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红朝惊魂诡案（1）--又到一年两会时 -- 海峰

谋逆疑云下的谋杀2—林彪的政变经

文革中，是否存在政变等谋逆，我这个人人微言轻，说的话没有分量，还是请有分量的人来说。文化大革命在1966年5月16日开始，林彪的“政变经”，则是在1966.5.18说的。

林彪罗哩罗嗦一大堆，其实就是要说明一个问题，当时的矛盾，经激化到有可能发生政变的地步。

http://blog.sina.com.cn/s/blog_5992065f0100h3jb.html （有删节）

这次是政治局扩大会。上次毛主席召集的常委扩大会，集中解决彭真的问题，揭了盖子。 这一次继续解决这个问题。罗瑞卿的问题，原来已经解决了。陆定一、杨尚昆的问题，是查地下活动揭出来的，酝酿了很久，现在一起来解决。四个人的问题，是有 联系的，有共同点。主要是彭真，其次是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他们几个人问题的揭发、解决，是全党的大事，是保证革命继续发展的大事，是巩固无产阶级专 政的大事，是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大事，是防止修正主义篡夺领导的大事，是防止反革命政变、防止颠覆的大事。这是使中国前进的重大措施，是毛主席英明果断的决策。

这里最大的问题，是防止反革命政变，防止颠覆，防止“苦迭打”。

革命的根本问题是政权问题。有了政权，无产阶级，劳动人民，就有了一切。没有政 权，就丧失一切。生产关系固然是基础，但是靠夺取政权来改变，靠夺取政治来巩固，靠夺取政权来发展。否则，是经济主义，是叫化子主义，是乞求恩赐。无产阶级拿到了政权，百万富翁，千万富翁，亿万富翁，一下子就可以打倒，无产阶级就有了一切。所以，无论怎样千头万绪的事，不要忘记方向，失掉中心，永远不要忘记了政权。要念念不忘政权。忘记了政权，就是忘记了政治，忘记了马克思主义的根本观点，变成了经济主义、无政府主义、空想主义。那就是糊涂人，脑袋掉了， 还不知道怎么掉的。

上层建筑的各个领域，意识形态、宗教、艺术、法律、政权，最中心的是政权。政权是甚么？孙中山说是管理“众人之事”。但他不理解，政权是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工具。

反革命是这样，革命也是这样。我想用自己的习惯语言，政权就是镇压之权。当然， 政权的职能不仅是镇压。无产阶级的政权，还要改造农民，改造小私有者，搞经济建设，抵御外部侵略，职能是多方面的，但主要的是镇压。社会上的反动派，混进党内的剥削阶级代表人物，都要镇压。有的杀头，有的关起来，有的管制劳动，有的开除党籍，有的撤职。不然，我们就不懂得马克思主义关于政权的根本观点，我 们就要丧失政权，就是糊涂人。

毛主席近几年来，特别是去年，提出防止出修正主义的问题，党内党外、各个战线、 各个地区、上层下层都可能出。我所了解，主要是指领导机关。毛主席最近几个月，特别注意防止反革命政变，采取了很多错施。罗瑞卿问题发生后，谈过这个问题。这次彭真问题发生后，毛主席又找人谈这个问题。调兵遣将，防止反革命政变，防止他们占领我们的要害部位、电台、广播电台。军队和公安系统都做了布置。 毛主席这几个月就是做这个文章。这是没有完全写出来的文章，没有印成文章的毛主席著作。我们就要学这个没有印出来的毛主席著作。毛主席为了这件事，多少天 没有睡好觉。这是很深刻很严重的问题。

政变，现在成为一种风气。世界政变成风。改变政权，大概是这样，一种是人民革命，从底下闹起来，造反，如陈胜吴广、太平天国、我们共产党，都是这样。一种是反革命政变。反革命政变，大多数是宫廷政变，内部搞起来的，有的是上下相结合，有的和外国敌人颠覆活动或者武装进犯相结合，有的和天灾相结合，大轰大闹大乱。历史上是这样，现在也是这样。

世界上政变的事，远的不说，1960年以来，据不完全的统计，仅在亚非拉地区的一些资本主义国家中，先后发生61次政变，搞成了的56次。把首脑人物杀掉的8次，留当傀儡的7次，废黜的11次。这个统计是在加纳、印尼、叙利亚政变之前。6年中间，每年平均11次。

马克思主义者唯物主义者，在任何时候都是重视现实的。我们不能听而不闻，视而不见，无动于衷。别的事情搞得热热闹闹，忘了这件事，看不见本质问题，就是糊涂虫。不警惕，要出大乱子。我们过去几十年来，解放以前，想的做的就是夺取政权。

革命胜利以后，我们已经夺取了政权，许多同志就不大注意政权本身的问题，只是搞建设，搞教育，对付蒋介石，对付美国，没有想到夺取了政权还可能丧失政权，无产阶级专政还可以变成资产阶级专政。在这个消极方面，我们，至少是我，没有去多想这个问题，更多想到的是打仗、发生战争的问题。从大量的事实看，是要防止内部颠覆，防止发生反革命政变。道理很简单，很多事情要靠大量事实才能加深印象，才能认识。人的认识规律就是从感性到理性。

从我国历史上来看，历代开国后，10年、20年、30年、50年，很短时间就发生政变，丢掉政权的例子很多。周朝建立以后，不久就发生了叛乱，到春秋战国就大乱了。“春秋无义战”，各国互相颠覆，内部互相残杀。楚成王的儿子商臣，以卫兵包围王宫，逼成王自杀。成王好吃熊掌，要求让他吃了熊掌再死，企图拖延时间，以待外援。商臣不许，说“熊掌难熟”，成王被迫立即自杀。吴国公子光派专诸刺杀了王僚，夺取了政权。晋献公、齐桓公、齐懿公当政前后，多次发生 政变杀人。春秋战国这类事太多了，我就不说了。除了相砍相杀夺取政权外，还有用其它阴谋诡计掌握实权的。例如，吕不韦送怀孕的赵姬给秦庄襄王，生了秦始 皇，是吕不韦的儿子，秦始皇统治的初期，实际上政权落到吕不韦的手里。

秦朝三代共统治了15年。秦始皇只有12年就死了，以后赵高捧出秦二世当皇帝，秦二世把他的兄弟姐妹杀了26人。汉高祖在位12年，后来吕后专政，夺取了刘家的政权。周勃、陈平勾结起来，又把吕家搞掉了。晋朝司马炎统治了25年，以后爆发了八王之乱，出现了相互残杀的局面。南北朝的时候，为争夺政权，互相残杀的事就更多了。隋文帝在位24年，就被隋炀帝杀了，儿子杀老子。有一出戏叫《御河桥》，就是杨广杀父，还杀了他的哥哥杨勇。唐朝李世民兄弟相杀， 争夺皇位。李世民杀了他的哥哥建成、弟弟元吉，即玄武门之变。宋朝赵匡胤，在位17年，被他的弟弟赵光义杀了。“烛影斧声，千古之谜”。有一出京戏叫《贺后骂殿》，讲了这件事。元朝忽必烈，统治中国16年，他的儿子铁木耳在位13年，皇族争位。大乱，两宫相争，一个是皇孙，一个是皇后，也是夺权杀人。

明朝朱元璋在位31年，他的四子燕王棣，带兵打朱元璋的孙子建文帝，相杀3年，南京的王宫被烧，建文帝是烧死了还是跑了，弄不清楚，后来还派人到外国 去找。清朝统治中国不久，到康熙晚年，他的儿子们为了争夺政权，互相残杀。传说康熙病时遗诏“传位十四子”。雍正改为“传位于四子”据说康熙是喝了雍正送 去的“人参汤”死掉的。雍正夺取了政权后，还把他的好多弟兄都杀死了。

辛亥革命，孙中山当了大总统，三个月就被袁世凯夺去了政权。四年后，袁世凯做了皇帝，又被人推翻。此后，军阀混战十几年，两次直奉战争，一次直皖战争。蒋介石，正是靠篡夺军权、党权、政权，发动反革命政变上台的，对革命人民进行了大屠杀。

这些历史上的反动政变，应该引起我们惊心动魄，高度警惕。我们取得政权已经16年了，我们无产阶级的政权会不会被颠覆，被篡夺？不注意，就会丧失。苏联被赫鲁晓夫颠覆了。南斯拉夫早就变了。匈牙利出了个纳吉，搞了十多天大灾难，也是颠覆。这样的事情多得很。现在毛主席注意这个问题，把我们一向不注意的问题提出来了，多次找负责同志谈防止反革命政变问题。难道没有事情，无缘无故这样搞？不是，有很多迹象，“山雨欲来风满楼”。《古文观止》里的《辩奸论》 有这样的话：“见微而知著”。“月晕而风，础润而雨”。

坏事事先是有征兆的。任何本质的东西，都由现象表现出来。最近有很多鬼事，鬼现象，要引起注意。可能发生反革命政变，要杀人，要篡夺政权，要搞资产阶级复辟，要把社会主义这一套搞掉。有很多现象，很多材料，我们这里不去详细说了。你们经过反罗瑞卿，反彭真，反陆定一和他老婆，反杨尚昆，可以嗅到一点味道，火药的味道。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混到我们党内，混到党的领导机关，成为当权派，掌握了国家机器，掌握了政权，掌握了军权，掌握了思想战线的司令部。他们联合起来搞颠覆，闹大乱子。

罗瑞卿是掌军权的。彭真在中央书记处抓去了很多权。罗长子的手长，彭真的手更长。文化战线、思想战线的一个指挥官是陆定一。搞机要、情报、联络的是杨 尚昆。搞政变，有两个东西必须搞。一个是宣传机关，报纸、广播电台、文学、电影、出版，这些是做思想工作的。资产阶级搞颠覆活动，也是思想领先，先把人们 的思想搞乱。另一个是搞军队，抓枪杆子。文武相配合，抓舆论，又抓枪杆子，他们就能搞反革命政变。要投票有人，要打仗有军队，不论是会场上的政变，战场上的政变，他们都有可能搞得起来。大大小小的邓拓、吴晗、廖沫沙，大大小小的“三家村”，不少哩！毛主席说，十六年来，思想战线我们没有去占领。这样下去，人家就会不投我们的票，不投毛主席的票，而投他们的票。打起仗来，人家就会跟他们走，拿起枪来打我们。笔杆子、枪杆子，夺取政权靠这两杆子。所以很值得我们注意，思想上不能麻痹，行动上要采取具体措施，才能防患于未然。要把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定时炸弹、地雷，事先发现，挖掉。不然，一旦时机成熟，就会发生 反革命政变，或者遇到天灾，或者发生战争，或者毛主席百年之后，这种政治危机就会来了，七亿人口的大国，就会乱起来。这是很大的问题。

整个形势是大好形势，世界是大好形势，中国也是大好形势。他们想得逞，是不很容易的。他们可能得逞，也可能失败。如果我们不注意，大家都是马大哈，他 们就会得逞。如果我们警惕，他们就不能得逞。他们想杀我们的脑袋，靠不住！假使他们要动手，搞反革命政变，我们就杀他们的脑袋。

任何时候，不管形势多么好，总有阴暗的一面。形势好的时候，要看到坏的一面。如果没有坏的一面，好就不成其为好。好之所以为好，是有坏。坏之所以为坏，是有好。

现在毛主席健在，我们是大树底下好乘凉。毛主席已经70多岁了，身体很健康，可以活到100岁。正因为形势好，我们不能麻痹，要采取措施，防止发生事 变。有人可能搞鬼，他们现在已经在搞鬼。野心家，大有人在。他们是资产阶级的代表，想推翻我们无产阶级政权，不能让他们得逞。有一批王八蛋，他们想冒险， 他们待机而动。

他们想杀我们，我们就要镇压他们！他们是假革命，他们是假马克思主义，他们是假毛泽东思想，他们是背叛分子。毛主席还健在，他们就背叛，他们阳奉阴违，他们是野心家，他们搞鬼，他们现在就想杀人，用种种手法杀人。陆定一就是一个，陆定一的老婆就是一个。他说他不知道他老婆的事！怎么能不知道？罗瑞卿就是一个。彭真手段比他们更隐蔽更狡猾，使人家不容易看出来。他冒充拥护毛主席，他在晋察冀是百分之百的王明路线，比王明路线还王明路线，超王明路线。 1938年党的六届六中全会批判了王明路线，他参加了这次会议，会后他还把蒋介石说成是“最有政治眼光的人”，“要竭诚的拥护蒋委员长。”他说，“抗战最坚固的中心是蒋委员长。”他还说，“国共两党之间，要互助互爱互让，反对利用困难，与政府（即国民党政府）为难。”他在延安装着反对王明路线，到东北又搞王明路线。彭真在东北拒不执行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指示。在炮火连天的时候，他幻想和平，幻想和国民党蒋介石谈判，没有战争打算，幻想在谈判桌上取得胜利。他没有一点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味道，不搞阶级斗争。他不把重点放在农村，不把干部和主力派到农村建立根据地，恋恋不舍大城市，不愿意离开大城市。撤出沈阳，还赖在郊区不走。搬到本溪，搬到抚顺，又搬到梅河口，不肯在农村安家，不准备打，只准备和。在东北，他想把主力孤注一掷，和敌人硬拼，以军事上的冒险主义掩盖他政治上的投降主义。他借口照顾山头，实际上是培植他个人的实力。他不注意补充主力，只是从散兵游勇中收编和建立一些地方部队，后来这些部队都叛变了，成了“座山雕”。他说反山头，就是他在搞山头，招降纳叛，搞他自己的军队，搞小圈子，搞“桃园三结义”。北京市水都泼不进去，针也插不进去， 党内搞党，党内搞派。毛主席、周总理和其他同志都有感觉，我也有感觉。

不少人挂着马克思主义的招牌，毛泽东思想的招牌，实际上反对马克思主义，反对毛泽东思想。他们挂着共产党员的招牌，实际上是反共分子。这次揭露是党的伟大胜利，不揭非常危险。再让他们搞下去，就可能不是党揭露他们，而是他们要“审判”党。

国内国外，国内是主要的。党内党外，党内是主要的。上层下层，上层是主要的，危险就是出在上层。苏联出了赫鲁晓夫，全国就变了颜色。

们一定要严重注意资本主义复辟这个重要问题，不要忘掉这个问题，而要念念不忘。要念念不忘阶级斗争，念念不忘无产专政，念念不忘突出政治，念念不忘 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不然的话，就是糊涂虫。不要在千头万绪、日理万机的情况下，丧失警惕性，否则，一个晚上他们就要杀人，很多人头要落地，国家制度 要改变，政权要变颜色，生产关系就会改变，由前进变成倒退。

毛主席活到那一天，90岁、100多岁，都是我们党的最高领袖，他的话都是我们行动的准则。谁反对他，全党共 诛之，全国共讨之。在他身后，如果有谁做赫鲁晓夫那样的秘密报告，一定是野心家，一定是大坏蛋，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

（《林彪文选第三卷，1968年9月版，第108—123页）

http://history.sohu.com/20150626/n415649781.shtml

　1966年8月，文革正在拉开序幕，在林彪“政变经”发表三个月后，紧接着就发生有人从杭州发信，内容为策动朱德老帅起来发动政变的匿名信案件。具体案件情况如下。

　　据当时公安部一局派专人来浙江省公安厅介绍称：8月中旬，朱德乘专列从北京到兰州刘澜涛处，刚下车就收到从杭州寄发请刘澜涛转交朱德老帅的匿名 信，信中要朱德以他的威望把毛主席搞掉。朱德接信后立即调转专列赶回北京将信呈交给毛主席。公安部谢富治部长将其定为第一大案，因为是杭州发信，邮戳日期 为8月8日，所以立即派专人带来信封与部分信笺的影印件（当时没有复印机）来浙江公安厅督办案件的侦查工作。

　　浙江省公安厅由副厅长丛鹭丹负责，抽调刘德芳、谢士栩和我一共六七人成立专案组着手侦破。此案因发信邮戳为8月8日，故称为“八八大案”。

　　此信书写笔迹没有伪装，判断为作案者大胆妄为：语词流畅，有颜体功底，字体端正，每字小核桃般大（1956年毛主席在杭州，厅领导要我将海外重 要情报照上述要求抄报毛主席），判断为首长秘书；全信没有一个简体字，判断作案者年龄为40岁以上。作案者信件从杭州投寄，到达兰州与朱德同时到达时间十 分接近，对朱德行踪如此了解，恰恰留下破绽。

　　在此期间我们对湖滨投邮点的大华饭店（内部高级宾馆）、民航班机、车站、饭店展开调查，毫无结果。为此我们曾建议应该从北京中央警卫局内排查， 从中突破，并准备派人去公安部详细汇报。当公安部得知我们的意见后立即表示：浙江查浙江的线索，北京的线索由上级安排……此后公安部不再了解过问我们工作 情况，对这么一起大案从此偃旗息鼓实属反常。

　　同年12月，我在丛鹭丹办公室谈起对此案的看法（我与丛关系较好，1957年反右时他私下要我多听少讲，当时算是保护部分骨干的措施）。我大胆 地提出怀疑作案的动机，认为它不像是反革命案件，因为警卫工作内部干部挑选严格，纪律森严，电话一律用保密机，首长不直呼姓名而用代号，专列调度也是十分 严格保密的。从作案者如此了解朱德与刘澜涛之间的关系以及专列的出发和信件到达兰州的时间看，连中央警卫局一般成员也不可能了解这些警卫核心机密。会不会 是一支体温表？丛听懂我的话，立刻沉着脸说：“你怎么可以这么想，在我这里说算了，千万别在外面乱说。”僵持几秒钟后他关上门，轻轻地对我说：“我也有想 法，回去什么也别提……”我点头说：“我懂。”

　　1967年2月传出所谓“贺龙兵变”之类传闻，张张扬扬一阵后又偃旗息鼓，无非配合林彪的“政变经”的正确预见性。不久，戚本禹提出“打倒黑司 令朱德”口号的大字报，北京红卫兵举城响应，毛主席出面阻止说：“这样提不妥，朱毛朱毛，国民党的时代他们要杀朱拔毛，他是司令，我是政委，他成黑司令， 我算什么？朱德是红司令。”一时间所有攻击朱德的大字报销声匿迹。这是毛主席在文化大革命中唯一亲自出面保护一位领导层干部的讲话。事后从传闻中知道毛主 席在1959年庐山会议上批判彭德怀时，认为朱德的发言是“隔靴搔痒”而表示不满。文革开始时在一次中央会议上，林彪在毛主席的授意下，借批判彭罗陆杨的 同时批判朱德反对毛泽东思想，与会的纷纷跟从批判朱德老帅，甚至有的说“毛主席说你是党内中常委中的定时炸弹”。然而不到一年，毛主席来个大转变，亲自表 态：“朱德是红司令！”应该说是那支测量朱德忠诚的体温表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使老帅能躲过一场灾难。

　　不久，在砸烂公检法中，王芳、吕剑光、丛鹭丹三位厅领导被押往北京审查，我则在机关被隔离审查，我一直为自己讲过“此案是一支体温表”而忐忑不 安，按照当时的《公安六条》是属于攻击污蔑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滔天大罪，是必死无疑的。直到后来我与丛鹭丹先后被解除审查，见面时会心一笑，才卸下了一个沉 重包袱。

　　此文倘能得到有关人士的补充或纠正，我将十分感激。因为历史不能被歪曲和掩盖。

　　（据《炎黄春秋》 杨宪澄 文 作者为原浙江省公安厅侦察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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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炎黄春秋》的文章，呵呵呵呵。

谋逆疑云下的谋杀1—尼禄式的暴君毛泽东

我对历史的兴趣，就是在历史的细节中，挖掘出各种惊险恐怖的故事元素，编写成诡异故事小说。

我们大家看到的历史，其实未必是历史的本来面目。所谓的历史，不过就是历史上的胜利者，编写出来给大家洗脑的故事。而我的小说，就是想编写一个不一样的故事。

中国历史上，谋逆篡位是要诛杀九族的大罪。如果一个皇帝，嫉恶如仇，爱民如子，而有人胆敢谋逆篡位者，那更是十恶不赦的大罪。

那么，想要谋逆篡位的人，如果要杀掉皇帝而自登大位，则必然要将皇帝抹黑，抹黑成尼禄式的暴君。将谋逆包装成替天行道，除掉暴君，如此才可以名正言顺的杀掉皇上，自己登上大位。

中国的历史上，这种事情也都很稀疏平常。由于西西河的历史爱好者很多，我的水平又有限，举的例子错了，难免会引起很多的口水，跑题了。想来想去，还是找一个外国人当靶子比较不错。

http://baike.baidu.com/link?url=zx-cp-r766vc8pa87Qwer8KgNsUzKfU0mQPhNLdmprq62IRmhpmf20p7erVEa2wRH08iesvJroPW_cmzwnI6x_

百度的尼禄词条，一方面说尼禄是一名仁慈的皇帝。“尼禄在内政的措施上，基本上多是向平民大众所倾斜的。他发明了对付伪造遗执政时的民情嘱的办法，限制诉讼案例辩护报酬的上限，用来防止权贵藉着法律对平民施以的不平等剥削。他降低了许多间接税的税赋，并公开政府的税收记录以防止官员贪污舞弊。尼禄压低粮食价格，让贫穷的罗马公民也能够得以温饱。”另一方面，又说尼禄无比残暴和荒淫，杀妻杀母，荒淫无道，更纵火焚烧罗马城。简直像是神经病人写的。

当然，历史是历史上的胜利者编写的故事。尼禄的历史，也是历史上的胜利者们编写出来的。比如公元64年的罗马城大火，从历史记载中，尼禄当时在安提乌姆，火灾后急忙赶回罗马来，开放自己的宫殿安置灾民，并从邻近的城镇运粮赈济。但是，尼禄的反对者造谣说，尼禄是纵火者。罗马帝国的叶永烈和炎黄春秋们，甚至编造了有些人看见他站在高塔上穿着戏装，面对下面一片火海，弹奏着里拉琴，演唱他那关于特洛伊陷落的民谣。

今天，尼禄的形象，就是这些古罗马的历史创作者们给我们编造出来的，一个暴君，一个罗马城的纵火者。

所以说，太阳底下没有新鲜事，谣言治国术，栽赃陷害术，古今中外，都没有什么区别。中国的文革历史创作者，比如叶永烈，也曾经创作出了“（江青）智擒王光美”的故事，把明明是叶家小姐干的缺德事，一盆脏水，泼到江青的头上。

再继续回到尼禄和罗马帝国。尼禄只活了31年，在位11年。罗马人为他举行了规模很大的葬礼，因为念他是恺撒家族的最后一个统治者。帝国卫队宣布老迈的伽尔巴为皇帝，但不到七个月就被暗杀了。接下来登基的是欧托，不久自杀身死。下一个是维特里厄斯，加冕不久也被谋杀。不到一年中，罗马帝国死了四个皇帝，史学家称它为“四帝之年”。

大家看一下，一年死了4个皇帝，还都不得好死，这个政治斗争也太激烈了。

当然，罗马帝国早就灰飞烟灭了，尼禄是明君也好，是暴君也好，对今天没有任何的影响，我对尼禄的历史真相，真的是一点兴趣都没有。我感兴趣的，其实是红朝历史上的开国皇帝，也享受到了尼禄式的待遇。

红朝历史上的开国皇帝，那真是开天辟地，历史上少有的一位好皇帝，他带领我们打跑了外国侵略者，创建了红朝，为了保卫红朝的安全，牺牲了自己的儿子，给穷人分田分地，带领国家走工业化的道路。

但是偏偏有人，为了一己的私利，居然想谋朝篡位，废掉开国皇帝。为了废掉皇帝，他们策划了一个非常毒辣的计谋，制造了血腥的谋杀，然后恶毒的将谋杀的罪名，安插到开国的皇帝的头上，以达到废天子的目的。

其中的关键步骤，就是在66年8月，在北京发生的血腥屠杀。

1966年8月5日，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校长卞仲耘被打死，这是幕后黑手第一次尝试突破人类的底线。

紧接着，在卞仲耘死后，由高干子弟组成的西纠等组织，打着红卫兵的招牌，在北京大肆屠杀，按“炎黄春秋”“恐怖的红八月“的说法，在北京打死了1772人。在北京城内大肆杀人的同时，幕后黑手把手伸进的北京的郊区，在北京大兴制造了恐怖的大兴惨案，屠杀了325人。

在文革中，中国各地曾经发生过多起屠杀事件，比如湖南道县的屠杀，广西的屠杀，死亡人数都高于北京。这些案件，其实也都是嫁祸栽赃计划的一部分。

但是，北京的屠杀，虽然死人较少，但是从严重性上，要远远超出广西、湖南等地的惨案。因为北京屠杀的凶手，是由中央高层的高干子弟们干的。杀死1772人，涉及的高干子弟，涉及的凶手人数恐怕要超过万人。通过有计划的屠杀，一次性绑定万名以上的高干子弟跟他们的家属，将其绑架到谋逆的战车上。这些高干子弟或其家属，一旦想退出谋逆的计划，幕后黑手可以通过放出所谓的真相，立即让他们身败名裂。其性质之恶劣，其余毒之深远，是红朝是否会倒台的最危险因素。

（所有说，《投名状》是一部隐射红朝文革历史的反动电影。）

在本节结束的时候，顺便鄙视一下某些所谓的毛左们。

网上看到一个笑话，养狗的人家，买了扫地机器人清理地板上的狗毛。有一天上班的时候，狗主人打开扫地机器人，放心地离开了家。他走后，狗在地上拉了一泡狗屎了。于是，机器人把狗屎均匀地涂抹在地板上是个什么效果？

某些毛左们，跟狗屎牌扫地机器人一个德行。右派们说，文革是一场巨大的灾难。毛左狗屎牌扫地机器人，顺着右派的话，胡说八道什么文革的各种损失，是伟大革命的必要损失。

我这个阴谋论者的建议，就是对右派说：我们要历史的真相，文革的灾难，那些狗屎，都是那些王八蛋们拉出来的？我们要把这些王八蛋们，以及他们的阴谋，公布在光天化日之下。

本文根据书稿《群众的文化大革命史》的第一部分改写

http://bbs.wenxuecity.com/mychina/841054.html

有关一九六六年的五十天

　　众所周知，一九六六年八月，毛泽东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上散发了一份题为《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的文件，全文是：

　　"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和人民日报评论员的评论，写的何等好啊!请同志们重读这张大字报和这个评论。可是五十多天里，从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领导同志，却反其道而行之。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打下去，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围剿革命派，压制不同意见，实行白色恐怖，自以为得意，长资产阶级的威风，灭无产阶级的志气，又何其毒也!联系一九六二年的右倾和一九[**]年的形"左"而实右的错误倾向，岂不是可以发人深醒的吗?"[2]

　　这段文字，其震动之处，除了坦率、直接的特点之外，还在于首次点破了：在社会主义国家里，竟然存在着"压制不同意见，实行白色恐怖"的形"左"而实右方式对群众专政的问题。这里所说的在"五十多天里"发生的看来是一些很重大的事件，到底是指的什么呢?今天以控诉迫害为主题的文革回忆录文学，为什么对这"五十多天"竟然缄默无语呢?

　　先来看一看一些最权威的官方史记载：著名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此只字未提，这时"宜粗不宜细"的典范。由金春明所著的《"文化大革命"简史》[3]最接近一部官方正式的文革史，依照"简史"的风格，对此事记载道："由于发动'文化大革命'本身是错误的，目的也是含混不清的;各单位群众对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开展'文化大革命'的意图理解不同，对本单位领导的看法和所持的态度不同。所以，从运动一开始，就分成了'造反派'(通常是少数派)和'保守派'(通常是多数派)，必然会同一部分群众和某些基层组织发生许多难以处理的矛盾。加以江青、康生一伙有意煽动和挑拨，以致发生越来越多的轰赶工作组的事件，结果工作组不仅未能扭转越来越严重的混乱局面，反而将自己置于矛盾交点的困难地位。……为了坚持工作，一部分工作组曾经不适当地采取了所谓'排除干扰'的某些措施。有些单位批斗了一些带头'造反'，轰赶工作组的人，并加以'反党分子'、'假左派'、'右派学生'等罪名。当时，对于这一类措施，党内党外都有赞成和不赞成的不同看法。江青、康生一伙确对此大加渲染，诬之为'镇压群众'、'白色恐怖'、'反对革命'，力图给工作组加上弥天的罪名。"这是官方史著所能给予的尽量含蓄、尽量客观的说法了。

　　王年一的《大动乱的年代》是在中国公开出版的另一部比较权威的文革史著作。[4]这部著作记载五十天的篇幅相对较长，从这里我们才隐约看见一些事件真相的端倪，比如，提到工作组进校后人们对1957年"反右"、"引蛇出洞"的联想，简要提到六月初上海发生"围攻少数派"的事件，较详细地提到西安交大"六.六"事件，包括这样的情节："把学生李世英等人戴上高帽子游校。9日中午，李世英自杀，未遂。后来，毛泽东称李世英为'学生领袖'。"王著分析到："不少工作组也有错误的方面，就是在不同程度上人为地制造阶级斗争，……一些工作组按照自己对'右派'的理解，过分严重地打击了向党委、向工作组发难者。"这些记述和分析的可贵之处在于有很大程度的独立判断，然而遗憾的是，学生和工作组、少数派和多数派在头五十天内冲突的线索，在王著里并没有和后来文革的矛盾发展联系起来，最终王著的叙事基调要和官方结论保持一致，理解"五十天"的意义也就成为不可能了：因为对"五十天"内的矛盾冲突深入追究、分析下去，就会触及文革运动初期复杂曲折的发展过程，就可能破坏官方文革史的自圆其说。

　　本文下面将通过笔者现有的一些材料对这个历史时刻的有关事件作一番追究，比较各种说法，以图尽量完整地复原出一个被主流话语所刻意"遗忘"的一九六六年五十天的历史。

　　刘少奇、邓小平与一九六六年的五十天

　　从六十年代初到文革前夕，刘少奇领导中央一线工作，毛泽东退居二线。许多回忆录都记载了文革前夕政治气氛越来越"左"、各种政治运动越来越严峻的情况。而多数的分析认为，这是毛泽东对"阶级斗争"越来越强调的结果。然而，难以解释的是，恰恰是在这个时期，毛泽东对当时政治运动的领导工作表现出很大不满，并感到自己被排除在决策权之外，因此才有毛泽东、刘少奇在"四清"问题上发生公开的分歧，以及毛泽东手拿宪法、党章抗议被剥夺发言权的事情发生。[5]

　　毛泽东的不满之一，是刘少奇在"四清"运动中实行残酷打击一大片干部群众的粗暴作法，这就是毛泽东在《我的一张大字报》中所说的"一九[**]年的形'左'而实右"。事实上，刘少奇领导一线工作期间展开的政治运动，无不打上刘少奇的个人印记。[6]由刘少奇的夫人王光美在四清运动中所实践和整理出来的"桃园经验"(《关于一个大队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经验总结》)就是渗透着刘少奇的群众观、反映了刘少奇风格的政治运动的一部经典。它的影响普遍渗透到各级干部的工作方法和作风当中，因而"桃园经验"注定要在文革中发挥它的作用，它的执笔人王光美也注定要在文革初期积极运用她的经验，从而导致她后来巨大的个人不幸。。毛刘之间的分歧又要归结于他们对党、对群众看法上、对党群关系、对精英与群众关系看法上的深刻差别。对于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先当群众的学生、后当群众的先生"、坚持共产党的领导等抽象原则，他们也许没有争论，而一旦面对生动活泼但非尽善尽美的群众和群众运动，他们的态度就变得截然不同。另一方面，当毛泽东正在思考着党内出现"吸工人血的资产阶级分子"、"危害革命的错误领导，不应当无条件接受，而应当坚决抵制"[7]等问题时，刘少奇却在考虑着怎样把"桃园经验"的"集中优势兵力"派工作组下基层、找根子、夺权、人人过关、"洗手洗澡、下楼放包袱"等搞政治运动的标准操作程序进一步完美化，并在这种行政命令式的政治运动中把共产党员变得进一步驯服工具化。

　　现有文革史，对一九六六年六月初刘少奇主持中央派工作组、订立"八条规定"，以及后来转发北大有关"六.一八"事件简报等领导层的事态发展，叙述较详尽，但对群众层次的言论、行动和发生在基层单位的事件的记载比较稀疏，或有意回避。下面就从刘少奇、邓小平亲自过问、直接干预的两个基层单位的情况入手，来具体说明刘少奇、邓小平一九六六年六、七月间领导文革运动的方法和风格。有关事实记录，很多来自文革运动中群众出版物的文章，这里基本引用原话，但去掉一些浮夸而无实际内容的词句。

　　第一个例子是北京师大一附中。当时刘少奇的女儿刘平平是该校高一学生，她可以经常向刘少奇汇报情况，而刘少奇也根据女儿的汇报，做出指示，让刘平平转达给工作组。

　　六月九日，曾有第一批工作组进师大一附中。这期间"揪出"了校长兼党委书记刘超。六月十七日以勾德元为首的新工作组进校，这个新的工作组和刘少奇保持着直接的联系。新工作组进校不到十小时，就在全校师生大会上宣布："我们已经掌握了你校反革命集团'三家村'的全部资料，师大一附中，四类学校，党支部是黑党支部!"两天后，由刘少奇亲自向工作组下达命令，定了校长兼党委书记刘超为"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并说：敌人占百分之五是指全国，具体到你们学校和党支部，那就不行了!"于是，该校将近百分之九十的干部被打成"牛鬼蛇神"和"黑帮分子"。百分之七十七的班主任被斗争、被围攻。这些干部、教师被剥夺了参加运动的权利，甚至被迫进行非法的长期的"劳改"，以至受毒刑拷打。工作组制造了师生之间的对立，以至互相斗争，互相残杀。

　　工作组的作法引起了一些师生的不满，六月二十日，一附中的学生陈永康、何方方(均是革干出身、中共预备党员)起来造反了，贴出题为《揪出钻进我们肝脏的牛鬼蛇神!》的大字报，指出工作组犯了方向、路线错误，认为工作组"盗用党的名义，利用职权，进行一系列反党反社会主义勾当"，他们"用对待敌人的态度打击无产阶级左派和革命群众"、"千方百计地制造纠纷，煽动、挑拨、好象对待敌人一样'审讯''斗争'革命同志，转移群众的斗争视线"。

　　大字报贴出的当天，刘少奇接见了该校工作组组长勾德元等四人，说："写大字报的人就是打着'红旗'反红旗，大字报谁都可以利用。""现在人家向你们进攻，人家向你们采取攻势了，这好嘛。敌人出来了，这个蛇出洞了，你消灭他就容易了。""出大字报[指批评工作组的大字报]是好事，蛇出洞了，首先就要把敌人搞清楚。"[8]如果说，向工作组发难使人想起一九五七年"向党提意见"的鸣放运动，那么，一九五七年的反右运动，特别是所谓"引蛇出洞"策略，就成为刘少奇心目中的一个关键性的参照系，这期间他的指示、谈话，都反映出他准备把一九五七年反右的一整套作法运用到当时的运动中去。

　　除了五七年反右，另一个被格外注重的参照系就是不久前的四清，特别是以"桃园经验"为象征的：严格的等级秩序、严密的信息控制、政策神秘化、给群众分类排队等具体操作。刘少奇的女儿根据她对刘少奇指示的领会，在日记中写到："老师不许秘密开会。同学也不许。红卫兵是秘密组织，也是非法的，只许开一种秘密会，就是北京市委传达指示(只许党员的)，工作队革命委员会的给群众排队，可以秘密，这是必要的，但也要少数学生参加，告诉他们保守秘密。"另一方面，是对群众"闹事"的可能场景的厌恶和防范："可以让大家学毛选，社论，准备材料，不要让大家没事，没事就会闹事。"[9]

　　从六月二十四日到三十日，根据刘少奇的指示，一附中工作组有计划地组织了对陈永康、何方方等学生的三次大规模的斗争会，每次都有几百人参加，仅第一次斗争会就开了八小时。当时负责向中央汇报中学文化革命情况的北京市文革主任石琪，宣布"陈永康、何方方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反革命分子"。斗争会还引发了工作组赞许下的武斗：工作组七月十一日向刘少奇汇报说："陈、何等人经过我们三次大辩论，已打下了他们的气焰，现在还在学校检查。第二次辩论会有一个左派学生打陈一个嘴巴。牛XX(另一名反工作组的学生)这个学生，害怕辩论，吓得跑回家了，三天没来学校，还扬言要绝食、要以死来威胁我们。"[10]

　　三次斗争会后，全校一千名师生中，被打成"反革命"、"假左派，真右派"的就有一百五十名之多。有一个班还被打成了"右派班"，该班"只有一个左派，一个中间偏左，其余全是右派。"被斗的学生在学校遭到极端的歧视，一天到晚谁也不和他们说话，何方方蹲在教室里的一个角落里，弯着身体学毛选，一蹲就是半天，七月底串连开始以后她去北大看大字报，竟被人告密说她是"反革命头子"，把她赶出了北大。[11]

　　第二个例子是北京师大女附中。邓小平曾亲自指示团中央书记处书记胡启立(胡当时负责北京市西城区的中学文化大革命)把师大女附中当作运动重点，并搞成"典型"。而邓小平的女儿邓榕也在该校上学，邓小平通过邓榕了解该校的运动情况，做出指示。

　　六月四日，团中央派出了中学的第一个工作组进入师大女附中，并公开宣称"教师都执行了修正主义教育路线，按法律应该坐班房，应该判处死刑"、"教师是四清对象"、"学生都是修正主义苗子"。工作组进校后对教师进行排队、整理材料，挑起了群众之间、师生之间的对立，有的学生在教研组门上贴上"鬼斋"、在教师宿舍区贴上"狼狗窝"。一些师生对工作组进校以後把矛头指向群众非常不满，六月十七日，高三(四)班李黎黎等十三人贴出了题为《工作组站在什么立场上》的大字报，问工作组"是无产阶级革命派还是资产阶级保皇派"。在工作组的策划下，当晚全校召开大会，就这张大字报展开了"大辩论"，在工作组的煽动下，不少学生跳上台去大叫在学生中也有5%，也有右派，现在牛鬼蛇神在表演，反工作组就是反党等等。另一方面，梁二同等学生上台支持反工作组的大字报。工作组组织的对少数学生的围攻直到深夜十二点，而后又叫各班回去继续和贴大字报及支持大字报的学生进行"辩论"。会后邓榕赶回家向邓小平汇报，问他反工作组对不对，邓说："反工作组不对，这符合了社会上反工作组的逆流。"邓小平这样一句话，导致了许多的学生被打成"反革命"。

　　为了镇压反工作组的学生，工作组搞了"全面开花"，叫各班按着工作组树立的"样板"抓右派。当时高二(二)一个班就斗争了十二个被斥为"右派"的同学，其中张XX、朱XX被定为"反革命"。张XX被斗了两天一夜，朱XX只许在"牛鬼蛇神圈"里活动，剥夺了她们的一切政治权利，并被监视起来。有的同学被逼出了神经分裂症。[12]

　　女附中反工作组的事件导致了邓小平本人对该校的直接干预。下面是胡启立对有关事实的回忆："六月二十日，胡克实(当时的团中央书记)突然通知我说，要我同他一起去见邓小平。我吓了一跳，不知象邓这样的人为什么突然叫我?去了以後，邓……具体指示我说：'那十三个人并非积极分子。积极分子不同情那十三个人'。又说：'中学生也有反革命，最近枪毙的杨国庆就是中学生，只有十九岁。对这种人就是要反击。'又说：'反动的学生会暴露出来，暴露出来先摆一下。'邓这几句话就给那十三位批评工作组的同学定了性质。我回来后，就赶快通知工作组，那十三位同学不是积极分子，要坚决依靠支持工作组的大多数。这样必然造成工作组拉一批打一批，更加挑动了群众斗争群众。"六月二十七日，梁二同等十八人又贴出了《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大字报，继续反对工作组。对此邓小平十分恼火，下令让卓琳打电话给刘志坚，要刘了解梁二同父亲的情况，"企图进行政治迫害"。

　　邓小平进一步下达指示，要求运用"群众运动"的形式来打击反工作组的少数学生。胡启立回忆："六月二十日，胡克实指示我，应象师大一附中那样在学生中组织辩论会，辩论和孤立那些反对工作组的同学，当时我有些犹疑。胡克实要我向邓办公室打电话请示。六月二十七日或二十八日邓小平通过他在师大女附中读书的女儿向工作组传达邓的指示说，对少数反对派中的顽固分子不管不好，这样会使他们越来越往那边跑。工作组可以和他们展开辩论。辩论也要有些力量。让那些争取过来的人也参加辩论。……七月五日，邓亲自找我和工作组组长张世栋及两位学生代表到中南海开会。他又一次当面指示要组织辩论。当时一位同学代表说反对工作组的人都不愿意参加辩论了，怎么办?邓竟指示说：'她们不来，缺席辩论也可以嘛!'"

　　根据邓小平在十天内连下的三道指示，不顾工作组同志的反对，七月七日到七月九日接连召开了三天的辩论会，围攻反工作组的学生，制造白色恐怖。[13]

　　除了带头反工作组的学生外，其他很多学生也没有幸免于被打击迫害。邓榕后来对师大女附中的五十天回忆到："邓小平多次和我说：要不断地分类排队，划分左中右等等，目的就是要'选准打击目标'。这个目标就是革命群众，这成了我的指导思想。在我做大队工作的时候，忠实地执行了这些指示。在初一、初二各班中，让各班辅导员首先分类排队，划分左中右，实际上就是排'黑名单'，找出依靠对象和打击对象。有的班共分七、八类之多，开几次辅导员会也都说各班谁是左派，谁是右派……。当时，一些班里的领导小组成员出身不怎么好，由于受反动血统论之毒害，我极端的唯出身论，满脑子想得都是'夺权'，在排黑名单之后，就大搞夺权斗争，想把各班都换上我们信任的人，热衷于调查家庭问题，今天你是领导小组的，明天一调查出你家有问题，就换掉。为了开一个改选会，商量半天，估计各种情况。恶毒地是先把一些同学在班上搞臭，激起民愤，然后再改选、换掉，完全是运动群众。"[14]

　　五十天内，女附中的干部统统"靠边站"，六个校一级领导干部五个被斗，六个教研组长也有五个被揪斗，37个班主任有32个被围攻斗争，教师被围攻、斗争的占50%以上。七月初，刘少奇、邓小平制定一个对中学干部、教师进行"集训"的方案，以便结束中学运动，尽快开学。从七月二十三日开始，工作组组织了包括即将退休的老教师和半退休病号在内的师大女附中干部、教师"集训"，按照"四清"的操作方式，集中解决他们"洗澡下楼"问题。每个干部、教师都跟着一个"左派学生"，工作组把干部、教师的排队类别和主要材料告诉这些"左派"，他们随时可以叫干部、教师交代问题。七月二十五日，工作组组长张世栋讲："洗澡下楼不要'就事论事'，要猛上纲。""有人要洗烫水澡。革命小将在把关，守得很严。"集训期间，干部教师的精神受到巨大摧残，很多干部教师都讲，去集训就象进了"集中营"，有的教师说："再过几天，我就要被逼疯了!"有的教师写了遗嘱、绝命书。[15]

叶剑英的嫌疑很大

陈小鲁揭赵紫阳[**]被逼下台内幕

http://cn.[**]s.com/gb/15/6/2/n4447992.htm

陈小鲁在口述历史《陈小鲁：陈毅之子痛说革命家史》一文中称，当时，政改研讨小组是一个临时机构，是1986年9月根据邓小平建议成立的，由赵紫阳、胡启立、田纪云、薄一波、彭冲五人担任小组负责人，在中共政治局常委领导下工作。陈小鲁1986年10月到政改研讨小组办公室工作时，发现开会是赵紫阳牵头，胡耀邦没有参加，感到很奇怪。1986年学潮是在12月份，这时候还没发生学潮。等于说学潮之前已经内定胡耀邦下了，由赵紫阳接总书记，所以中央指定这个事由赵紫阳牵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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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7年1月胡乱邦下台，下台前，在86年11-12月制造学潮。

86年12月的学潮，是89年3-6月学潮的预演。确认了一直被历史掩盖的86年12月份学潮，是真实存在的，不是我想象出来的东西。

贼不打三年自招，陈小鲁这个66年8月西纠的打手，再次公布真相：

胡乱邦不是因为同情学潮而下台的，而是要下台了，才搞的学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