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跨越啊，中国脊梁-读“高铁魅影“有感 -- 范进中举

据《明史》记载：“壬戌，师溃，死者数十万。英国公张辅，奉宁侯陈瀛，驸马都尉并源，平乡伯陈怀，襄城伯李珍，遂安伯陈埙，修武伯沈荣，都督梁成、王贵，尚书王佐、邝野，学士曹鼐、张益，侍郎丁铉、王永和，副都御史邓棨等，皆死，帝北狩。”在土木堡之役中，损失的文武官员数百人，都是大明王朝当时的精英分子，尤其是武将勋贵，几乎一锅端了

再说说土木堡之变的严重后果：武将勋贵势力几乎全军覆没，从此文官势力一头独大

开国时的勋贵子弟和永乐靖难时的勋贵子弟在那时候在朝堂都有话语权，那时候在朝堂并不是文官独大，武将一样有地位，而且也不低，是可以和文官平起平坐的存在，而且这些开国勋贵和靖难时的勋贵子弟代表的就是武将集团，但是土木堡之变把那些勋贵子弟都葬送了，特别是那些在朝堂有话语权的勋贵子弟，关键是这一死就给蒙古人一窝端了，剩下的传人要不是那些年龄还小的就是一些没权力没才识的。才造成朝堂上逐渐给文官打压得永不翻身，要知道那些勋贵子弟都是朱元璋和朱棣时的有军事常识和有才华的老人后代，而且那些人因为立功多，地位也高，在朝堂上说话也硬气

成国公朱能是“靖难”武臣之首，朱棣藩封燕王时，与张玉共为王府指挥使，自东昌之役中张玉阵亡以来，朱能一直是朱棣的头号股肱之臣。朱勇为朱能子。张玉死于靖难中，朱棣即位后称其为靖难第一功臣。长子张辅册封为英国公，世袭罔替。曾率数万军队平定安南叛乱，功勋彪炳。土木堡事变中死于乱军。

张、朱两门，自永乐以来，深受皇室信任，又有其他靖难功臣子弟，互相联姻，尽掌都督府，而此时“初间以公、侯、伯为之，兵部掌兵政,而军旅征伐则归五军都督府”，文官根本不掌军事，正统（明英宗年号）后，勋贵散尽，则兵权归于兵部文官之手（类似现代国防部，兵部堂官均为文职），五军都督府不过守空名与虚数而已。

他们那些勋贵子弟可都是家景富实的人，子孙都是要读书的。他们一死武将集团就跨了，这些也是后面造成文官独大的一个重大原因。当然文官独大也有明朝的政策问题，但不可否认，勋贵子弟的集体死亡给文官做大留了个大空子，造成朝堂没有有地位和才学的武将领导武将集团抗衡文官，有才识的没地位，有地位的没才识，而且文官也不是什么武将都可以抗衡的，那些开国和靖难时的勋贵地位够高，所以才可以和文官抗衡，别的武将就算有才学也轮不到他说话，因为他们没这身份。

就是因为土木堡，明军的军事人才几乎彻底覆灭。皇帝直辖的中央军队（三大营，神机营、三千营、五千营被歼。从军力分析的角度讲，明三大营算当时全世界最精锐的军队，拥有大规模的火器，最优秀的冷热配合，还有最精锐的蒙古雇用骑兵）成了猪圈里的猪，九边地方戍守军队实力上升，武举不振，都是文官作祟所致。一旦，武举兴盛武将集团必将人才辈出。能学习军事知识，练习战场技术的，训练军队的人才，一般都是军事世家子弟。这是因为这个军事学习的成本高昂，不是普通士子家庭能承担的起的。书香门第世家由于起家和家风以及传承，绝不会放弃自己长项去和军事世家子弟去竞争。既然，我不能和你在校军场同台竞技，那就在制度上让你没前途，让你投入和收获成反比。最终，文官集团通过在制度上做手脚彻底战胜了武将集团。

于谦与土木堡之变

　　

　　看历史人物做事情的动机要看他所代表的利益集团的利益目标。对于谦的质疑不过是来自于几点事实：

　　

　　1，自古凡是以弱胜强的战役，除非是天灾，强者必然都有内部不稳的迹象。比如苻坚肥水大败是扩张过快没有消化掉内部的诸多民族；隋炀帝征伐高句丽失败是内部杨玄感造反；辽国对女真的连番大败背后都有内部权利斗争的原因。土木堡事变里也依稀有内部斗争的痕迹，比如还没走到大同就开始军粮不足，很难说掌握后勤线的人没有出问题。所以说，土木堡失败的原因是内部权利斗争的可能性很高（至少比所谓“缺水”高）。

　　

　　2，如果认为土木堡事变是内部问题，那如果从利益的获得方看来，于谦他们就是这场事变最大的得利者。

　　

　　首先从私来看，当时大量随驾官员战死，空出的位置使得于谦等人得以上位，拥立新帝也是大功。青史留名更是巨大的诱惑。

　　

　　其次从集团利益来看。明朝的文官背后往往与地方势力结合形成很大的利益共同体。于谦不是一个人上位，而是几乎整个领导集团的变更。这无疑会给其幕后代表的地方势力巨大的利益。

　　

　　最后从整个文官利益上看，武将势力的衰弱有助于文官独章权柄，并可以藉此将武将势力彻底排挤出权利圈。

　　

　　3，从法令上确立巡抚领兵的制度，并成为国家的所谓“祖制”，始作俑者就是于谦。事实上，明朝中期以后，对外战争中表现尚可的，几乎都是在某种情况下暂时得到指挥权的武将。戚继光是世袭千户。指掌戚家军是因为那是他自己新建的军队。同样的李成梁也是如此。李如松是继承李成梁的政治遗产。事实证明，于谦的巡抚领兵制度实际上是很失败的军事制度。从明代中期以后，明朝就几乎没有进攻性的战役。少数的闪光点无论是世袭千户戚继光，还是胡人出身的李成梁，都不是文人（王阳明平定宁王之乱规模太小，而且还是内战）。

　　

　　文官领兵不行不是因为其外行，而是文官势力渗透在整个明朝的政治权利中，这样的话很容易将政治矛盾引入到军事行动中。比如带兵文官需要靠胜利来提高其所在政治集团的影响力，而敌对的文官集团则千方百计拉后腿，借军事失败打击带兵的文官所在的集团。文人领兵会很容易将朝堂的斗争引入军事行动中，其结果往往会因为内部的巨大掣肘而失败。比如萨尔浒之战明军还未出城，其战略部署就被女真人得知，我觉得与其说明朝文官不懂得保密，没有听说过“君不密失其国，臣不密失其身”这句话，不如说其战役部署在朝堂上讨论后，被政敌有意泄露出去来的可信。

　　

　　武将的势力比较简单，而且多是局限在某一地区。比如洪武朝时，朱棣想给蓝玉下绊子的话，除非二者共同作战，否则根本就没有办法。即使是联军，一般也会互相防范。而且事情搞大了的话，很容易殃及自身。

　　

　　4.土木堡事变，蒙古也先队是从那里打进来的？主要战场在发生在那里？土木堡实际上是明军内线作战，其主力一直在明代统治区里，那其地方的物资以及情报支持是哪个省负责？答案是山西。

　　

　　明军的主要后勤线在那里？其补给主要是从哪个省集结？答案是河南。那这样的话，河南和山西的主管是不是有罪？一年之前还总督两省政务，坐镇两省一十八年的于谦有没有责任？更何况于谦时任兵部侍郎，明军后勤归他直接掌管。

　　

　　另外还有一点，也先的武器是哪里来的？明朝对蒙古实施的是很严格的物资禁运。铁器是其中禁运的重点。没有铁器，即使是骑射都会没有什么威力。一位网友亲手试过骨质箭头的威力。一把按清代技术手工制造的反曲弓，十五米内用骨质箭头，连厚一点的风衣都射不穿。而也先，不可能拿着这种东西来进犯，其旗下的头人们根本就不会一起来送死。所以说，也先部必然有铁器。

　　

　　于谦坐镇两省十八年前，明代是什么时期？恰恰是明成祖最后一次北伐后没几年，明代处于军事上鼎盛的时期。这时候的蒙古人，不要说铁器，能有命就不错了。总之，我觉得于谦别的不说。土木堡之前总督两省十八年这个资历，就足够被诟病的。

　　

　　所以说，评价于谦的话有几点事实：

　　

　　1. 于谦在山西、河南巡抚十八年，时间太久，足够形成自己的地方势力

　　

　　2，土木堡失败原因极有可能是源自内部的政治斗争。

　　

　　3，土木堡之变的结果，其得利者为于谦等朝内留守文官和整个文官集团。

　　

　　4，在疑似内讧的巨大失败后，以整个事件最大得利者身份上台的于谦，其军事制度的改革从军事上被证明是极其失败的，但是其对文官彻底压制武将有决定性的意义。

　　

　　总结这三点，我觉得对于谦评级就不应该拔得太高。

1.明朝永乐时期，置天津及通州左卫仓，且设北京三十七卫仓。益令天下府县多设仓储，预备仓之在四乡者移置城内。而且从北京到宣府一路，就有七个大型粮仓，分别是，新开口堡仓、张家口堡仓、西阳河堡仓、万全右卫仓、万全左卫仓、渡口堡仓、李信屯堡仓，储备着明朝的“作战军粮”，这七个大型粮仓皆是由兵部直接调度，但是在北伐期间，七个粮仓居然没有一颗粮食增援“缺粮”的北征军，而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土木堡惨案后，代理兵部尚书于谦仅用六天时间，便将七个粮仓里所有粮食尽数运至京城，效率反差之大耐人寻味

2.明军六师从大同往怀来走的一路上，蒙古人尾随追击，为什么这一路驻扎的明军，比如大同的郭登、宣府的杨洪，都没有出来阻挡，而是眼睁睁看着蒙古军队追着皇帝打，不救皇帝，是什么罪，他们不清楚？最奇怪的是，郭登、杨洪等人事后不但没事，反而加官进爵了？这是怎么回事？

土木堡之变明显没那么简单，因为土木堡的点已经在长城以内很远了，而且距离军事重镇宣府很近，但是明军既没有得到瓦剌骑兵主力靠近的信息，也没有得到宣府方面的援助，明军受困土木堡的关键时刻，正镇兵于宣府的总兵杨洪却下令封城闭门，拖延了十五日后才出兵收拾残局。明宣府重兵未损，时间、距离均充裕，为何不出动夹击瓦剌军呢？

宣府兵力在明代前期为各边之冠，正统时宣府驻兵至少有三万人，战马一万余匹，火器充裕（神枪479，神铳2161，神枪4223等等），若再编集镇城附近驻军和东路溃兵，足以组成一支包括骑兵和火枪兵的强大部队。而杨洪手握重兵，却眼看敌军追击自己的皇帝而不救，这是什么行为？杨洪出兵救驾，成，就是千古功臣，皇帝和文武百官都会感激他，回报丰厚；败，他也尽了自己的职责，也会成为千古忠臣，朝廷会照顾他的家眷；而他却选择不救，杨洪难道不知道不进行救援，得罪的不仅仅是明英宗和王振，还有随军出征的武将勋贵和部分高级文官？他们合起来是大明最强大的政治势力，一旦他们平安逃回京城，追究杨洪的责任，杨洪将死无葬身之地！即使皇帝和文武百官都死了，按理，新皇帝和京城的官员们同样会追究杨洪的不救之罪，杨洪同样会身败名裂！救驾，杨洪无论成败都会得利巨大，不救驾，无论皇帝是否逃回，他都将身败名裂，甚至会株连九族，但杨洪却选择不救驾，如此违背常理的行为，是为什么？而2-3万瓦剌军敢置明宣府精锐重兵于背后不顾，这又是为什么？

为什么2-3万瓦剌军敢置以敢战、善战至大将，声震南北的杨洪精锐重兵于背后不顾？且包围皇帝亲军数天后，才发动总攻？个人推测，很显然，杨洪的宣府军和也先的瓦剌军达成了某种默契，所以也先的2-3万瓦剌军才敢置明宣府精锐重兵于背后不顾，对明军先包围数天，之后才发动总攻（这并非不可能，杨洪和瓦剌首领常有书信往来，《明史》卷一七三《杨洪传》载：“（杨）洪独以敢战至上将，诸部亦惮之，称为‘杨王’。瓦剌可汗脱脱不花、太师也先皆尝致书于洪，并遗之马。洪闻于朝，敕令受之而报以礼。嗣后数有赠遗，帝方依任洪而不责也。”）。杨洪不惧怕得罪大明最强大的政治势力，不进行救援，他倚仗的是什么？有恃才能无恐，杨洪之所以敢不救驾，必有强大的倚仗！最符合逻辑的推测是：杨洪早就算到皇帝、王振及文武官员们根本回不了京城！所以杨洪等人才敢于不救驾。而如果新皇帝要追究他的不救之罪，不仅有朝廷重要官员出面保他，而且还会加官进爵。后来果然是这样，新皇帝想要追究杨洪的不救之罪，果然有朝廷重要官员出面保他，并给杨洪加官进爵。我查到我最不愿意查到的一个人，这个人竟然是：于谦！

起初我对二十万余明军败于2-3万瓦剌军感到非常奇怪，明朝堪称精锐的三大营和蒙古雇佣军战斗力为什么会那么弱？挡不住几万瓦剌军的进攻？这个问题，其实史料早已给出答案，那就是军队长期“缺粮”，试想人长期饿着肚子，明军不少士兵甚至冻饿而死，史载“僵尸满路”，这样的军队还怎么打仗？战斗力锐减是当然的事情，胜负其实早已注定！

而明军为什么会缺粮？前面说过，明朝从北京到宣府一路，有七个大型粮仓，储备着明朝的“作战军粮”，这七个大型粮仓皆是由兵部直接调度，但是在北伐期间，七个粮仓居然没有一颗粮食增援“缺粮”的北征军。明英宗和王振难道不知道有这七座粮仓？好，退一步讲，即使他们不知道，文武百官总该有人知道吧，为什么没有一个人提议把粮仓的粮食运给“缺粮”的北征军？军队“缺粮”要吃饭，把身边的粮食运过来吃，这么简单的常识居然被皇帝和文武百官集体“忘记”？很显然，不是皇帝和文武百官集体“忘记”，而是编写史书的人故意“忘记”，以掩盖某些不可告人的真相！

明朝大军出征，不可能不重视粮草，当时可能多次敦促兵部将粮草运来，但兵部却迟迟没有动静，近在咫尺的粮草一粒也没有运过来。大军由于粮草不足，战争已经无法打下去了，被迫回师，之所以不走紫荆关，而要走居庸关，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是，那里离粮仓近，出征多日，已经饥肠辘辘的大军必须尽快解决粮草问题。明军六师去而复回，战斗力锐减，最主要的原因就是粮草供给不足。而当时兵部尚书邝埜随军出战，后方负责后勤的是兵部侍郎：于谦！

于谦，又是于谦！这个我最不愿意看到的名字，再次出现在关键的地方。于谦为什么没有把救命的粮草送到前线大军？他在干吗？难道于谦指挥不动手下官员？如果是那样，这些导致土木堡之变的兵部败类为什么没有被后来手握大权的于谦问罪？真相显然不是这样，事后兵部没有一个人因拖延运粮被问罪！而于谦完全可以指挥粮草搬运，在土木堡之变后，于谦仅仅用了六天就把七个粮仓里所有粮食尽数运至京城。于谦可以指挥粮草的搬运，却没有把粮草运给前线的大军，甚至连提议和讨论都没有，于谦到底在干吗？

现在我们可以得出一个非常可怕的推论了，于谦，是于谦故意不把粮草运往皇帝亲征大军，不，光于谦一个人还做不到，于谦显然得到了留守文官们的支持，否则弹劾的奏章就可以把于谦淹死。留守文官们之所以敢这么做，显然不怕皇帝回来找他们算账，因为他们根本就不打算让皇帝回来！

现在梳理一下，瓦剌进犯---皇帝亲征---后方粮草被人故意节流---明军缺粮，战斗力锐减，不得已回师---没有得到东线失守的消息（瓦剌军在东线破关的情报在京城的机关里来来回回跑了几天才发往前线皇帝那里。等皇帝知道东线破关的消息，已经晚了）---明军归路被断，兵困土木堡---杨洪等人拥兵不救---武将集团覆灭、皇帝被俘。

整个阴谋已经渐渐浮出水面，瓦剌也先进犯，皇帝、武将集团、王振及其派系的文官出征，留守文官故意不送粮草，并联合杨洪等人，杨洪和瓦剌达成某种默契，东线的失守都有可能是故意的（东线的守将不战而逃，而且正好是杨洪的儿子，事后并没有被问罪），东线失守的消息被人为拖延数日，致使明军做出严重错误的决策，结果兵困土木堡，杨洪等人又和瓦剌达成某种默契，使得瓦剌敢于在置明宣府精锐重兵于背后不顾，围攻早已饿的丧失了战斗力的明军，结果7万明军被杀，武将勋贵集团覆灭，皇帝被俘。（皇帝被俘这件事也很奇怪，十几万人都从土木堡逃回来了，而皇帝、武将勋贵们竟然无一人逃回！？宋朝时宋太宗亲征，几十万大军被辽军打的大败，宋太宗一个人骑着马跑回来了，而明英宗和武将勋贵们却无一人跑回来，太奇怪了，不排除有内奸指引的可能！）

通过土木堡之变，留守文官们一举做掉了压在他们头上的三座大山（强势皇帝、强势太监、武将勋贵集团），迅速抢占了他们留下的政治真空地带。皇帝直辖的中央军队（三大营）被文官们“改革”，景泰时﹐兵部尚书于谦对京营编制进行改革，从土木堡逃回来的三大营十几万人中选精锐十万。分十营团练﹐以备紧急调用﹐称十团营。十团营由总兵官一人统领﹐兵部尚书或都御史一人为提督，监军一人。各营分设都督﹐号头官﹑都指挥﹑把总﹑领队﹑营队等官。京营规制至此一变。从此，皇帝的军权被剥夺，武将勋贵被边缘化，军权彻底落到了文官集团的手中，皇帝再也不能直辖军队了。十团营首任提督就是兵部尚书于谦兼任（首任监军是谁我没有查到，知道的朋友请告诉下）。之后文官集团再在制度上做手脚，创立巡抚领兵制度，巡抚领兵制度从根本上断绝了武将靠自身军功发展成起足够势力的可能，以坚决防止武将集团东山再起！而巡抚领兵制度就是景泰年间由于谦确立的。

明英宗的时代实际上时明代政治结构的一个分水岭。明代前期，永乐时代，明朝的政治结构是勋贵武将，文人士大夫以及皇权三足鼎立。土木堡之变和文官们创立的巡抚领兵制度则彻底打垮了勋贵武将的势力，导致明朝文官集团彻底做大，几乎架空了皇权。文官集团在土木堡之变前就掌握了舆论和行政大权，在土木堡之变后，又掌握了军事大权，可谓一手握着笔杆子，一手握着枪杆子，皇帝都可以随便欺负，平民百姓就更别说了，天下还有谁可以与之抗衡？

其后文官集团的行为就越来越嚣张了，疯狂抢占国家的资源（明末他们以将1亿亩左右的军屯官田瓜分干净，直接导致国家无钱发放军费）；沿海则大肆走私，海外贸易的巨额利润全部流入他们私人的腰包（文官们主导的海禁使得国家一文钱关税都没有收到）；民间（豪强劣绅）偷税漏税（必如弘治朝一个县一年七百文的商税，发展到崇祯朝江南个位数的茶税），甚至私钱泛滥都得到他们的纵容，而国家打击偷税漏税、私钱，整顿秩序的行为则遭到了文官集团强力抵制。

明朝是个重礼法的朝代，出仕的士人，不管个人品德如何，但是在公开场合，总要摆出“非礼弗视，非礼弗听，非礼弗言，非礼勿动”的样子。廷臣为了进谏皇帝，把头磕在地板上大出血的有之，甚至绝食上吊也有之。但很难想象当着至尊之面，像北洋政府或今天台湾地区的议会那样，一言不合就大打出手。如果这样的话不但是有碍礼法，更是藐视朝廷的权威和帝王的尊严。

但在明朝“土木堡之变”后的非常时期，明朝的金銮殿上上演过一曲全武行，远甚于台湾地区议会的群殴。由于英宗亲征瓦剌，却被俘虏了，史书上称“北狩”。——中国历史上，“北狩”的还有宋代徽、钦二帝，明明是自己当了猎物，被“蛮夷”抓获了，应当是“被狩”，可我们老祖先用传统的阿Q法如此为尊者讳。国中不可一日无君，英宗的弟弟朱祁钰代行国家元首的职责。后来他在于谦等人的拥戴下，登基做了皇帝，是为代宗。

土木堡之变后，孙太后下旨，立英宗长子朱见深（原名朱见浚）为皇太子，仍命郕王朱祁钰代总国政，大事皆告孙太后。正统十四年（1449年）八月二十二日，英宗被俘后的第七天，尚未登基的代宗作为摄政王上朝理事，当时王振也跟着英宗出征，死在乱军中了。怨恨这个大太监的官员们，这下可以放开嗓门一诉委屈了。右都御史陈镒（都察院主官，正二品）联合大臣提议：王振危害社稷，陷害皇上，请诛杀其族来安抚人心。

这时候其他大臣哭声震动大殿。——中国文官动不动就哭哭啼啼，确实是个值得研究的有趣现象。一时之间，朝堂上乱了起来，上奏声，骂人声、痛哭声此起彼伏，纷乱程度实在可比集贸市场。朱祁钰初登大位，还不是皇帝，只不过代行职权而已，见到这个阵势，吓得不轻，下面的大臣们像连珠炮般地说着话，旁边还夹杂着哭骂声，压根就听不清他们在说些什么，可怜的朱祁钰根本反应不过来。突然，朝堂上的喧嚣平静了下来，下面的大臣都用一种极为可怕的眼神看着他，原来弹劾的人已经说完了，等着他的裁决，基本意见就一条：“杀其同党，灭其全族！”

这可是大事啊，怎么能做得了主呢？朱祁钰胆战心惊地再三考虑，还是不敢做出决断，便下了一道命令：“百官暂且出宫待命，此事今后再议。” 这些久经宦海的大臣们没有被这句话打发走，谕令已经传达了多次，可是大臣们就是不走。大臣们似乎达成了默契，没有一个人动，只是不停地痛骂、痛哭、死死地盯着坐在上面的朱祁钰。

朱祁钰吓得脸都发白了，旁边传谕令的太监金英也不停的擦汗，这种阵势他也从没有见过，实在太可怕了。此时，锦衣卫的马顺出马了，他重申朱祁钰的谕令，喝斥群臣，命令他们立刻出去。给事中王竑“愤怒”了，他冲上前去，抓住马顺的头发，先用手中的朝笏劈头盖脸地向马顺打去，尔后揪住马顺的头发，竟然用嘴咬下了他脸上的一块肉！大叫：“你以前帮助王振作恶，狐假虎威，现在事情这样了，谁还怕你呀。”其他大臣一哄而上，活生生地将这马顺打死在金銮殿上。

在金銮殿上当着朱祁钰的面，打死马顺文官们依然不罢休，现场秩序极度失控。眼见朝仪大乱，群情汹汹，郕王朱祁钰被吓得目瞪口呆，不知所措，惊避入内。内使刚要关门的时候，群臣却紧跟上郕王朱祁钰，蜂拥而入，定要郕王下令族诛王振。司礼监提督太监金英令百官退去，但群情激愤，无人肯退。群臣怒意未平，直接用手指着朱祁钰，要他把王振的余党交出来！

反了，要造反了！大臣竟然敢要挟皇帝（代理）！君臣名分、朝廷法度已经文官们被狠狠地在脚下！文官们公然向朱祁钰索要王振另外同党毛贵、王长随二人。此时旁边的侍候太监金英眼看局势危险，这样下去，朱祁钰本人都可能有危险，便主动把这两人揪出来，文官们一阵乱拳两人又被当场打死。大伙儿还不解恨，把三具尸体拖到东安门陈列。不一会儿，又有人把王振的侄子王山（就是据说霸占某死去指挥的小妾，陷害薛瑄，后来做了锦衣卫高级官员的那位）抓过来，反绑双手让他跪在庭上，让众人唾骂。朱祁钰哪见过这架势，吓呆了，想走，于谦赶紧上前拉着他的衣服就是不让他走，他扶住朱祁钰坐下，不让他起来，并“请求”朱祁钰赦免群臣，朱祁钰只好表示同意，于是宣谕说：“马顺等有罪该死，不予（百官）追究。”

这样一下大家就安静了。群众暴力经过事后追认，合法化了，打架的人成了锄奸的勇士。王山被拖出去“磔之”（将尸体一刀刀割碎），王振也被抄家灭族。

这场金銮殿上的武斗余波未平，代宗登基后的景泰元年（1450年），镇守浙江的宫中宦官李德上书道：诸臣擅自杀死马顺，等于侵犯朝廷。这样的贼臣不能再用。——同样是宦官，他和王振有共同的利益，这样的上表不足为奇。而且他说得很有道理，颇有点依法办事的味道，这马顺等三人即使罪该万事，也得由朝廷下令逮捕，交由三法司审理，再判处相应的刑罚。大臣自己动手将人打死，当然是犯罪行为，在现代，也应该属于故意杀人罪。我想从古至今，这是个一般人都能明白的常识。

可是牵扯到那么多大臣，一一追究起来，这朱祁钰刚刚坐上的皇位能否稳固还难说。于是朱祁钰再次安抚参加武斗的大臣：“诛灭乱臣，目的是安定众志，爱卿们的忠义，朕已知道，不要把李德的话放在心上。”皇帝再一次确认了那场金銮殿上武斗的合法性。

以上简述了群臣“打架”事件，各位发现什么问题没有？先说说我的个人发现：

1.这些文官居然在金銮殿、在当时身为摄政王朱祁钰眼前聚众打死朝廷命官、锦衣卫指挥使马顺！之后还不罢休，向朱祁钰索要王振另外的同党毛贵、王长随二人，又将其二人打死！

2.在金銮殿，当着朱祁钰的面，打死朝廷领导皇帝亲军的高级官员，这是什么性质的行为？文官们应该非常清楚，那文官们为什么敢这么做？

3.那么多平日温文尔雅的官员们一改往日之文雅举止，无论打过架与否，无论是翰林还是堂官，也无论年龄大小，官位高低，纷纷赤膊上阵。这一点非常奇怪，他们历经官场几十年，都是官场的老油条了，怎么会如此疯狂？如果说一两个官员疯狂还有可能，但那么多的官员同时疯狂绝不可能，这种“疯狂”举动居然持续了很长一段时间，则让人更加非常不可思议。而且之后文官们不但没有请罪，反而逼朱祁钰赦他们无罪，在金銮殿打死朝廷命官的人居然成了锄奸的勇士？！

4.如果说文官们由于气愤、伸张正义等因素而“忘记”了这么做的后果，那么王振在作威作福的时候，这些人为什么没有一个因为“气愤、伸张正义等因素”殴打王振及其同党？为什么没有一个人“忘记”这么做的后果？而明英宗被俘、王振死后，这些人为什么就全部一下子“忘记”了这么做的后果，“突然”做出了疯狂的行为？

5.马顺等人的靠山明英宗和王振已经不在了，想要除掉马顺等人完全可以走正常的司法程序，没必要做出如此“疯狂”的行为。当殿打死朝廷命官，在古代宗法社会，这种行为大不敬，形同谋逆，属于十恶不赦之罪，按古代法律，是不能赦免的。那文官们为什么要在金銮殿、朱祁钰的眼前冒着目无君上、形同谋逆的风险打死他们？

6.明太祖、明成祖时期，官员写个错别字、衣冠不整都会被人指责为大不敬，而文官们在代表皇权的监国朱祁钰眼前打死朝廷命官，如此耸人听闻、违法乱纪的行为事后居然没有追究！甚至连弹劾都没有！明代维护礼仪、不惧生死的言官们面对如此违反礼仪、践踏朝廷尊严的罪行，居然“集体”失语，全部“沉默”，这是为什么？

个人的一些推测：

其实真相已经呼之欲出了，金銮殿上，当着监国朱祁钰的面打死马顺等人完全是文官们事先策划的一场逼宫戏。从文官们集体要求诛杀王振其族，抗旨不出，到当众群殴死马顺（把人打死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文官们下了死手的），以后依然不罢休，向朱祁钰索要王振的同党毛贵、王长随二人，又将其二人活活打死（文官们体力不错啊）。在打死一位朝廷命官后（有些人认为是冲动、气愤），继续向朱祁钰索要并再次打死人（再次冲动？），这就绝不可能是冲动了。这一切明显是有计划、有预谋的行为。

文官们策划这一场逼宫戏又是为了什么呢？个人推测，他们在向皇权挑战，在向将来的皇帝展现他们强大的势力，给朱祁钰一个下马威，逼朱祁钰屈服，为了保护他们在土木堡之变中的同谋，更为了以后的一系列“改革”行为铺路！

而当时朝堂上可以与文官集团抗衡的武将勋贵集团在土木堡丧失殆尽，宦官集团又成为众矢之的，被清洗一空，朱祁钰没有可以倚仗的势力，外面还有被文官们夸大的也先的军事压力，不得不向文官们妥协，满足他们的一切要求。

结果果然，文官们本属十恶不赦、令人发指的罪行被赦免；在土木之役中犯有不战而逃，丢失要地，和不救皇帝的杨洪父子、石亨不仅没有被问罪，反而加官进爵（初杨洪、石亨守宣府，坐不救乘舆，系诏狱，至是以于谦言，赦出之。命洪仍守宜府，石亨总京师兵马。立功赎罪。八月二十四日，于谦推荐右都御史陈镒安抚畿内军民。同日，请封镇守宣府总兵杨洪为昌平伯，以表彰其护城之功。）不过几月后，杨洪又被加封为昌平侯，本来犯下重罪的杨洪等人居然加官进爵，很明显，文官们袒护了杨洪等人，以报答其在土木之役中表现。

文官们一面高举王振祸国，导致土木堡之变的发生，要求诛杀王振其族，并在金銮殿打死马顺等人；一面又袒护真正造成土木堡之变的杨洪等人，对其加官进爵。而造成皇帝亲征大军战斗力锐减的“缺粮”直接责任人，兵部众官员，提都没提，竟无一人受到指责和处罚（明朝从北京到宣府一路，有七个大型粮仓，储备着明朝的“作战军粮”，这七个大型粮仓皆是由兵部直接调度）。他们反而以光辉的形象展现给世人。兵部尚书邝野被宣传成忠臣，兵部侍郎于谦被宣传成了民族英雄（十八年不曾升迁的于谦，偶曾经很崇拜的偶像）从此高官厚禄，权倾朝野，朱祁钰对其言听计从。而王振的罪名，说到底，这是政权中对立的两派利用王振失败大开杀戒罢了。然后掌握了历史书写的权力，不断给王振增加恶名。

对比一下文官们在土木堡之变后，颠倒黑白的赏罚，其心已经昭然若揭！

结合土木堡之变诡异和之后的兵制改革，不难得出，这场逼宫戏是整个阴谋的一重要部分，通过一整个计划，文官集团彻底清除了他们讨厌的强势皇帝和武将勋贵的势力，最终掌握了兵权，从此独霸朝堂，在权力斗争中取得了绝对优势地位。

ps：最后不得不说说偶曾经很欣赏的于谦，从于谦在金銮殿打死人逼宫事件中的表现来看，于谦不仅知道文官们的计划，并且参与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从于谦的袍袖破成条索状来看，明显是与人撕扯所致，并且撕扯很激烈导致。由此看来，于谦有可能参与了群殴。而当朱祁钰面对如此令人发指的混乱局面，站起准备要走时，是于谦首先发现了，并立即上前拉住他的衣袖，不让他走，于谦的袍袖也有可能是郕王朱祁钰唯恐发生哗变，拼命挣扎要走，于谦坚决不肯放手，朱祁钰极力要走，把于谦的袍袖都撕破了。朱祁钰最终还是没扭过于谦，走不掉，于谦扶住（挟持？）朱祁钰坐下，不让他起来，“请求”朱祁钰下令灭王振族属，赦免犯下十恶不赦之罪的群臣，并辩解说：“臣等本为社稷，无他耳。”这句辩解明显有此地无银三百两的味道。此时，朱祁钰走也走不脱，无可奈何，这才听从于谦的建议。

而当时的情况对文官们来说，的确很危急，如果不逼朱祁钰当场赦免他们，让朱祁钰走掉，那么整个事件的性质就变了，由铲除“奸臣”的忠义行为变成打死朝廷命官、践踏朝廷尊严、吓走皇帝（代理）的欺君大罪。是于谦拦住了朱祁钰，逼朱祁钰赦免群臣，一举扭转了场面。所以，退出左掖门后，吏部尚书王直握着于谦的手叹道：“国家正赖公耳，今日虽百王直何能为！”今天再读这段话，味道完全变了

刘志军授意丁羽心为其疏通关系解决相关事宜，丁羽心为此花费4900万元。刘志军的这一行为与一般的直接收受钱款的受贿行为确实有所不同，刘志军并未直接将该款收为己有，故刘志军的辩护人提出了刘志军的上述行为不构成受贿罪的辩护意见。法院经审理认为，在案证据证实，刘志军利用职务便利，为丁羽心及其亲属获取巨额经济利益提供了帮助；刘志军为防止有关部门正在办理的何洪达案牵连自己，以及为自己职务调整创造条件，授意丁羽心疏通关系。刘志军供认其事先明知丁羽心运作上述事项需花费巨资，且事后丁羽心亦将花费数千万元的情况告知了刘志军，刘志军虽未直接占有该款，但该款是丁羽心根据刘志军的授意为刘志军的利益而花费；丁羽心的证言亦证实，其花巨资为刘志军办事，是对刘志军帮助其获取巨额经济利益的回报。综上，刘志军虽未直接占有上述钱款，但其行为本质上属于权钱交易性质，法院据此认定刘志军的行为构成受贿罪。

办案机关在办理丁羽心案等其他关联案件时扣押、冻结了丁羽心及其他相关人员的大量现金、股权、房产、书画等物品，此前媒体报道中所提374套房产、现金等均包括在内。这些款物系刘志军滥用职权使丁羽心等人获得的非法利益，而非刘志军的犯罪所得，但反映出刘志军滥用职权犯罪情节特别严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