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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诗和蜜蜂

诗成怨立小桥西，晚日春怀伤鸟啼。 离别书情多寄恨，远山高处暮云低。

这是一首元诗。

倒不是它有多好，就像鲁迅所说：唐朝人已经把好诗写完了。如果我们把唐代那些诗的作者叫伟大的诗人，自那以后，就没有人能得到这个称呼了，那道坎子谁也迈不过去。

这首诗之所以有意思，有两点：第一，这是一首回文诗，可以倒过来读，这需要很高的文字技巧，而诗人写时只有十二岁；

第二点更有意思，我想用这说事。

作者是耶律铸，从名字我们就知道不是一个汉人。他是一个契丹族人，元朝重臣，官至中书省左丞相，算得上是一个成功的政治家，也许不能算诗人，写诗不过是他的业余爱好。他是大名鼎鼎耶律楚材的次子，出生于一个异常显赫的政治世家。他父亲追随成吉思汗，奠定元朝的基业，是蒙古第一文臣。虽然耶律楚材的文学成就比他要更高，但毕竟是在马上打天下，恐怕不会想到写什么回文诗，可见到后来，元朝贵族汉化到了什么程度，回文诗可不是什么人都能写的。

由此想到，如果元朝人都开始学写回文诗，气数也就差不多了。他们靠的是金戈铁马闯荡天涯，回文诗可干不了这个。

在历史上很多的时候，文明人打不赢野蛮人，个人自由和国家强大不能兼得，比较典型就是古希腊时的斯巴达人和雅典人。

雅典人我们都知道，他们肯定是古希腊城邦中最文明的，享受着很高自由度，不要太出格就行。就是他们奠定了西方文明的基础，类似于战国时代的中国人，他们探讨了人生中那些最根本的东西，什么是善恶，什么是知识，什么是有意义的生活，在艺术领域也是成就非凡。只到今天，我们还是在这些问题里面打转转，并不比他们高明多少。

斯巴达人在很多方面都跟雅典人相反，男人从小就被培养成勇士，怎样格斗，怎样忍饥挨饿，在困境下生存，强调集体主义，战士是没有自由的，需要听从命令；战士重要的不是思考，而是要不怕死。

他们在温泉关三百人和上万波斯人恶斗，是他们挽救了希腊城邦。但是，也就是他们在伯罗奔尼战争中打败了雅典人，终结了雅典的辉煌，他们始终是亚历山大大帝的心病。有些人现在还在心仪他们，因为他们可能是西方历史上最出名的战士。

中国更是这样，从秦始皇起两次被野蛮的民族所灭国，剩下来的几乎一半时间无力收复北方（中原），还有一半时间始终在外族入侵的巨大威胁之中，恐怕很少有安宁的时候。我们从来就被教育说中国是多么强大和伟大，但细读一下历史，根本就不是那么一回事，其实中国人的历史是很有些摧悲，总是被别人欺负。

这里的野蛮得做一个说明，元和清最后都被汉化得非常厉害，开始写回文诗，也就是说，那些人丢掉了自己文化，我们称为融入中华民族。在这种意义上，我们说他们过去是野蛮，不然为什么不要自己的文化了。这种事情绝非是中国独有，野蛮民族（日耳曼）干掉了罗马帝国，到头来却被罗马帝国的基督教文化所征服。如果仅仅以战争成败论英雄，那么就应该是成吉思汗最文明，谁也打不赢他，显然不能这样说。

文明人在历史上打不赢野蛮人，这个在西方历史学家那里是一个常识，但是许多中国人似乎不承认，结果就有些尴尬。要就是不承认历史，说中国人总是在征服别人（不知中国威胁论是不是这样来的，其实真是有些冤枉），我总觉得不是别有用心就是吹牛不知道脸皮厚的人；要不然就是说那时的蒙古人也是中华民族的一部分，这就让人有些糊涂，就是在说如果二战日本胜利了，日本人就会成为中华民族的一部分，那么抗日就是在支持民族分裂。

前几天我和蜜蜂有过一场大战，它们跑到我的RV里面安家，为了我的财产不得不战。当然我是胜利者，我有各种各样的杀虫剂，科学技术是不可战胜的。完事以后，我不由很有几分感叹，蜜蜂真是高尚，纯洁的，而且毫不利己，专门利蜂，准确地说，为了蜂后。

你想想吗，它们成群结队地向我扑来，对要杀死它们的杀虫剂毫不畏惧；尽管我把它们杀得尸横遍野，它们仍然想尽一切办法回到蜂后那里去，对她尽忠，正所谓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我不由地想到，中国上千年的传统文化的核心与蜜蜂文化差别不大，也是要人对帝王忠心耿耿，哪怕把你冤枉死了，你还必须得正确对待，将来一定会拨乱反正的。

蜜蜂这样是因为生存的必须，因为只有蜂后能够生育，她一旦死亡这个这个部落就不复存在了，所以蜜蜂的基因就把这种行为固定了下来，也就是说，蜜蜂生来就是为了蜂后牺牲的。但是人却大不相同，人类社会并不是只有王后，或者什么国母才能生育，所以说，有没有她们其实没有什么关系。老实说，我倒是认为如果没有这些高高在上的所谓贵人，老百姓会好得多。

我小时候受到的教育也是要人奉献，做一个螺丝钉，哪里需要往哪里搬，不能想自己，要毫不利己专门利人，这和蜜蜂文化其实差别不大。这真是天下最大扯淡，人和蜜蜂的基因差别太大了，于是就用所谓伦理，天道或者主义来忽悠，好让人有奴性，高高兴兴地为王公贵族或者领导服务。

在罗素看来，这种社会毫无价值，不过是蚂蚁社会的翻版。人人都是一颗螺丝钉，男人就是要成为战士，女人的目的就是生产战士。男孩要是成不了战士，就要给丢弃，爱因斯坦小时候笨笨的，并不强壮，要是在那个社会，就生存不下来。

不错，这个社会在当时可能极有效率，战无不胜，但哲学，艺术，科学呢？人活着难道就是要做螺丝钉？这难道就是人生的意义？和斯巴达人相比，雅典人的确是腐化堕落，不是对手，但现代西方文明却来自于雅典，而斯巴达人在历史上做的最著名的事情就是把雅典给救了和灭了。其实更进一步我们可以说，蜂后也不过是一个生育机器，于是要人成为螺丝钉的社会只会有两种可能，一个是所有的人构成了一台大机器而为了生存；不然就是你只是螺丝钉而为了别人而存在，只看你更喜欢哪一种？

罗素接下来说：尽管那种蜜蜂社会在过去有着生存竞争的优势，但自从现代科学技术诞生以后，情况就完全变了，野蛮人再也不是文明人的对手了。大刀长矛在机关枪面前只不过是自杀，勇敢无畏在无人机面前毫无意义。现代国家的优势不再是把人变成毫无头脑，听从命令的战士，而是喜欢小提琴，独立思考，藐视权威的爱因斯坦，因为他能弄出原子弹。

想一想还是很有几分危险的，那超过千年蜜蜂社会的道德终究没有能够把人的独立自主的意识给干掉，不然今天我们就面对的不是手机，而是大刀长矛，因为只有这种战斗民族才能生存下去。

萨特说到：人除自我塑造之外甚么也不是。（Man is nothing else but what he makes of himself.）） 这句话可以简单明了地说成：吃饱了的，或者有钱的猪都不过是猪，只有追求自我实现的才能是人。这只是从感性得到的结果，而罗素那一些语言哲学家从理性得到的结论更让人信服，每个人都有名字这可是不是什么偶然，而是说明了一个重要的道理，即每个人都与其他人有所不同，正是这种不同成就了你我，人的意义在于不同而不是相同。比如说，螺丝钉是没有名字的，只有规格，一个和大家不同的螺丝钉不过是个废品，因为我们都有名字，所以我们不是，也不能是螺丝钉。

当然，我并不是说人就不应该有同情心和爱心了，而是说这些东西应该从自我中得到，而不是由消灭自我而得到，那人就退化成和蜜蜂一样的东西了。我以前曾经说过同情心是人类构成社会的必须，与自我一样也存在于我们的基因之中。按照某些心理学家的说法，人的潜意识总是有深深的内疚（基督教的原罪恐怕就是这样来的），这是因为我们的自我存在的意识往往会对最亲近的人构成伤害，为什么会内疚，就是因为我们知道这并不值得称赞。最常见的就是，人很难说对子女完全尽到了责任或者很好报答了父母的养育之恩。

用夸张的语言来说，人既是天使，又是撒旦，所以我们是人，不是蜜蜂，所以我们不能和蜜蜂一样高尚纯洁。一个人如果毫无内疚和自责，认为自己什么都对，那就是一个自高自大的混球；如果还要弄出一套大道理来，像为国家民族等等，来掩盖自我存在的冲动，那就是一个希特勒式的人物。

康德一向被人们认为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哲学家之一，用他那一套来解释同情心还是很有意思的，同情心这种东西不应该来自于什么斗私批修，或者这样就可以上天堂，而应该是人的必须，不这样我就会痛苦，与责任或者奖赏无关。

罗素在《西方哲学史》中说：“亚里士多德生当斯巴达衰落之后，他对斯巴达的宪法做了一番非常有敌意的叙述。他所说的和别人所说的是如此之不同，简直使人难于相信他所说的也是这同一个地方；………

亚里士多德又谴责斯巴达人的贪吝，他把贪吝归咎于财产分配的不平等。他说，份地虽然不许买卖，但是可以赠与或传给后代。他又说，全部土地有五分之二是属于妇女的。结果造成了公民的人数大为减少：据说斯巴达曾有过一万公民，但是到被底比斯所击败时，已经不满一千人了。

亚里士多德批评了斯巴达宪法的每一点。他说监察官往往是非常之穷，所以很容易受贿赂；而且他们的权柄又是如此之大，甚至于连国王也不得不讨好他们，所以斯巴达的政体已经转化成为民主制了。他告诉我们说，监察官们恣纵过度，他们的生活方式与宪法的精神背道而驰，而对于普通公民的严厉又是那样地不堪忍受，所以公民们便沉溺于秘密的、非法的肉欲快乐以求逃避。

亚里士多德写这些话的时候，斯巴达已经衰颓了；然而在有些地方他明白地说，他所提到的这些罪恶是从古就有的。他的语气是那么干脆而又确凿，以致我们很难于不相信他，而且它也符合近代由于法律过分严厉而得到的一切经验。然而在人们的想象里所存留下来的，却并不是亚里士多德笔下的斯巴达，而是普鲁塔克笔下的神话般的斯巴达和柏拉图《国家篇》中的被哲学理想化了的斯巴达。许多世纪以来，青年人都阅读着这些作品，并且燃烧着一种想要作一个莱库格斯或者是作一个哲人王的雄心。而理想主义和爱好权势相结合的结果，就一再地把人引入了歧途，并且就在今天也还是如此。”

罗素写这些话是在二战时期，满世界都在打仗，他这话就好像看到了后来的中国一样，我认为他在这里说的理想主义和爱好权势的相结合是希特勒，可见历史的的确确是在不停地重演。

我来作一点注释：一，尽管斯巴达过去曾经让人害怕，但后来衰颓了，在历史上这种社会都必然会走到这个结局；二，斯巴达人在很大的程度上是一个神话，只是因为柏拉图用这来阐明自己并不实际理念，亚里士多德说的才是实情，这种神话存在于每一个民族之中；三，斯巴达是理想主义和爱好权势的结果，这不是一个好东西。

总而言之，人的基因和蜜蜂的相差太大，人生来就喜欢冒险，追求自我，这就是人类能走出非洲占领全球的关键所在，所以蜜蜂那种社会结构必定在人类社会中不能成功，人类有自己的特点，这才是成功的关键，所以蜜蜂不是我的对手，因为那种社会结构不可能产生科学技术。

我以为和我一样年纪的人都会对罗素心领神会。

以免有人说我过于偏激，下面补充几点。

吃饱就完全满足了肯定不怎么像人类，人的特点就是永不知足，至于钱就稍微复杂一些。一般认为，人们追求金钱其实为了背后的东西，比如说，如果有钱就要买一栋好房子，安全舒适。所以说，之所以人们要钱，其实是为了权势，尊敬，还可能是为了爱，为了慈善等等。如果单纯为了那个数字，那不知道是什么，所以说，有钱并不等于就实现了自我。所谓自我就是不同，想钱却是太普遍了。

这个世界上有许多疯子，还有杀人狂，他们要是实现自我别人就不好办了。这样一来，我们就需要法律，国家，其目的不是什么公平正义，或者伟大国家威震四方，而是保证国民自由发展，去追求自我实现。国家的存在是因为国民的需要，而不是倒过来，国民必须要服从国家。要是从语言哲学来看，所谓国民服从国家实际上是一部分人服从另一部分人，因为不存在什么东西能代表所有的人，因为人是不同的。

萨特是上个世纪最重要的哲学家之一，我觉得很少有哲学家对大众的影响能超过他。要知道为什么他和罗素都十分反传统，强调个人主义，我们就得理解那个时代的背景。他们都经历过一战，二战，深知国家至上，军国主义的巨大的危害。一个个人主义盛行，相对松散的社会，就不可能有军国主义的土壤，这一个优点就是足够了。

当然，他们是倒过来想的，在人类历史上，有一些时候特别杰出，也就是说人才辈出，同时在艺术，科学，思想哲学上影响深远，而其共同特点就是思想自由和开放，比较个人主义，这种时候才是人类的黄金时代。如果德国日本征服了世界，那么我们就都变成了元首或者天皇工蜂，那人类哪里还有什么前途。但是，它们不可能成功，因为时代变了，野蛮再也不是文明的对手。

罗素对英美的民主制度作过许许多多批评，其尖锐，深刻程度是那些中国精英所远远不能及的，他还因为和政府作对两次被关进了监狱，那些精英更不可能有这种胆量。但是，他还是认为民主制度相对比较合理，因为所有的政治制度都很扯淡。所以并不是说民主制度就完美无缺，不进行批评监督，一样会变得让人无法忍受。

在他看来，一，独裁体制如果合理，那么今天的民主制度就不会产生和壮大；第二，独裁体制必然类似于蜜蜂社会，其结果就是摧毁人的创造力，导致科学技术不能发展；也会扼杀人的进取心，能动性，导致资源配置不合理。总之是无法和相对自由的民主制度竞争，他的乐观主义就是来源于此。

至于大家怎么想，那是各人自己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