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过去的一些事儿 -- 温雅颂

父亲是个“小女婿”！

我爷爷是个独子，有妹妹但无兄弟。到了我父亲这辈，则连个姐妹都没有。连着两代单传，让我爷爷感到了“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压力。为了早日解决这个后顾之忧，所以早早地就给父亲娶了亲。结婚的时候，我父亲只有14岁，而我母亲18岁。

我小时候常听父母和老家的亲戚们说起我的一个姑姑。我很奇怪，既然父亲是独子，怎么还会有个姑姑？每次问起来，父亲总是顾左右而言他，显得有些不自在。母亲也从不正面回答这个问题。直到父亲去世后，母亲才告诉我，这个姑姑是爷爷收养的一个义女。

父亲28年出生，结婚的那年正是1942年，是中原地区发生大规模饥荒的那一年。有一天，一个逃荒要饭的妇女带着几个孩子来敲大门。一问才知就是附近几十里外某个村庄的，外出逃荒正在回家的路上，因为饿得实在走不动了，打算把女儿卖掉，换点粮食。当时的情况就是这么惨，再吃不上粮食，一家人就很可能饿死在路上，尽管离家已经很近了。

爷爷家虽然比较富裕，但在饥荒年，有钱也买不到粮食，家里的口粮其实也不多。但无论如何不能看着乡亲饿死在路边不管呐，所以还是给了他们一点粮食，不多，也只够他们坚持到家而已。而那个女儿，我爷爷开始坚决不肯收，说接济乡亲一点粮食救命是应该的，怎忍心拆散人家的骨肉呢？但那家人说什么也要把孩子留下，其实也是听说我爷爷仗义，希望给孩子找个活路，并且减轻自己的负担。爷爷只好慨然应允，并当场表示收她为义女，这样我就有了这样一个姑姑。

母亲还记得，收下她的那天，因为看她衣衫破旧，特意拿了自己的一件花布衫送给了她。没想到父亲却说：你知道她是什么人吗，怎么还送她衣裳？母亲不解，经父亲解释才知，原来我爷爷怕我母亲不能生育，收这个义女其实是给父亲准备的一个二房。

好在母亲比较争气，婚后很快就怀孕，而且生了个男孩。爷爷放了心，也就没提让这个姑姑嫁给我父亲作二房的事。

饥荒过后，那家人曾托人来找过爷爷，希望还把孩子接回去。我爷爷不反对，但我姑姑坚决不肯回去。说：你们当初嫌我是个累赘，不管死活把我丢给了一个陌生人。要不是我命好遇上了一个好人家，恐怕早就死了。现在你们过好了又想让我回去，趁早死了这个心，就当我已经死了吧！

后来，我父亲母亲都离家参加了革命，姑姑长大后也嫁人成了家。爷爷去世后，奶奶在土改时被划成地主成分，姑姑顶着地主子女的帽子，一直照顾我的奶奶并给她送了终。要知道，一直到改开前，特别是在农村，阶级成分都是世袭的，即使是解放后出生的人，也还要继承父母土改时定的成分。姑姑她的生身父母家里很穷，土改后肯定是贫农成分，要是她土改后回她原来的家，也就不必受这三十年的政治歧视了，但她没有。单从这一点，我就打心底敬重她。

可惜，父亲和她大概都知道爷爷当初收她作义女的“小算盘”，所以两人后来的关系就变得微妙而疏远，完全不像一般的兄妹关系。我父亲离家后只是奶奶去世时回去过一次处理后事，而姑姑这么多年从未来过我们在北京的家一次，我至今连她长什么样都不知道。

大舅因为很小就投了八路，受过伤，历史清白。加上他为人亲和爽快，跟谁都是见面熟，所以没什么敌人。到了文革，他既然是厂长，自然就是“当权派”。而“当权派”里不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全国都是凤毛麟角，所以他也自然要受到冲击，挨批斗等等。但是对于造反派来说，批这些“走资派”的根本目的在于夺权，只要把权力夺过来了，造反派们自己内部忙于权力分配和内斗，也就顾不上再批走资派了，所以大舅即使在文革期间，也没受什么大罪。

而我的二舅命运就惨多了。他没有大舅的光荣历史，解放后只是在一所中学当老师。他这人性子直，心里有啥嘴上就说啥，结果“反右”的时候倒了大霉，被打成了右派。

现在大家都知道反右扩大化，绝大多数所谓的“右派”只不过是给本单位领导提了点意见而已。但我二舅的右派，可以说比所有的右派都冤。他被打成右派的原因竟然是因为赫鲁晓夫批斯大林，他认为不妥，说了“苏联这么干不合适”一类的话，结果因为反对“苏联老大哥”而成了右派。虽说几年后中苏开始论战以致决裂，他还戴这个帽子就太荒谬了，所以正式被摘了右派的帽子。可摘了右派帽子的人，也是“摘帽右派”，政治上依然被打入另册，一直抬不起头来。

文革后全国的右派得到平反，我二舅才真正恢复了普通人的身份地位。那时国内有一部挺火的电影，叫《牧马人》，主演朱时茂和丛珊。看那个电影时我就会自然而然想起我的二舅，下意识地把两人融合在了一起。电影里那个右派对党毫无怨言，说“母亲打错了儿子，可母亲毕竟是母亲”。一年暑假期间，二舅来我家，我就问起他被平反后的感想。我以为也能听到类似电影里的那种回答，可他沉默了一会儿，然后缓慢地说了一句：我一生中最好的二十年被彻底毁了。

听到这句话时我内心受到的震撼至今还记忆犹新。他被打成右派时三十出头，平反时已经年逾五十。我当时只有二十出头，体会还不深。但随着年龄的增长，特别是我现在也年逾五十了，才更加深刻地体会出他当年的那种怨愤。一个人只有一辈子，三十到五十这个年龄段正是人一生事业最波澜壮阔的阶段。像保尔柯察金那样回忆往事，最值得回忆的也往往是这个阶段。可一个人因为一件莫须有的事情，无端被打入另册，变成社会的弃儿，在本该事业蒸蒸日上的时候却不得不在惶恐无奈中度日如年。本以为此生只能如蝼蚁一般苟延残喘，对人生再无任何奢望的时候，却没想到在晚年又突然恢复了做人的尊严。那种精神上的大起大落和大喜大悲，我实在没能力用文字来描述。

我大舅很早就参加了八路军，是正规部队的战士，负过伤，左耳后有一块酒盅大小的伤疤。可能跟这次受伤有关，他的听力受到了损伤，以后人们都喜欢叫他“聋子”。我小的时候他常到我家串门儿，常常是未见其人，先闻其声。

他应该是中国空军组建时就从陆军转成空军的。50年中国抗美援朝时，他就在东北某机场负责机场安全保卫工作。只要一聊起他过去的经历，他必然要提到王海张积慧击落美军飞机的战例。每当这个时候，他就会兴奋得手舞足蹈、眼光四射、高声大嗓、吐沫横飞。

他后来转业到了地方的一个兵工厂担任厂长，地方在北京与河北交界的大山里。那个厂应该是五机部下属的一个轻武器生产厂，生产步枪子弹一类的东西。记得文革期间有一次他来我家，说起他厂里的一位技术人员，跟几个同事一块出去打猎，因枪走火把自己打死了。厂里当时掌权的是“革委会”，认为他的死有问题，怀疑他可能有特务背景，是畏罪自杀。反复调查了许久，折腾得鸡犬不宁。据那几个同事讲，其实经过很简单，他当时就是站在那里休息，把枪支在地上当拐棍，枪口朝上。因为累了，他就把自己的下巴放在枪口上休息。就在这时，枪突然走火，半个脑袋被轰没，人当场就死了。

55年他被授空军少校军衔。逝世后骨灰停放在八宝山革命公墓骨灰堂，遗像用的还是他刚授衔时的军装照。在那里，可以看到很多人的遗像都是55年授衔时的军装照，显然他们和他们的子女们都认为那才是他们一生中最辉煌的时刻。

因着高树勋起义，刘邓大军的邯郸战役顺利结束，部队就地休整。我爷爷作为当地头面人物，自然就要带着一帮乡亲们，敲锣打鼓、箪食壶浆地去劳军了。那真是：“猪啊羊啊送到哪里去，送给咱亲人解放军”。

到了司令部，我爷爷自然是期待着驻军首长，大名鼎鼎的独眼刘司令能出来接见。可刘军神下部队了没在家，出来接见的是邓政委。

除了劳军的一些场面话之外，我爷爷很自然地向邓小平提起了我姥爷说动高树勋起义，和当年帮王维纲越狱的事，邓小平就当场表了前文所说的那个态度。接见期间，邓小平也自然问起了我爷爷的家庭情况，听说我父亲已经参加了革命，人正在太行山里，自然又说了一些鼓励和赞扬的话。

我爷爷人很精明，知道TG是个穷人党，和当年在江西湖南领着泥腿子打土豪的事迹，眼看着TG成事了，想着自己的成分，也怕将来会成为被打倒的对象，所以就借着刚谈过前面那些话题的气氛，向邓提出了一个要求，希望能从邓小平这里讨到一个“免死金牌”。从送独子参加革命，亲家两次为党出大力上看，我爷爷这样的要求在邓看来显然也不过分，就当场写了一封给地方基层领导的信，说我爷爷是拥护我党的开明民主人士，是我党的朋友。信很短，内容大致如此。

我爷爷回家后时间不长就去世了。他的死很突然，其实当时只是昏迷，但乡下人不懂，没采取抢救措施，因此故去了。我奶奶就托人把这封信捎给了我父亲，我父亲一直保存了很久。我哥哥小时候还亲眼见过，但我没见过，估计可能是文革初期被我父亲毁掉了。

跟我爷爷相比，我姥爷的故事更多，也更精彩。

我爷爷和姥爷都是河北邯郸人。中国北方一直有种传说：华北一带的人口，都来自于山西移民，原因可以上溯到明朝燕王扫北的历史。当年燕王朱棣起兵伐建文帝，主战场就在河北山东一带反复拉锯。加上当地官民不服燕王而被朱棣大肆屠戮导致十室九空，赤地千里。战事过后，明成祖朱棣开始大量从山西向河北移民。因其移民机构旁有棵巨大的槐树，所有移民均在此地集中迁往河北，故此有“来自山西老槐树”一说。据说凡是迁自山西的移民，身上都有一个特有的生理特征，就是小脚趾的趾甲是分成两瓣的，其实就是趾甲外侧还长着一支似甲似肉的芽，比趾甲软而似肉，但却无神经。

我从很小就注意到了自己脚趾甲的特点，问之父母，才第一次听到“燕王扫北”和“老槐树”的典故。再看父母的脚趾甲，却发现父亲有其特征，而母亲却没有，原因就是我母亲这一支，祖上曾是追随朱棣的一个高官，因此在战争中得以保全。

另外，我还注意到我的姥爷、我母亲、再加我自己，虽是典型东亚人的骨骼特征，但却有类似于欧洲人的肤色。鉴于中国曾有过犹太人定居开封的历史，而开封离邯郸并不算远，所以我一直怀疑，我母亲这一支是否带有一定的犹太人血统？

我姥爷一生干了两件比较大的事。第一件是救了TG的一位高官，此人名叫王维纲，文革前官至最高人民法院第一副院长，但年轻时跟我姥爷却是磕头拜过把子的兄弟。这段故事我以前曾在西西河写过，这次就不重复了，没看过的可移步这里：

【原创】说说“老维子”

如果说第一件只是救了共党的一位高官，这第二件的影响就更大了。

我小时候多次听母亲讲，王维纲后来曾邀我姥爷参加革命，并以高官职位相许。对此我一直心存疑问，因为到了解放战争时期，TG已经发展成为一个成熟的政党，也有了一套相当正规的制度，授予我姥爷那么高的职位不可能由王维纲个人所决定。前年回国见到我大哥时把这个疑问提出，这才弄清到底是怎么回事。

原来，真正对我姥爷封官许愿的不是王维纲，而是一位地位更高之人，邓小平！

当时邓小平答应的是：恢复我姥爷的党籍，党龄从三零年入党时连续计算，职务不低于王维纲当时的职务。王维纲当时的职务是中原野战军二纵政委，而四纵的司令，则是传奇大将陈赓。

而我姥爷究竟做了什么使其受到如此厚待，显然不会仅仅因为当初曾救过王维纲，必然还有对TG更重大的贡献。在我进一步探究下才得知，我姥爷参与策反了一位国民党高级将领阵前起义。带着这点线索上网一查，原来被策反的就是解放战争中国民党的第一位起义将军，高树勋。因为当时高树勋的司令部正设在我姥爷住的镇上，而我姥爷在当地也多少是个头面人物，自然少不了和驻军长官有所来往。想必是他通过给高树勋分析形势，使高树勋看清了国共两党未来的前途，因而改变态度，开始和TG建立起联系，最终达成了阵前起义。

由于高树勋的起义，使当时该地区国共双方的军事实力发生逆转，国军大败，共军也大大减少了伤亡。不仅如此，高树勋也给全国的国军将领树立了一个榜样，以致形成风潮，从此一发不可收拾。

可见，说动高树勋起义，对TG在军事上和政治上的帮助非常之大，再加上过去营救王维纲的功劳，邓小平开出这样的价码才显得合情合理。

不过，我姥爷最终还是没有接受。为此我母亲一直埋怨他。我以前也一直不理解他为什么不接受。但随着我自己的年龄增长和阅历增多，慢慢地，我觉得我多少能理解他一些了。我觉得他虽然自知此次策反功劳极大，但自己毕竟多年没为TG工作，贸然接受这样高的职务，整天面对一大批长年跟着TG出生入死的师团级干部，很可能根本指挥不动他们，大家都难受，等于是把自己架在火上烤。另外，他肯定了解TG的艰难历程和铁的纪律，自己长期闲散惯了，以那么高的身份重新回到党内工作，不可能像新党员那样有一个锻炼适应期，万一哪头没注意到犯了什么错，以前的功劳也全毁了，还不如继续留在党外做朋友，让党一直念自己的好处。

假如我处在他当时的位置，说不定我也会做同样的选择。

本来，即使他不入党工作，他解放后的待遇也应该还能更高一些，但后来发生的一件事使他跟党产生了隔阂，党对他也变得冷淡了。事情是他策反高树勋时，高手下的一个中级军官，是当地人，跟我姥爷也熟悉，可能也在起义中起了重要作用。起义后那人不想再干，就解甲归田了。结果那人因为家庭成分不好，不知是在土改还是后来的什么运动中被镇压了。我姥爷为他鸣不平，说党“忘恩负义”，这下把党得罪得不轻，从此坐起了冷板凳，再也不受待见了。

要说“忘恩负义”，党在这个方面，有些地方确实做得不咋地。无论是王维纲越狱，还是高树勋起义，从党的文献中都看不到一丝一毫我姥爷的贡献，只字不提，一切功劳都是党的。只是因为我亲眼见过王维纲，亲耳听过他跟我姥爷聊起当年越狱的经历，所以我肯定我姥爷才是王维纲真正的救命恩人。既然他救王维纲的事实不被任何官方文献所记载，那埋没他策反高树勋的功劳同样也就不难想像了。

只是这样宣传，貌似显示了党的神通广大，却掩盖了党与群众的鱼水之情。在关键时刻为党出力的，不仅仅是推着小车支前的民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