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文摘】康熙朝后期的腐败 -- 温相

康熙帝自平定三藩后，曾大力表彰清廉，惩办贪污，整顿吏治，成效卓著。但到40年代，开始逆转，50年代以后，每况愈下。而康熙帝愈到晚年，为政力求宽和，事事强调宽容和平，常说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他在五十年（1711年）三月的一次谈话中说：“治天下之道，以宽为本，若吹毛求疵，天下安得全无过失者。”和他以前大力提倡廉洁自律不同，现在对那些不能严于律己的官员却网开一面，竟然说：“夫官之清廉，只可论其大者”，至一般送人礼物，接受“规礼”之类，“大可不必深究”。他还说：即“廉吏”“亦非一文不取”。江宁织造曹寅建议裁省两淮盐课陋规银，康熙帝立即密批道：“此一款去不得，必深得罪于督抚，银数无多，何苦积害。”在另外一件朱批中，他又说：“外边汉官有一定规礼，朕管不得。”

　　康熙后期吏治废弛，首先表现在各级衙门懒散，行政效率低下。有些政务，皇帝下旨九卿集议，他们却“彼此推诿，不发一言，或假寐闲谈，迟延累日”。本来很快能办好的事，非得拖延许久才行。这种情况，正如有的官员指出的，他们满脑袋装的就是功名利禄，“时时只顾身家，刻刻只虑子孙”，什么“国家之安危，民生之休戚”，“毫不相关”。

　　康熙后期吏治废弛的另一表现是钱粮亏欠严重，财政状况恶化。由于官员政纪松弛，又缺少有力监督，从州县到省，挪移、侵欠钱粮习以为常。五十二年（1713年）康熙帝在述及各省官员承办钱粮征收情况时说，当时只有张鹏翮作浙江巡抚、马齐任山西巡抚，能全完七年钱粮，其余各省都未能全完。据雍正初年诏谕清理各省积欠钱粮的统计，积欠最多的是江苏，自康熙五十一年到雍正元年，共欠库银881万余两，相当于该省两年半的田赋额。其次是山东逋欠300余万两，浙江100余万两，其他省份也是十几万到几十万两。在地丁欠项中，向有官欠、民欠之分。官欠就是官员挪移拖欠，实际上很大一部分是贪污了。民欠则是百姓没有交足钱粮而拖欠下来的。雍正时，直隶巡抚田文镜说，所谓积欠，“半亏在官，半亏在役，而实在民欠者无几”。

　　吏治败坏还表现在贪污成风。四十八年（1709年）五月，康熙帝与大学士们谈话时，曾说：“部院中欲求清官甚难。”他还说：“近闻四川官员惟陈??操守尚清廉，其余地方官横行加派，恣肆者甚多。”当时官员贪污的通常手法是借收钱粮之机征收火耗。火耗本来就是一种额外派征，但因清朝官员实行低俸制，只靠正俸无法维持生计，所以康熙帝也沿用惯例，默许官员用火耗银作为日用补贴。他还多次表示，征收些微火耗乃寻常之事，并说火耗加一加二便算清官好官。所以加三加四已属平常，多的到加七加八。

　　京官贪污，另有办法。比如户部，常借地方官奏销钱粮时做手脚，“不给部费则屡次驳回，恣行勒索”。武官贪污的通常办法是吃空粮。雍正元年（1723年）雍正帝曾说：“天下绿营兵丁，大率十分之中有二三分为空粮，为专阃大臣及将弁所侵冒。”雍正初年揭发出来的贪赃数十万两至上百万两的大案件，都是官员们利用康熙帝为政宽平，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互相串通，上下勾结，公开或半公开进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