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毕福剑和政治正确 -- 天王子
家园 囧你一下，是太祖让人销毁的？ 销毁说本身是谣言不 家园 原来我还以为是汪东兴干的，原来汪也是背锅的。
家园 那磁现在还有 littles还是非闲人有个帖子提到过，值老鼻子钱了！
- 复 那磁现在还有
家园 7501任务，操办此事的原江西省公安厅副厅长黄庆荣有回忆 7501任务缘起于1974年12月，是汪东兴面对面亲口交代给黄庆荣的。据黄庆荣回忆：
1974年毛主席身体不大好，有较长一段时间住在湖南长沙。12月份，汪东兴打电话要我去湖南，布置毛主席到江西的行程及警卫接待工作。
在湖南省委警卫接待处，湖南省公安厅高文礼副厅长拿了一个瓷盘给我看，瓷盘上的图案是毛主席喜欢的红色梅花，说：“这是给毛主席用的。”
我一看就觉得这些瓷器好粗糙，便说：“这个瓷红不红白不白的，不怎么样。我们江西造出来，肯定比这个好。”
汪东兴说：“你能行吗？恐怕也难吧。”
我说：“我可以试一试。”———这个被后人称为传奇绝作之景德镇烧瓷事件，就在如此平淡而轻松的气氛下确定了。
我从湖南警卫接待处得知，他们从醴陵定制了一些带梅花图案的家用餐具瓷器放在长沙毛泽东住处。1974年毛主席到湖南休息，用到这些瓷器时，微微皱了一下眉头，什么话也没有说。长期在他老人家身边的工作人员凭经验猜测，肯定是对瓷器不满意，却不知具体所指何意。
1975年1月份的一个晚上，我专程到景德镇，找市委书记李克时，与他商谈了为毛主席定做家庭餐具一事。我问：“你能做出最高水准吗？”于是他向我介绍了一些技术上的东西，表示景德镇完成这项任务没有问题。我与他反复商量，此事如果公开打着毛主席的旗号做，肯定要出大事，所以对外必须绝对保密，只能说是给上级领导做的，数量不多，要求很高。全部口头下达，不留任何文字材料。具体布置落实由李克时去办。
因为下达任务是做家庭餐具瓷器，所以每套并不是按通常那样以10个为单位，而是以3-5个为单位，供毛主席单独进餐或与家人共餐时使用，一套的总数大概有40-50件左右吧，具体数目我记不清了，但是绝不是像外面传说的一套有147件或200多件。
李克时找了国家轻工业部直属的景德镇陶瓷科技研究所。第一次做出来的画面有船、河流，无论从构思还是制作品质，一看就觉得不行。我提议，把景德镇的陶瓷技术高手调集在一起，成立专门班子来研究制作，李克时同意。这样就推荐了陶研所副所长罗慧蓉，经我们两次政审没有问题，决定要罗来负责。
李克时安排罗到招待所见我。为使气氛轻松一些，我们边吃晚饭边谈。我问：“你们现成的瓷器我们都觉得不太好用，能否另搞一个品种样式给我们？”
罗说：“可以，我们这里什么样的人才都有，什么样的瓷器都做得出来。”
我说了基本要求：“用料要最好的，绝对保证卫生安全，做出来要灵巧、好看、朴实、有个性特色，制作工艺要最好的，厚薄一样，不准有一点泡或一点疵。”
罗慧蓉当即表态：“可以办。但是人手不够，工作忙不过来。”
我笑着说：“人手不够你可以直接找李书记解决，钱的问题也找李书记。”
此后为加强领导，成立了专门领导小组，由我当组长，李克时当副组长。分工：李克时解决资金和人力保障，要什么给什么；罗慧蓉在技术制作上负总责。此时使工作走上了轨道，时间已经到了1975年的4、5月份。
在此后的两个多月内，试制组设计了很多种图案，陶研所推荐出“水点桃花”、“翠竹红梅”、“双面绘芙蓉花”三种，造型也搞了好几种。考虑到毛主席酷爱梅花，“828”招待所1号院毛主席住处客厅里所铺的手织羊毛地毯中央的图案就是一片盛开的梅花，于是就选定了“翠竹红梅”。
开始试验烧制了好多次，花费10多万元，都没有成功，也用完了库存的高岭土。为此专门到江西抚州地区临川县，组织老百姓上山捡了两天，我记得还付给当地老百姓5000元，凑集了两卡车高岭土。拉到景德镇，发动陶研所全所职工用手工的方法从中挑出两吨精料。烧了两窑，因釉下彩达不到要求又报废了。我立即赶到景德镇，找罗慧蓉到招待所，请李克时向她单位打个招呼，随后就把她拉到南昌。一路上我什么话也没说，罗以为我要抓她显得很紧张。直到南昌郊外的“828”招待所，带她参观了1号院毛主席来江西住的地方，我告诉她：“叫你们做的瓷器就是这套房子主人用的。到现在为止，你是知道这件事情真相的第三个人，回去以后谁也不准说。”
这使罗慧蓉半天说不出话来，既害怕又高兴。随后她向我保证：“一个月完成任务，完成不了你就把我关起来。”
此后，罗慧蓉放下了其他工作。全所进入临战状态，认真总结前一段的经验教训，集中全力攻关，试了三次，又花了约十多万元，终于达到设计要求，时间大约是1975年8、9月份。从最后一炉中精挑细捡，好不容易才挑出了最好的10套精品分装成10个箱子。
这10箱瓷器的分配：北京中南海4箱、湖南省警卫接待处2箱、江西“828”3箱、×××1箱。
试制过程中，每次烧制一窑大约是几百件，好坏加起来总共约有几千件。做完以后，我下令：1、人员撤回。2、试制过程中留下的残次品瓷器全部打碎一个不留。3、销毁图纸。
后来罗慧蓉专门跑到南昌找我，请求：1、剩下的有些残次品比其他普通瓷器还要好，全部打掉太可惜了，建议不要全部销毁，一部分留在陶研所作科研用，一部分发给为此奋战了几个月的工作人员作纪念，保证绝对不说来由，也不卖。2、保留一套图纸。
当时，我没有答应。后来我同意了，但特别强调绝对不准流入到社会上。最后他们究竟留了多少，我不知道，我自己是一件样品也没有拿。
没啥“中办文件”，也没啥“汪东兴指示除按规定挑出正品送北京外，其余的要就地销毁。"
家园 流散的7501瓷，起初价格也不高，最近1、20年炒起来的 80年代到90年代初，花个3、50元，就能买一件“7501”瓷，后来，这批瓷器的价格就渐渐上涨。
1992年，“7501”瓷收藏鉴定家马晓峰，在新加坡、马来西亚、香港等地举办大规模的展览会,“7501”瓷开始得到巨大关注。文莱王室开出550万美元的天价希望将这批瓷器收入王室，未获同意。
1996年12月，北京太平洋国际拍卖公司公开拍卖80余件“7501”瓷，无一流标，成交总金额达800余万元人民币。其中一件釉下彩水点梅花和合器，拍卖金额高达66万元人民币。
此后湖南省国际拍卖行也将其征集到的90余件“7501”瓷进行公开拍卖，总成交额1143万元。
2003年，“7501”水点梅花酒具，被新加坡藏家以8000万元天价买走，创造当代瓷拍卖价格的最高纪录。
“7501”釉下彩梅花酒壶
2002年3月4日，马晓峰将其收藏的565件“7501”瓷及其相关原始资料档案，完整地转让给“张稻房博物馆”。
2011年，北京保利春拍，一件“7501釉下红梅笔筒”126.5万元成交。
从1975年5月25日—8月31日，陶研所共烧制22窑，入窑14103件，实际出成品4200余件，平均合格率仅30%，当年从中精选出：釉上彩三套、釉下彩三套，包括9-15厘米不同规格盖碗，6-8寸和合器，茶杯、调羹、布碟、毛巾碟、文房四宝、品锅、饭锅、烟缸、茶缸，12厘米内外对画芙蓉碗、大饭勺、酱油壶、醋壶、胡椒粉筒、牙签筒、酒具、茶具等10箱，共有千余件。余下的，损耗外，江西828招待所拿到两箱，陶研所封存库房2000余件（82年春节，作为福利发给职工），除去不可能流入市场的，几次市场大规模拍卖被收藏的，以及历年流失海外的，目前能进入市场流通的“7501”瓷可能已不足千件 。
目前市场所见各类印有红色国徽图案，笔筒、茶壶器身等印有釉下白色主席头像及诗词，器底印有“中南海怀仁堂”款识的瓷器，均系近年的仿制品，另见有“丰泽园”，一九六二年或一九六七年制等款识的瓷器，均不是“7501”瓷。
家园 当年制作花了20多万，中办选走的那批估计现在要值几十个亿 究竟是瓷器本身的艺术价值还是…………？
- 复 逐一回答
家园 逐条反驳 1. 主席抽了多少年这个香烟，我没有具体的资料，在我的叙述里面是暂定五年，你不动声色地改为5~7年，我只能呵呵了。 在中国农历网中倒是有一段叙述：
在有些毛泽东的录像中，可以看到他手中夹着一支烟身棕黑、形状粗实的雪茄。它曾是毛泽东的爱好之一，陪伴了他5年之久。在你没有证据证伪之前，还是把它改成5年，有助于你取信观众。当天入选的成员是刘宗贵、姜跃秀、黄炳福、范国荣4位师傅，都是政治合格、技术过硬、经验丰富的老师傅。一开始，他们也不知道此行是干什么，到成都后才知道是要给贺龙造烟。他们在成都待了4个月左右，每天工作8个小时，每人每天要生产100至200支雪茄烟。1个人每天平均生产150支烟，4个人一天能生产600支烟，主席只抽10支， 60分之一啊。如果这些师傅每天的工作价值100元，主席也只“腐败”了1.6元啊。[FLASH] 如果主席付了1.1元，他每天贪污五毛。我终于找到了五毛的出处了。 好了，调侃结束。[/FLASH]
何况，这篇文章中说的是给贺龙卷烟。我看在证明主席腐败前，你先证明了贺龙腐败。就算后来专门给主席卷烟，一个人一天卷两包，但主席只抽1包，这个人的劳动力也只占用了一半， 好像也没有腐败到哪儿去啊。
2.对于贪官的老婆受贿一事，确实是灰色地带，从宽的话只要没有利益输送证据，一般认定没有贿赂。不然温的老母坐享几亿平安股票，有些人怎么也应该把秦城坐穿了，可惜我们现在没有办法。
当然对于共产党员要从严的话也不是不可以，但也要有规矩。不然我们两个朋友，昨晚请你喝了一瓶红酒，你也不知道价格，第二天纪委得到举报，说你接受贿赂， 你肯定要冤死了。贿赂同僚这件事很好认定，就是行贿人有没有在提供某些超出正常交际利益的直接或者暗示某一个明确诉求，受贿人明白并提供回报。
今天贺毛已死，也没有人在党内替毛辩护，毛是唯一一个纪念100周年，120周年同时被批评的人物，秦皇汉武唐宗宋祖成吉思汗在历史书上都没有缺点，但毛要重笔写缺点的人物，你们有什么贺龙贿赂毛泽东，最后被毛迫害致死的证据不拿出来，还用这种莫须有的招数呢？这事反正我听着像黑色幽默。
3.60年代我有钱确实不能让顶尖师傅伺候我卷烟，今天我有钱可以找到顶尖师傅伺候我卷烟，但我必须出钱，出大价钱。如果我不出足够的钱，我就是一傻帽，没有人理我。 但在60年代，就算毛不出一分钱，不给提干，不给升官，一样有一亿人愿意替他干，为什么？ 就为了人大代表里面60%是真的工人真的农民。 他就像一个摇滚巨星一样，被工农群众看成是我们的人。
回过头你再去看看，白宫请的厨师， 园艺师，那一样不是顶级的，上了白宫采购清单的，那一样不是顶级的。那个是谁买单？
所以用这个来诋毁毛，无效！
4.等级制度在一定的历史时期是合理制度，反对等级制度就是极左！
为什么？ 我曾经想降低公司的出差食宿，真是太奢侈了，每晚五星级酒店，300美元，伙食标准，600人民币，长途飞行公务舱， 其他的交通工具不设限，由个人取舍， 一般出差3~4天，账单起码2万。我的美国上司跟我说，对于一定阶层的经理，公司就是要尽可能提供最好的条件让他生活得好，让他的精神状态最好，身体状态最好，因为他每次拜访客户，1%的不适，可能是公司1百万美元的损失， 甚至是1千万美元的损失。但我们没有能力和必要负担每个雇员这个标准，这个和平等无关，这和生意有关。
美国人的实诚让我明白了大道理。奥巴马就应该享受，屁民就应该受苦， 这是唯物主义的正义。人与人之间的确是平等的，但只要你用个人贡献大小来衡量这个社会体系，必然导致某些地方不平等，承认这个不平等是实事求是的唯物主义做法。 毛的一生，有数的几个错误，我认为其中之一就是在正确对待不平等上面做得还不够， 导致社会欲望未能充分释放出推动社会前进的动力。 恰恰相反， 你倒是指责毛搞腐化，不平等，你不怕这么一比， 把邓爷爷从东海吓回来？
今天有一些人反毛，用毛的“特权”“享受”来反。就好像你们说毛极左，但是反对他的时候举例确实他还不太左。说实话，光写这段字我就已经精神崩溃了。
至于江青的腐化，本来不在讨论范畴，你既然要提，就拿来说吧， 但我对江青没有兴趣，对她的行径不了解，不一定回应，但有一条，请不要把那些无边野史拿来， 丢了西西河的脸。
通宝推：山海马甲,梓童,白玉老虎,来路,看得真过瘾,阴霾信仰,SleepingBeauty,李根,透明,唐斩非,高粱,马后炮,贼不走空,西安笨老虎,surfxu,watomi,老老狐狸,东方青木,脊梁硬,- 复 逐条反驳
家园 另有个说法，主席是68年开始抽雪茄的，李先念推荐 毛泽东从年轻时就开始抽烟，经常是一支接一支而且就喜欢味辣劲大的，到了晚年，老人家疾病缠身才不得不听从医生的劝告把烟戒掉。
烟龄长、烟瘾大加上不讲究，老人家一辈子抽过的烟无数。
1927年1、2月间，毛泽东在湖南长沙、湘潭等五县考察湖南农民运动时，抽的是“叶子烟”。当时湖南农村老百姓都抽这种烟，一问一答，云雾缭绕，参加座谈会的农民不把这个穿长衫的高个子先生当外人了。
战争年代，毛泽东抽的烟大都是战士缴获的纸烟，有啥就抽啥，他曾戏称为“吃百家饭，抽百家烟”。
纸烟断顿的时候，他就用纸裹上农民自种自晒的旱烟烟丝卷成喇叭筒，自制卷烟，这种旱烟没有经过深加工，油重劲大味辣，常常伴随着一股异味，但他抽得津津有味。尤其是当他下乡与农民开会、交谈时，相互递火，一起抽当地产的旱烟，放松自在。
50年代初，毛泽东抽了几年铁罐装的美国产“三五”。“三五”烟劲大，一般人呛得受不了，毛泽东在解放战争中抽过缴获的“三五”后就喜欢上了。
刚建国时的国产卷烟的质量很差，毛泽东说：现在做的纸烟质量总比外国人制造的要差，要拿点好烟招待外宾，纸烟两面没有中国字，都是外文，很不好。要搞一种较好的烟出来，不用一个外国字。
上海的国营中华烟草公司接受了这个任务，1951年，“中华牌”卷烟问世，1956年，“熊猫牌”卷烟投产。毛泽东就弃美国产“三五”改成抽国产的“熊猫”、“中华”了。
毛泽东对“熊猫”、“中华”很满意，但这烟口感好价格也不菲，毛泽东有时也感到吸烟花的钱太多。
1959年在武汉，他听说湖北产的“珞珈山”牌香烟味好价低，试抽后觉得名副其实，一包才一毛二（当年无嘴中华六毛，带嘴七毛二，熊猫还要贵点），就买了些带在身边，6月回故乡韶山时，老人家随身带的就是武汉买的“珞珈山”香烟。
毛泽东原来抽烟不用烟嘴。保健人员认为他抽烟太多，对身体危害甚大，就弄了一些烟嘴给他，说：“主席，你以后还是用烟嘴吧，这样可以过滤一些尼古丁。”他听后尽管不很乐意，但还是采纳了，后来也慢慢地习惯了使用烟嘴。
1961年6月，工作人员打听到国外有种烟嘴可装过滤药物，能大大减少尼古丁等有害物质的吸入，于是便委托外交部购买了两打。这年7月1日，外交部便买到了这种烟嘴。外交部派了专人将烟嘴送至中南海，同时交给毛泽东的生活管理员一张《往来款项结算通知书》：“我驻日内瓦使馆转来委托外交部收款书第49 号单据共4张，计欠165.60法郎，按0.569折人民币94.23元。兹将上项单据随函送上，即请将款交还本部财务科，以便转还使馆。”毛泽东的生活管理员本想在招待费中报销这笔开支，但毛泽东坚决反对，最终从主席稿费中开支。
1968年，毛泽东患了一次重感冒。病中，老人家还是想抽烟，但一抽便咳嗽不止。他感叹道：“人病了，烟都没味。”工作人员就此劝他戒烟，但他烟瘾实在太大。李先念知道了此事，就向老人家推荐他抽一种特制的“雪茄”：“这种烟既可以解瘾，又不会咳嗽。”毛泽东听罢将信将疑，就和同为老烟客的机要秘书徐业夫商量，请他试抽。徐也有气管病，且相当厉害，而烟瘾却并不比毛泽东小。徐业夫试抽了一段时间，感到确如李先念所言，便在毛泽东面前大吹特吹。毛泽东便说：“拿根烟来，先试一试！”不试不知道，一试吓一跳，这种雪茄烟倒真是特适合患有气管病的老烟客。从此，毛泽东便开始抽特制雪茄。
这种中式雪茄源于四川什邡小作坊生产的手工卷烟，公私合营后，贺龙元帅将把主席赠送的古巴雪茄提供给什邡烟厂，支持其研制出口产品。64年开始，该厂开始生产特制雪茄，供应贺龙等中央领导。最初是在什邡本地生产，通过成都军区送往北京，71年913后，有关部门出于安全考虑在北京南长街81号开了一个生产小组，烟叶和技术人员都是从什邡过来的，卷烟的封口设备则来自越南。该烟包装普通，外观仅为白纸制成，毫无装饰，而且有一个与众不同的特点，即暂停未吸20秒后便可自动熄灭，不致于因乱丢烟头引发火灾。
又过了几年，毛泽东疾病缠身，连雪茄也不能抽了，不得不听从医生的劝告，才下决心戒掉了烟，此时已是他去世的前一年。
通宝推：马后炮,家园 “穷人”刘少奇不敢抽太贵的烟 刘少奇在生活中没有什么特别嗜好，就是爱抽烟。
上个世纪二十年代初，刘少奇在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时，工作人员不论职位，月薪都是15元。而刘少奇常常等不到发薪，烟盒就空了。为了备“烟荒”，他就将平时吸剩的烟头留下来，没烟抽时，就用纸卷着这些剩下的烟屁股抽。
1947年在西柏坡，刘少奇每月的津贴是3元钱，除1元交党费外，所剩2元全部用来买烟，还是要闹“烟荒”。
建国后，实行薪金制，当时行政级别是1-24级。
60年9月，毛泽东建议降薪，党内取消1、2级（党外保留），3级降薪12%，4级降10%，5级降8%，6级降6%，7级降4%，8级降2%，9至17级降1%。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总司令本来是可以拿军队元帅工资的，比走行政级高一些，总司令没要）等人的工资都是党内行政干部最高的3级，工资404.8。
王光美资历浅工资低，刘家子女多，刘少奇抽烟就只抽“大前门”（当时好像是三毛五一包）。
一次，刘少奇到西花厅找周恩来商谈工作，周恩来把刘少奇让进办公室后，从柜子里拿出一听罐装“大中华”，说：“难得你来一次，破例破例，为你准备着呢!”刘少奇呵呵笑着，仍从自己口袋里掏出一盒“大前门”，说：“你那高档品留着招待别人，我抽这个习惯了。”
毛泽东也深知刘少奇吸烟节约。一次，刘少奇和毛泽东谈工作，毛泽东请刘少奇品尝云南玉溪烟厂特制的“云烟”，并说明这些烟他已经用稿费付过钱了。谁知刘少奇恭敬地笑着，拿起一支“云烟”闻了闻，赞了声“好烟”，便给毛泽东点上，自己却依然从口袋里掏出“大前门”来吸。当毛泽东问其原因时，刘少奇答：“不是不想抽好烟，是怕自己上瘾，上去容易下来难。我几次想戒，可是一熬夜赶材料、文件，就靠它来提神，欲罢不能了。”
1958年，刘少奇在成都开会，当时烟恰巧抽光了，秘书吴振英便拿了盒云烟。刘少奇吸后觉得还不错，吴振英便说：“那就弄一些来。”刘少奇马上说：“一定要付钱!人家不要钱，我就不吸烟!”烟买来后，刘少奇看了发票才放心地抽起来。无论是召开会议、商谈工作还是接见外宾，刘少奇总是自己带烟。
家园 刘少奇退补助 摘自王凡、东平合著的《红墙童话：我家住在中南海》（作家出版社）
1960年春天，一位警卫员领回少奇同志的工资后，就和大家议论起少奇同志的生活问题，“别看他是国家主席，生活也够紧张的，他们两口子的工资加起来尽管有500多元，可是扣除房租、水电和保育员的工资后，剩余部分既要支出8口人（应该是9口，笔者注）的全部生活费，5个孩子的学杂费，还要支援亲友，少奇同志抽烟喝茶每月要花几十元，即便是精打细算，也难以分配。”
另一位卫士说:“所以少奇同志和光美同志处处要求节俭。”
“连孩子们夏天喝点饮料也抠得很紧。有个孩子早就想买辆自行车，但光美说买不起。”保育员最清楚这些。
“最为难的是我这个厨师，逢年过节稍一改善，就说超标准了，这样下去首长的身体会受到影响的，我们应该向上级反映一下。”郝苗的话是很有分量的。
另一位同志有点不平地说:“应该给少奇同志夜餐费，我们不是都有嘛！少奇同志平时出差从来未拿过出差补助，这也是不合理的嘛，按规定该有的也应该给人家嘛！”
卫士长插话说:“你们说的这些过去都提过，可首长和光美同志不同意要。”
这时有人提议:“像这些的生活小事，为什么一定要让他们知道？我看就以夜餐费的名义给他们补助点吧。”大家一致同意这个意见，而且不要向他们汇报了。后来经与警卫局主管少奇同志行政工作的副局长商量，决定每月补助他们30元，每人每天补助5角。补助就这样开始了。（狐狸注：办法总比困难多
）1962年夏季的一天，警卫局的一位领导对毛主席说，中央几位领导也应该有夜餐费，但他们都不要。现在有的领导同志生活比较困难，准备予以补助。毛主席说：“可以根据具体情况办嘛，总司令和少奇同志、陈云同志，靠他们生活的小孩多，应该补助，我就不需要嘛。”
后来，毛主席出于对生活困难的同志的关心又在一次小会上提到这件事。
少奇同志回到家里就问光美同志:“是不是给过我们什么生活补助？”“我不知道。”光美同志惊讶地答道。“你去查一查看。”少奇同志又补充了一句。
光美同志立即来到卫士组问大家，卫士们以为别人已经告诉她了，瞒也瞒不住了，便照实说:“根据国家工作人员工作到夜里12点就应该给夜餐费的规定，我们认为也应该发给你们两个人夜餐费，这样就……”卫士还想讲些理由，但光美同志已经清楚了，“别说了，总而言之是补助了。”她立即把这个情况报告了少奇同志，少奇同志马上把我和卫士长叫去，严肃地批评说:“我的生活问题，为什么瞒着我，这些事过去我曾多次说过，通宵工作，是我的习惯，一个人每天就吃三顿饭嘛，白天工作、夜间工作，横竖就是三顿饭，要什么夜餐费？你们可以要，我不要。比我困难的人还很多，为什么对我额外补助？”我感到了他的气愤不平。
停了一会儿，他又追问:“这是谁的主意？”我说这是开会大家一致同意的。
少奇同志的眉头拧得更紧了，他提高嗓门又说:“开会为什么不让我参加？为什么不报告我？我的生活问题，应该让我知道。我有自己的工资，不能再要国家补助。请你们从补助的那天起到今天为止，算一算共补了我们多少钱，我要退赔，要把每次退赔的收据给我。”
光美同志也说:“我们就是节衣缩食也得赔。以后凡是关系到我们的事，不要瞒着我们。开始少奇同志以为我在瞒着他，你们是好心，可却帮了个倒忙。”
我们算了一下，共补助了两年10个月，每月30元，共计1020元。从当月开始每月扣30元，还得扣两年10个月。这样一来，每月从补助30元，到倒扣30元，等于每个月的生活费降低了60元。
不知道这书可信度如何，场景挺栩栩如生的。
家园 当年生活比较讲究的 贺龙算一个，小平算一个，老不厚可能也算一个。
工资高，负担相对少一点。
朱德把老家的小孩弄来了，日子过得也比较紧。
家园 周总理的生活也比较讲究，特别是吃喝，很有研究和心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