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南义沟，我饿 -- daharry

结果下面的人根本不把他的话当回事。

“1959年4月29日，毛泽东写了一封党内通信，谈了关于农业方面六个问题的意见。这是自1958年底纠左以来，他走得最远的一次。

关于生产指标，他说，包产一定要落实，根本不要管上级规定的那一套指标。不管这些，只管现实的可能性。例如，去年亩年实际只有3百斤的，能增产1百斤、2百斤，也就很好了。吹上8百斤、1千斤，1千2百斤，甚至更多，吹牛而已，实在办不到，有何益处呢？

关于密植问题，他说，不可太稀，不可太密。许多青年干部和某些上级机关缺少经验，一个劲儿要密。有些人竟说越密越好。不对，老农怀疑，中年人也有怀疑的。上面死硬的密植命令，不但无用，而且害人不浅。因此，根本不要下这种死硬命令。

关于节约粮食问题。他针对公社化以后一度实行的“放开肚皮吃”说，要按人定量，忙时多吃，闲时少吃，忙时吃干，闲时半干半稀，杂以蕃薯、青菜、萝卜、瓜豆、芋头之类。一切大话，高调，切不可讲，讲就是十分危险的。须知我国是一个有六亿五千万人口的大国，吃饭是第一件大事。

他把自已一度很热心的“少种、高产、多收”否定了。他说，少种、高产、多收的计划，是一个远景计划，是可能的，但在10年内不能全部实行，也不能大部实行。3年以内，大部不可行。3年以内，要力争多种。农业机械化也不能过急，新式农具试制成功后要在田里实验，确实有效，然后才能成批制造，加以推广。

关于讲真话问题，是这封信最精采的部分，他告诫人们：

不讲经过努力实在做不到而又勉强讲做得到的假话。收获多少，就讲多少，不可以讲不合实际情况的假话。各项增产措施，实行八字宪法，每项都不可以讲假话。老实人，敢讲真话的人，归根到底，于人民事业有利，于自己也不吃亏。爱讲假话的人，一害人民，二害自己，总是吃亏。应当说有许多假话是上面压出来的。上面一吹二压三许愿，使下面很难办。因此，干劲一定要有，假话一定不可讲。

中央4月26日刚刚批转了四川省委关于农业生产的八条规定，3天过后毛泽东就写了这封信，在思维正常的人看来，显然是对“八条规定”中的高指标，瞎指挥的尖锐批评，李井泉处境相当不妙。然而李井泉居然胸有成竹，公开和毛泽东唱反调。

5月3日，中共中央办公厅把这毛泽东的封信用电话传达到四川省委，李井泉指示：“发到县委，口头传达到公社，经过酝酿后再传达到生产队中去，不要转弯太急，防止消极情绪。”在接着召开的地、市委书记会议上，李井泉一再强调，要“从积极的方面理解”。会议印发的“纪录稿”仍然坚持“八条规定”中的高指标和密植规格，声称《党内通信》中指出的主观主义，强迫命令当然要反对，“但是保守主义、尾巴主义也要反对”，全省1959年的粮食生产高指标“不能动摇”。李井泉还说，估计《党内通信》传达到基层后，“会产生放任自流和消极情绪”，要大家有所防范。

李政委大剂量的预防针难以防治心灵的感染，接到《党内通信》的干部们惊喜万分，主席把话真是说到他们心坎上了。迅速漫延的“消极情绪”使省委的高产措施面临泡汤的威胁，坐立不安的李井泉一不做二不休，下令将发到县委的党内通信收回。

文件是收回了，影响却收不回。此时此刻，李井泉最关心的是如何消除《党内通信》造成的“消极影响”。5月14日，省委又召开地、市委第一书记紧急电话会议，传达李井泉关于密植的紧急指示。他说他从重庆回成都时，沿途在武胜、南充、绵阳等地对密植问题作了调查，结果增产了，今年有把握比去年增产得更多。又说郫县红光公社去年实行2×2×7寸密植，亩产达到1900斤，如果不倒伏，可以达到3千斤。他要求在群众中进行教育，大量提倡2×7寸、3×6寸、3×7寸的密植，并保证“肯定是无危险的”。他最后说，现在各地对密植意见不统一，这种“过分耽心”的情绪，是不必要的。

为了稳住各地区的头头，省委在重庆传达毛泽东党内通信后，又分片组织学习讨论，竭力挽回“消极影响”。在川北片区的学习讨论会上，宋文彬在会上表示自己是“稳健派”，话一下就传到李井泉那里，正在川北视察途中的李井泉连打几次电话给宋，斥责宋是在“散布冷空气”，吓得宋找专员宫韫书商量，如何向李政委作检讨，商量结果是暂时放一放，看局势如何发展。接着李井泉又打电话告诉宋，说3×7寸密植要坚持搞，他已打电话问了广东的陶铸，陶铸也说没问题。

5月18日，李井泉在金牛坝召集温江专区领导和各县第一书记开会，无所忌讳的宣称，要自己心里有底，不要“人家一说密植不行，自己心中就没底了。”“三六寸、三七寸、二七寸没什么怀疑的了，没有什么危险的，罗世发社去年三六寸、三七寸粮食打了两千多斤嘛，有人经验罗，今年大部分地区可以搞好。”散布了“冷空气”的宋文彬提心吊胆，知道要挨批了。不过李政委还是给他留了情面；“有的同志做不了好事，也做不了坏事”，他脸对着宋文彬目光却滑到一边：“对温江的工作几年有这个感觉”。

针对毛泽东党内通信中讲真话的问题，他作了不同的解释。他说讲假话有两种表现，一种是“以多报少”的瞒产私分，一种是“以少报多”的浮夸。接着他就为后一种假话辩解，他说，浮夸主要是“我们不摸低”，并不是为了荣誉和出人头地。他把新繁县委书记扯进来：“曹云生你是不是想多报一二百斤才好当县委书记喃？我看不是的。”

浮夸不是为了个人荣誉，为了什么呢？

主要还是国家要多拿一点，农民想多吃一点的矛盾。……我们和农民的争执点就是粮食、油料少了，争夺粮油的问题，主要的问题是这样。凭良心说，我们还是想国家多拿一点，你就不想国家多拿一点？

李井泉非但知道缺粮，而且知道征购多了会饿死人。话已经说得很明白，浮夸的目的，是要和农民争夺粮食，争夺来干啥呢？调给中央。他以“莫可阻止”的气魄告诉大家：

“粮食、毛猪一定要调出去……死人也要完成粮食上调任务，要打扁担，我打温江、打新都，打温江这不影响全局。这里又没有外国记者。

“今年那些关着食堂闹粮的，饿死也不要管他。”（见温江地委办公室：《李政委5月18日在温江专区各县委第一书记会议上的讲话——记录整理稿》，1959年5月21日。）

毛泽东说根本不要管上面规定的高指标，只管现实可能性，省委的高指标不变。眼下正在插秧，毛泽东说上面死硬的密植命令不但无用，而且害人不浅，根本不要下这种死硬命令，李井泉偏要下死硬命令。1959年5月19日，四川日报头版通栏刊出省委批转的郫县密植经验。批文说，郫县去年普遍推行的3×6寸、3×7寸条栽密植——即所谓“双龙出海”实践证明完全成功，“证明省委所提倡普遍推行的密植规格肯定是可行的，并且是没有什么危险的方法。”而郫县经验中没有提到的2×7寸条栽密植——即所谓“蚂蚁出洞”实际证明“产量更高”。

毛泽东的《党内通信》是写给“省级、地级、县级、社级、队级、小队级的同志们”的。1959年5月7日，中央又发出农业的5条紧急指示，其中的一条明令将毛主席的党内通信，“立即发到生产小队，在群众中普遍地进行传达讨论执行。”李井泉根本不理采。

连文件都没看到的公社以下干部所理解的，就只有经李政委消化过的“主席指标”了。在郫县蹲点的省委书记阎秀峰是这样给公社党委书记们“传达”的：

主席指示，目的是为了增产，更好的走群众路线，包产要适当，栽秧子规格要经过群众讨论，把群众的更大积极性调动起来。离开了现实不对，也不能只反映群众落后的一面，不能把能办到的事否定了。拿已经成功的事实来教育群众，去年已经有的榜样，上万斤，有决心立雄心大志，并不是不可能实现万斤的。（见《省委阎书记在5月26日郫县县委召开的各公社党委书记会议上讲话记录》，1959年5月28日）。

包产怎样才适当呢？郫县的包产指标是平均亩产3600斤，口号是“一切从高产出发！别人做不到的，我们就要做到！”

5月7日中央紧急指示还规定：一、纠正少种高产，放荒土地的做法，凡一切可以耕种土地全部都要种庄稼。二、将80％以上的猪下放给生产小队和私人喂养。三、恢复自留地，自留地不少于占有耕地的5％。

毛猪若下放给私人喂养，必须分给自留地，否则无法解决饲料问题。对于任何所有制上的倒退，李井泉都要顽强抵抗的。省委的规定是：毛猪下放到生产队饲养，划给一定的饲料地，不分自留地。不分自留地，毛猪私人喂养自然无法实行。实际上恢复自留地和毛猪私养均未执行。

5月到6月，来自中央的纠左达到高潮。5月26日，中央在关于夏收分配的指示中，给公共食堂开了一个大口子，规定：可以办全体社员参加的食堂，也可以办一部分社员参加的食堂；食堂可以是常年的，也可以是农忙的；可以农忙多办，农闲少办，灵活执行。食堂范围太大的，可适当缩小。口粮应该分配到户，分配到社员，以人定量。在公共食堂吃饭的，粮食交给食堂，节约归个人；不在食堂吃饭的，粮食全部交给个人保管食用。

这就等于说，公共食堂可办可不办。中央一松口，全国许多地区食堂一哄而散。中央指示的关键之处是口粮分配到户，只要实行了这一条，食堂便会土崩瓦解。没有什么办法比这更能克服当时的粮食危机了，中国农民生存能力之顽强举世无匹，把粮食分到户，自留地分下去，给他们一点掌握自己命运的机会，他们就会创造生存的奇迹。

然而四川省委不给他们这个机会。他们把中央的指示归纳为“以人定量、分配到户、食堂吃饭、节余自得”四句话。其解释是：食堂要办下去，分配的粮食由食堂保管，节余部分也由食堂保管，不能把粮食分给个人，实际上除了“食堂吃饭”以外其它三句都成了空话。他们很清楚，粮食一分给个人，公共食堂必然瓦解，更重要的是，粮食一旦分配到户，会给粮食征收造成巨大的困难。

温江地委书记曾笳在向各县传达省委的4句话时，作了不同的解释，他在电话会议上“歪曲省委的指示”说：粮食一定要分到户，粮食分到户，也就免了“节约归已”的麻烦，把粮食分到户，除了他吃的自然还是他的。至于粮食分到户，社员会不会把粮食交到食堂去搭伙，他含糊其辞地说：“反正我都讲了，我的责任尽了”。他能说什么呢？省委已经明确规定，食堂必须办下去。

显然是发现部分地方顶住不办，1959年6月11日，中央发出一个更为彻底的纠左指示，作出4条规定：

一、允许社员自养猪、羊、鸡、鸭等家畜家禽，私有私养的完全归个人所得。

二、恢复自留地。不管社员喂不喂猪，在食堂吃饭或在家吃饭，都应分给。自留地生产的产品由社员自由支配。

三、鼓励社员种植零星空地，谁种谁收。

四、归还社员屋前屋后林木果树。

和毛泽东的党内通信一样，中央的指示直接发到“生产队支部委员会”，并要求把这4件事“用布告形式向群众公布，并认真实行，取信于民。”

四川省委拒不执行。不把文件下发生产队，不张榜公布，不准社员养私猪，不分自留地。

作为省一级的党组织，公然一再拒不执行中央的明确规定，这在当时是罕见的。四川因此失去了许多减少经济和人民生命损失的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