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为政和为君——做正事还是做马基雅维利 -- 林风清逸

做事情要讲究方式方法，这可以说是马基雅维利主义吗？

坏人做坏事，讲究方式方法。要踩点，要想好逃跑路线，要选择下手对象，要考虑经济价值。因为失手以后很有可能会被打个半死。为了少受皮肉之苦，就得多花点心思。

好人做好事，就不用讲究方式方法了？这可不对。历来都是建设比破坏困难，如果搞破坏的坏人都要讲究方式方法，那么搞建设的好人就只能更要讲究方式方法。

所以，做事，总是要讲究方式方法的，如果说这就是马基雅维利，那人人都是马基雅维利。标准的作用是用来区分。如果一个标准将“全部”都囊括在内，就失去了区分的意义。所以，如果哪一个标准说，人人都是马基雅维利，那么在这个人群之内再讨论马基雅维利主义、对人群内部进行划分的时候，这个标准就没有意义了，这个人人都是的标准就显得不合时宜，就需要新的、适用于内部划分的标准。

那种囊括一切的标准我们就不说了，人群内部的马基雅维利主义，以什么标准判定呢？

讲究方式方法，不等于一定就是马基雅维利主义。

有位朋友说：“无论左派右派，都是十足的马基雅维利主义者。”他说：“所谓灵活，乃是给予统治者随心所欲凭喜好处置人的灵活，如果事事必须依法，那统治者自己就被套进去了。秦汉的‘法治’，乃是有法律的人治，后世吹捧之，无非认为人治得不够、还要再人治一点才好。”

这就提出了一个重大问题：

如果统治者都是马基雅维利主义者，那么我们所谓的为民请命，成功之后自己是不是也会变成马基雅维利主义者？

用中国话说就是：

君王都要像桀纣一样坏，我们做了君王也一样要变成坏人吗？

这让我想起了最近冒出来一个童话故事，形式看起来是西方的。谁编出来的没人知道，是不是用来搞政治攻略的也没人知道。这个童话说：

村子附近有条恶龙，占有大量的珍宝，吃人，而且还要村子进贡少女。多年来经常有勇士进山消灭恶龙，但是勇士们都一去不复返。这一次，又有一个勇士进山消灭恶龙。经过激烈搏斗，勇士杀死了恶龙。恶龙在奄奄一息地时候说：不要以为你是正义的，其实你以为我谁变成的？勇士杀死恶龙以后，踏进了恶龙的洞府。勇士坐在了恶龙留下的财宝上面，身上慢慢长出了鳞片，变成新的恶龙。

这个童话很有意思。以前，有人说中国古代王朝更替不过就是一治一乱的循环。这个童话是这个理论的形象化。从这个童话故事里，我体会到了满满的恶意。

据说，马基雅维利主义有一句话是这样说的：

这句话的中心是什么？

“君主。”

这个观点，是从君主掌握权力的角度展开的。主语是君主，是统治者。所讲的内容，也是君主自身的安危。延伸开来，推广到普通人，就是个人为自己牟取利益。

这个角度，是纯粹的自私自利的角度，是以公权力为私人所有的角度。其核心目的是为了一己之私。

中国的古人则有不同的意见。春秋时代政治家子产就有一段明显不同的话：

子产的话也有一个中心，这个中心是：“为政。”

因此，这段话紧紧围绕公共事务管理学说展开。主语是“为政”。为政当如何，是这段话的主旨。

子产在临终前，向有望成为继承者的大臣所说的内容，是政治学说，是治理谋略，是公共事务管理方针。不是阴谋学说，不是权术谋略，不是个人攫取利益的思路。因此，这是政治家的行为，不是政客的行为。

马基雅维利说的是君主，是统治者，子产说的是“为政”，不是统治者。所以，所谓“左派右派都是马基雅维利主义”、所谓“有法律的人治”之类的观点，和马基雅维利主义的角度一致，和子产的不一致。

也许会有人问了，“为政”难道不就是“统治”吗？为政不就是统治者的工作吗？如何执政也是为了维护统治，似乎和马基雅维利主义直接点名了维护统治者，并没有实质性的区分啊。

要害就在这里。恰恰是在这里，有一个极其重要的区分。

马基雅维利理论是典型的坏的东西。“秦制的优点没学到，缺点倒是被人学了个透。”这是对马基雅维利主义的准确评价。无论马基雅维利本人是怎么想的，通常来说的马基雅维利主义，其核心是国家围绕君主个人服务。

然而在先秦时代，中国的政治正确旗帜，却与马基雅维利主义截然相反。中国的政治正确，是这样的：“国家不是为了君主服务，君主是为了国家服务。”古人的原话是这样说的：

慎到还说：

当然，理论是这样，很多时候做不到。然而，做不到归做不到，做不到和根本就背道而驰还是有着极大区别的。

中国自先秦时代就形成的政治理念就是，君主、百工、官吏，其存在目的就是“为政”。这与马基雅维利主义的国家存在目的是“为君”截然不同。

政，就是正事。什么是正事？正事就是正确处理事情，就是纠正事情、理顺关系。用现代的话说，正事就是协调处理社会生产生活中的矛盾与纠纷。用概括的话说，正事就是管理社会公共事务。

按照西方的马基雅维利主义，围绕君主去做一切事情，而不是围绕正事去做一切事情，这在精神内核上是和中国传统学说截然不同的。

那么统治和政治不同吗？统治者要统治，统治也要处理公共事务。这是马基雅维利主义。而中国传统政治学说，起点则是处理公共事务。为了处理公共事务，所以设置管理机关。因为设立管理机关，所以选任从君主到官吏的相关职司。看起来是一回事，其实完全不是一回事。为了统治而做事，和为了做事而统治，完全相悖。

因事设官，和因官设事，截然相反。这就好像预算，量入为出和量出为入，代表了截然相反的两种财政思路。前者就是休养生息、藏富于民，就是汉文帝；后者就是卖官鬻爵、苛捐杂税，就是清圣祖。

为政和为君，这两个政治派别是死敌。

子产对子大叔所说的内容，全都是讲为政当如何。子产根本就没有涉及如何尽可能多得盘剥民众满足私利。

也许有人会说，他做好了这些工作就可以更好的剥削民众。但是，为了做好工作，和为了剥削民众，完全是两回事。为了剥削民众，这个出发点是什么表现？康熙皇帝就是一个典型。康熙皇帝有一个很光彩的名言：“盛世滋丁，永不加赋。”表面上看去是很好很好的。其实呢？类似的事情是明太祖做的。明太祖以明朝某年的农税为准，确定今后农税只收这么多。这才是真的永不加赋。如果康熙皇帝仅仅是贪别人的功劳为己有就算了，更可怕的事情在于，此人不但贪功，而且犯罪。他首创了“捐”这个新的“税种”。什么叫做捐？捐就是捐献。康熙皇帝在名义上不加税，但是，治下的百姓既然很忠心，就得表现忠心。忠心的表现办法就是捐钱捐物捐女人捐劳动力。这样一来，原来的税赋确实没有增加，但是交钱的名目却更多了。捐这个东西，和中东三教的什么什一税什么天课之类的东西，思路都差不多：为君。或者说，围绕统治者。

为政，可以说就是为民。那么为民和为君，当然是两回事。

围绕政事所建立的政治学说，和围绕权力所建立的政客学说，当然也是截然不同的两回事。

关于国家，我有一个观点。国家，不是马克思所谓阶级压迫的暴力工具，也不是启蒙思想家所谓契约。国家，就是工具。作为工具，国家包含暴力的因素，也包括信任的因素，在某种程度上甚至也包括神秘主义的因素，其包含的因素虽多，但是万变不离其宗，国家就是工具。

国家是什么工具呢？国家，是社会公共事务管理工具。

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程度，人与人的交往越来越多，人与人之间的影响也越来越大，人与人之间的协作关系也越来越广泛，人类社会日趋复杂、精密、巧妙，因此，人类内部事务就越来越需要专门管理。国家就是用来处理人类社会公共事务的工具。

这个观点不是凭空出现的，而是通过对中国传统政治理论进行重新总结，结合社会学研究所取得的基础成果，对中国古代政治思想观点做的现代语言的再论述。现代科学体系做了很多事情，比如创立社会学，将人类活动做了深刻的研究，确定了很多相关定义。不如此，我也没办法找到足够的词语来描绘这个定义。列宁说要吸收一切优秀文明成果，我非常赞赏这句话。

对于如何使用国家工具，对于如何管理社会公共事务，对于为政，中国的古人有很多相关论述。

子产曰：“政如农功，日夜思之，思其始而成其终，朝夕而行之。行无越思，如农之有畔，其过鲜矣。”为政如同种地。种地显然不是马基雅维利主义。

然明曰：“视民如子，见不仁者诛之，如鹰鹯之逐鸟雀也。”为政就像看护农田的鹰隼，驱逐偷吃庄稼的鸟雀。保卫社会建设，这和马基雅维利主义又拉开了距离。

哀公问曰：“何为则民服？”孔子对曰：“举直错诸枉，则民服；举枉错诸直，则民不服。”为政只有正确处理公共事务才能得到拥护。正确处理公共事务，这和不择手段的马基雅维利主义又不一样。

中国的古人也谈到了君主自身的工作。和马基雅维利截然不同的是，中国古人是这样说的：

这段话什么意思呢？国家需要依照法度规则做事，但是如果做事的人不行，也做不好，所以君主要注意选择合适的人去做事。这段话的隐含条件就是：国家已经有了良好的法律制度、运行机制，而包括君主在内的职司只是为了运行这个机制。用现在的话说就是：你们这些家伙就是一群打工的！

这一段，有些人可能解读为君主要广设耳目监听四方。这是典型的马基雅维利式的误读。其实这段话说的是什么呢？说的是君主的工作。用现代的话说，就是管理人员的职责。

一句一句分析这段话说的是什么：

人君之道清净无为，务在博爱，趋在任贤。

——管理人员的职责，就是不要乱折腾，而要注意宽厚待人，要极其注重选拔人才。

广开耳目，以察万方。

——要广泛了解各方情况。

不固溺于流俗，不拘系于左右。

——不要囿于偏见，不要偏听偏信。

廓然远见，踔然独立。

——要能够独立思考，要有远见。

屡省考绩，以临臣下。

——要经常考察下属的工作绩效。

看看，看看，这一句一句的，句句都是谈工作，句句都是讲如何做工作。堂堂正正，干干净净，又有哪一句是在讲阴谋诡计？

当然，中国也有很多马基雅维利式的思想，这我不否认。但是，中国不是只有马基雅维利式的思想。

所谓“后世吹捧之，无非认为人治得不够、还要再人治一点才好”，这是我所不能认同的。

在这里有必要辨析一下“有法律的人治”。

在一部分人看来，因为法治也是人在治理，所以将法治混同于通常意义上的人治，认为秦汉时代的所谓法治也不过就是一种人治，认为这种法治也一种很可恶的事情。黑格尔说，存在即合理。这个观点的出现，是有合理性的。当然，出现合理不等于观点合理。

因为法治也是人在治理，所以觉得法治也不过就是“人治”，这个观点很常见。原因倒也很简单：任何社会行为都是人的行为。在计算机取代人之前，社会治理本来就是人在治理。所以，宽泛地说，所有的治理都是人治。在这个意义上说，法治本来就是有法律的人治。

法治和人治的区别体现在，是有法律的人治还是无法律的人治。用法律上的话讲，就是自由裁量权的大小是否逾越了法律本身。

探究问题时经常出现的一个问题就在这里。追究的过程中，发现所推崇的事物在广义上和他的对立面是一类。很多人到了这一步就陷入了思维混乱，破罐子破摔，觉得“南北军阀皆是一丘之貉”，然后就悲愤离开了。毛泽东就不混乱，他在割据的时代提出了“工农武装割据”的概念。其实，早在中小学时代，语文老师教同学们反义词同义词的时候，应该就已经讲到过，只有一个类型的词语才可以做反义词。在哲学上也是这样，所有对立的东西，首先必须都是同一个类型的东西。冷必须和热一样都是温度。冷和胖就不是反义词，同样的，法治和人治首先必须是一类东西，然后才可以对比。人类社会对人类社会本身的治理，显然是人对人的治理，简略地说，当然是“人治”。在“人治”之内，又分为法治和人治。在讨论小概念的时候很容易跨入大概念，然后面对形式上一致名字一样的大小概念，脑子陷入短路状态是很平常的事情。

当然，社会很复杂，不是我说的这么简单。虽然冷和胖不是反义词，但是有时候胖和热是同义词。

所以，没有必要因为法治过程中有人的存在而愤愤不平。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资本主义也有计划，法治也一样有人。在相似的表面之下有着本质的不同。

在相似的表面现象下，混淆了“为社会做事”和“让社会为自己做事”的区别，混淆了为政和为君的区别，混淆了政治家和政客的区别，混淆了好和坏的区别，混淆了对和错的区别，这是不对的。

一定要理解政治谋略与政客权术之间的差别。看到谋略就以为是权术，就觉得左派和右派是一丘之貉，觉得左派和右派都是马基雅维利，这是错误的。这样的思路，按照共产主义革命时代的习惯，完全可以归类为“左倾幼稚病”。

• 为政和为君，区别极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