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梦有多遥远，中国在何处？（上） -- SilenceCliff

五、虚实

重新辩证认识世界历史，有助于矫正时空感、重塑世界观。但是人生观、价值观的引导更多由觉悟而非智慧所洞察，人生观、价值观的确立更多由情感而非理智所决定。在每个人的一生中，内在确立的人生观、价值观难免与认识外在获得的时空感、世界观还会时有抵触。

浮生若梦，咫尺枯荣。要么正视认识，改造内在；要么扭曲外在，顺从内心。因此，困难的不是认识本身，而是如何处理自身（人生观、价值观）与认识（时空感、世界观）的关系。可以简化而不失原则的说，意志坚定、重义轻利，往往能在这个辩证过程中渐行趋近于公义，从而树立和谐的全面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而意志薄弱、重利轻义，则往往会在这个趔趄撕裂中停滞深陷于私利，从而固化其矛盾的狭隘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实践是认识的总结，也是再认识的基础，由认识指导实践之前的这个内外协调过程决定了实践本身的性质。用社会主义的话语来讲，前者可算是唯物的、辩证的，后者可称做唯心的、机械的；从天下体系的角度来看，诚正本即是格致的前提、是修齐治平的基础；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还需破除我执法执、降服此身此心！

谭峭说“道之委也，虚化神，神化气，气化形，形生而万物所以塞也。道之用也，形化气，气化神，神化虚，虚明而万物所以通也。是以古圣人穷通塞之端，得造化之源，忘形以养气，忘气以养神，忘神以养虚。虚实相通，是谓大同”。事物的本质与规律有着相对性，但在特定的时空历史范畴内，事物的本质与规律表现出暂时的绝对性，这是无限与有穷的辩证统一。

从超越马列毛邓的时空来看，反思从社会集体化到经济市场化两次浪潮在左右两个方向下的渐趋极端实践，发展的社会主义需要认识到：剩余价值仅是经济租值的一种具体形式，产业资本与金融资本应当分立。剩余价值是特殊，经济租值是一般。剩余价值是实，经济租值是虚。

无论李嘉图还是马克思，二人都肯定了劳动价值论中劳动创造价值的生产论断，只是二人的旨趣是不尽相同的。李嘉图的目光主要在于从分配中认清地租的多余性质，扫除横亘在产业资产阶级面前的封建地主阶级障碍。马克思则更多聚焦于分配中有形资本对劳动力的倾轧态势，期望打破强加在无产阶级劳动人民身上的沉重枷锁。到了马歇尔正式提出“经济租”和“准租值”的概念时，这种非劳动收入涉及的范围和性质本已是昭然若揭，地主对农民索取的土地租赋、企业主对劳工要求的剩余价值、股东从企业获得的分配红利、银行家对企业主征收的贷款利息、技能劳工对雇主要求的额外报酬（相比于非技能劳工），诸如此类，皆为经济租值。古典经济学家们追求的市场自由，恰恰是需要对非劳动收入的最大限度抑制，而不是对垄断寻租的无限放任。熊彼特之称颂企业家为创造性破坏者，在其打破既得利益，营造技术进步削减公共生活成本的新格局；凯恩斯之痛斥合约的经济后果者，则在其洞察肉食者鄙的寡廉鲜耻，企盼“食利者安乐死”的世界经济新秩序。

然而，随着杰文斯、门格尔、瓦尔拉斯掀起的经济学“边际革命”，效用价值论蜂起，更为数学化的埃奇沃思方盒、帕累托无差异曲线等消费者剩余分析工具逐渐在西方经济学中获得正统及主流的地位。继而随着新古典综合学派、新制度主义学派、供给学派、新凯恩斯主义等诸多流派的交替演绎，剩余价值与经济租值的分析视角与亨利乔治、西蒙派顿、托尔斯坦凡勃仑等关注征收土地单一税、降低基础服务成本、区分劳动非劳动收入等议题的经济学家一道逐渐在后来的主流经济思想教育中销声匿迹、堙没无闻。

马克思按照各个历史时期的主要矛盾特征，把已知的人类社会历史划分成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列宁发展了马克思的分析，将资本主义社会分为自由资本主义和垄断资本主义，并宣称以金融资本为主导的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采用这种划分去机械的认识历史，刻板的信守五大社会形态演进的教条，这不是辩证的历史唯物主义立场。但从这种划分所着眼的主要矛盾性质来细致分析，则有助于厘清要素之间、要素提供者与消费者之间的矛盾性质，有助于看清经济租值在租、税、利、费等多种具体形式间的诸多体用变化。

奴隶与奴隶主之间的矛盾围绕劳动力展开，地主与佃农之间的矛盾围绕土地展开，有产者与无产者之间的矛盾围绕生产工具展开，债权人与债务人之间的矛盾围绕资本展开。争执的根本并非在于所有权，而在于要素获得的相应产出部分的处置权，包括收入权、转让权。而劳动力、土地、生产工具和金融资本等生产要素在不同的时代背景下的主导权之争则决定了该要素自身所能分配的多寡。

各个时期之内，不同的生产要素扮演了主导性的角色。奴隶社会在地广人稀、地利未尽的时代背景下，劳动力所得的分配之争是时代的主要特征；封建社会在未知世界未开、已知地域占尽的社会背景下，土地所得的分配之争是时代的主要矛盾；自由资本主义社会在地理大发现、殖民地遍布的时代氛围下，生产工具所得的分配之争是时代的主要关切；垄断资本主义社会在国内实行普选、世界各国纷纷民族独立的时代洪流中，金融资本所得的分配之争是时代的终极矛盾。

时代交替之时，各个生产要素的利益代表扮演了时代革命的关键角色。地主革了奴隶主的命，以解放奴隶、共赴小康为名，把持土地产权、培育劳动力市场，把稀缺资源从劳动力转换成了土地；资产阶级革了地主的命，以推翻封建、创造财富为名，大肆圈地、炮制贫民，把稀缺资源从土地转换成了生产工具；金融寡头革了资产阶级的命，以央行独立、民族自治为名，消灭主权信贷、阻碍人口流动，把稀缺资源从生产工具转换成了金融资本。

土地的代表、生产工具的代表、金融资本的代表，他们纷纷站到了历史舞台的前台，主观上建立了自己的统治，客观上促进了世界的融合。然而劳动力的代表呢？马克思、恩格斯“全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的振奋呼喊，如今仍言犹在耳；列宁、斯大林苏维埃政权的伟大实践，此刻仍历历在目。作为对社会主义实践的回应，金融霸权的捍卫者精心操控战略物资的世界价格，口诛笔伐极权主义的残酷暴虐，大肆鼓噪自由主义的消费文化，在实利、名誉、民众多个层面，祸乱其国、纷扰其心，寄望和平演变，妄求不战而胜。

是与时俱进，还是顽固不化，这是个问题。某种意义上讲，西方精细科技进步有赖于其勤于质疑，东方圆融社会发展则得益于其善于废问。在新的社会主义天下体系下，争论的不应该再是是否允许存在剩余价值的问题，怀疑的不应该再是是否允许发展市场经济的问题。一方面，纵使终日举国严防，以剩余价值体现的经济租值固然荡然无存，然而酿成的一干独大、百叶萧条、计划有余、活力无存的形势，只能吞下大量生产要素闲置、举国生活用度不足、权力寻租之弊难杜、意识形态信仰坍塌的晦涩苦果。另一方面，如果无视公平正义，放任搜刮经济租值之风蔓延，那么孕育出的群龙无首、尾大不掉、盲动有余、计划阙如的态势，只怕难以避免迎来民生萎靡不振、民族精神矮化、社会风气奢靡、举国负债累累的萧瑟局面。

梦有多遥远，中国在何处？焦点应当在于流水不腐、推陈出新！在新的社会主义天下体系下，应当思辨的是，经济租值即是对过往劳动创新（包括农民、工人、企业主、银行家、政治家等各类社会角色的劳动创新）形成财富的应有客观尊重，也是对后续劳动创新造成的人为主观障碍。规范旧的市场、孕育新的市场，需要公权力的服务型监管与引导性培育。所为封建者，世袭罔替也。面对经济租值的封建性质，没有有力的公权力，又由谁来剪除腐朽、抑制寻租？没有有爱的公权力，又由谁来悬壶济世、濡养众生？所谓创新者，开天辟地也。面对经济租值的创新性质，没有有志的公权力，又由谁来推动科技、涉险进取？没有有度的公权力，又由谁来鼓舞创造、激励万民？光者，波也、粒也、亦波亦粒、非波非粒。春夏秋冬，生长收藏。经济租值者，生也、藏也、亦生亦藏、非生非藏。

诚如迈克尔赫德森所言，当今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下，以金融、房地产、保险（FIRE，Finance -Insurance-Real Estate）为代表的泛金融化部门（还包括如农业、能源、通信、基础设施等部门）通过从国家政府、实体产业及广大劳工肆意搜刮经济租值的方式，来满足其罔顾社会增长现实而按复利趋势膨胀的妄想。国家政府被贬低到债务偿还者的地位，实体产业沦落为金融资本的附庸，广大劳工负担着资本转嫁的沉重税负，凭借这些从实体经济中抽离的庞大经济租值，封建寄生性质的各类现代资产得以拥有源源不断的现金流贴现支撑。梦有多遥远，中国在何处？正如布罗代尔所揭示的，近代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每个扩张周期都存在着冒险创新（生）、自由竞争（长）、产业进步（收）、垄断食利（藏）的生长收藏过程。经过40余年来金融资本的狂飙突进，在这垄断食利炮制的巨额全球债务溃散的萧瑟冬季，作为开创社会主义天下体系的新型民族国家，唯有正确认识和对待经济租值，施行涤旧生新的财税政策（鼓励留存创新性经济租值、侧重征收食利性经济租值），才能还政府以真正市场守夜人的地位，才能削减产业发展的高昂金融成本，才能增加劳工的实际可支配收入。在这资本主义世界体系既已覆满全球、债务锁链绞杀民族经济的时代环境下，惟其如此，才能扭转寄生掠夺、乾坤颠倒的国际封建旧秩序；惟其如此，才能顺应四海沸腾民心，建立服务实体产业与广大劳工的新型国际关系；惟其如此，才能携手世界各个新型民生国家，共同开创寰球之盛世太平！

六、顺逆

废问之下，社会主义的信仰困惑自可茅塞顿开、醍醐灌顶；重拾质疑，金融资本稀缺的弥天大谎也终将无所遁形、昭然天下。

从横贯古今中西的全球人类文明来看，反思从古老文明沉浮到美元霸权崛起的金融实践，发展的社会主义还需认识到：货币并没有固定本质，它仅仅顺应社会时代要求在名目与金属间张缩变化。货币本金银是实，货币即信用是虚。

伴随着近代西方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不断扩张，关于货币性质及演化的反思，从来都存在着两种针锋相对观念的争论。长期以来，主流意见者们，包括马克思在内的部分共产主义者、米塞斯在内的大多极端自由主义者，认为金银天然是货币，他们可以划归为金属货币论者（Metallists）的行列。与这种相信通货的价值主要或完全取决于其背后支撑金属的内在价值的观点相左，持货币名目论者（Cartalists）相信货币的使用主要基于货币发行当局的公权力。金属货币论认为，货币是私人部门为克服物物交换的不便（交易成本）而自发产生，其演进以市场为导向；货币名目论认为，货币是国家以缴纳税收等方式制造需求，促进其流通而产生，国家在其演进中发挥了核心作用。

基于对货币性质及演化的不同认识，引申到货币管理领域，金属货币论与货币名目论亦得出各自不同的结论。在货币管理上，金属货币论秉承货币数量论（Quantity Theory of Money ，QTM）的认识；货币名目论则采纳国家货币论（State Theory of Money ，STM）的洞察。倒行逆施者，盘剥民生、守卫资本，在货币数量论指导下，信守币值稳定重于实体经济需要的中央银行，犹如重视图书安全忽视流通的图书馆，违背了其作为公权力机构存在的根本意义；顺天应人者，挟制资本、殷实民生，在国家货币论指导下，首要目标在于充分就业的国民银行，通过主权信贷货币政策使得失业劳动力及闲置生产资料投入生产，适应了国内整体经济的良性发展。

自东罗马帝国分崩离析以来、资本主义滥觞之时，金属货币的铸币权虽然归于封建君主，但是封建君主的财税体系未能帮助其建立支撑货币价值的实物储备，而是成为其巨额战争融资及庞大奢靡支出的债务抵押。正是由于公权力的缺乏，才使得封建君主所铸造的金银之类具备一定内在价值的商品（拜占庭金币、佛罗伦萨佛罗林是其代表），成为国际商人青睐的大宗贸易定价及结算货币，并由此延伸成为国际商人面向封建领主国家、新兴民族国家进行投融资的货币载体。

然而，权力不会消散，只会被让渡。从后续联合省、英国等海权国家的发展来看，代表国际商人利益的私人中央银行会逐步填补国家放弃货币发行权形成的空白，从而形成以税收支撑国债偿付、以金银储备发行基础货币、以准备金率控制货币价值、以再贴现率稳定货币汇率的系列政策，这也正是货币数量论转向其他政策领域的必然逻辑推论。在19世纪中期英国“通货学派”与“银行学派”展开的激烈辩论中，“通货学派”强调狭隘的货币供给定义，“银行学派”则强调信贷的整体结构。“通货学派”尊奉的货币数量论最终在这场辩论中获胜并得到广泛接受。其要求纸币具备100%黄金准备金的苛刻做法，反映了其将保护财富凌驾于创造财富之上的强烈倾向。在大英帝国巨大成功的背景下，“通货学派”的一系列诸如固定汇率、金本位制、可兑换性及严格控制银行卷发行等政策在19世纪第二个五十年成为英国货币政策的正统观念。

从金本位蜕变为金汇兑本位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下的非核心国家逐渐从以金银储备发行基础货币过渡到以外汇储备发行基础货币。且随着储备货币国家美国放弃金本位制、石油贸易采纳美元结算、金融市场放松管制促成跨国资本无阻碍流动的相继发生，美国建立起史无前例的美元霸权。通过其强势美元，美国的贸易赤字及巨额战争债务得以通过其资本帐户盈余进行融资。其贸易伙伴则一方面向美国输送了海量的实际商品及服务，另一方面其按美元结算的作为储备货币的贸易盈余则只能以短期安全性较高、收益率较低的投资形式回流到美元资本市场供美元经济体下一轮的技术研发、战争支出、海外投资以及市场投机，而给本币经济体留下工资低廉、就业不足、内需匮乏、投资过剩、资源耗尽、污染严重等棘手的社会问题。

随着时代认知视野的不断拓展，从米切尔英尼斯到海曼明斯基，从查尔斯古德哈特到大卫格雷伯，从杰奥夫雷英厄姆到杰奥夫雷加德纳，从廖子光到迈克尔赫德森，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社会学家、人类学家、高端金融从业者，通过对更为广泛历史经验的洞察，在西方主流正统的经济学话语体系之外，渐进形成一种更为宏大全面、更为公平正义的“异端”认知：放眼5000年来的欧洲及中东历史，可以明显看到一个信用货币与金属货币交替占据主导地位的延宕过程。在社会相对和平的时期，往往以信用货币为主；在战争与掠夺横行的时期，信用货币则往往被金属货币替代。

在公元前3500年至公元前800年的农业帝国时代，在美索不达米亚、埃及，信用货币均居于主导地位。这个时期内，苏美尔人、巴比伦人、亚述人反复强调的汉莫拉比废除债务的主张，不仅仅是从个体上要求伸张保护寡妇孤儿之类弱者不受强者欺凌的公平正义，这更是从整体上要求遏制掠夺性贷款导致债务奴役的范围和程度，进而避免社会秩序的全面崩溃。

在公元前800年至公元600年的轴心时代，铸币兴起，时代普遍改用金属货币。爱琴海沿岸金银贵金属货币的出现正是暴力普遍泛滥后社会转型的结果。相比于实物支付的繁难、票据支付的国界限制，亚历山大所代表的“军事-铸币-奴隶合成体”通过不断征服他国，获取大量战俘作为奴隶在矿山劳作，从而铸造金属货币支付雇佣军队，并分配战利品缓和城邦内债务奴役程度。因而，同时期希腊诸城邦金属货币普及迅速，而腓尼基等地中海大型贸易国家则并无太大兴趣。即便在罗马帝国的大部分时期，金属货币的使用仍主要集中于意大利、大城市及军团实际驻扎的边境。显而易见的是，希腊罗马这种通过军事扩展解决债务危机的拖延回避方式，一旦遭遇扩展停止，一切均会分崩离析。

在公元600年至公元1450年的中世纪，伴随着新宗教权威在前一个时期的兴起及在这个时期内确立起对社会生活更为广泛的规制，金银贵金属大量积聚在教堂、修道院和寺院，信用货币得以重新回归。在伊斯兰国家，围绕清真寺和集市两级组织起来的商人阶层通过废除高利贷，建立起筑基于信任和声誉之上的信用网络，推动了伊斯兰教在中亚、沙哈拉及环印度洋沿岸的传播。在基督教世界，货币回归虚拟形态，日常生活层次的经济活动中大多数交易并未采用金属货币进行。而以身兼商人、战士、基督徒诸多身份的圣殿骑士团为代表，西欧的商人资本家开始泛起大规模的资本主义活动，并采用伊斯兰的汇票等金融技术，为攻打伊斯兰世界的十字军东征融资。这个时期内，亚里士多德认为货币不过是一种社会习惯的观点成为中世纪公认的智慧。

在公元1450年至公元1971年的资本主义帝国时代，金银货币逐渐在全球大规模沿用。相比于轴心时代，货币作为帝国的工具呈现，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秩序扩张下，政治和军事权力则按照货币逻辑自主性的要求围绕其彻底重组。与远征中东异曲同工，远征美洲的是勇敢冒险家与谨慎金融家的结合体。随着中国两宋至元朝以来纸币体系的瓦解及一条鞭法后白银本位的确立，美洲流入欧洲的大量金银极少最终流入普通人群的日常生活（即使在塞维利亚这个联通新旧世界的港口，金银并未在日常交易中被频繁使用），而是成为联系全球国际贸易的纽带。王室、贵族、商人与银行家的联盟借助对这些金银的控制，通过建立基于金银之上的新的信用体系，逐渐侵蚀和摧毁地方的信用货币体系。而东方未能及时消化的贵金属滞留在欧洲引发的价格革命，则进一步恶化了大多数原本自给自足人群的生活，使其沦为可采用更高级信用形式的富商贵族的雇工。伴随着英国金本位制的确立，面对新型信用货币引发的类似南海泡沫、密西西比泡沫对既有财富的巨大威胁，以皇家铸币厂厂长艾萨克牛顿及其顾问、完善货币数量论的约翰洛克为代表，坚信唯有依靠金银方能制约此类系统性疯狂的物质主义观点逐渐成为把持大量既有财富的人们所接收和捍卫的核心立场。在这个全新的大时代，泛封建性质的财富力量，注定无法认可货币的政治性质。

在当代美元霸权主导的国际金融体系下，美元经济体的鲸吞蚕食对民族国家自身的持续增长及民生改善毫无裨益。虽然美元自身作为非金属货币，开创了新的信用货币时代，但是世界上其贸易伙伴国以美元外汇储备为基础货币发行依据的政策，则不过是翻新的货币金属论。以美元霸权捍卫者面目出现的各色国家金融机构对各民族国家施加的政策压力，则不过是翻新的货币数量论教条。在现有的国际金融体系结构下，囿于货币数量论的陈腐教条、耽于美元霸权施加的汇率压力，各国通过财政紧缩、利率提升以防止资本外逃、保障价格稳定的自损政策，不仅遏制了其采取主权信贷货币政策的可能，更使得该国深陷国际资本和债务的泥潭。

在中国自身漫长连续的中央集权实践中，货币作为度量衡的认识、以及基于此认识形成的均输平准等币值轻重调节之术，很早即为这个国家的天下为公者们所认识、所践行、所传承。无论是王莽，还是王安石，他们的主权信贷货币政策，戳穿的正是币值企稳货币政策所营造的金融资本稀缺假象，触怒的正是混淆货币性质及管理政策是非争论、截取实体经济庞大经济租值的泛金融部门。

在经济学话语体系下，涵盖价格理论（微观经济学）与货币理论（宏观经济学）的经济学延宕数百年，似乎纷繁复杂、蔚为大观。然而，从采纳中国传统原生话语的辩证方法来看，穿透迷雾、揭开面纱，围绕经济租值（价格理论的核心议题）与货币性质（货币理论的核心议题）的诸多争论，不过是虚实之辩，不过是顺逆之别。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固守内轻外重、重利轻义的人生观、价值观立场，在世界观上又怎能理解与认可涤旧生新财税政策和主权信贷货币政策那悲天悯人、普渡众生的大乘公天下精神？秉持内重外轻、重义轻利的人生观、价值观立场，又岂能不共鸣与继承代有雄奇这明辨虚实、助顺讨逆的生生不息、为而不恃的出入世情怀？

梦有多遥远，中国在何处？作为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下挣扎的后进发展中国家，中国还须矫正百年西方启蒙思潮以来自卑自贱的国家定位！作为开创社会主义天下体系的后进发展中国家，中国还须重树华夏文明数千年积淀下来的正见正信！堂堂举国公器，焉能被安于一己私利之殖民掮客操持？煌煌文明古国，岂可重蹈霸权国家之旧式帝国主义覆辙？唯有沿着不卑不亢的大中至正之道前行，方能凝聚四海人心，方能促成建立导向平等自强、真正公平正义的社会主义天下体系，方能实现社会主义天下体系下各主权国家实施涤旧生新财税政策实现本国产业发展、实施主权信贷货币政策实现本国充分就业、实施本币结算国际贸易实现贸易平衡的国际经济新秩序！

七、齐物

梦有多遥远，中国在何处？中国是极富理想主义的！不论是孔丘删改诗书、著述春秋，还是朱熹重谱世系、明德天下，圣贤大儒们在应然世界倾注的毕生精力，正是对其身处时代历经弥久深度暴力后的深彻反思与铿锵回应。中国是极具现实主义的！不论是商鞅废除封建、推行郡县，还是雍正设立军机、摊丁入亩，经国巨匠们在实然世界掀起的滔天波澜，正是对其时一潭腐朽封建死水的无情荡涤与捐身孝志。百废待兴者，首在人心。荼毒人心者，世袭罔替。唯有摒弃附着污泥浊水的陈旧词语，唯有埋葬混淆名实内涵的食利风雅，方能在外在的定正朔、易服色、移风俗之际，实现内在的明规矩、立道德、化秩序！

梦有多遥远，中国在何处？循名责实、利出一孔，天下为公、世界大同！这正是东方神州数千年追求公义传统下富有力量、充满感召的回答！在今天社会主义天下体系的视角下，追求公义需要在精神（应然世界）上教化儒家自强不息之道统，追求公义需要在物质（实然世界）上躬行法家平等万物之治统。表虚里实，畅通无碍，辩证矫枉，弥合分殊。惟其如此，方可再造梦中天地乾坤。惟其如此，方可顺应中国格局气运。

然而，何为平等？何为自强？什么的平等？什么的自强？这是对治统、道统的内涵困惑，这也是对梦有多遥远、中国在何处的持续追问。有别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下普世价值统领的民主、自由等矛盾范畴，社会主义天下体系下的公平正义（公义）统领的平等、自强等范畴则是和谐而自洽的，是传统而现代的。

诚如汪晖所指出的，平等不单是边沁强调的机会的平等、罗尔斯强调的分配的平等、亚马蒂亚森强调的能力的平等，平等还应该是章太炎强调的差异的平等！物有大小，人有贤愚。人与物的多样性决定了差异的普遍性。梦有多遥远，中国在何处？成分决定论下的阶级斗争无视分化演变的动态趋势、秉承静态机械的唯物主义思维。在其主导的政治正确气候下，无论是激情澎湃的法国大革命，还是延宕十年的文化大革命，都因为其对于消除差异的偏激盲动而给历史留下了沉重的过往。能力有高低，功用有不同，万物并行不悖首先需要的正是对于差异的谅解与尊重、对于等级的明确与恪守。历史唯物主义应当是着眼于格局制衡，而非简单对立，应当是动态辩证的，而非静态机械的。外施治统、躬行平等，唯有在保持多样性的前提下，去伸张公平的机遇、去给予能力的培养、去捍卫分配的公正，才能形成改善本体（体）、增进功用（用）、把握变机（变）、化成秩序（化）的持续的流动。

如果说体用变化是治统于实然世界所施力的四个方面，那么体用变化也正是道统于应然世界所着力的四个维度。内布道统、教化自强，不仅需要激励人们乐观上进、把握机遇（变），还需要激发人们趋苦修行、增长才干（用）；不仅需要引导人们知足常乐、释嗔断妄（化），还需要训诫人们去戾除暴、正视差异（体）。民主存妄，偷换平等。自由有碍，菲薄自强。缺乏平等内涵的民主，不过是选举闹剧之民主。没有自强支撑的自由，岂非是放任堕落之自由。小惑易方，大惑易性。我们不仅应当毅然废除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下的民主自由清谈。大道至简，效法天地。我们更应当成竹于胸的去为社会主义天下体系下的平等自强实论张本：梦有多遥远，中国在何处？人之法地要求我们外施治统以彰众生之平等！地之法天要求我们内布道统以促万物之自强！天之法道要求我们弥纶天地以合应实之分殊！道法自然要求我们变化不居以顺格局之气运！

天人合一，昊圣一道。基督教宣扬自我救赎（At-One-Ment意即人神合一，Atonement意即救赎），泛神论认为万物自性。无论古今中西，人类对于一的追求是一贯的！“虚无所不至，神无所不通，气无所不同，形无所不类。孰为彼，孰为我？孰为有识，孰为无识？万物，一物也；万神，一神也，斯道之至矣。”然而，拯救觉醒不在他处，不靠别人、不靠施舍，只在内心、只在言行。不论富贵贫弱，执妄深重，又如何能目光如炬、洞若观火？

梦有多遥远，中国在何处？不懈的追问，并不能给与我们真正的答案，也不能一定带来光明灿烂的未来。近两百年来，无数先辈给出的答案可以彰显他们的坦荡雄心，却不能照亮我们的曲折去路。唯有我们自己知变化、铸新鼎、正天地、谙辩证、明虚实、晓顺逆、齐万物，我们方能因信称义、道成肉身！我们方能唯物睿智、属灵坚韧！我们方能不辱使命，壮丽一生！

梦有多遥远，中国在何处？前途攸关万世之气象，成败决定文明之承续。我们正身处时代巨变的暴风之中。

癸巳年腊月于重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