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红朝惊魂诡案（1）--又到一年两会时 -- 海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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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临近年底，我在博客写了一篇质疑文章，题目是《请放开宋彬彬》。文章中说：“实验中学今年九月的校庆活动，在网上遭到猛烈抨击，批评文章多言辞凌厉。我同意那些文章的基本观点，即校方缺少对文革的正确认知，但我反对对宋彬彬本人继续妖魔化。”“迄今为止，我没有看到过当年在校的学生（66、67、68三届学生约40个班）有人举证宋彬彬参与暴力的事实，也没有看到过网上和民间流传的宋彬彬打死若干人的实据。

不说出施暴学生的名字，不等于可以嫁祸于宋彬彬。

为了厘清母校那段文革历史，当年的学生代表会主席，而今年过花甲患有冠心病的刘进辛苦奔走了几年，访问了几十位老师、校友，写下几万字的调查报告（包括100多个注释），交给学校存档。可以说，她把责任一直承担到了今天。

　　写到这里，我想起那些殴打、羞辱过老师的同学，我仍然希望她们能站出来说出自己的经历，给当代一个解释，给后代一个警醒。宋彬彬背了黑锅，不等于自己就可以永远隐藏在历史的汪洋里。我想起制造了“宋要武”的光明日报记者，利用了“宋要武”的湖北省委喉舌长江日报，如果相关的当事人还健在，希望他们能站出来还历史一个公道。宋彬彬改名宋岩的档案应该还存放在北京市公安局西城分局二龙路派出所，有查阅权限者，也可以作证宋彬彬是否改名宋要武。其实，文革中改名卫东、忠东、红卫、爱党的不计其数，改名本是寻常事，惟有“宋要武”叫不得。

宋彬彬的符号人生

http://news.sohu.com/20140313/n396561766.shtml

“宋彬彬到底有没有打人？”

　　第一个在官方层面提出这个问题的，是中共中央组织部调查组。1980年代，在美国留学的宋彬彬被人告了。

　　1980年，宋彬彬去了美国，就读于波士顿大学地球化学专业。就在这期间，有中国留学生举报她：“宋要武”怎么来上学了？她是个杀人狂！中国大使馆很紧张，要求中组部调查。

　　他们得到的回答是：没有看见。

　　说这句话的人，是时任北师大附属实验中学教导主任的王本中。

　　戴着一副黑框眼镜，总是给人温文尔雅印象的王本中已74岁。他在这所学校工作了40年，甚至“实验中学”这个名字也是他的创意。当年，他是名年轻的数学教师。“八五”那天，他战栗不已。2014年1月12日的道歉会上，他发言：“那是女附中的校耻。”

　　有了北师大附属实验中学的证明，宋彬彬才得以完成学业，1989年成为麻省理工学院的第一位来自中国的地球化学女博士。她很感激学校。

人家又拟了一条标题，叫：文革只有宋彬彬们道歉不够

实际情况是：徐友渔就误传不实信息向宋彬彬道歉

http://bbs.wenxuecity.com/mychina/757208.html

宋彬彬在表示道歉和感谢的见面会上第一句话是“没想到会这么快”，这很奇怪。在我看来，公开的道歉和说明实在是来得太晚了，应该早很多，很多，事情已经过去快半个世纪，她本人年近70，有的受害老师快90岁了。正因为太晚，才使一些不确实的说法长期流传而得不到纠正，才有那么多误解和不必要的争论。

宋彬彬说的话有两个方面，一是道歉，二是辩解，而且真正的重心落在澄清和辩解。可能有人会对她道歉的真诚性表示怀疑，从而不接受或责难她的道歉行为。我认为，揣测动机没有必要，没有意义，我更想强调，道歉时可以做出说明和辩解，因为我们的一切评论和判断都必须基于事实。宋彬彬尤其有权利、有必要对过去发生的事作出说明，还原历史真相，因为关于她本人，关于她和卞仲耘之死事件有许多传言是不确实的。如果一个法庭不允许被告申辩，那这个法庭一定不是公正的，它作出的判决经不起历史的检验。

长期以来，关于宋彬彬在文革中的所作所为有许多传言，有的骇人听闻但没有根据。比如，有的说她亲自参加了殴打卞仲耘致死的暴力事件，还有的说她亲手打死了好几个人。我在自己研究文革和红卫兵运动的著作《形形色色的造反》中引用过这种材料，这种误信、误传不实信息的做法可能扩大对于当事人的伤害，我在此向宋彬彬女士道歉，保证再谈此事时不再重复不实之词，并作必要的澄清。

根据宋彬彬的这次发言，以及以前发布的材料，我想可以肯定的是，宋彬彬不属于对卞仲耘殴打致死的凶手，她也没有在其他场合亲手打死人，长期流传的类似不实说法应该得到澄清和纠正，基于这些传言对宋彬彬的批评应该停止。至于她在卞仲耘之死事件中的责任，她的名字改为“宋要武”所产生的恶果，还有她对自己责任的认识和评价，那当然还可以争论，也一定会有争论。但是，一切争论，一切不同的看法，都必须基于事实。

我记得，几年前当我读了刘进关于打死卞仲耘的8·5事件的材料和其他有关材料之后，我马上就作出判断：说宋彬彬直接参与打死卞仲耘的事件是不符合事实的。我还写了一些文字，对于以前传布不实说法表示纠正和歉意，并同意办网站的朋友发表。以我的经验，不论传言多么久远和广泛，不论人们的偏见有多么深，事实本身还是最有力量的。我为这种澄清来得太晚遗憾，我相信，如果调查材料及早公布，哪怕会被一些人认为是一面之词，会引起争议，但至少也有一些像我这样的人，会深思、比较，采信正确的说法。

我希望，所有研究和叙述文革的学者、作者，一切有关问题的写作者，都重视宋彬彬本人和刘进等人的澄清与说明，如果有过对于北京师大女附中8·5事件不符合事实或不准确的描述，都要立即更正。我坚信，这种更正并不影响我们对于文革的批判，对于文革真正责任者的追究，但对于宋彬彬本人，却影响巨大，不管你对她抱有好感还是恶感，即使你不想对她本人的处境和声誉负责，你也必须对事实真相负责，对历史负责。事实是最坚硬、最有生命力的存在，一个人，哪怕被很多人不喜欢，他说出的事实仍然是事实；一个说法，哪怕它充满道义感，本意是要替被侮辱与被损害者说话，如果不符合事实，仍然没有说服力。正义感不能代替事实或弥补事实方面的缺陷，反而会因为与事实不合（或不完全相合）而受到损害。

另一方面，我不愿意看到，这次宋彬彬等人对于事实的说明和澄清演变为对于以前控诉和批判文革中暴力与迫害的质疑或否定。我们不能得出结论说，以前的指控是建立在歪曲事实和谣言的基础上，有关研究者的指控是出于对于宋彬彬的个人成见。如果说宋彬彬曾遭到污名化的委屈，那么事情起源于把“要武”这个恶名强加于她的文革发动者。“要武”与全国性的武斗和暴力事件的关系是显而易见的。除了号召“要武”，文革发动者还命令军队把武器发给一派群众组织，以剿灭另一派，还说什么中国“无战争经验已经十多年了，全面内战，抢了枪，大多数是发的，打一下，也是个锻炼。”顶着“宋要武”名字的宋彬彬当然与全国性的武斗没有关系，但既然领袖把这个名字赐予她，也就使她摆脱不掉地成为武斗的象征和符号，要怪只能怪把这强加给她的个人和体制，而不能怪群众。如果宋彬彬不敢或不愿正视、谴责最高领袖对她的污名化与伤害，把怨气集中撒在致力于揭露和批判文革暴力的人身上，那么她的说明就难于奏效，还会激起反感，维持和加深对于她的已有误解，这对她本人和中国人实事求是地评价文革都没有好处。

宋彬彬终于公开道歉了，这是一个迟来的道歉。她的道歉引起了关注和议论，但人们在听到这个消息时最快、最本能的反应是：谁最应该道歉，谁是最有责任道歉的主体？显然，这不应该只是单独的、普通的个人，不管他们在文革中怎样做错事或作恶。至今为止，道歉者都是响应号召、卷入文革的普通人，那么，对于发动文革应该承担责任的个人或团体呢？要知道，文革是在隆重的会议之后，根据会议的正式决议进行的。在上世纪80年代初，在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曾经有过对于文革的否定性评价和分析，但这与道歉是两回事。

我们知道一任又一任德国领导人是如何为二战道歉的，我们更知道，我们是如何要求日本领导人对中国道歉的，那么我们自然要问，仅有陈小鲁、宋彬彬等人的道歉，够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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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彬彬道歉是大好事。

　　第一，“无心插柳柳成荫”

　　“新京报”的报道“再不道歉就没机会了”乍一看标题很吸引眼球：“宋彬彬为文革道歉”。再一看，实际道歉内容有两大条：第一，“参与贴出第一张大字报”;第二，“没有保护好校领导”，导致校长卞仲耘被打死，成为文革中北京市第一个被打死的教育工作者。

开国上将宋任穷之女向文革受伤害老师同学道歉(图) 　　再仔细一分析，这两条其实都并不那么简单：

　　——“参与贴出第一张大字报”——并非宋彬彬自己主动，而是别人动员的结果：“刘进的最后一个道歉对象，是同班同学宋彬彬，‘是我让你和我一起贴大字报，是我作为总领队派你带领同学们上天安门城楼，而影响了你的人生。’”

　　——“没有保护好校领导”——“卞校长被‘暴力致死’前，自己和刘进曾两 次阻止，看到同学散了，以为不会有事了，就走了”——不是没保护，而是保护不力。(据冯敬兰：“不要让文革成为演义——也谈卞仲耘之死”一文，“高三1班 刘沂伦证实说，是宋彬彬和高三2班朱姓同学等几人去医院找的大夫。朱同学事后告诉刘沂伦，医生一听说是黑帮就不愿来，宋彬彬和他当场吵了起来，说解放军三 大纪律八项注意，对俘虏还得优待呢。当时来了一个年轻的男大夫，一个年长的女护士，给卞校长打了强心针。”)

　　如果凭这两条要求宋彬彬道歉，那经历过文革的中国人没有谁是不该道歉的 ——当时全国有几个人是没贴过大字报的?宋彬彬被人拉去“参与”写大字报都不行，那自己写了大字报的呢?卞仲耘生命垂危时宋彬彬顶着压力要求施救尚且逃脱 不了“保护不力”之责，那其他所有中国人岂不都可以安上个“保护XXX不力”之罪?说是“宋彬彬为文革道歉”，其实是要求中国人人人过关，个个请罪。实际 结论：“中国人劣等，谁都不干净”。

　　但“宋彬彬道歉”的实际效果却是歪打正着，让急于借“红卫兵道歉”大做文章的人不得不放松了信息封锁，让许多对历史真相一直一无所知的年轻人突然知道了一些历史事实：

　　——宋彬彬没有打人，更没有打死卞校长。所谓“九条人命”的谣言从此破产。

　　——上天安门献袖章并非宋彬彬自己安排的，而是别人安排的——“是我作为总领队派你带领同学们上天安门城楼，而影响了你的人生。”

　　——宋彬彬没有改名叫“宋要武”——“8月18号之后，有很多人写信给宋要武收。很多很多信，我从来没有拆过，因为我不承认宋要武是我。”

　　——打死校长卞仲耘的不是宋彬彬，而是师大女附中“高中一年级”的“高干子女”(“不要让文革成为演义——也谈卞仲耘之死”一文中有详细描述。)

　　——几十年来宋彬彬一直试图说明历史真相，但一直被“言论自由”的环境严 密封锁：“这么多年，作为一个符号，我经历很多，我有很大的心理压力。而且在很多语境下没有办法去澄清这个事情”、“有人将卞校长的死和你联系在一起。你 之前写文章，也引来很多质疑”、“可能有人会说你的道歉只是对自己的洗刷。你们也说过，有人称你们‘假道歉，真反扑’”。

　　——“文革发动的目的之一就是让底层群众揭发、监督党内高层干部，而‘老红卫兵’们为了保护自己的爹妈则把矛头指向党外的群众。”

　　宋彬彬没道歉之前，虽然拼命澄清，但知道上述历史事实的有几个人?一道歉，这些信息一下子就传遍了全球。一个道歉能打破如此严密的信息封锁，这笔买卖不能算亏。

　　第二，让当年打死人的真正凶手越来越难装死过关

　　不管出于什么动机，“宋彬彬道歉”的客观效果是把师大女附中文革往事放在 了聚光灯下，让“打死卞仲耘的人是谁”一下子变成热得烫手的话题——定性批斗卞仲耘的是谁?不是宋彬彬，而是派驻师大女附中的工作组。谁派的工作组?团中 央。当时谁主管团中央?谁通过自己的女儿直接插手抓师大女附中的工作组?谁的女儿直接参与殴打卞仲耘?……“宋彬彬道歉”虽然只字未提，但客观逻辑让人们 不可能不把一切线索引向真正的罪魁祸首——宋彬彬能出面澄清自己没打死人，其他人为什么不也能如此?当人人都如此时，真正的罪魁祸首还躲得掉吗?时至今 日，还会有人愿意给别人当替罪羊吗?你过去装死，今天装死，明天呢?当人人都澄清自己时，你再装死又有个屁用?就凭这就可以肯定，“宋彬彬道歉”让某些人 如坐针。

　　第三，让“普世公知”忘乎所以原形毕露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

　　“宋彬彬道歉”让“普世公知”们得意忘形，马上得寸进尺：“深度不够”、 “只是陈小鲁、宋彬彬道歉是不够的!”、“打死人这种事，道个歉就能过去了?”、“中国知名公知徐友渔：国家应向文革道歉、个体道歉是不能代替国家道歉 的，如果没有国家正式的、隆重的道歉，那么文革的罪责就永远没有了结、只要国家还没有道歉，人们就会继续追问下去，要挖出真正的罪责主题，道歉也就并没有 画上句号”、“武斗宋彬彬有责任，现在的道歉不够、她在文革中扮演的角色和对武斗局面的推动，她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鲁迅说：“中国的事，此退一步，而彼不进者极少，大抵反进两步，非力批其 颊，彼决不止步也。”——个人道歉不行，得国家道歉。国家道歉了呢?还不行，得国家赔偿。国家赔偿了呢?还不行，得追究责任。追究责任之后呢?还不行，得 “政党轮换”——你既然“国家道歉”、“国家赔偿”，那就不打自招承认是“犯罪组织”。既然是“犯罪组织”，那就不但没有资格执政，而且没有资格存在…… “普世公知”们不可能有其他选择，只能沿着这条你死我活的道路得寸进尺一条道走到黑。即使他们其中有人想适可而止，其他人在利益驱动下也决不可能住手。这 就逼着执政党内想靠妥协道歉得过且过的人迟早走投无路，要么彻底投降，要么不得不翻脸。不信?走着瞧。

　　不管是哪种情况，对坚持“走资派破坏文革”观点的人来说都不是坏事。就凭这就可以说，宋彬彬道歉是大好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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卞仲耘之死如果水落石出，某些高喊民主、自由的公知的大靠山，恐怕是要倒了。

另外，某团蟹越级一手提拔的谷俊山也终于落网了，38军换头，红朝灭门恶斗的大戏，终于要徐徐上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