很快就会看到的那样，它也是人类邪恶的重要助力，甚至堪称最重要的推动力。如果我们要真正理解反战电影的潜力和意义，就必需更进一步地走入黑暗之心。
二：邪恶的本质
贝克尔之所以如此着意于将文化系统理解为英雄系统，继而以高度批判的方式对其提出质疑，是因为他认为文化系统与人类的恶有内在联系。在他看来，人类存在的巨大悖论在于我们的意识似乎以一种近乎神灵的方式超越了我们的动物性，而我们的身体却没能跟上。或者正如他雄辩地指出的那样：“[人]意识到了自己灿烂的独特性，他的威仪如同高塔一般耸立在自然界，然而他最终还是要回到地表几尺之下，盲目而愚蠢地化作腐朽，永远消失。”如果说我们的主要动力是超越死亡的欲望，而英雄系统是超越的主要载体，那么英雄主义也要起到否定我们身体局限性和动物性的的作用——贝克尔将局限性和动物性称作与我们所追求的绝对价值不相容的负面。
【别给我来这套士兵！中士，我要你立刻把这个吃奶娃娃从我的部队里调走。我不允许他污染其他的勇士！——米罗将军，《光荣之路》】
用荣格的术语来说，负面可以被描述为我们的阴影。阴影也是我们自己的一部分，但是我们害怕这一部分自我，对其感到羞愧，并且拒绝承认它。
【我的军队里容不得胆小鬼！——巴顿，《巴顿将军》】
我们已经看到了英雄主义在发挥功能是如何体现了这种拒绝。英雄主义激励着士兵们大胆地冲向致命的环境，并短暂地让他们忘记或者忽略自身的脆弱。
【温斯顿：你看，这么多人都知道你的名字。有你在楼顶上照看着，他们都觉得自己刀枪不入。
凯尔：他们错了。
温斯顿：只要他们真心相信就没错。——《美国狙击手》】
但压抑本身并不足以完全否定我们的阴影，因为被压抑的事物仍然是内在的，仍然能以各种方式浮现于表面。所以英雄系统会将阴影投射向外界——这一做法正是邪恶的本质。
正如心理学家和精神分析学家艾利克.诺伊曼所解释的那样：“与公认价值观相冲突的阴影，不能被接受为自我心理的消极部分，因此被投射了出去——即被转移到外部世界并且作为外部对象被体验。它作为‘外在的异类’遭到打击、惩罚和消灭，而不是作为作为自我的内在问题得到处理。”简单地说：英雄系统会导致替罪羊的出现。
【这世道好不了了，世界马上要灭亡了。外国人挤满了我们的街道，移民不关心我们的历史，只顾得自己能捞到什么——某醉汉，《隐秘的生活》】
替罪羊一直是将人们组织在英雄体系之下的有效工具，无论英雄体系的具体表现形式是国家、宗教还是意识形态。原因很简单：替罪羊能让个人免于最深层的挣扎，并促使他们在外部邪恶面前团结起来；这种邪恶不无巧合地恰恰代表了他们试图克服的内在阴影，现在阴影成为了清晰、有形、可摧毁的邪恶。最臭名昭著的例子之一就是纳粹德国，贝克尔对此写道：“希特勒崛起的基础在于他理解人民最想要且最需要的东西，所以他首先向他们承诺要取得战胜邪恶的英勇胜利。”
【只有当你理解了这一点——你才能理解希特勒对我们的意义。因为他对我们说：‘抬起头来！为自己是德国人而骄傲! 我们当中有魔鬼——共产党人、自由派、犹太人、吉普赛人！一旦这些魔鬼遭到消灭，你们的痛苦也会被根除。’这是古已有之的献祭羔羊故事。——恩斯特.雅宁，《纽伦堡的审判》】
正是因为对纳粹德国本质的调查——例如《纽伦堡审判》当中的描述——促使汉娜.阿伦特谈到了平庸之恶，这个词是她针对战后对阿道夫.艾希曼审判而创造的。这位纳粹军官尽管犯下了可怕的反人类罪行，却没有表现出任何邪恶的意图。用她的话说，艾希曼看起来既不像变态，也不像虐待狂，而是正常得可怕。此人大抵只关心两件事，其一是加官进爵，其二是服从命令。于是她创造了平庸之恶这个词来指明这种可以做出各种邪恶行径的不加思索状态。用贝克尔的术语来说，艾希曼这样的人已经被他所属的英雄系统灌输完毕，以至于浑然不觉英雄系统如何驱使他走向邪恶。不过另一方面贝克尔又认为平庸之恶并不像阿伦特所说的那样毫无激情，因为它源于企图超越死亡的更深层欲望。艾希曼的确希望赢得上级的欢心，但对贝克尔来说，这一点并不仅仅表明他是个盲目无脑的追随者，还证明了他迫切想要加入他所属的英雄体系的英雄群体。
阿伦特的报告以及贝克尔的英雄系统概念的真正意义在于，邪恶的出现并不与任何具体个人或某种凶险恶毒的态度联系在一起，而是与更广大的社会结构联系在一起。这些结构笼罩着我们，使我们对其影响视而不见，而我们都存在于这样的结构中。这些结构向内部的人许诺英雄的胜利，并使邪恶成为外在事物。比如二战后有很多人认为我们战胜了纳粹，也就战胜了他们所代表的邪恶，可惜事实并非如此。但这一点说明，认识到自己或者社区面临的真正威胁与利用这种威胁来欺骗自己之间仅有一线之隔。一旦陷入后者的欺骗，我们就会相信可以通过暴力扑灭别人的光明来消灭自己的阴影。
【温斯顿：我只想相信我们在这里的所作所为都没错。
凯尔：这里存在邪恶，我们亲眼见过。
温斯顿：嗨，哪里都有邪恶。——《美国狙击手》】
这无非是妄想而已，揭穿其本质的线索包括以下承诺：只要消灭这些威胁，我们的自由就会得到保护；只要消灭这些敌人，我们就能给国家带来荣誉和正义；只要结束这场战争，我们就能结束所有的战争。
知道了这些之后，终于到了针对战争电影进行进一步批判性审视的时候。我们要放大英雄系统的某些特殊方面以及它们在电影中的具体表现。希望届时我们能更好地把握反战电影的内容以及此类电影应该追求的目标。
三：光荣的苦难
尽管到目前为止，我们仅仅讨论了关于欧内斯特.贝克尔的入门级知识，对于汉娜.阿伦特的介绍甚至还更少，但我认为这些讨论足以让我们感受一下战争和人性之恶的更深层动力如何回响在我们眼前的电影里，也让我们得以更充分地审视引言中列出的反战电影标准。我们现在可以指出这些标准如何能够生效以及切实生效，但也能指出它们的其局限性。
反战电影的第一条标准是必须表现出真实描述致命战斗，它们必须真实反映战争中的暴力行为。英雄系统的精髓在于战争是战胜邪恶的必要条件，苦难和死亡能够得到荣誉的回报。因此现实主义暴力场面的最大优点可能在于强调了只有少数士兵能够真正死得其所，壮烈成仁。它提醒你，你很可能并不会在光荣的火光当中辞别人世，而更有可能早在还没来得及表现出任何真正的英雄主义举动之前就以某种愚蠢的方式丢掉性命。也许你刚刚踏上战场就会被一颗流弹爆头，甚至还有可能在踏上战场之前就白白送命。也许你会死于友军误伤，或者在摆弄手榴弹时不小心炸掉自己的屁股。
【我把我的屁股炸飞了！我把我的屁股炸飞了！——凯克军士，《细细的红线》】
对暴力的真实描述还能表明，即使你在战争中幸存下来，可能也不会觉得自己是个英雄。事实上战斗的影响能够造成极大的创伤，它对心理健康造成的伤害最终可以摧毁你以为你会保护的东西，让你沦为一具看似旧日自我的空壳：既不是英雄，也没有战胜邪恶，更谈不上超越了死亡。
【战争并不能使人升华，只会把人变成狗。——列兵维特，《细细的红线》】
我们很有必要记住，在英雄体系内部，暴力和苦难可以得到救赎，只要它们能实现更伟大的目的。贝克尔写道：“”人真正害怕的不是湮灭，而是无足轻重的湮灭。”所以当我们讨论电影对战斗和创伤的描述时，这种细微的差别恰恰是许多战争片在传达反战信息时栽跟头的原因。大受欢迎的战争片《拯救大兵瑞恩》正是这方面的典范。影片以盟军士兵攻打诺曼底开场。这段二十多分钟的片断以看似写实的纪实风格拍摄，画面中出现了暴力场景、惊恐的士兵以及充斥混乱与破坏的战斗。但在这之后，正如阿格尼什卡.莫奈（Agnieszka Monnet）在她的文章《反战电影究竟是否存在》当中所解释的那样，好莱坞讲故事的惯例再次露头，最终将暴力与人命代价定格为英雄主义，并将这一切渲染得意义重大。
这一点在结尾表现得最为明显，因为主人公在最后倒下了，这可能会让我们怀疑为了拯救大兵瑞恩而做出的牺牲到底值不值得。但是影片尾声却为我们提供了明确的答案：瑞恩成为了一个好人，一位受人爱戴的祖父，他牢记着并且尊敬那些为他而死的战友。影片借此说服我们确信一切都好，所有的牺牲最终都达到了英雄的目的，主人公已经成功地超越了死亡，实现了更大的意义。
【有朝一日，当我们回过头来看看，也许会认定，拯救列兵瑞恩是我们在这堆乱七八糟的烂摊子当中干过的唯一一件正经事。——霍瓦特中士，《拯救大兵瑞恩》】
需要着重强调的是：上述创作选择并不能让《拯救大兵瑞恩》成为一部糟糕的影片，但确实使其成为了一部令人宽宽慰的影片，因此大大削弱了影片作为真正反战声明的效力。大卫.沃尔什（David Walsh）在也在影评当中提请人们注意影片中的英雄领袖。“影片所采取的隐含立场如下：只有华盛顿当局关心意识形态，而战场上的人们却在不加思索地干着脏活。”仔细观察一下不妨视作片中英雄体系代表的军方高层，我们就会发现这些角色确实被塑造成了正义、理性、对于士兵及其亲人的痛苦深表关切的形象。关键不在于片中战时领导人的形象是否符合实际，而在于影片根本没有质疑推动暴力的英雄体系。影片表明牺牲的代价确实十分高昂，但同时又向我们保证这些牺牲摆上了自由的祭坛。这种“有意义的苦难”的情怀在整部影片中回荡，并以此救赎了片中的一切苦难。归根结底，战争片虽然展现了残酷的现实战斗，但如果不去质疑英雄体系的一般功能，仍然有可能美化战争而非批判战争。所以，既然我们要努力探索真正反战声明的潜力，那么我们就该研究一下是否还可以做得更好。
四：圣战
反战电影的第二个重要标准是必须表现冲突双方.克林特.伊斯特伍德把这一点贯彻得相当透彻，他拍了两部关于硫磺岛战役的电影，一部是从美国人的角度，一部是从日本人的角度。但是我倒觉得未必非得如此拘泥于字面意思。
【历史上有过很多战争，开战的理由足有一百种。但这场战争，我们的战争，我想相信——我必须相信这一切都是值得的，因为我们的事业是正义的。——霍尔丹上尉，《太平洋战争》】
贝克尔写道，所有的战争都是圣战，从这个意义上说，战争是命运的启示，是神恩的考验，同时也是清除世上邪恶的手段。英雄体系强化了只有自己的追随者才有资格享有英雄命运的信念，并将他人作为替罪羊来助长这场命中注定的神圣讨伐。所以展现作战双方的价值在于抵消替罪羊的作用，揭露那些被指控为绝对邪恶化身的敌人其实要么是无辜者，要么受到了他们所属的英雄体系的误导。无论哪种方式，它都将人性赋予了那些原本会被非人化的人们。
【可有人爱着你吗？要知道也曾有人爱过我。——阵亡日军士兵，《细细的红线》】
但是这样做并不总是像看起来那么容易。一般来说，从西方/美国的视角出发，如此描述远离我们自身经历的冲突，或者如今遭到普遍谴责、对于所有参与者来说都很糟糕的战争，确实能够有效地传达反战信息。但是对于那些确实触及本土的冲突来说，表现对方的做法往往局限于仅仅表现对方的一部分。比如很多反恐战争题材电影经常会出现美军士兵与当地人家庭热络交际的场景，尤其会表现美军士兵与当地儿童的联系，因为儿童几乎是纯真的普遍象征。问题在于，虽然这样做确实有助于抵消观众的偏见，让他们意识到并不存在彻底野蛮的国家或者民族，但却无助于我们理解实际对抗美军士兵的群体，因此也无助于我们理解冲突本身。等到这一群体伤害了得到人性化描绘的当地人民时——反恐题材影片当中常有此类情节——对于这一群体的邪恶天性以及我方战争正义性的假设只会得到进一步强化，尤其是该群体在伤害儿童的时候。此时原本的反战信息很容易像莫奈写的那样遭到扭曲：“敌人如此反常且残忍，以至于他们甚至会伤害毫无防备的孩子，而‘我们’一方却在保护这些孩子，试图保护他们的安全。”
我认为真正地描绘与质疑敌方的英雄体系之所以如此困难，重要原因之一在于这样做难免促使我们反思自己的英雄体系。如果我们见识了别人如何在错误信念的驱使下投入战争与暴力，那就表明我们也有可能犯下同样的错误。请注意，这并不意味着一切英雄体系彼此平等不分高下，也不意味着一切英雄体系引起的暴力行为都应当等量齐观，但它确实意味着我们所有人都很容易以同样的方式受到英雄胜利承诺的感染，而这个想法恐怕很令人不舒服。
【法庭现在开庭了，上帝保佑美国与法官大人的的法庭。——拜尔斯上尉，《纽伦堡的审判》】
要想看清这一点，不妨审视一下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后果。汉娜.阿伦特在审判阿道夫.艾希曼的报告中也提请人们注意惩罚问题。借用《纽伦堡的审判》的台词来说：
【让我们面对现实吧，希特勒已经没了，戈培尔也没了，戈林抢在他们吊死他之前就自杀了。现在我们的审判对象只剩下了一帮医生、商人和法官。有些人认为他们根本不该受审。——海伍德法官，《纽伦堡的审判》】
影片广泛地探讨了纳粹政权如何上台以及如何导致了可怕的反人类罪行。但它也放大了普通市民的经历——
【你们是好人，我相信。生活在希特勒的统治下是什么样的？——海伍德法官，《纽伦堡的审判》】
而且还真正尝试从他们的角度来理解所发生的一切。我们一眼就能看出影片如何提出了最重要的问题：他们被允诺了怎样的英雄胜利？这一允诺怎么会变得如此暴力？所有这些善良的人们怎么会随波逐流？以及或许最重要的是问题：谁才是真正应当为这一切负责？这些问题之所以会让人相当不舒服，是因为它们会引出另一个问题：如果这一切发生在了他们身上，那么会不会也发生在我们身上？更具体地说：这一切会不会发生在我本人身上？我是不是同样容易受到这种大恶的影响？
【你们要是不知道自己来这里干什么，你们被送到丹麦是为了完成战后清理。——《地雷区》】
影片《地雷区》也深刻地反思了这些问题。故事发生在二战刚结束的丹麦，讲述了德国战俘如何被迫清理海滩上的地雷。这是一项高度危险的工作，不难看出这项工作夺走了许多人的生命，后来还被视为丹麦最严重的战争罪行之一。身为主角的丹麦军官最终开始质疑，让这些年轻且基本没有经验的半大小子们接受这样的惩罚到底能实现什么正义。此时我们看到了讨伐邪恶的圣战多么容易走向反面；愤怒与对于正义的渴望多么容易遭到误导，将不应受罚的人们当成目标；我们多么容易选择个人报复心态的满足，而不去追问最重要的问题：谁才真正应当为英雄系统导致的暴力和破坏负责？
通宝推：大眼,家园 下 五：献祭羔羊
【就算这条命令不可能成功，他们也必须抛尸在战壕里来证明这一点。他们都是人渣，上校，整个营都是人渣。——米罗将军，《光荣之路》】
在斯坦利.库布里克的《光荣之路》当中，一个营的士兵拒绝执行一项不可能成功的命令，因为这项命令会只会让他们全部白白送死。之后军官们从这个营任意挑选了三名士兵，以懦弱为由进行军事审判。主人公尽最大努力为他们辩护，但很明显，整场审判从一开始就遭到了操纵，三名被告最终被处决。我们十分清楚，他们的死亡未能实现任何有意义的目的，仅仅推动了毫无意义的官僚主义，以及满足了无情的高级将领们的好大喜功。
【这种事情总是非常惨烈，但是其中也蕴含着某种壮丽，你说呢？ ——米罗将军，《光荣之路》】
这里的重要教训在于英雄体系内部的权力结构并不平等。通过等级体系获取个人受益的上层人士往往会特意将此类权力结构保留下来。从表面上看，他们这样做可能是因为贪婪、野心或者权欲，但很可能如贝克尔所指出的那样，在这一切之下的根本原因很简单：这样的权力结构满足了他们自己的永生幻想。
【当然核掩体绝对必须将政府与军方的上层人员都收纳进去。——奇爱博士，《奇爱博士》】
库布里克的另一部反战影片《奇爱博士：或者说我如何学会了停止担忧并且爱上炸弹》也有效地证明了这一点。我们在片中不仅看到了冷战时期既有势力的无能如何导致了一场毁灭性的核灾难，也看到了发动核战的权贵们在被许诺了安全的庇护所与充足的女人之后，唯一关心的就是自己。
【自然，她们会生下许多孩子，不是吗？毕竟核掩体里时间很多，可做的事情却很少。——奇爱博士，《奇爱博士》】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说明英雄体系的领袖和其他杰出人物往往也是最容易被英雄体系迷惑的人。
【我是说你这么年轻，刚出军校就赶上了打仗。我可是参军整整十五年了，这才等到第一次打仗！——陶中校，《细细的红线》】
因此他们也很可能最大程度地脱离了任何真正意义上的人性，因此最愿意通过牺牲人性来换取征服死亡的英雄胜利。
【要是他们当中有人要完，妈的就让他们完了好了。——陶中校，《细细的红线》】
但是由于英雄系统具有根本上不平等的权力关系，这一点还意味着上层成员不必做出与下层成员一样的牺牲。事实上，正是因为别人做出了昂贵的牺牲，处于特权地位的人们才能享受他们的英雄胜利。正是因为这个原因，从英雄系统中获益最多的人也会通过刻意掩盖这种不平等来获益。比如我们在新兵训练营当中就可以看到这一点。
【从今天起，除非有人问你们，否则不许你们开口说话。——哈特曼教官，《全金属外壳》】
从表面上看，新兵训练营是一场旨在培养性格、建立兄弟情谊、训练新兵应对战争艰辛与挑战的成年仪式。它可以被看作较小的罪恶，旨在让新兵准备面对实际战争的更大罪恶，甚至可以将其看作值得完成的挑战。
【我训练上瘾了。——斯沃福德，《锅盖头》】
但是如果采用更具批判性的视角，新兵训练营还提供了英雄主义的衡量标准。新兵可能达到、可能超过也可能达不到这些标准。训练营将新兵进入英雄系统的过程变成了一场竞争，并且告诉他们只有有价值的人才值得成功。
【那边那个是个怂货，他说再见，我说滚蛋。——罗勒教官，《美国狙击手》】
这样一来，受训人员眼中的障碍就不再是这种竞争的不平等结构，同时他们也无视了这种竞争不惜通过种族主义、恐同以及泛化偏执将整个群体边缘化的真面目。
【霍韦尔中士：你一定有切诺基人或肖尼人的血统。
克岑斯基：不，长官……
霍韦尔中士：你这是跟我顶嘴吗？你这个烧马车的狗娘养的？——《血战钢锯岭》】
相反，新兵们眼中的障碍成为了弱者与没有价值的同伴，因为这些人拖累了他们，必须将这些人与强者以及有价值的人们隔离开来。这解释了为什么我们经常在战争影片当中看到新兵对其他同伴抱有敌意，尤其是那些妨碍他们取得英雄胜利的同伴。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很多人都觉得《全金属外壳》中的新兵训练营段落并没有达到预期的反战效果。虽然这段情节确实展示了成为正式士兵的仪式如何以悲剧收场，但是片中所展示的悲剧的直接驱动者却是群体当中的最弱一环。这就提出了一个问题：这段情节是否真的质疑了新兵营的本质以及它在不平等的英雄体系当中的地位？还是仅仅暗示了这个特定的个体并不适合新兵营？如果是后者的话，那么这段情节与其说批判了新兵营，倒不如说反而肯定了新兵营的主要功能甚至它的必要性。
【我曾是个好士兵，我的生活有目的，我很喜欢这样。——舒曼，《感谢您的服役》】
掩盖英雄系统的不平等性的另一种方式是淡化士兵的创伤经历。在高度军事化的英雄体系的中，创伤是阴影的象征，是一种弱点，它表明英雄体系并没有成功地取得英雄胜利，因此可能使整个系统受到质疑。于是人们相当避讳这一点。
【你以前可是我的得力干将。别让这些年轻人看见你现在这幅样子。这样对士气不好，对部队也不好。——普利茅斯上校，《感谢您的服役》】
电影《感谢您的服役》揭示了压制创伤的做法如何给退伍军人带来了毁灭性的后果，尤其是这种压制还延伸到了本应照顾他们的机构与服务：
【医生：要等六到九个月才能批下来。
舒曼：你觉得这些人还能等这么久吗？——《感谢您的服役》】
但是，英雄体系还有一块或许最为有效的盾牌能用来抵挡针对其本质的批评，这也是制作一部真正的反战电影所所必须面对的最后一道最坚韧障碍，即英雄主义本身。
六：英雄崇拜
【我们喜欢简单而美好的事物。善良和邪恶。英雄和恶棍。——大卫.塞沃伦斯，《父辈的旗帜》】
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经讨论了反战电影批判英雄体系的各种方式，包括有目的地使用暴力、审视其他英雄系统，以及揭露当权者如何滥用英雄胜利的承诺，驱使他人做出巨大牺牲，却在事后抛弃他们。但要真正解构英雄体系，我们还必须面对莫奈眼中军国主义的最大禁忌：作战而死很可能只是白白送命，所谓的英雄很可能根本不存在。然而这正是我们要打破的禁忌，因为这条禁忌在很大程度上揭示了英雄——尤其是英雄故事——怎样被用来维持英雄体系以及削弱真正反战电影的效力。
【看到他在那张照片上，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会感觉好一点，但确实如此。——伊夫林夫人，《父辈的旗帜》】
在电影《父辈的旗帜》当中，一位母亲在引导之下相信她死去的儿子出现在了著名的美国国旗插上硫磺岛照片上面，尽管影片向观众们揭示情况并非如此。我们看到那些控制着此类故事的人们很清楚从悲痛欲绝的母亲那里夺走最后这点慰藉多么残忍；假如他们告诉她，她儿子的死亡并不像她以为的那样意义重大，她必然会比现在更加心碎。因此远远更容易的做法是将这个故事继续讲下去，而不是质疑故事背后更复杂且更政治化的现实。
【布拉德利：说实话，夫人，战场上的事情都发生得太快了，呃……但是，是的，我想他就在那里。照片上的人就是汉克。
伊夫林夫人：谢谢你。——《父辈的旗帜》】
问题在于他们是对的。剥夺悲痛家庭的最后一点安慰确实极其残酷甚至不人道。但问题是，这些士兵的牺牲也很容易遭到武器化，迫使我们无法质疑当初究竟为什么要做出这些牺牲。有些时候这可能是故意为之，但更多的时候则出于对逝去人命的同情和体面发生在不经意之间。因为攻击英雄体系确实等同于攻击它为死亡赋予的意义，因此攻击英雄体系也就等同于攻击真人死亡的意义，而这样做又很容易让人感到不体谅或不尊重。我想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很多反战电影最终都没能将自己的反战声明贯彻到底，最后充其量只是讲了一个“恨战争但爱战士”的故事。这样的故事承认战争的破坏性，甚至承认导致战争的英雄体系存在问题，但却回避了针对战争的任何真正评论——这样做当然完全可以理解，完全有可能出自最善良的意图。
【真正的英雄都死在了那个岛上。——雷尼.盖格南，《父辈的旗帜》】
这样的故事往往集中关注士兵个人，关注他们的勇敢和牺牲，他们的忠诚和兄弟情谊。
【但对我父亲与照片上的这些人来说 他们所冒的险，所受的伤都是为了他们的战友。——詹姆斯.布拉德利，《父辈的旗帜》】
【没上过战场的人们不可能理解。战斗是为的身边的弟兄。——吉布森，《黑鹰坠落》】
但通过突出这些个人的优点以及有意义的品质，不能不说这些电影制作者们至少在一定程度上维护了他们的批判对象。当我们注意到我们自己如何体验这些故事的时候，这一点同样会变得显而易见。因为英雄的战争故事确实具有不可否认的直接情感影响，它们让我们感动，让我们感激，让我们为了英雄们作出的巨大牺牲而落泪，尤其是在影片涉及到真实故事的时候——而大部分战争影片都涉及真实故事。但我们还是要问：它们到底有什么作用？对我们来说，舒舒服服地坐在家里消费那些悲惨的战争英雄故事究竟意味着什么？到了这一步，我们对于反战电影的成功与不足的分析姑且要告一段落。接下来我们要转向我们自己作为观众所扮演的角色。因为如果说电影人要为反战电影的失败负责，那么我们也同样难辞其咎。
第七部分：宽慰的圣像
在电影《1917》当中，我们一路跟随准下士肖菲尔德穿行于一战战场。他的任务是传递一条重要军令，以免一千六百人的进攻部队落入致命的陷阱。在影片结尾处，肖菲尔德在闯过了九死一生的难关之后终于到达了营盘，心力交瘁地倒在了即将走上前线的战友身边。我原以为这一幕可以成为非常有力的结局：肖菲尔德死在这些欢乐的年轻人身旁，他们完全不知道自己即将走进怎样的杀戮场。甚至还有更好的改法：肖菲尔德传达了军令，但是战意过于旺盛的前线指挥官却置若罔闻——这个结果在影片当中差一点就发生了——于是他只能眼睁睁地看着战友们冲向必死无疑的下场。我只能想象：这样的结局究竟能够多么有力地控诉生命在战争当中的无谓浪费。
当然，影片情节并未如此发展。相反，肖菲尔德得到了精彩的英雄特写长镜头并且成功完成了他的任务，从而挽救了很多人，尽管未能全部救下来。这个结局依然苦乐参半，但总的来说我最后还是松了一口气。而且我总是忍不住反复观看肖菲尔德的英勇冲刺长镜头，因为这段长镜头实在太震撼了。但后来我开始思考这一切到底意味着什么。于是我想到了另一部电影。
【我以先知的坟墓为题材绘画。他们看到这些绘画就会心想，假如他们生在基督的时代，必然不会像其他人那样迫害他。——画师，《隐秘的生活》】
在《隐秘的生活》中有一幕有趣的场景：主人公遇到了一位画家，此人质疑自己创作的宗教绘像的目的。虽然影片主要讲述了一位奥地利人如何抵制纳粹政权，最终因此遭到起诉与处决，但是这段特定情节还触及了一个更根本的问题，即我们如何将自己与英雄系统，尤其是英雄系统当中的英雄故事联系起来。
【我们不过是在创造同情心而已。我们创造的是基督的仰慕者，不是他的追随者。——画师，《隐秘的生活》】
正如我们在开头的讨论中所看到的那样，反战电影的反战潜力部分取决于观众的态度。贝克尔针对这一点提出了可能是最令人难以接受的意见：他认为默认状态下的观众是一位根本上的自私自利之辈。按照他的说法，我们都是天生自恋的动物，为此我们付出的代价是：“一旦受到压力，我们中很少有人不会情愿牺牲别人来保全自己。”因此我们才如此崇拜英雄，因为他们是这一规则的例外。他们做出了很少有人愿意做出的牺牲。“但我们不愿意承认的是，”贝克尔继续说道，“对于英雄的崇拜也是我们内心深藏恐惧的代偿性宣泄；因此我们才会陷入不加批判的英雄崇拜，因为英雄的所作所为在我们看来如此超凡脱俗。”换句话说，崇拜英雄的危险性在于我们最终并非把崇拜英雄作为达到目的的手段——这一目的就是在英雄的激励下完成有意义的自我转变——而是作为目的本身。就像替罪羊现象一样，我们可以将对于英雄胜利的渴望投射到别人身上，并且通过他们的英勇表现来享受英雄胜利，就好像取得英雄胜利的人是我们自己一样。
我之所以认为贝克尔的观点令人难以接受，是因为对我来说情况确实如此。我喜欢战争片，我喜欢认为自己因为看了战争片而成为另一个更好的人，我愿意相信沉浸于别人的苦难能引导我走向更好的价值观。但是我在这里必须坦白：我从未帮助过阵亡将士的家庭，我从未捐款支持过帮助处境困难的归国士兵的公益组织，我从未参与过反战游行，我从未积极抗议过不道德的征兵计划，哪怕这些计划专门针对不谙世事的年轻人，以及在误导之下错以为只有参军才能让人生具有意义的社会边缘人。我之所以观看英雄的战争故事，部分原因在于我真的很敬畏人类精神的力量和毅力，但同时也因为这些故事滋养了我的自恋。我喜欢观看这些英雄主义壮举并且——我相信很多人都和我一样——想象做出同样壮举的人也可能是我。我愿意相信，一旦到了紧要关头，我也有能力做出巨大的牺牲，我也会成为英雄。虽然在现实当中我远远更有可能不会成为英雄，然而我却沉浸于这种幻想，甚至在这一过程中获得了奇怪的道德成就感，就好像仅仅因为想象自己是个英雄就能让我觉得自己的英雄气概越发强烈。这种体验与观看超级英雄电影并无二致，当然区别在于战争讲述的都是关于真人的故事，真的有人送了命。所以我们要问自己，在观看战争影片时，我们是否真正地尊重与重视了这些生命，还是说我们也把他们变成了牺牲的羔羊，让他们为我们的虚荣心服务，为我们提供个人层面的安慰。
基督的生平是一条命令,而你不想让别人提醒你想起这条命令的存在。我画的是让人们宽心的基督，头上顶着光晕。这样一来我们就不必看到基督的真相究竟遭遇了什么。——画师，《隐秘的生活》
如果我们要充分理解反战电影的潜力和意义，就必须承认我们内心深处或许有一个隐蔽的部分并不想要反战电影。因为假如我们真正地攻击了驱使我们进行战争的英雄体系，我们也就等于攻击了一部分自我。这部分自我渴望拥有属于我们自己的战胜死亡的英雄胜利，渴望我们自己也能取得更伟大的意义。所以可以理解，与其真正为反战而努力，为绝对解构英雄体系而努力，倒不如紧紧抓住令人安心的英雄故事，紧紧抓住宽慰我们的基督，因为后一种做法确实极其诱人。
【或许有一天我会鼓起勇气冒险——现在还不行。早晚有一天我会……我会画出真正的基督。——画师，《隐秘的生活》】
结语：真基督
在全书结尾，贝克尔提出了一个堪称在这一切论证之后最迫切的问题：出路何在？我们已经讨论了我们如何出于本能冲动试图通过象征意义来超越死亡，英雄体系如何为了实现这一目标而出现，以及这两者如何将我们的恐惧和弱点投射到他人身上，从而导致破坏性后果。不过对贝克尔来说，这一切并不是需要克服的不利因素，反而是承受生命的必要条件。“事实上，人不能也不可能仅凭自己的力量挺立不倒。道德依赖是人的天然动机，唯有通过自身以外的事物才能从中解脱出来。”
这意味着，我们需要英雄、恶棍以及有意义的行动。我们需要故事。我们需要那些赋予我们意义的东西。用贝克尔的话说，这使我们成为了一种不可能的动物：“这种动物在个体层面上为了保持健康而必须采取的行动却会在群体层面上导致他的毁灭。” 这也是反战电影必须面对的伟大斗争：我们的一部分自我根本无法面对这条论断所暗示的现实。我们无法真正面对人类生命的无意义浪费。我们无法真正接受以下可能性，即千百年来战争所积累的所有惨痛和悲伤并未承载更大的意义。我们需要相信这一切确实有价值。
但这也正是因为如此，反战电影或者至少说拍摄反战电影的努力才会如此重要。“如果你要讨论那些耗费人命如山的英雄行为，”贝克尔继续说道，“你就必须找出为什么特定的社会体系会实行这样的英雄行为：谁是谁的替罪羊，哪些社会阶层被排除在英雄主义之外，社会结构中存在着哪些促使该社会盲目自我毁灭的英雄行为。” 然而，真正的问题在于找到某种非破坏性的英雄主义替代品，然后将其转化为变革性的电影。莫奈认为战争电影的反战程度不可能超过观众已有的反战意向。虽然我认为反战主张一般确实无法触及那些最需要接收反战信息的人，也就是那些最深沉地沉湎在自己的英雄体系当中的人们，但我并不完全认同她的悲观主义。
西格蒙德.弗洛伊德认为人类出于欲望而诉诸暴力。如果他是对的，那么战争就将注定永存。但如果我们出于动物性的恐惧而诉诸暴力，就像贝克尔所认为的那样，那么这些恐惧倒是还有一丁点可能得到审视与平息。贝克尔想象了一个理想的世界，这个世界通过把死亡问题放在中心位置来实现了这一点。这样的世界坦然承认自己害怕灭绝与毫无意义，并且质疑自己的英雄体系。这个世界的领导者们采取行动时总会充分意识到自己深藏的恐惧所带来的影响，总会考虑到每一个人的生命及其痛苦的全部重量。
不幸的是，这样的世界不过是乌托邦式的幻想。虽然贝克尔确实提到了一种与之类似的社会制度，那就是民主制度。在民主制度之下，批评、艺术和科学得以自由流动，因此民主社会采取行动时经常能够违背自身的文化虚构。这也是权威主义者们如此鄙视民主的原因之一，因为民主似乎总是在可笑地试图消解自己的声誉，正如贝克尔所说的那样。说到电影，民主至少为战争片提供了反战的可能性。它敦促我们真正面对镜子，批判性地审视自己，而不是执着于那些仅仅给我们带来安慰的故事。通过继续推动我们进行自我反思，通过帮助我们以创造性且有见地的方式理解我们的人类状况，也许有一天我们真能找到那一丁点理性来平衡毁灭的倾向。
通宝推：大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