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红朝惊魂诡案（1）--又到一年两会时 -- 海峰

谋逆疑云下的谋杀8—死人的死刑判决书

李文波之死，这篇文章，仍然是“恐怖的红八月”的作者王友琴写的。

王友琴这篇文章写于2007年，李文波是她当时收集到的第一个死者的名字。因此有“八月杀戮中留下记录的唯一姓名”这样的说法。

李文波因为反抗红卫兵，被当成打死后，首都工作组控制下的北京市政府，立即将李文波的妻子带走。随后判处李文波的妻子死刑，在死刑判决书上，将已经被打死的李文波，将死人再次判处死刑。

王友琴文章，最大的问题就是洗脑。（当然，如果不洗脑的话，她的这种文章肯定也发表不了。）

王友琴认为幕后黑手，是中央文革小组，证据是：1966年9月5日，李文波死了10天之后，当时领导文革的“中央文革小组”发出一期“内部”的“简报”，标题是“把旧世界打得落花流水——红卫兵半个月来战果累累。”这份简报的正文至今仍然被作为“国家机密”保存，普通人和学者都不可能读到其中内容。

这个真的是一个弥天大谎。“把旧世界打得落花流水——红卫兵半个月来战果累累。”这份简报确实存在。发布这份简报的人，是文革“恐怖红八月”的幕后黑手，也没有错。

唯一的错误，就是这份简报，不是中央文革小组发布的。这就是“恐怖红八月”最恐怖的真相，这也是我们红朝最大的“国家机密”。

王友琴把毛主席接见红卫兵，当作毛主席支持红卫兵暴行的证据。在《戚本禹回忆江青》中，多次提到，红卫兵成分很复杂。有些人冒充红卫兵，策划和制造了大量的暴行。江青多次讲，这些人是为了败坏中央文革小组的名声。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672f4cf010009bz.html

李文波，男，1914年生，北京崇文区榄杆市广渠门内大街121号居民，1966年8月25日，李文波在家中被红卫兵打死，其时正值北京红卫兵的八月杀戮走向高潮之际。

一，八月杀戮中留下记录的唯一姓名

1966 年8月下旬，在北京，有数千居民被红卫兵活活打死，还有大批人遭到侮辱和毒打之后自杀。当时，中国文革的发动者和领导者们，通过接见、集会以及他们绝对控 制的报纸和广播，对红卫兵的行动表示高度赞扬和热烈支持。但是，数千被害者们的名字和死亡从未被媒体记载或提到；他们被抄家被殴打以致被打死，其中没有经过任何法律程序；他们的尸体被烧，骨灰一律不准留下。于是，这数千被害者变成了一个无名无声的死亡群体。他们的名字和那场残忍又奇特的杀戮一起消失在历史 记载的黑洞中。出现在下文中的八月杀戮的被害者的名字，是笔者通过个人的访谈和调查，寻找出来的。

在数千惨死的北京居民之中，只有李文波的名字是个例外。这个名字出现在那时留下的印刷品中，很可能是八月杀戮中唯一被记录的受难者：当时的国务院总理周恩 来，曾在两次讲话中提到“李文波”，还提到“李文波的老婆”。一次是周恩来1966年9月10日在“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司令部外出串连誓师大会”上的讲话，另一次是周恩来1966年9 月25日在接见“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革命造反司令部”主要负责人时的讲话。周恩来在讲话中说到“资本家李文波”对红卫兵“行凶”。不过周并没有说出李文波 已经被打死了。这两个讲话和当时其他的“首长讲话”一起被印刷成书，作为红卫兵运动的指导性材料，现在也还可以读到。在周的讲话中还提到在北京师大二附中 发生的另一桩类似事件，但周没有具体说出有关的名字。（那一事件中被控反抗了红卫兵的人名叫曹滨海，见下文。）除了李文波，在周恩来那一时期的公开讲话 中，没有提到任何别的被打死的人的名字，也从来没有提到当时有人被红卫兵打死。

二，李文波之死真相

李文波的名字之所以被人知晓，是因为他被当作“反抗”红卫兵抄家的案例，成为在北京掀起更大规模的暴力迫害的借口，他的名字也因此被最高当局知道。

关于李文波，当时红卫兵的说法是，李文波用菜刀攻击红卫兵，然后跳楼“畏罪自杀”。李文波死后，红卫兵立即在北京传播“反动资本家杀害红卫兵”、“阶级敌人在搞反革命报复”的消息。在继续进行的抄家打人行动中，“血债要用血来还”成为新的口号。

一年之后，北京大学附中红卫兵的报纸《湘江评论》和北京63中学红卫兵的《红卫兵之歌》联合印刷了一期“红八月专刊”，以庆祝红卫兵运动一周年。所谓“红八月”指的是红卫兵运动兴起的1966年8月。其中一版的通栏标题是“忆往昔峥嵘岁月稠”（这是毛泽东的一句诗），下面有关于李文波事件的文章，题为“榄 杆市前洒碧血”（榄杆市是李家一带的地名）。这篇文章说，红卫兵到李文波家以后，先翻箱倒柜，又打了李文波夫妇一顿，然后就到屋顶去抄翻。后来李文波要求 上厕所，从厕所回来，李文波就举刀砍红卫兵。这篇文章还说，李文波用菜刀砍了红卫兵以后，从楼上跳下来，“义愤填膺的群众捉住他，拳头象雨点般的打了下 来，这条老狗，结束了他罪恶的一生。”文章还写道：1966年8月25日，“红卫兵小将用鲜血在历史上写下了第一笔，这一天红卫兵这个初升的太阳，又迸发 出了强烈的火焰。”显然，红卫兵把打死李文波当成了塑造他们的“英雄”历史的材料。

32年后，即1998年，有署名“鸿冥”的文章发表（《民主中国》，1998年第三期）。这个作者说，他曾经和李文波事件的当事者之一，一个当年的红卫 兵，在一个单位工作。那个当事者说：“榄杆市那个小业主和他老婆，其实很老实、胆小。那时候我们才上初中，年轻不懂事，三伏天把他们夫妇关在楼上，一整天 不许吃饭、喝水、上厕所。老太太憋不住了，硬要下楼，被我们推倒还踢了几脚。那老头子一看急了，下楼理论，我们用棍子揍他，一打流血，他急了抄起了菜刀， 把我们吓跑了。实际上谁也没有砍谁，我们说他反攻倒算，也不知道怎么，后来就变成说他杀了人，把他给枪毙了。我在东北生产兵团入党时，如实跟政委说过，他 教我别说了，不然别人会说你立场不稳。”

这种来自红卫兵方面的忏悔性的说法是至今仍然罕见的。这个说法提供了与前不同的关于李文波事件的事实方面的描述。

假若李文波和他的妻子还能开口说话，他们会提供他们一方的描述和记忆。他们对事件经过的说法也会不同。那种当事人对同一事件的不同记忆和描述是生活中引人 深思的现象。日本作家芥川龙之介写过一篇小说《薮》，揭示了在一起谋杀案发生后，三个当事人的说法的差异及其形成的原因。日本导演黑泽明据此拍了一部电影 《罗生门》。他们对人心和世事的这方面的洞察相当震撼人。他们作的是虚构文学，李文波事件却是真实的。红卫兵方面已经出现了不同的说法。如果被害者能象害 人者一样发出他们的声音，又会有不同。如果能比较各种不同的说法，我们将不但能在事实方面而且能在心理方面对文革有更深的理解。但是，李文波和他的妻子从 来没有机会说出他们的话。

李文波当场就被红卫兵打死了。李文波的妻子被警察的车辆带走。他被打死后，红卫兵计划在北京召开十万人大会声讨李文波，并在会上把李文波的妻子打死。周恩来在讲话中两次提到李文波事件，是因为他说到要保护红卫兵，另外，他表示不同意红卫兵的这个在大会上打死李妻的计划。后来实行的方法是，在周恩来提到李文波的9月10日的讲话两天之后，由法院将李文波的妻子判处了死刑。

由于不准查阅文革档案材料，这里无法录出对李文波妻子的死刑判决书。但是有数位被访者都说他们曾经看到过判处李文波妻子的文字材料。其中有一个法律研究人 员说，那份判决书不但判处了李文波妻子的死刑，而且也判处了李文波的死刑，这个法律研究人员补充说，这等于判决一个已经死了的人的死刑，在法律上是很特别 的，所以让他印象深刻。他又解释道，当局这样作，可能是为了显示国家机器对红卫兵的充份支持。

在周恩来的讲话中，在上面提到的红卫兵的文章中，说到李文波的妻子的时候，都称其为“李文波的老婆”，没有说她的名字。经过笔者的调查，发现了李文波妻子 的名字叫刘文秀。1966年9月12日，刘文秀被判处死刑。判决书号是：66中刑反字第345号。判决后的第二天，就执行了死刑。

判决刘文秀死刑，是由国家机器而不是由红卫兵实施的，但是并没有经过法律程序应有的自我辩护、上诉等等过程，显然违反关于审判程序的法律。同时，即使在当 时，红卫兵也只是说李文波“行凶砍人”，并没有说他的妻子“行凶杀人”；而且，尽管上述关于“李文波事件”的不同说法对于事件起因的解释不同，但有一点是 一致的：此一事件没有造成任何一个红卫兵的死亡或重创。但是李文波的妻子刘文秀却被判了死刑。

当时前去李文波家抄家的，是北京市第十五女子中学（该校现在已经改名为广渠门中学）初中的红卫兵。搜查在前一天晚上就开始了。他们一夜未准李家人睡觉。他 们搜查了李家以及李家的屋顶，殴打李文波夫妇，要他们交出黄金、枪支，而李家没有这些东西。也就是说，事实上，是红卫兵侵入李文波夫妇的住宅，抄家打人。 红卫兵没有公安局的搜查证，按照文革前的法律，那是非法的。如果李文波夫妇真的拿起菜刀反抗，这是宪法给予的权利，他们有权利自卫，保护自己的住宅和人身 安全。然而，李文波夫妇显然没有企图阻止红卫兵进入他们的家。而且，在8月24日，李文波被打死的前一天，他已经到房管局把他们的房产证书交上去了；他们 也在家中挂了毛泽东的画像和语录等等。和当时北京其他十多万个被抄家和被殴打的家庭一样，对红卫兵的行动，李文波一家是顺从的，忍受的。

李文波事件，究竟是红卫兵渲染的煽情故事，还是发生了真正的反抗？从几方面调查到的情况来看，至少可以确定，当红卫兵到李文波家抄家并且殴打他和他的妻子 的时候，第一，李文波没有作过行动激烈的反抗；第二，如果李文波有反抗行为，那种行为也不是预谋的。那一天在李文波家中实际发生的事情，可能是在被严重殴 打的情况下，他出于自卫或者保护其妻子作了某种阻挡。李文波当时52岁，年纪并不很老，当时是盛夏，没有人穿厚衣服；那时的民用菜刀一般是铁制而非不锈钢 的，既锋利也很沉重，相当具有杀伤力，象李文波这样一个并不很老的男人，如果蓄意用菜刀攻击中学生女红卫兵，是完全可能造成严重杀伤的，特别是完全可能严 重杀伤第一个被攻击的人。正因为如此，文革后，1981年3月26日，中法81 中刑监字第222号宣判刘文秀无罪，也宣判对李文波不予起诉。

这里的照片上，是李文波夫妇的家。这座房子的门牌是广渠门内大街 121号。这座房子建于50年代，是政府造的。因为地皮属于李文波，房子建好后分给李文波一部分居住。李文波在1949年以前有产业，1966年时没有正式工作。文革前，他曾作过文书工作，因为写字写得不错。他也曾以修理自行车为生。

李文波夫妇有三个子女，年纪最小的叫李玉海，当时是初中二年纪的学生。家中出事的时候，李玉海在学校里，他从那里被抓到崇文区公安局。他是8月25日中午 被关进去的，第二天他被换地方关押的时候，看到昨天空荡荡的数百平米的公安局大院子里，密密麻麻全是男女老幼的死尸，只剩下一尺来宽的走道，估计有数百 人，都是和他父亲一样被红卫兵打死的附近居民。他被关了一个半月。他的一个哥哥一个姐姐当时已经参加工作。哥哥被关了一年多才被放出来。

三，暴力升级的借口

李文波事件立刻在全市范围内成为红卫兵掀起更残酷暴力高潮的借口。

首先遭害的是北京市第十五女子中学的一些老师和校长们。他们本来就已经在学校遭到“斗争”和殴打，受到各种非人的折磨和侮辱。这个中学的红卫兵在李文波家 遇到的冲突，成为对该校里面的“阶级敌人”发动更残酷的暴力行动“理由”。8月25日上午李文波被打死，当天夜里，红卫兵把已经被关押在校园中的第十五女 子中学校长梁光琪打死。梁光琪，女，时年54岁，已经担任这所女子中学的负责人三年多。她被打死之前，她已经被剃了“阴阳头”，受到各种虐待和折磨。李文波事件成为红卫兵把她打死的一个借口。

笔者访问过梁光琪的一个儿子，并给他看了笔者写出的关于李文波一家的故事。他说，他以前很恨李文波，认为如果不发生李文波打红卫兵的事情，自己的妈妈不至于被打死。他看了笔者写的文章，才了解了李文波家的情况，知道了他也是小人物，不能控制自己的命运。

笔者也曾经访问李文波的一个儿子。他显然还生活在文革遗留下来的恐惧中。他说他妻子生病孩子很小，恳求笔者不要继续问他有关他们一家在文革中的遭遇的问 题。笔者理解他的处境和心情，挂了电话。尽管费了很长时间才找到了李文波儿子的电话，但是实际上，本文的内容来源却并不是李文波的家人。笔者也希望，今后 的某个时候，李文波的儿子和梁光琪的儿子会有机会在一起谈话，了解他们的父母的悲惨遭遇以及这到底是谁之罪。

李文波死后的第二天,8月 26日，在位于北京海淀区的红卫兵的发源地清华大学附属中学内，红卫兵负责人在教学楼前作动员，负责人之一激奋地说：“阶级敌人开始报复了。我们不能手 软。”在高三（一）班的教室里，红卫兵高声喊着“地主阶级资产阶级向我毛主席的红卫兵举起屠刀了”，毒打了班里“家庭出身不好”的学生郑光昭、戴建中等四 人。这些人当时被称作“狗崽子”。因遭受毒打，郑光昭当晚发生休克，身体抽搐成反弓形，几乎死去。这样的殴打那一天在清华附中的多个班级里发生。一批所谓 “家庭出身不好”的女同学被剪了头发和遭到殴打。

8月26日晚上，清华附中红卫兵在学校的大合班教室，召开全校性“斗争大会”。大会由该校红卫兵的一个领导人主持。被“斗争”的人中有附中校长万邦儒、清 华大学主管附中的教务处副处长邢家鲤、学校干部顾涵芬等，还有年轻的物理教员刘树华。红卫兵用铜头皮带和塑料跳绳拧成的麻花状鞭子抽打他们，一直打到半 夜。“斗争会”结束后，刘树华来到清华大学锅炉房的大烟囱顶上，往烟囱里面跳下身死。刘树华死亡时，２６岁，身后留下了怀孕的妻子和失明的老爹。

那一天上午，《人民日报》发表了署名“清华附中红卫兵”的关于"造反精神"的三篇文章。和这些文章同版的，是“《红旗》杂志评论员”的文章，大标题是“向 革命的青少年致敬”。无疑，这对清华附中红卫兵当晚的新暴力行动有直接的鼓励作用。而前一天发生的“李文波事件”，成为清华附中红卫兵掀起新的一轮暴力迫 害的借口。之前还没有成为“黑帮份子”的年轻教师刘树华，立刻在新一轮暴力迫害下丧生。

8月27日，李文波被打死后的第三天，北京大学附属中学红卫兵，在校园里打死了两个人，都是他们在抄家中抓来的住在附近的居民，其中一个是科学院气体厂的 工人陈彦荣，37岁，六个孩子的父亲；另外一个，是一老年女人，姓名现已无从查考。同日，北京第八女子中学和第三十一中学的红卫兵，在西交民巷打死了孙启坤，一个退休女会计。北京宽街小学的校长郭文玉和教导主任吕贞先，也在这一天被打死；郭文玉的丈夫孟昭江同时被毒打，两天后死去。

8月28日，已经在校园里打死三个人的北京师大二附中的红卫兵，抄了地安门东大街93号朱广相医生的家，并且殴打他。邻居李丛贞，半导体研究所的工友，上 前劝说：“朱大夫是好人，别打他了”。李丛贞因此被红卫兵绑在房前柱子上，当众打死。一个打他的红卫兵，为判断他是否真的死了，抡起一把刀从他的肩膀上劈 下一块肉，见没有反应，才把李丛贞的尸体从柱子上卸了下来。

8月29日，中国人民大学附属中学高二的一些红卫兵，到北京大学承泽园，打死了那里的一个居民、他们的一个同班同学的爷爷孔海琨老人。据这个学校的一个红卫兵说，在那一时期这个学校的红卫兵打死的人共有十多个。死者之中，除了孔海琨，现在调查到姓名的还有该校教师杨俊。

著名评剧演员新凤霞在她发表于文革后的一篇文章说，1966年8月26日到28日，是北京“打全堂” 的时候。“打全堂”是一个戏剧术语，被用来形容那时北京到处抄家打人的情况。这是打她的红卫兵的说法。8月26日，她听到有红卫兵声称“今天北京市全面开 花打全堂，一个也跑不了。”（《绝唱》，江苏文艺出版社，1995，第152，155页）新凤霞从那天开始，遭到中国评剧院学员班红卫兵的多次残酷毒打， 以致终身残废，再也不能上台演戏。她的同行，著名评剧演员小白玉霜，被毒打、侮辱后自杀。

在李文波死后发生的大量杀戮中，还有北京大兴县13个“人民公社”进行的屠杀。从1966年8月27日到9月1日，325名所谓“四类分子”以及他们的家 属子女被杀害，22个家庭被灭门，受难者中有81岁的老人，甚至还有出生三十八天的婴儿。（《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宣传材料特刊，《北京日报》编辑部 编，1988年2月。但是在这份文革后印出的材料中，这325名被害者的名字，仍然一个都没有记录。）

李文波居住的崇文区，并不是红卫兵最早开始活动的地区，但在李文波死后，据目击者说，大批红卫兵乘坐专门调派的公交汽车，从各处赶到崇文门外榄杆市地区， 对那一地区的“牛鬼蛇神”大打出手，一连数日。红卫兵还特别没收了许多人家的菜刀。他们的行动导致崇文门外一带大量的人被打死。

根据一份"内部" 统计资料，在北京1966年夏天，红卫兵杀人最多的是四个区：西城区、崇文区、海淀区和东城区；在这四个区中，杀人最多的是西城区，即中共中央和国务院所 在的一区。西城区的被害人数，几乎相当于其他三个区的被害人数总和。西城区之外的其他三区死亡人数相近。西城区、海淀区和东城区是红卫兵最早建立和开始活 动的地区，崇文区却不是。而且，崇文区是北京最小的一个城区。但是崇文区被杀害的人数略多于海淀区和东城区，仅仅次于西城区而名列第二位。这跟李文波事件 有相当关系。

1966年8月，由于大批北京居民被活活打死，加上很多人在遭到殴打和侮辱以后自杀，北京城的死亡人数突然猛增，以致火葬场出现了尸体大量积压、尸体焚烧要排长队的现象。焚尸炉日夜不停，仍然供不应求。据多位目击者说，被打死的人的尸体，从打人现场一车车运去，没有姓名标记，堆在一起；死者浑身血迹，衣衫 破碎，形同裸体。火葬场在尸堆上加冰块防腐，气味依然极其可怕。

北京是一个有三千年文明史的城市。如此大规模地殴打和杀害和平居民，除了运用“文革”的名义，还需要用“阶级敌人猖狂进攻”作为借口。极其不幸，在愈演愈烈的红卫兵暴力浪潮中，李文波事件就这样被利用了。

四，即使没有李文波事件

1966年夏天，在“内部”，各情报机关每日向上报告当日被打死的人数，他们也许没有报告被打死者的名字，但至少是报告了数字的。根据这样的材料，以日期为横坐标，被打死的人的数字为纵坐标，做成图表，展示如下：

从这一图表可以看出在李文波之死前后的暴力杀戮的程度的变化过程。

李文波死后第二天，8月26日，死亡人数从两位数跳到了三位数。从8月25日到8月26日，被打死的人数增加了百分之五十。从8月26日到8月27日，死 亡人数又再次加倍。在9月1日，死亡人数达到了最高峰。在此之前的8月31日，死亡人数出现了一个小的低谷。这是什么原因呢？原来，那一天毛泽东在天安门 广场，第二次接见百万红卫兵。那一天，大批红卫兵停下抄家打人，到天安门广场参加集会去了，因此那一日北京市居民被打死的人数相对小了。

从上面的图表中还可以看到，从8月24日到8月25日，即李文波被打死的当天，被打死的人数就增加了一倍。此后，8月下旬每日被打死的人的数字一路径直上升。在李文波被打死之时，杀戮规模升级已经成为定势。

北京红卫兵的杀戮开始于1966年8月初，开始是在校园里面，攻击对象是学校的教职员工，所谓"黑帮" 和"反动学术权威"。北京大学附中，是红卫兵最先开始校园暴力的学校，在7月底就大规模采用暴力攻击老师和“家庭出身不好”的同学。接着，8月5日，北京 师范大学附属中学的红卫兵，打死了副校长卞仲耘。8月17日，北京101中学的红卫兵打死了美术老师陈葆昆。这些情况被立刻报告到最高当局，但是他们没有 出面制止。

1966年8月18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广场接见红卫兵，并且戴上了红卫兵袖章。红卫兵的领袖们上了天安门城楼。北京最早打死老师的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 学的红卫兵负责人宋彬彬，给毛泽东戴上了红卫兵袖章。北京最早开始在校园里使用暴力攻击的北京大学附属中学红卫兵负责人彭小蒙，在城楼上发表了讲话。天安 门的大会由广播电台和电视台向全国作了实况直播。毛泽东、林彪和周恩来与北京中学红卫兵在一起的大幅照片发表在所有报纸上。这样非同寻常的行动，表明了最 高当局对红卫兵的热烈支持，显然也包括了对他们已经开始的暴力行动的热烈支持。

据"中共中央高级党校" 的一位干部说，在8月18日天安门大会举行后的当天晚上，在“高级党校”，这所共|产|党的最高学府，发生了第一次大规模暴力攻击“牛鬼蛇神”的行动。在 “高级党校”工作的干部都资历较深，那里的学生也不是普通的年轻人，而是共|产|党的比较高级的干部。但是那里的一些人在“八一八”大会之后立即采用了当 时中学生红卫兵使用的方式，对党校校长林枫等人施用暴力和人身侮辱，包括游街、戴高帽子、敲铁簸箕自报“罪行”等等。显然，那时中学红卫兵的行动成了全国 文革行动的示范。

在8月18日会见的第二天，8月19日，红卫兵的暴力行动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北京第四、六、八中学的红卫兵，在中山公园音乐堂的舞台上，在数千观众面 前，毒打二十多名教育工作者，其中有人肋骨被打断。8月19日晚上，北京外国语学校的红卫兵，在学校里打死了教师张辅仁和职员张福臻。8月22日，北京第 三女子中学校长沙坪和第八中学负责人华锦，在各自的学校中，在被连续三天殴打和折磨之后死去。张辅仁、张福臻、沙坪和华锦，都被打死在“八一八”接见之 后、李文波被打死之前。

在8月18日以后，北京中学红卫兵从毒打、杀害老师，扩展到对校外的居民进行大规模的暴力攻击，当时他们称之为红卫兵“杀向社会”。1966年8月23日 上午，北京第八女子中学的红卫兵，到北京市文化局和文联殴打那里的作家肖军、老舍等人，下午，北京市文化局和文联的29名“牛鬼蛇神”被押送到“文庙”院 子里(即“首都图书馆”所在地)，被强迫围绕着烧毁书籍戏装的火堆跪下。前有火堆，后有红卫兵的皮带棍棒，这些人被毒打了三个小时。作家老舍在这天的“斗 争”之后的第二天，8月24日，在北京西城区的太平湖投水自杀。在同一暴力浪潮中，老舍比李文波早死了一天。

1966年8月24日，在北京东城区，离王府井不远的东厂胡同，至少有六个居民被打死。其中有家住东厂胡同2号的孙琢良和他的妻子，孙是眼镜师，曾经开设 一家眼镜商店。住在东厂胡同6号的马大娘，是在胡同里帮人作家务挣钱的女工，她看到同院居民左庆明的妻子，胡同里称为“左奶奶”的老人，被绑在葡萄架上毒 打，就到胡同口报信，告诉左老先生不要回家。左庆明十多年前曾经开有一家卖劈柴的铺子，他得信后逃开了。红卫兵发现马大娘的报信行为后，把马大娘拉来和左 奶奶一起打死。红卫兵甚至提来一桶滚烫的开水，浇烫两位老人（当时左奶奶70来岁，马大娘50来岁）。两位老人凄厉的惨叫声传出院子。邻居们不忍听到，只 好关紧窗户，再用枕头把耳朵捂上。左奶奶和马大娘在凌晨时分被打死，天亮的时候，火葬场的卡车来拉走了他们的尸体。东厂胡同的这六位居民，比李文波早一天 被打死。

上文写到，在1966年9月周恩来的讲话中，除了李文波，还提到师大二附中发生的一个类似事件。在那一事件中被指控的人名叫曹滨海，当时是北京师范大学第 二附属中学高三的学生。曹滨海的母亲樊希曼，是中共铁道部党校的一个干部，受到文革冲击。樊希曼曾经给儿子写过一封信，说及文革。这封信被班里的红卫兵看 到，他们说是“反动信件”。1966年8月25日上午，李文波被抄家的同一日，曹滨海班里的红卫兵到曹家抄家。抄家的过程中，曹滨海和他们发生争执。据红 卫兵说，曹滨海在厨房里抓起菜刀砍伤了一个来抄家的红卫兵。曹滨海当时就被抓到公安局关了起来。他的母亲樊希曼则被抓去学校。当天下午，在师大二附中校内 一个砖砌的乒乓球台上，这位母亲被打死。同一天在校中被打死的，还有这个中学的语文老师靳正宇和学校负责人姜培良。靳正宇、姜培良、樊希曼三人，跟李文波 在同一天被打死。母亲樊希曼被打死后，师范大学第二附属中学的红卫兵又筹备在8月28日召开十万人大会，在会上把儿子曹滨海当场打死。周恩来召见了这个学校的红卫兵头头进行劝说，结果十万人大会没有开。但是几天之后，8月31日，毛泽东第二次在天安门广场接见红卫兵的时候，这所中学的几个红卫兵头头被邀请登上了天安门城楼，这在当时是极大的光荣。曹滨海的母亲被打死了，他自己被关在公安局中未被打死，但是他从此精神失常。据90年代中期见到他的人说，他仍然没有恢复健康。

上述杀戮，都发生在李文波被打死的同一天，或者发生在李文波被打死之前。显然，这些杀戮跟红卫兵所指控的李文波的反抗，不可能有丝毫因果关系。上述一系列 暴力行动和杀戮发生的时间次序明显表明，暴力升级的主要动因，是1966年8月18日毛泽东对红卫兵的声势浩大的接见。“八一八”接见之后，红卫兵杀戮开 始大规模升级。李文波事件发生于八月杀戮的这一大规模升级过程之中。在数千人被活活打死的情况中，唯有李文波、曹滨海两起被指控的反抗暴力的案例。两个事 件发生在同一天。李文波、曹滨海与红卫兵之间发生的冲突，从整个形势来说，是红卫兵的暴力行为大规模升级的结果，而不是原因。可以肯定地说，假使没有这两 个事件发生，八月杀戮的大规模升级也是一样要发生的。

五，为什么无人反抗？

1966年9月5日，李文波死了10天之后，当时领导文革的“中央文革小组”发出一期“内部”的“简报”，标题是“把旧世界打得落花流水——红卫兵半个月 来战果累累。”这份简报的正文至今仍然被作为“国家机密”保存，普通人和学者都不可能读到其中内容。据看到这份简报的高级干部说，这份简报写道，从8月下 旬到九月初，北京已经有上千人被打死。这份“简报”将此视为文革的“累累战果”的一部分。

1966年10月举行的关于文革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发放了一份材料，这个材料的全文也至今还没有准许普通人民查阅。这个材料提供的数字是，在8月下旬到9月底的40天里，红卫兵在北京打死了1，772人。1， 772是一个巨大的数字。但是当年八月杀戮的一些目击者们认为，实际被打死的人数可能大大高于1，772这个数字。

不仅如此。这数千北京和平居民的死亡，不是被子弹射杀的，也不是被刀砍了头，这数千人主要是被中学生红卫兵用棍棒打死的、用铜头皮带抽死的、用沸水烫死 的……总之，是以形形色色残忍手段虐杀的；被打死的过程长达几小时，甚至几天。跟一刀断头、一弹毙命相比，这样的死亡过程更加痛苦。这样的杀害当众进行， 造成无比的恐怖气氛。以这样的方式杀害数千人，可以称得上是史无前例的野蛮和凶残。

今天回顾历史，使人发问的是，在这样野蛮残酷的杀戮中，怎么会只发生了两起事实上还模糊不清的反抗？——李文波和曹滨海，是1966年北京的八月杀戮中仅 有的被红卫兵指控为进行了反抗的两个人。其他被打死的数千人，还有被侮辱被毒打的无数北京居民，在铜头皮带和棍棒的凶狠攻击之下，都一直克制顺从，纹丝不 动，甚至坚忍到死。为什么没有人动手反抗？如何解释这个问题？

上文写到，在李文波被打死的前一天，作家老舍在被打后自杀了，1980年，笔者和肖军先生（他是在1930年代开始写作的老作家）有一次谈话。肖军在 1966年8月23日那天跟老舍等一道被红卫兵毒打。肖军告诉笔者，当他跪在烧书的火堆前，被身后的红卫兵用棍棒和铜头皮带毒打的时候，心中真是愤怒至 极。他想过要反抗。肖军年轻的时候上过军事学校，练过武功。他说，那时候他心里想，如果他动手反抗，凭他的功夫，可以打倒十几个人。但是，他看到来自各学 校的红卫兵围得里三层外三层，争相出手，打人打得发疯了一般。他说，他想最后自己一定寡不敌众，会被打死，自己死了也就死了，好汉做事好汉当，可是其他被 斗者会怎么样？和他一道被“斗争”的还有近三十个人，他看到老舍先生就跪在旁边，脸色煞白，额头上正在流血。他想，如果他反抗，其他近三十个“牛鬼蛇 神”，包括老舍先生，一定会跟他一道统统被打死在现场。他也想到他的家人也会被报复打死。他想了又想，最后调动了心中所有的力量，压下去反抗的冲动，无声 地忍受了三个小时的毒打和折磨。

李文波跟肖军不一样，他在现场就被打死了，他当时想了些什么，已经不可能说出来了。李文波的妻子目击了丈夫被打死，然后她自己被枪毙，也永远不可能描述她 的感受了。但是，肖军事后说出的心理活动，清楚地说明，1966年夏天在北京之所以无人起来反抗，不是由于迫害不够深重，恰恰相反，是由于那场迫害太残酷 了。

1966年夏天的红卫兵暴行，并非只是某种失控的暴民政治，它同时是以国家力量为后盾的政府行为，是群众暴力和政府行为的结合。这是一种前所未有的施暴模式。它所造成的无边的疯狂和残忍，使得反抗无从发生。

1966年8月29日，李文波死后第四天，“首都红卫兵纠察队西城指挥部”发布了“第四号通令”，其标题是“关于对地、富、反、坏、右、资的家进行查抄的意见”。这个“通令”也宣布把这些人限期驱逐出北京。　

作为实施这个“通令”的结果，在1966年夏天，北京城区有十万居民，被抄家后，又被注销户口，没收财产，驱逐出北京，押送往农村“监督改造”。这个数字 占当时北京城市人口的百分之二。在这十万人中，实际上很大部分连当时的所谓“黑六类”的“标准”也够不上，因为“黑六类”的人早就被清洗了。但是，任何自 我辩护都是不允许的。在死亡的直接威胁下，十万人被扫地出门。他们当中，有的被赶到农村后，无居所也无食物，很快就死去了；有的在到达目的地之前就被殴死 在火车上。假若李文波能从8月下旬的暴力抄家中侥幸活下来，他就会成为被驱逐的十万人中的一个。

这场大规模的居民驱逐，没有遭到任何反抗就完成了。非常明显，在此之前的八月杀戮，为这场驱逐的顺利进行预先建立了威慑。这十万人只能在被打死和被驱逐之间作选择，也就是说，他们根本没有选择。这场残酷的驱逐，是文革领导者安排的八月杀戮的结局。

六，李文波夫妇之死和红卫兵精神遗产

李文波夫妇死亡之后，1966年10月1日，在天安门广场举行的国庆节庆祝大会上，参加抄李文波家的两名女十五中的红卫兵，收到邀请上了天安门城楼，和毛泽东、林彪、周恩来一起，检阅广场上走过的百万人的游行队伍。这在当时是莫大的荣耀，也是对其他红卫兵的鲜明示范。

李文波夫妇死亡之后，对他们的杀害变成红卫兵的光荣精神遗产得到一再的肯定和宣传。除了本文开始引用的在他们死后第二年红卫兵报纸上的文章的赞扬，笔者还 找到一份１９６８年３月的印刷材料，由到李文波家抄家打人的第十五女子中学的红卫兵之一署名，她的头衔是“首都中学红代会首届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代表大会 代表。文章的标题是：“流血牺牲何所惧，红心永向毛主席”（《红卫兵报》，首都中学红代会机关报，第８／９期，１９６８年３月２７日）。这篇文章的一开头 就说：

六六年的八月是红色的八月，战斗的八月，胜利的八月，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红卫兵，高举革命造反的大旗，冲破一切阻力，向旧世界冲锋，向旧世界宣战。

刊载此文的《红卫兵报》的“编后”写道：

红卫兵小将（此处略去该人名字――笔者注）以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为武器，在你死我活的激烈阶级斗争中，怀着一颗誓死保卫毛主席，誓死保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红心，毫不畏惧地同阶级敌人英勇战斗，杀出了红卫兵小将的威风。

毛主席谆谆教导我们：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毛的话原来为黑体字――笔者注）。对于阶级斗争，我们就是要天天搞，月月搞，年年搞；过去搞，现在搞，永远 搞；搞定了！对于刘、邓、陶、彭、罗、陆、杨、谭等一小撮死不改悔的走资派、叛徒、特务及地富反坏右这些阶级敌人，我们要不停顿地向他们进攻，一刻也不能 停顿。进攻！进攻！进攻！在全面胜利前夜的激战中，“宜将剩勇追穷寇” （此句是毛的话，原来为黑体字――笔者注），一反到底，杀出红卫兵的新威风！

这时已经是李文波夫妇死亡后的第三年了。这篇文章不但在发表在报纸上，而且，一位在１９６６年还是小学生而后在１９６８年进入中学的学生说，这个人曾经到她的中学给全校学生作过报告。这样的思想显然已经被广泛传播，而且被传播到下面的年轻的学生。

李文波已经死了34年了。他的故事还没有被报道出来。和李文波夫妇在同一个时期被活活打死的数千名北京居民的故事，在1966年夏天被驱逐出北京的十万北 京居民的故事，也还没有被报道出来。现在已经出版的三部大型文革通史，都几乎没有提到1966年北京的八月杀戮及其大批受难者。

这里的李文波家的照片，是遇罗文先生在2000年8月16日拍摄的。他是文革中因撰写《出身论》被枪毙的遇罗克的弟弟，他在1999年写了《我家》一书， 记载了遇家的故事。由于城市街道扩建，当年李文波家所在的这栋建筑，不久就要被拆除了。感谢遇罗文先生，摄下曾经发生过恐怖历史的这个场景。

• 圣人不死，大盗不止
• 不是大兴惨案，就是北京的恐怖的红八月
• @副将 属于被洗脑而自以为真理在手
• 把西西河当作陪审团

谋逆疑云下的谋杀7—神秘组织“西纠”

“西纠”九问//胡庄子 http://blog.sina.com.cn/s/blog_687c210e0101aref.html

“首都红卫兵纠察队西城指挥部”，简称“西纠”。“西纠”的成立，是红卫兵运动中的一件大事。

一、“西纠”成立于何时?

“西纠”是1966年8月25日成立的。

其实，西纠在正式宣告成立之前，已经开始运作了。下面，是国务院办公厅一份文件上的文字（②《彻底批判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北京六中遵义战斗团1966 年底编印。）：

行政处：北京红卫兵纠察队西城区分队，需要经费伍千元，已经周秘书长同意，由中央行政经费中开支。请你们一次拨给伍千元，由他们掌握开支，以后清算列入我局预算内资金报销。 经费处马健196684（李梦夫9月4日在这份报告上批示“同意”。）

从这份文件上可以看出，“西纠”在正式宣告成立之前，已经以“北京红卫兵纠察队西城区分队”的名义进行准备。可以说，“西纠”在8月初已经开始运转。

二、为什么成立“西纠”？

《红卫兵报》第2 期（1966 年9 月4 日），首都红卫兵纠察队西城分队指挥部主办。）文中更加直接地透露出“西纠”成立的原因：

目 前，正当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高潮汹涌澎湃之时，阶级敌人刮起了一股黑风。他们也喊“造反”，也组织“造反队”，但他们造的是无产阶级之反。他们也提“倡 议”，也发“通令”，但他们发出的是形“左”实右的反革命的叫骂声。他们甚至把矛头指向党中央和毛主席，指向我们的革命老首长、老干部。他们抄革命老首长 的家，截革命老首长的车，咒骂革命老首长“生活腐化”、“养尊处优”，勒令“搬家”，“辞保姆”，打匿名电话进行威胁，等等。这是疯狂的阶级报复！这是十 足的反革命！我们革命的红卫兵绝对不能容忍！绝对不能答应！！

我们最严重的警告那些地主资产阶级混蛋们：首都红卫兵纠察队西城分队已经成立了！你们胆敢“造反”，胆敢“翻案”，胆敢再动我们革命老前辈的一根毫毛，我们就和你们拼命！断头流血何所惧！横扫妖魔全无敌！

反正国家机器在我们手里！

革命的红卫兵们，立即团结起来！行动起来！保卫国家机关！保卫国家机密！保卫革命老前辈的安全！维护社会治安！坚决打退反革命分子的猖狂进攻！

这些话语和8月25日公布的《首都红卫兵纠察队西城分队宣告成立》中的观点十分一致，又一次亮明“西纠”的思想观点和成立的目的：崇尚血统论，保护老干部，规范红卫兵的造反行动，维护造反秩序。这是“西纠”与其他造反派组织的分歧和重要区别。

三、“西纠”领导层成员都是谁?

“西纠”领导及其成员都是根红苗正的干部子弟。

四、“西纠”发出几道“通令”？“通令”是谁写的？

“西纠”发出的“通令”影响很大。造反派说，“西纠”是靠“通令”起家、扬名的。

“西纠”共发出十三道通令。

这十三道通令是： 第一号通令，1966 年8 月26 日。 第二号通令，1966 年8 月26 日。 第三号通令，《关于目前存在的一些问题的八点意见》，1966 年8 月27 日。 第四号通令，《关于对地、富、反、坏、右、资的家进行抄查的意见》，1966年8 月29 日。 第五号通令，《关于用文斗不用武斗的意见》，1966 年9 月3 日。 第六号通令，《关于文斗问题的补充说明》，1966 年9 月9 日。 第七号通令，《关于驱除地、富、反、坏离京的意见》，1966 年9 月9 日。 第八号通令，《关于第六、七号通令的补充和说明》，1966 年9 月11 日。 第九号通令，《关于“十一”接待外宾工作的意见》，1966 年9 月14 日。 第十号通令，《关于迎接外地同学来京进行革命串联的意见》，1966 年9月14 日。 第十一、十二、十三号通令。（按：笔者认识一位专门收集传单的北京藏友,他收集有第十三号通令。）

“通令”的印刷得到了一些报社的支持。《西纠黑幕》说：“《×××报》社、《光明日报》社 都帮西纠印通令，而以国务院印刷厂最为积极，通过周荣鑫、许明的关系，先后印了6—13 号通令，《首都红卫兵纠察队员守则》、《歌颂32111》、《做老红军的好后代》、《国庆献辞》等，并给‘整风声明’和另一通知排了版。《工人日报》社也 很卖力气，排印了《成立宣言》、《第一号通令》、《整风文件》等，《工人日报》社的印刷就是石油部办公厅主任宋惠出面搞的。”

六、“西纠”主要有哪些活动？

“西纠”与“破四旧”密不可分。“西纠”是“破四旧”的主力。他们发出的“通令”是指导 “破四旧”的重要文件，其成员更是积极参加“破四旧”运动。为“红八月”“破四旧”伴奏的《造反歌》（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要是革命你就站过 来，要是不革命你就滚他妈的蛋！滚、滚、滚！滚他妈的蛋！）作者是西纠成员、北京四中的刘辉宣。文革初期，“破四旧”被赞扬时，“西纠”成员都把“破四 旧”当作自己的功劳。

——保卫老干部。在“西纠”的《通令》中，基本上没有使用过“打倒”“批判”“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之类的词汇。 相反，他们鲜明地提出保卫老干部。在周恩来的布置下，他们保护了班禅、宋庆龄、何香凝、郭沫若、傅作义、张治中、邵力子、章士钊、程潜、蒋光鼎、蔡廷锴、 沙千里、张若溪、李宗仁、程砚秋的住宅,使他们免受抄家之虞。

——维持造反秩 序。“西纠”的一系列“通令”试图对红卫兵造反运动进行规范。他们在毛泽东前几次检阅红卫兵时充当“标兵”，在维护北京火车站等重要目标的安全秩序上发挥 了重要作用。《西纠黑幕》说：邓小平曾让“西纠”去维护北京国际乒乓球邀请赛的秩序。在这一邀请赛举办之际，八一小学红卫兵要造国家乒乓球队的反。荣高棠 知道了十分着急。当时，邓小平在观看比赛，荣向邓告急。邓说：“找西城纠察队维持秩序。”并说：“李××儿子调皮捣蛋，被西纠打了几个耳光就乖了。”后 来，大会警卫处把西纠请来维持秩序。

——批判“三司”等造反派红卫兵。“西纠”鲜明地反对大学造反派组织“三司”、中学造反派组织“首都兵团”等，与造反派红卫兵进行文斗武斗。

——有一些“武斗”的恶行。红卫兵运动中出现的抄家、批斗、使用暴力语言，给黑帮挂黑牌、游街、坐喷气式、戴“高帽子”，让他们唱《嚎歌》（《嚎歌》是“西纠”所属的四中红卫兵创作的）等不讲人道、不讲人性的行为，“西纠”是主要参与者，所以民众对“西纠”印象恶劣。

——批评中央文革小组。“西纠”成员散发了许多批判批评中央文革的传单。他们批判中央文革小组说：“中央文革把党中央整得剩下几个人了”，“中央文革逼得许多高干子女和家长断绝关系”。“江青身体不好，不能总和主席在一起，论社会经验，她还不如王光美。 ”

七、“西纠”的“后台”是谁?

“西 纠”的成立，是否得到“上面”的指示，没有文字资料证实或证伪。有资料显示，“西纠”成立前后，被中央一些领导人肯定，国家机关的一些单位还为他们提供了 政治、经济等方面的支持。“西纠”被批判后，造反派质问道：“西纠活动如此频繁，如此‘泼辣’，如此大胆，如此疯狂！这难道仅仅是那些不满二十岁的‘娃娃 们’干的吗？……他们的后台是什么？是谁？”

造反派开始揪“西纠”的“后台”。

被认为是“后台”的人有—— 贺龙（中央军委副主席）。北京六中遵义战斗团说贺龙是“大土匪、篡党篡军的大野心家，是西纠、联动的大后台之一。” 王任重（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六中遵义战斗团说他是“西纠的后台之一。” 周荣鑫（国务院秘书长）。六中遵义战斗团说他是“西纠的后台之一。曾在各方面支持西纠，纵容他们犯罪。”《西纠黑幕》说：他“借调”一批物资给西纠， 包括：“（1）车辆：大卡车二部，吉普车二部，摩托车一部。（2）物质：军棉大衣60 件，军被180 条，军毯280 块，扩音机4 台，火炉50 个，炊具（一百人左右），大小沙发8 件。（3）经费：自九月九日至十一月二十日共开支8020元，其中主要项目：汽油3335 元，电话（8 部），袖章（5141 个）等，此外尚有“暂借款”400 元。”“周荣鑫的要人李梦夫陪同西纠找到了总部的房子，九月一日分开时说：‘周荣鑫指示，今后西纠物质由我们（国务院秘书厅）负责，以后直接和我们联系， 需要什么提供，我们解决’。”“周荣鑫不仅是西纠的物质供应站，而且是西纠的政治支柱。……直到十月底，他还在中南海北门向西纠×××（八中）交代任务： （1）管红卫兵，特别是小学的。（2）中学文化革命怎么搞，请西纠提出方案。（3）……” 雍文涛（北京市委书记处书记）。《西纠黑幕》说，他“给 西纠袖章1500个（原准备给5000 个）”，“雍文涛承认，在政治活动上，对西纠是优先考虑的。如八月三十一日，西纠十五人上天安门，并出代表在天安门上发言。后在陶铸指使和北京××区司令 部安排下，全部换上西纠。”“雍文涛从八月三日起负责中学运动，他供认在政治上、物质上支持西纠，他接见西纠4 次，去西纠总部两次……”。北京市委副书记吴德文革后回忆说，雍文涛“去西纠做工作是市委派去的”，“是受组织派遣的”（①《十年风雨纪事》34—35 页，当代中国出版社2004 年1 月版。）也就是说，是北京市委派遣雍文涛帮助“西纠”的。

孔原、许明。六中遵义战斗团说他们“均为西纠后台，他们的儿子孔丹就是西纠的头子。”《西纠黑幕》中说“许明，西纠后台，国务院副秘书长，已自杀”。 李源（公安局西城分局局长）。六中遵义战斗团说他“是西纠的直接后台，西纠的罪恶活动他们都是听而不闻，视而不见，纵容，包庇。”…… 1966 年12 月18 日江青说：“周荣鑫、王任重、许明、孔原都是西城区纠察队和东城区纠察队的后台支持者。”

实事求是地说，确有一些中央领导及部委领导给“西纠”以大力支持，他们的确在使用这只力量，维护社会秩序。除了上述被造反派点名的所谓的“西纠”“后台”外，“西纠”得到了周恩来总理的支持。2010 年，刘辉宣（“西纠”成员、北京四中学生）在接受采访中说：“当我们学校作为城区红卫兵的核心力量 出现在文革舞台上的时候，我们与海淀红卫兵的背景有一个很重要的不同。如果说毛主席的光辉强烈地照射着海淀红卫兵，那么在城区红卫兵，像四中、六中、八中 这几个重点学校，则一直有一个人的身影在浮动，这个人就是周总理。”“周总理办公室主任周荣鑫与纠察队建立了联系，批拨了一个办公地点，作为纠察队的总 部。董良翮和陈晓鲁都成了纠察队和总理之间的联系人。至少有两个月的时间，也就是在1966 年的8、9 月间，北京最混乱的时候，周总理通过这个纠察队做了一些别的力量完全做不到的事情。”“在这一段时间里，纠察队处理了不少这样的事（指保护老干部、维护秩 序）。在所有这一切的事情中，都可以看出周总理的影响。纠察队的这些头头脑脑们，眼睛盯着总理，耳朵听着总理，猜测着，揣摩着，分析着，力图跟上总理的思 路，只要总理有一点意思就直接出手，处心积虑想要帮助总理去做一些什么，我们今天想起来，仍然可以感到这群忠心耿耿的孩子是多么的可爱。而当时手边有这样 一支可以直接影响文革运动的力量，对于四面楚歌的总理又是多么宝贵！”（《只是当时已惘然》）

显然，周恩来直接或间接地支持“西纠”。只 是后来“西纠”受到了江青、陈伯达的批判，加上“西纠”成员所做的一些事情如六中“劳教所”也的确让人反感，周恩来就不方便为“西纠”说好话了。“西纠” 被打倒后，其成员在一次会议上递条子给周恩来：“总理，怎么把我们打成反动组织了呀？你不是支持我们的吗？”周恩来说：“刚才有人给我递来关于西纠的材 料，西纠的东西我一直没有看过。”一口否认与“西纠”的关系。（①秦晓：《四中往事》，见北岛等主编的《暴风雨的记忆》第127 页，三联出版社2012 年3月版。）其实,造反派对周恩来对“西纠”的支持也心知肚明，可是大家对周有好感，为尊者讳，所以他们在揪“西纠”“后台”时，都回避了周恩来。

8 月31 日,叶剑英在天安门城楼见到孔丹等“西纠”代表时，称赞说“西纠”的“通令”写得好。

“西 纠”的“通令”，鲜明地反映了“西纠”的立场和观点。可以看出：纠察队忠于毛泽东思想，崇尚毛泽东的阶级斗争理论，坚决造地、富、反、坏、右、资“黑六 类”的反，宣扬血统论，保卫党组织，保护老干部，特别是把维护社会秩序作为主要任务，试图对红卫兵运动进行干预和指导。

在“红八月”中血流成河的惨烈景象前，很多高 级干部拍手称快。请看事后李先念9月17日晚7时半在其办公室对24名粮食部人员的谈话：“过去有好多问题,我们解决不了，这次群众一起来就解决了。解放 十几年来，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专政是不服气的。这次出现了红卫兵，红卫兵一起来，来个横冲直闯，又打，又斗，又抄(有的打死了)。这次资产阶级服气了(虽 然心里有些不满)，资产阶级才真正知道无产阶级专政的威力。这次把地富反坏右、资产阶级痛痛快快整了一下，包括宗教教堂也扫了一下。要充分看到运动的成 绩。”（宋永毅主编《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光盘）

那么，有没有过分的地方呢？也是有的。李先念说：“有些过分了点没有呢？至于八月二十九日三轮车不能坐了，当时高档商品不能出卖了，馆子也不能下了，辫子也剪了。”在他看来，对无辜的北京市民打死多少人也不算过分，破四旧弄得他不能下馆子不能买高档商品才算过分。

1966年9月25日叶剑英在接见北京十三个 艺术院校团体部分师生代表讲话时说：“在这次文化革命运动中红卫兵树立了不朽的功勋，例如北京市有一万多黑户。深宅大院，解放十六年，谁都没有进去过，一 些坏人就是在里头捣鬼，公安局、司法人员没有足够的证据也不能抓。有个圣修小学是外国鬼子在我们中国搞了多少年，谁都不敢动它。红卫兵小将们管你什么法律 不法律一扫而光。多少年来老大难问题红卫兵解决了，有些极反动的××家伙，十多年来天天骂我们的党，骂我们毛主席。左邻右舍都知道，恨死他们了，但谁都不 敢动他，这一回小将们就把他揍死了。可能违反一点政策，可是更大的利益是扫除了坏人，扫除了我们社会上的垃圾。”(周良霄、顾菊英《疯狂、扭曲与堕落的年 代》之二《十年文革中首长讲话传信录》)这说明，这次非法行动的目标之一，在事前是很明确的，就是要解决那一万多“黑户”，就是那些独门独户的“深宅大 院”。

上述几位领导干部的讲话表明，他们对“红八月”的战果是满意的，也解释了“红八月”中为什 么会发生那么多至今令人不解的事情，虽然事情的细节尚待揭露。仅从李先念和叶剑英的讲话即可以看出，所说的查抄枪支一事只是对“西纠”的指令，未必是真正 的动机。民间就是真的藏了几支破枪，难道能翻天？真正的动机，就是想整一下“资产阶级”，就是那些还能住单独四合院、坐三轮、上馆子、买高级商品的中上阶 层，将他们打翻在地，扫地出门，沦为贱民，以保持自己的独尊地位。

（李先念，叶剑英发动了76年正变）

八、“西纠”是怎么解散的？

中央文革小组发现，红卫兵纠察队对文革的主要敌人认识不清，他们只造“黑六类”的反，而文革要打倒的是“走资派”；“西纠”成员“保爹保妈”，已被“走资派”利用来打击革命造反派，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中央要求取消纠察队。

六中“劳教所”的罪行、暴行、恶行，在社会上产生很坏影响,极大地损坏了“西纠”的形象。加上“西纠”一些成员从骨子里透着干部子弟的优越和狂妄，他们呼啸成群，到处惹事，对“黑六类”及“狗崽子”进行残酷打击，在群众面前瞎折腾，引起民众反感。

《西纠黑幕》说：“中央文革十月初就曾向周荣鑫提出过要解散西纠，周荣鑫当中央文革 之面答应得很好，但西纠有人在十月底问他是否解散时，他却不直接回答，更加卑劣的是：他暗中把兰小兵找去，教其安身之策，说什么快出通令，一出就让别人感 到你们西纠没垮，也好给西纠人员鼓鼓劲。”

11 月19 日和21 日，陈伯达、戚本禹、关锋两次到北京六中，批评建立劳教所的做法。戚本禹说“西纠是宪兵队”，陈伯达明确建议“解散西纠”。西纠的成员很不服气，郭冀豫 说：“他们是戴着框框来的，偏听偏信，纠察队难道一点好事都没有做吗？”（《彻底捣毁刘家黑窝——打倒“联动”专辑》）。11月22 日，“西纠”成员兰小兵、路小峰、王向荣给周荣鑫写信：“周荣鑫同志：……中央文革要我们解散，必须把原因将清楚，否则一切后果由中央文革负责！！！望周同志把这些话转给陈伯达同志，并告诉他，我们全体西城纠察队员找他。”12 月3 日，周恩来在接见北京外语学院少数派师生谈话时说：纠察队好像是管红卫兵的，我建议取消。（①《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参考资料》第4 册第20 页，北京经济学院无产阶级革命造反团等单位1966 年12 月编。）

1966 年12 月初，江青在一次座谈会上了解到北京六中“劳教所”发生的暴力事件，她说：“西纠的大头子叫孔丹，他父母有问题。周荣鑫也推脱不了责任。”（②《刘邓路线在中学的滔天罪行》第一集“西纠(联动)在六中的滔天罪行”第20 页

江青在这个大会上讲话说：“一小撮执行资产阶级反 动路线的小家伙……他们以贵族自居，以为血统高贵，盛气凌人，什么东西！……周荣鑫是负有责任的……”

--------另外一篇文章

http://wenbei.blogchina.com/1672658.html

西纠的政治取向。

“西纠”的政治取向从1966年9月4日“西纠”自办的刊物中一篇《誓死保卫党中央！誓死保卫毛主席！》可看出端倪，文中说：目前，正当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高潮汹涌澎湃之时，阶级敌人刮起了一股黑风。他们也喊“造反”，也组织“造反队”，但他们造的是无产阶级之反。......他们甚至把矛头指向党中央和毛主席，指向我们的革命老首长、老干部。他们抄革命老首长的家，截革命老首长的车，咒骂革命老首长“生活腐化”、“养尊处优”，勒令“搬家”，“辞保姆”，打匿名电话进行威胁，等等。这是疯狂的阶级报复！这是十足的反革命！我们革命的红卫兵绝对不能容忍！绝对不能答应！！

......首都红卫兵纠察队西城分队已经成立了！你们胆敢“造反”，胆敢“翻案”，胆敢再动我们革命老前辈的一根毫毛，我们就和你们拼命！断头流血何所惧！横扫妖魔全无敌！......

问题再清楚不过，“西纠”虽然祭出了“坚决镇压地、富、反、坏、右、资和他们的孝子贤孙的反革命行动”，矛头指向的是那些造当权派反的群众力量。保护的是官员和儿女们的利益。他们赋予自己的职责和权利，不仅包括了有权撤销一切不符合毛泽东思想的宣传品和禁令、检查各学校、各机关、各工厂、各单位的红组织。而且一些重要的国家机关和主要街道，都由他们代行保卫职权，成为权力极大的执法机构。

“西纠”都干了些什么。

“西纠”以通令的形式发布自己的主张，前后发了十几篇著名的通令。通令的中心思想是坚持阶级斗争理论，坚决造地、富、反、坏、右、资“黑六类”的反，宣扬血统论，保卫党组织，保护老干部，特别是把维护社会秩序作为主要任务，试图对红卫兵运动进行干预和指导。

他们打压其它不同观点的红卫兵组织，迫害不同观点的红卫兵和知识分子。私设监狱，私设劳改所和刑堂，严刑拷打包括知识分子在内的红卫兵群众和所谓的“黑六类”。据《红卫兵档案》一书记载：仅北京市一中、六中的劳改所里，就打死、打伤致残不少于200人。是揪斗、抄家、批斗最残酷的时期，许多老干部和知识分子被害或自杀，被后来称之为“八月恐怖”。

著名剧作家白辛（1966年9月）、考古学家陈梦家（1966年9月）、人民日报编委兼文艺部主任陈笑雨（1966年8月）、历史教授何基（1966年8月）、病理学家胡正祥（1966年８月）、教育家黄国璋（1966年9月）、爱国将领黄绍弦（1966年8月）、著名作家孔劂（1966年8月）、中共早期革命家李达（1966年8月）、著名记才刘克林（1966年8月）、昆虫学教授陆进仁（1966年8月）、古典文学家席鲁思（1966年９月）、地质学家谢家荣（1966年8月）、昆曲表演艺术家言慧珠（1966年9月）、著名指挥家杨家仁（1966年9月）、教育家余大因（1966年8月）、拍摄过开国大典的记者陈正清（1966年8月）、清华附中团委书记刘树华（1966年8月）、著名的作家老舍（1966年8月）等等很多死亡案件都发生在这一时期。

它提出的打倒“黑六类”，抱括了地、富、反、坏、右、资产阶级和阶级敌人的子女，这种划分远远超出了中央文革当时的打击对象和范围。而由此造成的结果是仅八月底到九月初，就有1772名北京市居民被杀。

他们还发布四号通令，把专政对象限令“扫地出门”，据官方统计，在1966年8-9月，北京有85198人被轰回原籍。时任北京市委书记处书记的雍文涛在《“文化大革命”初期周总理为稳定大局所作的不懈努力》中说，“从8月23日到9月9日，仅崇文区被迫搬迁出市区的就有4000余人，随迁的家属6000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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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纠”的平反。

1984年中央给“西纠”彻底平反了。平反文件认为：“文化大革命”初期，在北京市先后成立的“首都红卫兵西城纠察队(简称“西纠’）和“首都中学红卫兵连合行动委员会”（简称《联动》）。被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诬陷为反动组织，许多成员受到关押审查和迫害。粉碎“四人帮”后，虽经北京市公安局于1979年7月进行了恢复平反，但由于当时对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的思想界限不清，以致有些人的问题至今未能妥善解决。”、“应彻底平反，恢复名誉。”

抄 家、刑讯、屠杀、驱逐以及疯狂的“破四旧”，是“西纠”身上的典型符号，由此带来的是无数人的被迫害和文物的破坏。他们根本不是维持秩序，而是为了维护自 己利益的法西斯专政。他们的行为没有任何革命性或者正义性，而是用残暴的手段实行白色恐怖。按现代来定义的话，他们很多人的行为并不是反革命，而是恐怖主 义分子。

这种残暴且血债累累的组织却获得了彻底平反，现代政治的可笑之处莫过如.

76年打到四人帮后，西纠成员的开始飞黄腾达。2014年上海法拉利案的主人公，就是西纠头目秦晓之子。

28日晚11时，上海中环外圈靠近沪闵高架处，一辆限量版法拉利发生事故，车身严重损毁，事故并没有造成人员伤亡。消息人士称事故车辆是法拉利旗舰车型，市场价2,250万元，这次撞击后估算维修费近1,000万元。有网友爆料称：秦奋不仅拥有发生事故的法拉利柯尼塞格等多辆豪车，其家族名下共有十余辆车。而且，2014年12月上海发生的一名女司机错把油门当刹车，将一台保时捷撞上路边大树就归属于其名下。

真是杀人放火金腰带啊！

谋逆疑云下的谋杀6—谁是凶手

先说杀人者是如何组织的，他们又是如何找到受害者的呢？

《我们这些年：党史重大事件亲历者说》这本书上有一篇《红卫兵中醒着的人》，作者是李卫雨、张爱民、纪彭。其中李卫雨是李聚奎的女儿

这篇文章还说：“现在回想起来，那是好多事情都是中央的安排，比如组织我们去抄家就是上面的安排。我就参与了一次抄家，那个地址是派出所提供的，来去都有卡车接送。没有组织安排，我们一群学生怎么知道谁家是反革命？谁家是走资派？谁是‘地富反坏右’？所以都是有人指示我们。”这又说了实话。北京的 “红八月”绝非无政府状态，抄家是精心策划的行为。

当年只有十几岁的红卫兵说了实话，那些指示他们的人到哪里去了？

再问一下，当时杀人的凶手都是那些人，他们为何要如此凶残？

再说“红八月”里的西纠（杜钧福）

http://blog.sina.com.cn/s/blog_b89dabb60101h5ps.html

公元1966年“红八月”里，北京市城区和近郊区有1772人罹难，究竟是谁打死的？

对于第一个问题，现在的典型回答是：红卫兵，抽象的红卫兵。

另一要害问题是：为什么在西纠成立的第二天，被打死的人不但不降反从两位数升至三位数呢？

做出这种回答的朋友为什么不再追问一下：究竟是哪些红卫兵打死了这些人呢？

社会上死了一个人，警察要去鉴定一下：是正常死亡还是自杀他杀？如果是他杀，警局有“命案必破”的要求，那么，在首都北京，光天化日之下，有1772人被折磨惨死，为什么没有人追究呢？

蒯大富是红卫兵。他在1968年的清华七二八事件中，指使他的部下开枪抵抗进驻的工宣队，打死了几个工人。他的部下在清华两派的武斗中也打死过几个学生。 文革后，他被判处了十几年徒刑。再说北航的红卫兵韩爱晶，在批斗彭德怀的斗争会上殴打了彭，也在文革后被判处了十几年徒刑。

那么，打死几千无辜普通北京市民的事件反而没人追究，只是泛泛说是“红卫兵”呢？是哪些红卫兵呢？

平民红卫兵或一般家庭出身的红卫兵。他们能在“红八月”里“走上街头集体狂欢”吗？

北京六中有一位出身非“红五类”的学生王光华，在1966年8月7日，不顾学校红卫兵不许非红五类学生外出串连的禁令，到外地串联。学校的红卫兵领导马上 布置西纠人员到车站拦截，又派人跟踪。和王光华一起外出串连的三名学生回来后，学校西纠头目派人将他们抓到学校，毒打一顿，押往劳改所写检讨，同时派人到重庆追捕王光华。

9月27日王光华回到北京，他先到校长家销假。西纠侦得这个消息，派人在校长门口等他一出门即予抓捕，押到学校劳改所拘禁。

“当晚九点多钟，全校戒严。王光华被押到‘劳改所’，刚一进门姜晋南（西纠头目）劈手给了他一个耳光，随后剥去他的上衣。然后，十来个暴徒解下皮带，兽性 大发，手持各种凶器（木枪、木棒、皮带、钢丝鞭、电线鞭等）蜂拥而上。四五个人一组，把王光华围在中间，用木枪向他身上猛刺，乱扎，木棒向他背后猛击，肋 骨顿时披打断数根。他翻倒在地，高呼：‘要文斗，不要武斗！’但随之而来的是更凶恶的毒打，和狂妄的怪叫：‘要馒头，不要窝头！’他昏了过去。这时一个西纠队员猛踢他的头颈，狠狠地吼道：‘触及你的灵魂！’”（六中北京公社的揭发材料）次日又对他数次毒打，直至打死。死后很久后，他们才去通知家长，说王光华是反革命，被打死了，还跟家长要了28元火葬费，并骗走了他的自行车。

据该校外出串连的学生说，火车上有北京红卫兵组织的临时纠察队，逐车厢检查串联的学生是否“红五类”，凡不是“红五类”的，通通赶下车。他们知道北京车站被西纠把持，害怕被打，只敢在丰台下车。

还有一位曾国藩的后人、“名媛”聂光锡，就因为家庭出身不好，在火车上被北京红卫兵活活打死。

所以，在“红八月”里，北京城是西纠为代表的老红卫兵的一统天下。他们布置了天罗地网，甚至向全国派员追逃。只有他们是克格勃，是冲锋队，是太上皇，是阎王爷。在这种情况下，不可能存在另外系统的红卫兵走上街头、集体狂欢，弄出血雨腥风。

当然话不可说绝。《记忆》曾登载范世涛文章，说在“红八月”里崇文区的一桩命案不是红卫兵所为，是一支工人“赤卫队”干的。这当然是可能的。另外，在高干 子女的西纠系统之外，是否还有个别工农子弟组成的红卫兵参与，也是值得研究的课题。但现在看来，即使有，也不可能是主要的。

每一个知道或研究“红八月”历史的人都会发出疑问：这些十几岁的红卫兵为什么能那么残酷呢？是什么样的情况才能造成大规模的死亡事件呢？

这是文革前十几年学校教育和社会熏陶的结果。雷锋叔叔不是也说，对待敌人要像严冬一样冷酷无情吗？“红八月”的红卫兵就是在演绎这个冷酷无情。

但是即使如此，这种冷酷无情，这种非人性，也只有在特定的情况下才能发泄出来，绝对不可能是红卫兵自发产生的。

这就是当今西纠诸君的愤懑所在。

大规模死亡事件的直接导因是抄家。抄哪些家呢？名单是派出所给的。

为什么抄家导致死亡呢？因为抄家导致刑讯，刑讯导致死亡。

为什么要对被抄户刑讯呢？因为要他们交出枪支。

西纠红卫兵就是奔着这个去的。他们被告知，隐藏在中南海附近的阶级敌人藏有枪支弹药，一旦造反，被害的就是我们的父兄。这如何不能激起红卫兵们的愤怒呢？

阶级敌人藏有枪支弹药，能痛痛快快交出吗？不给他们点厉害尝尝，不往死里打，他们能老实交待吗？因之，刑讯是必然的，大规模死亡也是必然的。

实际上这是政府行为。政府行为是通过派出所和红卫兵实施的。这红卫兵必须是靠得住的、放得出去收得回来的。只有高级干部自家子弟才符合这个要求。我们看看，在9月初，该抄家的“黑户”已抄的差不多了，该驱逐出北京的也已经赶走了，于是北京市打死人的数目嘎然而止。

当然，对大多数抄家行动，所用的借口不是搜查枪支而是针对西纠发明的“黑六类”。“黑六类”包括资本家，而他们把资本家扩展到房产主、小业主，这就囊括了几乎所有中产阶级。只有撒这样的大网，普遍追查“变天账”和金银财宝，才能使隐藏的阶级敌人和他们的枪支不致漏网。

所以，北京“红八月”的大规模死亡事件是由一系列环节组成的。现在说西纠是反对武斗的，你说的是哪一个环节的“武斗”呢？这里根本没有什么“武斗”，只有虐杀。

对中产阶级这一驱逐和杀戮事件是官方蓄意组织的。这在许多高级干部事后的讲话里并不像现在的西纠诸君那样隐晦。在周恩来、叶剑英、李先念、谭震林等人的讲话里都对红卫兵的这一成果表示满意，周恩来和叶剑英的讲话还透露了“黑户”这一名词，指的就是被抄家的“独门独户”。从他们的讲话也可感知，虽然他们交待给红卫兵的抄家目的是搜查枪支弹药，但根本目的是给予这些中产阶级以一次打击，使他们身败名裂，被逐出北京。

1966年的“红八月”中的大规模屠杀事件是由一连串环节构成的。这一事件又是更大时间尺度的一连串事件中的一件。

这一连串事件也许是从彭真要把北京办成“水晶石”开始的，但文革开始后主要是由新成立的“首都工作组”实施的。

第一件事是将犯错误的高级干部逐出北京，包括彭德怀、黄克诚、谭政等。

第二件事是将社会上一些“敌我矛盾”分子收捕逐出。例如胡风已被释放，又重新收监并放逐到成都。已定为人民内部矛盾的美学家吕荧则被关押到茶淀劳改农场，在那儿悲惨地死去。

第三件事是将在押犯人包括劳改人员向内地转移，例如将葛佩琦等人从北京监狱押往山西大青山煤矿劳动。

第四件事是以支边为名将北京市的社会青年或有小过失的青年骗往新疆。剩下的社会青年在“红八月”里被当作“小流氓”打死不少。

第五件事称为“西公”专案，是清理一些单位内部，将政治上不可靠人员予以处理，其中一些人押送山西五台和江西上饶两个集中营。此事因文革爆发未能完全施行。

剩下的不安全因素就是那些不好监视的深宅大院里不是地富反坏右也没任何前科的居民了，就是叶剑英所说的一万多“黑户”。如何清理他们是个难题。恰好这时红卫兵诞生，于是借助于红卫兵暴力做这件明知违法的事。一万多户，近十万居民，将他们驱逐出祖祖辈辈居住多年的家园，没有极端残忍的私刑和死亡的威胁不可能 做得那么干净利落。于是大规模屠杀就成为必然的了。

这就是血淋淋的“红八月”的由来。

现在把“红八月”的罪责推给抽象的“红卫兵”，意思是辨不清来源的红卫兵在混乱中干的。其实，局面完全在掌控之中，一切都是按计划进行的，没有漏网之鱼。

9月16日，异于老红卫兵的中学生造反派《首都兵团》成立。9月下旬，抄家风已过，当地派出所找到他们的东城分部，以为他们是原来的“东纠”，说有一家居民有特务嫌疑，叫他们去抄家（胡庄子《首都兵团——中学红代会——四三/四四派》，《记忆》100期，也见胡庄子博客）。这家“特嫌”就是一万多“黑户” 的漏网之鱼，终未能逃脱被抄。

这个例子说明，派出所的任务，即使是造反派红卫兵也是心甘情愿去做的。也正是这个原因，西纠诸君不肯将此事算在自己的帐上。但是，派出所在交待任务的时 候，一般不会明确叫他们把人打死。国务院领导在交待任务，叫他们到派出所领取名单时，也不会明确叫他们打死人，至多有个暗示。这个细节我们不知道，但是大兴县的集体屠杀事件可以作为参考。

1966年8月26日，大兴县公安局治安科张副科长召集会议布置抄家事。有红卫兵问，打他行不行？张说：“在气愤之下，打两下也没什么。”又问：“打死怎么办？”张答：“打死就打死吧！”（孙言诚《血统论和大兴“八三一”事件》，《炎黄春秋》2012年2期）

所以，如何执行，是有个自己选择的空间的。正如苏东剧变后，审判对逃往西柏林的居民开枪的东德警察时，指责他们，尽管是不可抗拒的命令，你完全可以把枪口调高两厘米。所以刑讯致死如此多的普通居民是不可饶恕的反人类罪行。陈小鲁作为西纠领导应对此负责任。你说，西纠是反对武斗的。8月19日中山公园的批斗会上，几位北京市教育界领导干部在你面前被皮鞭抽得头破血流。你坐在主席台上去阻止了吗？

但是，死人的事，中央领导是预见到的，他们有农民运动和土地改革的经验。在听取吴德汇报时，林彪说，不要打死人，就是他预料会打死人。（在这里，大家要尤其注意吴德历史记录的真实性。吴德是北京红八月的直接黑手之一，为了推卸责任，大肆创造历史，编造了无数的谎言。吴德的谎言，要分析性的看，找出矛盾之处，留下的才是历史的真相。）

所以提起此事时，西纠诸君都把矛头指向毛泽东。这种心情我很理解。但我刚批判过的李慎明文章中的一句话我很赞成：“但失误和错误也不是毛主席一个人的。”（《澄清对毛泽东的几个误解》）在“红八月”和西纠问题上，周恩来也要承担相当的责任。

陈小鲁的道歉不能洗清西纠的罪恶

http://blog.sina.com.cn/s/blog_507878230101dfup.html

按照现在通行说法，西纠成立于1966年8月25日，因为这天西纠成立宣言发表。但是我们考察“红八月”里北京市城区近郊区死难人数的逐日分布时（数据来 源于王友琴），我们就发现，在西纠成立后，罹难人数并没有减少，反而猛增，由2位数变成3位数了。而且，北京市在此期间总共死难1772人也集中在西纠成 立后的这个时期。

那么这些暴力行为或许发生在西城区以外的别的区里吧？不是这样，恰恰相反，在城区和近郊区中，就属西城区死人多，为333人。

再者，在后来的9月份成立的红卫兵东城纠察队（即东纠）的成立宣言上有一句话“在我区纠察队成立之前，西城区纠察队代职了近十天。”（宣讲家，文革十年文献库）这话或许说的是在西纠成立后的前十天，即在整个杀人高潮中，西纠不仅横行西城区还染指东城区。

整个杀人高潮在时间上和空间上与西纠的活动时期高度一致。而且，无论西纠领袖陈小鲁，还是其他文革参加者或研究者，迄今还没有举出一个实例，说明红卫兵正在实施暴力时，有西纠成员前来制止。所有的记载和回忆都是西纠在实施暴力。

在“红八月”里，除去市区近郊区的暴力外，在昌平区大兴县等郊区县内也发生了骇人听闻的集体屠杀事件。现在没有证据说明西纠直接参与了这些事件，但不能说与此无关。

《炎黄春秋》2012年2月份上孙言诚《血统论和大兴“八三一”事件》披露，在昌平县公安系统的会议上，宣读和印发了西纠的“以血还血，以命抵命”的传单，对杀人狂潮起了极大的煽动作用。

“红八月”北京市区近郊区打死1772人，绝对不是十几岁的红卫兵所能策划所能完全负责的。

打死人也许不是策划者的初衷。打人源于抄家。不少红卫兵回忆都说抄家是到派出所去领的任务，按照他们提供的名单抄家的。也就是说，抄家名单是早就准备好了 的。至于这名单是彭真时代准备的，还是文革前夕成立的“首都工作组”准备的，我们还不知道。有首都工作组成员张民写了《周恩来和首都工作组》一书，但对这 些事讳莫如深。

为什么抄家呢？当时打的旗号是搜查隐藏的枪支弹药。致使上述黄瑞五一家五口毙命的原因是红卫兵抄家时发现一枚黄在体育训练时留下的子弹壳。宣武门内医生蒲伯扬一家三口同时被害也是因为他的父亲曾任职北平市警察局，红卫兵怀疑他们家藏有枪支。（蒲以勉《北京东西城》）

只有追索枪支，而被抄家者又确实没有枪支，在严刑拷打下才会把人打死。当然这也许是个借口，在这个借口下，人性的恶尽情发泄。

派出所的抄家名单是早就准备好的。这为一些领导人在“红八月”以后的公开讲话内容所证实。周恩来和叶剑英都提过“黑户”这个词。如叶剑英在9月25日说 “北京市有一万多黑户。深宅大院，解放十六年，谁都没有进去过，一些坏人就是在里头捣鬼，公安局、司法人员没有足够的证据也不能抓。”这回“多少年来老大 难问题红卫兵解决了”。所以他的“黑户”概念就是独门独户。他的话证实文革“红八月”在北京抄了一万多户，驱逐了8万多人，就是针对这样一批中产阶级的精 心策划的暴力行动。他们自己知道这是违法也违反政策的，所以借助于红卫兵，让他们担当责任。这也是计三猛的愤怒所在。

最近看到陈小鲁又发表文章说“必须把真相告诉大家”。这话说得很好。说明真相可能比道歉更为重要。只有说明事实，才能厘清责任。只有在厘清责任的基础上道歉才有意义。

我希望作为重要当事人的陈小鲁先生能身体力行，告诉我们下列问题的真相：

在1966年的“红八月”里，在陈小鲁人革委会主任的北京八中发生多起暴力事件，其中党支部书记华锦的死亡是自杀还是他杀？谁对她施暴，谁为她的死负责？

八中副校长、化学老师韩九芳被打得引起败血症死里逃生。谁对她施暴？

语文老师申先哲被折磨后自杀身亡。谁应该为此负责？

到底有几名校外人员被该校红卫兵打死？对于这一惨剧，陈小鲁为什么不道歉？

谁筹备了8月19日中山公园的批斗会？谁安排被斗干部的亲属观看他们的亲人受到残酷折磨？

西纠何时成立？如果按陈小鲁所说是8月25日成立的，那么8月4日国务院批给西纠5千元经费是怎么一回事？

8月20几日，西纠“正式”成立大会何时何地召开，什么人出席？

华锦死亡和策划成立西纠何者在前？

什么人布置你们到各个派出所领取任务到“黑户”去抄家？

陈小鲁是否参与首次提出“黑六类”概念作为清理对象的西纠通令？这个概念出笼的经过如何？

陈小鲁是否参与了驱逐“黑六类”出北京的西纠通令？你们是如何策划这一罪行的？

陈小鲁是怎样提出解散各个民主党派的？

陈小鲁是否参与起草和批发西纠“以血还血，以命抵命”的传单？

在这期间北京城区和近郊区的1772名受害者，其中西城区333名，是被谁残酷杀害的？西纠应对此负什么责任？

你，陈小鲁，应对此负什么责任？

你可以为自己辩护，但你必须对历史作出交代。

谋逆疑云下的谋杀5—红朝未亡先修史

最近几天，媒体好像掀起了一波批《炎黄春秋》的潮流。先是解放军报微博发表文章：起底《炎黄春秋》，最近连《人民日报》也加入了批《炎黄春秋》的潮流，批判炎黄春秋歪曲诋毁革命英雄。

为什么要批《炎黄春秋》？估计是《炎黄春秋》后台可能要倒了，各家单位紧急表态，表明自己的忠心。就跟薄熙来倒台后，各家媒体发声，向胡总书记表忠心一个道理。

红朝的忠心，其实是一个最廉价的东西。今天向皇上表忠心，明天皇上一倒，大家都会飞一样的，向新皇表忠心。

草草看了一眼批《炎黄春秋》的文章，色厉内茬，根本就没有批到点子上。

我在本文一开始就提到，所谓的历史，是胜利者编写的故事。所谓的history, 其实就是 his story。《炎黄春秋》最大的问题，就是红朝尚在，一堆人还指着靠着红朝这个招牌，招摇撞骗混饭吃，而《炎黄春秋》已经迫不及待的开始伪造红朝历史，挑战红朝的历史合法性。

历史的编写权的问题，是一个政权枪杆子、笔杆子两根支柱中，笔杆子的核心。

我们看历史上的明史案，牵连上千人，凡作序者、校阅者及刻书、卖书、藏书者均被处死，最终十四人凌迟处死，70多人处死。明史案，台面上的理由是一个鸡毛蒜皮的年号问题，我一开头也以为满清是小题大做。后来才想明白，明史案最核心的问题，是历史的话语权问题，只有成功者才有资格编历史故事（真真假假的各种谎言），明史案的编纂者们在这方面逾越了。

（顺便吐槽一下台湾的慰安妇问题。慰安妇问题，其实也是一个历史话语权的争夺。皇民们在台湾暂时获胜了，于是就要在历史的话语权上做手脚，台湾的慰安妇是否是自愿的，这个事实并不重要，反正慰安妇们也都快死光了。重要的是，历史是一个任人打扮的小姑娘，而皇民们，需要的是垄断打扮历史的权力。）

《炎黄春秋》也是这个道理，胡总的时候，幕后黑手以为大功告成，过于张扬的编排红朝的历史故事。现在新皇上任，只有新皇（胜利者）才有资格编写历史故事，妄图动新皇奶酪的人，那是杀头的逾越之罪，就跟明史案一样。

我在提到《恐怖的红八月》，有网友反驳，说这些杀人的细节，是炎黄春秋在造谣。炎黄春秋洗脑的关键，在于缺少事件记录最基本的5W1H，何时(WHEN)、何地(WHERE)、何人(WHO)、何事(WHAT)、何故(WHY)，不看前因、不问后果，单单截取中间一个片段就大肆鼓吹，这是统治集团愚弄人的典型手段。

或者在事件的因果关系上做手脚，给你先入为主的错误印象。

比如，在我引用的《恐怖的红八月》一文中，作者一开头就写到：1966年9月5日，领导文革的“中央文革小组”发出了一期“简报”，标题是“红卫兵半个月来战果累累”。简报说，到8月底止北京市有上千人被打死。从简报的标题就可以看出，打死上千人被当作红卫兵的“战果”受到赞扬。

“红卫兵半个月来战果累累”这个简报确实存在，但是历史的真相，这个简报，不是中央文革小组发出的。

随后，文章又写到，北京大学附中刘美德（女）被野蛮殴打，国家主席刘少奇做出批示要求制止这种”乱斗“，而毛泽东指责刘少奇为把文革搞得”冷冷清清，江青支持打人者，从而暗示读者，毛泽东、江青支持暴力活到。

在同一个作者（王友琴）的另一篇文章中，作者提到刘美德（女）被打了3次。

第一次收1966年6月8日晚上，曾上过她的化学课的几个学生在办公室用手臂粗的木棍打她，打了两个小时，把木棍都打断了。这期间，毛泽东、江青都不在北京，控制学校的，是刘少奇领导的工作组。

在我前面《螳螂捕蝉，黄雀在后》一文里，我引述《群众的文化大革命史》中，刘少奇支持工作组迫害群众。在师大一附中该校将近百分之九十的干部被打成"牛鬼蛇神"和"黑帮分子"。百分之七十七的班主任被斗争、被围攻。

主席回京后，对工作组的恶行非常愤怒。在7月29日发表讲话，要求撤销工作组。

王友琴文章中，刘美德第二次被打，是7月底宣布在学校领导文革的“工作组”撤离后，红卫兵在学校“斗争”刘美德。他们把她的头发乱七八糟地剪掉，强迫她在操场上爬行， 并且一边爬一边喊：“我是刘美德，我是毒蛇。”。红卫兵把地上的污物强塞在她的嘴里，还用包有塑料皮的金属条打她，这种打法伤痕不明显，但是疼痛透骨。

我在《卞仲耘之死》中分析，撤销“工作组”，随后立即发生的大规模殴打学校教师的事情，很可能是幕后黑手为了挑拨毛泽东、刘少奇的关系，故意栽赃嫁祸刘少奇的行为。卞仲耘及其学校的老师，在7月底“工作组”撤离后，也都受到了大规模的殴打。

在本文中，刘少奇形象比较正面，其实只是《炎黄春秋》为了抹黑毛泽东，而不得不便宜行事的伎俩。《炎黄春秋》也有大堆的文章，比如关于三年自然灾害、四清等文章，对刘少奇也是及尽抹黑之能。（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刘少奇后人刘源眼看要得势，《炎黄春秋》恐怕前景更加不妙。）

王友琴文章中，刘美德第三次被打，是在8 月中的一天（缺少具体的日期），她被强迫爬上一张桌子并跪在那里。一个红卫兵把一只脚踩在她的背上，摆好了毛泽东曾描述过的“斗争”地主的姿势：“把他们打翻在地，再踏上一 只脚”。［5］由《北京日报》的一名记者照了相以后，这个红卫兵一脚把刘美德从桌子上踹了下来。当时在场的一些女老师和女学生吓得闭上了眼睛。刘美德当时怀孕，身形已经明显。由于先天受伤，她的孩子生下来不久就死了。

刘美德第三次被打，已经到了恐怖的红八月，大肆杀人的时候了。

王友琴更大肆渲染，宋彬彬是打死卞仲耘的红卫兵。宋彬彬8月5日打死卞仲耘，毛泽东在8月18日接见红卫兵，特别接见了宋彬彬，这是毛泽东支持红卫兵达人的铁证。

但是事实是， 2014年1月12日，宋彬彬：我的道歉和感谢中，特地澄清了事情的真相。

40多年来，有两个不同的宋彬彬：一个是老师同学们认识、了解的宋彬彬，另一个是成为文革暴力符号的“宋要武”。我想借此机会，在了解我的老师们面前再说一句，我在文革初期没有组织、参与过任何暴力活动，包括抄家、打人、故意伤害老师和同学。

如果忘记了过去的悲剧，忘记了过去的错误，悲剧还可能重演，错误还可能再犯。没有真相就没有反思。同样，没有反思也难以接近真相。http://blog.sina.com.cn/s/blog_e5d5d20c0101of5g.html

按照5W1H，我们可以问一下，恐怖的红八月中，杀人的人，都是那些？ 他们又是如何找到受害者的呢？杀人者是如何组织的？杀人后，公安局为何不制止，不惩罚杀人者？中央领导是否知道北京的这些屠杀？他们的态度如何？

按照这些问题去寻找答案，事实的真相自然唾手而来。

谋逆疑云下的谋杀4--66年恐怖的红八月

说了半天“谋逆疑云下的谋杀”，我们再来看一下谋杀的细节吧。

王友琴的《恐怖的红八月》文章在2010年10月《炎黄春秋》杂志发表，这篇文章是一篇洗脑的问题。我们如果把洗脑掩饰和扭曲的细节都补全的话，这可真是一个自己找死的大杀器啊！

王友琴文章，最大的问题就是裁剪历史以栽赃陷害。在王友琴2007年发表的文章中，王友琴说1966年10月召开的“中央中央工作会议”发放了一个题为《把旧世界打个落花流水》的文件，其中被列为红卫兵功绩之一的，是1966年8月20日到9月底北京有1，772人被打死。

但是，在2010年在《炎黄春秋》发表的文章，把罪责推给了“中央文革小组”，变成了1966年9月5日，领导文革的“中央文革小组”（谎言）发出了一期“简报”，标题是“红卫兵半个月来战果累累”。简报说，到8月底止北京市有上千人被打死。从简报的标题就可以看出，打死上千人被当作红卫兵的“战果”受到赞扬。

这个，就是裁剪历史以洗脑。九真一假以洗脑。杀人的事实是准确的，但是，凶手被故意栽赃给别人的头上。

http://www.21ccom.net/articles/lsjd/lsjj/article_2010101321773.html

《恐怖的红八月》文章在2010年10月《炎黄春秋》杂志发表。这里增加了此后新发现的材料，并且补入了因纸质杂志篇幅限制而未能放入的一节“红八 月在外省”。互联网给了我们一个新的书写历史的方式。笔者希望读者电邮给我您所知道的红八月的受难者名字，使得这一历史描述更加全面深入。也希望纠正本文 中可能发生的事实错误。我的电邮地址是[email protected]。为此预先向您道谢。

　　《恐怖的红八月》

　　1966年9月5日，领导文革的“中央文革小组”（谎言）发出了一期“简报”，标题是“红卫兵半个月来战果累累”。简报说，到8月底止北京市有上千人被打死。从简报的标题就可以看出，打死上千人被当作红卫兵的“战果”受到赞扬。

　　现在的人们会觉得不可置信：在有三千年文明史的北京城，由学生组成的红卫兵，杀害了如此众多的北京居民。本文将报告1966年8月的暴力迫害，并做简略分析。文中事实来自笔者的调查采访。

　　一、从打老师开始

　　1966年6月1日晚，电台广播了一份攻击北京大学领导人的大字报。从第二日起，北京的（很快发展到全国）大学和中学停止了日常课程，几十万学 生不上课不学习，用全部时间来“揭发”“和”斗争“学校的领导干部及教师。这些人被按照比例划分为四类，第四类就成为”敌人“。先是用大罪名如”黑帮分子 “”三反分子“等对他们作口头和笔头的攻击，紧接着开始使用脏话咒骂。（”他妈的“就在那个时候开始流行于学校之中，以致文革后需要实行一场”语言美“教 育以排除日常生活中的普遍脏话。）到6月中下旬，很多学校里出现了殴打校长和教员的情况。

　　1966年6月18日，北京大学数十名教员和干部遭到游街，戴高帽子，撕破衣服，在脸上抹黑墨，罚跪和扭打等等。两天后，当时的国家主席刘少奇 做出批示要求制止这种”乱斗“（不是说”不斗“）。后来他被指责为把文革搞得”冷冷清清“。7月26日，江青在北京大学的万人集会上宣布6月18日事件 是”革命事件“。北大附中的一名学生彭小蒙在台上动手打人。江青在台上给了她一个拥抱。自此，暴力殴打”阶级敌人“（当时称此为”武斗“）立即开始流行。

　　北京大学附中成为北京市最早对学校的领导干部和老师进行野蛮殴打的地方。副校长、化学老师刘美德（女）被剃了”阴阳头“（剪去半边头发），被强 迫在操场上爬行。还有红卫兵把脏东西塞进她的嘴里。有一天她被拉上一张方桌跪下，一个红卫兵站在她身后，把一只脚踩在她背上，由一名记者照相以后，那个红 卫兵把她从桌子上踢了下来。当时刘美德怀孕已经很明显。她的孩子生下不久就死了。红卫兵还用塑料包裹的铁条打她和其他老师。她说，那种铁条打在身上，伤痕 不明显，但是”疼得钻心“。

　　“武斗”普遍化的同时，“红卫兵”组织在全国兴起。8曰1日，毛泽东写信向清华附中“红卫兵”和北大附中“红旗战斗小组”表示“热烈的支持”。 二者都是在6月2日出现的学生小组，都积极“批斗”原学校干部、教员，并集中攻击文革的教育体制和学校里“阶级路线”。显然前者的名称更适合于大型群众组 织所用而被推广使用。1966年8月是红卫兵运动的高潮之月，在全国各学校都建立了红卫兵组织。他们被称为“革命小将”，在文革的前三年是暴力迫害的主要 驱动力量之一。

　　二、卞仲耘校长--北京第一个被红卫兵打死的人

　　在北京，第一个被打死的教育工作者，是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今实验中学）的副校长卞仲耘。时间是1966年8月5日午后。同时被毒打的还 有该校副校长胡志涛、刘致平、教导主任梅树民、汪玉冰，一共五人。校级领导人中，只有一名农民出身平日不管教学只管总务的副校长没有被打。在长达三四个小 时的殴打和折磨中，包括用带钉子的木棒打和用开水烫等残酷手段。卞仲耘死亡，她的身上遍布青紫，还有几十处血窟窿。另外四人也受到了骨折等重伤。

　　在北京第二个被打死的，是北京101中学的美术教员陈葆昆。时间是8月17日。一起被打的还有该校十多名教员及领导干部。他们被强迫在煤渣铺的校园小路上用四肢爬行，双手和膝盖鲜血淋漓。一名目击者说，爬行过程中，有一红卫兵用穿着军用皮鞋的脚踩碾一名女教师的手指。

　　在卞仲耘被打死的同一天发出的中央［66］395号文件撤销了刘少奇关于制止北京大学“乱斗”的310文件。这个文件只有一句话：“中央一九六 六年六月二十日批发北京大学文化革命简报（第九号）是错误的，现在中央决定撤销这个文件。”这等于是给红卫兵颁发了暴力准许证。

　　三、8月18日集会和暴力升级

　　1966年8月18日，在天安门广场举行了百万红卫兵的盛大集会。普通红卫兵在广场上挥动小红书高呼万岁走过天安门下。红卫兵领导人则登上了天 安门城楼。从照片上看，这些红卫兵领导人几乎全是高级干部子弟。大会向全国实况转播。在城楼上，北京大学红卫兵彭小蒙（毛泽东8月1日的信中提到她的名 字）代表红卫兵讲话。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红卫兵领导人宋彬彬给毛泽东戴上了红卫兵袖章。毛泽东问了她的名字后，发表评论说“要武嘛”。会后，《光明 日报》《人民日报》发表了《我给毛主席戴上了红袖章》一文，文中注明宋彬彬已经改名为“宋要武”。这个学校的红卫兵还把学校的名字改成了“红色要武中 学”。在“首都红卫兵西城区纠察队”的成立宣言中，该校两个红卫兵都是在“要武”新校名下加入的。

　　北京大学附中是北京最早开始大规模暴力行为的学校之一，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是北京第一个打死人的学校。彭小蒙和宋彬彬在8月18日大会上 的瞩目位置，其中包含的指令十分清楚，后果也十分明显。8月18日大会前，在北京被红卫兵打死的教育工作者有二人。8月18日会后，被打死的人的数字急剧 增长。红卫兵暴力在规模上和程度上全面升级，以致到了8月底，有上千北京和平居民被红卫兵打死了。

　　8月19日晚上，北京第四、第六、第八中学的红卫兵在中山公园音乐堂“斗争”北京教育局和这三所中学的领导干部。二十多人跪在舞台上。第八中学 的副校长温寒江，脖子上套着一根绳子，从两公里外的学校一路跑到中山公园去，绳子的另一端牵在一个骑自行车的红卫兵手里。他被打得浑身是血，昏厥过去。教 育局长孙国梁被打断三根肋骨。其他人被打得头大如斗，面目全非。在舞台上打过之后，他们又被押下舞台，在观众席上“游街”，遭到更多殴打。共青团北京市委 书记汪家璆（女）在“斗争会”后，被装上卡车从中山公园送回机关，到达后被从卡车上一脚踢下车去，昏死在地。从那时候起，剧场和体育馆这些文化场所变成了 召开暴力“斗争会”的野蛮血腥之地，延续多年。

　　8月19日晚，北京外国语学院附中（在和平门）红卫兵打死了两名教员张辅仁和张福臻。为了试验他们是否已经死亡，红卫兵先用冷水浇，又用开水 烫，看到尸体全无反应才罢手。该校当时有二百名教职员。该校红卫兵负责人在大会上声称这是“杀二儆二百”(古话有“杀一儆百”）。

　　北京第三女子中学（后改名为159中学）的红卫兵从8月19日开始连续殴打和折磨校长沙坪。在学校西小院里，红卫兵用皮鞭和捆着带钉子鞋底的木 棍等，拷打沙坪到深夜。20日上午，奄奄一息的沙坪被拖到学校中院，在有全校师生参加的“斗争会”上，在一千六百多人面前，被殴打至死。“劳改队”中的十 多名教师和干部也跪在沙坪旁边一起被“斗争”。红卫兵不断揪沙坪的头发令她抬起头来，她的头发被薅下来。散会后，中院地上有一堆头发。校长熊易华跪在沙坪 旁边，头上压了三或四块砖头。数学教师张梅岩（女）被抄家后服毒身亡。体育教员何世瑾（女）被抄家后“自杀”。（这里加上引号，因为这根本就不是通常意义 上所说的自杀。）一位目击者说，她后来还看到打死沙坪的红卫兵（女生）在西城区委大里挥舞铜头军用皮带打人。该校语文老师韩静芳当时因半身不遂病卧家中。 她的妹妹韩九芳是北京第八中学的化学老师和副校长，她们都同住西城区府右街西椅子胡同11号。第八中学红卫兵来抄家，把韩静芳打死。

　　北京宣武区梁家园小学校长王庆萍在8月19日遭到“斗争”和毒打后被关在学校。她在20日早晨坠楼身亡。她被宣布是“自杀”，虽然没有遗书。她 有三个孩子，当时8岁9岁11岁。她的大儿子说：妈妈一定是被推下楼去或者是被打死了扔下去的。如果她自杀，她至少会给我们孩子写信留话。

　　8月22日，在北京第八中学，学校负责人华锦（女）被打死。副校长化学老师韩九芳（女）背上被打出两个大洞，引起败血症。她的家人设法救活了 她，但是留下严重后遗症，终身残废。历史老师申先哲被打后“自杀”。初一的班主任赵尊荣是22岁的年轻姑娘，也被剃了“阴阳头”。

　　8月24日，北京第十一中学的红卫兵到该校化学教师唐婉森（女）家搜翻，用木棍把她打死。8月26日上午，红卫兵先把一批老教师剪了“阴阳 头”，接着在操场上架起火来焚烧学校图书馆的大堆藏书。他们强迫一批教职员围绕火堆跪下，举起胳膊伸向火堆，广播喇叭里大叫“不许后退”，以致他们的手臂 都被烤出大水泡。女校长林瑾被红卫兵推到火堆上，整个手臂被烧伤，40年后伤痕犹在。该校图书馆员沈世敏（女）被剪了头发并在火堆边被烧伤，到医院被拒绝 治疗，当晚在家中上吊身亡。数学教师杜兆南被指为“逃亡地主”遣返回乡，卧轨“自杀”。语文老师王景清跳楼。数学老师李泮请和妻子一起在家中上吊。校医霍 岐服安眠药身亡。工友林士慧和陈玉和服毒。这个学校有八人被害。

　　8月25日，北京师范大学附属第二中学红卫兵在校中打死了三个人：靳正宇，语文教员；姜培良，共产党支部书记，这个学校的最高负责人；樊希曼 （女），学生曹滨海的母亲。校长高云被命令站在毒日头下，额头上被扎了一排图钉，还被用沸水浇。高云被打得昏死过去，红卫兵把他送去了火葬场。火葬场工人 发现他还没有死，没有烧他。他死里逃生。

　　9月8日，在北京第二十五中学，语文教师陈沅芷（女）在关押中被打死。除了打她，红卫兵还把她推到架起来的两张桌子上面“斗争”，然后把叠起来的桌子推翻，让陈沅芷摔下来。这个学校的红卫兵还打死了一名校工。

　　在北京第五十二中学，语文教师郑兆南（女）被关押在学校，饱受殴打和各种折磨。她死于1966年9月8日，时年36岁。

　　在北京师范学院附属中学，喻瑞芬（女），一名生物教师，在教师办公室里被击倒在地并被毒打。接着，在光天化日之下，她被倒提两腿拖出楼门，她的 头在水泥台阶上磕击碰撞。一桶沸水浇在她的身上。在楼门口的空地上她继续遭到殴打和折磨。两个小时后她死去了。打人者还不满足。他们强迫所有在“牛鬼蛇神 队”中的老师围绕喻瑞芬的尸体站成一圈，轮流打她的尸体。

　　在北京景山学校，传达室的工友李锦坡被打死。

　　位于北京宣武区的白纸坊中学(文革中改名为138中学)负责人张冰洁（女）被打死。她恳求红卫兵学生：“我有错误，请你们批判。请不要打我。”但是红卫兵继续用沾了水的麻绳和铜头皮带打她，把她打死。

　　在北京外国语学校，工友刘桂兰（女）在学校礼堂被红卫兵学生打死。教导主任姚淑嬉（女）被剃了头发，被“斗争”和殴打。红卫兵把她和别的老师的 头塞进翻转过来的小方凳的四条腿之间，殴打他们。她住在校内，一天晚上来了五拨学生打她。刘桂兰被打死后，红卫兵强迫姚淑嬉和学校“劳改队”中的学校负责 人程璧（女）抬她的尸体。姚淑嬉在学校办公楼三楼厕所的下水道拐脖上套了一根绳子上吊“自杀”。

　　在北京朝阳区的第四女子中学（现名陈经纶中学），生物教师齐惠芹（女）被毒打致死。这个中学的校长潘基（女），被打得几乎死去。

　　在北京第十女子中学（文革中改名为157中学），8月24日，教员孙迪在校中被打死。校长陶浩（女），手被打骨折，成残疾。

　　马耀琮，北京南苑红星中学地理教师，8月间被红卫兵打死在校园中。

北京还有一大批中学教育工作者在遭到残酷殴打和侮辱后“自杀”。高万春是北京第二十六中学的校长。1966年8月25日，该校红卫兵在校中“斗争” 了46名教师。高万春被五花大绑，跪在铺有碎石的凳子上。他几次被打翻在地又被拉上凳子再打。高万春在这样的“斗争”之后“自杀”，时年42岁。这个学校 同时期还有一名老教师跳楼，幸而未死，摔断了腿。1966年6月7月执掌该校的“工作组”组长李淑铮（女）在“工作组”被下令撤出后也遭到残酷“斗争”， 她喝剧毒杀虫剂“自杀”，幸而及时被送进医院没有死。李培英（女），北京社会路中学副校长，被打并被关在学校中。她浑身被打得血肉模糊，8月27日在关押 她的房间的暖气管子上吊死。彭鸿宣，北京工业学院附属中学校长，被打被关，“自杀”。萧静（女），北京月坛中学校长，她在被毒打后跳烟囱自杀。北京第二女 子中学的体育教员曹天翔和语文教员董尧成（女），被殴打侮辱后，跳楼自杀。汪含英（女）是北京第四中学的地理教师，被剃了“阴阳头”，并被关押在学校中。 她的丈夫苏庭伍是数学教员，当时借调在北京第一女子中学，他在被“斗争”、抄家后又被驱逐出门。10月3日，汪含英逃出第四中学和丈夫一起在北京郊区香山 服杀虫剂“敌敌畏”身亡。北京第一女子中学的校工马铁山上吊身亡，英语老师傅敏投水未死。白京武，北京第四十七中学美术老师，在该校“劳改队”中，而且遭 到毒打，他投河身亡。北京第三中学的语文教师石之琮（女）在龙潭湖投水身亡。北京矿业学院附属中学语文教员朱鸿志遭到毒打和关押，上吊身亡。北京远郊房山 县房山中学的校长王哲在饱受折磨后“自杀”。王哲死后，红卫兵强迫该校其他“牛鬼蛇神”跪在王哲的尸体前面，一起被“斗争”。北京通县第一中学负责人程珉 遭到残酷“斗争”后死亡。航空学院附属中学一位生物老师割破动脉自杀，姓高，名不详。北京第二中学一级数学教师路彦被驱逐到农村后死亡，地理教师袁之俊和 电工师傅许殿举“自杀”身亡。当年的学生记得许师傅从学校教室楼上头朝地扎下后尸体横陈在水泥地上的景象，记得他穿的是蓝色的衣服。在北京第十一女子中学 （文革中改名为165中学），体育教员哈庆慈（女）遭到红卫兵“斗争”和毒打后，在该校后排楼的四楼跳楼身亡。和她一起遭到残酷折磨的有女校长张燕筹和女 教师邓婉瑚等人。该校还有一名男性工友在同一时期遭到折磨后跳楼。清华园中学的校长项凯被关押在校中，被打得死去活来。该校教军体知识的老师李凯从学校的教学楼上跳下来身亡。在北京第十九中学，高中语文老师宋继瑞（女），看到别的老师被剃“阴阳头”并遭到各种酷刑，她在宿舍里用绳子把自己勒死，死时三十多 岁。初中化学老师阎凤卿（女），父辈几代开照相馆（颐和园照相馆），有很多老照片，被认为是“封资修”的东西，被抄家，她被关在学校教学楼一楼楼梯下的小 间里，那里黑不见光，顶是斜的，直不起腰，原来用来放扫帚簸箕之类。她被关在那里时把自己勒死。死时只有二十多岁。

　　北京第31中学书记杜光，被红卫兵打得昏死过去以后，被送进了学校旁边的医院的“太平间”（即停放尸体的地方）里。幸亏这个医院有个医生认识她，听说以后到太平间去看，发现她没有死，把她救活了。

　　退休教师也被打。贺定华（女），66岁，退休小学教员，住在北京安定门外六铺炕地兴居40号中国农业机械化科学院宿舍北楼二楼。1966年8月 27日被外馆中学的红卫兵打死。她头发被剪掉，浑身青紫，头颈上有一道很长的刀痕。她的丈夫姚剑鸣同时被毒打未死，被驱逐到安徽宿松县梅墩乡，1968年 7月上吊身亡。

　　北京第三十中学校长王生琯，被红卫兵学生殴打以后，又被从楼梯上推下来导致死亡。这个学校的中共支部书记孙树荣的眼睛被打瞎一只。北京翠微路中 学校长黄国英，被打瞎一只眼睛。北京第三十一中学的共产党支部书记宋克被毒打和关押后在8月30日服大量安眠药自杀，侥幸未死。北京回民中学校长李玲善被 长期残酷“批斗”后精神失常，却被说成是“装疯卖傻”。他在七十年代走失，不知身亡何处。北京航空学院附属中学校长安丰均遭到多次毒打，被打断了三根肋 骨。北京第13女子中学的校长兰佩云遭到毒打并被剃了“阴阳头”。

　　在北京的大学和小学，也发生了大量暴力行动，总的来说不如中学残酷，但也极其严重。在北京大学，7月27日，掌管学校的聂元梓提出对“黑帮”进 行“监督劳动”。于是数百人被编入“牛鬼蛇神劳改队”中。这些人被剪掉了头发，脖子上挂着写有“黑帮分子”、“反动学术权威”等字样的牌子，在校园里“劳 改”。8月3日，西语系教授吴兴华在被强制“劳改”拔草时，有红卫兵强迫他喝了水沟里的脏水。这条水沟里有从学校附近的一家化工厂排出的污水。他很快中毒 昏迷，还被说成是“装死”。当天夜里吴兴华死亡，时年44岁。红卫兵说他“畏罪自杀”，命令医生解剖了尸体检查。8月24日夜，英语教授俞大絪（女）在被 抄家和殴打侮辱后服毒，她是中国最好的一部英语教科书的作者之一。程贤策，中文系共产党总支书记，在经受了近三个月的侮辱、殴打和折磨之后，9月2日服杀 虫剂“敌敌畏”自杀身亡。哲学系心理学教授沈乃章被批判斗争和抄家。他和其他“牛鬼蛇神”在校园“劳改队”中劳动时，来北大“革命串连”的红卫兵把他叫到 路边，煽他耳光。10月9日，沈乃章教授服毒身亡。历史系教授向达在校中遭到野蛮“斗争”，8月的一天，他和其他历史系的“牛鬼蛇神”被杯强迫长时间跪在 系办公室阳台栏杆外侧70公分宽的平台上被毒日暴晒“示众”。在9月底他和历史系的“牛鬼蛇神”被押到昌平县太平庄“劳改”。他们睡觉的房间晚上反锁不能 出门。向达肾脏有病不能排尿，双脚肿大，却不准治疗。他在11月20日因尿毒症死亡，时年65岁。

　　1966年8月24日下午，清华大学附属中学的红卫兵派卡车从12所中学运送红卫兵到清华大学（据一名附中红卫兵领导人说是清华大学红卫兵要他 们做的），在那里他们殴打了清华大学的学校领导人和教授们，还抄了一些人的家。清华大学的学生也动手一起打人。在无线电系的几个教师干部被打后，血流在地 上。有学生围绕地上的血迹画了一个圆圈并在旁边写了“狗血”两个大字。那一天傍晚，红卫兵拉倒了校园中白色大理石建造的“清华园”牌坊（现在的牌坊是文革 后照原样重建的）。他们挥舞棍棒皮带，命令“劳改队”中的教授和干部搬走沉重的石块。水利系教授黄万里那天被剪了“阴阳头”，还跪在地上被打，又被抓到牌 坊那里搬石块。那天夜里，清华大学和清华附中的校级干部全部被关在“科学馆”中，被一个一个地拉进一个小房间拷打。一批“牛鬼蛇神”被关在“科学馆”里三 个月，睡在地板上。关押期间，除了“劳改”，还受到各种侮辱和折磨。一名被关在其中的受访者说，一天晚上，几个副校长副书记和教授被命令排队出去抬死人， 是抬一批被红卫兵打死的人。

　　北京师范大学副教授何万福被“斗争”后，8月13日身带遗书在龙潭湖投湖身亡。8月28日，中文系老教授刘盼遂和他的妻子梁秋色（家庭妇女）在 市区西单附近自己家中被红卫兵打死。中文系教授叶苍岑教授和妻子在该校位于市中心西单的教工宿舍内遭到红卫兵毒打，他的妻子被打死。9月5日，俄语教授胡 明在校园中教工宿舍楼“工一楼”跳楼身亡。

　　北京铁道学院（现北方交通大学）俄语教授张剑飞，家住铁道学院教师宿舍54区二楼，8月27日晚7点钟被铁道学院红卫兵从家中抓走，和另外10 名教授一起被毒打到夜里12点，然后被送去海淀公安局关押。他肋骨折断，大量尿血，呼吸困难，在9月5日死亡。在这种恐怖中，该校一名教授和妻子孙启坤 （退休会计）逃出学校。8月27日孙启坤逃到城中人民大会堂西侧南文昌胡同六号弟弟孙菊生家中时，在那里被中学红卫兵打死。

　　在北京农业大学，昆虫学教授陆进仁遭到“斗争”，被罚跪，被挂牌子“游街”。1966年9月1日，他和妻子吕静贞一起在家中上吊身亡。

　　北京戏剧学校校长江枫（女）在学校遭到“斗争”，被殴打和侮辱，回到家中又遭14岁的养女殴打，她“自杀”。戏剧学校教员、京剧演员叶盛章遭红卫兵毒打，8月30日在北京东便门护城河投河，9月3日发现了他的尸体。

　　小学教员也遭到侮辱和毒打。8月24日，北京崇文区西花市大街小学教员鄂少琪（女）被“揭发”有“对党和社会主义不满言论”后跳河身亡；永定门 小学教员冯杰民被红卫兵“批斗”后用剪刀自杀。北京中古友谊小学的教导主任赵谦光，在被侮辱殴打后从烟囱上跳下身亡。该校校长白智（女），被学生按了一脑 袋的图钉。赵香蘅（女），北京史家胡同小学校长，遭到“斗争”殴打，和丈夫沙英一起跳楼身亡。北京芳草地小学校长石子勤，遭到殴打侮辱后，用剪刀戳自己的 脑子自戕，他幸而没有死。在北京第一实验小学，王启贤老师被强迫跪在地上，吃煤渣。在玉泉路小学，有四名女教师被学生红卫兵剃了“阴阳头”。

　　8月27日，北京宽街小学的校长郭文玉（女）和教导主任吕贞先（女）在同一天内被打死。郭文玉的丈夫孟昭江也遭毒打，两天后死亡。邱庆玉（女），北京吉祥胡同小学副校长，在1966年10月1日被打死。

　　校园暴力发生在全国各地。在多年的调查中，迄今还没有发现有一所学校没有发生暴力迫害。

　　四、“黑五类”学生也被打

　　在学校里，除了校长和教员，家庭出身是“黑五类”的学生也遭到他们的红卫兵同学的侮辱甚至毒打。红卫兵狂热奉行一副“对联”：老子英雄儿好汉， 老子反动儿混蛋。1966年8月这一“对联”贴遍各处：学校大门、教室门、黑板、板报栏两侧，无处不在。这副对联最早出现于北京大学附属中学，后来流布全 国。8曰26日晚，清华附中红卫兵暴打了高三的四名“家庭出身不好”的学生，还命令他们各写100副“对联”，贴到各处。这一“对联”还做成了“歌”。和 另一首强迫所谓“牛鬼蛇神”唱的“嚎歌”一样，这两个恐怖“歌曲”都是北京第四中学的一名红卫兵作的。同时，这副对联也是红卫兵组织成员的资格评定标准。 在北京这样的城市，作为城市人口主体的脑力劳动者和商业工作者都不被视为“红五类”，只有不到四分之一的中学生被准许参加红卫兵，被授予了欺侮虐待其他同 学的特权。

　　1966年8月4日，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初二(四)班的红卫兵召开“斗争会”斗争同班同学。在这个班的45名同学中，十名“黑五类出身” 的学生站在教室前面被“斗争”，一根长绳子绕过这十名学生的脖子，把她们捆成一串。十名“红五类出身”的红卫兵坐在椅子上。其他既不能算“红五类”也不能 算“黑五类”出身的学生则在“斗争会”期间被指定坐在地板上。大标语“打倒狗崽子”贴在教室墙上。他们被命令逐个“坦白交代”他们的“反动思想”以及他们 的父母的“罪行”，还必须重复说三遍“我是狗崽子。我混蛋。我该死。”红卫兵用拳头打她们，把墨汁泼在她们身上。该校学生排球队长杨友丽，因为球队得过全 国冠军后受过校长接见以及她父亲是所谓“托洛茨基分子”，遭到“斗争”和侮辱。她服安眠药自杀，幸而未死，但身心受到严重摧残。

　　在北京一零一中学，红卫兵把校门分成一大一小两个，命令“黑五类子弟”出入只许走小门，并称小门为“狗洞”。初三女学生吴芳芳，父亲是留学美国 归来的北京航空学院教授吴礼义，当时被当作“家庭出身不好”。红卫兵指控她撕了一张毛泽东纸像。（实际情况是一张毛泽东纸像被风吹落，她正好路过拣了起 来。）吴芳芳遭到“斗争”和毒打，红卫兵还把她和上文写到的被打死的美术教员陈葆坤关在一起。她因此精神失常，不清楚人事，不能独立生活，始终由她的母亲 照料。

　　在北京大学附属中学，很多所谓“家庭出身坏”的学生被打耳光被侮辱等等。初一学生万红，父亲在1957年被划成“右派分子”。与她同班的男生红 卫兵要打她，她逃入女厕所，被上文写到的8月18日在天安门城楼上代表红卫兵讲话彭小蒙（女）从厕所拉出来。他们强迫她站在教室里的一把椅子上，用铜头皮 带打她。打的过程中还有红卫兵把椅子从她脚下突然抽走，使她摔到水泥地上。晚上不准她回宿舍睡觉，把她关在露天阳台上淋雨。朱同是高三学生，他的父亲是 “右派分子”，父母已经离婚，他也改用了母姓，而母亲不是“右派分子”。但是他仍然被当作“狗崽子”折磨。他被关在地上积水的小楼梯间内像动物一样被全校 学生“观赏”。有一天晚上下大雨，他逃出了学校，爬着回到家中，因为他被严重打伤已经不能走路。

　　在清华大学附属中学，有相当数量的“家庭出身坏”的学生被打被欺负，他们的私人物件被捣毁。多名女学生被剃了“阴阳头”。杨爱伦，高一学生，文 革前功课和文艺活动都好，“家庭出身不好”。她在班里遭到“斗争”，站在教室前面被推来攘去，被强迫写“交代”，还被关押在学校中不准自由行动。一星期 后，8月8日，她逃出学校到附近卧轨自杀，被火车撞成重伤，幸而未死，但是失去了三个手指。高二学生郭兰蕙，父亲在1957年被划为 “右派分子”。1966年8月20日是星期六，在红卫兵宣布下个星期一要“开会帮助”实际上是要“斗争”她后，她服毒身亡。

　　在西城区太平桥中学，红卫兵打死了一名初三的不属“红五类出身”的女学生。这个十五岁的女孩子仅仅因为说了一句“毛主席也不是红五类出身”，遭 到红卫兵同学用铜头皮带和棍棒殴打。从下午打到傍晚，红卫兵回家吃晚饭了。她挣扎着爬到一个水龙头边喝了很多水后死亡。她的母亲被通知来校中领死尸，未敢 表现出一点怨恨和抵触。该校已经在1970年代迁址。人们已经记不起她的名字，只是说，她平时“是不起眼的人”。

　　在离北京市中心王府井大街不远的第27中学，一名初中学生被指控把那时必须随身携带的红色塑料封皮的《毛主席语录》本坐在身子底下。红卫兵在初 二教室里毒打她。她被打得昏死过去以后，红卫兵说她“装死”，拿碎玻璃往她眼睛里揉。她苏醒过来，继续被打。傍晚时分她被打死。她的尸体被用草席子卷起来 运走烧掉了。问到当时的目击者，他们都记得当时的情景，却没有人记得这个女学生的姓名。

　　在中国人民大学附中，“家庭出身不好”（父亲是农业科学家）的高二学生宁志平被说成“反动学生”。他被关押在学校里，他的一只耳朵被红卫兵割下来。

　　1966年8月25日，曹滨海，北京师范大学附属第二中学高三的学生，和前来他家抄家的同班的红卫兵发生争执。据说他拿菜刀砍伤了一个红卫兵同学。结果，曹滨海被公安局关起来，曹的母亲樊希曼在那天被红卫兵抓到学校中活活打死。曹滨海因此精神失常，以后从未恢复正常。

　在北京第十三中学，学生任春林“家庭出身不好”，他喜欢书法，在旧的《红旗》杂志上练习毛笔字，被该校红卫兵学生发现在毛泽东的名字上写了“墓” 字。红卫兵抄了他的家，把一条铁链拴在他的脖子上，强迫他从家里象狗一样爬到学校的“红色刑讯室”中。他被关押在那里并且被多次毒打。那个“红色刑讯室” 中关押着该校的校长和一批教员，还有一个所谓“黑五类子弟”、初中三年级学生武素鹏。红卫兵把武素鹏捆在一条麻袋里，用民兵训练用的木枪狠打，把他活活打 死。

　　在北京第六中学，高三学生王光华出身于“小业主”家庭，他未得到红卫兵的准许就去外地“革命串连”。他在1966年9月27日回到北京，立即就 被抓进学校的监狱之中。他在那儿被十多个红卫兵几次毒打。王光华死于第二天，9月28日，时年19岁。红卫兵命令几个已经在这个监狱中被关了一个多月的老 师把他的尸体抬出了监狱，放进火葬场的运尸车。

　　由于“红卫兵”组织拥有如此地位，“冒充红卫兵”当时成为大罪名，竟然可以被当作打死人的“理由”。北京师范学院附属中学的红卫兵打死了该校数 学教师田钦的弟弟田悦，106中学的学生。田悦被指控为“冒充红卫兵”。1966年8月19日，田悦被抓到师范学院附中打死。家人不敢告诉他的母亲他被打 死了，一直谎称他外出串连失踪了。

　　五、一批房产主被打死

　　8月22日《人民日报》头版报道红卫兵的“破四旧”（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特别介绍了北京第二中学红卫兵广为张贴的“宣战书”。红卫兵 开始到处烧书，烧画，破坏文物，以及开始大规模的抄家行动。红卫兵强迫市民交出他们存有的所有黄金和白银，还在抄家过程中打死了很多所谓“阶级敌人”。北 京早已不准“地富反坏”居住，被红卫兵打死的“阶级敌人”中，很多只是房产主。他们拥有自己的住房，或者有少量的房子出租。红卫兵的名令发出后，人们到房 管处排队上缴房产证，但是还是被抄家甚至被打死。在这种恐怖中，北京的50万间私人房子全部被没收。传统的房产私有彻底结束了。私人拥有房产是到1980 年代才又开始的。

　　8月24号，红卫兵到北京东厂胡同6号居民左庆明家抄家。他从前开过劈柴铺子，1966年时已经没有商店，但还有几间自己的房子。租住他们房子 的马大娘是个家庭服务钟点工。当时左庆明正好外出不在家。看到红卫兵毒打他年已七十的妻子，马大娘到胡同口给左庆明报信叫他不要回家。红卫兵发现后把马大 娘和左奶奶一起绑在葡萄架子上毒打。红卫兵还用开水浇烫她们。四周邻居听到他们在惨叫着被折磨死，然后尸体被丢进火葬场的卡车。那天晚上东厂胡同至少有六 个居民被打死。死者中还有一人是技术精良的眼镜师孙琢良。他曾经开过一个眼镜店，并有自己的住房。

　　8月25日，北京第十五女子中学红卫兵查抄崇文区广渠门内大街121号居民李文波家。他住的是自己的房子。他已经在前一天上交了房产证，也就是 说放弃所有权。红卫兵说，在抄家过程中李文波打了她们。（文革后她们中有人私下承认并没有发生这样的事情。）李文波被打死。他的妻子刘文秀被判处死刑，在 9月13日被处决。文革后他们得到“平反”。

　　李文波之死成为红卫兵加强暴力程度的借口。当天晚上，北京第十五女子中学红卫兵打死了该校负责人梁光琪（女）。那时她已经在校中被关押了一段时 间，被剃了“阴阳头”，并遭到殴打。梁光琪的一个儿子那时曾是北京第四中学的红卫兵，参加过抄家打人，后来自己的妈妈也被打死，他说，他为此“后悔一辈 子”。该校共产党支部书记高孑非也遭到毒打和关押。高孑非后来告诉家人，几个该校的红卫兵要把她推下四楼去，说，“死了算自杀”。她拼命挣扎，死命抓住窗 户框子，没有让她们把自己推下去。她活过了文革。

　　第二天上午，清华附中红卫兵在校中声称“血债要用血来还”。化学老师刘澍华跪在教室地上被毒打了一个下午和整个夜晚之后，半夜从清华大学的高烟 囱上跳下身亡。团委书记顾涵芬（女）那天下午和刘澍华一起跪着被打，她的左眼被打坏失明。该校红卫兵在8月27日印发的《对目前形势的十点估计》（当时能 够印发铅印文件是很大的特权）中说：“目前，有些红卫兵和红五类子弟被反革命杀害了，对此，我们表示极大的愤慨，我们一定要为自己的阶级兄弟报仇，坚决镇 压现行反革命，对他们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实际上，当时北京根本没有哪个红卫兵或者“红五类子弟”被“杀害”了。清华附中红卫兵的传单这样写，是在说谎， 而且用这种谎言煽动和刺激起更残酷的迫害。

　　在北京的8月28日，红卫兵查抄西城区大红罗厂南巷20号。三小时中红卫兵打死了五口人：北京玻璃陶瓷水泥设计院技术员黄瑞五，他的姐姐黄瑞 班，他们的母亲陈玉润，外婆李秀蓉，还有一个年老佣人。除了一岁的小孩子被机警的保姆抱出，其他在家的人都被打死。他们没有别的所谓“问题”，主要的“问 题”就是他们住的小院是他们自己的房产。

　　1966年8月下旬，大批被打死的人不标姓名堆在一起被运往火葬场。当时大量尸体积压，火葬场来不及焚烧，只好在尸体堆上放了冰块，血水横流。 一名军人目击者说，那里的气味和情景恐怖至极。一名在9月13日去火葬场的女教师说，那时候那里还是满目尸体，草地上摆得横七竖八，排队火葬。

　　下图是那一时期北京每日被红卫兵打死的人的数字。

　　从上图可以看到：李文波被打死后第二天，8月26日，被打死人数从两位数跳到了三位数，从不到一百人变为超过一百人。从8月25日到8月26 日，被打死人数增加了百分之五十。从8月26日到8月27日，被打死人数又再次加倍。在9月1日，被打死人数达到了最高峰，一天内有228人被打死。在此 之前的8月31日被打死人数出现了一个小低谷，是因为那一天在天安门广场有红卫兵的第二次盛大集会，红卫兵停下抄家打人集会去了。

　　9月1日以后数字骤降，因为9月2日中共北京市委发出文件，指出“要用最大努力耐心说服和坚决制止一切打死人的现象”。一个口气并不严厉的书面指示，就立即发生了效果。

　　当时“内部”的统计是，在北京，红卫兵打死了1，772人。文革后，《北京日报》也发表过这个数字。现在有人说红八月发生的暴行和死亡是因为“失控”。这不符合事实。打死一个两个人可以说是“失控”，在两星期中陆续打死了一千七百多人，这是谋杀。

　　在这样的暴力迫害高潮中，8月29日，“首都红卫兵西城区纠察队”发布了“第四号通令”，其中第7条说：“确实查明，并斗争过的黑六类分子，尤其是逃亡地富分子。除现行反革命分子应当依法处置外，其余一律给政治上、生活上的出路，这个出路就是限期（于九月十日前）离开北京（如有特殊情况，经本人 所在单位及查抄单位批准，可酌情延长），回原籍劳动，由革命群众监督改造，给他们重新做人的机会。”

　　这个“通令”在北京全城甚至全国张贴公布。直接后果是北京城中有近十万人口被扫地出门驱逐出北京，占当时城市人口的百分之一点六。一名受访者 说，她家住在东单，夫妇都是工人，因为曾经在一个出租小人书的店里有400块钱资本，这时候被指控为“资本家”，全家被驱逐到山东农村，一个人只准带一个 锅一个碗，直到1978年底才获准回到北京。这些被驱逐的人有的在火车上就被打死，有的到了农村没有食物没有住房，很快死亡。

　　1966年8月，当时被红卫兵自豪地称为“红八月”。在红卫兵的原发地清华附中，8月中有三人受到侮辱、殴打和关押后，卧轨，跳高烟囱和服毒。 其中教师刘澍华（8月26日）和学生郭兰蕙（8月20日）死亡，学生杨爱伦（8月8日）失去三个手指。在北京大学附中，红卫兵在校园中打死了三个人，36 岁的工人陈彦荣（8月27日），60岁的北京大学家属吴素珍（8月22日），还有一个被打死的女人至今未查到姓名（8月27日），红卫兵说她是“地主 婆”。她的尸体丢在操场上，有红卫兵开着抄家得来的摩托车从尸体上碾过去。在也是最早建立红卫兵的学校之一的师大女附中（红卫兵袖章是该校红卫兵设计 的），在8月5日打死了卞仲耘校长之后，8月下旬红卫兵又在化学实验室里打死了西单“玉华台”饭庄的一名19岁的女服务员。

　　六、红八月在外省

• 不是大兴惨案，就是北京的恐怖的红八月
• @副将 属于被洗脑而自以为真理在手

谋逆疑云下的谋杀3—螳螂捕蝉，黄雀在后

林彪的“政变经”，发现了政变的苗条，但是，却没有想到，幕后黑手并不是一个人，而是一群人，相互勾心斗角，螳螂捕蝉，黄雀在后。刘少奇对彭真有矛盾，刘少奇本身也有做的不对的地方，但是，更是有黑手，想让彭真罗瑞卿、刘少奇邓小平、毛泽东相互内斗，把他们一起搞掉。这个黑手，我认为，就是66年8月北京恐怖红八月的幕后黑手。

在《戚本禹：回忆江青同志》的文章里提到刘少奇的各种小动作，以及主席对刘少奇的不满。

《戚本禹：回忆江青同志》：在中央五一六通知里面已经明确地讲了，文化大革命的主要矛头是对着走资派的（当权派），而不是社会上的牛鬼蛇神的。但是刘邓却要把运动引向斗争学生和教师以及社会上的地富反坏右，这实际上就是在转移斗争“走资派”的大方向。而且刘邓搞资反路线，有两个特点，一个是枪打出头鸟，对那些敢于领头站出来给领导提意见，贴大字报的。不管他出身怎么好，平时表现怎么好，一概予以打击，以此来震慑住其他人。再一条，就是故意找一些名人出来斗。也不知他们是出于什么目的。那些名人可能在历史上有这样或那样的问题，群众并不清楚的。全部是各级党委或工作组把材料抛给群众的。有些还是在党委或工作组的直接领导或授意下组织人来斗的。在文革中迫害人厉害的恰恰就是刘邓的资反路线，毛主席在炮打司令部那张大字报上所讲的情形，一点都没有夸大其词。

看见刘少奇代理中央期间，有些事情简直是胡作非为，搞土改，不经中央同意，不经我的同意，就乱发指令。什么村村点火，处处冒烟，搬石头，整干部，打倒一大片，推行一些过左的政策，搞得农村很不安宁。连康生都听他的，也在搞过左。所以前方在打胜仗，后方却乱起来了。主席路过山西，作了在晋绥干部会议上的讲话，批评了这种过左的倾向。主席说，他们发什么文件也不经过我。甚至提省一级的干部都不经过我批准。把在中央工作委员会时的工作习惯一直带到了北京。

二月逆流以后，她（江青）跟我们说，你们不是还对人家抱有希望么。主席说了，人家（指刘少奇）掌权，我们就得掉脑袋。恐怕这些人（指谭震林他们）掌权，我们也得掉脑袋。

《群众的文化大革命史》中，也有刘少奇、邓小平的工作组不得人心的黑材料。文字太长，更多细节可以到原贴去看。

http://bbs.wenxuecity.com/mychina/841054.html

有关一九六六年的五十天

　　众所周知，一九六六年八月，毛泽东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上散发了一份题为《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的文件，全文是：

　　"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和人民日报评论员的评论，写的何等好啊!请同志们重读这张大字报和这个评论。可是五十多天里，从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领导同志，却反其道而行之。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打下去，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围剿革命派，压制不同意见，实行白色恐怖，自以为得意，长资产阶级的威风，灭无产阶级的志气，又何其毒也!联系一九六二年的右倾和一九[**]年的形"左"而实右的错误倾向，岂不是可以发人深醒的吗?"[2]

　　这段文字，其震动之处，除了坦率、直接的特点之外，还在于首次点破了：在社会主义国家里，竟然存在着"压制不同意见，实行白色恐怖"的形"左"而实右方式对群众专政的问题。这里所说的在"五十多天里"发生的看来是一些很重大的事件，到底是指的什么呢?今天以控诉迫害为主题的文革回忆录文学，为什么对这"五十多天"竟然缄默无语呢?

　　先来看一看一些最权威的官方史记载：著名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此只字未提，这时"宜粗不宜细"的典范。由金春明所著的《"文化大革命"简史》[3]最接近一部官方正式的文革史，依照"简史"的风格，对此事记载道："由于发动'文化大革命'本身是错误的，目的也是含混不清的;各单位群众对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开展'文化大革命'的意图理解不同，对本单位领导的看法和所持的态度不同。所以，从运动一开始，就分成了'造反派'(通常是少数派)和'保守派'(通常是多数派)，必然会同一部分群众和某些基层组织发生许多难以处理的矛盾。加以江青、康生一伙有意煽动和挑拨，以致发生越来越多的轰赶工作组的事件，结果工作组不仅未能扭转越来越严重的混乱局面，反而将自己置于矛盾交点的困难地位。……为了坚持工作，一部分工作组曾经不适当地采取了所谓'排除干扰'的某些措施。有些单位批斗了一些带头'造反'，轰赶工作组的人，并加以'反党分子'、'假左派'、'右派学生'等罪名。当时，对于这一类措施，党内党外都有赞成和不赞成的不同看法。江青、康生一伙确对此大加渲染，诬之为'镇压群众'、'白色恐怖'、'反对革命'，力图给工作组加上弥天的罪名。"这是官方史著所能给予的尽量含蓄、尽量客观的说法了。

　　王年一的《大动乱的年代》是在中国公开出版的另一部比较权威的文革史著作。[4]这部著作记载五十天的篇幅相对较长，从这里我们才隐约看见一些事件真相的端倪，比如，提到工作组进校后人们对1957年"反右"、"引蛇出洞"的联想，简要提到六月初上海发生"围攻少数派"的事件，较详细地提到西安交大"六.六"事件，包括这样的情节："把学生李世英等人戴上高帽子游校。9日中午，李世英自杀，未遂。后来，毛泽东称李世英为'学生领袖'。"王著分析到："不少工作组也有错误的方面，就是在不同程度上人为地制造阶级斗争，……一些工作组按照自己对'右派'的理解，过分严重地打击了向党委、向工作组发难者。"这些记述和分析的可贵之处在于有很大程度的独立判断，然而遗憾的是，学生和工作组、少数派和多数派在头五十天内冲突的线索，在王著里并没有和后来文革的矛盾发展联系起来，最终王著的叙事基调要和官方结论保持一致，理解"五十天"的意义也就成为不可能了：因为对"五十天"内的矛盾冲突深入追究、分析下去，就会触及文革运动初期复杂曲折的发展过程，就可能破坏官方文革史的自圆其说。

　　本文下面将通过笔者现有的一些材料对这个历史时刻的有关事件作一番追究，比较各种说法，以图尽量完整地复原出一个被主流话语所刻意"遗忘"的一九六六年五十天的历史。

　　刘少奇、邓小平与一九六六年的五十天

　　从六十年代初到文革前夕，刘少奇领导中央一线工作，毛泽东退居二线。许多回忆录都记载了文革前夕政治气氛越来越"左"、各种政治运动越来越严峻的情况。而多数的分析认为，这是毛泽东对"阶级斗争"越来越强调的结果。然而，难以解释的是，恰恰是在这个时期，毛泽东对当时政治运动的领导工作表现出很大不满，并感到自己被排除在决策权之外，因此才有毛泽东、刘少奇在"四清"问题上发生公开的分歧，以及毛泽东手拿宪法、党章抗议被剥夺发言权的事情发生。[5]

　　毛泽东的不满之一，是刘少奇在"四清"运动中实行残酷打击一大片干部群众的粗暴作法，这就是毛泽东在《我的一张大字报》中所说的"一九[**]年的形'左'而实右"。事实上，刘少奇领导一线工作期间展开的政治运动，无不打上刘少奇的个人印记。[6]由刘少奇的夫人王光美在四清运动中所实践和整理出来的"桃园经验"(《关于一个大队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经验总结》)就是渗透着刘少奇的群众观、反映了刘少奇风格的政治运动的一部经典。它的影响普遍渗透到各级干部的工作方法和作风当中，因而"桃园经验"注定要在文革中发挥它的作用，它的执笔人王光美也注定要在文革初期积极运用她的经验，从而导致她后来巨大的个人不幸。。毛刘之间的分歧又要归结于他们对党、对群众看法上、对党群关系、对精英与群众关系看法上的深刻差别。对于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先当群众的学生、后当群众的先生"、坚持共产党的领导等抽象原则，他们也许没有争论，而一旦面对生动活泼但非尽善尽美的群众和群众运动，他们的态度就变得截然不同。另一方面，当毛泽东正在思考着党内出现"吸工人血的资产阶级分子"、"危害革命的错误领导，不应当无条件接受，而应当坚决抵制"[7]等问题时，刘少奇却在考虑着怎样把"桃园经验"的"集中优势兵力"派工作组下基层、找根子、夺权、人人过关、"洗手洗澡、下楼放包袱"等搞政治运动的标准操作程序进一步完美化，并在这种行政命令式的政治运动中把共产党员变得进一步驯服工具化。

　　现有文革史，对一九六六年六月初刘少奇主持中央派工作组、订立"八条规定"，以及后来转发北大有关"六.一八"事件简报等领导层的事态发展，叙述较详尽，但对群众层次的言论、行动和发生在基层单位的事件的记载比较稀疏，或有意回避。下面就从刘少奇、邓小平亲自过问、直接干预的两个基层单位的情况入手，来具体说明刘少奇、邓小平一九六六年六、七月间领导文革运动的方法和风格。有关事实记录，很多来自文革运动中群众出版物的文章，这里基本引用原话，但去掉一些浮夸而无实际内容的词句。

　　第一个例子是北京师大一附中。当时刘少奇的女儿刘平平是该校高一学生，她可以经常向刘少奇汇报情况，而刘少奇也根据女儿的汇报，做出指示，让刘平平转达给工作组。

　　六月九日，曾有第一批工作组进师大一附中。这期间"揪出"了校长兼党委书记刘超。六月十七日以勾德元为首的新工作组进校，这个新的工作组和刘少奇保持着直接的联系。新工作组进校不到十小时，就在全校师生大会上宣布："我们已经掌握了你校反革命集团'三家村'的全部资料，师大一附中，四类学校，党支部是黑党支部!"两天后，由刘少奇亲自向工作组下达命令，定了校长兼党委书记刘超为"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并说：敌人占百分之五是指全国，具体到你们学校和党支部，那就不行了!"于是，该校将近百分之九十的干部被打成"牛鬼蛇神"和"黑帮分子"。百分之七十七的班主任被斗争、被围攻。这些干部、教师被剥夺了参加运动的权利，甚至被迫进行非法的长期的"劳改"，以至受毒刑拷打。工作组制造了师生之间的对立，以至互相斗争，互相残杀。

　　工作组的作法引起了一些师生的不满，六月二十日，一附中的学生陈永康、何方方(均是革干出身、中共预备党员)起来造反了，贴出题为《揪出钻进我们肝脏的牛鬼蛇神!》的大字报，指出工作组犯了方向、路线错误，认为工作组"盗用党的名义，利用职权，进行一系列反党反社会主义勾当"，他们"用对待敌人的态度打击无产阶级左派和革命群众"、"千方百计地制造纠纷，煽动、挑拨、好象对待敌人一样'审讯''斗争'革命同志，转移群众的斗争视线"。

　　大字报贴出的当天，刘少奇接见了该校工作组组长勾德元等四人，说："写大字报的人就是打着'红旗'反红旗，大字报谁都可以利用。""现在人家向你们进攻，人家向你们采取攻势了，这好嘛。敌人出来了，这个蛇出洞了，你消灭他就容易了。""出大字报[指批评工作组的大字报]是好事，蛇出洞了，首先就要把敌人搞清楚。"[8]如果说，向工作组发难使人想起一九五七年"向党提意见"的鸣放运动，那么，一九五七年的反右运动，特别是所谓"引蛇出洞"策略，就成为刘少奇心目中的一个关键性的参照系，这期间他的指示、谈话，都反映出他准备把一九五七年反右的一整套作法运用到当时的运动中去。

　　除了五七年反右，另一个被格外注重的参照系就是不久前的四清，特别是以"桃园经验"为象征的：严格的等级秩序、严密的信息控制、政策神秘化、给群众分类排队等具体操作。刘少奇的女儿根据她对刘少奇指示的领会，在日记中写到："老师不许秘密开会。同学也不许。红卫兵是秘密组织，也是非法的，只许开一种秘密会，就是北京市委传达指示(只许党员的)，工作队革命委员会的给群众排队，可以秘密，这是必要的，但也要少数学生参加，告诉他们保守秘密。"另一方面，是对群众"闹事"的可能场景的厌恶和防范："可以让大家学毛选，社论，准备材料，不要让大家没事，没事就会闹事。"[9]

　　从六月二十四日到三十日，根据刘少奇的指示，一附中工作组有计划地组织了对陈永康、何方方等学生的三次大规模的斗争会，每次都有几百人参加，仅第一次斗争会就开了八小时。当时负责向中央汇报中学文化革命情况的北京市文革主任石琪，宣布"陈永康、何方方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反革命分子"。斗争会还引发了工作组赞许下的武斗：工作组七月十一日向刘少奇汇报说："陈、何等人经过我们三次大辩论，已打下了他们的气焰，现在还在学校检查。第二次辩论会有一个左派学生打陈一个嘴巴。牛XX(另一名反工作组的学生)这个学生，害怕辩论，吓得跑回家了，三天没来学校，还扬言要绝食、要以死来威胁我们。"[10]

　　三次斗争会后，全校一千名师生中，被打成"反革命"、"假左派，真右派"的就有一百五十名之多。有一个班还被打成了"右派班"，该班"只有一个左派，一个中间偏左，其余全是右派。"被斗的学生在学校遭到极端的歧视，一天到晚谁也不和他们说话，何方方蹲在教室里的一个角落里，弯着身体学毛选，一蹲就是半天，七月底串连开始以后她去北大看大字报，竟被人告密说她是"反革命头子"，把她赶出了北大。[11]

http://blog.sina.com.cn/s/blog_b23093d50101jkwg.html

王友琴：2004年后我找到了新材料：1966年8月5日在北京师大女附中“斗争”五名学校领导人，是该校“文化革命委员会”预先安排的；而非自发兴起的。

该校“文化革命委员会”建立于1966年7月13日，主任是当时派到该校的“工作组”组长，宋彬彬和刘进是副主任。7月底工作组撤离学校，“文化革命委员会”仍然执掌学校，副主任宋彬彬刘进继续使用工作组长使用过的办公室。8月5日上午，“文化革命委员会”通知此时已成“黑帮”的原校领导人，下午要对他们开“斗争会”。

王友琴的最新资料，可以有两个解释：刘少奇暗中安排了8月5日对卞仲耘的迫害和谋杀；或者有人要打死卞仲耘，以栽赃刘少奇。 我认为栽赃的可行性更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