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红衣炮与大秦碑 -- 京华烟云AMIP

明军在辽东屡次大败后，西方传教士及其同情者们再次看到了曙光，于是通过代理人向新皇帝天启上奏，希望以自己掌握的特长来换取自由传教的权利。而他们提出的条件，似乎让困境中的明帝国难以拒绝：威力巨大的西式大炮，以及正确操作使用这些大炮的技术。当时的一位传教士写道：

“趁此次战争的机会，有两位信仰基督教的高贵学士，保禄和弥额尔，向皇帝进言，索取澳门葡萄牙人的大型火器、火枪及枪手；他们希望用这个法子让被逐出境的教会神父返回，并再度恢复基督教。”

“保禄”是“保罗”的旧译，拉丁文为Paulus，直译为保卢斯，是古罗马人常见的名字，在英文里则为Paul。即使现在，天主教会仍然将该词译为“保禄”，而新教会通常译为“保罗”。由于圣保禄或圣保罗的缘故，这个名字后来成为许多基督徒的教名，中国的基督徒自然也不例外。

至于上文中的这位“保禄”，则在中国历史上大大的有名，他就是徐保禄，而其本名徐光启也许更为我们所知，中国古代最伟大的科学家之一。在有着思想家、数学家、天文学家、水利学家、农学家、军事学家以及政治家等一长串头衔的同时，这位上海男人也是明朝内地最早的基督徒之一，他于万历三十一年即公元1603年在利玛窦的影响下受洗入教，后被天主教会称为中国的“圣教三柱石”之首。

公元2011年，徐光启的家乡上海教区为他“宣福列品”程序启动，这是天主教封圣的一个阶段，相当于向教廷申请圣人认证，如果教廷考察后评定为“真福圣品”，就意味着他成为了天主教正式的圣人。需要指出的是，所谓“封圣”往往是一个很漫长的过程，通常情况下需要数年甚至更长的时间，徐光启的事儿起码到目前为止还没有确切结果，因而前些年所谓“徐光启已被封圣”的消息，很可能是一种对于封圣程序的误解。

“弥额尔”来自犹太人的希伯来语，在拉丁文中通常写做Michael，圣经里译为“米迦勒”，是一位大天使的名字。在各国语言中，这个词有着差异颇大的发音，比如在英语中是迈克尔或麦考尔，在俄国和东欧则是米哈伊尔，尤为有趣的是，它的爱称“Mickey”也许流传更广——人见人爱的米老鼠嘛。上文中那位的“弥额尔”，其中文名为杨廷筠，万历三十九年即公元1611年加入天主教，他也是所谓“圣教三柱石”之一。

徐光启与杨廷筠，这两位儒生出身的天主教徒，向皇帝上书时身份都是监察官员——徐光启是河南道御史，相当于中纪委分管河南省并协管中央各部委的专员，徐光启则为河南按察司副使，相当于河南省纪检委副书记，后者的级别要更高一些。

面对严峻的形式，刚刚上台不久的东林党内阁做出了颇为艰难的抉择，虽然徐光启等人关于引进西式武器的提议很有吸引力——徐甚至宣称，“可以克敌制胜者，唯有神威大炮一器而已”——但这些建议背后所隐藏的政治与文化风险，一向以儒家正统自居的东林党人肯定不会忽视。

对于明廷的左右为难，后来的研究者认为，朝廷内部对引进葡萄牙大炮并非全无异议，由于这种新式武器同万历、天启年间令人困窘的基督教有着某种联系，一些大臣对使用这些洋炮深感厌恶。例如，在天主教势力极大的福建，张赓（泉州人，曾担任教育官员，他与耶稣会士合作翻译了<伊索寓言>）等教徒就希望基督教能将中国社会从混乱中拯救出来。

而军界官员则对西方国家的扩张忧心忡忡，并将基督教同这样一种罪恶阴谋联系起来，即企图侵蚀中国固有的儒家正统思想，而后者正是使中国保持强大的法宝。因此，帝国朝廷对是否要以自由传教为代价换取欧洲先进的火炮技术，仍然犹豫不决。

明朝人叫这些欧式火炮为“红衣大炮”，关于该词的来源，一说荷兰人和葡萄牙人的毛发偏红，当时中国人称呼他们“红夷”，这两个国家是明帝国在欧洲的主要贸易伙伴，因而来自欧洲的火炮便被通称为“红夷大炮”，后来以讹传讹成了“红衣大炮”；一说这些欧式火炮来到中国后，明军经常给它们披上红色的炮衣，既做装饰又遮风挡雨，“红衣大炮”因而得名；还有一说认为这些大炮本来只有“红夷”而无“红衣”之名，是出身少数民族的满清统治者忌讳“夷”字，才改为“红衣”。

红衣大炮的身管细长，类似于现代加农炮——拉丁文“加农”即“Canna”的本意，便是“管子”，这种炮初速快射程远，弹道低平易于瞄准，直到现在仍然是各国炮兵的主力装备。从保存至今的一些红衣大炮来看，有的重达2吨甚至更高，以当时的度量衡换算，已经属于三千斤（明朝1市斤合今天596.8克）以上的重炮，这么沉的大块头显然移动不便——事实上，许多红衣大炮其实本为舰炮，引进中国以后又固定在城墙后做为城防炮使用，并不需要多少移动空间。

虽然中国早在明朝永乐年间就建立了专门的火器部队——神机营，装备了各种火铳，而且朱老四在和蒙古的实战中，还总结出“神机铳居前，马队居后”的使用战术，可惜进入十五世纪中期以后，中国的火器水平一直徘徊不前——其原因很多，就不细说了——反而是传到欧洲以后突飞猛进，取得了飞速发展。

十五世纪五十年代，欧洲人发明了制造颗粒状黑火药的工艺，大大提高了火药的威力、稳定性和防潮性，逐渐取代了此前的粉末状黑火药，不过也有人认为明朝其实也有类似的发明，不一定比欧洲晚。新火药也淘汰了此前分节铸造的低膛压火炮，促进了制炮技术的发展。其中法国国王查理八世功不可没，对火炮发展史颇有研究的恩格斯曾写道：

“他彻底取消了可拆卸的炮尾部，开始铸造完整的青铜火炮，采用了炮耳轴和带车轮的炮架，并且只使用生铁实心弹。”

当明廷考虑引进这种武器时，西方早已经产生了关于火炮制造、炮兵以及炮弹飞行方面的理论体系。意大利数学家塔尔塔利亚于1537年出版了第一本关于抛射体理论的书，他发现在真空中45度的射角可使炮弹达到最大的飞行距离。西班牙人科耳亚多和乌凡诺也进行了类似的研究，不可忽略的当然还有伟大的伽利略，他们共同奠定了炮兵弹道学的理论基础。

几乎在同一时候，意大利冶金学家比林古乔对铸造技术的研究，大大改进了火炮的制造法，而哈特曼研究出了口径比例表，用它可以按火炮各部分与炮口直径的比例去计算火炮各部分的尺寸，这就为火炮的构造提出了一定的标准，给此后理论与实践的有效结合开辟了道路。

随后发生的一件事，加速了帝国引入红衣大炮的进程。当时，一只荷兰与英国的混合舰队，突然进攻葡萄牙占据的澳门。当地葡军力量十分薄弱，但无巧不巧的是，后来大大有名的汤若望等几名耶稣会神父此时正滞留在澳门，而他们对火炮操作十分熟悉。

于是在汤若望等人指导下，葡萄牙人迅速装配好几门大炮，随即向英荷联军开炮，其中一发炮弹正好打中敌人的火药库，联军大乱，葡萄牙人趁势反攻，敌军不得不逃回船上，许多人在逃跑时淹死在海里。

按照传教士的说法，明帝国广东当局得知此事后很感兴趣，不仅向葡萄牙人表示祝贺，而且还允许他们在澳门构建防御工事，而在此之前，中国是不许葡人在澳门设防的。

很可能在明廷看来，葡萄牙人既然能打败英国与荷兰的联合舰队，那他们的大炮就是“红夷”中最优秀的了。与此同时，明朝官员对西式大炮印象深刻，最后终于决定引进了一批火炮，以及指导操作这些火炮的几名葡萄牙熟练炮手。

出于和主人搞好关系的目的，澳门当局极想满足明廷的要求，于是很爽快地一次性卖给中国三十门大炮（一说二十门），并答应派专业炮手去指导操作，不仅如此，他们还组建了一支包括上百名滑膛火枪手的队伍，去支援和训练明军。

不过，该计划遭到了朝廷中沈漼（时为内阁大学士）等反对基督教的高级官员之阻挠，葡萄牙炮队及火枪手被迫滞留澳门无法成行，直到不久后大学士孙承宗接管兵部，这一计划才重新启动。在耶稣会传教士的组织下，这些枪炮及人员分两批进入中国内地，据考证最后有十门大炮抵达了辽东前线。

但其实，这些大炮并非葡人制造，而是来自一艘英国军舰，它在澳门海岸失事，船上的大炮被打捞上来，现在葡萄牙人把它们转手卖给明朝，中间大大赚了一笔（另一说，这些炮是从被澳门当局击沉的英荷舰船中缴获的）。后人研究认为，几年后宁远城头造成努尔哈赤受伤甚至死亡的那门大炮，应该就是它们之一，即，明人在葡萄牙人的训练下，用英国造大炮重创了女真人。

于此同时，滞留在澳门的传教士们，也在徐光启等人的安排下，以外国技术顾问的身份，堂而皇之地进入了内地。据说，神父们开始时对自己的新身份颇为不满，辩称他们只是意在传教的上帝仆人，并非什么军事专家，而深谙中华和稀泥传统的中国基督徒则劝道，不要把这个身份看得太重，它仅仅是个称呼而已，就像裁缝的缝衣针，只有缝衣时才有用，一旦缝好便不必在乎了。

就这样，汤若望等人于公元1623年来到北京，开始指导明朝工匠铸造和使用西洋大炮，正是这些大炮（其中包括部分购自澳门的英式火炮）后来到达辽东战场，重创了努尔哈赤的后金军。

就在辽东战事如火如荼的天启三年（公元1623年），遥远的陕西出土了一块石碑，随即在整个基督教世界掀起轩然大波，以至于正在潜心研制火器的传教士们，也不得不分出一部分精力参与其中。

这块石碑就是著名的《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现保存在西安碑林博物馆。“大秦”是汉唐人对罗马帝国及其统治的近东地区的称呼，《后汉书》写道：“其人民皆长大平正，有类中国，故谓之大秦。”而该石碑之所以能在基督教世界引发巨大争议，正是由于碑中提到的“景教”。

景教即聂斯脱利派，是基督教早期的一个派别，名称源于公元428年担任君士坦丁堡牧首（大主教）的聂斯脱利，此人主张耶稣同时具有神性和人性，玛利亚只是生育了基督的肉体，没有赋予耶稣神性，因而并非圣母。这些理论受到许多教士的激烈反对，最终在公元431年召开的以弗所基督教大会上，聂斯脱利及其追随者被宣布为异端，随即驱逐出教会。

聂斯脱利最后死在埃及，但他的理论并没有消亡，既然罗马帝国不能相容，信徒们便逃往国外传教，足迹遍布美索不达米亚、波斯甚至印度，并正式脱离罗马教会，自称迦尔底教会或亚述教会。尤其萨珊帝国时期，出于对抗罗马帝国的需要，该派曾获得波斯当局大力扶持，传播范围逐渐扩展到中亚和远东。

大约南北朝至隋唐时，随着欧亚民族大迁徙，聂斯脱利派进入中国，当时它有波斯经教、大秦教等许多称呼，后统一改称景教——“景”在古汉语里为“光”、“大”之意。贞观九年（公元635年），一个名叫阿罗本的景教僧侣来到长安，向唐太宗申请在帝国传教的权利，对宗教民族问题并无成见的李世民大帝不仅痛快地答应，还亲自接见了阿罗本。

《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便是唐朝的聂斯脱利派基督徒在公元781年时树立，碑文用汉文撰写，共有1780个字，另有数十字古叙利亚文。虽然说的是形而上学的宗教，但文风却行云流水毫不晦涩，显示了作者深厚的中国文化功底。至于具体内容，由于与本文关系不大，这里不再赘述，有兴趣的读者可以自己找来欣赏。总而言之，基督教从此获得了官方的认可，在伟大的东方古国生根发芽。

石碑在天启年间出土后，被送到了西安，并很快引起了酷爱金石学研究的明朝学者们的兴趣，但他们对上面的叙利亚文毫无头绪。直到其中一人将碑文拓片送给了“圣教三柱石”之一的李之藻，后者与几名耶稣会传教士参照汉语碑文，几乎不费多大力气就得出了结论，碑文中那个曾经十分显赫的宗教，正是他们所信仰的基督教。

欣喜不已的传教士马上给罗马教廷写信，宣布中国这一划时代的重大发现：“在西安发现了一通古碑，该碑证实了神圣的福音确实在中国传播过！”附在信中的还有初步译为拉丁文的碑文，尽管有些内容还没有搞清楚，但已译出的部分已经足够证明，那个受到唐朝皇帝礼遇的传教团，无疑属于古代基督教。白璧微瑕的唯一疏漏在于，传教士认为该碑属于自己信仰的天主教，因为景教在欧洲早已绝迹多年，他们根本不知道还有过这一教派。

但令人哭笑不得的是，对这一重大发现，欧洲人当时的反应却是异口同声：假的！先入为主的他们，根本不相信基督教曾在古代中国传播过。于是，耶稣会士们被基督教学者斥为骗子，而景教碑的出土，当然是耶稣会刻意营造的一场骗局，他们的目的显然是为了向教廷多骗取一些传教经费。

甚至直到一个多世纪以后，大思想家伏尔泰还专门写诗嘲笑耶稣会的拙劣“骗局”，据说这些诗篇曾在当时巴黎的沙龙中广为流传：

“啊！您还不算老啊！

您还要我去骗人，

您还是先好好骗骗我吧！”

事实上，在石碑发现后的一百五十年里，它都被欧洲人视为伪造品，直到十九世纪六十年代，人们才逐渐意识到以往的错误。今天，《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的真实性得到了全世界的公认，中外学者们通过对古籍的研究，还有过去八十年来的考古发现，早已确认了碑文记载绝非空穴来风。

说明：本文节选自笔者正写的一部书《鞑靼战纪——明亡清兴的第三方视角》，请勿转载，以免将来有机会出版时发生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