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把大饼摊薄摊匀就行——大城市病望闻之余 -- 桥上
家园 把大饼摊薄摊匀就行——大城市病望闻之余 大城市病，据说是非常流行、日益严重的一种病。有病，得治，中医讲望闻问切，我虽无治的资格，也没处问切，但身在大城市中，好歹望得到也闻得见，就空谈几句。
既说大城市病，首先得清楚大城市的好处，要没好处，把大城市平了岂不干脆。
大城市的好处就一条，大家都聚在了一起。别小看这一条，人们聚集在一起，才有文化，才有学问，聚集到了一起，才有科学技术，才有生产力。
文化、教育和科学的发展，需要如孔老先生说的，如切如磋如琢如磨，不聚在一处，切磋不起来，也琢磨不到，就没法发展。
而技术和生产力的发展，需要如马克思先生说的，使人口密集起来，使生产资料集中起来，人要不能聚在一起，无法顺畅交流、充分合作，也就无法实现大生产。
由于在大城市里聚集了文化、教育、科研和大生产、人口密集，还让各种服务业更有施展空间，更有成长余地。
我认识一位前辈，搞工业的，生活在一个百万人口城市，仍然感慨很多东西在那样的城市中都不具备，造成很多事很难实现。反例则是前段曾为人盛称的深圳华强北。
当然，专家说得更学术：“大城市的生产成本和交易费用更低。大城市的经济活动和公共服务成本会因为城市规模的扩大而摊薄，聚集在大城市中的个人、企事业单位乃至整个社会都将因相互之间的正外部性而从中受益。”（《大城市人口不是过多，而是分布失衡》《财经杂志》——作者：熊柴 蔡继明，介绍见这里）。
大城市，正是实现了这种聚集、密集和集中，才让文化、学问、科学、生产力有了更快发展的基础。
最近有说城市反哺农村的，我认为这是个不合理的提法，如果说反哺，就应该是让绝大多数农民进入城市，成为具有同等权利的城市居民，加入大生产。而不是把他们留在农村，靠补贴提高他们的生活水平。农村因为分散，产生不出足够多有充分竞争力的工作岗位。
我国人均耕地面积远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这些耕地能承载的合理的工作岗位按比例也只可能大大低于世界多数地方。而且目前我们的城市化率不到三分之二，还远低于发达国家水平。按现在城市化的速度，还需要三十年左右才能达到发达国家早年的水平。这时候城市对农村反哺的首要方面，只能是尽快吸收农民成为城市居民，让他们参加大生产。
现在说要由市场力量配置资源，大城市，正是这种配置的产物。
有人说中国大城市是行政力量所致，但他们自己的论据都只能说明相反的观点。好比他们的重要论据是：城市行政级别提高一级，全要素生产率水平能提高6%左右。他们忘了排除其它因素，好比如果拿人口规模来对应，恐怕更合理。
另外，行政级别比较高的城市，一般来说历史都比较悠久，还有地理位置的优越性，科学文化水平也相对较高，又如上面专家所言“生产成本和交易费用更低”，全要素生产率水平更高些不是很自然的吗？何况只高了6%，即使高了60%也不是全无道理。例如上海和南京，上海不应该高吗？再例如南京和苏州，谁高还不一定呢。
大城市病是个热门的词，但也是个含义模糊的词，就是说，人们常常提到的大城市病的症状很多，并非一种，相互间是否有联系，也不一定。我见到最流行的看法认为大城市病的症状主要是六种：人口膨胀、交通拥挤、住房困难、环境恶化、资源紧张、物价过高（《百度百科：大城市病》），我就按这六种分别讨论：
一、人口膨胀
这人口膨胀是病吗？城市本就是人口聚集之地，人口自然要膨胀，这是自然的成长，如果不膨胀才是有病了，最近的病例是底特律。在这方面，我们该问的是，人口一定要均匀分布吗？如果不是，要不均匀到什么程度才是合理的呢？而不是不分青红皂白就指责人口膨胀。
据专家说法：“从国际经验上看，人口向大城市（群）集聚是普遍规律”，“特大和超大城市不能仅仅满足于本地区的城市化水平，而应根据其资源禀赋，继续吸纳更多的外来人口”（《大城市人口不是过多，而是分布失衡》）。
或者还有别的权威专家有不同的观点，但至少人口膨胀不必然是病。也许这么表述是受到多年来害怕人口过多产生的后遗症。
而且这人口聚集到大城市，是因为大城市聚集了就业机会，能产生极大经济效益和文化效益，不但不是病，还是符合市场规律的大好事。
当然也有不说人口膨胀而说人口拥挤的，这是聪明的提法，既然已经拥挤了，肯定不是好事，这我赞成。不过人口很难真达到拥挤的程度（何况真拥挤起来，是非常容易出事的），经常拥挤的，是车，那就是另一个问题了。
二、交通拥挤
交通拥挤，或者说堵车，这才是大家一致认为大城市最突出的病症，但也不完全如此，好比很多城市的居民最开始会高兴地说，我们这里也堵车了。因为有了车，人们可以更自由，生活水平也进一步提高。因为有了车，人们通勤的地点就可以离得远些，城市才能进一步发展。因此这堵车是发展的征兆，也是发展起来之后才产生的病症。
堵车，说的是车，但车里坐的还是人，人聚集到一定程度，虽然还算不上拥挤，但当这些人都坐上车一起出行时，却可能出现堵车。堵车大都发生在上下班期间，正因为当时人们需要一起乘车出行，而且得是从人群聚集的地点出行，或者是向某些方向聚集，超过了相应道路的承载能力。
所以堵车的原因有三，一是道路不足，路网不够密且道路不够宽，二是人们住的太密集，三是人们上班或出行前往的地点太集中。
应该说，在汽车时代，某一街区周边有效道路面积需要大大提高，且要和街区内居住与工作的人数成一定比例。这个比值的标准可以定为好比每人五十平米或一百平米，二者数值未必相同，应分别单独计算。如果这两个比值中有一个低于标准，就该想法子增加道路面积或减少人数了。
人们认识到道路不足，大都是在看见堵车并高兴过后，但跨越了那一刻，汽车时代会突然加速来临，让人来不及改变原有路网格局。
而要想在路网格局已定、道路面积较难增加的老市区避免堵车，就得在这种路网结构不足的地方减少人口，或安排人口虽多，却不需要大量出行的机构，好比大学。北京把美院迁出市区，我看就是搞反了。该迁出去的是大商场和大医院门诊。大商场自不必说，大医院门诊每天都有大量进出的人群，还大都需要乘坐车辆。
至于居住地点密集，完全是人为的，靠规划就可以改变，过去的小区已经盖了密集的住宅，则只好靠增加每人居住面积、淘汰老旧房屋来逐渐调整，还可以将部分房屋改作办公用。但重要的是得认识到，那种大规模的小区尤其是小户型的大规模小区、尤其是聚集在一起的这类大规模小区，会造成严重堵车，还很难克服。
上班地点集中，与居住地点密集类似，也要靠规划以及提高规格等方式逐渐调整，重要的是也得认识到需要调整、认识到在某一区域有太多通勤目的地就会出问题，例如CBD、例如金融区。
因此，只要每个街区都没有超过周边道路承受能力的交通需求，尤其是住宿和通勤地点不过于集中，且真正城市范围内道路面积能超过所有车辆上路后占用面积，那就不太会堵车。上述条件不是达不到，但也不可能一下就达到，应该是我们现在就开始筹谋的目标，让人口和道路配套，新的市区一开始就应照此办理。我在前面专门讨论过这个问题，您如感兴趣可移步《人、车、路、房、地之乱弹》。
三、住房困难
说到住房困难，就要说到一个关于大城市病的常见说法：“摊大饼”，这个比喻背后的主张是希望采用卫星城的方式疏解大城市人口。也许最早提到这个说法的先生本意不是如此，但依我看，这卫星城的路子，恐怕不大对，既减少了大城市聚集效应带来的好处，也未能解决交通拥堵，因为隔得远了，反而加长了通勤时间。
这里我要用另一个比喻：“堆沙子”。在我看来，过去有时候在大城市的做法恐怕更像是工地上“堆沙子”，能堆多高就堆多高，卫星城的做法则是多堆了几堆沙子。总之，是把好东西都往高处堆，而不是摊平摊匀，这才是出毛病的根源。至于“摊大饼”，当然要摊平，不可能中间鼓起来，那是窝头。
关键是不能鼓起来，不能在某一小范围内聚集太多的住宿和通勤中心，以及其他人员聚集点，而“摊大饼”这个比喻没抓住这个要害。现在限制市区面积、成片建设居民小区之类的措施，也是促使已经鼓起来的部分鼓得更高，从解决大城市面临问题的角度，只能说是南辕而北辙。
有人憧憬住在小镇的人情味之类，但那是先秦老子一路的理想，恐怕不是现在大多数人能消受的。
还有些人连消费升级都没想到要升级到住房，反而认为钢铁水泥玻璃之类是夕阳产业，还要限制住房建设，住房怎能不困难？这和大城市病又有什么关系？这是人为造成了住房紧张。
所谓住房困难，主要是盖得少了造成的，当然是在通勤距离足够近的地方盖得少了，是在大城市盖得少了。如果通勤目的地都聚集在一处，附近自然没有足够地方可盖。所以“摊大饼”才是解决之道，把通勤目的地摊开而不是聚集在一处，把住宿地点也摊开而不是聚集在一处，同时让二者交错，有离得不远的条件，这样才能让有需要的人有足够选择余地，从根本上解决住房紧张。
中国超大城市实际市区的人口密度已经超过了多数其他国家，这是自我限制的结果，这样搞，住房怎能不紧张。
应该说，如果“摊大饼”，摊的足够大足够薄又足够匀，修足够多的路，就既可以聚集的足够近，又住的足够舒服，何乐而不为？
四、环境恶化
有人说到环境恶化，这和城市大小其实无关。这里涉及两点，一个是垃圾处理，一个是环境极限。
先说垃圾处理。人多了垃圾就多，大城市垃圾就更多，不过这些人要是分散到各处，就不产生垃圾了吗？而且分散到各处的人产生的垃圾也分散，要想收集处理，只会更麻烦。过去可以说，分散之后让环境去消解，这就涉及到上面的第二点，环境极限。
由于现在不仅城市，即使是很多农村，人口密度也达到了环境极限。就是说，人类造成的后果，已经不是环境能够自然消解的，需要人来处理，所以还是集中起来更有利。农村垃圾遍地的情景还少吗？何况垃圾分类之类，也是在大城市更容易推行。
环境极限的另一个方面就是居住和工作场所不能太密集，人类排放的各种气体可能达到环境消解的极限，所以还是要“摊大饼”，摊开后肯定比现在某些“沙子堆”最高处的密度要低，现在那些地方也没听说出问题，摊开后就更不至于触碰环境极限了。
五、资源紧张
至于资源紧张，也有两方面，一个是自然资源，一个是社会资源。
关于自然资源，当人们住在大城市里时，在相同生活水平上（注意，一定要是相同的生活水平），只会更节约。至于说用现在某些乡村较低生活水平下自然资源消耗较少来说事，那是不合理的。
自然资源紧张与人们聚集在大城市里无关，例如很多人说什么北京水资源紧张，其实根本不是北京水资源紧张，而是整个京津冀水资源紧张，与其说不应该加大北京城市规模，不如说应该疏散京津冀人口。再例如取暖煤改气，如果在城市，就可以集中供暖，资源显然会节约不少。所以自然资源紧张是与城市大不大无关的伪命题，而且城市大了反而会更节约资源。
说到社会资源，自然也是在大城市能得到最合理的运用，就拿学校来说，一个几十名学生的乡村学校，能配齐专门的各科教师吗？一个几万人的乡，能搬去一个各科齐备的三级医院吗？
另外，一流学校医院聚集在超大城市，恐怕也有那些老师大夫愿意呆在大城市的因素吧。何况如果说不合理只能说是大城市居民小病也能去大医院看不合理，这一点倒确实应该改进，设法推行分级诊疗。但这与大城市无关，是制度设计的问题。
至于大城市居民大病后离大医院近，恐怕只能如此，总有人要离得近，更多人离得近才更合理。
还有好学校，如上所言，更多人离得近才更合理。好老师与更多老师离得近也更容易交流。
又有人反过来认为大城市社会资源紧张的，我想完全没道理。大城市都紧张，小地方还过不过了。
六、物价过高
说到物价过高，也与大城市现状未必相符，不能算典型的大城市病，至少应该说是有高有低。房价过高倒是真的，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发展过程中的问题、政策的问题：一方面试图通过高房价抑制所谓人口膨胀，一方面错误地把“堆沙子”描述为“摊大饼”，让大量通勤地点集中于狭小地域，又根据这种错误的认识不肯在合理的地方盖房子，有需求的地方房子供应短缺，才进一步推高了房价上涨。
大饼摊匀摊薄才是医治大城市病的对症之药
再引一段专家的话：“强行控制人口的做法，一方面与强调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不符，另一方面也不利于广大人民分享大城市发展的好处。”（《大城市人口不是过多，而是分布失衡》）。
不过我并非反对采用某种“强行”的行政措施，而是认为这样的措施应该针对真正大城市病的症状对症下药。如上面分析的，一般经常提到的六条所谓大城市病的症状只有堵车和住房紧张两条和大城市本身有关，而这两条是相关联的，我想只要规划得当，这两条都能得到改善。
也就是说，要采取“强行”的行政措施，就应该通过规划控制各个街区内的居住人数和工作人数，且让二者达到一定平衡，而不是控制大城市总的人口数。同时，还要改善现有路网，争取每一街区周边有效道路面积达到好比居住人口每人五十平米以上或工作人口每人一百平米以上（二者分别独立计算，按低的一方考察）。
在旧城区，虽然我们无法改掉已有路网结构，但可以逐渐把在老街区的人搬到旁边，把需要大量通勤或人员前往的地点迁离老街区，不让这类机构聚集到某几点。从这个角度说，所谓CBD之类把各种商业商务机构聚集在一起，虽然能推高那几点的土地价格，恐怕不是好办法。土地价格高固然能让政府的收入提高，但也大大增加了拆迁成本，妨碍了进一步的建设。
只有分散住宿地点与通勤地点，才能疏解堵车和住房紧张。所以还是要“摊大饼”，不让特定某几点土地价格畸高，而让较大区域普遍达到相当水准，这样能避免很多弊病。有城市规划这个“强行”的利器，就应该用在这方面，而非限制城市规模。
大饼摊匀摊薄，不是只把房子盖过去，还要同时盖出并开通交通、医疗、教育、文化、娱乐、商业等一系列服务设施，安排更多就业，也让住宿地点与通勤地点都能分散开来。不仅如此，还要把新的标志性建筑、标志性设施安排过去，造成很多分散的新中心、小中心，避免集中在少数几个大中心。
我原先写过一个帖子，认为城市要有土地位置指数，只有有了数，才能定量考察各个街区是否均衡发展，也就不至于都堵到几个大中心上。如您有兴趣，可移步《土地位置指数》。
要抹平已经堆起来的沙子堆，肯定不是一朝一夕的事，但如果不能针对性的操作，效果也不容易好。
所以要把大饼摊匀摊薄，就需要考察土地位置指数，以及街区居住人数和/或通勤人数与周边有效道路面积的比值，否则无法衡量匀不匀、薄不薄。
通宝推：卡路里,燕人,hullo,史文恭,故乡在喀什,wage,南寒,fride,钓者任公子,家园 长三角、之江新军和雄安 说个另类视角吧，题头那三个词怎么串在一起？
现在中国城市层面的突进，其实有个脉络。长三角的发展有目共睹，所以现在突进的城市集群本质上属于物理复制长三角。但长三角的发展本质上是有一批人，从管理上看，之江新军是代表。其他城市群乃至超级城市复制起来了，没有之江新军或者新军水土不服怎么办？换脑哪那么容易。于是就有了千年大计，雄安说白了，就是心肝脾肺肾全套管理的制造基地，雄安成型了，那就不再是全国学习班性质了，而是管理层流水线，直接造脑了。
家园 广大北方，只有北京能勉强算有管理 而且是集全国之财力，太勉强了，体现了官僚体系之强大无比。
现南方供养吃力而且有情绪，外力加身之际，能延续到何时是个大大的问号。如果以拖待变，拖来的变化肯定是最下的结果。
家园 老帝都官僚已经被圈禁在老北京 帝都房价的下跌说明资源已经在退出。全国大上城市带必然有配套官员的考虑，而看了大量雄安的分析文章，其指向都是新型官员培养基地（数字黄埔军校）
家园 之江新军能展开说说吗？ 雄安说实在的我不太看好，当然首先是从千年大计的角度，哪来的千年？太夸张了，百年还差不多，千年谁说得准。
另外就是从我上文的观点，一是还是卫星城的路子，离北京太远了，二是还是处在缺水区，不如向东去海边。
家园 嗯 这个词忘记在哪听到了，印象深刻，网上一查竟然没有，比较凌乱。不过退一步说，长三角毫无疑问是中国治理最好的区域，城市化也发展得最好。在一个超级城市上海周围兴起了一片一二线城市，甚至导致魔都的吸血效应无效（江浙对上海并不向往）。这正好对应了老兄说的把饼摊薄。事实上即便浙江省内，在人才物流的积聚效应上，省会杭州也是很吃力的。这多少归功于江浙确实有一批能干实事的官员。最多跑一次，五水共治这种政策，别的地方不知道，江浙确实实行得不打折扣。再看国内目前的城市规划，没有类似江浙这边的官员，其他城市群能发展成什么样是个大大的疑问（一个超级城市周围一群鬼城恐怕是常态，珠三角都没解决好这个问题）。因此回过头看雄安，才突然明白过来布局的棋眼原来在那里。
通宝推：桥上,家园 未来华北会进入气候的丰水期。缺水的感觉是 工业用水，污染严重，洁净水少。去产能后，环境恢复，问题没那么严重。
家园 三续：大城市病将如何“治”？ 依我看，大城市病将会这么治：
1.国内推动二次进城。
这个二次进城怎么讲？一般城市的人往超级城市走，同时在超级城市设置重重关卡。性质上类同于一次进城。
所以几个超级城市的房价高得吓人，几个超级城市都在清理所谓的低端人口，是自然而然会发生的事情。
2.国际上当区域性的带头大哥。
这才是真正的“降维摊薄”。中国要想保持6个点的GDP增长速度（不保持根本还不起负债，利滚利多年之后只能永久性的卖身给欧美），必须开辟新战场。在这战场中，中国成为人人向往的那座城，在这个区域里的外国人，如同几十年前神州大地上一个个想方设法要弄个城市户口的乡下人。
3.继续捍卫“金钱至上”和“我党是唯一正确的党”的价值观。
这一条我想就不必解释了。
总的来说，事情发展到这一步，已然没有了回头路，只能一条路走到黑。最后会怎么样呢？我猜结局和大清一样，被管理者极其顺服（也就是鲁迅笔下的麻木），管理极其“成功”，然后……
家园 说句题外话 我以前总认为毛泽东是秦始皇，最近我感觉搞错了，他只是黄巢转世。或者这么来说，毛泽东若是尧舜，那么邓小平就是禹，于现实而言，前者是一则神话故事。
家园 然后又写了一个续：教育与管理 教育与管理
我今天翻女儿的历史书时，发现在汉朝这个章节中，没有提及“七王之乱”。这很奇怪，或者说不合理。在我来看，“七王之乱”的性质及影响力，和秦末农民起义、楚汉争霸有相似性。为什么这么说？
让我把时间往回拨一点，先看秦朝。有人说，秦亡于暴政，我要问的是秦为何要实施暴政？这才是问题的关键。搞明白这个问题，才有可能理解我们今天这个社会为什么会这样。
公元前356年，秦孝法任用商鞅，从这一刻起，秦国变法了。常说商鞅是法家，于是秦国变法的核心似乎就成了独尊法家，这个看法我是不能认同的。我以为，秦国变法的法就是指政体，其本质就是向中央集权制转变。
那么到公元前221年，始皇帝统一天下建立秦朝后，他便迫不及待在全国范围内推行中央集权制。显然，这是操之过急了。很简单，秦国内部的上上下下，经历了100多年的或教育或驯化，才接受了中央集权制，才能让中央集权制在秦国内部运转起来，可是其它诸侯国呢？所以开句玩笑的说，秦并非亡于暴政，而是“这一届百姓不行”。当然，这是句玩笑。可是我们也不得不承认，秦一统天下后，多数人一时之间还接受不了中央集权制的，也无法在这一制度框架内很好的生活生产，简单说，“上、下”，都玩不转。这里要单独说一下“上”的问题。“上”的问题，简单说可说是“量变引发质变”，如同要回答“三个点能连成几条直线”这个问题可以“数数”，但要回答“三万个点能连成几条直线”这个问题就得换一个办法了。秦国的官僚们，玩得转秦国内部的事务，是因为秦国不过是七国之一罢了，（在没有升级的背景下）他们是玩不转秦朝、玩不转全国的。
那么刘邦建立了汉朝之后，自然就要反思这个问题，尽管内心一万个不愿意，但也只能对秦制进行改良。这个改良，就是部分的恢复了分封制，也就是说，汉初的体制是秦制与周制的混合版。不过，从文帝、景帝的操作来看，汉朝天子们心里都是主张秦制的，所以他们在任时，始终把削藩当成头等大事，这样就有了后来的“七王之乱”。
等到汉武帝接手时，情况已经有了很大的变化。一来从公元前202年到公元前156年，时间已经过去了50年，教育或者驯化已然有了一定的成效，“这一届百姓比上一届百姓强”，二来“七王之乱”给了汉武帝一个削藩的口实，加上汉武帝自身这种刚硬的个性，正所谓天时、地利、人和聚齐，“正版中央集权制”的落地就成了顺理成章的事。这个时候，“罢黜百家，独尊儒家”能够得以推行也就不奇怪了，从本质上看，这跟始皇帝“焚书坑儒”并没有什么两样——始皇帝哪里只是坑儒呢？他只不过是要在全领域搞度量衡的统一罢了。
从这段历史中可以看出一些问题来。关键性的问题是：教育和管理的关系。
简单来说，管理不光需要制度，更需要人，因为管理是人管人，一方是管理者，一方是被管理者。管理者必然有一种意愿，或希望或要求，或劝诫或强制被管理者服从管理。从希望、劝诫的角度来看，教育毫无疑问就成了管理者手中的一个工具。
然而这个问题的复杂在于，如果我们假设，制度本身，在大格局上来看没有什么致命的缺陷（所谓致命的缺陷就是类似于篮球比赛中双方身穿同样的球服这种性质），但由于管理者自身能力不足，无法善用这个制度时，会发生什么呢？
这个问题其实才是大问题。就拿西周的宗法分封制来说，这个制度本身有重大缺陷吗？我看没有。宗法分封制，它的前提是“四海之内都是一家人”，天子只是一种表达的需要，关键在于大家齐心协力，于是乎顺其自然，嫡长子继任就省去了不必要的讨论和纠结。西周为什么灭了呢？管理者自己先坏了规矩。
但是我们能简单的说，“这锅都该管理者来背”吗？恐怕不能。管理是人管人，我们总不能假设管理者有无限的适应力，不论什么情况都能管好吧？这就好比，我们总不能假设有一把万能的刀，能切肉能剁骨还能雕花吧？
所以这里面又有一个被管理者该不该 背锅的问题。
可这是一场永远也扯不清的皮。但凡扯这种皮的，不是不成熟，就是别有用心。
真正需要关切的问题是：人，是不是真的能接受制度？还是，人是不是真的不能接受制度？
大概在我来看，个体是很难接受制度的。
我们完全可以想象回到了原始社会。那时的人们在乎什么呢？恐怕连生老病死都不太关心，死了就死了，没有人去做过多的检讨和总结。这么来看，别说制度不接受了，就连天理也是不大顺从的，即便部分的顺从，也只是自然的、原始的顺从，而并非是主观上的顺从。
但从社会整体这个角度来看，制度的出现是必然的。人口越来越多，技术越来越发达，如果没有制度，人类灭绝恐怕早就发生了。这不是猜测，而是有证据的，最直接的证据就是文明的断层。
我们这些个人，不经过学习，本质上就和原始人一样，是不会把制度当回事的。因此，在所有的教育手段中，其实最重要的一个就是社会化。
今天晚上带狗玩耍时，就发生了这么一桩事：这些经常聚在一起玩的狗当中，有一条哈士奇，日常的表现跟街头小混混似的，见谁都要吼，但今天表现得特别温顺。这是为啥呢？主人一说，大家就恍然大悟了：“刚刚在来的路上被一条狗咬了，它（指哈士奇）不过是上去闻了闻对方”。大伙看，到“社会”里去了，小混混遇到了大流氓，受教育了。
家庭教育，其实是很难成功的。穷人的孩子之所以早当家，贵族的孩子之所以同样发奋学习，是因为他们很早就接触了真实的社会，区别在于一个是体会下层的艰辛，另一个是感受上层的残酷。
现在我们的老师普遍都在问：“为什么孩子们就是学不会呢？”我认为这是因为孩子们社会化程度水平太低，他们对制度的接受度处于一个很低的水平。之所以学不会，本质是不接受制度性安排，因为在学校里学的东西，都是有条理、讲规范的内容，这本身就是制度性安排的一种具体表现。于是老师观察到的是，孩子们几乎是在学习任何一科时，都表现出烦躁不安的状态。他们不仅是不服从老师的管理，同时也不服从知识体系的管理。
所以大概可以说，人口密度越大，社会化程度就越高，对管理的需求也就越高。中国这么些年高歌猛进，快速推动城市化发展，取得了一些成绩，可是百姓行不行，高层行不行，教育行不行，有没有过认真的考量呢？至少可以说，一方面倡导以私有化推动经济发展（包括李总理所说的市场至上、明明管理跟不上还要放权简政），另一方面人口集中度却“背道而驰”越来越高，只能理解为“这是强行把农民赶进城”，至于“进城之后相对短的时间内一片混乱”这种必然会出现的结果也不管不顾了。我对此有一种“不是找死，就是急着去投胎”之感。那么是不是就可以说，如此这般大搞城市化，是一种急功近利呢？恐怕说不清。中国是一个大国，同时又是一个弱国，一个大且弱的国，如同脖子上挂着拇指般粗细的金项链的五岁顽童，或如同手里拎着个手榴弹的五岁顽童，可怕的是，他还在热闹的集市中行走。一个大且弱的国，恐怕是没有条件按部就班、循序渐进式的搞发展的。急，是个必然。
所以我们赖不了任何人。
通宝推：桥上,家园 补：讲理 什么叫理？理包含两个内容，一个叫道，叫天理，叫自然规律，另一个叫礼，叫规矩，叫社会制度。
不讲理的人，可能是少道少礼，也有可能是多道少礼，也有可能是少道多礼。
我们现在为什么教学工作很难开展？因为孩子们不讲理，并且是少道少礼，自然规律不尊重，社会制度不服从。
正如我前面所说，知识是有体系的，体系就相当于制度、规律，一个人少道少礼，自然就不爱学，他一学就觉得到处都别扭，浑身上下都不舒服，整个世界都在跟他作对。
那么孩子们为什么不讲理？因为城市化率高了，人口密度提升了，社会化更强了，但一方面管理者管不过来，另一方面被管理者自律性不够，整体有一种不讲理的氛围，孩子们身在其中，必受熏陶。
不讲理有各种具体表现。其中一种表现就是无法静下心来读书，一读就烦躁，“怎么有这么多内容是需要注意的？”
比如“两点间的直线距离就是指以这两点为端点的线段”，这句话是错的。错在哪呢？错在落了“长度”两个字，是线段的长度就是距离。
学生一遇到这种情况就表现出特别的不高兴。“我知道，肯定是线段的长度，少说了两个字罢了，你怎么这么纠缠不休呢？”
学生心里就是这个想法。
可是我们这个国家，试图快速培养出一大群多道多礼的学生出来，在这种情况下，就会不知不觉的以暴施政。
比如有这么一道题：
有一条直线l，点A是直线上任意一点，问：就现有符号来说，能写出几条射线？
这个数学题就相当变态了，相当有病了。但是，你还不能说它不对，它是对的。
“写”出射线需要两个字符，这是当你要去写的时候，自然而然或者稍加学习就会找到办法来解决的。然而学习的初期，重点并不在于“写”，而是在于“看”。能看出来如此就有两条射线，这个教学基本上就OK了。
这样的数学题，在我看来，跟秦朝的暴政没有什么两样。
那么为什么前面又要纠结长度这两个字不能丢呢？
这是因为长度和距离是处于同一层面的两个不同的概念。长度不是只有直线长度，还有曲线长度，而曲线长度我们人类是无法直接度量的。这个理解相当关键。
距离呢？距离 是指空间的间隔，两个块平行的木板之间有多大间隔，容易明白，两条平行线之间有多大间隔，也容易明白，两点之间有多大间隔，恐怕就不容易明白了。
所以当然需要讲清楚，需要认识清楚。
更不要提长度跟观测手段、观测需求有极大的关联，而距离却没有这个问题了，这个认知就更加的深刻了。
可是我们的孩子，本来就是不讲理的人，不讲理的人就特别容易觉得自己受了委屈。
比如曹雪芹笔下的林黛玉就是这么个主。她自己双亲去世，身处险境，如果贾府不施以援助，她不是去当丫鬟就是被卖到青楼里去了，不光理当心存感激，还理当觉得幸运，有一种“这世界还是有好人”的想法。可是她不，她天天以泪洗面，天天觉得别人有什么特别的眼神。
表面上看，林黛玉能吟诗能作画，能舞文弄墨，似乎是读过书的人，其实都读到狗肚子里去了，是典型的纨绔子弟的作派。
所以，同样的道理，我们这些本来就不讲理的孩子，遇到了学校、老师、考官的暴政，自然也是天天呼天抢地的，天天大叫哎哟哎哟的，天天不是骄就是娇的——昨天我女儿还跟我讲，她累死了，做仰卧起坐。我问一分钟做了多少个？50个。哈，这就是个屁。一个屁就能把她熏死，她连屁都不如。就这么个水平。
如此一来，我们的这些孩子，情绪化就非常严重了，就根本不肯学，学不会了。
家园 尝试着换一个角度：这是一个数学问题。 说来也巧，本人恰好最近把学习的重心转移到城市这个主题上面来，有了那么一点点看法。
本人愚见，超级城市的出现本质是扩大生产，而扩大生产带来的问题，本质又是一个数学问题。模型如下：
老板和全体员工分成比例为2：8，生产不断扩大，二者之间的绝对差值便会越来越大。以此为视角，老板觉得“赚得不够多”。
假设共有100名员工，每个员工分成占比为8‰，单个员工与老板之间的绝对差值也会随着生产扩大而变大。以此为立场，员工觉得“越努力工作越穷困”。
贫富悬殊越来越大就是这么来的，至于说什么长尾效应、虚假的繁荣景象、双11赶超黑色星期五，以及大城市病，都是基于这一基础模型发展出来衍生品。
有时候人们会问：为何要扩大生产？有人说是求生存，有人说是无限追求利润，有人说是为了改善生活条件，有人说是如此便可提高效率，动机五花八门。问题是，who car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