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商榷】最近买买提上有篇文章《红朝政治十日谈》，盛世危言 -- 卢比扬卡

中国的行政体系改革很早。早期各地都是世卿世禄，中国很快就转变成了拿钱干活的雇佣官吏。在民国时代以前，中国实际上只有一个位子是严格执行世袭制度的，那就是君主。

世卿封君，是最早的政府工作人员。

客卿门客，与世卿封君一起，是春秋战国的政府工作人员及预备。官吏地位上升，逐渐成为政府工作人员。

秦代以吏为师，公卿与官吏成为政府工作人员的主要组成部分，特别是官吏。官吏都是临时性的食禄人员。起源与客卿、门客相当。

察举郎官，是汉代的政府工作人员来源及预备制度。食禄的流官成为政府工作人员。这些人都是官吏。郎官其实就相当于皇帝的门客。不过察举制需要一定的考试，特别是独尊儒术以后，儒学成为必考科目，并在后来逐渐演变为独考课目。

从此确立了流官制度。

东汉时代，世卿世禄的体系试图替换流官制度，并在魏晋南朝时代以九品中正制的形式，形成了流官形式的世卿世禄。这表明流官制度的可塑性比较强，也表明有权势者总是倾向于将更多的资源留给自己的后代——这倒也符合生物进化的本质要求：能够更好利用资源的个体获胜。但是问题在于这些世族为自己设置了太多优惠条件，降低了子孙的竞争力，所以最终被淘汰。

北朝也模仿了南朝的制度。

到了隋炀帝，决心打破世族垄断的情况，于是开始彻底推行考试制度。

隋唐科举制巩固了流官制度，为世卿世禄提高了难度。大量的流官涌现出来。但是世家大族仍然保持着影响力。延续科举制的宋朝依然出现了很多的世家。宋朝的很多政策都带有强烈的临时性特点，都是临时应付措施的长期化。最经典的一个细节大概是，宋代公文喜欢直接照抄前代格式，而不考虑为什么会这样。南宋时代甚至又开始照抄北宋的公文格式。这种抱残守缺的行为表面上看起来是坚持传统，本质上是缺乏自主能力的体现。而这其实是出身于门客仆役体系的官吏制度的本来特点。儒家本身也是出身于这个体系的，因而又进一步加重了官僚体系的临时工色彩。

元朝做了重大的改变。元朝带有强烈的殖民色彩，具体来说就是将宋人的行政部分剥离，只吸纳少量叛徒。至于科举制更加几乎彻底废止了。

明朝推行了广泛的科举制，并且级别划分严密。效果是培养一大批临时工。

官员本质上都是临时工，这是一直以来就存在的致命问题。

更有趣的是，为了限制官员利用手中的公共权力谋私，社会倾向于禁止官员从事多种社会行业，这导致官员除了做官之外，没有任何退路。

一群没有退路的临时工。

清朝采取的政策是，包括司法行政和监察在内的行政官员通过科举考试选拔，实际上起到监督管理作用的官员则在族群内部通过各种荐举、考试，广泛选拔。

清朝成功实现了长期统治。

清朝真正的悲剧在于他们的族群太落后了。

在这么长的历史时期内，君主都是世袭的，保持了世卿世禄制的传统。

就是说，整个行政体系，只有一个位子是世袭的。

到了民国时代，行政体系中最后一个世袭的位子也取消了。

民国初期对君主位置的选举是直接抄的西方，但是很显然，社会极其复杂，因素不一样，导致不可能完全照搬。北洋时代出现了一批民选总统，但是效果一般。最终北洋政府被东北军政府取代，而军政府又被另一个军政府国民政府取代。国民政府的地位相当于五代十国的中原王朝，大家用他的名号，但是各自割据。当时实际执行的是首脑世袭制，只不过很多人等不到将政权交给自己的儿子就完蛋了，而这些衙内很多也无力操控庞大的政权进行激烈的斗争，所以，虽然是世袭制，但是大多被颠覆。实际表现出来的，是强势副手夺权继位。

强势副手确实应该继位，问题只是在于，没有建立一个能够控制交接斗争破坏范围的规则。

新中国消灭了民国时代大大小小的割据势力，从号称中央王朝的国民政府到占山为王的草寇，一扫而空。最大的一股割据势力被赶进了桃花岛。

由于几千年来的发展，中国的官员更新制度远远比首脑更新制度先进。首脑更新制度成为整个行政体系的短板。这导致整个行政体系要想继续改革，就只能等待首脑更新制度改革。新中国一直在尝试解决首脑选拔问题。

最初的办法，是指定接班人。

但是在建国初期，一方面形势极其复杂，新旧掺杂，一方面大部分人物都是旧时代所培养的，一方面自己的社会传统和社会体系尚未形成，所以，缺少合适的接班人，也没有办法形成比较完美的交接制度。

最初指定的接班人很快就在五六十年代之交暴露了严重的问题，并最终在六十年代被斩落马下。首脑更行制度一时陷入了空白期。

随后国家就进入了长期等待的阶段。

经过一次短暂的交接班之后，开国时期的强势集团确立了首脑地位，然后我国开始形成比较稳定的交接班制度。

这个交接班制度的本质，可以说，就是一种察举制。只不过这个察举制需要经受的考验和培养比历史上针对普通官吏的要多很多。

非常有趣。当初，除了君主之外的其他职位，他们的选拔制度演化的初期也是察举制。

察举制很容易向后摇摆，退回到四世三公、士族形式的世家制度。

但是开了头就不会真的倒退回去。

以后少不了考核办法，最终变得像科举制一样。

类似于超难度演习的执政测试，可能会是一个检验办法。

不过，以明代的经验而论，科举制的最终结果还是免不了结党。大力推行科举制的唐代就出现了激烈的朋党斗争。朋党的本质是，孤立无援的临时工们被各派大佬控制，形成党派互相攻讦。其本质是宦官、藩镇、皇帝、官僚等各个派别离合无常的斗争。宋代党争也十分激烈。明朝中期也出现了各种党派。由于当时的经济具有强烈的地域性，明朝党派也大多以地域划分，形成诸如浙党齐党楚党之类的党派。一直到明末，才形成了阉党和东林党对峙、其他党派或者消亡、或者偃旗息鼓、或者加入阉党的格局。官员手中有强权，但是自身却是弱势身份，受到极大限制，而且由于白身为官，往往没有强大的根底，很容易受到地方势力摆布。

将来的首脑如果是那种发卷子考试的科举制上去的，很难说会怎么样。如果是以吏为师的形式，通过实际执政表现上去的，那就不容易出问题。因为实际执政上佳，就必须要能够整合各种政治势力。

不过从上面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矛盾的累积”这句话看，概括的很准确呀！

有些写错了，也情有可原。

所以说，明白人都跑出国了，不懂事的才觉得这个好那个好。当然，并不是所有跑出去的都是明白人……

大致扫描了一下，谈一下感想。

那套东西，还是经常见到的形而上言论为主菜，再加上主观臆测的调料，没啥新东西。

中国的政经危机，主要在上下两个方面，一是权力的顶端，二是权力的基础。

权力的顶端，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领导人的理想化思想，崇拜西方的所谓普世价值，二是因为没有获得希望的权力，而希望通过民主的途径，获得更大的权力。

权力的基础，也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大众的为了基本的生活保障，而发起的民主运动，希望通过选票来换取基本的福利；二则是纳税人，为了追求权责相当，而追求民主权利。

在上述四个方面中，领导人的理想化，是微乎其微的，如果真有这样的政治人物，实则就是政治白痴。

因此，中国的政治危机，主要来自后三个方面，简而言之，就是领导人，特别是最高领导人的选拔机制，及其合法性；底层民众的基本生活保障；以及纳税人追求的权责相当。

曾经，在河里俺说过，要坚决支持习近平，除非习犯了颠覆性错误，因此，被很多人投了草。这些人主要认为，习做的对，就支持，做错了，就反对。

反对俺的观点，表面上看正确，实质上，却忽略了一个重大问题，就是中国产生一个最高领导人，真的是太不容易了，其风险，甚至比美国大选的金钱成本都要高。

记得胡适曾说过，为什么支持蒋介石，就因为中国产生一个领袖，太不容易了，同样，晚清的曾国藩，李鸿章，张之洞，袁世凯等人，支持清朝皇帝，应该也是这个原因。

中国领导人的选拔，是一个暗箱操作，是最高权力圈子，相互斗争与妥协的结果，习的产生，除了能力上可能有些欠缺之外，其他各方面都十分合适，而最高领导人能力，在和平年代，并不是大问题，只要确定正确的方向，用好人就行了。

美国的一家媒体，将习成为全世界最有权力的领导人，那么，习的权力来自哪里呢？中国的干部官员，权力又是来自哪里呢？

毛曾说，枪杆子里出政权。

后来，林彪又说，枪杆子，笔杆子，两杆子都重要。

到了现在，意识形态领域已经残破不堪了，实际上，笔杆子已经被西方基本掌控了，官方只能出些八股文，大套话。权力的直接来源是钱袋子，根本支柱则还是枪杆子，只不过在大多情况下，是潜在的存在。

所以，在解决了最高领导人的选拔问题之后，钱袋子就最重要，这是决定权力的核心问题，这就是上面说的，财税来源的主体，和底层民众的基本保障。

中国的财税来源，是现行体制能够维系的第一大决定因素。

在其他国家，企业所得税，个人所得税，财产税，消费税，关税，铸币税，是国家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而前四者的纳税主体，都是明确的，这些人或组织，必然要求相应的权利，这是西方民主的主要决定因素。

而中国的财政收入，主要源自企业所得税，流转税，关税，铸币税，和土地转让收入，而企业所得税，很多还是国有企业，与合资外资企业，个人所得税占的比例很低，在国内纳税主体方面，并没有十分明确。

可以说，没有明确的纳税主体，是现行体制能够维系的关键。在这些财政税收来源当中，只有一个方面是难以继续维持的，就是土地转让收入，而这又占到了地方财政收入的一半，甚至大部分。

在已经征收了流转税的情况下，不会向消费者，再征收消费税，除非昏了头，取消流转税，而采用西方那种征收消费税的方法。

房地产税，就是一种财产税，在土地转让收入难以为继的时候，征收房产税，如果广泛征收，就可能引发民主的浪潮，因此，只要向有多套房子的少数人征收，就能化解这个问题。

可以说，只要纳税主体，不是普遍性的民众和组织，就可以化解所谓“我是纳税人的权责相当”。

另一方面，则是底层民众的基本社会保障，因为中国的底层民众，主要是农民工和农民，极为分散，因此，难以形成合力，大多数人，在农村有土地和房产，作为基本的保障，因此，只要在农村的土地和房产还在，就不会酿成太大的问题，最危险的就是土地的私有化，失去了土地，也就失去了基本保障，这些人只能聚集在城市，一旦不能找到工作，就会通过要求通过选票，来换取基本的保障。

总的来讲，中国的问题严重么？说严重也不严重，严重的原因，是因为很多事情不明确，不严重的原因，则正是因为很多不确定因素，所以，更有改进的空间和方法。

中国官僚和最高领导人的选拔机制，及其合法性合理性，是上层建筑的根本问题。

纳税人的权责相当，与底层民众的基本保障，则是经济基础的根本问题。

解决了这两方面的根本问题，中国就会走出一条人类从未有过的道路来。

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远胜过围绕着意识形态打转转，对中国的危言耸听，还是以西方那种意识形态为中心的产物，没什么新意。

对人性与一定内幕有了解的基础上，逻辑链基本上说得过去。作者基本上是毛派的，这点是前题。

阶级的极限性啊，每个人都跳不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