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Taylor Branch：劈波蹈海——MLK三部曲之一 -- 万年看客

周三早上8点不到，霍洛韦尔就给监狱打电话通知当局他即将带着人身保护令赶过来。但是监狱方面却告诉他人身保护令已经没用了，因为金已被转移到了安全等级最高的里兹维尔监狱。闻听此言霍洛韦尔吓得打了个哆嗦。不到一小时这则消息就席卷了整个亚特兰大的黑人社区，四处告警的电话再次响了起来。当柯瑞塔联系到哈里斯.沃福德时已经有些歇斯底里了。她说她刚接到金抵达里兹维尔州监狱之后获准打来的电话，他们毫无预兆地在深夜时分强行转移了他的监禁地点。没有人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

沃福德赶紧带着最新的详细资料去找路易斯.马丁，这些资料进一步削弱了他们对范迪瓦的信心。综合了若干条来自里兹维尔的消息之后，显然黑人与白人看待这件事的分歧正在变得越来越大。镣铐、强硬的警察、独断专行的法官、突然袭击式的连夜押运，位于二百三十英里之外佐治亚农村的意外关押地点，这一切都令所有认同金的人们不寒而栗。那些更超然的人们则把这起案件看作南方无知风气的典型体现，认为事态迟早会反转过来。对他们来说，金在什么时候以及如何被转移到里兹维尔的问题相对而言并不太重要。莫里斯.亚伯兰则认为金在里兹维尔要比在迪卡尔布县监狱更安全。沃福德本想在肯尼迪竞选阵营中激发人们对于金的新一轮关注，但是其他人的漠然致使他所有的努力都成了无本之木。事实上肯尼迪的助手们根本不愿给他回电话，因为他们都不想听他唠叨。

沃福德只得给自己的上司萨金特.施莱佛打电话。最近施莱佛正在自己的家乡伊利诺伊州忙着应对极为困难的选情，具体来说就是为肯尼迪和约翰逊争取商界的支持。此时施莱佛正在芝加哥，候选人的大队人马就像风暴一样席卷了这座城市。肯尼迪参议员刚刚在奥黑尔机场与五十名伊利诺伊商人吃完竞选早餐，正在与顾问们一起挤在跑道附近为他特别保留的套房里等待飞机起飞。沃福德打电话时施莱佛也在这间套房里面，而施莱佛对于沃福德的来电并不太上心，他对待沃福德的态度就像是站在总统候选人身边三十英尺之内的中层人员通常对待低层助理的态度一样。急不可耐的沃福德以新闻头条的简短风格汇报了当前的情况——金被强行关进州监狱，范迪瓦不肯放人，柯瑞塔歇斯底里，竞选民权办公室电话应接不暇。他说他和路易斯.马丁已放弃了让肯尼迪做出公开声明的想法，但他们有一个更简单也更不容易引发争议的想法。“要是参议员能致电金太太并向她祝好，那么肯定能在全美国的黑人群体当中引起反响。他要做的很简单，只要说他挂念她并希望一切都好起来就行了。他要做的无非是表达一点心意而已。他甚至还可以表示他尚且不了解该案件的全部事实……”

“好的，好的，”施莱佛急忙说，“你得给我几个有用的电话号码。”除了金钱与曝光度，有用的电话号码在竞选中是最珍贵的货物。

沃福德迅速说出了哈茨菲尔德、莫里斯.亚伯兰以及其他几个人的电话号码，他以为施莱佛是要给这些人打电话。“不用，不用，”施莱佛说。现在没时间打那么多电话了。“她在哪里？把她的电话号码告诉我就行。”他记下了金在亚特兰大的家庭电话号码，将号码放在口袋里，然后赶紧返回去挤到了肯尼迪身边。

施莱佛等待着，希望索伦森、奥康纳、塞林格、劳伦斯.奥布莱恩以及肯尼迪参谋团的其他成员或许会匆忙走开打电话或者打字。他不想在他们面前提到沃福德的想法。即使他们不会当场扼杀他的提议，那些喜欢猜测各种竞选手段在《纽约时报》上会遭到怎样报道的助手们也肯定会发表不以为然的见解。金的案件已经登上了当天早晨的报纸头版，他们都认为肯尼迪不可能以任何方式悄无声息地介入金的案件。终于肯尼迪参议员说他有些不舒服，并且在床上躺了下来。施莱佛趁机一个人跟上去，温和但又急切地重复了沃福德的主张。他强调金在监狱里遭受了“糟糕的待遇”，金太太的情绪更是已经陷入了崩溃。“杰克，我认为你应该给她打个电话，”他总结道。

肯尼迪疲倦地从床上坐了起来。“管他呢，”他说，“这是体面的做法。为什么不呢？把电话打给她吧。”

施莱佛迅速地从口袋里掏出纸片拨打了号码。于是金家卧室里的电话就响了起来。柯瑞塔正在梳妆打扮，准备约见莫里斯.亚伯兰。金老爹认为目前情况十分严重，单靠霍洛韦尔这样的黑人律师已经不顶用了，现在他需要亚伯兰这样的白人律师的影响力，所以他正要带着柯瑞塔出门。柯瑞塔接起电话，听到施莱佛在对面说道：“稍等一下，金夫人，肯尼迪参议员找您。”随后他就把电话交给了倚靠在床头的候选人。

打过招呼之后肯尼迪说道：“我知道你一定很艰难。我听说你现在怀着孩子，我只是想让你知道我很惦记你和金博士。如果有什么我可以帮忙的事情，请随时打电话给我。”

“我真的很感谢您的关心，”柯瑞塔说，“我将会非常感激您能提供的任何帮助。”

这一通电话只打了两分钟。柯瑞塔放下电话后立刻打电话给老金夫人，明白无误地把这条爆炸性消息传了过去。而施莱佛则在其他助手们簇拥着肯尼迪匆匆登上飞机之前从套房的后门溜走了。

第二天，纽约州州长纳尔逊.洛克菲勒打着一条印有粉红色大象的灰色领带在布鲁克林的四家黑人教堂进行了周日布道。洛克菲勒努力为共和党拉选票，同时又没有直接提起理查德.尼克松的名字。州长将党派相争的激烈措辞留给了同行的杰基.罗宾逊，而他本人则为各位“浸信会教友们”讲解了哥林多前书当中的“爱是恒久忍耐”这节经文。“我们要让爱在我们自己的国家成为现实，”他说道。“伟大的精神领袖马丁.路德.金博士今天正待在监狱里，因为他有勇气去爱。在美国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当天的东道主之一、金老爹的老朋友桑迪.雷（Sandy Ray）告诉会众，他会在即将举行的选举当中紧跟共和党，尽管他对共和党的候选人组合不太满意。“坦白说，我们大多数人都希望洛克菲勒州长能够成为候选人。”

同一天金老爹来到了克利夫兰，他的宣讲劲头比起洛克菲勒更有过之。他代替入狱的儿子为领导大会的募捐者们进行了六场布道，然后立刻飞回亚特兰大，为的是在周一上午及时赶回到县监狱门外，加入等待释放囚犯的欢迎人群．

从监狱里传来的消息如同一盆冰水泼在了欢迎人群的头上。监狱官员通知黑人律师，他们收到了法院传票，将以其他指控继续关押金。人群登时躁动起来，有人高呼黑人遭到了背叛。律师们最终确定这份拘捕令来自邻县迪卡尔布的一名法官，该县是埃默里大学的所在地。之前的5月份，金和柯瑞塔开车将作家莉莲.史密斯送到埃默里医院治疗癌症。那天有一名迪卡尔布警察截停他们进行查问——当地巡逻警员发现黑人与白人一起出行时经常会这么做。这名警员发现金搬到佐治亚州已经三个月了，但仍然在使用亚拉巴马州的驾照。于是金被控犯有不当驾驶的轻罪。法官奥斯卡.米切尔（Oscar Mitchell）判处金十二个月监禁，缓期执行，并罚款二十五美元。现在米切尔法官要求富尔顿县把金收押，等候召开听证会，以判定里奇事件是否违反了他在5月交通案件中的缓刑条款。

听到这条消息之后，金的狱友们同样炸了锅。当监狱官员遵守哈茨菲尔德的协议开始处理释放犯人的文件时，学生们聚集在一起宣誓要与金共同进退，并且指责哈茨菲尔德不守信用。市长花了好一段时间才让他们相信自己也是受害者，当他听说法院拘票的消息时心里同样也很堵得慌。他怀疑这是范迪瓦州长的政治阴谋，因为州长在当天上午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自己曾得到过肯尼迪参议员的亲口保证：总统候选人“既没有权威，也不打算，更不愿意”干预佐治亚州的刑事程序。尽管哈茨菲尔德也举行了一场新闻发布会从而发动反击，并且模糊地谈到某人曾以肯尼迪的名义敦促他释放金，但是他依然很难说服愤怒的黑人不要撕毁协议。他认为米切尔法官并不打算专门针对金，因为交通指控是极小的轻罪，而且里奇商场案件的指控都已经撤销了。金的律师们也拿出了十几项技术性抗辩论点来为市长撑腰，他们都认为迪卡尔布问题很快就能解决。为了安抚金的狱友，金老爹与其他成人领袖获准进入牢房做他们的工作。“马丁会没事的，”金老爹这样安慰他们。金本人也敦促狱友们遵守协议。最后其他三十七人遗憾而平和地齐步走出监狱奔向自由，金则度过了第一个独自一人的牢狱之夜。

第二天也就是周二一大早，学生们在富尔顿县监狱外面重新集合，等待着为了参加米切尔法官的听证会而被转移到迪卡尔布县的金。一群在南方各地鼓励当地学生发动静坐的白人神学院学生刚好来到亚特兰大，于是也加入了安静祷告的人群中。当他们第一眼看到金时，希望尚存的不安瞬间变成了冰冷的恐惧。两名迪卡尔布的警探押着金走出了监狱大门，金不仅戴着手铐，还挂着脚镣与镣铐。警方迅速将金拽向警车并且推进后座，让他靠在一条警犬旁边。一片死寂的学生们简直能听到镣铐碰撞的叮当声。然后警车扬长而去，将无助的学生们抛在了屁股后头。金在后座上一动不敢动，尽量不去看身边那条龇牙咧嘴的德牧。他觉得自己突然回到了差不多五年前在蒙哥马利首次被捕时的恐怖情景，当时对于私刑的幻想几乎吓得他魂飞魄散。这一次他又在玉兰厅给了白人当局留下了一个小小的法律破绽，因此只得再次听任他们将自己暴露在危险之中却束手无策。

近二百余名金的支持者——包括恰好来亚特兰大办事的罗伊.威尔金斯以及来自亚特兰大大学群的四名学院院长在内——挤进了米切尔法官的听证会。亚特兰大人对迪卡尔布县很陌生。在这里他们不仅感到人生地不熟，甚至还感到恐惧，因为每个人都知道当地官员不久前还在同一座法院里批准了一场三k党游行。引而不发的种族暴力气氛弥漫在听证会现场，所有人的求生本能全都调动了起来，就好像正在经受审判的案件是一起谋杀案而不是交通违规一样。法务官杰克.史密斯（Jack Smith）要求严惩金，因为金“丝毫没有后悔或自责的迹象”。金的首席律师唐纳德.霍洛韦尔（Donald Hollowell）传唤了好几位品德证人并且出示了一系列证据，但是米切尔法官还是断然撤销了金的缓刑并勒令其在州筑路队服苦役四个月，判决立即执行。震惊的观众顿时倒吸了一口冷气。霍洛韦尔跳起来要求对当前裁决和原始的交通违规判决提起上诉并且缴纳保释金，从而让金先离开监狱再说。但是米切尔法官否决了他的要求，并且命令警员们把金押走。

法庭上群情激愤，就连一贯自持身份的塞缪尔.威廉姆斯（Samuel Williams）——摩豪斯哲学教授、牧师、领导大会理事会成员兼协进会亚特兰大分会主席——也忍不住纵身向前大声抗议执法不公。警员们把他按倒在地上，很快也把他扔进了关押着金的牢房。等到威廉姆斯镇静下来后，他又被带回法庭接受了米切尔法官的一番训斥，然后才获释。法官允许金的家人在临走前探监一次。当金看到含着眼泪的妻子和姐姐克里斯汀时，他说：“柯瑞塔，亲爱的，你必须坚强。我从来没有见过你这个样子。就算为了我你也必须坚强。”他的语气带着哀求，牢狱生活六天后的疲惫悄悄爬上了他的脸庞。这一切都使得柯瑞塔哭得更凶了。心烦意乱至极的金老爹当场叱责了儿媳的失态。“你看我哭了没有？”他说。“我已经准备好要跟他们斗一斗了。”

金试着居中调停。“我认为我们必须要有心理准备，这一次我不得不去服刑了，”他说。再没什么可说的了，金家人不久就离开了监牢。柯瑞塔已经怀孕六个月了，一想到自己怀着第三个孩子的时候丈夫还在监狱里，她就忍不住心如刀割。

此时哈茨菲尔德市长正在努力使他的城市摆脱迪卡尔布诉讼的余波。他声明：“我已经对所有新闻机构提出了要求，要在他们的新闻中明确指出这场听证会的地点并不是亚特兰大市。”另一方面，范迪瓦州长的新闻发言人则热烈称赞了米切尔法官的决定。“我认为最高刑罚对马丁.路德.金来说兴许很有好处，至少能让他成为一名守法公民，教他尊重佐治亚州的法律。”在领导大会那边，怀亚特.蒂.沃克避开了黑人记者，后者全都想知道他为什么不组织示威人墙以回应迪卡尔布县法院的判决。沃克表示“目前局势太紧张”，而且远离“主场”的示威活动也太危险。

尽管沃克在记者面前没有太多表示，但他却抢在头条新闻发布之前打了一圈电话，到处发布警报。眼下他已经忘了党派之争、抗议示威甚至种族隔离，他唯一关心的问题就是保住金的性命。州筑路队里充斥着凶恶残暴的重刑犯以及被法官随意判处有期徒刑的杀人犯。金必须得到释放，否则筑路队的凶徒们非得害死他不可。沃克与一群同事们将这条十万火急的消息发送给了每一个他们认为具有相当影响力的人。斯坦利.利维森赶紧联系了律师、工会领导人、洛克菲勒州长的助手以及多位其他政客。哈里.贝拉方特联系了自己认识的每一位艺人以及总统竞选双方的高级助手——罗伯特.肯尼迪、萨金特.施莱弗、弗雷德里克.莫罗、杰基.罗宾逊。与此同时唐纳德.霍洛韦尔正在抓紧起草人身保护令，指出佐治亚州法律不允许法官在轻罪案件中拒绝保释。这一点在法律层面上确实无懈可击，但是金身边的人们已经对法律失去了信心。

在华盛顿，哈里斯.沃福德在收到警报当天就为肯尼迪起草了一份庄严的抗议声明。这份声明立即在华盛顿的各个竞选总部之间传来传去，并且通过电报传送到了肯尼迪正在做演讲的芝加哥郊区。接二连三的电话不可避免地打进了佐治亚州。很快沃福德就听说范迪瓦州长答应让金出狱，条件是肯尼迪对此事不发表公开声明。范迪瓦想在佐治亚州释放一个信号，清晰而有力地表明自己对于种族隔离主义的拥护。怀亚特.沃克口中的盖世太保战术在州长看来就像低烈度演习一样无足轻重。州长和他的盟友们在肯尼迪竞选阵营的内斗当中快速打赢了一个回合，而失败者哈里斯.沃福德则在当天晚上接到了肯尼迪参议员打来的不失时机的安抚电话。“把金捞出来才是最重要的，不是吗？”肯尼迪问道。

沃福德认同肯尼迪的观点。但是不久后当柯瑞塔打来电话想知道她自己能否帮上忙时他依然感到很痛苦。沃福德不能告诉她关于范迪瓦的协议，因为他担心公开消息会致使范迪瓦违背他的诺言。除此之外他也没有其他好消息。郁郁不乐的沃福德下班后和路易斯.马丁出去喝啤酒。在酒吧里两人一起冥思苦想，他们想帮忙，但是他们的行动又必须确保他们不会被塞进竞选政治的粉碎机里面。动辄得咎的两人想到了一个办法，那就是请一位重要人士致电柯瑞塔以示鼓励。这只是一个小小的举动，但是肯定能让金家人好受一些。他们知道，假如他们尽可能低调，不至于引起白人的关注，那么这一招兴许能带来不少政治收益。只要避免激怒范迪瓦和他的盟友，那么肯尼迪竞选团队完全可以在黑人选民当中私下传话。

想到这个主意之后，沃福德设法联系上了他的老恩师切斯特.鲍尔斯。鲍尔斯当时刚好在家设晚宴招待阿德莱.史蒂文森，他欣然同意立刻致电柯瑞塔并且以个人名义送上祝福，同时向她保证会尽己所能让金获得自由。鲍尔斯打完电话并且送走史蒂文森之后又致电沃福德，表示自己的电话振奋了柯瑞塔的精神。他告诉沃福德，目前唯一的障碍就是史蒂文森以互不认识不便通话为由拒绝和柯瑞塔讲话，就连问候一声都不愿意。鲍尔斯和沃福德对这位朋友的变化无常很困惑。这样做也许可以归结为政治慎重——如果肯尼迪当选，史蒂文森希望成为国务卿，因此现在他不愿做多余的事情——又或者沃福德的想法更接近事实：史蒂文森纯粹就是会在黑人面前感到不舒服而已。沃福德曾经亲眼观察到史蒂文森具有这项特质，这也是史蒂文森在党内初选期间遭到肯尼迪取代的因素之一。

到了午夜时分，一通通电话依旧没有停止。在迪卡尔布县监狱的拥挤牢房里，金与其他八名犯人已经睡熟了。一个声音突然吵醒了他。“金，起来！”随后又是几声喝令，接着手电筒的光线就刺进了他的眼睛。金抓起衣服，踉踉跄跄走向警员，然后一声不吭地戴上了手铐和脚镣。在黑夜回响的铁链锒铛声中，金被领出了牢房，推上了警车。当他问对方要把他带到哪里去时，谁也没有回答他，于是他也陷入了沉默。

八十名将手表同步校准的示威者在第二天——也就是10月19日——上午11点同时走进了八家施行种族隔离的店铺要求提供服务。金亲自参与的小组来到了里奇商场。这座商场的楼盘横跨福赛思街，街道两边的营业楼之间有一道凌空横跨街道的廊桥。金一行人来到廊桥里面的一家小吃店要求对方提供服务并且遭到了拒绝，不过公司管理层并没有要求早就驻守在现场的警察逮捕他们。然后金一行人又坐电梯到了商场六楼的玉兰厅，这里是商场当中最高档的就餐场所。里奇商场的董事长亲自出面拦住了他们。他没能说服示威者自愿离开，于是就根据州立反擅闯私宅法通知警察逮捕了示威者。

金是第一批被捕示威者的一员，也是唯一一位不是学生的被告。当天晚上他也首先在法庭上面对了法官杰姆斯.E.韦伯（James E．Webb）。韦伯做出了取保候审的裁决，保释金为五百美元。“我不能接受保释，”金说。“我宁愿在监狱里待一年，或者十年。”在简短而紧张的法庭陈词期间，金解释说他并不想坐牢，也不想“扰乱秩序”，但是他还是决定选择主动走进监狱，因为这项决定符合民权运动的原则。如今这场运动已经“远远超越”了餐厅种族隔离和其他南方习俗的范畴。他敦促法官撤销指控，韦伯予以拒绝，于是金就被推搡出去，平生第一次在监狱里度过了整整一夜。在金之后又有三十五名学生接二连三地被迅速送进了监狱。

新科囚犯们的紧张心情很快就被兴奋感取代了。他们被关进了县监狱里的一间特殊牢房，看守他们的警卫都是黑人。警卫们为他们带来了游戏与书籍，还允许他们打电话。至于他们的第一顿牢饭吃的则是洋葱炖牛排。学生们原本并不敢肯定他们这些身份特殊的囚犯会不会遭到另册对待，现在这一点已经毋庸置疑了。本来学生们还打算在入狱之后搞一场绝食，不过品质如此上乘的伙食很快就诱使他们放弃了原本的计划。一旦意识到最糟糕的时候已经过去了，学生们立刻将满腔热情转向了创建一套共同的作息体制，从而一起度过接下来几周甚至几个月的监狱生活。伯纳德.李热切地宣称自己要睡在金的上铺，谁都别跟他抢。他难掩喜悦地表示，女牢房那边的狱友们都很嫉妒男生们能与金朝夕相处。对一般学生尤其是李来说，能与金一起坐牢简直是碰上了头彩。金和他们一起组织了坐牢期间的日常规程——与他们一起唱歌，一起研讨，为他们进行有关非暴力主义的简短讲道。李很得意地发现金在下跳棋时往往不是自己的对手。而金则会盯着棋盘半开玩笑地发誓，下次只要让他在台球桌边上逮到李，那他非得给这小子一点颜色看看不可。

无聊二字与抗议者们的铁窗生活丝毫扯不上关系。每小时都有外面的新闻传递进来，内容全都是他们的被捕如何吸引了亚特兰大当地以及全国各地的关注。亚特兰大市长威廉.哈茨菲尔德（William Hartsfield）举行了好几场会议。亚特兰大警察局局长赫伯特.詹金斯（Herbert Jenkins）也表示他本人很关注这场示威。第二天也就是周四，记者发现聚集在种族隔离店铺外面的黑人学生纠察员达到了两千多人，这一天又有三名囚犯走进了金一行人的牢房，其他二十二人则被关进了市监狱。没有人当懦夫——他们全都没有选择保释出狱。

到了周五，监狱当局允许金和学生领袖举行了一次媒体见面会。在接受采访期间，平静乃至有些羞涩的金表明了他加入学生抗议活动的原因：“我的行为必须符合我的布道内容。”接下来金骄傲地谈到了他的各位狱友们，其中有亚特兰大大学群六名学生会主席中的五人，还有两位“大学选美皇后”以及好几位模范学生。至于自己的牺牲提金则轻描淡写，只是提到了南方基督教领导大会在全年的讲座旺季不得不因为他的被捕而取消好几场预定的演讲，原本装进兜里的门票收入也打了水漂。“本周日我原本应该去克利夫兰的，”他说。克利夫兰的牧师原本向领导大会保证，金的演讲至少能筹集到七千美元。

同一天晚上共有八千五百万美国人观看了肯尼迪和尼克松之间的第四场也是最后一场电视辩论。辩论双方事先达成协议，本次辩论仅仅讨论外交政策问题，因此这一场辩论成为了美国政治上一块面目不清的里程碑，突出了自二战以来就在美国政府内部滋生的对于隐秘行事的热衷。肯尼迪批评共和党人没能帮助古巴流亡者通过秘密战争来推翻卡斯特罗政权，尽管这恰恰正是共和党正在做的事情。后来肯尼迪坚称自己收到的中央情报局简报当中并没有涵盖这方面的内容。尼克松此前一直在协助颠覆卡斯特罗政权的计划，不过他决定要保护这项计划的机密性质，因此不惜在电视上公然反对他自己奉行的政策。他批评肯尼迪不知国事重大，随随便便就提出了“可能是最危险且最不负责任的建议”。尼克松声称，如果美国遵循肯尼迪的意见针对古巴发动秘密战争，“我们将违反至少五项不干预拉美国家内政的条约承诺。”在整场辩论期间肯尼迪和尼克松一直在用暗语互相攻击，有时候彼此都不清楚对方究竟在说什么，而大多数观众更是被晾在了一边。此时的美国人对于广岛之前的曼哈顿项目依旧所知极其有限，对于中央情报局的了解更是少得可怜。

虽然哈里斯.沃福德是肯尼迪竞选团队的员工，但是他面对表面现实的反应几乎和其他人一样，不得不勉强赞同尼克松的观点。电视辩论过后的第二天上午，沃福德在家里听到电台报道说三K党为了反对学生纠察员正在亚特兰大的街道上游行。此时金在县监狱已经度过了四天。沃福德是金在亚特兰大市之外的少数朋友之一，他知道金多么想要避免这种折磨，因此他总是责怪自己不能为金做点什么。一时冲动的沃福德开始往亚特兰大打电话，在他的联系人中有一位名叫莫里斯.亚伯兰（Morris Abram）的著名律师，他同意与哈茨菲尔德市长谈谈让金出狱的事*。

亚伯兰来到市政大楼，发现哈茨菲尔德市长正处于旋涡中心。来自全国各地的电报每时每刻都在涌进来，既有支持金的，也有反对金的。警方高层纷纷冲进来报告说白人与黑人纠察员之间爆发冲突的威胁日益严重。而哈茨菲尔德本人则正在市议会厅与众多本市最具影响力的黑人领袖们展开谈判。他提议针对市中心的所有商店废除种族隔离的议题展开深入协商并且公开协商进程，条件是这一次的抗议者们赶紧保释出狱并且不能在休战期间再次举行示威活动。亚伯兰从市长那里得知，目前的症结是金与学生们拒绝接受保释，除非撤销指控他们才愿意出狱。这样的立场致使身为调停人的哈茨菲尔德陷入了官僚主义和种族政治的纠缠。作为市长他有权要求公诉方对市监狱的囚犯撤诉，但是金与其他人都是因为受到州政府的指控才被关押在县监狱候审，这样一来他就没有管辖权了。只有通过州检察官或刑事诉讼的原告方——即里奇商场——才能撤诉。此时里奇商场的老板理查德.里奇正吓得无计可施。如果他让步，接下来黑人肯定会涌进商场要求他完全废除种族隔离，这样一来白人主顾们肯定会被赶到自己的竞争对手那里去。但是目前里奇商场的处境同样好不到那里去，因为这里已经成为了种族冲突的战场。商场的总经理表示只有用手铐才能把金和示威者赶出玉兰厅，一听这话里奇顿时就急得哭了出来。

对于如此令人生畏的挑战，像哈茨菲尔德这样狡猾的老牌政客惯用的最佳应对办法就是在冲突各方同意之前就宣布自己最想看到的解决方案。不过要想玩这一手，光靠蒙混过关的瞎话可不够，而且这样做的政治风险也是显而易见的。因此市长正在想方设法避免承担一切政治责任。亚伯兰告诉哈茨菲尔德，他刚刚接到肯尼迪的竞选助手哈里斯.沃福德打来的电话。听闻这个消息，市长突然灵光一闪。如果他声明肯尼迪参议员要求他释放金，那么他兴许能够捞取极大的好处。这样做不仅能以国家大事的名义巩固当前的停战局势，使得欧内斯特.范迪瓦州长与其他民主党人难以公开指责，还能为肯尼迪在竞争激烈的美国北部赢得黑人选票。哈茨菲尔德越想越兴奋，他不仅有可能让他的城市摆脱危险且尴尬的种族冲突，而且兴许还能将下一届美国总统扶上马。

很快亚伯兰就从市长办公室打电话给沃福德，向对方通知了哈茨菲尔德的大胆建议。沃福德听后差点吓昏过去。这个建议令他更加强烈地感到自己随时有可能会被肯尼迪竞选团队扫地出门。此前吃过的各种苦头令他很清楚自己的老板最不想做的事情就是在南方种族冲突当中与金扯上关系。沃福德顿足捶胸地恳求亚伯兰和哈茨菲尔德千万不要贸然行事，除非得到肯尼迪参议员的首肯。他还提醒亚伯兰，他当天早上打的电话完全是私人性质而非政治性质。沃福德承诺他会去寻求肯尼迪参议员的许可。当时肯尼迪正在堪萨斯州做巡回政治演说，不过由于沃福德实在不想遭受进一步的奚落，于是他半心半意地联系了一下候选人，然后立刻再次致电亚特兰大市长办公室，表示自己找不到肯尼迪参议员，所以必须取消计划。但是此时饱受打击的哈茨菲尔德为了尽快找到解决方案已经快要急疯了。他一把夺过亚伯兰手中的电话：“听好了哈里斯，我敢肯定采取这个立场有助于他赢得全国各地还在犹豫的黑人选票，所以我要去跟那帮人表明立场，告诉他们是肯尼迪参议员要我这么干的，是他要我释放马丁.路德.金。他为什么要羞于承认呢？反正无论如何我都要让金出狱的。”

沃福德立刻再次陷入了恐慌。他将选举团队的其他人曾经砸在自己头上的各种论点全都一股脑地灌进了市长的耳朵里。他告诉市长，肯尼迪很可能因为沃福德自己与民权运动有牵连而失去佐治亚州、南方各州甚至整个竞选。哈茨菲尔德并不相信这番话，但他向沃福德承诺自己会与肯尼迪本人取得联系。于是哈茨菲尔德用沃福德的私人号码一遍遍往堪萨斯州竞选路线的各个节点打电话追踪肯尼迪，可是要么听到乐队在后台演奏，要么听到警察说肯尼迪刚刚离开。最后哈茨菲尔德实在不耐烦了，他回到市议会厅与金老爹等一干人继续谈判。压力之下，他在自己的停战条件后面援引了肯尼迪的名字。一名潜入议会室的记者迅速把肯尼迪参与停战谈判的新闻发向了全国。

没过多久就有一大帮愤怒的南方政客——包括肯尼迪在佐治亚州的竞选战略顾问在内——纷纷致电哈茨菲尔德，喝令他赶紧讲清楚民主党候选人究竟怎样以及为什么会被拖进了金的纠纷。一番左闪右躲之后，哈茨菲尔德把电话打给了沃福德并且提出了警告：“我知道我运球的距离比你的预期更远，哈里斯大兄弟，”他极力装出一副随意的口吻，“但我需要一个发力的支点，而你刚好给了我，所以现在我才能荡悠起来。”哈茨菲尔德希望沃福德不要让肯尼迪迫于各位南方州长的压力而否认这项声明。面对突如其来的紧急情况，沃福德紧赶慢赶终于爬上了肯尼迪在堪萨斯州的飞机。肯尼迪一听到他的汇报就气懵了——“哈茨菲尔德说啥了？你都干了什么好事？！”——然后就是一连串急火攻心的破口大骂。皮埃尔.塞林格、肯.奥唐奈以及其他高级助手赶紧签署了一份旨在保护肯尼迪的声明，刚刚被肯尼迪骂得无地自容的沃福德只得等在一旁，看他们会不会将哈茨菲尔德称作骗子。事实证明这篇声明的措辞相当含混不清，让人完全抓不住把柄：“肯尼迪参议员指示要详细调查事态并且向他汇报所有事实，然后提交一份关于正确做法的报告。参议员希望最后能得出令人满意的结果。”这一番滴水不漏的推手确实达到了尽量淡化事态的主要目的，可是各家媒体却基本没有注意到声明的存在。

在周六当天的余下时间里，哈茨菲尔德一直试图在市议会厅把他的计划推销给黑人谈判团。大量紧急消息在县监狱这边传进传出，金和学生们听到的哈茨菲尔德计划是让他们先交保出狱，市长则保证让州法院撤诉。金等人依然执着于“进监狱，不保释”的口号，因此坚称他们可以在监狱里等到指控当真被撤销的时候，或者等来出庭受审那一天。入夜之前市长终于绕开了最后的障碍。他命令无条件释放关押在市监狱的学生，发誓要在周一上午把金和其他人弄出县监狱，然后就宣布自己取得了胜利。他相信到了周一无论是黑人还是三K党都不会举行示威，此外他也将会在同一天开始与市中心的商家们进行废除种族隔离制度的谈判。黑人代表团的发言人博德斯牧师高度评价了协议本身、市长的表态以及亚特兰大这座城市的整体表现。他告诉记者们：“这是我们在亚特兰大市举行过的最好的一次会议……前往天堂的最短路线就是从佐治亚州的亚特兰大市出发。”到此为止事态似乎大局已定，接下来哈茨菲尔德只需要分别拜访理查德.里奇和州检察官并且告诉他们另一方已经同意撤诉就行了。

金错过了纽约的宪法权利集会，因为他要参加领导大会的理事会年会，会议地点是路易斯安那州的什里夫波特。这是领导大会连续第三年在密西西比或者路易斯安那州附近召开年会。巧合的是，密西西比州政府当局在这一年给黑人布道人们传来了一条坏消息。两年之前，克莱农.金因为申请入读密西西比大学而被关入精神病院，一年之前又有一位克莱德.肯纳德（Clyde Kennard）刚刚离开密西西比州南方学院招生面试处就在校园里面遭到了逮捕，罪名是开车饮酒。不久前哈蒂斯堡警方又以盗窃罪的名义再次逮捕了肯纳德。这一次警察在肯纳德的谷仓里发现了五袋鸡饲料。此前警方已经逮捕了一名年轻的黑人男孩，他招认鸡饲料是他偷的，也是他将鸡饲料藏进了肯纳德的谷仓，但是又声称自己受到了肯纳德的指使。这名黑人男孩因为指认肯纳德而被判处缓刑并且允许保释，很快就重新回去工作了，肯纳德则沦为了主犯并被判处七年徒刑，要在密西西比州苦役营服刑。就算等到刑满释放之后，背负重刑案底的他也永远无法申请密西西比州任何一所全白人高校了。民权领袖梅加.埃弗斯（Medgar Evers）公开抨击这场审判是赤裸裸的陷害。

在亚特兰大，金正在承受来自三方面的压力：学生们希望他加入静坐示威；父亲与很多当地黑人领袖希望他能支持尼克松；哈里斯.沃福德、路易斯.马丁以及著名歌手弗兰克.辛纳屈等等其他人则希望他支持肯尼迪。所有这些压力在10月的非学委会议上同时向他压了过来。10月14日，非学委大会在亚特兰大摩利亚浸信会教堂举行，有超过二百人参加了这次为期三天的会议。金在会上就非暴力哲学进行了演讲。贝亚德.拉斯廷原本也打算进行演讲，但学生们取消了对他的邀请，因为劳联-产联的官员威胁声称，如果拉斯廷出席会议的话，他们就取消对于非学委的资金支持。拉斯廷争议成了这个周末最激烈的内部纷争。鲍勃.摩西的通讯员简.斯坦布里奇竭力主张一个人的行为动机与自由结社的原则不相干，不过她的意见遭到了否决，因为劳联-产联的资金支持对于非学委来说至关重要，于是她就退出了非学委以示抗议。拉斯廷因为当面被拒也退出了大会。不久前的夏天他刚刚遭到亚当.克莱顿.鲍威尔的要挟，现在这份闭门羹对他来说更是雪上加霜。在接下来局势动荡的三年里，他与金以及南方民权运动都拉开了距离。

阿姆奇.穆尔也从密西西比赶到会场并且提出了新想法，他建议非学委的学生们在密西西比安营扎寨，帮助当地黑人办理选民登记手续。不过他的设想仅仅得到了出于礼貌的回应，因为登记注册工作寂寞且抽象，远不如大规模游行那样令人兴奋。黛安.纳什提出了反种族隔离机构纳什维尔行动计划，主要内容是针对施行种族隔离的商店、餐厅、剧院以及其他公共设施开展一系列抗议与抵制活动。詹姆斯.劳森则无情地督促学生们深化他们对于非暴力运动的投入力度，他认为这帮孩子们在春天离开监狱无异于荒废了“最好的时机”。他宣称，“与其让成年人们四处奔走为你们寻求保释，还不如坚持让他们四处奔走从而尽快终结这个导致我们入狱的体制问题。如果历史再给我们一次机会，那么我们一定要牢牢把握住！”

劳森对于学生们的影响力再次赶上甚至超过了金。他这篇“进监狱，不保释”演说创立了一股先锋精神，这股精神将会长久影响金与亚特兰大学生运动领袖们之间的关系。亚特兰大的大学校区是美国南方黑人大学生最集中且社会形象最受尊敬的区域，非学委的力量来源也正在于此。但是与其他地区的非暴力消耗战相比，非学委到目前为止的抗议力度似乎显得微不足道。他们仅仅在牢房里待了一天就出来了，而且还并没有取得废除种族隔离的胜利。正如鲍勃.摩西此前意识到的那样，亚特兰大学生在非暴力斗争当中的组织水平无可挑剔，装备也堪称精良。他们收集了大量的无线电对讲机，抵挡投掷物的风雨衣，还有防雨水的压膜纠察标志。但是他们并没有完全打破自身的禁忌。在这个成败对错的标准正在悄然变化的时代，他们是一群有些手足无措的精英份子。

亚特兰大学生领袖们恳求金加入以入狱为目标的静坐运动，因为金的现身将将会极大提升运动的实力。只要金参与进来，这场运动就肯定能成为头版头条新闻，并且产生仅凭学生行动所不能企及的强大政治压力。金的弟弟、现年二十九岁的A.D.此时正在摩豪斯学院就读，他也希望二哥能助他们一臂之力。一同请愿的还有朗尼.C.金（并不是金家的亲戚）、斯佩尔曼学院院长赫希尔.苏利文（Herschelle Sullivan）以及亚特兰大学生运动的联合领袖们。伯纳德.李同样希望金能站出来。李曾经被阿拉巴马州立大学驱逐的经历使他成了校园里的英雄，在转入亚特兰大莫里斯.布朗学院成为高年级学生后不久，学生们就选举他成为了学生会主席。

骄傲、恐惧与政治考量一时间吞没了金。他告诫学生们，如果他当真加入行动，那么公众的注意力肯定会从学生那边转移到他自己身上。更糟糕的是，一些重要的民权领袖很可能因为学生们和金走得太近而不再帮助学生团体。现实就是这样丑陋。也许他们应该像非学委领袖经常建议的那样始终保持自身的独立性。学生们则有不同意见：亚特兰大是金的家乡，里奇商场——城里最大的百货店以及这次运动的首选目标——也是金和父母还有以便以谢会众们一直购物的地方。亚特兰大最受追捧、最能令人颜面有光的财产之一就是里奇的赊货牌，现在学生们鼓励黑人放弃里奇商场的赊货牌，借此抗议商场里的种族隔离制度。金多虑了，学生们说。只要是在亚特兰大，金无论参与任何民权运动都永远不会成为半道硬闯进来的外人。里奇商场是亚特兰大的象征，也是南方希望的象征；而金则是黑人希望的象征。

“好吧，也许我应该参与进来，”金说道。可他心里依然有些没底。无论是在家里、在以便以谢教堂还是在非学委会议的会间休息时间里，学生们抓住一切碎片时间对金展开了软磨硬泡的攻势。金离开亚特兰大去外地做演讲，学生代表团也跟着他来到机场，直到起飞前都一直在候机厅里团团包围着金。这时金从公交车抵制运动一开始便认识的和解团契分会秘书格伦.斯迈利刚巧也途经机场，打算飞往另一个方向。他看到金被六七名学生困在正当中，双手捧着脸，随时都有可能哭出来。斯迈利赶快赶上前去打招呼，这才算是给金解了围。这一番纠缠害得金都没能赶上飞机。

回到华盛顿，距离总统大选只剩三周时间了。路易斯.马丁与哈里斯.沃福德承担了越来越重的压力。整体而言，肯尼迪阵营在种族问题方面是得分的，因为他们抓住战机狠狠修理了一顿尼克松竞选的搭档亨利.卡伯特.洛奇（Henry Cabot Lodge）。肯尼迪主持的哈莱姆集会的热乎劲还没过去，洛奇就决定来一招顺势而为。他既像承诺又像预言一般地表示，尼克松政府将会任命一名黑人内阁成员。肯尼迪参议员立刻抓住了对方的破绽，声称这项声明“才是最严重的种族歧视”。他和林登.约翰逊各自承诺肯尼迪政府任命内阁成员的时候不会考虑种族或宗教背景——他们只看“资质”。尼克松副总统也公开表明了同样的立场，不动声色地驳斥了洛奇的言论。将近两周的时间里洛奇都陷在自己惹出的争议当中无法自拔。尽管这个插曲对肯尼迪有利，可是归根结底肯尼迪的论调还是在迎合白人选民，这一点难免使得沃福德与马丁有苦难言。洛奇为肯尼迪和约翰逊提供了一个攻击共和党的安全切入点，那就是共和党过度同情黑人。

沃福德与马丁需要想出一套吸引黑人选民的姿态。马丁在办公室里的口头禅是“要把所有的赛马都拉上跑道！”——无论是黑人报纸、协进会、教会、鲍威尔还是黑人明星都要人尽其才物尽其用。此时的金还是一匹完全不在肯尼迪跑道上的赛马。沃福德和马丁致力于与 金达成协议已经有一段时间了。尽管金告诉他们自己不会正式表态支持任何一位候选人，但他同时又暗示愿意为肯尼迪的民权承诺说些好话，前提是肯尼迪要做出一点稍微引入注目的举动来证明自己的诚意。金希望肯尼迪能够来到南方登门拜访一下自己，最好实在领导大会开会期间。金认为这次会面的地点很重要，因为黑人选民对政治的虚伪性很敏感。在法院裁决得不到执行、民权纲领只能充当摆设的时代，金和肯尼迪的会面无论发生在纽约还是芝加哥都没有丝毫意义，可是如果发生在亚特兰大或蒙哥马利却意义非凡。

金和马丁以及沃福德在电话里详细讨论了作为会面地点的不同城市以及会面之后的几份特别声明各有什么利弊。三人就此进入了谈判的领域。两位肯尼迪的手下很清楚，他们谈下来什么条件都是次要的，怀有敌意的上司们以及总统候选人本人能否接受他们谈下来的条件才是主要的。因此他们试图说服金后退一步，把会面地点改到其他城市，比如肯塔基州的路易斯维尔或者密苏里州的圣路易斯。两人认为肯尼迪团队肯定不会喜欢金的“非党派声明”——对于他们的领导们来说选民只有两类，要么支持肯尼迪，要么不支持肯尼迪。如果金拒绝公开支持肯尼迪，那么他在选择会面地点的时候就没有寸步不让的资本。在讨价还价的时候，路易斯.马丁警告金，倘若大选前夕爆发了大规模民权示威，那么他们三人谈下来的一切协议就肯定会统统作废。肯尼迪竞选的战略家们最憎恨的就是示威活动，他们绝不想让北方黑人选民感到肯尼迪与镇压示威的南方官员站在同一条战壕里。与此同时，示威也可能使肯尼迪接触到金这样的人，而肯尼迪很可能因此而失去巨大的南方白人选民集团的支持。民意调查已经显示肯尼迪很可能成为一百多年来首位丢掉南方的民主党候选人。

此外肯尼迪也借助好莱坞向金施加了不小的压力。此前通过哈里.贝拉方特与克拉伦斯.琼斯牵线搭桥，金说服了弗兰克.辛纳屈、小萨米.戴维斯以及其他辛纳屈圈子里的艺人们在1月份为民权运动举行筹款义演，地点就设在卡内基音乐厅。辛纳屈是肯尼迪的坚定支持者，从初选开始肯尼迪就选用了辛纳屈演绎的《深深的希望》（High Hopes）作为主打宣传歌曲。在辛纳屈看来，金拒绝参加肯尼迪在加州的竞选活动就等于欠了他的人情不还，对此他感到很不满意。于是他通过萨米.戴维斯给金传话：肯尼迪参议员是他辛某人的朋友，金既然看不起他的朋友，那么以后也别再指望他帮忙了。为对抗这个含蓄的威胁，斯坦利.利维森联合贝拉方特一起支持了金的无党派承诺。利维森写信为金提出了建议：“务必对萨米.戴维斯强调，如果你明确表示党派立场，那么你争取南方选票的努力效果将会遭到极大的削弱。有时我认为人们太过看重你的人格魅力，而不是把你当成一名领导者、一个将要承担数十年责任并引领巨大变革的领袖。弗兰克、萨米以及其他人既不是智识领袖也不是道德楷模，所以他们才能轻易做出决定而不需要应对你所背负的重担。”

金在非学委会议期间收到了利维森的来信。他收到这封信的时候，洛奇声称要让黑人进入内阁的言论刚刚引发了激烈争议，包括金的弟弟在内的亚特兰大学生也正在苦苦纠缠着他。金结束这一轮巡回演讲刚刚回家，学生们就在老金夫妇家里又一次堵住了他。金一边嚼着青菜——老金夫人的炉子上永远炖着一罐芜菁缨子——一边将面包浸到菜汁里，学生们则在一旁不住嘴地逼他赶紧表态，并且表示他们在四十八小时之内随时待命，计划不等人。就在学生们越来越过分的时候，金老爹突然气势汹汹地冲进了厨房，一开口就不由分说地命令道：“M.L.，你少趟这趟浑水！这是学生们的示威，不是你的。”

涉世未深的学生们就像保龄球棒一样被气场压人的金老爹撞了个七零八落。这时金反而站到了学生们一边，用他一贯的温和态度反驳了父亲的观点。只要有可能他就一定会对父亲表示赞同，但是在根本立场上却绝不让步。等到学生们围上来重新动员他时，他也采取了相似的态度。与此同时金还经常会接到沃福德从华盛顿打来的电话。沃福德曾一度认为认为他可以安排肯尼迪与金在纳什维尔会面。在他看来，纳什维尔对金来说“足够南方”，但是肯尼迪的谋士们却普遍认为这座城市“太过南方”。南方政客们在电话里震耳欲聋的吼叫迫使纳什维尔计划不得不遭到取消。上百通电话和无数善意谎言后，沃福德再次打电话通知金，会面地点由纳什维尔改到迈阿密，时间定在第二天的下午或傍晚。金对于这样的变更不很高兴，于是沃福德反复论证肯尼迪的观点——迈阿密也是一个“南方腹地的城市”。虽然话是这么说，但沃福德心中并没有多少底气。他说自己已经尽力了。

金仔细考虑了一下，然后对沃福德坦言道，他接受迈阿密的理由之一在于会面时间恰好赶上亚特兰大这边的学生运动，“我不太希望被迫在现场露面。”沃福德回答道，肯尼迪的人肯定会不想听到关于示威的情况，不管金是否在现场露面。他认为最好不要告诉他们示威的事，不然那些人恐怕会阻挠迈阿密计划。金表示他曾劝过学生们等到总统选举结束后再举行示威活动，但他的态度并不很坚决。沃福德对此表示理解。沃福德历来坚定信仰甘地主义公民不服从，尽管他现在的主要身份是紧张劳碌的肯尼迪竞选团队律师，但是理想主义的光芒偶尔还是会抓住空隙闪现出来。路易斯-马丁早就看穿了这一点，他曾经调侃地建议沃福德不妨成为一名牧师。

“好，就这么定了，”金对沃福德说。“但你应该告诉肯尼迪先生，我还必须给尼克松先生也送交一份形式上的会面请柬。”

沃福德心沉了一下。：“你真觉得必须要这么做吗？”

“是的。尼克松先生未必会接受，但我必须给他一次机会。”金回答道。

金挂上电话之后觉得自己终于摆脱了窘境。现在他可以主动选择安全且地位高超的政治活动，而不是被动卷入粗粝危险的抗议示威。学生们肯定会因为他躲过了示威而生他的气，但如果他要与一位甚至两位总统候选人会面，那么这个错过示威的理由总还算说得过去。另一方面，金老爹既会因为儿子不参加示威而松口气，又会因为儿子向肯尼迪靠拢而感到不高兴。

沃福德挂上电话之后立刻下定决心，只要有一线可能他就要直接向肯尼迪本人汇报事态的最新进展，因为肯尼迪的助手一定会否决这项提议。正当肯尼迪正准备出发去迈阿密的时候，沃福德看准机会挤出一两分钟的时间向肯尼迪解释了金同时给尼克松发出邀请的打算。肯尼迪立刻回答说：“见鬼去吧！要是尼克松够聪明，他肯定会接受邀请。如果他去了，我就会丢失选票。我在南方要承受的风险比尼克松大得多，但金却以为我们两个处境一样。告诉他会面取消了！”

第二天，也就是10月18日星期二，金老爹与亚特兰大浸信会的领袖们联手公开支持了尼克松-洛奇组合。这些人绝大部分都是城里最年长的黑人，从小就效忠于“林肯的党派”。相对来说他们在黑人社区里都算得上是数得着的富商，而高人一等的社会地位又进一步巩固了他们对于共和党的认同，尽管自从富兰克林.罗斯福以来民主党一直在不断挖墙脚。今年更有一个额外因素促使他们以浸信会保守派的身份与共和党联手：肯尼迪是个天主教徒。也许正是这一点促使他们采取了一项不寻常的举动，也就是在支持共和党的声明文件上签下自己的名字。

同一天在迈阿密，肯尼迪与尼克松都因为自己在美国退伍军人大会上的演说而登上了报纸头条。尼克松呼吁要对古巴共产主义政权这个“不可容忍的癌症病灶”进行全面经济封锁。而肯尼迪却指责道，尼克松对经济手段的偏爱说明他缺乏军事行动的决心。这一招为他赢得了更多的掌声。“我从来没想过火线撤退，”肯尼迪说道。他还嘲笑了尼克松与赫鲁晓夫进行著名的“厨房辩论”时说的话：“你们的火箭虽然比我们先进，可是我们的彩电却比你们领先。”肯尼迪很不以为然地表示：“我想我宁愿要一台黑白电视。”这句话为他又一次赢得了老兵们的笑声和欢呼。

还是在这一天，亚特兰大学生运动领袖朗尼.C.金打电话给自己在以便以谢教会的牧师，最后一次请求对方参加示威活动。“你是我们学生运动的精神领袖，而且你又出生在佐治亚州的亚特兰大，”他对金说，“如果你能来的话，我相信一定会对我们的活动产生巨大的推动作用。”

金问道：“L.C.，你们明天准备去哪里呢？”

朗尼.C.回答说：“我会在里奇商场附近的桥上。”

金终于同意了：“好吧，明天十点我在桥上和你见面。”说完这句话，他也就迈出了深思熟虑之后走向监狱的第一步

对于没有亲身参与其中的人们来说，无论是约翰斯的闹剧、鲍勃.摩西与约翰.多尔的南方乡间旅程还是全国浸信会大会的内战都是毫不起眼的小事。眼下美国最关注的政治与宗教焦点是总统竞选所引发的争议。诺曼.文森特.皮尔与一众德高望重的新教牧师公开质疑了允许罗马天主教进入白宫是否明智：“我们的美国文化岌岌可危！”为了直接回应这一挑战，肯尼迪参议员在休斯顿发表了一场正式演讲。“美国是政教分离的国家——任何一位天主教士都无权指示总统如何行动（假如总统也是天主教徒的话），也没有哪位新教牧师有权命令教众投谁的票，没有哪家教会或者教会学校能够获得任何公共资金或者政治偏袒……”这场演说有效地将宗教问题在接下来竞选活动当中推到了场外，与同样爆炸性的民权问题一起坐上了冷板凳。两位候选人都认为自己在提名大会之前的承诺以及正式竞选政纲当中过度强调了种族问题，需要往回找补一下。这次大选期间将会史无前例地进行四场电视辩论。在9月26日的第一场辩论当中，尼克松与肯尼迪不约而同地抑制住了讨论种族问题的音量。两人在国内事务方面达成了一致，他们都认为美国是富有、强大且自由的国度——但是为了实现美国的立国理念，为了应对世界范围内共产主义势力的威胁，这个国家仍然需要变得更加富有、更加强大、更加自由。

为了确保民权议题在总统竞选当中不至于完全出局，在肯尼迪竞选团队当中工作的民权人士采取了低调隐蔽的行事风格。竞选总监罗伯特.肯尼迪把他们安排在K街的办公楼里，独立于康涅狄格大道的全国竞选总部以外。萨金特.施莱弗与哈里斯.沃福德将这个竞选分部命名为“民权办公室”，在竞选团队内部引发了很多争议。在肯尼迪兄弟的亲信当中，来自科罗拉多州的律师拜伦.R.“离心机”.怀特（Byron R. White）尤其坚决认为这个名字会刺激到边缘白人选民。最后双方终于达成了妥协。沃福德和施莱弗可以保留办公室的名称，但是他们也同意在接下来一场候选人承诺到场的大型公共活动当中不使用“民权”一词。于是原定的哈莱姆民权大会就变成了宪法权利民主党全国大会。

对施莱弗和沃福德而言，他们的办公室在竞选团队当中原本地位就不高，如今还要面对两个黑人助选团之间不合时宜的内讧——他们互相争夺办公用品、办公空间以及与候选人一起公开亮相的机会——这样一来民权办公室的地位无疑进一步遭到了削弱。第一个助选团的代表人物是一对夫妇，他们曾经在肯尼迪参议员面前谈论他们在玛莎葡萄园岛的度假屋，从而与肯尼迪搭上了线。他们声称自己能量很大，然而罗伯特.肯尼迪却对他们嗤之以鼻，认为这对夫妻充其量是两个交际弄臣而已，后来他更是发现这位丈夫居然还曾经效力于吉米.霍法的卡车司机工会*。于是肯尼迪又雇用了一名来自汉弗莱竞选团队的黑人律师并且组织了第二个黑人助选团。但是此人入职之后只顾着与弄臣夫妇纠缠撕扯，还没干多少正事就在俄克拉何马州引发了全面警报危机——有人看到他在中途挽着一名白人女性走上了竞选专机的舷梯。这些破事闹得沃福德与施莱弗整天焦头烂额，他们认为这一切乱象全都表明肯尼迪兄弟对待黑人问题毫无一定之规，根本就不上心。就算找几个脸上涂满墨汁的白人演员硬充黑人来装点门面，对于这哥俩来说也没有区别。

相比之下，施莱弗对于黑人群体的了解则要深入得多。因此他决定聘请一位路易斯.马丁（Louis Martin）来主持工作，首先让他调解两个黑人助选团之间的纠纷，然后就将竞争者全都从竞选团队里面排挤出去。马丁是一名不同凡响的危机处理人，为人冷静风趣而且相当有钱。他曾收购并且出售过好几家保险公司，曾在密歇根州创办了一份报纸，曾在《芝加哥卫报》干了十二年编辑，还曾担任黑人报业协会主席。他参与总统竞选的资历可以追溯到1944年。施莱弗很钦佩马丁的率直，所以就开门见山地询问对方，肯尼迪阵营赢得黑人选票的最重要步骤究竟是什么。“作为一名老资格报人，我可能有先入为主的毛病，”马丁说道，“但我认为你们应当下大力气拉拢黑人报界。当年就是他们宣判了斯帕克曼和基福弗的政治死刑*，罪名无非是这两人都是南方人。如果你们不能抓紧采取措施，他们将会采用同样的手段来料理林登.约翰逊。而且我还知道，假如不给钱的话，我们这些报社绝对不会主动给你帮忙。”

这一番话虽然听上去既冷酷又世故，但却正好击中了施莱弗的心坎。他知道，假如民权人士希望得到更严肃的对待，那么就必须少谈对错，多谈利害。肯尼迪竞选团队的内部口号是“坚韧”，那些只知道理想主义却不晓得世事艰难的人们必然会被视为废物。施莱弗立刻意识到，路易斯.马丁不仅了解黑人世界的内部运作方式，还能干脆利落地向罗伯特.肯尼迪、劳伦斯.奥布莱恩、拜伦.怀特以及其他肯尼迪竞选的局内人解释清楚。马丁很清楚如何通过购买广告位来安全转账，而且他似乎也确切知道每一位黑人报社主编针对林登.约翰逊的敌意分别需要多少钱才能缓和下来。这些都是位于种族鸿沟另一侧的内部领域，就连哈里斯.沃福德在这里都会感到茫然无措。

施莱弗认为马丁简直就是天赐的礼物。自从跟马丁谈论竞选那天开始，施莱弗就一直惴惴不安，直到最终说服他前往华盛顿才算踏实下来。“我会给你弄到钱的。”他许诺说。马丁刚刚入职就为民权办公室解决了一道微妙棘手的难题，也就是如何应付威廉姆.道森（William Dawson）。来自芝加哥的道森是黑人议员的领头人，而且经由芝加哥市市长戴利的推荐，罗伯特.肯尼迪还任命他担任了竞选活动的名誉主席。可是道森上任第一天就抱怨公民权利这个名称冒犯了“我们善良的南方朋友”，此外他还拒绝上班，直到K大街的办公室升级到配得上他的身份才算完。这样一来施莱弗和沃福德就陷入了窘境。身为白人的他们不知道如何应对这个人脉广泛的黑人，而且此人在种族问题方面的立场比他们两个还要保守。马丁告诉他们不用为了道森的事情发愁，因为他只不过是戴利的政治机器里面的一名老朽政客而已。按照马丁的建议，他们给道森专门安排了一间私人办公室，俗称“汤姆叔叔的小屋”。除非碰上需要全体人员抛头露面的正式场合，否则他们就不去招惹道森。

路易斯.马丁也并非总能创造奇迹，比方说即便是他也没能说服杰基.罗宾逊支持肯尼迪。正如几个月前肯尼迪参议员担心的一样，这位当今世界上最广受爱戴的黑人球星在9月初宣布支持尼克松。他甚至献出了几乎全部时间为共和党拉票。这件事在肯尼迪阵营看来无异于一场灾难，肯尼迪身边的顾问们全都密切关注着事态进展。对于他们来说，罗宾逊之后最重要的黑人支持者就是亚当.克雷顿.鲍威尔。自从洛杉矶的民主党党代会之后，鲍威尔就离开了美国，驾驶着私家游艇在地中海上四处巡游，期间黑人媒体都在言之凿凿地声称他正准备和第二任妻子、歌手黑兹尔.斯科特离婚。在将近两个半月的地中海巡游期间，鲍威尔通过无线电报指使一位使者与肯尼迪的人马开始谈判。这位密使径直找到了萨金特.施莱弗。施莱弗立刻意识到，要想获得鲍威尔的支持，就必须支付现金酬劳。肯尼迪的高级助手们仓促召开了一系列会议，最后一致决定把谈判事宜交给路易斯.马丁来处理。

鲍威尔的使者雷.琼斯提出了条件：肯尼迪一方预付三十万美元现钞，鲍威尔则会在全国范围内组织黑人投票。马丁听后放声大笑，似乎在提醒琼斯，他的谈判对手并不是什么没见过世面的白人实习生。马丁知道鲍威尔永远不会成立什么全国性的组织，这笔钱无非是装进了鲍威尔自己的口袋，这个计划不过是个精心包装的骗局。他和琼斯之间的关系迅速发展成了基于强硬对抗的惺惺相惜。他们达成了初步协议：肯尼迪一方支付五万美元，换取鲍威尔的十场背书演讲。结果双方再次陷入了僵局：如果鲍威尔先行演讲，琼斯不相信肯尼迪方面会如约付款；而如果先付钱，马丁又不相信鲍威尔会如约演讲。最终纽约市市长罗伯特.瓦格纳出面充当中间人，这才解决了问题。肯尼迪的妹夫史蒂芬.史密斯（Stephen Smith）将五万美元交给瓦格纳，然后鲍威尔每完成一次演讲，瓦格纳就支付给他五千美元。马丁与鲍威尔最后一次联系时试图劝说鲍威尔等到大选过后再公布离婚消息，但是鲍威尔只答应延期到第一次演说之后。

鲍威尔在离开地中海返回美国的途中批准了这项安排。10月11日宪法权利民主党全国大会在纽约哈莱姆区召开之前，双方就敲定了一切细节。休伯特.汉弗莱、埃莉诺.罗斯福以及四百余位民权领袖在本次大会上共济一堂，就如何处理民权事务的问题准备了一份报告。肯尼迪参议员登台宣称，艾森豪威尔总统本应在六年前布朗案裁决结果公布之后就立刻召开这样一次大会，这番话引起了一阵欢呼声。接着他宣布了大胆的竞选承诺，宣布要通过总统行政命令结束联邦住房补贴体制当中的种族歧视，“大笔一挥就要实现这一点！”现场的欢呼声致使肯尼迪有些飘飘然起来。他进一步宣称种族自由是源于美国且属于美国的理念，与俄国人无关。他高喊道，非洲没有名叫叫列宁、马克思或者斯大林的孩子，甚至都没有名叫理查德.尼克松的孩子。现场一片赞同的呐喊声。“但是却有些非洲孩子名叫乔治.华盛顿！”他继续喊道，“也有些孩子叫托马斯.杰斐逊！可能还有几个孩子名叫亚当.克莱顿.鲍威尔呢！”

“杰克，注意影响！”鲍威尔从后面不怀好意地大声插了一句，场下登时哄堂大笑，大家都在笑话鲍威尔的花花公子名声。

十天后，鲍威尔的离婚公告成为了黑人媒体的重大新闻。肯尼迪的顾问们迟迟没有发布民权会议上承诺的报告。更出人意料的是，金走进了监狱。

在巴尔的摩，经过将近十年坚持不懈的谈判之后，这座城市当中的白人和黑人浸信会信徒终于走到了一起，共同讨论种族紧张局势下教会应当起到的作用。这次会议本身堪称历史性事件。一直争执不休的陌生人群如今平和地聚在了一起。黑白双方的布道人们各自选出了一位代表为大家讲述共通的宗教历史。黑人这边推举了弗农.约翰斯，各位同工们都希望他的学识能够让白人教友眼前一亮。此时的约翰斯间接受雇于巴尔的摩的某几位白人牧师，因为他是专门从事成人教育的马里兰州浸信会中心的负责人，而这个项目又是由白人南方浸信会以及全国浸信会大会联合主办的宣教计划。

到了约定的日子，一百五十名布道人来到第七浸信会教堂一起吃午餐。无论是座位安排、美食祈福、歌唱《耶稣让我靠近十字架》（Jesus Keep Me Near the Cross）或午餐本身都没有引发任何争议。但是当白人代表开始宣讲基督救赎的主题时，情况就有些不对了。当此人讲到“在羔羊之血当中洗净”时，弗农.约翰斯在座位上明显地抽搐起来。等到这位白人牧师刚刚讲完，约翰斯腾地一下突然站了起来。他既没有等着别人介绍自己，也没有按照计划热情地问候大家，而是当场高呼：“我对于南方白人教会最失望的一点就是他们花费了全部时间来应付钉上十字架之后的耶稣，却从没考虑过钉上十字架之前的耶稣。还有许多黑人布道人的内心也早已遗忘了这一点。”

接下来约翰斯又转向刚刚就座的白人布道人说道：“你除了宣扬耶稣的死，别的什么也没干。如果送死就是基督教的核心，那么上帝根本不必这么大费周章。只要在周五让耶稣降临，让他们直接杀死他，然后等到周日复活节再把他拽回天上去就行了。你的布道归根结底就这么点内容。你却不说耶稣如何花费三年时间教导世人只有通过彼此相爱才能彰显人的宗教，敬爱神而厌恶同胞的人是骗子，而且真理不在他那里。耶稣正是因为宣讲这些内容才得罪了他自己所处的建制派教会的统治者以及来自罗马的殖民当局。这就是那些人把他钉在十字架上的原因。”

听众一个个瞠目结舌，许多人都在座位上极力后倾，想与约翰斯拉开距离。不管不顾的约翰斯继续向听众们迅速解释了财主达维斯与乞丐拉撒路的故事，还讲了另一个上帝如何斥责亚伯拉罕把陌生人从帐篷里推出去的故事。“耶稣的理想和世人的行为之间确实存在着天壤之别，但是耶稣没有疯，是我们疯了。教会从未正式弃绝山上宝训，只是将其冷落在一边而已。我只想讨论受难之前的耶稣，我一点也不在乎耶稣受难之后发生了什么。”

说完这番话，约翰斯再次坐了下来。这番演说耗费的时间如此之长，以至于就连说笑话或者说套话的工夫都没有了。在场的所有人全都满面通红，食欲全消。巴尔的摩黑人与白人浸信会教徒之间试探性的兄弟关系就这样遭到了扼杀。约翰斯被迫辞去浸信会中心负责人的职务，再次回归了游方布道的生活方式。此外约翰斯还在费城的全国浸信会大会现场采用同样生硬而不可取的方式为金所主张的世俗宗教理念进行辩护，并且造成了同样惨烈的结果。

劳动节后的星期二，将近三万五千名焦急的全国浸信会大会教友涌进费城议会厅参加大会开幕之前的音乐盛会。这次大会被誉为本年度世界上最大规模的黑人室内集会，即使按照全国浸信会大会一贯的豪华标准，本次参会人数之多也堪称壮观。全国各地的代表纷纷赶来见证金与J.H.杰克逊之间的巅峰对决。金在1960年的政治斗争精力几乎全都倾注在了大会主席之争上面，根本没有多余的心思再去掺和肯尼迪与尼克松之间的角逐。许多年来金一直在盘算大会主席易主的问题，自从1月份与合谋者们达成协议后，他就一直在狂热地推进幕后谋划。这是布道人在职业领域之内能够采取的最大胆的政治冒险。来自北方的造反者们与金约好，如果这次政变能够得手，他们将会册封南方基督教领导大会——当时美国就只有这一家以教会作为组织基础的民权组织——成为全国浸信会大会的“官方附属机构”。金坚信，只要能将黑人教会体制争取过来，他就可以打破领导大会目前的逼仄格局，并且避开与协进会之间的自相残杀。

当然，金并不打算赤膊上阵亲自单挑老杰克。他现在还是太年轻了，仅凭这一点他就没有胜算。将会因为他资历尚浅而投票反对他的布道人的数量足以扼杀这次政治冒险。尽管以便以谢教会也算势力不小，但是想要推出一位大会主席还远远不够格，因为以往的大会主席全都来自体量堪比泰坦尼克号的巨型教会。因此金的策略是支持加德纳.泰勒。此时泰勒早已名声在外，曾被白人牧师选为纽约州教会委员会主席。在布鲁克林的康科德浸信会，他那声若惊雷却又温暖人心的布道风格吸引了一万一千余名会众（在公交车抵制时期，金第一次来到纽约面向万余名听众布道，地点就是泰勒名下价值两百五十万美金的新建教堂）。所有布道人都知道，这场针对J.H.杰克逊的政变绝非轻描淡写，事实上此前杰克逊已经撤掉了好几位州分会主席，就因为对方略微不忠。有一回他还将好几名布道人打包送进了监狱。如果这次行动失败，每一位泰勒的公开支持者都会被杰克逊打上人人得而诛之的烙印。各种忧虑交织在一起，致使大部分的拉票活动只能偷偷摸摸地进行。密谋者们甚至用暗语来指代“阿拉巴马”与“俄亥俄”。

曾在公交车抵制期间前往蒙哥马利献唱的著名歌手马哈丽亚.杰克逊也参加了本次大会。她在布道人对阵双方的阵营里面都很受尊崇。身为福音女王的她在相当程度上象征了大会的特质，而且她还是一战期间黑人沿密西西比河搬迁至芝加哥的大迁徙的亲历者。热爱美食的她惯于采用多年以来积累的烹饪技艺来描述自己的人生：她在新奥尔良学会了烹煮短吻鳄幼崽，到了芝加哥以后她这一代黑人又向当地养殖户传授了利用猪下水制作香肠的工艺，将这些原本只能扔掉的废料变成了美餐。在芝加哥，年轻的玛哈丽雅.杰克逊很快爱上了福音音乐之父托马斯.多尔西。建制化教会指责他们两个在教堂里面“狂呼乱叫”，不仅用野蛮的旋律贬低了自己的种族，还抢走了牧师的风头。于是马哈丽亚只得在她心爱的全国浸信会大会里面闷声隐藏了二十年，在此期间她曾给日后同样在灵歌界大红大紫的艾瑞莎.弗兰克林换过尿布，还在音乐筹备会上认识了来自亚特兰大的老金夫人。最终大会的政治立场发生了转变，她本人也因为在1950年因为参加埃德.沙利文的电视节目而一举成名，于是她就成为了全国浸信会大会的“官方独唱家”，在大会当中成为了不可轻忽的一号人物。

在马哈丽亚看来，维持生计的关键就在于维护她眼下的地位。她与金交情不浅，几周前金前往芝加哥参加民权团体针对共和党党代会举办的宣传活动，期间就借宿在马哈丽亚家里。但同时她又是老杰克的忠实追随者。她这次参会的随行人员包括一名新律师昌西.艾斯克里奇。昌西第一次亮相就卷入了大会的诡异气氛：大会本质上就是一场没完没了的礼拜仪式，只不过从里到外都涌动着激增的政治纷争。艾斯克里奇注意到马哈丽亚一直在谨守中立，见什么人说什么话。即将爆发的争斗触及了深层次的宗教信仰、政治立场以及种族理念，对阵双方各自的追随者几乎就像崇拜偶像那样尊崇他们的首领。空气中弥漫着分裂的气味。大会秘书长T.J.杰米森是杰克逊前任的儿子，也是1953年巴吞鲁日抵制公交车运动的发起人，还是金的老朋友，并且以抗议领头人的身份成为了金在公交车抵制期间的第一位顾问。就个人而言，他相信泰勒和金代表与维护的一切理念，但是他还是痛苦地决定支持杰克逊，因为他也想成为主席，而且他认为实现这份抱负的最佳方式就是继续留在杰克逊的派系当中。至少泰勒一派是这么认为的，他们甚至放言声称表示信不过杰米森秘书长为主席选举计票。

宾夕法尼亚州州长戴维.劳伦斯在这一周的周三正式欢迎全国浸信会大会在费城召开。此前劳伦斯州长曾受肯尼迪参议员指示在洛杉矶发表了林登.约翰逊的副总统提名演说。第二天大会进行了主席选举。周五的《纽约时报》第60页刊载了一则短小的电讯，这是当时唯一提及此事的白人报社：“黑人浸信会挑选了一位来自布鲁克林的牧师。”其中还引用了加德纳.泰勒的胜选演讲——选举将会把全国浸信会大会“推向民权斗争的最前方”。这则短讯相当准确地陈述了泰勒派系的政治企图，但是对于大会现场实际情况的描写却相当肤浅。

大会上的实际场景简直就像疯人院一样热闹。周四早上，老杰克在一众支持者的簇拥下进入会议厅参加事务会议。欢呼声过了好半天才平息下来。泰勒派系早就为此刻做好了准备，他们专门从行进军乐队里面找来了两名身穿制服的低音鼓手，将军鼓敲得震天响，以完全不亚于前者的气势表明他们不会被吓倒。J.H.杰克逊敲了半天议事槌，总算让大会进入了正式程序，这时泰勒派系又提出要“清理议事厅”，将投票代表与访客分开，同时通过各州点名的方式选出大会主席。出人意料的是，杰克逊居然认可了这项提议，现场顿时爆发出一阵欢呼声。等到提议真正开始执行的时候，现场又再次欢呼起来。有些杰克逊派系的成员甚至开始怀疑主席是否打算放弃本次竞选。但是堪萨斯州分会主席突然出人意料地宣布，他领导的提名委员会认为杰克逊博士比泰勒博士更有见地并且希望大会能够按照委员会的意见一致推举杰克逊连任。这一下会场完全失控了。支持者的喝彩欢呼与反对者的气愤呐喊相互冲撞。激动狂乱的议程专家们纷纷开始辩论这项动议能否取代点名选举。

一片喧嚣之中，杰克逊驳回了将委员会提名报告与投票活动区分开来的动议。泰勒派系随即浩浩荡荡地涌向了讲台，低音鼓手重新敲起了军鼓。相互对立的竞选团体高举着支持泰勒或杰克逊的牌子在大厅里巡游。两名布道人与一名女性用前臂狠砸着钢琴键盘。会场上充斥着此起彼伏的吼叫。“我们要杰克逊！”“我们要泰勒！”“清理议事厅！”“赫鲁晓夫！”之类的叫声偶尔也会从震耳欲聋的背景噪音当中凸显出来。杰克逊试图针对这项动议进行口头表决，但是有人突然拔掉了广播系统的电源。站立在讲台下的记者后来写道，尽管距离杰克逊不到六英尺，但是他们依然完全听不到台上究竟正在喊些什么，满耳朵都是持续了整整一个小时的大鸣大放。在一名费城警察局局长的请求下，秩序终于逐渐恢复，代表们开始合唱《荣耀归主名》（Glory to His Name）和《主啊，站在我身边》（Oh Lord，Stand By Me），但是刚一开始议事，混乱的场面立刻再次上演。最后杰克逊只得敲了一下议事槌——尽管谁也听不见——然后就离开了会议厅，在一群白人警察的护送下回到了本杰明.富兰克林酒店。

杰克逊前脚刚走，杰克逊派系的副手立刻宣布杰克逊获得提名委员会的口头批准并且再次当选，当天会议议程全部结束。上千名参会人员随即涌出会场，喜悦、释然与愤怒的情绪全都搅合在了一起，所有人都在忙着分析今天这次的选举。不过泰勒派系的骨干们并没有离场，而是做出了继续开会的紧急决定，就好像杰克逊的离开仅仅是耍脾气而已。他们找到了一名有权在主席缺席时主持会议的大会副主席主持局面，并且不顾混乱嘈杂的环境以及对手的敌意挣扎着继续点名唱票。约莫三个小时后，他们得出了最终统计结果：泰勒以1864票对536票赢得了选举。

此时台下的金立刻站起身平息了会场秩序并且开始讲话。他公开摆明了自己对于泰勒派系的支持，还提议选举一批泰勒派系成员担任全国浸信会大会的部门负责人。接着他就拿出了一份深思熟虑的政治名单，T.J.杰米森以及其他几名铁杆杰克逊亲信都成了清洗对象，不过也有其他几名杰克逊派系成员得到了保留从而促进两股势力的和解。金的名单经过唱票获得了通过，然后加德纳.泰勒才走进了会场。与此同时得知情况有变的杰克逊派系成员也纷纷重返会场，意欲阻止政变份子将生米做成熟饭。震耳欲聋的呼叫声迫使刚刚胜选的泰勒站在台上陷入沉默，尽管支持他的牧师一直站在他身边为他鼓劲。过了一会儿，J.H.杰克逊也在派系成员的簇拥下回到了会场。他奋力挤上主席台，摆出一副坚决驱逐篡位者的神态，泰勒则迅速抢过了麦克风。两个竞争对手就这样在台上僵持起来，两人全都死死盯着对方，一连几个小时都不肯示弱，直到十点半城市官员开始熄灯，这场对峙才宣告结束。金走出会场之后立刻向记者们宣布：“人们以压倒性优势支持泰勒博士。杰克逊博士不愿意体面下台实在非常不幸。”有记者悲哀地指出，众多噪声制造者中有几位代表一直在野蛮敲打一台音乐会三角钢琴，累计时间长达将近五个小时。

第二天，泰勒派系的一队律师说服一名美国地方法院法官签署了一份命令，要求大会向正式当选的加德纳.泰勒主席上缴所有会议记录与经费*。几乎在同一时间，杰克逊的律师团也通过另一位联邦法官给加德纳.泰勒下达了禁令，要求泰勒停止一切违背合法当选主席J.H.杰克逊命令的行为。第八十届全国浸信会大会比原计划提前两天结束，尚未进行的大会活动全部遭到了取消，布道坛上空空荡荡，主日学校的课本没了买书的顾客，精心排练的唱诗班表演没了听众，就连早早付费的酒店房间也是空无一人。两派人马之间的斗争在联邦法院持续了几个星期，两名显然搞不清状况的白人法官稀里糊涂地签署了互相冲突的命令。面对如此棘手的案情，这两位法官只得找到费城民事上诉法庭的第一位也是唯一一位黑人法官寻求建议。 世俗社会的法律并不包含适用于教会纠纷的条例，所以涉案的法官们最终全都设法放弃了他们的裁判权。杰克逊继续保持着对于理事会、金库以及大会财产的控制权。此时的他不仅怒火中烧，而且决不屈服。昌西.艾斯克里奇回到了芝加哥，并且很快认识到他在杰克逊的故乡遭到了抵制，当地浸信会的牧师们再也不肯为他联系法律业务了。至于金则至少还要再等一年才能实现借用全国浸信会大会的权力来推进民权运动的梦想。

同年夏天，一位来威斯康星州小镇上的白人律师同样踏上了一趟探险之旅。这位身材高瘦的约翰.多尔（John Doar）平日沉默寡言，惯于有话直说。1960年还在法院实习期间，有客户付钱请他去加利福尼亚州办理一桩亲子关系确认诉讼，他把本案看作迈向成功的一步。当他赶到加州之后，司法部民权司主任哈罗德.泰勒（Harold Tyler）通过电话找到了他。

司法部部长威廉姆.罗杰斯聘请泰勒时明确表示他的目的是加快《1957年版民权法案》和《1960年版民权法案》的落实。有一个现象很能说明当时的时代特质：任何一名政坛人脉广泛的共和党员以及泰勒的所有朋友都对民权司第一助理这个高位不感兴趣。泰勒和多尔唯一的联系在于他们曾在同一时期先后就读于普林斯顿大学。泰勒的一些朋友绞尽脑汁想到了还有多尔这个人，此时他还没有步入事业发展的快车道，而且是个出色的律师，因此他或许会对这份差事感兴趣。于是泰勒在电话里就把工作交给了多尔，甚至都没有进行面试。

多尔细细琢磨了好一会儿。他关于普林斯顿的记忆只有一样——南方学生总是声称外地人干涉复杂的黑人问题是一个糟糕的错误。此外他从小到大一直看不惯南方一党制体系，他认为这一制度致使无人挑战的南方议会主席得以操纵国会，使他的家乡处于不利地位。一直以来，多尔接受的教育告诉他，南方政治寡头在国会的长盛不衰与黑人被排斥在政治体系之外的现实息息相关。他坚定认为，如果他能出力在南方建立公正的威斯康星式两党体制制，那么他将会为历史与威斯康星州做出极大贡献。早上6点，他从加州打电话给泰勒，简洁地说道：“我干。”

1960年7月，多尔来到华盛顿并且立即投入了两场官僚争斗，这两场争斗都将会成为他的职业生涯当中的标志性事件。第一场争斗的要点在于法律思维与政治算计之间的冲突。多尔上任的时候，根据《1957年民权法案》，民权司手头只有三起悬而未决的案子*。这三起案件全都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被告律师全都用尽了浑身解数，尤其是他们已经说服南方联邦法官宣布新法案部分内容违宪并且侵犯了州权，迫使司法部要在上诉当中战胜相反意见，唯此这些案件才能继续推进。这样一来结案之日就遥遥无期了。与此同时南方人还在不断发明新方法来执行拖延战术。比方说有些官员遭受了拒绝为黑人办理选民资格登记的指控之后随即宣布辞职，然后他们的律师就以被告人身份不明确为由将案件从司法部手中撤了回来。《1960年民权法案》允许司法部将州政府列为被告，从而堵上了这个漏洞。但是针对新出台法律的宪法挑战才刚刚开始，并且将会延续到六十年代。

面对辩方的挑战，泰勒的前任早已下定决心一定要排除万难拿下这三个判例案件——无论需要多少时间——从而为有效法院判决奠定一条经得起法律检验的路径。在设想当中，只有打赢这三场官司之后，政府才能放开手脚强制执行法院命令，而《1957年民权法案》当中著名的“陪审团裁决”修正案却对拒绝执行命令的被告很有利。在三起判例案件悬而未决期间，泰勒的前任并不打算接手其他案子，因为胜面较小的多余案件只会带来不良判例的风险。这一番道理在枯燥的法学教室里确实很能服人，但却与司法部部长罗杰斯的紧迫政治处境背道而驰。对罗杰斯来说判例案件策略很容易受到政治攻击，因为攻击者尽管可以声称这种策略等同于民权落实方面的“无所作为”。因此他需要更多的案子。

多尔很快就意识到司法部里的政治斗争在每个问题上都有四面性，而不是律师行业里常说的两面性。不久他就在执行司法部长民权计划的时候中遇到了第二个官僚主义障碍，也就是行动迟缓的联邦调查局。多尔最早通过田纳西州海伍德县的案子开始体会到了联邦调查局工作的微妙之处。在田纳西州，除了孟菲斯还有两个黑人主要聚居地，海伍德县就是其中之一。1960年，当地的投票争端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当时民权司接到投诉，声称白人农场主正在系统性地驱逐意欲参加投票登记的黑人佃农，于是民权司要求联邦调查局展开调查。胡佛最初并不想接下这份棘手差事，于是就先发制人地指出，他很难按照《1957年民权法案》的要求来证明驱逐黑人佃农与投票登记存在关联。民权司要求联邦调查局无论如何都要进行调查，于是胡佛就本着一贯的作风相当迅捷地配合了对方的要求。可是当地的联邦调查局探员只是访问了一下最初的黑人投诉者，然后就上交了一份与早已见诸报端的新闻并无二致的报告。显然这份报告对于司法部的律师几乎毫无用处。

联邦调查局并非天然惯于拖沓误事，眼下的情况也并非不可避免。即使在处理民权案件的时候，特工们也完全可以明智行事且集中力量，就像一年前调查马克.帕克私刑案那样。但是民权司的律师们最终得出结论：联邦调查局拥有一套高度敏感的官僚体系，而且胡佛完全有能力一面做出全力配合的姿态，另一面又可以不动声色地对这套体系进行微调，却不必签发任何有可能授人以柄的明确指令。因此联邦调查局既可以迅疾如闪电，也可以粘滞如沥青，全都在胡佛的心念一动之间。比方说海伍德县的案子就陷入了沥青当中：在司法部多次要求下，联邦调查局拖到1960年夏天才做出回复。司法部提出了许多具体问题，联邦调查局拿出来的调查报告则给出了信息量尽可能少的答案。7月22日，多尔刚到华盛顿不久，海伍德县的一位白人女士就将两份在白人中流传的名单复印件交给了联邦调查局。单子上列出了那些被标记成为租地收回、信贷压榨或者其他报复形式的目标的黑人的名字。她认为这样做是错误的。联邦调查局向司法部简单提到了这位女士的说法，但是既没有提供名单作为证据，也丝毫没打算核实这名女士的个人信息。如此之多的疏漏必然致使民权司进一步提出了更多的要求。私下里联邦调查局总部的主管们曾经给泰勒以及司法部的其他主管人员打电话，建议缩短调查时间或者推迟延迟，特别是在选民登记期间，因为联邦调查局探员在如此紧张的场合下现身只会增加人们的敌意。每一个联邦调查学院的毕业生都知道，J.埃德加.胡佛在创建联邦调查局的时候明确地将小镇银行家的角色当成了每一位探员的行为榜样。鉴于探员们的日常工作包括追捕偷车贼、银行劫匪、美共残党以及其他社会边缘人，这套作风的效果非常优秀。但是假如探员们不得不在调查当中加入社会边缘人的行列，那么这套作风就只能帮倒忙了。

像多尔这种水平的律师主要依靠调查局获得基本信息，因此他们觉得自己别无选择地必须遵守胡佛的游戏规则。不甘示弱的律师们精心发明了所谓的“指导”或者“填空”备忘录，旨在消除留给联邦调查局探员在回答问题时的一切自由裁量权。他们首先针对分管具体方面的特定负责人提出非常明确的问题，然后又根据对方可能给出的回答提出一系列后续问题。按照这种方式，这些寻求情报的请求很快就几乎形成了细密的网格架构，最终每一个问题都能变成长达两百页的文案。

长年担任乡村律师的多尔对于这套做法很不以为然。他觉得如此扯淡的指导过程不仅同时贬低了问答双方的身份，而且根本不可能如实反映田纳西州海伍德县或是其他任何地方的情况。因此他决定这一年夏天自己要到处走走，找几个当地人好好聊聊。其实这都是他在威斯康星工作时常做的事情，也许他刚到华盛顿还不久，并不知道联邦调查局是多么热衷于他们的格言：“检察官起诉，调查局侦查。”于是几乎未经考虑的多尔离开了华盛顿这块制定国家政策的圣地，闯进了外部世界。在海伍德县，多尔找到了一位黑人教师并且询问对方如何看待乡下目前的事态。在此人的引荐之下，多尔很快就开车来到乡间偏远地区参加了好几场教会例会。第一次参加例会的晚上，他走进一座灯光昏暗的教堂，里面挤满了曾经试图投票登记的黑人佃农。例会主持人请他上前讲话，于是他紧张地表示自己是来自司法部门的工作人员，今天到场的目的是提供帮助。出于好奇，他现场提问是否有人收到过租地收回通知，结果教堂里几乎每个人都举起了手。

多尔在余生当中永远也忘不了这一刻的内心震荡。他久久凝视着所有人的脸，实在不敢相信自己眼前的场面。旨在阻止黑人投票的租地收回怎么可能范围如此广泛呢？他从现场的佃农手里拿到了五十张宣誓书，这些佃农全都保留了租地收回通知单并且愿意公开做证。多尔又在县里走访了其他几处地点，找到了几位同样愿意做证的白人。根据这些白人证人的说法，有组织白人团体目前已经得到法律意见，从而不必违反联邦法律就能阻止黑人选民登记。多尔迅速将五十多个白人的名字添加进了地方法院诉讼的被告名单。之后他返回了华盛顿，心里很清楚他依然需要联邦调查局的配合，依然不得不使用官僚语言。但不管怎么说这次出行都打开了他的眼界，这几天实地考察的收获远比浏览成千上万页备忘录还要多得多。从此以后他的开创性招牌动作就是在一定程度上将自己当成了联邦调查局探员。就像鲍勃.摩西一样，多尔也受到了南方乡村民权运动的吸引，成为了一支单枪匹马的“工作队”。这段经历将会使他再也无法回到威斯康星的家乡。

奔波了一圈的金回到亚特兰大之后认为肯尼迪和尼克松在民权问题上的立场没有本质区别。一方面出于做人的原则，另一方面也是考虑到了两位候选人各自的优点，金倾向于在秋季大选期间保持中立。这样一来他不仅与极具党派色彩的父亲之间产生了矛盾，也与《亚特兰大世界日报》发生了分歧——后者的运营人正是金家的老友以及以便以谢教会受托人C.A.斯科特。共和党大会刚刚结束，《世界日报》就在头版宣布：“尼克松和洛奇是对抗共产主义世界的最佳人选。”

在摩豪斯校园里，自从4月的领导大会以来学生领袖们一直在定期召开碰头会，这一次金也参与了进来。学生们很有理由情绪高涨，因为春天的静坐行动在成人世界当中回荡了整整一个夏天。北卡罗来纳州达勒姆市的政府官员正在“不声不响地”采取步骤结束闹市区许多商店的种族隔离制度。总部设在弗吉尼亚州的两个连锁药店已同意结束快餐店的种族隔离。当这个消息在协进会大会公布后，鼓舞欢腾的青年代表将威尔金斯抬了起来，就像抬起一位率领球队获得胜利的橄榄球教练一样。在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期间，美国总检察长威廉.罗杰斯曾代表副总统尼克松展开民权斗争，其后又直接参加了与南方各地连锁快餐店业主的谈判。来自美国司法部的消息表明，就算业主愿意并且能够立刻在各自的快餐店里推行种族融合，他们也还是担心南方立法机构将会制定更多要求种族隔离的法律。与此同时全美长途客运公司的负责人们也宣布他们将在南方各地公交总站的餐厅里废除种族隔离。遭受围攻的负责人们声称，总站里面的快餐台与新世纪属于公共服务设施，因此将继续保持种族隔离，不过所有种族的顾客在候车厅里可以随便就座。

胜利与胜利的传闻吹涨了学生领袖们的希望。他们把握住了美国最高官员们的注意力，还迫使种族隔离主义者采取守势并且不得不做出可笑的妥协。在亚特兰大会议上，学生们讨论了雄心勃勃的计划，他们准备向全新的地区进军，针对教堂与公园之类的其他种族隔离机构发起攻击。参会的学生们全都同意他们最大的弱点就是人少。尽管静坐运动创造了无数推进民权的机会，但是有组织学生运动的规模却小得几乎可以忽略，因此根本无法将所有这些机会一一抓住。在金的领导大会办公室里，非学委仅仅占据了一个角落，大小还比不过一间三人理发店，其中唯一的成员还是从纽约联合神学院告假赶过来的学生志愿者。非学委的亚特兰大会议只能召集九名学生代表，其中一人还要同时代表哥伦比亚特区和整个佛罗里达州。来自农村的代表一个都没有，密西西比州与路易斯安那州这样种族环境最恶劣的州也没有代表。而且参加会议的观察员——比如金、记者卡尔.罗文以及最近被解雇的L.D.雷迪克等人——在数量上远远多于非学委自己的代表人数。面对所有这些弊病，非学委的代表们借鉴了领导大会的一项战术。他们决心招收更多的会员，以便为两个月后的另一次会议造势，到那时他们希望把非学委建设成为一个常设机构，他们还大胆地向肯尼迪参议员以及尼克松副总统发出了会议邀请。

有些亚特兰大学生运动领袖私下里找到了金，向他表达了一项很有时代特征的担心：他们担心学生运动的支持者之一可能是个共产党员。他们尤其怀疑一位纽约来客，此人参加他们的会议，加入他们的纠察线，与他们的朋友交朋友。此人的年纪比学生们更大，比大多数学生更世故，有着怪异的习惯与高尚得有些不真实的志愿者精神。经过多次内部讨论，亚特兰大的学生们把他叫来进行了一次近乎审讯的问话，但却一无所获。于是学生们决定委托金来帮助他们答疑解惑，因为此人在接受问话时表示他来到南方的目的是担当领导大会的夏季志愿者。金承诺调查此事，然后他就把嫌疑人叫到了以便以谢教堂。

金与鲍勃.摩西就在这样别扭的环境下第一次见到了彼此并且互相进行了自我介绍。整个调查过程只有他们两个人参加。两个人的话都不多，谈话的步调也很慢，因为这两人的天性都很矜持，而且也都很厌恶眼下的谈话主题——也就是忠诚审查。心里想着其他大事的金很难集中全副精力应对摩西，于是就摆起了布道人的架子。摩西的自信不允许他陷入对于金的英雄崇拜，但同时他又太过尊重金，因此不愿意主动抱怨眼下学生运动的运作失误，而是耐心地等待着金向他发问。金却很不愿意质问眼前这个人。虽然摩西身体虚弱，戴着眼镜，说起话来轻声细气几近耳语，但他身上却散发着东方神秘主义的强大气场。摩西虽然有点怪异，但却很会在平缓深沉的精神层面与别人交流。

从表面上看，金与摩西分别是世界知名的民权领袖与默默无闻的志愿者。他们一个是法官，另一个是被告；一个是浸信会布道人，另一个是怀疑主义者。但是在社会阶层的排场之下，这两人在政治与宗教领域都是天然的竞争对手，注定要成为在民权运动内部遥遥相对的两面圣战旗帜。他们的个性拨动了彼此内心深处最贴近的心弦，但是弹奏出来的声音却极度刺耳，令人难以忍耐。毕生当中这两人都从来不肯承认他们之间存在共性——在十分紧张的初次见面时就肯定更不肯了。

时年二十五岁的摩西只比金小六岁，在哈莱姆出生长大。他在孩提时代就被大人们视为一个极其敏感的孩子。后来他考上了专为天才学生开设的史蒂文森高中，即便在那里他也仍然与众不同——他从小就养成了对于中国哲学家老子思想的喜爱。摩西的祖父是全国浸信会的早期领导者，一位才能杰出但作风霸道的布道人。当年祖父带着全家搬至纽约时不幸身染沉疴，又正赶上大萧条的艰难时期，因此家里最小的几个孩子都没能上学，摩西的父亲便是其中之一。因为从小没机会读书，他始终没能闯出一番名堂，一辈子都因此而耿耿于怀。所以他与妻子不顾黑人家庭的育儿传统，全都非常鼓励儿子的书呆子倾向，同时灌输给儿子一个志向，就是在高水平的白人院校里面崭露头角，而不是满足于在传统黑人院校里面鹤立鸡群——两口子都觉得黑人院校里的学生太“社会”了。1952年秋季学期，摩西获得了入读纽约州北部汉密尔顿学院的奖学金，全家人都欣喜若狂。

突然之间，作为学校里仅有的三名黑人学生之一，摩西一步踏入了白人中产阶级文化的新天地。因为种族原因，大学生活当中最为重要的兄弟会体制将摩西拒之门外，于是他转而被吸引进入了一个种族融合基督教研究小组。毁天灭地的二战惨状此时依旧令小组成员隐痛难消，于是他们将末日审判原教旨主义当成了保护盾，用来抵挡身边这个充斥着虚荣与欲望的世界。为了前往纽约市区街头传教，摩西与他们当中的一些人经常在市区和学校之间往返。在许多个周六的晚上，他都曾经站在灯火辉煌的时代广场，在乡下布道人、西印度占卜者和其他学生福音派之间轮班，手中永远高举圣经，敦促如织的游客人流赶紧悔改。但是他的声音太柔弱以至于不适合大鸣大放的街头任务，而且汉密尔顿学院的好几位教授都认为他的热情在于针对宇宙奥秘的折衷好奇。于是摩西就成为了一名哲学专业学生。他用法语阅读加缪的著作，再次开始他对于东方哲学家的研究，同时还对涉及战争与和平的和平主义思想产生了兴趣。赏识人才的教授安排摩西参加了在海外举办的贵格会研讨会。他在法国度过了一个暑假，与一群曾在希特勒占领时期经受过信仰考验的和平主义者们生活在一起。第二年夏天他又来到了日本，白天参与当地贵格会研讨会活动，晚上借宿在一位禅宗僧侣家里。他根据自己的经历写下的文字记录，加上他对伟大形而上学哲学家理论的掌握，使得他成了一个异类，老师们远比其他街头布道人更加尊敬他。1956年，摩西得到了哈佛哲学系博士研究生班的录取。

摩西在金毕业两年后来到了波士顿，但他仍然对于自己的能力感到很不自信，不知道自己究竟有没有与哈佛水准的白人学生一较高下的资格。过去两年间的神学学术界发生了很多变化。世界著名神学家保罗.田立克——金在波士顿大学的博士生毕业论文将此人当成了研究对象，但金从未见过田立克——成为了哈佛大学的哲学与宗教教授。摩西选了田立克的课，此时职业哲学家的主流世界观正经历历史性的转变，摩西对于田立克的认识也深受这场转变的影响。田立克早已不时兴了，他的关注重点都是关于真理的古老问题，因此他对于现代分析哲学来说越来越无关紧要了。一般来说，除非能找到一种使得词语像数字一样精确且科学的方法，否则分析哲学家们并不打算研究古代谜题。他们的论文布满了公式与逻辑符号，数学证明取代论述能力成为了检验哲学著作质量的最新标准。不久摩西就加入了不认同田立克课程的哲学研究生小团体。他们嘲笑说田立克的理论无非是“诗歌而已”，就其本质而言完全是文字游戏。摩西接受了足够的分析哲学训练，因此很理解这些同学们的思路。但他心中依然存在着渴望听到宗教与哲学诗歌的角落。

就在摩西攻读博士学位的时候，1958年2月家中突然传来噩耗：他的母亲去世了。震惊的摩西赶回纽约参加了葬礼。葬礼过后他的父亲打起行李离开家门，踏上了逃避与恢复的旅程。就在摩西正打算动身回哈佛之际，警察打来电话通知他说，他们在街上遇到了老摩西先生。他显然已经疯了——胡言乱语、自我伤害、还大声叫嚷自己是电影明星加里.库珀。老摩西先生被送进了贝尔维尤精神病院接受了好几个月的治疗。他出院没多久，谋害金未遂的女刺客伊佐拉.韦尔.库里也被警察送进了同一家医院做评估。

这样一来摩西只得离开哈佛回家照顾父亲。他在纽约赫拉斯曼高中找了一份数学老师的教职来供养自己与父亲。当1960年南方静坐运动开始时他还在这所学校工作。他在马丁.路德.金辩护委员会纽约办公室做过义工，成为了贝亚德.拉斯廷手下的员工。多年以前他曾见过拉斯廷并且与对方讨论过关于良心拒服兵役的问题，不过拉斯廷已经不记得这事了。现在摩西发现，就像在哈佛学业中断之前一样，自己再一次想到了同样的道德哲学问题。拿着贝亚德.拉斯廷为他给艾拉.贝克开具的推荐信，他乘车南下去为金博士工作。

亚特兰大就像哈佛哲学系一样令摩西出乎意料。在领导大会的办公室里总共只有三个人：艾拉.贝克正准备回纽约，以便给怀亚特.沃克腾地方；金的秘书朵拉.麦克唐纳（Dora McDonald）每天忙着接电话，为金做电话记录，回复邮件，以及在打字蜡纸上打印筹款信件；还有一位简.斯坦布里奇（Jane Stembridge）是来自联合神学院的志愿者。金一直在外面到处赶场参加各种政治聚会，看守大本营的三个人谁也想不到每天应该让摩西做些什么。一开始摩西到处寻找所谓的“人工队伍”：忙着装填信封的志愿者在哪呢？时刻准备上门拉票的人在哪呢？正在参加培训即将赶赴抗议活动现场的组织者又在哪呢？然后他才意识到蜂巢般忙碌的纽约工作环境在这里根本就不存在

摩西终于明白了一个现实：领导大会总部其实就是一座教会办公室，只不过里面摆着三台整天响个不停的电话而已。他和斯坦布里奇交上了朋友，还花了很多时间与她辩论田立克究竟有什么优点。通过斯坦布里奇牵线搭桥，摩西接触到了亚特兰大学生运动的领导人，这些人几乎每天都在忙于参加示威或者筹划会议。急于找事做的摩西立即加入了他们，在拒绝雇用黑人职员的亚特兰大超市外面示威。有些时候学生们忙着开会，摩西就成了超市门前唯一的示威者。为了找些同伴，他又加入了城里另外一家示威队伍。有一天警逮捕了他和他的同伴们。在新闻报道中，他被称为来自南方基督教领导大会的罗伯特.摩西。不久之后亚特兰大的学生们就把他叫来盘问他如何找上了另一家示威组织。他回答说他是在旁听一场名叫“哥德尔定理的后果”的数学讲座时听说的。学生们越发怀疑这个聪明决定的纽约志愿者是一名共产主义者，而他的话对于消除怀疑没有起到一丁点作用。

金身上最有价值的长处就是善于耐心聆听以及不厌其烦地排解纠纷。但是当他在教堂里考察摩西的时候，后者的消极避让却让他完全发挥不出这项优势。金被迫展开攻势，列举了他所听到的关于纠察队、逮捕行动以及摩西的领导大会志愿者身份的消息。摩西没有反驳金的说法。于是金解释说，他参加的纠察队是由南方大会教育基金（Southern Conference Education Fund）赞助的，这个组织发源于埃莉诺.罗斯福创建的跨种族团体，由奥布里.威廉姆斯和迈尔斯.霍顿等人资助，目前由卡尔与安妮.布拉登夫妇（Carl/Anne Braden）运作。早在1954年，当克利福德.杜尔在新奥尔良听证室里发飙揍人的时候，詹姆斯.伊斯特兰参议员就曾调查过这个团体与共产党人的关系*。“我并不是说这些说法全都确有其事，”金告诫摩西，“不过我建议以后不要再让南教基金的成员继续参加咱们的示威游行了。有人认为他们是共产党，这种看法可是很要命的。我们必须小心。”

摩西对此不敢苟同，但他也没有当场提出反对。作为领导大会的志愿者，他认为自己有必要遵循组织的政策。他唯一的回应就是岔开了话题：金博士是否介意让摩西把募捐信带到巴特勒大街基督教青年会，以便让他能够集合志愿者们进行校对、填写地址以及装信封呢？他认为他能通过这种途径更快地把全部信件都寄出去。金衷心赞同这个想法，于是这次简短的碰头会就在刻意营造的和谐气氛当中结束了。

尽管金义正辞严地将摩西警告了一通，但是他本人却一直与南教基金的领导层保持着友好的关系，艾拉.贝克和拉斯廷也是一样。金在处理摩西引起的争议时确实采用了权变乃至虚伪的手段，但是对他来说，实用主义、信仰与个人忠诚这三者之间还存在着更重大且更惨痛的矛盾，相比之下摩西事件不过是个小小缩影而已。他手头最大的麻烦就是开除拉斯廷。自从金要求领导大会理事会聘用拉斯廷担任协调员与宣传员以来，理事会里面的布道人当中就一直在酝酿抵触情绪，因为他们非常厌恶拉斯廷的性取向以及曾经的美共成员背景。拉斯廷在《纽约时报》上刊登广告诉讼并且引发诉讼之后，他所承受的压力也日益增加——布道人们都承认这次真的不是拉斯廷的错，但是他们照样批评他——此后不久亚当.克莱顿.鲍威尔又发出了古怪的勒索威胁。上述这些破事，再加上公交车抵制期间秘密接送拉斯廷进出蒙哥马利的回忆，似乎都证明了拉斯廷永远只能给民权运动拖后腿的论点。面对这些冰冷的事实，金一方面感到自己必须忠于原则，另一方面又觉得自己不能对不住拉斯廷。尤其是当他意识到拉斯廷已经年近五旬，指望在他手下谋求一份安稳工作的时候，他心里就更难受了。 饱受压力的金最终任命了一个由托马斯.基尔戈牧师（Thomas Kilgore）管辖的领导大会委员会。作为艾拉.贝克的牧师和金在纽约的布道导师之一，基尔戈在获得了金的认可之后通知拉斯廷，委员会已经得出结论，他应当立刻与金断绝联系。拉斯廷受到了严重伤害，他责怪金没有勇气与他当面把话挑明，而是将如此私密的事务交给委员会来处理。他随即辞去了自己在马丁.路德.金辩护委员会里的工作，《纽约时报》诽谤案的筹款数额立刻一落千丈，律师们也开始追着金讨要律师费。

摩西来到亚特兰大的时候丝毫不知道拉斯廷提供的推荐信给自己惹来了多大麻烦。他与艾拉.贝克迅速建立的友谊可能也使得金与他见面时觉得不大自然，因为贝克正打算再次离开领导大会，这一次是被大鸣大放的怀亚特.蒂.沃克轰走的。为了树立自己的地位，8月1日，新官上任的沃克决定将只剩下一名女性负责的领导大会办公室逐出他们的办公楼——尽管他又帮助斯坦布里奇另找了一间办公室。甚至早在到达亚特兰大以前，沃克就要求金向南方各地的记者们出示由他本人亲笔撰写、大力赞扬沃克才能的表扬信，从而为自己提前造势。沃克在领导大会里首次主持会议的时候发放了一批宣传册，其中将他自己与金并称为“国际知名的”民权领袖。总体来说，金相信沃克的才干远远超过了他的毛病。但是对于摩西来说，沃克的新班子只会进一步迫使他他疏远金与亚特兰大的学生群体。

简.斯坦布里奇建议摩西暂时离开亚特兰大，前往尚且没有非学委代表的南方各州开展招募活动，免得留在这里受挤兑。摩西抓住了这个机会。他很想亲眼看看南方的乡村是怎样一番景象，而且也很喜欢独自出行。于是准备工作紧锣密鼓地进行起来。怀亚特.沃克负责向他提供公交车票，摩西本人则同意自行支付其他一切费用；艾拉.贝克拿出了一份亚特兰大与得克萨斯州边界之间的联系人名录；斯坦布里奇梳理了领导大会邮件列表并且寄出大量信件，请求各位联系人接待摩西。临行前的筹备工作令人们兴奋不已，黑人教会的信众们还专门前往亚特兰大的七家白人教堂进行了示威跪祷，从而为摩西壮行。摩西于8月13日被斯坦布里奇送上了一辆灰狗巴士，就此离开了阿拉巴马州的腹地。斯坦布里奇自豪地写道：“非学委现在有一位实地考察代表了。”

民权运动的浪漫情怀、宗教热忱与危险刺激曾经令许多参与者难以自拔。摩西与斯坦布里奇既不是最先、也不是最后领略到这番风光的人。从塔拉迪加，从夏特沃斯的伯明翰居所，从阿拉巴马的乡村教堂，从密西西比州，摩西用眼花缭乱的印象派风格向斯坦布里奇写了一连串汇报信。他在第一封信中纵情描述了自己的招募工作进展。“我的听众们坐在各种东西上面，包括门前的草坪，草坪上的躺椅，厨房的椅子，后阳台的长椅，稻草堆，以及紫色天鹅绒靠背椅。”一路上摩西遇到了几十个对于非学委感兴趣的人，并且将他们的名字与地址打印成了清单。

“你做得太棒了，”斯坦布里奇回信写道。她写信向摩西通报了10月份非学委大会越发振奋人心的进展。尽管离开了领导大会，但是艾拉.贝克依然放心不下学生们。刚走没几天她就离开纽约重返亚特兰大协助会务组织工作。 A.J.马斯特和贝亚德.拉斯廷也都要来。“如果贝亚德还有能帮忙的地方，”斯坦布里奇给摩西写道，“他一定乐意效劳。”

摩西在密西西比的克利夫兰遇到了一位阿姆齐.穆尔（Amzie Moore），此人是一位二战老兵，眼下自己经营了一家加油站。摩西在穆尔的身上看到了自己的未来。穆尔很早就致力于推动黑人选民登记，他的生意也因此遭受过抵制与围剿。他的经历极富戏剧性，以至于早在1956年就招致了埃德加.胡佛的关注。事实上拉斯廷、艾拉.贝克以及斯坦利.利维森之所以在这一年成立友情会，主要原因就是为了给穆尔撑腰。四年后，穆尔依旧保有自己的加油站，而且与前妻保持着着良好的生意关系——她的美容院就建在加油站机修区的隔间里。“阿姆齐是我遇到过最出色的人，”摩西在给斯坦布里奇的信中写道，“不过我早就应该通过贝克小姐认识他了。今后我会明确且心照不宣地信任他，并经常和他联络。他近两年在邮局每天工作两小时，他的生活方式就像砖房里的一堵砖墙，就像扎根在乡间水边的一棵树。”

阿姆齐.穆尔认为摩西的招募工作思路搞反了。在密西西比为非学委招募年轻人固然不错，但如果非学委能派一支工作队来到密西西比，在新民权法的保护下推动选民注册，那就更好了。“阿姆齐认为，而且我也同意，这里的成年人会支持年轻人，但永远不会主动发起足以成事的强大计划。”摩西在给斯坦布里奇的信中写道。他原本的陶醉心态逐字逐句地转化成了头脑清醒的幻想或者启示。“阿姆齐认为他能为工作队搞到一辆公共汽车，不过汽油需要我们自己解决，”他写道，“我们的设想是主攻第二和第三国会选区，一共大约二十五个县……发动主攻的时间是明年夏天……没有人感到过分乐观，这可是脏活累活，我们必须找些不怕脏的狠人。所以算我一个吧，因为我不仅变得越来越刻薄了，也变得越来越凶恶了。”

“你的信件真让人难以置信，”斯坦布里奇回信写道，“我简直激动得肾都疼了。选民登记计划正是咱们的突破口！”她立刻通知了艾拉.贝克、拉斯廷以及其他所有她能找到的人，原本坐着灰狗大巴到处搜罗学生的摩西现在让她拼命筹集资金，用来打印二十多万份密西西比州宪法，以便更好地教育新选民。

8月26日，尼克松副总统来到亚特兰大进行竞选宣传，并且在机场受到了十几名当地最具影响力的黑人代表的欢迎。摩西也在几天后乘坐灰狗大巴回到城里，带来了更多的地址和主意。他的回归既值得庆贺又令人遗憾。他告诉斯坦布里奇，尽管他非常希望留在南方，但是他在纽约还有最后一年的教学合同，此外他也不能把父亲抛下。劳动节之后他必须回到北方教授数学课，但他承诺一定会回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