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献丑原创】回望毛泽东之--回望“大跃进” -- 起于青萍之末

刘少奇与大跃进

2005-05-20 20:09:05

　　摘要：刘少奇积极参与了"大跃进"运动的决策与推动，除了在当时发明"公社

"这一用词外，他还曾大力提倡大炼钢铁与供给制。

　　大跃进的发动，直接源于.领导层的决策。而在党内地位仅次于毛的刘少奇，

是否真如一些人所说的"始终保持着清醒的头脑"，或者从1958年开始就"反对浮夸

风和'共产 风'"？从笔者掌握的材料看，这种判断值得商榷。通观刘在当时的言

行可以发现：刘积极参与并推动了这一运动。

　　一、刘与大跃进的发动

　　大跃进的肇始，大致是在1958年1月的南宁会议。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提出

并大社的主张，这也是建立人民公社的开端。但"公社"这个名词，是刘少奇与另

外几个领导人在闲聊中发明的，据刘1958年11月7日在郑州会议上的讲话回忆，大

致是1958年4月，在赴广州的火车上，刘与周恩来、陆定一（时任中宣部部长）、

邓力群闲聊，"吹半工半读，吹教育如何普及，另外就吹公社，吹乌托邦，吹过渡

到共产主义"，在八大二次会议上，刘又讲了半工半读与生活集体化，并要北京和

天津先搞试验。

　　闲聊并非玩笑。事实上，刘少奇对1958年开始的大办公社、公共食堂、大炼

钢铁等"左"倾做法，不仅未加反对，反而颇为欣赏，并且颇为努力地在实际工作

中加以贯彻。

　　1958年6月14日，在同全国妇联党组成员谈话时，刘借谈妇女解放问题之机，

建议普遍建立公共食堂，他还举了一个例子，说："河南有一个农业社，有五百多

户人家，其中二百多户搞公共食堂，家庭不再作饭了。组织起来之后，出工人数

增加了叁分之一，从前二百多人作饭，现在只要四十多人作饭，而且还吃得饱些

，好些，还节省了粮食。"他并且大胆预言："到将来我们到共产主义不要多远，

十五年可以赶上美国，再有十五年等于叁、四个美国。再有四十年、五十年中国

可以进入共产主义。"[在同一场合，刘还透露了他之所以如此热衷生活集体化

的动机，即他认为中国已经具备了空想社会主义者所不具备的条件，可以实现欧

文等人的未竟之业，而在其年轻时，欧文等人的新村试验的材料，对他有很大的

吸引力。这事实上也是同时代的大多数.领导人的共同的心路历程。

　　刘少奇不久提出了更为大胆的设想。1958年7月2日，在同北京石景山发电厂

的工人座谈时，他预言："现在赶上英国不是十几年， 二年叁年就行了，明年后

年要超过英国。这不是假的。钢铁、煤炭明年就可以超过，电要慢点，多几年，

大概五年，五年不行，七年，其他大都是二年叁年。十五年超过美国的问题。其

实也用不了十五年，七、八年就行了。……中国人口等于叁个苏联，四个美国。

美国就是多几吨钢和其他工业产品。十五年我们要赶过整个欧洲（包括苏联）。

欧洲共六亿人口，和我们一样，面积也差不多。欧洲几十个国家，不互相帮助，

我们几十个省可以互相支援。发挥地方积极性，十五年许多省要超过一个国家，

河北要超过英国，河南要超过法国，再一个超意大利，再一个超西德……我们大

有希望，前途好得很。"刘认为中国可以提早进入共产主义的理由，便是人多，劳

动力资源丰富。刘还解释报上之所以不提二、叁年赶英，七、八年超美，是为了

麻痹敌人。

　　1958年8月至9月，刘少奇赴山东和江苏等地视察，沿途他再次对各地已经如

火如荼的各种"跃进"行为加温。譬如，在山东寿张县，刘表扬当地的干部群众的

浮夸行为是"压倒了科学家"，"是一个革命"，并要求当地"拨出几百亩地，办一个

学校"，"学生一面生产一面学习"，"用这个办法，不要很久，全国人民都能上大

学"。而在江苏常熟县，当一个乡的党委书记告诉他稻田亩产1万斤时，刘的反

应是："一万斤还能再多吗？你们这里条件好，再搞一搞深翻，还能多打些。"[7

]

　　对于有人认为大炼钢铁得不偿失，刘少奇也在很多场合予以反驳，如1958年

9月23日，他在与南通干部的座谈会上就说："搞土高炉能出铁就好。这是出的师

傅钱，不要算成本，这半年主要是熟悉技术，我们学会了本领，一年就能出几万

个炼铁的人。一万人开矿，一万人运输，一万人炼铁，有叁万人真了不起，这办

法好，每个县都要出人支援炼钢炼铁。"同年的9月23日，在南京党员干部会议

上，他再次谈到这一点："现在困难很多，化了很多力量炼那么一点铁，按照成本

算起来，成本也是很高的，化不来。但是，有一个很大的好处，把人锻炼了，将

来可以炼钢炼铁，将来我们就有成百万、成千万的钢铁技术人材。这个时候化点

钱学习，很有必要，不算浪费。现在建成一个小炉子，炼几个月扳掉了，这不是

白炼的。再扳掉，再盖大的，再扳掉，再盖很大的。这算是什么浪费呢？不算浪

费。从这样发展起来，我们国家精神很好。"这事实上也是当时反驳所谓"怀疑

派"的最为流行的一种解释。

　　综上所述，在1958年大跃进开始之际，刘少奇基于年轻时对新村理想的偏爱

，积极参与了这场运动的决策与发动，其热度并不亚于同时期的毛泽东。这时的

刘，不仅要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而且还设想将全国建成一个大公社。1958年底

，当一个外国客人问他学校是否也要搞公社时，刘的回答是："都搞，机关和街道

也要搞。"

　　二、刘与大跃进的继续

　　大跃进的负面影响在1958年底已露出苗头，于是在毛泽东的号召下，开始了

纠"左"，但这一进程因庐山会议被打断。

　　在1959年7月至8月间的庐山会议上，刘除利用一些历史问题攻击彭德怀搞阴

谋，有个人野心之外，还继续为大跃进辩护。就在庐山会议闭幕

后的一次中央工作会议上，刘发言说："我们现在搞大跃进，搞人民公社，破除规

章制度等等，有些人视为乱子，实际上并不是乱子，并不是缺点错误，而是一种

革命的正常现象、正常秩序。所有的群众运动，都总会有一个指头和九个指头的

关系问题，或者八个指头和两个指头，或者七个指头和叁个指头的关系问题。

　　事实上，在庐山会议之后的近半年时间里，刘在很多场合一方面继续为大跃

进辩护，另一方面开始大搞对毛的个人崇拜，后者使得对大跃进的纠正愈加困难

。

　　就在1959年8月底召开的最高国务会议上，刘少奇公开攻击那些对大跃进持怀

疑态度的人是"好意不多"，并且认为所犯错误是不可避免的，他的理由是："这么

几千万人上山，几亿人搞大跃进，大家动手搞，这样才会得到经验。我相信，这

样我们进步快。这个是出钱买不到的。而我们是在很短的时期内取得这个经验的

。我们取得这个经验，那怕是犯很多错误。这个错误我们必须犯，现在不犯将来

还得犯。我们犯了，将来就可以不犯或者少犯。即使犯了错误，发生了问题，也

要从积极方面看。犯错误也有好处哩。

　　而在同年9月召开的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刘继续认为大跃进是为了彻底解放

生产力，是为了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坚持认为所犯错误是"不可避免的，以

前有，今天有，以后还会有的，恐怕一万年以后还得有"，此外，他还以前所未有

的调子呼吁要搞对毛的个人崇拜，他公开说："毛泽东同志的领导，绝不次于马克

思、列宁的领导，假如马克思、列宁生在中国，我想他们领导中国革命也不过如

此。"而其理由则是："党要有威信，无产阶级要有威信，如果没有什么个人的威

信，怎样建立得起来？”至于如何防止个人凌驾于党之上，刘则只字未提。

　　有论者认为刘在1959年已经洞察到大跃进的危害，只是迫于压力，不便公开

。我们看到，刘在上述公开场合仍不遗余力地为大跃进辩护，除此之外，在一些

小型的非正式场合，刘的观点似乎也没有太大的变化。

　　在1959年11月间，刘曾与一些干部讨论苏联版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在

其多次发言中，除了开始强调按比例发展、两条腿走路外，更多的还是重复政治

挂帅、觉悟第一的思想。如他所说："干劲从何而来？教科书中认为是物质刺激。

干劲不仅可以从物质刺激来，也可以从政治觉悟来。""按劳分配是资产阶级法权

的残余。问题是如何去掉这种残余。是靠物质刺激呢，还是靠思想教育？人民公

社实行伙食供给制，懒人不但没有增加，反而减少了。先给他，然后教育他，这

样更有效。……物质刺激的办法我们不提倡。"

　　从这些似曾相识的发言中，我们丝毫看不出对大跃进错误的反省。

　　四、余论

　　他同时坚持以政治标准来规范和要求经济工作，譬如他认为"走后门"就是两

条路线的斗争，"走后门"的人是"同资产阶

级站在一起，不是走社会主义道路，而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在"七千人大会

"上，刘一方面承认当时"出现了一个大马鞍形"，另一方面又认为错误的另外一个

原因是"党内不纯，地富反坏分子、蜕化变质分子利用我们的错误，添油加醋，兴

风作浪，又进一步加重了错误的恶果。"而在此后的几次场合中，又数次说过

："有多种经济成份，有个体农民，就产生资本主义。"并提出要防止党内有

人搞修正主义，说过"高级干部中有，青年干部中也有。"这些提法在实质上

与此后的"四清"乃至"文革"都有着某种十分紧密的内在联系。如果我们不能认识

其反省的这种局限性，便无法理解他后来在"四清"运动中的诸种表现。

　　综上所述，对于刘少奇与"大跃进"的关系，我们应当作如实客观的评价。19

80年，邓小平在谈到"大跃进"的责任问题时，曾经说过："毛泽东同志头脑发热，

我们不发热？刘少奇同志、周恩来同志和我都没有反对，陈云同志没有说话。在

这些问题上要公正，不要造成一种印象，别的人都正确，只有一个人犯错误。这

不符合事实。"]事实上，从上面的论述看，刘非但没有反对，在一定时期还曾

积极参与。

回望毛泽东----彭老总的庐山事件与李锐的庐山事件

　　1959年夏，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中央跑到庐山干什么去了？纠“左”嘛。纠“大跃进”急躁冒进，经济发展失衡的“左”。

　　彭老总庐山上书，导致了一个三输局面，由于上书使纠“左”变成了反“右倾”，纠“左”失败，导致了建国后第一个灾难性的后果；毛泽东因此不仅折损了名望，还由于灾难后果对吏治系统的正当性产生了极大的怀疑。彭德怀也因此饱受磨难。

　　“大跃进”之错，并非毛泽东一人之错，这在共产党内是有共识的，“大跃进”之初，并不是毛泽东一人脑子发热。邓小平也说：除了陈云、周恩来等少数人还冷静外，我们都脑子发热。

　　可奇特的是，现在披露的史料，我们都只看到了毛泽东脑子怎么发热的，其他人脑子是怎么发热的都讳莫如深。这样一来，彭老总的上书好象就是直冲毛泽东而来，彭毛之争就变成了个人意气之争，个人恩怨之争，毛泽东处在上位，自然是以势压人,令人讨厌了。这一点在李锐的《庐山会议实录》书中给人的感觉尤为明显。但是，如果细细琢磨，事情似乎并不是那么简单。

　　把彭总上书放到当时共产党的政治生态环境中去考察，似乎并不仅仅是因为逆毛那么单纯。彭总为什么要上书呢？披露的史料多少都有些矛盾之处：

　　在上书前，彭总认为：开了十多天会，味道不大，谈的都是一般性问题，听不到思想性问题，小组会上不好讲，准备写封信，让毛主席讲一讲。

　　信送出去后，彭总估计：一是可能会找我谈一谈，可能会找常委们开会研究一下，也可能印发，印发出来可能要伤一些人，印发也好，刺激各地都作检讨，有些话重了，不过重了可以刺激一下主席，。

　　59年7月23日，毛泽东第一次炮轰彭总的信后，彭总辩解说：主席，我这封信是写给你参考的，怎么印发了?

我一直有个疑问，彭总的上书是要纠毛泽东的“偏”还是借毛泽东的纠偏来纠党内其他人的“偏”。

我感觉，彭总这封信看着像标准的党内路线斗争的态势，所谓的会议“味道不大”，有些问题请毛“讲一讲”，让毛“参考”，有强烈的借毛纠“左”之心，从组织上肃整队伍之意，对事也对人。

看着毛泽东七八个月来又是写信，又是讲话，苦口婆心地劝大伙做“冷锅上的蚂蚁”，彭总写信的时候或许还有替毛帮忙之意，说毛不方便说的话，批毛不方便批的人的味道。彭总挨批后，满腹委屈，至死都没承认“反毛、反总路线、搞小集团活动”我以为是可信的。

　而“大跃进”，虽毛泽东为始作甬者，可涉及人多，牵扯面大，事情初起，就算消极影响已现，调整还来得及，要说失败还早了点。这会儿既不是清算的时候，也不是找替罪的时候。上庐山之初的十八个问题，其中一个就是团结问题，7月23号的讲话，又讲了一回团结问题。团结的目的当然是继续“大跃进”，只不过想做成“冷静的促进派”，只想对事，不想对人，毛泽东自然要打消彭总这“要检查路线问题”的念头。于是就有了59年7月23日的毛泽东的批“右倾”讲话。

　　7月23日毛的讲话，放了不少狠话：什么“始作甬者，其无后乎”、“资产阶级动摇性”、“距离右派不过30里”。。。但对彭总提的意见最主要的基调“基本正确，部分不妥”。本来事情还有转圜的余地，其后3天的彭总批评会也说明了这一点。

　　批彭的转折是7月23日会后，挨批的周小舟、李锐、周惠与彭、?S扎堆抱怨事件事发和“斯大林晚年问题”的交待，才引起批彭?S周急转直下，以至于事情不可挽回，可这两件事本来跟彭总没什么关系的。

　　彭总上书从一个认识问题演变成一个当时说也说不清的“小团体反党、反总路线、反毛”的问题，以至于让毛痛下狠手“对事也要对人”。我看是几个狂傲书生狂悖所致。说得难听点，是周小舟、李锐绑架了彭总，就像会理会议让彭总吃了几十年挂落一样。

　　59庐山冲突，首先是毛彭性格所致，毛固然有认准了道要一头走到黑的脾气，彭何尝不是呢？“九个元帅十个大将，没有一个关系搞得好的”不是空穴来风吧？“主席百年以后，谁还管得了你？”，这是帮毛说话还是帮其他人说话？

　　其次，是几个所谓“低调俱乐部”的文人搅水，让彭总陷入一种不仁不义，不尴不尬的境地，只好采取除了不承认有非法组织活动外，其他罪名要什么给什么的态度。

　　冲突的严重后果是彻底破坏了党内政治生态的平衡，使 “大跃进”纠偏无法按原定的轨迹行进，最终导致了纠偏失败，引起灾难性后果，并影响了此后几十年的政治经济发展的方向和进程。

　　说到文人搅水，不能不提一下李锐的《庐山会议记实》。该书史料丰富，记录细致，是了解这个事件的必读书之一。但我以为该书硬史料（有历史档案记载的史料）真实性应无大碍，但有关于对话、表态之类的软史料上，有不少我是存疑的，随便提两点：

1、 神仙会阶段，毛找李锐、周小舟等谈过两次话，相谈甚欢，以至于说起“上有好者，下必效焉”，毛也不觉杵逆。但以几个人的心性，不告“左营”的御状，实难想像，但如果告了御状，告了哪些人的御状，对事件的发展有什么影响，这些全不得而知。

2、 李锐书中要坐实毛泽东乾纲独断，书中提供了一个细节：当彭总知道毛泽东纠偏的三封“党内通信”时，提出质疑，这几封通信经过常委讨论没有？

　　初读这个细节时，我总觉得有什么地方不对劲。想了半天，发现是逻辑上说不大通，彭总是较早对“大跃进”消极影响着急的人，而毛是最早在全党发烧时，提出要“压缩空气”的，三封“党内通信”是最早的实际措施之一，彭总知道了三封“党内通信”，不是心情稍安，力促其生效，反而是认为程序很有不妥，是毛个人临架集体领导之上。仿佛彭反对“压缩空气”。这种感觉让人怪怪的。

　　诸如此类的细节，李锐的书中还有不少。我们现在知道李锐是要坚决非毛的，因此，在59年庐山事件的问题上，区分彭总的庐山事件与李锐的庐山事件，我以为还是有必要的。河里有人提出，党史研究中有一种活人欺负死人的情况，我深以为然。

回望毛泽东----假如毛泽东在1956年死去。。。。

　　本来想先回望一下1959年的庐山会议，可一想，如果要说一点彭总的不是，估计得收好几筐鸡蛋，嘿嘿，那就先免了，等哪天把收蛋的容器备好了再说。

　　文革结束后，有多少人假设，如果毛泽东在1956年死了多好呀。这其中不乏爱护毛泽东的人。

　　如何看历史问题，李捷有一个观点：看历史的是非要还原历史条件和历史场景（大意）。这话说得多好呀。

　　要我看，假如毛泽东1956年死去，历史上不过留下了一个文治武功十全的圣君，却给中国人留下了一个前景迷茫的中国。

　　历史不是简单的二分法。温相的历史剧总是让人感觉，上世纪五十年代的中国，毛挺着一个巨大的身躯站在一边，刘周朱陈邓彭?S站在另一边，毛用权谋把正义力量一一拍散，于是，中国就民不聊生，痛苦万分。如果毛完成了夺取政权的历史任务，早早死去，于是正义力量弹冠相庆，早日步入了兴旺发达之路。。。

　　可惜，历史不是这么写的，原生态的历史比这世上的最高明的妙笔的描绘要复杂的多。

上世纪五十年代，经过艰苦卓绝的斗争，才让政权初定。胜利者里面，人精儿扎堆，将星云集，山头林立。正应了毛泽东那两句话：“凡是有人群的地方就有左、中、右”。“党外无党，帝王思想，党内无派，千奇百怪”。　

　　这么一大帮人精儿怎么就攒到一起的呢？还是邓小平邓大爷总结的好呀：我们在长期的革命斗争实践中正确地选择了毛泽东作为我党领袖。

　　所以说，在老一辈共产党领导集体里，毛泽东是超越派系的最高领导，无可争辩地成为化解党内矛盾的稳定器和调节阀。在我看来，上世纪五十年代的毛泽东主要的工作是平衡派系力量，维护党内团结。在打江山的功臣都还活着的时候，毛泽东非但不能死，还要活得好，活得长，还要去得罪开国功臣。从已经过去的历史中看出，高饶与刘、粟彭、彭毛、刘邓、毛刘、毛林之间的党内矛盾并不会因为毛的早逝而消弥，毛在，矛盾集中在毛身上，毛不在了，这些矛盾搁在其他人身上，矛盾发展成什么样子还说不定呢。中国的历史告诉我们：如果是打下来的江山，开国之初，就形成臣强主弱，群龙无首的局面，然后，国泰民安的未之有过。

　　毛泽东建国后，硬生生地挺了26年，其中整人无数，其实也是活人无数，当然也有死于非命的，不管如何曲折，但终归是维护了党内的团结和维护了国内政局的基本稳定和发展，其间是惊多险少，可以说用时间和斗争达到了削藩的目的。

　　毛的反右派、反右倾、文革，几乎把所有有政治歧见的活着的党内政治人物都逼到了一条战壕里。即便是这样，在毛死后，因为党内纷争，1989年共产党差一点就塌了架子，这比毛泽东搞得任何一次政治斗争凶险多了。应该说这是共产党自掌权以来，至今遇到的唯一一次真正的危机，这个危机的影响至今仍未消散。从这个意义上看，毛的折腾并不算是坏的历史选择，其中还有不少正面的意义。

　　如果毛泽东真的在1956年死去，可以想见最大的感叹是：要是毛泽东多活几年多好呀，事情一定不会是这样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