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把大饼摊薄摊匀就行——大城市病望闻之余 -- 桥上

大城市病，据说是非常流行、日益严重的一种病。有病，得治，中医讲望闻问切，我虽无治的资格，也没处问切，但身在大城市中，好歹望得到也闻得见，就空谈几句。

既说大城市病，首先得清楚大城市的好处，要没好处，把大城市平了岂不干脆。

大城市的好处就一条，大家都聚在了一起。别小看这一条，人们聚集在一起，才有文化，才有学问，聚集到了一起，才有科学技术，才有生产力。

文化、教育和科学的发展，需要如孔老先生说的，如切如磋如琢如磨，不聚在一处，切磋不起来，也琢磨不到，就没法发展。

而技术和生产力的发展，需要如马克思先生说的，使人口密集起来，使生产资料集中起来，人要不能聚在一起，无法顺畅交流、充分合作，也就无法实现大生产。

由于在大城市里聚集了文化、教育、科研和大生产、人口密集，还让各种服务业更有施展空间，更有成长余地。

我认识一位前辈，搞工业的，生活在一个百万人口城市，仍然感慨很多东西在那样的城市中都不具备，造成很多事很难实现。反例则是前段曾为人盛称的深圳华强北。

当然，专家说得更学术：“大城市的生产成本和交易费用更低。大城市的经济活动和公共服务成本会因为城市规模的扩大而摊薄，聚集在大城市中的个人、企事业单位乃至整个社会都将因相互之间的正外部性而从中受益。”（《大城市人口不是过多，而是分布失衡》《财经杂志》——作者：熊柴 蔡继明，介绍见这里）。

大城市，正是实现了这种聚集、密集和集中，才让文化、学问、科学、生产力有了更快发展的基础。

最近有说城市反哺农村的，我认为这是个不合理的提法，如果说反哺，就应该是让绝大多数农民进入城市，成为具有同等权利的城市居民，加入大生产。而不是把他们留在农村，靠补贴提高他们的生活水平。农村因为分散，产生不出足够多有充分竞争力的工作岗位。

我国人均耕地面积远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这些耕地能承载的合理的工作岗位按比例也只可能大大低于世界多数地方。而且目前我们的城市化率不到三分之二，还远低于发达国家水平。按现在城市化的速度，还需要三十年左右才能达到发达国家早年的水平。这时候城市对农村反哺的首要方面，只能是尽快吸收农民成为城市居民，让他们参加大生产。

现在说要由市场力量配置资源，大城市，正是这种配置的产物。

有人说中国大城市是行政力量所致，但他们自己的论据都只能说明相反的观点。好比他们的重要论据是：城市行政级别提高一级，全要素生产率水平能提高6%左右。他们忘了排除其它因素，好比如果拿人口规模来对应，恐怕更合理。

另外，行政级别比较高的城市，一般来说历史都比较悠久，还有地理位置的优越性，科学文化水平也相对较高，又如上面专家所言“生产成本和交易费用更低”，全要素生产率水平更高些不是很自然的吗？何况只高了6%，即使高了60%也不是全无道理。例如上海和南京，上海不应该高吗？再例如南京和苏州，谁高还不一定呢。

大城市病是个热门的词，但也是个含义模糊的词，就是说，人们常常提到的大城市病的症状很多，并非一种，相互间是否有联系，也不一定。我见到最流行的看法认为大城市病的症状主要是六种：人口膨胀、交通拥挤、住房困难、环境恶化、资源紧张、物价过高（《百度百科：大城市病》），我就按这六种分别讨论：

一、人口膨胀

这人口膨胀是病吗？城市本就是人口聚集之地，人口自然要膨胀，这是自然的成长，如果不膨胀才是有病了，最近的病例是底特律。在这方面，我们该问的是，人口一定要均匀分布吗？如果不是，要不均匀到什么程度才是合理的呢？而不是不分青红皂白就指责人口膨胀。

据专家说法：“从国际经验上看，人口向大城市（群）集聚是普遍规律”，“特大和超大城市不能仅仅满足于本地区的城市化水平，而应根据其资源禀赋，继续吸纳更多的外来人口”（《大城市人口不是过多，而是分布失衡》）。

或者还有别的权威专家有不同的观点，但至少人口膨胀不必然是病。也许这么表述是受到多年来害怕人口过多产生的后遗症。

而且这人口聚集到大城市，是因为大城市聚集了就业机会，能产生极大经济效益和文化效益，不但不是病，还是符合市场规律的大好事。

当然也有不说人口膨胀而说人口拥挤的，这是聪明的提法，既然已经拥挤了，肯定不是好事，这我赞成。不过人口很难真达到拥挤的程度（何况真拥挤起来，是非常容易出事的），经常拥挤的，是车，那就是另一个问题了。

二、交通拥挤

交通拥挤，或者说堵车，这才是大家一致认为大城市最突出的病症，但也不完全如此，好比很多城市的居民最开始会高兴地说，我们这里也堵车了。因为有了车，人们可以更自由，生活水平也进一步提高。因为有了车，人们通勤的地点就可以离得远些，城市才能进一步发展。因此这堵车是发展的征兆，也是发展起来之后才产生的病症。

堵车，说的是车，但车里坐的还是人，人聚集到一定程度，虽然还算不上拥挤，但当这些人都坐上车一起出行时，却可能出现堵车。堵车大都发生在上下班期间，正因为当时人们需要一起乘车出行，而且得是从人群聚集的地点出行，或者是向某些方向聚集，超过了相应道路的承载能力。

所以堵车的原因有三，一是道路不足，路网不够密且道路不够宽，二是人们住的太密集，三是人们上班或出行前往的地点太集中。

应该说，在汽车时代，某一街区周边有效道路面积需要大大提高，且要和街区内居住与工作的人数成一定比例。这个比值的标准可以定为好比每人五十平米或一百平米，二者数值未必相同，应分别单独计算。如果这两个比值中有一个低于标准，就该想法子增加道路面积或减少人数了。

人们认识到道路不足，大都是在看见堵车并高兴过后，但跨越了那一刻，汽车时代会突然加速来临，让人来不及改变原有路网格局。

而要想在路网格局已定、道路面积较难增加的老市区避免堵车，就得在这种路网结构不足的地方减少人口，或安排人口虽多，却不需要大量出行的机构，好比大学。北京把美院迁出市区，我看就是搞反了。该迁出去的是大商场和大医院门诊。大商场自不必说，大医院门诊每天都有大量进出的人群，还大都需要乘坐车辆。

至于居住地点密集，完全是人为的，靠规划就可以改变，过去的小区已经盖了密集的住宅，则只好靠增加每人居住面积、淘汰老旧房屋来逐渐调整，还可以将部分房屋改作办公用。但重要的是得认识到，那种大规模的小区尤其是小户型的大规模小区、尤其是聚集在一起的这类大规模小区，会造成严重堵车，还很难克服。

上班地点集中，与居住地点密集类似，也要靠规划以及提高规格等方式逐渐调整，重要的是也得认识到需要调整、认识到在某一区域有太多通勤目的地就会出问题，例如CBD、例如金融区。

因此，只要每个街区都没有超过周边道路承受能力的交通需求，尤其是住宿和通勤地点不过于集中，且真正城市范围内道路面积能超过所有车辆上路后占用面积，那就不太会堵车。上述条件不是达不到，但也不可能一下就达到，应该是我们现在就开始筹谋的目标，让人口和道路配套，新的市区一开始就应照此办理。我在前面专门讨论过这个问题，您如感兴趣可移步《人、车、路、房、地之乱弹》。

三、住房困难

说到住房困难，就要说到一个关于大城市病的常见说法：“摊大饼”，这个比喻背后的主张是希望采用卫星城的方式疏解大城市人口。也许最早提到这个说法的先生本意不是如此，但依我看，这卫星城的路子，恐怕不大对，既减少了大城市聚集效应带来的好处，也未能解决交通拥堵，因为隔得远了，反而加长了通勤时间。

这里我要用另一个比喻：“堆沙子”。在我看来，过去有时候在大城市的做法恐怕更像是工地上“堆沙子”，能堆多高就堆多高，卫星城的做法则是多堆了几堆沙子。总之，是把好东西都往高处堆，而不是摊平摊匀，这才是出毛病的根源。至于“摊大饼”，当然要摊平，不可能中间鼓起来，那是窝头。

关键是不能鼓起来，不能在某一小范围内聚集太多的住宿和通勤中心，以及其他人员聚集点，而“摊大饼”这个比喻没抓住这个要害。现在限制市区面积、成片建设居民小区之类的措施，也是促使已经鼓起来的部分鼓得更高，从解决大城市面临问题的角度，只能说是南辕而北辙。

有人憧憬住在小镇的人情味之类，但那是先秦老子一路的理想，恐怕不是现在大多数人能消受的。

还有些人连消费升级都没想到要升级到住房，反而认为钢铁水泥玻璃之类是夕阳产业，还要限制住房建设，住房怎能不困难？这和大城市病又有什么关系？这是人为造成了住房紧张。

所谓住房困难，主要是盖得少了造成的，当然是在通勤距离足够近的地方盖得少了，是在大城市盖得少了。如果通勤目的地都聚集在一处，附近自然没有足够地方可盖。所以“摊大饼”才是解决之道，把通勤目的地摊开而不是聚集在一处，把住宿地点也摊开而不是聚集在一处，同时让二者交错，有离得不远的条件，这样才能让有需要的人有足够选择余地，从根本上解决住房紧张。

中国超大城市实际市区的人口密度已经超过了多数其他国家，这是自我限制的结果，这样搞，住房怎能不紧张。

应该说，如果“摊大饼”，摊的足够大足够薄又足够匀，修足够多的路，就既可以聚集的足够近，又住的足够舒服，何乐而不为？

四、环境恶化

有人说到环境恶化，这和城市大小其实无关。这里涉及两点，一个是垃圾处理，一个是环境极限。

先说垃圾处理。人多了垃圾就多，大城市垃圾就更多，不过这些人要是分散到各处，就不产生垃圾了吗？而且分散到各处的人产生的垃圾也分散，要想收集处理，只会更麻烦。过去可以说，分散之后让环境去消解，这就涉及到上面的第二点，环境极限。

由于现在不仅城市，即使是很多农村，人口密度也达到了环境极限。就是说，人类造成的后果，已经不是环境能够自然消解的，需要人来处理，所以还是集中起来更有利。农村垃圾遍地的情景还少吗？何况垃圾分类之类，也是在大城市更容易推行。

环境极限的另一个方面就是居住和工作场所不能太密集，人类排放的各种气体可能达到环境消解的极限，所以还是要“摊大饼”，摊开后肯定比现在某些“沙子堆”最高处的密度要低，现在那些地方也没听说出问题，摊开后就更不至于触碰环境极限了。

五、资源紧张

至于资源紧张，也有两方面，一个是自然资源，一个是社会资源。

关于自然资源，当人们住在大城市里时，在相同生活水平上（注意，一定要是相同的生活水平），只会更节约。至于说用现在某些乡村较低生活水平下自然资源消耗较少来说事，那是不合理的。

自然资源紧张与人们聚集在大城市里无关，例如很多人说什么北京水资源紧张，其实根本不是北京水资源紧张，而是整个京津冀水资源紧张，与其说不应该加大北京城市规模，不如说应该疏散京津冀人口。再例如取暖煤改气，如果在城市，就可以集中供暖，资源显然会节约不少。所以自然资源紧张是与城市大不大无关的伪命题，而且城市大了反而会更节约资源。

说到社会资源，自然也是在大城市能得到最合理的运用，就拿学校来说，一个几十名学生的乡村学校，能配齐专门的各科教师吗？一个几万人的乡，能搬去一个各科齐备的三级医院吗？

另外，一流学校医院聚集在超大城市，恐怕也有那些老师大夫愿意呆在大城市的因素吧。何况如果说不合理只能说是大城市居民小病也能去大医院看不合理，这一点倒确实应该改进，设法推行分级诊疗。但这与大城市无关，是制度设计的问题。

至于大城市居民大病后离大医院近，恐怕只能如此，总有人要离得近，更多人离得近才更合理。

还有好学校，如上所言，更多人离得近才更合理。好老师与更多老师离得近也更容易交流。

又有人反过来认为大城市社会资源紧张的，我想完全没道理。大城市都紧张，小地方还过不过了。

六、物价过高

说到物价过高，也与大城市现状未必相符，不能算典型的大城市病，至少应该说是有高有低。房价过高倒是真的，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发展过程中的问题、政策的问题：一方面试图通过高房价抑制所谓人口膨胀，一方面错误地把“堆沙子”描述为“摊大饼”，让大量通勤地点集中于狭小地域，又根据这种错误的认识不肯在合理的地方盖房子，有需求的地方房子供应短缺，才进一步推高了房价上涨。

大饼摊匀摊薄才是医治大城市病的对症之药

再引一段专家的话：“强行控制人口的做法，一方面与强调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不符，另一方面也不利于广大人民分享大城市发展的好处。”（《大城市人口不是过多，而是分布失衡》）。

不过我并非反对采用某种“强行”的行政措施，而是认为这样的措施应该针对真正大城市病的症状对症下药。如上面分析的，一般经常提到的六条所谓大城市病的症状只有堵车和住房紧张两条和大城市本身有关，而这两条是相关联的，我想只要规划得当，这两条都能得到改善。

也就是说，要采取“强行”的行政措施，就应该通过规划控制各个街区内的居住人数和工作人数，且让二者达到一定平衡，而不是控制大城市总的人口数。同时，还要改善现有路网，争取每一街区周边有效道路面积达到好比居住人口每人五十平米以上或工作人口每人一百平米以上（二者分别独立计算，按低的一方考察）。

在旧城区，虽然我们无法改掉已有路网结构，但可以逐渐把在老街区的人搬到旁边，把需要大量通勤或人员前往的地点迁离老街区，不让这类机构聚集到某几点。从这个角度说，所谓CBD之类把各种商业商务机构聚集在一起，虽然能推高那几点的土地价格，恐怕不是好办法。土地价格高固然能让政府的收入提高，但也大大增加了拆迁成本，妨碍了进一步的建设。

只有分散住宿地点与通勤地点，才能疏解堵车和住房紧张。所以还是要“摊大饼”，不让特定某几点土地价格畸高，而让较大区域普遍达到相当水准，这样能避免很多弊病。有城市规划这个“强行”的利器，就应该用在这方面，而非限制城市规模。

大饼摊匀摊薄，不是只把房子盖过去，还要同时盖出并开通交通、医疗、教育、文化、娱乐、商业等一系列服务设施，安排更多就业，也让住宿地点与通勤地点都能分散开来。不仅如此，还要把新的标志性建筑、标志性设施安排过去，造成很多分散的新中心、小中心，避免集中在少数几个大中心。

我原先写过一个帖子，认为城市要有土地位置指数，只有有了数，才能定量考察各个街区是否均衡发展，也就不至于都堵到几个大中心上。如您有兴趣，可移步《土地位置指数》。

要抹平已经堆起来的沙子堆，肯定不是一朝一夕的事，但如果不能针对性的操作，效果也不容易好。

所以要把大饼摊匀摊薄，就需要考察土地位置指数，以及街区居住人数和/或通勤人数与周边有效道路面积的比值，否则无法衡量匀不匀、薄不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