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从文化生活角度杂谈毛泽东主义（引文） -- 龙眼

对比着阅读和分析历史会发现很多孤立观察历史发现不了的本质，这样看历史更有意思。说到毛为何能最终战胜蒋，很多人都总结了很多原因，并引用了很多史料和史实，这里就不一一列举了，而是从文化高度只谈一点，就是毛和蒋各自对‘人’的理解是不同的，因为双方的文化思想不同。蒋公是中国近现代社会的传统孔孟之道的继承者，所以蒋的很多行为处事、管理国家是以传统的、一般意义的孔孟之道来理解人和管理人的，蒋介石如此，当时的多数非共产党的军政要员都是如此。具体说人是要分三六九等的。所受的教育不同，功名不同，官位品级不同，则人的地位也不同，因此所受的待遇和得到的温暖与关爱也不同。所谓：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尊尊亲亲，长幼有序，尊卑有序。而在释放爱心上则是以同心标靶的形式，逐步递减地往外释放关爱。

而毛则是普世博爱的世界观，追求的是人人平等，官兵平等，军民鱼水。而为了革命能够成功，甚至和他父亲的性格类似，毛有“亲严疏宽”的特色，越是身边的亲人、部下和同僚，越是要求严厉，越是普通老百姓，越是阳光普照，释放爱心。所以蒋公和多数好一点的民国统治者一样，象是篝火，你越是离他近，越能感受到他的温暖和照料，这也成为这类人拉拢部下的一种手法。

而毛领袖则是旭日朝阳，既温暖近处的人们，更温暖远处的人们；既照耀在高个子人的头上，也照耀在矮个子人的头上，既关爱地位高贵的人，也同样关爱地位卑贱的人。

空口无凭，有很多例子为证，而龙眼认为最有可比性的例子之一，就是参照抗战爆发前后几乎同时发生的两起军官杀妻案的不同判决，可以很有针对性地看出毛和蒋两位当时的领导人在处理军民矛盾、官民冲突方面的微妙差别。这里的蒋公的裁决不能说是绝对错误的，甚至很有所谓的人情味和民国范，但和毛公一比，就高下立判了。

说到张灵甫，这可是最近国内很多人公推的民国范儿的代表人物。张外表高大英俊，又是北大高材生又写得一手好字，谈吐风雅又不太近酒色，同时又是黄埔四期，抗日名将，作战勇猛，是万家岭大捷的主要英雄，连最后在打内战时战死孟良崮都给人一种英雄末路的悲怆。这一切给人一种能文能武、英勇无畏的儒将形象。所以张灵甫当选民国十大杰出青年之首，国军将领的楷模似乎当之无愧。但是这里必须指出一个问题，就是说张灵甫的这些功名都是以民国标准来衡量和演进的，而如果以毛领袖的标准来衡量和演进，则张灵甫从抗日开始的一切功名都根本无法实现，因为以毛领袖的标准来衡量和自然演进，张灵甫早就不应该生存在这个世界上了，早就应该因杀妻罪而被执行死刑了，那么以后的一切的一切不就都是不可能发生的吗？

关于张灵甫杀妻的缘由，龙眼粗粗总结大概有四个罗生门的版本。第一个版本是“红杏出墙”说。大致是讲1935年底红军到达陕北，当时的这位张团长跟随胡宗南围剿陕北红军。因为一次同僚间的玩笑，让张怀疑自己的妻子有外遇，所以在其回家探亲时将妻子吴海兰秘密枪杀于韭菜地里。这个版本是最早在网上流传的，但也是最先被张的亲戚后人，以及张的最后一位妻子所否认的。于是有了第二个版本，即“琐事杀人”说。这是经历了当时枪击事件的张的叔伯亲戚的后人们转述的。大致是说本来张团长回家时还和妻子吴海兰比较融洽，没看出什么异常，但过了几天不知为何开始争吵，越吵越厉害，张让吴给自己母亲的墓地拜坟，她也拒绝，惹得张很不高兴，回家的晚上他俩继续在自己庭院大吵，突然一声枪响，吴海兰殒命，但这些亲戚当时是从外边听见枪声的，就没搞明白到底是张与吴有什么深仇大恨，而张也是钳口不言，只说自己做事自己当。

而第三个版本则是第二个版本的继续，是张的最后一位妻子王玉龄后来面对张灵甫，直接询问张杀人的缘由，张则沉吟半晌后只说是吴偷拿了他的东西。

而第四个版本则是第三个版本的继续，出自张命丧孟良崮后，张的一位下属对王玉龄讲说张杀妻是因为她拿了他的机密文件。

总之，后三个版本仿佛是一致指向吴海兰仿佛是共党间谍，而张杀妻是被逼无奈的缘由。但这里有一个BUG，就是如果张真是当时就发现吴是共党间谍，偷拿了机要文件，而张并没有找到文件却杀了人，为何不马上报告？否则怎么向上交代丢失文件的事情？而既然是大义灭亲，不但不会有罪责，还应该是被表彰才对。而即便是诚如张自己后来辩解说的是怕牵连进去，无法自辩，那么后来吴家状告张灵甫，他的事情已经瞒不住了，张却宁肯自己去南京投案，也没有做任何申辩，被判处死刑也没有任何申诉，就是等死，这不符合常理。直到他生病后因为没有被立即执行死刑，从而结交了南京老虎桥监狱的典狱长，事情就发生了峰回路转的变化。显然是在那个典狱长的指点下，张灵甫向军事法庭递交了申诉书。而没人知道张灵甫到底找了什么借口为自己辩解，但法庭接受了他的申辩，张被改判十年监禁。后来南京方面曾派人去西安调查过张灵甫的情况，之后张灵甫便获释了。但是，也有另一种说法是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后，张灵甫的老上司王耀武向蒋介石为张求情：“张钟麟这个人作战很有本事，现在战争需要干部，不如让他出来戴罪立功。”蒋介石说：“那就交给你，要好好教育他，让他重新做人。”随即，张灵甫被秘密释放，去了王耀武那儿任上校候差员，又当回团级干部了。

也就是说无论是‘红杏出墙’说，还是‘偷拿东西’说，或是‘共谍盗取资料’说都很可能是为了脱罪找的理由，而最初张开枪杀人很可能本来就没有什么确切的深仇大恨，只是因为一时的流言蜚语、家庭矛盾、夫妻纠纷等因素造成张一时火起，开枪杀人。而实际上张灵甫这个人在军中是以残暴嗜杀而出名的，经常以维持军纪为名残杀下属和士兵，在山东，张的所部曾经把病死埋葬的罗炳辉将军的尸体掘出暴尸。张的暴虐个性是有可能干出那种一言不和，拔枪就打的事情来的。

当然，本文不必纠缠于到底是什么具体原因导致张杀妻，但事实就是张灵甫滥用枪械，以私人行刑方式枪杀了他的妻子。而杀人后，张却很长时间装作毫不知情，直到吴海兰的哥哥发现吴失踪多日，枪声又惊扰了四邻，于是张杀妻的传言不胫而走。这时候的吴海兰的哥哥就开始到处告状，可得到的结果却是到处碰壁。在一个原生态的中国，弱肉强食是常态，官官相护是常态。所以无论是当地的地方法院，还是军队方面，都对张杀死妻子的事情置若罔闻，让人慨叹民国时代的草菅人命简直是司空见惯，小民之死比死只蚂蚁还要稀松平常。

既然民国的法律毫无约束力，吴家就只好还用中国人的老办法：托人找门路。因为吴海兰死前交际过赵四小姐，而和赵四共事一夫的于凤至又和宋美龄关系很好，于是这起事件就捅到了宋美龄那里，因此蒋介石也就自然是知道了。最初的蒋还是从大局出发，吩咐下面将张灵甫送交南京查办，但后来在面临抗日形势紧迫，军事人才奇缺的困境下，蒋最终还是选择了捉放曹，最后，张灵甫在被关押了一年后被秘密释放，走上了抗日前线。这仿佛是一个皆大欢喜的结局，该抓的也抓了，该判的也判了，最后为了国家的抗日大计，该放就放了，有什么不对吗？

如果张灵甫杀妻案没有另一个在红军那边引起轩然大波的杀妻案做参照，张杀妻案的判决仿佛就是无可挑剔、无可指责的。但凡事一有比较就高下立见了。红军那边发生的就是著名的“黄克功杀未婚妻”一案。当然，严格意义上说，黄克功和被杀的刘茜是男女朋友关系，不是法律意义的夫妻，但一度两人确实已经发生了关系，并确立了婚恋关系。而后来刘茜后悔了，据说是受了一个从老家来的国军军官的挑唆，在黄和刘彻底摊牌时，刘不但大骂黄，而且骂GCD是土匪，因此黄一怒杀了刘。

黄克功杀刘茜大约是在1937年10月，当时抗战已经爆发，杀死妻子的张灵甫已经或即将投奔抗日前线了。而身为红军旅长的黄克功对于红军的重要性，要比一个国军的团长对于国军的重要性不知大多少倍。陕北的红军后来改编成八路军满打满算才凑成三个师，而师下面就是旅。改编前红军的旅可能比八路军的旅‘帽子小一点’，但无论如何旅长也是数量极其有限，不象国军的团长是一抓一大把。要说张灵甫当时是胡宗南和王耀武的得力干将，则黄克功却是毛领袖的得力干将，从井冈山，到四渡赤水，再到娄山关和保卫陕北，都是毛领袖的心腹爱将。而黄克功在为自己的脱罪辩护上，也和张灵甫一样搬出了政治理由：反共反党。

面临比张灵甫官衔还高的黄克功，面临比国民党更加紧迫的军事人才奇缺的压力，共产党的边区法院还是判处了黄死刑，而黄不服就直接上诉给了毛，希望毛能帮助他说点好话，以减刑，哪怕是战死沙场也好。而毛不但没有帮黄求情，反而直接致信给边区法院。信中不但毛坚决支持对黄的死刑判决，而且详细讲明了为什么要对一个久经考验的红军高级将领杀害普通人民的事件进行最严厉的制裁。一年后，黄克功被依法处决。而同样是在押一年后，以官杀民、以军杀民的张灵甫，却被秘密释放，官复原衔。

今天，我们不妨重温一下当时毛给边区法院的信，比一比蒋公和毛公在思想境界上到底有什么高下之分，看一看当时的国民党和当时的共产党在对待军民关系上到底有什么完全不同的态度。然后大家就明白了，如果把蒋公比作一团篝火的话，则毛公则是一轮红日。如果把蒋公比作青天白日，则毛公就是太空银河。毛和毛领导的军人是不会说出电影《1942》里国军将领说的话：饿死了老百姓，地方还是中国的；如果当兵的都饿死了，我们就会亡国。这明显就是把军人和老百姓对立了起来。结果是得了军心，却失了民心，地盘也丢了，军队也被打败了。

在那封信上毛说：“黄克功过去斗争历史是光荣的，今天处以极刑，我及党中央的同志都是为之惋惜的。但他犯了不容赦免的大罪，以一个共产党员、红军干部而有如此卑鄙的、残忍的、失掉党的立场的、失掉人的立场的行为，如为赦免，便无以教育党，无以教育红军，无以教育革命者，并无以教育做一个普通的人。因此中央与军委便不得不根据他的罪恶行为，根据党与红军的纪律，处他以极刑。正因为黄克功不同于一个普通人，正因为他是一个多年的共产党员，是一个多年的红军，所以不能不这样办。共产党与红军对于自己的党员与红军成员不能不执行比较一般平民更加严格的纪律。当此国家危急革命紧张之时，黄克功卑鄙无耻残忍自私至如此程度，他之处死，是他自己行为决定的。一切共产党员，一切红军指战员，一切革命分子都要以黄克功为前车之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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