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梦有多遥远，中国在何处？（上） -- SilenceCliff
家园 【原创】梦有多遥远，中国在何处？（上） 梦有多遥远，中国在何处？
绝壁
一、变化
中国，身处东亚大陆，东南面海，西北仰山，古老的文明古国。面对西方骤然暴起的以商业为本的世界体系扩张，中国其融汇农耕与游牧的浑圆血脉，不得不一次又一次痛苦的历经诸化之劫，以求劫后余生，以求实现这“国家富强、民族复兴、人民幸福”的家国之梦。为了实现这中国梦，数代中国人应千古未有之变，历东西未涉之险，只为化破茧成蝶之壮美，成凤凰涅槃之祥瑞！
我听刘伯温说“动静阴阳，反复迁变，虽万象之纷纭，须一理而融贯”；我听邵康节说“体无定用，惟变是用。用无定体，惟化是体”。变化之要，二人几近说尽，变化者，因变承化也。梦有多遥远，中国在何处？世界与时代要求我们一理融贯的明了这个国家体用变化的脉络；世界与时代要求我们坚信我们自己的回答；世界与时代要求我们笃行我们自己选择的道路！
有鸦片战争之穷，万国来朝梦醒，因而有洋务运动之变，期求军事之工业化而达中国梦；有甲午一战之耻，中体西用梦碎，因而有国体政体之变，期求政治之宪政化而达中国梦；有军阀纷争之鉴、倾国殆覆之辱、苏联建设之例，民族民主民生危于倒悬，因而有土地革命、抗美援朝、社会改造之变，期求社会之集体化而达中国梦；有民疲力尽之虞，物资匮乏积弊，因而有解放思想之变，期求经济之市场化而达中国梦。
造化无情，得失由心。今天，在这片东方古老大地上，承袭古老民族血脉与精神的当代人，显得是那么歇斯底里、那么萎靡困顿、那么卑怯狂悖。为何？屡跌屡起，那是伟人，曲终人散，才是常情。老少阴阳，四变四化，整整一个轮回了。孙中山志坚意笃，无奈何陈少白、梁启超、章炳麟、陈炯明意兴阑珊、流水花落去；毛泽东宏图伟略，亦曾有萧子升、蒋介石、汪精卫、刘少奇明哲保身、固步自封闭。
明灯已殁，巨匠未立。诚如马克思所言“在这动荡时代，人民或许意气消沉，或许总是乐意聆听叫得最响亮的呼喊者们的喊声来压抑自己内心的惊愕与迷茫”。这个群体的既纳认识与现实环境相割裂，没有了可以信赖的知识和方法，无法弥补这种割裂，所以焉能不在更为激越偏执的左右摆荡中去释放恐惧，去寻求慰藉？梦深成魇，祖宗历史、传统文化枉成迁怒之地，铸成华夏之滚滚雄浑变化，一熨到底而成两千年猥琐卑劣之专制与盘剥；规矩人心之礼乐刑政，尽成一滩糟粕死水，敝如弃履，置若罔顾。伴随历史虚无化、文化庸俗化而来的，既是压力与责任的减轻，也是狂躁与激烈的开始。
价值即已覆灭，信仰已如灰烬。身后洪水滔天，又岂能阻止此生恣意汪洋，来去自由？正法一道，旁门万千，寻道无成，自然寻租丛生：权力市场化、国企私有化、政府公司化、民生产业化、法币美元化、投机政策化、实业空心化。一波未平，一波迭起，内外攘夺，颠倒乾坤，一如既往者莫不是金融食利化之畸变。今天，这个国家依然困顿，这个民族依然自卑，这群人民依然颓废。简单的军事工业化、政治宪政化、社会集体化、经济市场化均未能圆这百年中国之梦，在这内外激流之下，伴随历史虚无化、文化庸俗化、金融食利化而来的，正是这百年救亡图存所抗拒的——举国殖民化！
此情此景，万马齐喑，万众瞩目，一阳虽已复始，三尺寒冰犹存。不可忘记，走蛟纵易，腾龙尤难。崇祯眉山自缢，诚财政破败之殇；赢驷车裂商鞅，废商鞅之身，存商鞅之法，立赢秦之本；载沣强夺督抚之兵，弹压咨议局之请，骤树群敌，骄横自戕；窦婴田蚡既除，刘彻独尊儒术方能水到渠成！还需谨记，以实就虚，以虚率实。梦虽若虚，事业唯实。斗争繁复，可任虚与委蛇、不拘佛魔；联系群众，端赖实心实意，正言正行。
梦有多遥远，中国在何处？唯有我们自己给我们能够信念和追寻的梦想，唯有我们自己给我们能够接纳和热爱的中国，我们才能够贯之以一的去作为、去奋进、去开拓，去烛照心灵、去弘扬志气、去再造中国！
二、铸鼎
正所谓认识世界，改造世界。认识既是前提、是基础，也是局限、是藩篱。每个时代有自身的流通词语，每个社会有自身的焦点议程。古人有云“欲亡其国，先灭其史”，控制了流通的词语，就控制了议程的广度和深度。当舆论环境中不断渗入概念不清、内涵外延模糊的一系列“阿米巴词语”时，所能讨论问题的范围和程度都被严重限制，舆论参与者视野变窄、情绪兴奋。
葛兰西提出了文化霸权的概念，向一个民族渗透一系列观念，让这个民族用这套全新的范畴去遵循刻板的逻辑推理，因为他控制了起点，在逻辑轨道的约束下，他也就控制了你的终点，这也正是推广文化霸权的基础手段。但是，历史的看，全局的看，控制是一时的，操纵是相对的。有正即有反，正反必有合。只要我们看清这分流交汇之势，对于概念入侵保持必要的警惕与关注，就能从容应对激荡的情绪、扼住迈向合题的脉搏、指明历史合一的方向，无为而为，顺其自然。
两百年放眼看世界，多次浪潮下，舶来的诸多话语体系不仅对古老中国话语体系形成了巨大冲击，而且也深刻的改变了中国近现代的历史进程。对照着中国近现代四变四化的历史分期，可以发现每个话语体系在中国的传播都兴起于上一个变化的终结，并启蒙着下一个变化的开始：甲午战争之后孕育政治宪政化浪潮的正是自由主义话语体系的流布；五四运动之后孕育社会集体化浪潮的正是社会主义话语体系的传播；解放思想之后孕育经济市场化浪潮的正是经济学话语体系的侵润。
正如沃勒斯坦所言，在现代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沿革中，1789年法国大革命之后，英美的温和自由主义在称霸世界体系中凯旋。强者范式，自然尾随者众。在三大话语体系当中，自由主义话语体系流传最广，影响也最为深远。绵延至今，在该话语体系中，民主、自由是已经深入每个普通人头脑的核心词汇，围绕着这两个词的常见泛联想词语则是公平、正义、平等、博爱、公民、人权等词汇。在今天中国的许多议论之中，这些概念依然是诸多论据所希望能够支撑的形而上学神殿。然而，核查名实，就不难发现，欧美霸权国家奉行的自由主义“绝不是它自称的守夜人状态。恰恰相反！不仅温和派的自由主义，还有它的两个化身——开明保守主义和务实激进主义，说的都是反对国家权力，但他们都致力于扩大国家权力”。
中国传统上有治统与道统之分，也即是政治治理体制与思想意识形态之分。自由主义话语体系的两大核心词语中，自由是思想意识形态，民主是政治治理体制。但是自由民主这对常常被并称的概念中，其实存在深刻的矛盾甚至悖论：民主反对自由，自由钳制民主——人民民主对于权贵富豪无异于洪水猛兽，那是“多数人暴政”，因此伸张自由正是为了保护这少数人，高举自由则能将以代议制出现的宪政民主推上舞台，将人民民主关进牢笼。因此，在这样的自上而下进行民主治理、自下而上奉行自由思想的世界体系中，除了资本主义固有的经济周期危机不能克服外，其社会形态也是不能自洽完满，难以和谐稳固的。对于世界体系的中心霸权国家，危机可以减缓，矛盾可以转嫁。对于世界体系的边缘殖民国家，若其核心价值依旧建筑于这自由主义话语体系的流沙之上，要想感受到那普世价值之光照，岂不是缘木求鱼、痴人说梦吗？
清末之际，外辱不断，自由主义话语体系渐进的在舆论中变成了政治合法性的重要来源，从近处看，清廷亡于保路风潮、武昌起义；从远处看，清廷亡于治统衰败（形成尾大不掉、内轻外重之势）、道统不振（自黜科举取仕、虚允行宪革政）。直到孙中山二次革命、护国护法、国共合作，宪政民主方在其惨淡的闹剧实践中渐次式微。只是，自此以降，民主一词始终在各个时期的政治生活中占据核心地位。
如果说自由主义话语体系深刻影响并引导了中国人进行的旧民主主义革命，那么社会主义话语体系则是深刻影响并指引了中国人进行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改造以及文化大革命。社会主义话语体系起于马克思恩格斯，成熟完善于列宁斯大林。剩余价值、阶级斗争是这个话语体系的核心范畴，历史唯物主义、辩证唯物主义是这个话语体系的核心方法，马克思通过这些范畴与方法重组的世界历史，首次全面描绘了世界体系中单个周期演进的动态过程，使人深信和折服，其勾勒的人类社会共产主义前景，令人憧憬和神往。然而，纯正的社会主义话语体系可以照亮历史，却不能帮助马恩赢得革命，更遑论纷繁复杂的具体建设了，从后来革命与建设的实践者来看，不论是列宁的新经济政策还是斯大林的国家工业化与农业集体化，都是突破这个话语体系自身的重大举措。
社会主义国家成立了，阶级斗争胜利了吗？现有的资产阶级消灭了，但反对势力可以潜藏、可以化生，所以需要契卡、需要克格勃、需要红色恐怖。社会主义国家成立了，剩余价值消失了吗？资本对劳动的市场定价消失了，但这真空阵地由国家意志及计划经济来填补，国家积贫积弱、列强环视，所以国防需要工业、工业需要农业反补、反补需要集体化。然而，世间万事皆过犹不及、物极必反，阶级斗争容易上瘾，腾挪剩余容易过度。
时至今日，社会主义话语体系在中国处于一个微妙而尴尬的地位。虽然置身执政党的核心价值体系，但在大众的日常用语中，剩余价值、阶级斗争这样的核心范畴早已销声匿迹，在新的全球化时代，由于其过于具体的时代社会内涵，这些范畴不能建构对于当代重大政治经济文化事件的合理解释，其相应配套的历史唯物主义与辩证唯物主义方法则也仅存于政治教科书中机械的套套逻辑陈述。
严格的讲，在西方自身的经济学发展上看，流派是众多的，分合是复杂的。但从对当代中国最广大人群的影响而言，西方的新自由主义学派经济学的一系列核心词汇和演绎逻辑则是最突出的，不仅江湖闲谈、甚至庙堂思维都深受其左右。相较于自由主义话语体系及社会主义话语体系，经济学话语体系进入中国最晚，迄今为止，影响中国的时间也最短。但环顾当今中国政商学媒各界，其话语体系烙印之深之广，反而是前两个体系所远远不及的。无论自由主义话语体系，还是社会主义话语体系，它们或多或少都更侧重于影响人们宏观层面的方向性的思考，而经济学话语体系则不同，它几乎插入到当代中国人每一个生活场景中。
竞争、团队、项目、利润这些词语融入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成为人们口头的常用词，规范和指导了人们的日常生产生活。宏观调控、收购兼并、储备货币、金融危机、财政政策、货币政策、三驾马车、债务紧缩、量化宽松这些词语充斥各色媒介，它们集体塑造和规制了人们能够认知的外部世界。特别是在92年之后的实践中，在经济学话语体系的护持之下，相继出现了表现为权力市场化、国企私有化、政府公司化、民生产业化、法币美元化、投机政策化及实业空心化的寻租活动，时间越往前推进，金融食利化的特征表现得越为明显。直到廖子光一针见血刺破“美元霸权”欺世阳谋，直到赫德森掀起“金融帝国主义”的神秘面纱及美国早先保护主义的真实过往，这个国家方才如梦方醒，只是已经深陷媾中，至今依然难以自拔。
三大话语体系相继冲击之后，深陷迷茫的人们，难免会去寻找新的话语体系来改变思维、改变行动、改变生活。面对碰撞，中国传统的原生话语体系究竟该如何调整，如何吸纳，才能赢得时代，才能“通三统”？不同的答案，源于对原生话语体系的不同认知。有奉儒教为正统者，鼓吹儒家社会主义；有奉法家为文明正源者，畅谈大争之世；有继续追慕西方思潮者，满纸后现代解构，这都是民间思潮的驿动。在庙堂端，威权主义背景下，从三个代表到科学发展，从和谐社会到核心价值体系，锯箭数次，都还尚待开花结果。之所以莫衷一是者，问题还是在于：梦有多遥远，中国在何处？新的话语体系，只有自创词语的空泛演绎，只凭同其他话语体系的简单嫁接，是难以膺服人心、号令群雄的。唯有经受住对“中国在何处”的追问，唯有耐得住对“梦有多遥远”的疑惑，新的话语体系方能在苍茫大地上生根发芽，方能在民族之林中参天屹立，方能在新旧世界体系角逐中庇佑国家、复兴华夏！
三、天地
梦有多遥远，中国在何处？这至少还是一个认识论的问题，认识的范围不仅包括我们所要考察的对象和目标，而且包括参与认识的这个主体——我们自己！观察！观察观察者自己！克罗齐曾说：“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这正是如果不能恰当的观察观察者自己，那么我们观察的事物就会被我们自己打扮、削减、雕琢成我们自己人格国格的真实写照。唯有以物观物，方能窥开物理、照破人情。
有人说，中国封建专制根深蒂固，扼杀资本主义萌芽；有人说，宋亡之时、崖山之后再无中国；有人说，种族劣根如此，国民本就丑陋；有人说，十年浩劫皆由一人恣意左右……这些在当代中国颇具代表性和影响力的观点，看似气势汹汹、不容置喙。
窥见这些作为集体意识的载体和外化的各色观点，不难发现，当代中国人的集体意识中，一方面对于拥有四大发明、五千年不断文明而盲目自大，一方面对于迄今未能企及欧美幸福生活而自卑激愤。量变外因促变质变内因，自我怀疑趋于筋疲力尽。梦若总是太过遥远，面对中国在何处这样的问题自然越来越是发泄者众、慎思者寡。起先蔓延负面情绪，继而沉淀焦灼情感，再者切断辩证认知，进而固化偏执意志，甚而尽毁三观，确立历史虚无、文化庸俗的生活信念。昏昏之下，集体意识渐进嗔妄、举国视野蒙蔽；汹汹之下，集体意识泛起骄躁，坚韧国格丧失。
对于可以采信自己的人，他能够内增自信；对于可以采信他人的人，他能够外授信用。能够获得答案并深孚众望的人，外获授信还需内自戒持，他虽是强者、智者，但若不能厚载万物、失德偏颇，则沦为重利轻义之辈，信众梦醒之日，即是其众叛亲离之时。无力为继而殷望救赎的人，外授信用还需内生自信，他虽是弱者、愚者，但若不能奋发有为、迎难而上，则化为好逸恶劳之徒，劫难骤降之日，即是其难逃灭顶之时。因此，王者输诚，类大地之象，地势坤容，君子（执政党、公权力）应厚德载物，彰显平等，稳固治统；人民授信，类长天之象，乾天行健，君子（普通百姓）应奋发作为，流注自强，兴盛道统。平等自强即立，再造乾坤之功即成！
万物类象并存，于国如是，于身亦然。唇鼻之间谓之人中，人有九窍，人中上存其六，类坤六断，人中下存其三，类乾三连。整个人方成地天交泰、安然稳固之象。概而推之，修齐治平者，身家国天下也，四者无一不同天地相象，但，是巍巍泰然（地天泰），还是颠否倒悬（天地否）？全赖格致诚正于物于知于心于意是否有所苟且。平等自强不立，恐难逃此身陨灭、国破家亡、天下混沌。
在中国传统的原生话语体系当中，人们常把乾坤归为周易文化，纳入占卜话语；人们常把格致诚正、修齐治平归为儒家文化，纳入儒家话语。对于两者，人们往往归为空洞糟粕、腐儒说教，大多漠视，偶有拾遗者，往往穿凿附会、自说自话，缺乏继往开来的跨度，停留在传统的原生话语体系当中，固执分立、没有融汇，自然难有所彰显。
从西方哲学的划分来看，梦有多遥远，中国在何处？首先，这个问题需要观察陈述所提及的主体，何为梦？何为中国？这是本体论的范畴。其次，这个问题需要观察观察者自身，境随心动，只有本体论考察的客体是靠不住的，我如何认识？我怎样影响我的认识？我身处之环境怎样影响“影响我的认识”的我（这正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这是认识论的范畴。最后，这个问题需要观察观察方法自身，一叶障目，只有认识论考察的主体、客体仍是靠不住的，我是如何观察和观察我的认识的？观察本身有何方法？方法有何限制？观察的主体客体之间如何相互运动（这正是辩证唯物主义的方法）？这是方法论的范畴。
如果当代中国人真正不再外向遍求海外，而是内省反观内在，不难发现，周易乾坤是世界观、是方法论。格致诚正、修齐治平所勾勒的天下体系是继承其世界观、方法论的实践论，它并非机械的看待事物的存在，而是联系的、发展的，在它之中本已囊括了唯物主义与辩证论治等社会主义话语体系下的方法，它本身即融合了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是三位一体的、混元天成的。内圣外王，返璞归真。梦有多遥远，中国在何处？回答它，要求我们尽物之性（观察问题本身）、尽人之性（观察获取回答者）、尽己之性（观察给出回答者）。惟其如此，我们才能参天地之化育、才能明明德于天下，才能开万世之太平！
梦有多遥远，中国在何处？我们是应该相信侵润在“民主为治统、自由为道统”的悖论世界中的人们或真诚而愚昧、或偏私而狡诈的回答？还是应该相信濡养在“平等为治统、自强为道统”的和谐世界中的人们去知行合一的虔诚探索与不懈追求？这正是新旧世界体系在思想高地的激烈交锋与殊死争夺！
正如沃勒斯坦所言，资本主义是一种耻辱！在西方数百年不断膨胀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下，古老中国在东亚的互惠朝贡体系早已支离破碎、瓦解殆尽。基于英美特有的地缘政治考虑，东邻日本扶摇直上，再兴华夷之辨，暴起僭越之心。梦有多遥远，中国在何处？一扫内轻外重、进退失据的旧景，内顺民心、外服四海的新颜是多么令人翘首企盼、跃跃欲试！今天，新的社会主义天下体系对于旧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反思与清算，正是这除旧布新、万象更新之势的长河涓滴、润物细雨！
四、辩证
仔细回顾国际共产运动，无须吃惊的是，在马克思的著述中，根本找不到资本主义的词汇。马克思生动描绘的是在先进的工业化国家当中（也既是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中心国家），产业资本（马克思认为是资产阶级，其实将范畴定位为产业资本更为精确）通过扫除封建阶级的障碍，通过建立工业化所需的原材料、劳动力及商品市场，从而剥夺无产阶级的剩余价值，从而确立其压迫阶级的历史地位。马克思憧憬的是社会化大生产的继续深化为工人无产阶级创造了联合的基础条件，在先进的工业化国家，必将发生无产阶级领导的暴力革命，最终建立埋葬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
马克思的诗情浪漫醉倒了一代又一代各国求索富强之路的优秀知识分子，孕育了苏联、中国等一系列彻底改变世界历史进程的社会主义国家。但从其论述本身来看，历史实际要求他的后继者在实践中，运用马克思娴熟运用的唯物辩证方法去发展后人以其名命名的主义——马克思主义。只是，虽然马克思对于历史的探索纵深蔓延西方历史千余年，但马克思的视野和精力几乎都放在当时的英国国内，东方中国的辩证发展历史，英国之外的其他世界，则是他所未能企及的，特定的时空局限从源头上注定了原生马克思主义的时代局限。他的优秀的继承者，无论是列宁、斯大林，还是毛泽东、邓小平，作为伟大的革命者与建设者，在更为纷繁忙碌的工作节奏下，在波谲云诡的国际地缘政治角力下，能够妥帖得体的应对社会主义国家面临的各项主要矛盾，并在这个实践过程中去存而不论马克思主义、阶段化马克思主义、丰富发展马克思主义，已经实属难得。试想，在1929年时正在实施第一个五年计划的苏联和处于土地革命时期的中国，谁又会去关心欧美大陆上的那场大萧条的前因后果，并进而以此去深化矫正马克思主义中的相应论述呢？渡危难于未蒙？只怕是连扁鹊都只能谦辞不受！
时隔《共产党宣言》问世已一百六十余年，马克思活跃的时代，正是英国超越联省共和国（荷兰）的转口贸易模式，并在七年战争、拿破仑战争中击败法国，从而以新的民族国家的身份，以传统债权逻辑称霸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时代。反顾当今世界，则是幕后金融寡头组织深度操控欧美国家，沦陷侵蚀传统民族国家体制，以债务逻辑称霸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时代。唯有明白两个时代的巨大差异，才能在紧迫的时代要求下，在“梦有多遥远，中国在何处”的不断逼问下，对于原生马克思主义，对于发展的马克思主义，进行真正的充满敬意的、不带粉饰的、实事求是的扬弃。惟其如此，社会主义话语体系才能在与时代并进中，焕发新鲜的活力！
从各国的具体发展看，世界历史进程并非单调机械的五大社会形态演进（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共产主义社会）。俄国、美国及中国，都并未遵循这呆板的五大社会形态演进之路，俄国从封建社会跨到了社会主义（通过阶段化马克思主义的共产主义社会，来缓释怀疑、延长梦想）。美国从半殖民半奴隶社会来到了资本主义社会。中国飞跃到社会主义之前的社会形态只能算是半殖民地，封建形态之于中国早已断送于秦始皇丰功伟绩之下，两千年中央集权体制，何来封建一说（当然个中还存在复辟辩证的曲折）？这正是马克思研究范围的局限所不能给予中国身在何处以恰当回答的地方。
站在全球史的高度，世界历史进程是资本主义世界体系辩证扩张的过程，资本主义与市场经济两个概念范畴应当解耦。当代泛左翼思潮的历史学家，在更为辽阔的视野和更为广泛的佐证下，更为令人信服的指出，资本主义并非市场经济，而恰恰是市场经济的反面。在布罗代尔划分的日常生活、市场经济及资本主义的三层世界结构中，日常生活是那一类无需借助市场，在自给自足或村社邻里之间即能完成的生产交换活动；市场经济则是那一类在地理上小范围内某一城镇定期集市，通过自由市场竞争充分发现价格而能完成的生产交换活动；资本主义则是那一类在地理上大范围垄断贸易来源，在大型交易会、交易所通过巨量投机竞价操纵价格，从而完成的金融贸易食利活动。
马克思毕其一生致力研究的是产业资本对无产阶级的剥削，即参与市场经济的工业企业对于其雇佣员工的剥削，但对于从事远程贸易和国际金融的金融资本则并未做更多深究，而是在《资本论》、《法兰西内战》等著述中对产业资本征服金融资本保持了天真的乐观。
在中世纪西欧封建领主林立的时代背景下，日常生活与市场经济在西欧大部分地区占社会经济生活的统治地位，资本主义类型的经济活动，以意大利北部城市国家亚体系最为突出。其中，热那亚、威尼斯地处地中海东西往来贸易之要道，意大利百年战争之后，黎凡特（地中海东部地区）贸易被威尼斯独占，而热那亚人则转向同卡斯蒂利亚（西班牙民族国家之前身）结成政治交换关系，为地理大发现及美洲贸易融资，进而控扼包括威尼斯在内整个欧洲贸易金融脉络，开创了“热那亚人时代”。优劣转换，祸福潜藏。威尼斯、热那亚胜负易手的历史即是近代资本主义活动兴起的开端，也是资本主义世界体系辩证扩张的源头。
随着资本主义活动的大规模发展，传统的市场经济及日常生活两层经济结构被其不断压缩、扭曲、重组。少数因各种原因被封建领主庄园排斥、远走从事远程贸易的商人，在封建领土国家缝隙之地、商贸交流要道之处建立起＂自由城市＂，汇聚了海量财富与金融资本。当时的封建领土国家难以望其项背，对远程贸易及巨额融资渐起觊觎之心、攘夺之举。
在新战争技术的推动下，威尼斯等意大利北部城邦没落于法国的火炮与西班牙的步兵团。缺乏符合时代武力水平的军事保护、依赖简单远程贸易及单一融资渠道的城邦统治体系一去不复返。虽然西班牙封建领主与热那亚商人的联合，曾一度支撑了西班牙菲利普二世的环地中海之梦，并使热那亚人否极泰来，在海外广泛建立起商业据点，主导了当地的资本主义商贸金融活动，足迹遍及伦敦、君士坦丁堡、塞维利亚、安特卫普。但新的权力实体在佛兰德的废墟上整合更张为兼具海陆便利、独霸转口贸易的联省共和国，这既是西班牙等封建领土国家糟糕民族宗教政策的偶然所致，也是时代在政治（三十年战争后形成的民族国家国际政治格局）、军事（武器生产标准化、改进军队控制结构）、文化（封建君主援路德新教为合法性、流亡国际商人改奉加尔文教宗）条件变化下的必然要求。相比于威尼斯的落后军事保障（正题）及热那亚外化保护成本于封建领土国家（反题），联省共和国的军商一体化策略，正是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内在辩证发展过程中否定之否定的合题要求。在这保护成本内部化的过程中，联合省成立规模巨大的特许股份公司，结束了远洋航行的无组织状态，西班牙、葡萄牙控制下的贸易路线纷纷落到这些巨型垄断股份公司手中。
然而，时移世易，在重商主义及保护主义的浪潮冲击之下，通过圈地运动、工业革命而完成内部要素市场化整合的英国，以生产内部化的方式，完成了对联合省转口贸易模式的颠覆，航运、贸易、金融中心渐次从阿姆斯特丹转移到伦敦。资本主义更为广泛和深入对市场经济与日常生活活动的渗透，要求主导资本主义的群体、阶层、阶级及组织去建立、控制领土面积更为广袤的传统封建领主国家。相比于威尼斯及联合省，英国凭借其更为完善的资本主义-民族国家政治结构，对城邦国家狭小微弱（正题）、邦联国家联而不合（反题）完成了超越和统一（合题）。随后更大体量的美国代替英国成为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核心国家，则是延续民族国家资本主义化的帝国主义逻辑，其通过整合国内产业（横向行业，纵向产业链），降低交易成本（细化公司治理、计划代替竞争），从而提升垄断能力，从而超越英国原料市场在外、家族企业众多的治国模式。
正如乔万尼阿瑞吉所总结的，数百年来，资本主义世界体系迅猛辩证扩张，其资本主义主导霸权数易其主，后来的代替者之前往往处于该世界体系的半边缘、边缘国家的地位。在资本主义主导霸权的兴替中，虽然后来的代替者在客观上凭借其建立的新机制（保护成本内部化、生产成本内部化、交易成本内部化）强化了世界一体化的联系，但是其与世界广大的边缘地区的经济关系是剥削的、政治关系是歧视的。整个世界在这样体系的主导下，并未见化育一体，却只见两极分立。究其原因，资本主义其反市场的逻辑，决定了由其主导建立的世界体系在不断前进中将是一个在更大广度和深度上的两极分化世界。
梦有多遥远，中国在何处？在新的社会主义天下体系中，顶天（焕发自强自立）立地（平等万国诸邦）要求中国不仅回答自身崛起道路的问题，还要求中国回答世界和谐发展的问题。内政即外交，内因是根据。在全球政治觉醒的时代，重走争夺“生存空间”一跃成为帝国主义强国的旧路是缺乏国际道义及历史眼光的。近代资本主义世界体系扩张的同时，在古老的东方华夏大地上辩证浑圆发展的华夷朝贡天下体系（正题），面对着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反题）的不断叩问与侵蚀。今天的中国即将迎来诚如大乘佛教中国化一样的社会主义中国化，在这百年来的话语交织、思潮涤荡中，激扬出东西碰撞下全新的历史合题——社会主义天下体系。
言辞亦魔法，名实需厘清。历史与现实不断在昭示，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下自由主义话语的魅惑行将就木。全新的社会主义天下体系将带着从各系话语中继承发展而来的概念，为渴望从旧体系下独立的国家、民族和人民，给予真正博爱的普世光照，提供认知反思的有力工具，描绘平等自强的世界新景！
通宝推：然后203,家园 【原创】前言 前言
自庚寅年父亲去世以来，而今已三年半。从那时以来，我开始尝试进行一些整理写作的业余工作（Private Work），希望对自己多年的求索有一个交代，希望能向父亲有一个交代，希望能向我所身处的这片华夏神州有一个交代。
在庚寅年的一系列基础资料整理之后，我于辛卯年腊月完成了《大义觉迷》一文，以向父亲六十九周年诞辰献祭。该文陆续在乌有之乡、天涯国关、强国论坛发表，后继而为华岳论坛、美国侨网转载，其中颇有曲折，所获关注最多者还属天涯国关。我于壬辰年腊月完成了《逐梦神州》一文，以向父亲七十周年诞辰献祭。从篇幅和内容都不及前文，该文所获影响极为有限。然而，我之所以如此固执的偏好古体骈文的形式，实在是因为对于白话冗长文章的厌恶，誓同时下盛行的滔滔不绝、言之无物的空洞文风做一个割裂。
时间来到癸巳年，于我个人已是三十而立。而立者，立心立志、立言立行也。多年未尽之言、未抒之臆，还需言无不尽，以求吐故纳新。因此，从十月至腊月，努力挣脱俗务，打破旧文形式，成此《梦有多遥远，中国在何处》一文。其中一至四篇作为上部在强国论坛发表后，获置顶并首页推荐。只可惜，以我揣测，受此青睐者，皆因谨以此文纪念毛泽东一百二十周年诞辰的引题。其实，《梦有多遥远，中国在何处》并非如许多热捧叫好的人所期望的，会对领袖进行神话和过度诠释，也并非如许多嗤之以鼻的人所期望的，会对领袖进行诋毁和肆意谩骂。本文提及毛泽东的仅仅一次而已，全篇的谋篇布局亦并未对其生平进行追述和评价，然而此文之所以要献给毛泽东者，其原因在于：本文所力求表达的复杂情感、我们这个民族的集体情感的最佳象征均非毛泽东莫属。我知道高华写过什么，我知道沈志华写过什么，但是效法天地的伟人胸怀，自有亿万最为朴实真诚的老百姓在言行间去认同、去爱戴！他们所认同、所爱戴的这个象征，则正是巍巍神州之所以生生不息的公天下精神与出入世情怀！
脚下的路并不平坦，挫折与牺牲还会不期而至，但是，历史的选择与命运的造化，让我们只能义无反顾的前行。不同于美国梦，中国梦的成真，将开创一个人类社会崭新的历史时期。我们躬逢其盛，应当倍感荣幸与责任。
绝 壁
癸巳年腊月十四日于重庆
通宝推：hullo,家园 【原创】梦有多遥远，中国在何处？（下） 五、虚实
重新辩证认识世界历史，有助于矫正时空感、重塑世界观。但是人生观、价值观的引导更多由觉悟而非智慧所洞察，人生观、价值观的确立更多由情感而非理智所决定。在每个人的一生中，内在确立的人生观、价值观难免与认识外在获得的时空感、世界观还会时有抵触。
浮生若梦，咫尺枯荣。要么正视认识，改造内在；要么扭曲外在，顺从内心。因此，困难的不是认识本身，而是如何处理自身（人生观、价值观）与认识（时空感、世界观）的关系。可以简化而不失原则的说，意志坚定、重义轻利，往往能在这个辩证过程中渐行趋近于公义，从而树立和谐的全面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而意志薄弱、重利轻义，则往往会在这个趔趄撕裂中停滞深陷于私利，从而固化其矛盾的狭隘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实践是认识的总结，也是再认识的基础，由认识指导实践之前的这个内外协调过程决定了实践本身的性质。用社会主义的话语来讲，前者可算是唯物的、辩证的，后者可称做唯心的、机械的；从天下体系的角度来看，诚正本即是格致的前提、是修齐治平的基础；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还需破除我执法执、降服此身此心！
谭峭说“道之委也，虚化神，神化气，气化形，形生而万物所以塞也。道之用也，形化气，气化神，神化虚，虚明而万物所以通也。是以古圣人穷通塞之端，得造化之源，忘形以养气，忘气以养神，忘神以养虚。虚实相通，是谓大同”。事物的本质与规律有着相对性，但在特定的时空历史范畴内，事物的本质与规律表现出暂时的绝对性，这是无限与有穷的辩证统一。
从超越马列毛邓的时空来看，反思从社会集体化到经济市场化两次浪潮在左右两个方向下的渐趋极端实践，发展的社会主义需要认识到：剩余价值仅是经济租值的一种具体形式，产业资本与金融资本应当分立。剩余价值是特殊，经济租值是一般。剩余价值是实，经济租值是虚。
无论李嘉图还是马克思，二人都肯定了劳动价值论中劳动创造价值的生产论断，只是二人的旨趣是不尽相同的。李嘉图的目光主要在于从分配中认清地租的多余性质，扫除横亘在产业资产阶级面前的封建地主阶级障碍。马克思则更多聚焦于分配中有形资本对劳动力的倾轧态势，期望打破强加在无产阶级劳动人民身上的沉重枷锁。到了马歇尔正式提出“经济租”和“准租值”的概念时，这种非劳动收入涉及的范围和性质本已是昭然若揭，地主对农民索取的土地租赋、企业主对劳工要求的剩余价值、股东从企业获得的分配红利、银行家对企业主征收的贷款利息、技能劳工对雇主要求的额外报酬（相比于非技能劳工），诸如此类，皆为经济租值。古典经济学家们追求的市场自由，恰恰是需要对非劳动收入的最大限度抑制，而不是对垄断寻租的无限放任。熊彼特之称颂企业家为创造性破坏者，在其打破既得利益，营造技术进步削减公共生活成本的新格局；凯恩斯之痛斥合约的经济后果者，则在其洞察肉食者鄙的寡廉鲜耻，企盼“食利者安乐死”的世界经济新秩序。
然而，随着杰文斯、门格尔、瓦尔拉斯掀起的经济学“边际革命”，效用价值论蜂起，更为数学化的埃奇沃思方盒、帕累托无差异曲线等消费者剩余分析工具逐渐在西方经济学中获得正统及主流的地位。继而随着新古典综合学派、新制度主义学派、供给学派、新凯恩斯主义等诸多流派的交替演绎，剩余价值与经济租值的分析视角与亨利乔治、西蒙派顿、托尔斯坦凡勃仑等关注征收土地单一税、降低基础服务成本、区分劳动非劳动收入等议题的经济学家一道逐渐在后来的主流经济思想教育中销声匿迹、堙没无闻。
马克思按照各个历史时期的主要矛盾特征，把已知的人类社会历史划分成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列宁发展了马克思的分析，将资本主义社会分为自由资本主义和垄断资本主义，并宣称以金融资本为主导的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采用这种划分去机械的认识历史，刻板的信守五大社会形态演进的教条，这不是辩证的历史唯物主义立场。但从这种划分所着眼的主要矛盾性质来细致分析，则有助于厘清要素之间、要素提供者与消费者之间的矛盾性质，有助于看清经济租值在租、税、利、费等多种具体形式间的诸多体用变化。
奴隶与奴隶主之间的矛盾围绕劳动力展开，地主与佃农之间的矛盾围绕土地展开，有产者与无产者之间的矛盾围绕生产工具展开，债权人与债务人之间的矛盾围绕资本展开。争执的根本并非在于所有权，而在于要素获得的相应产出部分的处置权，包括收入权、转让权。而劳动力、土地、生产工具和金融资本等生产要素在不同的时代背景下的主导权之争则决定了该要素自身所能分配的多寡。
各个时期之内，不同的生产要素扮演了主导性的角色。奴隶社会在地广人稀、地利未尽的时代背景下，劳动力所得的分配之争是时代的主要特征；封建社会在未知世界未开、已知地域占尽的社会背景下，土地所得的分配之争是时代的主要矛盾；自由资本主义社会在地理大发现、殖民地遍布的时代氛围下，生产工具所得的分配之争是时代的主要关切；垄断资本主义社会在国内实行普选、世界各国纷纷民族独立的时代洪流中，金融资本所得的分配之争是时代的终极矛盾。
时代交替之时，各个生产要素的利益代表扮演了时代革命的关键角色。地主革了奴隶主的命，以解放奴隶、共赴小康为名，把持土地产权、培育劳动力市场，把稀缺资源从劳动力转换成了土地；资产阶级革了地主的命，以推翻封建、创造财富为名，大肆圈地、炮制贫民，把稀缺资源从土地转换成了生产工具；金融寡头革了资产阶级的命，以央行独立、民族自治为名，消灭主权信贷、阻碍人口流动，把稀缺资源从生产工具转换成了金融资本。
土地的代表、生产工具的代表、金融资本的代表，他们纷纷站到了历史舞台的前台，主观上建立了自己的统治，客观上促进了世界的融合。然而劳动力的代表呢？马克思、恩格斯“全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的振奋呼喊，如今仍言犹在耳；列宁、斯大林苏维埃政权的伟大实践，此刻仍历历在目。作为对社会主义实践的回应，金融霸权的捍卫者精心操控战略物资的世界价格，口诛笔伐极权主义的残酷暴虐，大肆鼓噪自由主义的消费文化，在实利、名誉、民众多个层面，祸乱其国、纷扰其心，寄望和平演变，妄求不战而胜。
是与时俱进，还是顽固不化，这是个问题。某种意义上讲，西方精细科技进步有赖于其勤于质疑，东方圆融社会发展则得益于其善于废问。在新的社会主义天下体系下，争论的不应该再是是否允许存在剩余价值的问题，怀疑的不应该再是是否允许发展市场经济的问题。一方面，纵使终日举国严防，以剩余价值体现的经济租值固然荡然无存，然而酿成的一干独大、百叶萧条、计划有余、活力无存的形势，只能吞下大量生产要素闲置、举国生活用度不足、权力寻租之弊难杜、意识形态信仰坍塌的晦涩苦果。另一方面，如果无视公平正义，放任搜刮经济租值之风蔓延，那么孕育出的群龙无首、尾大不掉、盲动有余、计划阙如的态势，只怕难以避免迎来民生萎靡不振、民族精神矮化、社会风气奢靡、举国负债累累的萧瑟局面。
梦有多遥远，中国在何处？焦点应当在于流水不腐、推陈出新！在新的社会主义天下体系下，应当思辨的是，经济租值即是对过往劳动创新（包括农民、工人、企业主、银行家、政治家等各类社会角色的劳动创新）形成财富的应有客观尊重，也是对后续劳动创新造成的人为主观障碍。规范旧的市场、孕育新的市场，需要公权力的服务型监管与引导性培育。所为封建者，世袭罔替也。面对经济租值的封建性质，没有有力的公权力，又由谁来剪除腐朽、抑制寻租？没有有爱的公权力，又由谁来悬壶济世、濡养众生？所谓创新者，开天辟地也。面对经济租值的创新性质，没有有志的公权力，又由谁来推动科技、涉险进取？没有有度的公权力，又由谁来鼓舞创造、激励万民？光者，波也、粒也、亦波亦粒、非波非粒。春夏秋冬，生长收藏。经济租值者，生也、藏也、亦生亦藏、非生非藏。
诚如迈克尔赫德森所言，当今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下，以金融、房地产、保险（FIRE，Finance -Insurance-Real Estate）为代表的泛金融化部门（还包括如农业、能源、通信、基础设施等部门）通过从国家政府、实体产业及广大劳工肆意搜刮经济租值的方式，来满足其罔顾社会增长现实而按复利趋势膨胀的妄想。国家政府被贬低到债务偿还者的地位，实体产业沦落为金融资本的附庸，广大劳工负担着资本转嫁的沉重税负，凭借这些从实体经济中抽离的庞大经济租值，封建寄生性质的各类现代资产得以拥有源源不断的现金流贴现支撑。梦有多遥远，中国在何处？正如布罗代尔所揭示的，近代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每个扩张周期都存在着冒险创新（生）、自由竞争（长）、产业进步（收）、垄断食利（藏）的生长收藏过程。经过40余年来金融资本的狂飙突进，在这垄断食利炮制的巨额全球债务溃散的萧瑟冬季，作为开创社会主义天下体系的新型民族国家，唯有正确认识和对待经济租值，施行涤旧生新的财税政策（鼓励留存创新性经济租值、侧重征收食利性经济租值），才能还政府以真正市场守夜人的地位，才能削减产业发展的高昂金融成本，才能增加劳工的实际可支配收入。在这资本主义世界体系既已覆满全球、债务锁链绞杀民族经济的时代环境下，惟其如此，才能扭转寄生掠夺、乾坤颠倒的国际封建旧秩序；惟其如此，才能顺应四海沸腾民心，建立服务实体产业与广大劳工的新型国际关系；惟其如此，才能携手世界各个新型民生国家，共同开创寰球之盛世太平！
六、顺逆
废问之下，社会主义的信仰困惑自可茅塞顿开、醍醐灌顶；重拾质疑，金融资本稀缺的弥天大谎也终将无所遁形、昭然天下。
从横贯古今中西的全球人类文明来看，反思从古老文明沉浮到美元霸权崛起的金融实践，发展的社会主义还需认识到：货币并没有固定本质，它仅仅顺应社会时代要求在名目与金属间张缩变化。货币本金银是实，货币即信用是虚。
伴随着近代西方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不断扩张，关于货币性质及演化的反思，从来都存在着两种针锋相对观念的争论。长期以来，主流意见者们，包括马克思在内的部分共产主义者、米塞斯在内的大多极端自由主义者，认为金银天然是货币，他们可以划归为金属货币论者（Metallists）的行列。与这种相信通货的价值主要或完全取决于其背后支撑金属的内在价值的观点相左，持货币名目论者（Cartalists）相信货币的使用主要基于货币发行当局的公权力。金属货币论认为，货币是私人部门为克服物物交换的不便（交易成本）而自发产生，其演进以市场为导向；货币名目论认为，货币是国家以缴纳税收等方式制造需求，促进其流通而产生，国家在其演进中发挥了核心作用。
基于对货币性质及演化的不同认识，引申到货币管理领域，金属货币论与货币名目论亦得出各自不同的结论。在货币管理上，金属货币论秉承货币数量论（Quantity Theory of Money ，QTM）的认识；货币名目论则采纳国家货币论（State Theory of Money ，STM）的洞察。倒行逆施者，盘剥民生、守卫资本，在货币数量论指导下，信守币值稳定重于实体经济需要的中央银行，犹如重视图书安全忽视流通的图书馆，违背了其作为公权力机构存在的根本意义；顺天应人者，挟制资本、殷实民生，在国家货币论指导下，首要目标在于充分就业的国民银行，通过主权信贷货币政策使得失业劳动力及闲置生产资料投入生产，适应了国内整体经济的良性发展。
自东罗马帝国分崩离析以来、资本主义滥觞之时，金属货币的铸币权虽然归于封建君主，但是封建君主的财税体系未能帮助其建立支撑货币价值的实物储备，而是成为其巨额战争融资及庞大奢靡支出的债务抵押。正是由于公权力的缺乏，才使得封建君主所铸造的金银之类具备一定内在价值的商品（拜占庭金币、佛罗伦萨佛罗林是其代表），成为国际商人青睐的大宗贸易定价及结算货币，并由此延伸成为国际商人面向封建领主国家、新兴民族国家进行投融资的货币载体。
然而，权力不会消散，只会被让渡。从后续联合省、英国等海权国家的发展来看，代表国际商人利益的私人中央银行会逐步填补国家放弃货币发行权形成的空白，从而形成以税收支撑国债偿付、以金银储备发行基础货币、以准备金率控制货币价值、以再贴现率稳定货币汇率的系列政策，这也正是货币数量论转向其他政策领域的必然逻辑推论。在19世纪中期英国“通货学派”与“银行学派”展开的激烈辩论中，“通货学派”强调狭隘的货币供给定义，“银行学派”则强调信贷的整体结构。“通货学派”尊奉的货币数量论最终在这场辩论中获胜并得到广泛接受。其要求纸币具备100%黄金准备金的苛刻做法，反映了其将保护财富凌驾于创造财富之上的强烈倾向。在大英帝国巨大成功的背景下，“通货学派”的一系列诸如固定汇率、金本位制、可兑换性及严格控制银行卷发行等政策在19世纪第二个五十年成为英国货币政策的正统观念。
从金本位蜕变为金汇兑本位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下的非核心国家逐渐从以金银储备发行基础货币过渡到以外汇储备发行基础货币。且随着储备货币国家美国放弃金本位制、石油贸易采纳美元结算、金融市场放松管制促成跨国资本无阻碍流动的相继发生，美国建立起史无前例的美元霸权。通过其强势美元，美国的贸易赤字及巨额战争债务得以通过其资本帐户盈余进行融资。其贸易伙伴则一方面向美国输送了海量的实际商品及服务，另一方面其按美元结算的作为储备货币的贸易盈余则只能以短期安全性较高、收益率较低的投资形式回流到美元资本市场供美元经济体下一轮的技术研发、战争支出、海外投资以及市场投机，而给本币经济体留下工资低廉、就业不足、内需匮乏、投资过剩、资源耗尽、污染严重等棘手的社会问题。
随着时代认知视野的不断拓展，从米切尔英尼斯到海曼明斯基，从查尔斯古德哈特到大卫格雷伯，从杰奥夫雷英厄姆到杰奥夫雷加德纳，从廖子光到迈克尔赫德森，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社会学家、人类学家、高端金融从业者，通过对更为广泛历史经验的洞察，在西方主流正统的经济学话语体系之外，渐进形成一种更为宏大全面、更为公平正义的“异端”认知：放眼5000年来的欧洲及中东历史，可以明显看到一个信用货币与金属货币交替占据主导地位的延宕过程。在社会相对和平的时期，往往以信用货币为主；在战争与掠夺横行的时期，信用货币则往往被金属货币替代。
在公元前3500年至公元前800年的农业帝国时代，在美索不达米亚、埃及，信用货币均居于主导地位。这个时期内，苏美尔人、巴比伦人、亚述人反复强调的汉莫拉比废除债务的主张，不仅仅是从个体上要求伸张保护寡妇孤儿之类弱者不受强者欺凌的公平正义，这更是从整体上要求遏制掠夺性贷款导致债务奴役的范围和程度，进而避免社会秩序的全面崩溃。
在公元前800年至公元600年的轴心时代，铸币兴起，时代普遍改用金属货币。爱琴海沿岸金银贵金属货币的出现正是暴力普遍泛滥后社会转型的结果。相比于实物支付的繁难、票据支付的国界限制，亚历山大所代表的“军事-铸币-奴隶合成体”通过不断征服他国，获取大量战俘作为奴隶在矿山劳作，从而铸造金属货币支付雇佣军队，并分配战利品缓和城邦内债务奴役程度。因而，同时期希腊诸城邦金属货币普及迅速，而腓尼基等地中海大型贸易国家则并无太大兴趣。即便在罗马帝国的大部分时期，金属货币的使用仍主要集中于意大利、大城市及军团实际驻扎的边境。显而易见的是，希腊罗马这种通过军事扩展解决债务危机的拖延回避方式，一旦遭遇扩展停止，一切均会分崩离析。
在公元600年至公元1450年的中世纪，伴随着新宗教权威在前一个时期的兴起及在这个时期内确立起对社会生活更为广泛的规制，金银贵金属大量积聚在教堂、修道院和寺院，信用货币得以重新回归。在伊斯兰国家，围绕清真寺和集市两级组织起来的商人阶层通过废除高利贷，建立起筑基于信任和声誉之上的信用网络，推动了伊斯兰教在中亚、沙哈拉及环印度洋沿岸的传播。在基督教世界，货币回归虚拟形态，日常生活层次的经济活动中大多数交易并未采用金属货币进行。而以身兼商人、战士、基督徒诸多身份的圣殿骑士团为代表，西欧的商人资本家开始泛起大规模的资本主义活动，并采用伊斯兰的汇票等金融技术，为攻打伊斯兰世界的十字军东征融资。这个时期内，亚里士多德认为货币不过是一种社会习惯的观点成为中世纪公认的智慧。
在公元1450年至公元1971年的资本主义帝国时代，金银货币逐渐在全球大规模沿用。相比于轴心时代，货币作为帝国的工具呈现，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秩序扩张下，政治和军事权力则按照货币逻辑自主性的要求围绕其彻底重组。与远征中东异曲同工，远征美洲的是勇敢冒险家与谨慎金融家的结合体。随着中国两宋至元朝以来纸币体系的瓦解及一条鞭法后白银本位的确立，美洲流入欧洲的大量金银极少最终流入普通人群的日常生活（即使在塞维利亚这个联通新旧世界的港口，金银并未在日常交易中被频繁使用），而是成为联系全球国际贸易的纽带。王室、贵族、商人与银行家的联盟借助对这些金银的控制，通过建立基于金银之上的新的信用体系，逐渐侵蚀和摧毁地方的信用货币体系。而东方未能及时消化的贵金属滞留在欧洲引发的价格革命，则进一步恶化了大多数原本自给自足人群的生活，使其沦为可采用更高级信用形式的富商贵族的雇工。伴随着英国金本位制的确立，面对新型信用货币引发的类似南海泡沫、密西西比泡沫对既有财富的巨大威胁，以皇家铸币厂厂长艾萨克牛顿及其顾问、完善货币数量论的约翰洛克为代表，坚信唯有依靠金银方能制约此类系统性疯狂的物质主义观点逐渐成为把持大量既有财富的人们所接收和捍卫的核心立场。在这个全新的大时代，泛封建性质的财富力量，注定无法认可货币的政治性质。
在当代美元霸权主导的国际金融体系下，美元经济体的鲸吞蚕食对民族国家自身的持续增长及民生改善毫无裨益。虽然美元自身作为非金属货币，开创了新的信用货币时代，但是世界上其贸易伙伴国以美元外汇储备为基础货币发行依据的政策，则不过是翻新的货币金属论。以美元霸权捍卫者面目出现的各色国家金融机构对各民族国家施加的政策压力，则不过是翻新的货币数量论教条。在现有的国际金融体系结构下，囿于货币数量论的陈腐教条、耽于美元霸权施加的汇率压力，各国通过财政紧缩、利率提升以防止资本外逃、保障价格稳定的自损政策，不仅遏制了其采取主权信贷货币政策的可能，更使得该国深陷国际资本和债务的泥潭。
在中国自身漫长连续的中央集权实践中，货币作为度量衡的认识、以及基于此认识形成的均输平准等币值轻重调节之术，很早即为这个国家的天下为公者们所认识、所践行、所传承。无论是王莽，还是王安石，他们的主权信贷货币政策，戳穿的正是币值企稳货币政策所营造的金融资本稀缺假象，触怒的正是混淆货币性质及管理政策是非争论、截取实体经济庞大经济租值的泛金融部门。
在经济学话语体系下，涵盖价格理论（微观经济学）与货币理论（宏观经济学）的经济学延宕数百年，似乎纷繁复杂、蔚为大观。然而，从采纳中国传统原生话语的辩证方法来看，穿透迷雾、揭开面纱，围绕经济租值（价格理论的核心议题）与货币性质（货币理论的核心议题）的诸多争论，不过是虚实之辩，不过是顺逆之别。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固守内轻外重、重利轻义的人生观、价值观立场，在世界观上又怎能理解与认可涤旧生新财税政策和主权信贷货币政策那悲天悯人、普渡众生的大乘公天下精神？秉持内重外轻、重义轻利的人生观、价值观立场，又岂能不共鸣与继承代有雄奇这明辨虚实、助顺讨逆的生生不息、为而不恃的出入世情怀？
梦有多遥远，中国在何处？作为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下挣扎的后进发展中国家，中国还须矫正百年西方启蒙思潮以来自卑自贱的国家定位！作为开创社会主义天下体系的后进发展中国家，中国还须重树华夏文明数千年积淀下来的正见正信！堂堂举国公器，焉能被安于一己私利之殖民掮客操持？煌煌文明古国，岂可重蹈霸权国家之旧式帝国主义覆辙？唯有沿着不卑不亢的大中至正之道前行，方能凝聚四海人心，方能促成建立导向平等自强、真正公平正义的社会主义天下体系，方能实现社会主义天下体系下各主权国家实施涤旧生新财税政策实现本国产业发展、实施主权信贷货币政策实现本国充分就业、实施本币结算国际贸易实现贸易平衡的国际经济新秩序！
七、齐物
梦有多遥远，中国在何处？中国是极富理想主义的！不论是孔丘删改诗书、著述春秋，还是朱熹重谱世系、明德天下，圣贤大儒们在应然世界倾注的毕生精力，正是对其身处时代历经弥久深度暴力后的深彻反思与铿锵回应。中国是极具现实主义的！不论是商鞅废除封建、推行郡县，还是雍正设立军机、摊丁入亩，经国巨匠们在实然世界掀起的滔天波澜，正是对其时一潭腐朽封建死水的无情荡涤与捐身孝志。百废待兴者，首在人心。荼毒人心者，世袭罔替。唯有摒弃附着污泥浊水的陈旧词语，唯有埋葬混淆名实内涵的食利风雅，方能在外在的定正朔、易服色、移风俗之际，实现内在的明规矩、立道德、化秩序！
梦有多遥远，中国在何处？循名责实、利出一孔，天下为公、世界大同！这正是东方神州数千年追求公义传统下富有力量、充满感召的回答！在今天社会主义天下体系的视角下，追求公义需要在精神（应然世界）上教化儒家自强不息之道统，追求公义需要在物质（实然世界）上躬行法家平等万物之治统。表虚里实，畅通无碍，辩证矫枉，弥合分殊。惟其如此，方可再造梦中天地乾坤。惟其如此，方可顺应中国格局气运。
然而，何为平等？何为自强？什么的平等？什么的自强？这是对治统、道统的内涵困惑，这也是对梦有多遥远、中国在何处的持续追问。有别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下普世价值统领的民主、自由等矛盾范畴，社会主义天下体系下的公平正义（公义）统领的平等、自强等范畴则是和谐而自洽的，是传统而现代的。
诚如汪晖所指出的，平等不单是边沁强调的机会的平等、罗尔斯强调的分配的平等、亚马蒂亚森强调的能力的平等，平等还应该是章太炎强调的差异的平等！物有大小，人有贤愚。人与物的多样性决定了差异的普遍性。梦有多遥远，中国在何处？成分决定论下的阶级斗争无视分化演变的动态趋势、秉承静态机械的唯物主义思维。在其主导的政治正确气候下，无论是激情澎湃的法国大革命，还是延宕十年的文化大革命，都因为其对于消除差异的偏激盲动而给历史留下了沉重的过往。能力有高低，功用有不同，万物并行不悖首先需要的正是对于差异的谅解与尊重、对于等级的明确与恪守。历史唯物主义应当是着眼于格局制衡，而非简单对立，应当是动态辩证的，而非静态机械的。外施治统、躬行平等，唯有在保持多样性的前提下，去伸张公平的机遇、去给予能力的培养、去捍卫分配的公正，才能形成改善本体（体）、增进功用（用）、把握变机（变）、化成秩序（化）的持续的流动。
如果说体用变化是治统于实然世界所施力的四个方面，那么体用变化也正是道统于应然世界所着力的四个维度。内布道统、教化自强，不仅需要激励人们乐观上进、把握机遇（变），还需要激发人们趋苦修行、增长才干（用）；不仅需要引导人们知足常乐、释嗔断妄（化），还需要训诫人们去戾除暴、正视差异（体）。民主存妄，偷换平等。自由有碍，菲薄自强。缺乏平等内涵的民主，不过是选举闹剧之民主。没有自强支撑的自由，岂非是放任堕落之自由。小惑易方，大惑易性。我们不仅应当毅然废除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下的民主自由清谈。大道至简，效法天地。我们更应当成竹于胸的去为社会主义天下体系下的平等自强实论张本：梦有多遥远，中国在何处？人之法地要求我们外施治统以彰众生之平等！地之法天要求我们内布道统以促万物之自强！天之法道要求我们弥纶天地以合应实之分殊！道法自然要求我们变化不居以顺格局之气运！
天人合一，昊圣一道。基督教宣扬自我救赎（At-One-Ment意即人神合一，Atonement意即救赎），泛神论认为万物自性。无论古今中西，人类对于一的追求是一贯的！“虚无所不至，神无所不通，气无所不同，形无所不类。孰为彼，孰为我？孰为有识，孰为无识？万物，一物也；万神，一神也，斯道之至矣。”然而，拯救觉醒不在他处，不靠别人、不靠施舍，只在内心、只在言行。不论富贵贫弱，执妄深重，又如何能目光如炬、洞若观火？
梦有多遥远，中国在何处？不懈的追问，并不能给与我们真正的答案，也不能一定带来光明灿烂的未来。近两百年来，无数先辈给出的答案可以彰显他们的坦荡雄心，却不能照亮我们的曲折去路。唯有我们自己知变化、铸新鼎、正天地、谙辩证、明虚实、晓顺逆、齐万物，我们方能因信称义、道成肉身！我们方能唯物睿智、属灵坚韧！我们方能不辱使命，壮丽一生！
梦有多遥远，中国在何处？前途攸关万世之气象，成败决定文明之承续。我们正身处时代巨变的暴风之中。
癸巳年腊月于重庆
通宝推：新手爱学习,家园 之前有人说西西河有一批“语言的巨人”，楼主就是了。 洋洋数万言，楼主能不能就概括成一句话，让我们节约一点时间，行不行？
家园 虽然我宝推了，但我还是有些不明白 楼主为何要原创这样的长文？
只是为了心中的郁闷？
西西河喜欢实在的有嚼劲的文字。
家园 写文章不要这样 思维太发散，又常做感叹之语。光求营造宏大的气势，却流于卖弄。实在有用的内容不多。假大空三个里你占了俩。
就像个书生站在庐山山脚下望着庐山大舒胸臆，吟了半天，别人都快爬到山顶了，他还在山脚。
去过庐山的，还不知道庐山是咋回事啊？没去过的，你说几万字，他也不懂。
我有话直说，你别介意。你一码四万字，我还是很佩服的。
- 复 写文章不要这样
家园 什么是实在有用的？ 这位朋友提的很尖锐啊！我从不长篇大论，后面会补充上本文的前言，略作一个说明。之所以一码两万字，当然还是希望倾吐些真情实感和多年所学的，所以说假大空里面我占了两，营造宏大的气势倒确为实情，只是空字只怕不能苟同。
七篇子文章的内容取舍，我是斟酌再三的。或许你我分别的关键在于“什么是实在有用的？”。当然也或许是阁下早已是成竹在胸，我这番粗浅议论确实难引共鸣或兴趣。只是我在想，如何能够把攸关国家前途命运的道理和信念传播出去呢？于情于理，是否都需要一些高度概括而中正的文章去承载呢？虽挂一漏万，我也只能先不耻而为之了。阁下高才远见，还望不吝斧正。
- 复 写文章不要这样
家园 这种文章四万字老兄都读下来了 佩服佩服
家园 花楼主 家园 不明觉厉! 花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