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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园 【整理】清朝相关论文资料整理，陆陆续续有空就补充一点 -- 有补充 这次就先整理一部分论文，存着留个底，以后如果想用了，找起来也方便。
清朝前期的民族政策初探
The Tentative Study on the Ethnic Policy in the Early
Qing Dynasty
研 究 生 姓 名 ： 彭白 雪
指 导 教 师： 马晓丽 教授
学 科 门 类： 法学（ 民族学）
专 业 名 称： 中 国 少数民族史
节选：
第二章 入关初期的民族政策
（一） 圈地政策
（二） 汉人投充为奴
（三） 制定“逃人法”
（四） 剃发政策
第三章 康雍乾时期的民族政策
三 乾隆“崇满抑汉” 的民族政策
随着清王朝政权的不断稳固和满族统治者对满汉关系的不断调整以及“满汉一体” 的民族政策的不断实践和发展， 到乾隆统治时期， 满汉矛盾不断缓和， 已不再是社会的主要矛盾。 但引发满汉矛盾的种种因素仍然存在， 并且与乾隆时期日益严重的八旗生计问题、 人口膨胀、 物价上涨等问题交织在一起， 成为影响乾隆时期社会发展的重要因素， 这就使这一时期的满汉矛盾虽然不及清初尖锐但更为复杂和隐蔽。
为解决八旗生计问题， 乾隆采取的一系列措施损害了汉族士大夫阶层的政治利益和底层汉族民众的生存利益， 加剧了汉族士人的不满和广大汉族民众的反清斗争。
（一） 八旗仕途开放
清朝统治者一直将八旗视作国家之根本， 并将其作为维护和加 强统治的重要支柱。 为确保满族的优势地位， 清朝实行具有民族特色的“官缺制度” ， 即按照民族成份将各官职定为“缺” ， 根据官员的身份和资格以“官” 补“缺” ， 不得逾越定制， 这实际上反映了不同民族的官僚统治集团在清王朝中的政治地位。至乾隆时期， 清朝已经形成了一套比较完整的官缺制度。 乾隆时期， 八旗人口不断膨胀， 其生计问题日益严峻， 为解决此问题， 乾隆在继承康、 雍两朝政策的基础上， 扩大旗人的入仕途径， 在官缺等方面给与特权。 八旗除了可以拥有满缺、蒙缺和汉军缺等官缺外， 发展到可以替补绿营和其他非八旗官缺。 八旗入仕允许挤占汉缺， 但汉人极少能担任满缺官职。 乾隆三年， 官员奏请设立“八旗公库” 、“广开登进之路， 凡近京省城府道州县副参游守等官， 俱宜参用满洲”[1] 。 乾隆帝怕大量补用满官的做法会加剧满汉矛盾和分歧， 影响统治的稳定， 对此奏请皆不准。 但迫于八旗生计压力和维护八旗的支柱地位， 乾隆帝还是逐步开放了八旗仕途。 实施了“定满洲外用先行考试” 、 “绿营有缺， 附近旗丁顶补” 、 “在京满洲、 蒙古官员均补用绿营” 等措施。 乾隆六年， 旗人的任职范围再次扩大， “满汉进士， 原属一体， 嗣后满洲进士， 亦著照依甲第名次， 选用知县”[2] 。
乾隆朝的这种选官用官制， 影响了汉官的仕途， 损害了汉族士大夫的政治利益， 必然会加深满汉臣工之间由于利益不均衡而产生的矛盾。 乾隆八年发生的杭世骏事件， 就是这一时期汉官不满的表现。 翰林杭世骏对乾隆“内满外汉” 的用人方式提出了尖锐的批评： “意见不可先设， 畛域不可太分。 满洲贤才虽多， 较之汉人仅十之三四”[3] 。 尽管杭世骏言论有不实之处， 但道出了大多数汉官的心声。
（二） 汉军出旗
由于康熙、 雍正朝在八旗生计问题上所行之策屡难奏效， 乾隆即位后， 做出了一项自认为能够从根本上解决此问题的办法， 即汉军出旗， 将空置出来的兵额交由满洲与蒙古八旗顶补。 八旗汉军源自汉人， 在战争中曾经是八旗的三大支柱之一， 但毕竟分属不同民族， 无论满族统治者如何宣扬“满汉一体” 和“满汉平等” ， 当涉及其切身利益时， 内心仍有难以消解的民族歧视观念， 以牺牲部分汉军旗人的利益来缓解更亲近的满蒙旗人的生计问题。 大量出旗汉军被改补绿营，在遣散处就近补入， 不再享有旗兵的军饷， 其年老者闲散者则改入民籍。 继续留在旗内的汉军， 其地位和待遇也有所下降， 这样就使汉军变得无足轻重， 而朝廷就可以在不加军饷的情况下， 缓解八旗生计问题， 减少朝廷的财政和政治压力，同时又保证了满蒙八旗的特权优势地位。乾隆朝满汉矛盾呈现出融合中隐含矛盾的态势， 但满汉矛盾已不再是清朝社会的主要矛盾， 但乾隆皇帝固守“首崇满洲” 的观点， 视满洲为国家之根本， 将维护满洲特性， 抵制汉习上升到维护政权长治久安的政治高度， 高度警惕汉人，对汉人深怀猜忌、 防范之心。 为彻底消除其内心的“隐忧” ， 通过滥兴文字狱、禁书、 修书等手段试图彻底消除汉人的反清思想和民族意识。
（三） 维护满洲独特性与禁止汉化
乾隆帝为维护满洲习俗禁止满人汉化， 实施了木兰秋狝、 东巡谒祖等措施和制度， 并将其奉为后世子孙必须恪守的“家法” ， 并对满洲贵族粉饰浮夸、 玩物丧志， 陷入汉人科甲、 朋党陋习的倾向进行了整饬。 乾隆帝继承传统， 将“国语骑射” 视作国家之根本， 乾隆二十五年， 谕令： “满洲本性朴实， 不务虚名， 即欲通晓汉文， 不过于学习清语技艺之暇， 略为留心而已。 嗣后八旗满洲须以清语骑射为务， 如能学习精娴， 朕自加录用”[1] 。 在生活和交往上， 乾隆帝更是不遗余力的维护满洲特性， “旗人一耳带三钳者， 原系满洲旧风， 断不可改.....将带一钳之风， 立行禁止”[2] 。 对于满族知识分子与汉族名士的过密交往， 也是乾隆帝不愿意看到的， “降谕八旗满洲， 须以清语骑射为务， 不在学文。 如有与汉人互相唱和， 行文往来者， 一经发觉， 绝不宽贷”[3] 。 在婚嫁上， 禁止满汉通婚，乾隆三十年， 下令： 禁止蒙古、 锡伯、 巴尔虎、 汉军包衣佐领之女与汉人通婚。乾隆五十七年规定， 满洲宗室不得与民人结亲， 不准嫁女于八旗之外的人， 违者治罪。 乾隆在位的几十年， 是清朝满汉文化融合的关键阶段， 正是由于乾隆在维护满族特性方面事无巨细的强调， 减缓了满汉融合的进程， 阻碍了满汉关系的进一步发展。
（四） 大兴文字狱
清朝文字狱始于顺治朝， 渐于康熙、 烈于雍正， 到乾隆朝达到高潮。 在乾隆执政的六十年里， 有据可循的文字狱多达一百三十件， 残酷的文字狱加深了汉族士人对清王朝的不满情绪， 成为“盛世” 下隐藏的一大危机。 满族取代明朝， 以少数民族统治天下， 对汉族士人深怀猜忌之心， 见到“明” 、 “清” 字样， 就高度紧张， 总要反复揣测其中是否隐藏着反清情绪和心理。由此所造成的文字狱中，真正的反清者固然存在， 但更多的是使无辜者受害。 翰林胡中藻有诗句“一把心肠论浊清” ， 因“清” 字前面加了“浊” ， 就被认为时有意诋毁清朝， 因此被治罪。 徐述夔《鹤立鸡群》 诗中有“明朝（zhao） 期振翮， 一举去清都” 的诗句，本意是赞扬仙鹤在不久能够一飞冲天， 直飞天帝之都—清都， 却硬被清朝统治者解读为： 期望明朝振作起来， 一举摧毁清朝都城。 就是由于这样莫名其妙的解读使徐述夔被枭首。 这样的例子在乾隆朝文字狱中数不胜数， 使得广大汉族知识分子噤若寒蝉， 对清朝的不满情绪日益剧增。
乾隆后期， 统治者将文字狱进一步升级， 将文字狱与修书、 禁书相结合， 使文化专制达到顶峰。 乾隆帝想通过编纂《四库全书》 ， 借搜集、 整理群书之名，审查各类官私文献， 从而发现和销毁有反清思想的著作。 《四库全书》 是乾隆对中国历史文化的重要贡献。 但在编纂过程中， 寓禁于征， 不仅大规模销毁“违碍书籍” ， 而且对于著述和收藏者大肆屠杀， 把文化建设扭向文化恐怖统治， 成为乾隆后期文字狱的基本内容。[1] 乾隆查缴禁书主要从乾隆二十二年彭家屏案开始。 彭家屏收藏明末野史众多， 这些书或为明末事， 或是记述南明弘光政权， 并不存在诋毁清朝的言辞。 虽然这些书籍大多被烧毁， 乾隆也并未查阅其内容， 只是凭空臆断其中必有诋毁之词， 甚至说彭家屏作了敌视清人的批注。 乾隆皇帝在没有物证的情况下， 重治彭家屏， 他的用意是很明显的了， 这就是杀一儆百， 震慑汉族臣民。[2] 随着查缴禁书的深入开展， 四十四年之后， 这样的案件更是层出不穷。 乾隆三十九年查缴禁书达到高潮时， 乾隆帝暴漏了他寓禁书于征的目的：“明季末造， 野史甚多， 期间毁誉任意， 传闻异词， 必有地处本朝之语.......杜遏邪言， 以正人心而厚风俗”[3] 。 乾隆编纂《四库全书》 的目的并不是要对中国文化进行总结， 修书是手段， 禁书才是目的， 是为了将不利清朝的书籍销毁， 严防汉人知识分子， 力图消弭汉族文人的反清思想和情绪， 巩固满洲的统治地位。 但这样严苛的文字狱只能从表面上使汉族士人和知识分子服从， 其内心的反清情绪却日益蔓延， 成为乾隆朝满汉矛盾的一个隐性因素。
（五） 限制民人出洋与回籍
满族统治者对汉人深怀猜忌防范之心， 对汉人与任何外来势力的交往保持高度的警惕。 清初， 郑成功抗清势力活跃于东南沿海， 与清王朝展开了几十年的对抗， 对清朝造成了极大地威胁。 统治者为了阻止沿海汉人对郑成功势力的支持，削弱反清势力， 实行了严厉的海禁政策。 康熙时期， 清朝统一台湾， 在东南沿海的威胁基本消除， 康熙帝调整政策， 颁布“开海贸易” 的谕旨。 但为防范反清力量， 完全掌控沿海地区， 自开海贸易后， 清朝就对民人出洋贸易严格限制。 由于海洋贸易有利可图， 许多内地商民为获利， 留连于南洋而不归。 这一现象使康熙深感担忧， 唯恐这些民人与海外之人相互勾结， 又生事端， 这种担忧发展到康熙晚年， 最终禁止了南洋贸易。 康熙帝认为“汉人心不齐， 如满洲、 蒙古数十万人皆一心。 朕临御多年， 没以汉人为难治， 以其不能一心之故”[1] 。 康熙对汉人勾结外夷具有深深的恐惧， 于是断然禁止南洋贸易并严防居留南洋的汉人回籍。
康熙的思想对乾隆具有极大的影响， 乾隆帝看到了海外贸易对东南沿海地区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重要作用， 经过慎重考虑， 做出来开放南洋贸易的正确决策， 但他仍然继承了康熙对汉人的防范和猜忌， 对民人出洋进行严格限制， 同时对出洋民人的回籍大加限制， 以此来限制民人出洋。 乾隆帝实施了“限制出洋民人回籍以三年为限， 三年不归不许再回原籍” 政策， 就是为了最大限度的控制因开放南洋贸易可能对清王朝带来的种种威胁。 这样的严密防范滞留在南洋的商人不敢回籍， 也影响了欲出洋贸易之人， 使之加深了对清朝的怨恨和不满情绪。 乾隆时期， 满汉矛盾虽然已经大为缓和， 但在盛世下也隐藏着难以化解的民族对立情绪和反清心理。
尽管乾隆时期的满汉矛盾已不再是社会的主要矛盾， 但乾隆时期以抑制为主的民族政策和清朝少数民族政权的特殊性决定了满汉矛盾不可能在这一时期彻底消除， 它将长期存在。 这一时期的满汉矛盾不仅包括由于满族的压迫政策引起的对抗性矛盾， 还包括由于满汉文化的差异所造成的非对抗性矛盾。 尽管这一时期满汉文化呈不断融合之势， 但由于乾隆维护” 国语骑射禁止满人“汉化” 并强迫汉人“满化” ， 使这一时期的非对抗性矛盾也不能在短时间内消除。 乾隆的抑制政策引起了广大民众的不满， 乾隆三十九年爆发了山东王伦起义， 成为清王朝由盛转衰的转折点， 也揭开了各族人民反抗斗争的序幕。
第四章 清朝前期民族政策的影响
一 促进了多民族国家的统一， 增强了民族间的交流与融合
二 民族政策不能从根本上消除民族矛盾
尽管清朝历代统治者宣扬“满汉一体” ， 但在实施具体的政策上仍以满洲为根本， 在官员任用、 科举、 法律等方面明显的表现出民族间的不平等， 为防止汉族士大夫的逆反心理对政权的威胁， 大兴文字狱， 显示出强烈的民族压迫性。
清初为实现对广大汉族民众的统治， 错误的实施了“五大弊政” ， 包括剃发、 易服、圈地、 投充、 逃人等。 实施剃发政策， 严重伤害了汉族民族的情感和利益， 由此引发了强烈的反抗情绪， “在苏北、 安徽、 湖南、 山东等地相继发生了反清斗争，其中， 以江阴、 嘉定等江南地区的反抗最为激烈”[1] ， 剃发易服政策一直实行到清朝统治结束， 对汉族人民的压迫也伴随始终。 由于满汉矛盾的加剧， 社会动荡，统治者才不得不对圈地、 投充、 和逃人政策做出些许调整， 直至康熙朝才逐渐停止实行。 清初的五大弊政， 其核心是维护满族统治阶级的利益， 极大地伤害了民族感情， 损害了汉族民族的切身利益， 恶化了民族关系， 而这主要是由满族统治阶级的阶级局限性和民族局限性造成的。
为防止汉族与其他少数民族联合起来威胁清王朝的统治， 统治者往往对边疆少数民族采取了封禁、 隔离和分而治之的措施。 例如， 清政府严禁蒙汉民族之间通婚， 并不准内地汉民到蒙古地区贸易耕种， 蒙古人不得学习汉族文化等， 违抗者给予严惩。 在新疆回部地区， 清廷实施汉回城并立政策， 将此作为隔离汉族和维吾尔族的手段。 甚至这样的隔离和封禁政策还在同一民族内部发生， 如在蒙古地区的盟旗制中， 规定各盟旗之间设置卡伦， 彼此之间不得越界， 众建以分其势，以防止各盟旗的联合造成对中央政权的威胁。
清代朝前期实施的具有压迫性的民族政策， 其直接后果是加剧了民族间的矛盾， 激起了各个被压迫民族的反抗情绪。 清朝中后期的民族政策大多是对前期政策的沿袭， 随着时间的推移， 民族政策的压迫性本质也逐渐显露， 这成为了各被压迫民族起义抗争的重要根源， 也成为清朝灭亡的重要原因之一。 尽管为了维护政权的稳定， 清朝统治者也做出了一系列的调整， 但由于其阶级和民族的局限性，
所实施的民族政策不可避免的存在一定的压迫和歧视性， 民族政策不能消除各民族间的民族矛盾， 民族问题将伴随整个清代。
最后加个小感想，历史科班对于满清的民族矛盾也没避讳，河里不少人倒是畏之如虎。。。恨不得只提阶级，不提民族。。。连文字狱是阶级压迫不是民族压迫这样的“神论”都能搬出来，还历朝历代都有。。。真是让人捧腹大笑。。。
不是唯物主义吗？满清的满汉矛盾贯穿整个清朝，怎么就不能提了？？？
有啥要藏着掖着的。就因为政治正确？都2020了，还得从古代王朝找合法性，这也太没自信心了吧。
通宝推：天狼星,海上金流彩云乱,为什么不可以,倒海翻江卷巨澜,审度,醉寺,大漠老兔,桥上,燕人,作者 对本帖的 补充(7)家园 明清两朝的禁书与思想专制 作者姓名李漩
专业中国古代史
研究方向明清史
指导教师王剑教授
明朝沦陷之后,作为异族统治的清朝,对于文化方面的统治与其说是重视,还不如说是敏感。禁书运动在清朝达到了空前绝后的程度,其禁书范围之广,查禁手段之繁,刑罚处置之重,是没有哪个朝代可以比拟的。即使是专制统治己达到相当高度的明朝,对其也只能是望尘莫及。
第2章小巫见大巫—明清禁书比较
2.2 明清禁书规模比较
通过上表我们可以很明显地看出,清朝的禁书,无论是在数量上还是次数上,都远远大于明朝。其中,违碍书籍的数量是明朝的约29.2倍,科举时文是明朝的约27.2倍,剧本小说是明朝的10.2倍,妖书是明朝的约8倍,禁书总数为明朝的约12.6倍。
明朝的统治时间为278年,清朝自天聪年间开始禁书,到道光年间,共224年,比明朝还要少50多年,而其禁书的数量却比明朝多了不止十倍。虽然这只是一个概数,但却能很直观地反映出明清两朝在禁书数量上的巨大差距。
2.3 明清禁书手段比较
2.3.2禁书手段实施程度的差异
清朝与明朝的禁书手段最大的差别并不在于手段种类的多寡,而在于手段实施情况与效果的差异。明朝的禁书一般都是朝廷颁发谕令,而实际上却往往并不能将其有效实施。明朝政府曾多次下令禁毁时文,而嘉靖年间的南京翰林院孔目何良俊却依然慨叹“夫用传注以剿取科第,此犹三十年前事也。今时学者,但要读过经书,更读旧文字千篇,则取青紫如俯拾地芥矣。夫读千篇旧文,即取青紫,便可荣身显亲,扬名当世。而体认圣经之人,穷年白首,饥冻老死,迄无所成。……则五经四书可尽废矣。”①屡次下令禁毁时文的结果却是“五经四书可尽废矣”,由此可见明朝政府是否在真正认真地围剿时文。另外,隆庆年间给事中李贵和上言禁毁陈建所纂的《皇明资治通纪》,以其“荧惑众听,减否时贤,若不禁绝,为国是害非浅”,于是“上从之”。但这次“始命焚毁”之后,却“海内之传诵如故也”。甚至到了万历年间,“复有重刻行世者,其精工数倍于前”②。明朝政府对于小说戏剧也屡次下令禁毁,而到了末年,其情况却是“小说盲词,……层见叠出,愚夫诵之,几与正史并行。……”③
由此可见,明朝政府禁书,除了专案查缴的文字狱之外,一般都是政府空下谕令,并没有什么有效实施的手段和显著的效果。
与明朝比起来,清朝皇帝在查缴禁书的工作中可谓尽职尽责,极其认真。乾隆三十四年,查禁钱谦益《初学》、《有学》二集,“今偶阅其面页,所刻初学集,则有本府藏板字样,有学集。则有金匾山房订正、及金间书林敬白字样。是初学集书板,原系伊家所藏,纵其后裔凋零,而其书现在印行,其板自无残缺,转售收存,谅不出江苏地面,无难踪迹跟寻。至有学集,则镌自苏州书肆,自更易于物色。但恐因有查禁之旨,书贾等转视为奇货,乘间私行刷印密藏,希图射利,尤不可不早杜其源。高晋此时现驻苏城,著传谕令其将二书原板、即速查出。”④乾隆皇帝查缴禁书的细心实在是令人佩服,连禁书的版本与藏书之地及流传之地都要亲自查看过问,督促官员
迅速查缴。有这样的皇帝,其属下官员还有谁敢不尽心竭力地卖力查缴呢。又乾隆四十六年对尹嘉锉一案禁书的查缴,在将尹嘉锉抄家问斩,将其所著禁书销毁之后,乾隆皇帝又下旨说“尹嘉拴悖谬书籍既多,其原籍亲族戚友,必有存留之本。著传谕袁守侗,明切晓谕,令其将书籍板片悉行呈出,毋任隐匿,一并解京销毁。至尹嘉拴,曾任山东山西甘肃司道,其平日任所必有刊刻流传之处。并著传谕该督抚等详悉访查,如有书籍板片即行解京销毁。倘查办不实致有隐漏,别经发觉必将原办之该督抚等治罪。”①皇帝在查缴禁书时连罪者的亲友及曾经为官之地都一一想到,可见清朝对于
禁书查缴之严密,及皇帝对待查缴工作的不遗余力。除此之外,清朝的皇帝对于禁书,尤其是违碍之书,几乎每本都要亲自审阅,签
出其违碍之处。雍正年间,世宗皇帝逐条批驳吕留良的观点,还为此专门著成了《大义觉迷录》一书。又如乾隆二十年三月的胡中藻《坚磨生集》案,乾隆皇帝一一签出了其违碍之处“且至称蒙古为胡儿”②,“题曰坚磨生诗钞。坚磨出自鲁论,孔子所称磨涅,乃指佛胖而言,胡中藻以此自号,是诚何心”,“又曰又降一世夏秋冬”,“又曰一把心肠论浊清。加浊字于国号之上,是何肺腑”。③等等签出之处,笔者在这里就不再一一列举。这种例子见于清朝禁书的各个案件,几乎每个案件都是由皇帝亲自过问批审的。
另外清朝皇帝一般都命令官员限期收缴禁书,随时汇报收缴情况,并将禁书解京一并销毁。如乾隆四十三年十一月查缴违碍书籍谕令“……著通谕各督抚,以接奉此旨之日为始,予限二年,实力查缴,并再明白宣谕,凡收藏违碍悖逆之书,俱各及早呈缴,仍免治罪。至二年限满。即毋庸再查,如限满后,仍有隐匿存留,违碍悖逆之书,一经发觉,必将收藏者,从重治罪,不能复邀宽典。且惟于承办之督抚是问。”④又乾隆五十八年禁科举时文,“令督抚等认真查禁。陆续收缴。三年汇奏一次。并将查出删本解京销毁。”⑤如此限期严办,即使有那种想要敷衍搪塞,将禁书之事不了了之的官员也不得不认真办理。
综上所迷,清朝相对于明朝来说,不仅在禁书手段的种类方面有了很大的拓展,而且在实施过程中也远比明朝要认真严密。可见清朝对于禁书的查缴更加重视。
2.4 明清禁书处置比较
首先,对于违碍书籍相关之人的处置,在明朝,最重的刑罚是处死,最轻的刑罚为置之不问。其中永乐年间的禁书案例都是因人废书,被处死及连坐的文人既不是因为禁书,也不是因为文字狱,而是因为效忠建文帝。禁书只是对其处罚的连带结果。
在这里,笔者暂且不将这此案例算在对于禁书的相关处置之内。
除去上述靖难之役禁书的案例,明朝共禁毁违碍书籍次,其中相关之人被处死的案例有23件,大约占63.8%,因为违碍书籍而连坐的案例笔者目前还没有发现。
清朝禁毁违碍书籍的案例到道光年间共有103件,其中相关之人被处死的有50件,大约占连坐家属的有32件,大约占31%,清朝连坐家属的刑罚一般为男性家属处斩,女性家属给功臣为奴官员因为查禁违碍之书不力而受到牵连的有9件,大约占9%,其中有三起案件牵连的官员被处死。
对于违碍书籍相关之人判处死刑的处置,明朝所占的比例相对
于清朝较大,但这件处死的案例中,有二十件发生在洪武年间,是太祖皇帝罗织文字狱大肆屠杀文人的结果。在以后由明朝统治的多年间所发生的寥寥可数的十几件禁书案中,只有三个案例的相关之人被判处了死刑。其他的基本上都是杖责、流放,甚至无罪释放。另外,明朝没有因为违碍书籍而连坐家人的案例,更没有牵连办案官员。而在清朝,连坐的案件是比较普遍的,并且,皇帝还常常迁怒于办事不利的官员。
以上,我们只是从数字上理性地感受了一下二者的区别,下面笔者将通过具体的
案例让大家更为感性地认识到清朝对于禁书相关人员处罚的严酷性。
清朝有很多违碍书籍的案例是因为著书或献书之人神志不清,患有疯癫之症而引起的。通常情况下,正常人是不会和疯子一般见识的,但是在清朝,疯人著书或献书却能掀起大狱。如乾隆十八年丁文彬献书案,主犯丁文彬原系一个神智错乱的疯子,却被判为凌迟处死,其兄侄三人被判斩监候,十五岁以下的两个侄子给付功臣家为奴。
另外还有蔡、徐二人,只因为看过丁文彬所著“逆书”,就被判杖责,并革去功名。与此相类似的另外五个疯人献书案中,只有两人幸免于死,被判处杖责和流放,其他三人都或被凌迟,或被斩首。
另外,清朝禁书案牵连人数之广,是令人难以想象的。如康熙年间的明史案中,牵连多人,其中有很多只是因为买书或卖书便送了性命,更有一个“朱姓者”,只是卖书者的邻居,因为书贾正好外出,买书之人“坐其家少侍,及书贾返,朱为判其价”,由此就被“偕其妻发极边”①,即使这样,还是因为他已经年逾七十而被轻判了。这样的例子比比皆是,乾隆四十四年,智天豹《本朝万年书》案,赵五只因租赁房子给智天豹,就被杖责八十。乾隆四十七年卓长龄诗集案中,其子卓天柱本系目盲,根本看不到任何悖逆之书,却也被“从轻”判处斩监候。由此可见,在清朝,只要和禁书沾上一点点关系的人,都可能招来杀头流放之祸。
更加离谱的是,即使是和禁书没有一点点关系的人,也会受到无辜的牵连。雍正四年的查嗣庭日记案,除了处置查嗣庭一家外,竟因为“浙江士子,未必不因此效尤”,而“将浙江人乡会试停止”②。因为一本禁书,而牵连一省的文人士子,刑罚之重,牵连之广可见矣。乾隆二十年胡中藻案件中,大学士等也曾议奏照查嗣庭案例停止江西省乡会试,幸好乾隆皇帝及时认识到了乃父的过激行为,说道“因胡中藻一人,而阻通省士子上进之阶,联心实有所不忍,所奏不必行”,但他同时也下诏说“嗣后如再有此等悖逆之案。不但暂停数科。必当大示义正。以挽颓风。该省士民其共知所做。”③由此看来,乾隆皇帝对于停止乡会试之事也并非全然“不忍”。
而在明朝,逃民涂仁用所上诗词同样的“语涉妖妄”,只被判处发戍辽东铁岭卫,并不牵连任何家属或官员。而吏部尚书王公恕,作《大司马三原王公传》,有所违碍,孝宗皇帝只是命其“烧毁板籍”而己,并不下罪本人。倒是王恕反而埋怨起皇帝来了,竟然因此而赌气“乞致仕”而去。这种情况在清朝是实在难以想象的。
通过本章中对于明清两朝禁书的比较,我们不难看出,清朝的禁书要远较明朝严厉。在规模上,清朝的禁书无论在数量上还是次数上都远胜于明朝,其禁书总数是明朝的12.6倍,颁布禁书谕令的次数则是明朝的4倍。清朝的禁书手段也更加全面,逐户查缴、颁布禁书书目、设立书局收书,这些在清朝最为行之有效的方法在明朝根本没有被运用起来。明朝的皇帝往往都是空下谕旨,甚至听凭禁书泛滥。清朝政府对于禁书的查缴也更加彻底,基本上每个案件都由皇帝亲自过问,甚至连禁书的各个版本和其可能的流传之地都要一一责令官员严格查禁,而对于禁书的板籍也和禁书一样务必要做到销毁净尽。清朝对于禁书相关之人的处置,也远较明朝严厉,其刑罚更重,连坐更加普遍,甚至常常牵连无辜之人,而且对于有所违碍和造妖言的罪名,等同谋反大逆之罪,在任何情况下都不给予宽免。由此可见,清朝的禁书无论是从规模上,手段上,还是处置上,都远较明朝严厉。而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则是两个朝代思想专制的差异。这一点,笔者将在下一章中做更为详细的论述。
3.3 清朝思想专制更加严厉的原因
通过上一小节的比较,我们不难看出,在思想专制诱导型手段方面,清代的皇帝做得更为细致具体,对于暴力型手段坚持与执行得也更加严格,因此,清代的思想专制严于明朝,这一点毋庸置疑。作为两个兴替更迭的朝代,清朝的思想专制为什么会比明朝远为严厉呢下面,笔者将从两个方面来探究其原因。
3.3.1 异族统治的需要
从中国的历史传统而言,满族入主中原,似有名不正言不顺、夷狄乱华之嫌。而且仅一百多万人的满族分散在了汉族人的汪洋大海之中,清统治者也担心汉族文化的扩张。汉族几千年的文化和众多的人口对满族来讲无疑是一个巨大的挑战。客观地说,人数不多的满族要有效地统治偌大的一个中国,无论从哪个角度来讲都是十分困难的。
就本质而言,民族矛盾的核心是文化冲突。中国本身就是一个宗族社会,“对于民族逸士,国家观念向来很薄的,所以在异代兴替的时候,朝统更变,无论姓赵姓李,胡人汉人,都无所谓,忠君爱国也有相当限度的。不过一涉及文化礼俗,则由其传统的保守性,绝不容随便更改。”①文化礼俗的矛盾以及清朝入关初期所采取的民族歧视政策,势必引起汉人激烈的反抗。顺治二年六月,清廷发布剃头令和易服令,此举意在从精神上压服汉人的民族意识,却反而起到了“逆向效应”。“头可断,发不可剔”,“宁为束发鬼,不作范头人”,是当时汉人的普遍心理。
于是,知识分子作为民族精神的引领,通过各种文字作品来表达其反清复明的政治目标和绵绵无际的故国之思。虽然南明小朝廷与清朝的实力大为悬殊,其隔江而治的时间又欠长,“但汉族知识分子精神上赋予的寄托和认同,却远远超出了事物本身的覆盖”②。许多明末遗臣不顾前朝已经沦亡的事实,一往情深地使用南明的年号。甚至那些经不住诱惑,为苟全性命而投靠清廷的汉族文人,也心存夷夏有别之嫌,在编书作文时,常常流露出对故朝的怀念。遗民们对清朝的抗争并非仅停留于心绪的表达,而是进一步投入到了当时激烈的反清武装斗争中。清兵南下,顾炎武和归庄于昆山起兵,傅山在晋东、河南武安组织策动反清活动,黄宗羲结寨四明山,组“世忠营”以抗请。王夫之起兵于湘南。
虽然这些小规模的起义都被镇压了下去,但清朝政府却看到了作为异族统治者来管理一个偌大的中原王朝的危机。如果任凭这种对新朝的排斥、对故国的忧思肆意泛滥下去,而不加遏制的话,必然会直接危及到大清王朝统治的根基。于是自顺治皇帝开始,清朝政府便实施了宽严并行的思想专制政策,一方面标榜“文治”来笼络汉族知识分子,令一方面,又通过禁书、文字狱等手段严行切断人们对故国的怀念。这种思想专制政策很快便取得了显著成效,特别是在康熙年间,遗民社会己经历经了一代人的更替,再加上圣祖怀柔政策的感化,遗民情结正在逐步消失。而到了乾隆年间,
在文网密布的现实情况下,更加没有人敢妄念前朝了。甚至这种思想专制已经渗入到了生活的方方面面,不仅是对于故国的忧思,即使是对于时政、对于统治者所忌讳的“胡”、“虏”等字,也无人敢提,举国上下,一片嚓若寒蝉的局面。可见为了防止汉人忧思故国而采取的思想专制政策,到了乾隆年间,已经走向了另外一个极端。
3.3.2皇权集中的结果
家园 明清禁书研究的结语 结语
禁书,作为中国古代社会思想专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反映出了中国古代学术文化发展过程中一条黑暗、阴郁的主线,映衬出封建统治者企图以政治手段全面控制学术文化的发展,使学术文化成为政治的附庸,抹杀其特有的发展规律的险恶用心。
随着学术文化的发展,政府对文化管制的领域也在扩大,而且,在明清两朝,皇权在不断加强,统治者的经验也在不断积累,禁书的手段也日益丰富、系统和完备。其造成的深远影响也不容我们忽视。
第一,加强了两个朝代的思想文化专制
禁书,作为思想专制的主要手段和表现形式,其目的就是为了通过暴力方式来加强皇权与思想专制。明清两朝,莫不如此。一般来讲,在中国古代封建社会里,禁书事件往往集中于重大的历史转折时期,诸如明初建国和清入关以后。这也都是为了树立皇权权威,使刚刚被征服的臣民在行动上和思想上都达到完全的顺服。
尤其是清朝,作为少数民族入主中原的王朝,更加企图从肉体上和思想上消灭一切敌对势力,彻底泯灭汉民族的反抗精神。于是禁书事件无时不在,文字狱也从单纯地针对文人学者而进一步地扩及到了民间。清朝统治者的做法确实奏效,“乾嘉之学的兴盛,正是中国封建社会晚期知识分子的悲哀。民众的思想完全被禁锢在程朱理学的糟粕里面去了”,“读书人只能钻进故纸堆而苟全于一锥之地”①。再也没有出现明末百家争鸣的局面,更没有敢于站出来向理学挑战的“疯子”。整个大清王朝,从大臣到平民,莫不成为了俯首帖耳的奴才。
第二,毁灭了优秀的古代文化典籍。
纵观我过古代禁书史,从秦朝直至清朝,封建统治者所禁毁的书籍,绝大多数都是优秀的文化典籍。这些书籍,除了少数的幸运者被保存了下来之外,绝大多数都被淹没在了一次又一次的禁书事件当中。特别是在清朝,《四库全书》的修著工作其实也就是一次大规模的禁书运动。在这次禁书中遭到销毁的图书有近种,几乎与收进《四库全书》的图书等量齐观。更何况在乾隆皇帝三令五申地下令收缴违碍书籍之时,更不知道有多少私人藏书家为了免于刑戮而自毁图书,这种情况下被毁的书籍更是难以统计的。由此可见,中国古代文化由于禁书而遭到的创伤是我们根本无法估算的。
第三,阻碍了十七世纪以来中国科学技术的发展
十七世纪以前的宋元明时代,中国科学技术的发展,在天文、地理、冶金、农艺、医药、航海、造纸、印刷等各个领域,一直居于世界领先地位。到了明代末期,中国社会起伏动荡,新旧思想斗争激烈,以泰州学派为代表的一批具有民主主义精神的思想家脱颖而出。与此同时,西方的科学文化也在迅速传入,中国的知识分子,以徐光启、宋应星等人为代表,吸纳了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并注释和介绍了大量西方科技书籍,为中西文化交流和中国科技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随着满洲贵族的入关和中西“礼仪之争”的发起,天主教在清朝遭到了严厉的禁止,西方人的活动也紧紧被限制在京城范围之内,为皇族的娱乐和奢侈生活服务。虽然清王朝并没有明令禁止西方科技书籍,但随着天主教经典的禁毁和对西方人活动的限制,西方科技书籍的流通也相应受到了压制。再加上考据学的兴起,中国的广大知识分子转而埋头于古籍当中,一心沉迷于繁琐的整理和考证工作。这样一来,中国的科学技术,从十七世纪以前的领先地位,从此一落千丈,停滞不前,远远落后于欧洲各国,从而也导致了中国
近代以来落后挨打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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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家专业科班也不讳言文字狱造成了清朝科学技术的一落千丈。
现在反而有人顾左右而言他了。。。拼命给满清这个最黑暗的朝代找理由。。。
至于拿中医考据来诡辩，呵呵。
汉唐宋元明清，历朝历代哪个朝代中医没发展？？？
清朝还荣获了历朝历代唯一没有官修本草的“殊荣”。
中医这个实践性极强的学科，看看温病学派里面的代表，叶天士，王孟英，吴鞠通等人，哪个埋头在故纸堆里面了？？？
现在学中医，也学这些师古而不泥古的大家。至于那一大堆考据书籍，也就有点文献价值。
通宝推：戒定慧,逍遥笑清风,家园 转个太平天国反满的介绍。《奉天讨胡檄》也是只有阶级矛盾？ 如何评价太平天国初期义军到处搜捕旗人，起义失败后满清贵族又以酷刑残害义军? - 曹变娇的回答 - 知乎
https://www.zhihu.com/question/64322263/answer/1504379618
节选部分：
需要强调的一点是，汉族作为中国的主体民族，在当时受到少数满洲贵族的统治和奴役，这本身是一种“足反加首”的不合理现象，从这个主体民族都是被奴役的地位的情况下要谈中国的崛起复兴，是毫无可能的，故而汉民族必须要先谋求从满洲贵族的奴役统治中将自己解放出来，才能进一步谈发展，而等到谋求合理的主体民族地位的辛亥革命成功以后(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则提出了「民族平权」的重要思想，此后一直延续至今，
最后，需要着重强调的一点是，从颠覆满洲贵族集团的统治这个角度来说，严厉打击旗兵，固然是正确的，但是一方面太平军在所克的旗人驻防地——满城进行的不问老幼妇孺的残酷屠戮，我认为总体上要持批判态度，小部分表示谅解。小部分的谅解在于，满城从本质上说是军事堡垒的性质，而例如说南京满城就出现了旗人妇女上城施放枪箭助战的情况，在城破之前，杨秀清传谕准许投降，而江宁将军祥厚对此断然拒绝，继续负隅顽抗，而满城旗人在城破之后，又继续打巷战，给与太平军阵亡一千余的严重的杀伤，在此种情状之下，我们对于太平军之后的严重违纪行为可以予以一定的谅解，但总体上我认为应该要持否定的态度，无论如何，不问男女老幼的一概屠戮是极为野蛮、残暴的违纪行为，太平军这样做是严重违背其创造“太平天下”的初心、违背上帝教宗旨的错误做法，太平军是一支标榜自身为反清起义、救济天下的农民军队，打击八旗的作战力量自然无可厚非，但不分老幼妇孺、一概诛杀的性质是恶劣的——搞的是起义，不是种族灭绝；我们绝不可称赞此种野蛮残暴的做法，更何况出现了许多残忍的行径，这样的做法不但无助于反清事业，反而坚定了旗人为维护清王朝斗争到底的决心，是有害而无利的愚蠢行为，同时，更不能因为太平军有部分出于为明末的血债报仇的心态而为之叫好，认为大快人心，太平军是反抗封建暴政，以营建人间天堂、创造人人平等、民风淳朴的唐、虞之世为目标，与满洲贵族征服中原有绝大的性质区别，更重要的是，放着好好的、正常的人不去对比，为什么一定要去和纳粹德国、侵华日军、入关八旗那些畜生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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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到某些说反清起义只有阶级矛盾，没民族矛盾的神论。。。且不说反清复明这个口号一直从清初喊到清末。太平天国都能被华丽地无视了，我也真是佩服这么选择性失明的观点。。。
通宝推：逍遥笑清风,家园 补充点有关太平天国不那么和谐的部分，河里存个备份 说不定啥时候就被删了。
通宝推：迷惑不解,家园 补点清朝钦天监和传教士的旧事。 -- 补充帖 康熙历狱中，精通西学的李祖白、宋可成、宋发、朱光显、刘有泰等钦天监官员（天文学家）被判处斩。仅仅汤若望等3人幸免一死。
历狱之后，往往为人忽略的是当精通西学的汉官凋零殆尽之后，满人趁机直接介入到钦天监的运作中：
从“礼部议钦天监应添设满洲官员。天文科灵台郎二员。漏刻科挈壶正二员，回回科博士二员。此三科各添笔帖式二员。历科添五官正一员。俱选用精通满汉字之人。其观象台观看天象，每日有天文科汉官一员、天文生五名，其添设满官，毋庸议。奉上谕曰：观看天象，关系重大，应令满官兼看。天文科满官应作何添设，著再议具奏。又天文科见有天文生四十名，著添十名，一班用十人，一更著用二人。至是，礼部会同吏部议奏天文科应再添满官五员，共为七员。每日轮派满汉官各一员，赴观象台观看天象。”可知康熙亲政之前钦天监的民族构成情况了，天文科七员灵台郎中满官即有五人。
清朝时候，往往是钦天监设监正：满1人，治理历法：西洋1人，监副：满1人，左监副和右监副才是满汉各1人。这里的汉人基本也是从汉军旗里面找。
康熙朝的测绘也是传教士带着旗人：
贵州巡抚、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加三级臣刘荫枢谨奏：钦差绘画舆图大人，西洋暦法雷孝思、西洋暦法费隐、向导护军参领英珠、吏部郎中郎务礼、钦天监右监副双德、武英殿监视常保，于拾月叁拾日将贵州舆图画毕，赍送到臣。
除西洋传教士二人外，所提及的测绘人员皆是旗人。考之《皇舆全览图》全部测绘人员，亦是旗人远多于汉人。
康熙朝开设的算学馆也是“选八旗世家子弟学习算法”，雍正时期是：每旗官学资质明敏者三十余人，定从未时起，申时止，学习算法。
一直到了乾隆年间，满人实在不堪用，才总算“满汉学生各十二人，蒙古汉军学生各六人，算学教习。即以奏停八旗官学内教习算学之人。”
传教士在康熙朝都得用满语和皇帝交流，几何原本之类的西方书籍，必须翻译成满语，为了防止传教士私下跟汉人接触还派兵到传教士家里盯梢。
传教士张诚（J. F. Gerbillon）的日记，康熙不准传教士在有汉人和蒙人的衙门里翻译任何科学文献。汤若望在明朝著述颇丰，到了清朝，啥都没写。
一直等到人家打上门了，还是：
奕䜣办同文馆培养翻译官：“分派通解外国语文之人，携带各国书籍来京，选八旗中资质聪慧，年在十三四以下者，俾资学习。”两广总督的瑞麟上奏汇报广州同文馆的情况：“……奴才等公同酌议，似应量为变通，拟请嗣后同文馆学生，专用旗人，毋庸再招汉民。”防汉防到这地步真是没救了。
家园 补充几个文章链接 -- 补充帖 清朝是否在民族融合上具有积极的意义？ （清朝真是各族血泪史）
https://www.zhihu.com/question/488043613/answer/2353960165
清朝的满城是怎么回事？
https://www.zhihu.com/question/24522356/answer/682458674
大家怎么看待左宗棠这个人？ （BY孙中山）
https://www.zhihu.com/question/58735236/answer/2364741454
部分孙中山言论集
https://www.zhihu.com/question/64072091/answer/2337600754
再补一段孙中山晚年比较有意思的反思：“自光复之后，就有世袭底官僚，顽固底旧党，复辟底宗社党，凑合一起，叫做五族共和”,“清朝武人之专制难以灭绝”，国家“长在四分五裂之中”，满洲为日本所控制，蒙古为俄国控制，西藏为英国控制，始终不能建立一个独立和统一的民族国家。自1919年之后，孙中山进一步指出，“五族共和者，直欺人之语”。
结合起来看可以理解为啥孙中山晚年又转向民族主义，回到了早期清朝是外国的想法了。
最后来个比较囧的百科介绍：
文悌(?-约1900)清末官吏。满洲正黄旗人。瓜尔佳氏，字仲恭。以笔帖式任户部郎中，出为河南知府，改御史。1898年(德宗光绪二十四年)4月，康有为等在北京成立“保国会”。他患其“集聚匪徒，招诱党羽，因而犯上作乱”，乃伪与康有为相往还，暗中窥探维新派的言行，诋毁康有为立保国会“名为保国，实为乱国”，“徒欲保中国四万万人，而置我大清国于度外”。“保中国，不保大清”这一诬陷之词，为慈禧太后日后大兴党狱的借口之一。他还严劾康有为在京城“任意妄为，遍结言官，把持国是”。
还真是红果果地把满清和中国对立起来了。也难怪时人有非汉排满，乃满排汉的说法。
家园 清朝官员的大数据研究 -- 补充帖 以往史学界对清朝中央机构的研究往往关注制度史领域，且由于材料限制，对官缺制度的研究大多集中在较高品级的官职上，缙绅录量化数据库的建立，将为学界更系统全面地了解清代官职机构的人员构成提供更详实的实证材料。
以往研究通常认为，尽管旗人在中央机构中占到了三分之二的官缺，但汉人官员仍占到一席之地，来自八旗的满洲、蒙古旗人、汉军旗人和民人共同组成了京师中央机构的官员。
而通过对缙绅录数据的初步统计可以发现，实际上在六部衙门中，七至九品和未入流的较低品级官职基本全由旗人担任。
由表6可见，具体的分析中，六部衙门除刑部之外，七到九品官员中旗人都占到了90％左右的高比例，而主要由笔帖式、库使等组成的未入流官职，基本100％全由旗人垄断。
而四到六品的官职中，六部衙门之间旗人的比例也有较大差异，刑部衙门中旗人官员比例尤其少，仅占约38%，而礼部衙门中旗人官员比例高达70%，其余各部中等品级官员旗人的比例则都在50％到60％之间。
六部衙门中一到三品官员中旗人官员的比例则与以往研究的结论较为一致，且各部门差异不大，占到60％左右。
上述差异性和一致性的具体原因还有待进一步的考证，但是缙绅录量化数据库的建立无疑治社学界深帘耍赴察清代各级机构官员群体的构成提供绝佳的材料。
家园 转个文，对于清朝的评价还真贴切，清朝功劳零十开 作者：项天鹰
链接：https://www.zhihu.com/question/453648911/answer/2638926783
清朝比明朝有进步之处是天经地义的事情。明朝十四世纪建立，十七世纪灭亡，清朝十七世纪建立，二十世纪灭亡，就算找只猴子穿上龙袍绑在龙椅上，都得比明朝有进步之处。
清朝的所谓“贡献”，就好比本来一个车夫把原本套在车上的那匹老马卸下来，新赶来一头牛，准备拉车送货，这时来了个混混，把车夫打死了，把马和牛都宰了吃了（可能把车夫也吃了）。但发现这批货自己拿着也没处销赃，还不如给货主送到地方拿报酬赚得多，于是他找了头瘸驴来，吭哧瘪肚地把货送到了，迟到三天不说，货主一清点，货还少了一半。这个混混腆着大脸说：“我毕竟把货送到了，也是有功劳的。”
清朝的财政收入比明朝多，那是因为明末农民战争把大批在朝廷和百姓中间赚差价的中间商清理掉了，以及老百姓以极低的人工成本出口换汇，积累了大量的白银。
发展农业，修建水利工程、修县志，哪个正常封建王朝不办这些事？
开豁贱籍，那是因为这些“贱民”从天启年间反抗到康熙年间，奋起抗争一个世纪，拿命换来的。本来他们经过明末二十年的血战，已经胜利了，清朝来了，还多压迫他们八十年，还有脸吹嘘这是自己的贡献。
而且真正彻底废除贱籍制度，那是辛亥革命之后的事情。废除匠籍，那是因为明朝的匠籍本来就已经因为工匠的逃亡和暴动土崩瓦解了，结果清朝拖了半个世纪。
摊丁入亩是因为人口增长、白银增加，（可以沿着明朝的一条鞭法继续简化税收，清朝财政制度和明朝后期一条鞭的继承性只要不瞎都能看出来）
人口增长是因为农业发展水平进步，都是老百姓靠劳动创造出来的。
（同时期世界各地的人口增长都不比清朝治下差）
所谓“缙绅一体纳粮”，不过就是在河南搞了个试点，而且很快就叫停了。要是比抠缙绅的钱，清朝还能和农民军比？
平定蒙古，那是因为火绳枪取代了火门枪，红夷大炮取代了佛郎机和将军炮。哪个蒙古王爷会蠢到仅仅因为娶个格格就誓死效忠大清？无非是怕不服大清的话清军来杀他全家。
（蒙古诸部在明末战争中也被打残了，曾经控弦几十万的土默特部只剩下3000余丁，以至于赫赫有名的顺义王俺答的后人都变成普通牧民了）
清朝还采取严格的禁止蒙古人学汉语、禁止蒙古人与汉人通婚的政策。
控制东北，(主要在日俄战争之后，清朝实在无力维持柳条边了，康雍乾嘉等年代的移民数量极少极少)那是因为大量的农民闯关东。农业生产能力的进步，提供了更多的人口、更多的食物、更多的棉花。
没有清朝（长达几百年）的限制和初期在华北的大屠杀，闯关东的人只能更多。
加强对青藏高原的控制，那是为了解决蒙古问题不得不走的一步。
郡县台湾，那是福建人多地少、百姓冒死渡海的结果，清朝只会给他们拖后腿。
改土归流，就是顺着明朝的路线往前走而已。（补充：治下几百万人口的大土司都给明朝削平了）
西北问题上，清朝在进关之初屠杀陕西老教，征西域时又杀戮过多，让准部无法制衡黑山白山，在陕西、云南还挑拨回汉矛盾，完全就是拖后腿的。
宗室制度更合理，那是因为只要是脑子没进水的统治者，看到明末宗室被杀得人头滚滚的景象，就不会照抄明朝的宗室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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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再补充一下所谓的废除贱籍
说个笑话，真正废除贱籍的不是雍正，而是《雍正王朝》。
雍正一朝豁免的贱籍，主要有以下人等：
山陕的乐户；
浙江绍兴的丐户；
安徽徽州、宁国等地的世仆、伴当；
广东海边的渔民疍户；
江苏常熟的丐户；
豁免的人数和目标人群都是相当有限，不仅豁免的省份只有若干几省，而且每一个省份都是只有一部分人群得到豁免。
实际上，清朝不仅没有消除贱籍，还创造了新的贱籍——职业贱籍。这些职业包括但不限于：门子、长随、小马、驿递、马夫、皂隶、马快、步快、盐快、禁卒、仵作、弓兵等等
还有，清朝法律意义上的存在的奴隶制残余是贯彻始终的，没有被雍正废除。更糟糕的是，如果说“卖身为奴”是封建制下的日常，那么清代各种圈地、投充、逃人、俘奴可是妥妥的奴隶制下的日常了，这要是为什么史学家认为[B]“社会发展不充分的满族入主中原后，中国奴隶制残余得到进一步加强”的原因。
通宝推：patrouille,
见前补充 4770770 家园 少数民族的身份还真是好用，他们的史书就没汉族这么魔幻 一堆清史砖家连洪承畴和尚可喜都去洗地了。
清朝政权是以满族贵族为首的中国地主阶级政权，满族贵族在所实行的各种制度、法令、政策中，除了阶级压迫的内容外，更是尽量制造民族差别，实行民族压迫和民族歧视，以利于其自身的统治。这个历史时期中国社会存在着两种大的矛盾，一是各族劳动人民和统治阶级的矛盾，实际是明末农民战争的继续和发展；一是以南明诸王为中心的汉族反清派地主和满族贵族的矛盾，这是明末以来明清统治阶级间内部矛盾斗争的继续和发展。
因此说，清初的反清斗争既有阶级斗争的性质，也有民族斗争的性质。千百年来回族人民和汉族人民守望相助，出入相友，在政治经济上结为一体，在清初汉族人民的反清斗争中，回族人民也积极参加。清顺冶五年爆发了甘肃的回民起义。
满洲贵族夺取全国的统治权后，对汉族和其他少数民族实行残酷的民族压迫。各族人民不甘心做奴隶，反抗斗争彼伏此起，连续不断。满洲贵族虽然在北京建立了清王朝，但是它的统治很不稳固。明王朝的旧部属接连推出皇族搞“反清复明”活动，福王失败了，又推出唐王、永明王、淮王等来“复明”。当时，全国各地也不断发生反清起义。这些起义军并与明桂王为首的大顺军携手作战，给清军以沉重打击，即使已经降清的原明朝旧部，也纷纷倒戈。。。。。。。。
在此反清浪潮中，回回人米喇印、丁国栋在甘肃河西地区举起了反清义旗。
清军入关后，满族贵族疯狂占地，大肆屠掠，并推行民族歧视、民族压迫的野蛮政策给统治区人民带来了极其严重的创伤，更让洮州回民怀念明王朝的恩泽。
就在清王朝初建不久，反清复明的斗争在全国如火如荼地发起，到处是一片反抗的呼声。清顺治五年，明末回族将领米喇印和丁国栋在甘州、凉州揭竿而起，打起“反清复明”的口号，与当时遍布全国的人民反抗斗争连成一片，声势浩大，而且各地回族群众积极响应。
国内学术界对米喇印、丁国栋的起义早有定论，是正义的革命起义。查清军入关后开拓疆域的历史，清军占领的每一寸土地都是踩着各民族人民的头颅、踏着无辜百姓的鲜血走过来的，在这样残酷的镇压和野蛮的统治下人民的反抗是必然的，清军所到之处一片反抗声。米喇印、丁国栋的起义顺从民意，因而是正义的。
关外的满洲贵族乘中原鼎革之际，与吴三桂等明朝官僚相勾结攻入北京，通过篡夺农民起义的胜利果实而建立起清王朝。
满洲贵族建立的清王朝不仅与农民起义军为敌，引起了各地农民起义队伍的激烈反抗；它与国内各民族之间也存在着尖锐的民族矛盾。
因此，不仅各民族人民举行了反清斗争，地主阶级中一些具有民族气节的官员和知识分子也投身于斗争之中。由于民族矛盾的尖锐和突出，许多反清斗争以拥立明王朝为号召，表现出“复明”色彩。
二人（米剌印、丁国栋）所言“豚尾长拖”，“重满轻汉”(当也包括“轻回”在内)，包含着对清统治者所推行的民族压迫和民族歧视政策的极大愤慨。由此可见，这次起义带有明显的反民族压迫的性质，他们反清的目的在于“复明”。他们认为，明朝的天数未尽，明朝皇帝虽然在农民起义中死亡。但是人心思汉，颇不自安，所以提出“反清复明”的口号，号召汉、回各族人民起来推翻满洲贵族建立的统治。
链接：https://www.zhihu.com/question/417593306/answer/1445998986
这些民族矛盾之词，如果汉族说了，早就一堆分裂国家的帽子给扣上来了。
现在是很魔幻，一堆“左壬”借口维护中华民族团结，实际却将在中华民族形成之前汉族合情合理拥有的民族叙事权利强行否定。
一边极力否定汉族正当合理反对满清的民族叙事，一边却用煽动的口吻描述少数民族历史上反对汉族统治者的民族叙事，将汉族直接称为“殖民者”。双重标准就是这么直接。
似乎身为汉族就天生应该具备超越其它民族的“高尚牺牲品格”而有汉族提出反对意见，就给他扣上“分裂破坏中华民族”的帽子。
这样的行径与逻辑，怎么看都与维护民族团结的中华民族价值背道而驰。
认同并兜售这种价值观的，才是真正的分裂主义者。他们想的不是汉族与各族人民彼此尊重和谐共处，在和而不同中逐步交融贯通。
而是不断消费汉族的感情，触动汉族的底线，分化瓦解妖魔化汉族正当合理的民族意识。这种蠢坏的行为恰恰动摇了这些年汉族带领各族人民努力构筑的中华文明普世价值，破坏了新中国中华民族意识的构建。
按照新中国的中华民族构建，现代中国人的认同也是一起在辛亥革命反清，一起反帝，一起抗日，一起把一穷二白的国家建成世界第二大国。
而不是祖宗以前一起当过满清的奴隶。
见前补充 4714120 家园 论如何专业辱明 
见前补充 4697029 家园 应该是从元朝末年，西方就通过间谍和传教渗透和控制了中国 家园 大清天文再烂也能算对日食 历法不准也不怕，继续推算改进就是了，唐代改了16次历法，宋代改了18次，明代历法不准还200多年坚决不改，可以说创了个纪录。。。
家园 清朝不也是用《崇祯历书》后就不改了。 宋朝几次修订历法以后，到了南宋的《统天历》取回归年长为365.2425日，元朝的《授时历》也用了这个数据，精度已经和几百年以后的格里高历（现在的公历）一致了。
从古时候改历时候的记录来看，历法精度是不断提高的，唐朝时候气差和日食能差一天多，宋朝改历时候，气差准多了，日食差6-10刻。
明朝的历法用了那么多年，到了明末，《授时历》误差也不大，日食差2刻左右。
明人也在万历年间也搞过新的历法，不过测试下来并不比《授时历》更精确。
有篇论文叫《明末中西历法争论中回回历的推算精度》，里面的结论是：明末中西历法比较日食月食精度，西历是平均误差一刻钟，大统历平均误差25分钟，回回历平均误差一小时。
家园 天文，数学之类的 有自己的一定发展规律，和国家强弱并不是同步的。比如南宋，弱得一塌糊涂，数学上却是发展的高峰。
一直过了六百年，到了南宋后期，中国的数学研究才又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峰。以秦九韶和朱世杰为代表的数学家，提出了多元高次方程组的建立和求解方法，研究了高阶等差级数的，证明了射影定理和弦幂定理等等。
好比默克尔问为什么德国没啥有名的经济学家，别人回答说：正因为德国没啥有名的经济学家，所以德国经济发展得还不错。经济发展和经济学家强弱，看起来也并不同步。
满清直接把明朝后期的引进给中断了，明末欧几里得《几何原本》的前六卷翻译完成，明朝灭亡后，翻译终止。《几何原本》剩下九卷要等两百多年后才完成：
到了明朝末年，西方数学开始传入中国。徐光启翻译了欧几里得《几何原本》的前六卷，标志着中国开始从传统数学研究向学习西方近代数学转型。
崇祯二年，明朝开始组织学者重新编订历法。根据徐光启的建议，朝廷确定了全面学习西方的编订思路。历法编订局请来了在中国的传教士龙华民（意大利人）、罗雅谷（葡萄牙人）、邓玉函（瑞士人）、汤若望（日耳曼人）等人参与译书，编译或节译了哥白尼、伽利略、第谷、开普勒等著名欧洲天文学家的著作，以及相关的数学知识，包括平面及球面三角学和几何学等等。从崇祯二年到崇祯七年陆续编成《崇祯历书》。
但是这个转型刚开始就结束了。清军入关，明朝灭亡。中国学习西方的进程中断了。《几何原本》剩下九卷的翻译工作要等两百多年以后的1857年才能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