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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复 因为铁不能当饭吃
家园 《甲申三百年祭》里说的很明白了 明朝是亡在旱灾上的吗？这个问题好像连崇祯帝自己都不承认啊。看下《甲申三百年祭》的叙述吧。
一个王朝，到了后期不能“挹彼注此，损有余以补不足”，还振振有词“郡邑之有富家，亦贫民衣食之源也。以兵荒之故归罪富家而籍没之，此秦始皇所不行于巴清，汉武帝所不行于卜式者也。此议一倡，亡命无赖之徒，相率而与富家为难，大乱自此始矣。”
这种王朝不亡才没天理了。
另外，上面这段振振有词，恰恰是美国共和党右翼的一贯说法。而有意思的是美国近来的大总统们的调门往往和崇祯帝一样。“看崇祯“切责士升”，浅识者或许会以为他很有志于采纳李武生的进言，但其实做皇帝的也不过采取的另一种“要誉”方式，“放之已足”而已。”
崇祯帝口惠而实不至是标准的王朝末年操作。
太阳底下无新事。《甲申三百年祭》不单单是给“进京赶考”的教训，而是有广泛的现实意义的。
====== 《甲申三百年祭》原文 ========
饥荒诚然是严重，但也并不是没有方法救济。饥荒之极，流而为盗，可知在一方面有不甘饿死、铤而走险的人，而在另一方面也有不能饿死、足有诲盗的物资积蓄者。假使政治是休明的，那么挹彼注此，损有余以补不足，尽可以用人力来和天灾抗衡，然而却是“有司束于功令之严，不得不严为催科”。这一句话已经足够说明：无论是饥荒或盗贼，事实上都是政治所促成的。
这层在崇祯帝自己也很明白，十年闰四月大旱，久祈不雨时的《罪己诏》上又说得多么的痛切呀：
……张官设吏，原为治国安民。今出仕专为身谋，居官有同贸易。催钱粮先比火耗，完正额又欲羡余。甚至已经蠲免，亦悖旨私征；才议缮修，（辄）乘机自润。或召买不给价值，或驿路诡名轿抬。或差派则卖富殊贫，或理谳则以直为枉。阿堵违心，则敲朴任意。囊橐既富，则奸慝可容。抚按之荐劾失真，要津之毁誉倒置。又如勋戚不知厌足，纵贪横于京畿。乡宦灭弃防维，肆侵凌于闾里。纳无赖为爪牙，受奸民之投献。不肖官吏，畏势而曲承。积恶衙蠹，生端而勾引。嗟此小民，谁能安枕！
——《明季北略》卷十三
这虽不是崇祯帝自己的手笔，但总是经过他认可后的文章，而且只有在他的名义下才敢于有这样的文章。文章的确是很好的。但对于当时政治的腐败认识得既已如此明了，为什么不加以彻底的改革呢？要说是没有人想出办法来吧，其实就在这下《罪己诏》的前一年（崇祯九年），早就有一位武生提出了一项相当合理的办法，然而却遭了大学士们的反对，便寝而不行了。《明季北略》卷十二载有《钱士升论李琎搜括之议》，便是这件事情：
四月，武生李琎奏致治在足国，请搜括臣宰助饷。大学士钱士升拟下之法司，不听。士升上言：“比者借端幸进，实繁有徒。而李琎者乃倡为缙绅豪右报名输官，欲行手实籍没之法。此皆衰世乱政，而敢陈于圣人之前，小人无忌惮一至于此！且所恶于富者兼并小民耳，郡邑之有富家，亦贫民衣食之源也。以兵荒之故归罪富家而籍没之，此秦始皇所不行于巴清，汉武帝所不行于卜式者也。此议一倡，亡命无赖之徒，相率而与富家为难，大乱自此始矣。”已而温体仁以上欲通言路，竟改拟。上仍切责士升，以密勿大臣，即欲要誉，放之已足，毋庸汲汲……
这位李琎，在《明亡述略》作为李琏，言“李琏者，江南武生也，上书请令江南富家报名助饷”，大学士钱士升加以驳斥。这位武生其实倒是很有政治的头脑，可惜他所上的“书”全文不可见，照钱士升的驳议看来，明显地他恨“富者兼并小民”，而“以兵荒之故归罪富家”。这见解倒是十分正确的，但当时一般的士大夫都左袒钱士升。钱受“切责”反而博得同情，如御史詹尔选为他抗辩，认为“辅臣不过偶因一事代天下请命”。他所代的“天下”岂不只是富家的天下，所请的“命”岂不只是富者的命吗？已经亡了国了，而撰述《明季北略》与《明亡述略》的人，依然也还是同情钱士升的。但也幸而有他们这一片同情，连带着使李武生的言论还能有这少许的保存，直到现在。
“搜括臣宰”的目的，在李武生的原书，或者不仅限于“助饷”吧。因为既言到兵与荒，则除足兵之外尚须救荒。灾民得救，兵食有着，“寇乱”决不会蔓延。结合明朝全力以对付外患，清朝入主的惨剧也决不会出现了。然而大学士驳斥，大皇帝搁置，小武生仅落得保全首领而已。看崇祯“切责士升”，浅识者或许会以为他很有志于采纳李武生的进言，但其实做皇帝的也不过采取的另一种“要誉”方式，“放之已足”而已。
崇祯帝，公平地评判起来，实在是一位十分“汲汲”的“要誉”专家。他是最爱下《罪己诏》的，也时时爱闹减膳、撤乐的玩艺。但当李自成离开北京的时候，却发现皇库扃钥如故，其“旧有镇库金积年不用者三千七百万锭，锭皆五百（十？）两，镌有永乐字”（《明季北略》卷二十）。皇家究竟不愧是最大的富家，这样大的积余，如能为天下富家先，施发出来助赈、助饷，尽可以少下两次《罪己诏》，少减两次御膳，少撤两次天乐，也不至于闹出悲剧来了。然而毕竟是叫文臣做文章容易，而叫皇库出钱困难，不容情的天灾却又好像有意开玩笑的一样，执拗地和要誉者调皮。
家园 巨汗，3700万锭这个离谱的数字还有人信啊。。。 《甲申》的文采真好，考证确实糙了点。
话说网上明史热，讨论明末那么多年了，居然还有人拿这个不靠谱的3700万锭来说事啊。真是活久见，有点一夜回到几十年前的既视感。
你引用的这段，就算1锭是50两，3700万锭，总共是十八亿五千万两。连作者都吐槽这个数字不靠谱。
《明季北略》接下来还有这么一段话：“果有如此多金（指三千七百万锭），（则）须骡马一千八百五十万（头）方可载之，即循环交负，亦非计月可毕，则知斯言未可信也。
结果由于《甲申三百年祭》太有名，作者本人这后面这段话被华丽地无视了。。。
明末还有一堆记载是说闯军追赃是从大臣，太监，勋贵，商人等人上弄到银子的，内帑反而没多少钱。
崇祯要真有钱，何至于最后连请吴三桂进京勤王的钱都凑不出来了。
至于让富家报名助饷，崇祯又不是没试过，请勋贵太监大臣捐钱，结果呢？连个远支勋贵都能闹得砍了首辅之后不了了之。
捐个钱都能搞出一地鸡毛，更不用说更深入的自己砍自己的改革了。
崇祯又不是闯军，大西军和湖南的田兵，能动土地所有制。
我写的明明是王朝晚年的弊病，连绵的灾害，以及辽东这个无底洞加速了明朝的灭亡。加速两字瞅见没？
家园 古书错简而已 3700万锭肯定是不可能的。光数一数就不知要花费多少功夫了。
但这个数字也未必就是生造的。最大的可能是古书错简多了一个“万”字。总数应是3700锭。这样每锭五百两不过1850000两。作为皇家内库镇库金，这个数字应当不差。
明朝后期的宫廷开销光是膳食一个月就要一万多两，一年就是十几万两（见《宝日堂杂钞》）。万历期间岁入才四百万两，光宫廷膳食开销就要占岁入的3% 。而万历还要修陵墓，还有三大征，花钱如流水，到后来不得不加派五百二十万两，另外再派矿监搜刮。
所以崇祯“减膳撤乐”有其实际考虑。但真正起到多少作用就难说了。
从宫廷膳食开销一年十多万两来看，内库镇库金185万两是个合理的数字。
家园 补个明清铁价对比 -- 补充帖 已上生铁共五十八万七千一百四十四斤,每斤价银六厘嘉靖十年 张彦杲《议处修偃新规》
丁字库生铁四万六千七百六十斤,每斤银六厘"万历 何士晋 《工部厂库须知》
熟铁每斤价银四分生铁一分五釐铁索铁钉每斤价银三分自雍正十年为始凡岁修等工均照此例估销 —— 钦定大清㑹典则例 (四库全书本)/卷132
明代万历生铁官方采购价格为六厘，熟铁为一分六厘，而清代雍正生铁采购价为一分五厘，贵了九厘，熟铁为四分，贵了两分四厘。
清朝雍正时期白银还不像乾隆年间那样贬值，万历朝银价只比清朝高了1.2倍，雍正年间的铁价却比万历年间涨了2、3倍。
家园 如果算清朝，不能光算前期吧？ 清朝还有个“洋务运动”呢。这产的钢和铁就不算啦？
另外，明朝铁产量估算有个很大的漏洞，所谓的产量是从课税倒推的。问题是，这个“几万斤”甚至“几十万斤”的税，其实是指的铁矿石，而不是生铁。如果按铁矿石课税来把铁矿石当生铁，宋朝还年产15万吨呢。
家园 万历年间矿税啥时候收矿石了。。。收钱的 -- 有补充 金银加起来，万历25年到34年总共收了100万两银子。
历朝从铁课税推算铁产量的工作都有人做，也没见谁算出宋朝产生铁15万吨的奇葩数据。
哪篇文章有这么夸张的数据？给我开开眼?
铁课数：
铁产量推算：
别的朝代铁产量总的趋势都是上涨的，也就元朝和清朝的铁产量不断下降。
至于满清，洋务运动在一鸦之后过了20年才开始已经够傻逼的了，就算加上洋务运动，铁产量也就一般般。一直到1906年才超过明朝中期的水平。。。
最后几年的增长则是依靠日资贷款来维持的，最后依旧崩盘。
作者 对本帖的 补充(1)家园 漏了张清朝的铁产量图，补一下 -- 补充帖 
家园 这个矿税表不能作为证据的 这是你贴的万历矿税表
万历收了多少矿税，各种文献里的说法不同。这里说是“大略百万”。《明史.食货志》则说“自二十五年至三十三年，诸珰所进矿税银几及三百万两”。
这且不论，这个表本身的数据就是不能作为铁产量证据的。万历的“矿税”本身是正税之外的加派搜刮。税收上升并不代表铁矿或生铁产量本身上升。
举例来说，上表里万历二十五年到二十六年，矿税翻了近10倍。这难道证明产量也翻了十倍？明朝搞了个“大跃进”？
好吧，也许有人会争辩说万历二十五年的数字并不一定是全年的，只是从开征日期算起。那么万历二十八年到二十九年又翻了一倍，难道说这一年里明朝的矿产量翻倍了？
更有意思的是万历三十年，矿税又比上年下降了三分之一。难道这是因为明朝的矿产一下子少了三分之一？开矿又不是种地，极少受天灾的影响。
接下来万历三十一年，矿税不但上升还超过了万历二十九年。难道明朝土法炼钢成功了？
万历三十二年矿税又下跌了近四分之一。产量也下跌了四分之一？到万历三十三年，更不得了，矿税一下子缩减了三倍。然而万历三十四年又“大跃进”，膨胀了三倍。难道明朝的产量是过山车？
归根到底的原因是这些“矿税”收取并没有明确的指标。明朝允许私营铁矿炼铁，收税标准是“每三十分取其二”。这个标准从明朝前期制定。当时收的是实物税。到万历才改为折银。但万历的“矿税”可不是十五分之一。而是派出的太监们随心所欲制定的。太监们为了讨好皇帝，当然极尽搜刮之能事，同时还要中饱私囊。
当时的情况是：
矿脉微细无所得，勒民偿之。而奸人假开采之名，乘传横索民财，陵轹州县。有司恤民者，罪以阻挠，逮问罢黜。时中官多暴横，而陈奉尤甚。富家巨族则诬以盗矿，良田美宅则指以为下有矿脉，率役围捕，辱及妇女，甚至断人手足投之江，其酷虐如此。帝纵不问。自二十五年至三十三年，诸珰所进矿税银几及三百万两，群小藉势诛索，不啻倍蓰，民不聊生。所以明朝万历的铁产量有多少是不能用这个矿税表作为证据的。这个表只是反映了万历年间的恶政搜刮程度和政治斗争的反复罢了。
如果这个表的作者是拿“矿税”来作为万历矿业大发展，钢铁产量大跃进的证据，那么说一句作者“不学无术”都是轻的。
通宝推：审度,北纬42度,孟词宗,家园 这可不就是毛估估吗？ 举个例子：
目前比较公认的是，清朝铁业的重心呢，是广东。按楼主下边贴子列出的数据呢,在明朝广东的铁产量已经有零有整的统计到个位数了。黄仁宇看了默默流泪。
我也引一篇论文吧，明清经济史的大拿李龙潜先生，他呢有篇论文《清代前期广东采矿、冶铸业中的资本主义萌芽》，这篇论文的下边呢，附了三份很详细的表，广东一地，明清铁矿和冶炼的具体地点。
李龙潜先生的结论是这样的：
关于广东一省的产量呢，李先生是这么估计的。当然还是很谦虚的，说了句绝不准确。我们就参考一下吧。
数据嘛，兼听则明，比如说清朝全国矿点才90多处的说法，也有出处，不过呢，和李先生的详实数据一比较，采信哪个数据就看个人了。
另外呢，清朝的矿业政策，税法，也是不停变化，政策大辩论都是知名历史事件，就不多说了，但是只要不把所有的问题都归结于“万恶的满人”，总能得出有益的结论。当然啦，有益的结论不是每个人都需要的，有人只需要一切都是万恶的满人就够了，有结论总能找到证据。
通宝推：陈王奋起,阴霾信仰,从来,任爱杰,审度,家园 文章资料挺好，不过和洪武宣德几百年前比是啥比法？ 宣德年和嘉庆年中间隔了好几百年了。。。
明朝铁产量增长还是很快，比如天顺5年的时候，山西阳城县民营铁课数量五六十万斤，折算成铁产量在八百万斤左右；而洪武时期给山西的定额也就是一百一十四万六千九百一十七斤。
看嘉庆年间这广东的大炉也不先进。明末崇祯年间在鄂州办的官营铁厂，按明人笔记记载一日夜出铁也能有3600斤了，一年产量也有快百万斤了。
这个2200万斤的年产量，也没超过嘉靖年间按铁课估算的广东2700万斤，这可都200多年以后了。。。
这种停滞甚至倒退真是正常的吗？
家园 因为嘉庆的铁产量低啊 雍正年间产量最高。高的数据是5400万，低的数据是4800万。随便你取那个。
有意思的一点是呢，雍正的矿业铁业政策最严，乾隆二十三年之后吧，应该是这年吧，记错就算了，矿业铁业就很宽松，甚至开始鼓励了。
然而呢，产量滑坡。
其实吧，这是很简单的现象，产业的兴衰，人们很容易简单的归因于政策。事实上吧，即使今天政府对社会的控制力度，政策禁驰和产业兴衰都很难说完全对应。除了政策之外，影响一个产业的因素是很多的。更不要说，一个前现代政权的清朝，政策因素是需要关注的。但是仅关注政策层面，就谬之千里了。
我和你类似的话题已经讨论过了，你心心念念觉得如果明一直存在就会如何如何，我也能理解。不过，以此来读历史，不是不见舆薪，而是不见喜马拉雅山了，言尽于此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