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红朝惊魂诡案（1）--又到一年两会时 -- 海峰

人家又拟了一条标题，叫：文革只有宋彬彬们道歉不够

实际情况是：徐友渔就误传不实信息向宋彬彬道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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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彬彬在表示道歉和感谢的见面会上第一句话是“没想到会这么快”，这很奇怪。在我看来，公开的道歉和说明实在是来得太晚了，应该早很多，很多，事情已经过去快半个世纪，她本人年近70，有的受害老师快90岁了。正因为太晚，才使一些不确实的说法长期流传而得不到纠正，才有那么多误解和不必要的争论。

宋彬彬说的话有两个方面，一是道歉，二是辩解，而且真正的重心落在澄清和辩解。可能有人会对她道歉的真诚性表示怀疑，从而不接受或责难她的道歉行为。我认为，揣测动机没有必要，没有意义，我更想强调，道歉时可以做出说明和辩解，因为我们的一切评论和判断都必须基于事实。宋彬彬尤其有权利、有必要对过去发生的事作出说明，还原历史真相，因为关于她本人，关于她和卞仲耘之死事件有许多传言是不确实的。如果一个法庭不允许被告申辩，那这个法庭一定不是公正的，它作出的判决经不起历史的检验。

长期以来，关于宋彬彬在文革中的所作所为有许多传言，有的骇人听闻但没有根据。比如，有的说她亲自参加了殴打卞仲耘致死的暴力事件，还有的说她亲手打死了好几个人。我在自己研究文革和红卫兵运动的著作《形形色色的造反》中引用过这种材料，这种误信、误传不实信息的做法可能扩大对于当事人的伤害，我在此向宋彬彬女士道歉，保证再谈此事时不再重复不实之词，并作必要的澄清。

根据宋彬彬的这次发言，以及以前发布的材料，我想可以肯定的是，宋彬彬不属于对卞仲耘殴打致死的凶手，她也没有在其他场合亲手打死人，长期流传的类似不实说法应该得到澄清和纠正，基于这些传言对宋彬彬的批评应该停止。至于她在卞仲耘之死事件中的责任，她的名字改为“宋要武”所产生的恶果，还有她对自己责任的认识和评价，那当然还可以争论，也一定会有争论。但是，一切争论，一切不同的看法，都必须基于事实。

我记得，几年前当我读了刘进关于打死卞仲耘的8·5事件的材料和其他有关材料之后，我马上就作出判断：说宋彬彬直接参与打死卞仲耘的事件是不符合事实的。我还写了一些文字，对于以前传布不实说法表示纠正和歉意，并同意办网站的朋友发表。以我的经验，不论传言多么久远和广泛，不论人们的偏见有多么深，事实本身还是最有力量的。我为这种澄清来得太晚遗憾，我相信，如果调查材料及早公布，哪怕会被一些人认为是一面之词，会引起争议，但至少也有一些像我这样的人，会深思、比较，采信正确的说法。

我希望，所有研究和叙述文革的学者、作者，一切有关问题的写作者，都重视宋彬彬本人和刘进等人的澄清与说明，如果有过对于北京师大女附中8·5事件不符合事实或不准确的描述，都要立即更正。我坚信，这种更正并不影响我们对于文革的批判，对于文革真正责任者的追究，但对于宋彬彬本人，却影响巨大，不管你对她抱有好感还是恶感，即使你不想对她本人的处境和声誉负责，你也必须对事实真相负责，对历史负责。事实是最坚硬、最有生命力的存在，一个人，哪怕被很多人不喜欢，他说出的事实仍然是事实；一个说法，哪怕它充满道义感，本意是要替被侮辱与被损害者说话，如果不符合事实，仍然没有说服力。正义感不能代替事实或弥补事实方面的缺陷，反而会因为与事实不合（或不完全相合）而受到损害。

另一方面，我不愿意看到，这次宋彬彬等人对于事实的说明和澄清演变为对于以前控诉和批判文革中暴力与迫害的质疑或否定。我们不能得出结论说，以前的指控是建立在歪曲事实和谣言的基础上，有关研究者的指控是出于对于宋彬彬的个人成见。如果说宋彬彬曾遭到污名化的委屈，那么事情起源于把“要武”这个恶名强加于她的文革发动者。“要武”与全国性的武斗和暴力事件的关系是显而易见的。除了号召“要武”，文革发动者还命令军队把武器发给一派群众组织，以剿灭另一派，还说什么中国“无战争经验已经十多年了，全面内战，抢了枪，大多数是发的，打一下，也是个锻炼。”顶着“宋要武”名字的宋彬彬当然与全国性的武斗没有关系，但既然领袖把这个名字赐予她，也就使她摆脱不掉地成为武斗的象征和符号，要怪只能怪把这强加给她的个人和体制，而不能怪群众。如果宋彬彬不敢或不愿正视、谴责最高领袖对她的污名化与伤害，把怨气集中撒在致力于揭露和批判文革暴力的人身上，那么她的说明就难于奏效，还会激起反感，维持和加深对于她的已有误解，这对她本人和中国人实事求是地评价文革都没有好处。

宋彬彬终于公开道歉了，这是一个迟来的道歉。她的道歉引起了关注和议论，但人们在听到这个消息时最快、最本能的反应是：谁最应该道歉，谁是最有责任道歉的主体？显然，这不应该只是单独的、普通的个人，不管他们在文革中怎样做错事或作恶。至今为止，道歉者都是响应号召、卷入文革的普通人，那么，对于发动文革应该承担责任的个人或团体呢？要知道，文革是在隆重的会议之后，根据会议的正式决议进行的。在上世纪80年代初，在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曾经有过对于文革的否定性评价和分析，但这与道歉是两回事。

我们知道一任又一任德国领导人是如何为二战道歉的，我们更知道，我们是如何要求日本领导人对中国道歉的，那么我们自然要问，仅有陈小鲁、宋彬彬等人的道歉，够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