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农村见闻 -- 领域时空

花生每亩地产量大概是400多斤，每斤花生大概是5块钱左右，一亩地每年收入2000多元，扣除种子化肥农药等支出，大概有1500元。我村人均有2多地，不超过2.5亩，还要种些小麦和玉米当主食，留一些花生榨油。因此每年人均净收入约是3000元。此外还有养猪羊等其他次要收入。但是支出包括教育、医药，有线、电视、冰箱和电脑等支出，日用支出等，尤其是小孩的教育，到了大学花费剧增，如果考不上大学，就要盖新房娶媳妇，支出也不少。因此只靠种地远远不够，而且种地时间一年加起来不到一个月，如何利用时间和劳动力创收是比种地还要重要的问题。

大部分农民劳动力外出打工，近的在镇上县里，远的在外省和国外，属于农民工范畴，以后再谈。还有一部分农民依然留在农村进行着新的农业尝试：大棚种植、牲畜养殖和规模化生产。

大棚种植主要是用塑料大棚种植瓜果蔬菜。花生主要是春种秋收，冬天土地空闲，而冬天的蔬菜贵，因此利用冬天土地间歇进行大棚种植，收入也颇为可观。一亩地大棚固定投资需要1000多元，主要是作为支架的水泥柱，可用多年，塑料薄膜，可用两年，主板做固定用，可用多年。种植技术要求也不高，找个老手带一次就会。刚开始大多种植西瓜，冬天育种育苗，开春三四月份就可以卖西瓜，越早越值钱，可以卖到两块钱一斤，后来就是几毛钱一斤。后来随着种西瓜的越来越多，价格也就越来越低，种植种类逐渐向甜瓜、香瓜和黄瓜过渡，早春的价格可以卖到四五元一斤，最后就是几毛钱一斤。一亩地总能保证5000-8000元钱。但是整个周期要持续3-4个月，每个家庭最多能够种两亩，大部分是1亩，因为活很累人。这样平均下来，每个月的收入就比较低了。我哥种过两年，后来一比较，还是外出打工更划算，而且还没有干农活累。我的一个堂叔，种大棚的技术很好，每亩的收入也很高，算是我村比较有名气的，坚持了几年后，最终还是加入了打工大军。主要原因是，随着我国沿海经济区劳动力短缺和工资水平提高，不成规模化的大棚种植的回报率已经低于外出打工。现在除了一些不能和不想离家的青壮年还搞大棚种植外，基本没有个体大棚种植。

牲畜养殖包括大棚养禽类和生猪养殖。禽类养殖主要是大棚养鸡和大棚养鸭，正常情况下回报率与外出打工持平甚至高于打工，但是鸡鸭成长过程容易受传染病侵袭，必须一开始就在饲料中拌药，所以大棚鸡鸭都是喂药长大的。即使如此，遇到传染病还是成百成百的死亡，损失全部由养殖户承担。2012年我一个初中同学养鸭，全年只有一棚是赚钱的，其他都是亏钱，因此整体亏钱，现在计划外出打工。养猪受疾病和价格影响较大。生猪有几种病比较致命，我知道的有五号病（口蹄疫）和蓝耳病，有时候蓝耳病传染会很快，是养殖户的梦魇。我曾听说外村有因为养猪遭受传染病侵袭而自杀的事儿。我村的支书是我儿时伙伴，前几年贷款养猪，养肥了的猪一头头死掉，杀伤力非常强，现在他的猪圈已经空置了。从价格上来说，猪肉作为我国主要肉食，早已超出了正常商品范畴而成为国际间经济博弈和通胀传导的战略性商品了，因此几个价格波动下来，大点的散户基本上承受不起波动而退出。我的另一个堂叔，前几年还在养猪，现在已经去抚顺打工了。现在只有养鱼还算是正常，不过受到水体限制而有限。牲畜养殖的主要约束在于小资本无力采用先进的和规模化的技术，在市场波动中也不容易成活。

规模化种植。新闻报道有商品量的规模化种植，这个在我们那边不典型。我只知道我村有一个香烟烟草的规模化种植，虽然规模比较小，只是超出了个体家庭范畴而出现了承包和雇佣。主角还是我村的支书，初中文化，有过前科。由于农村党组织基本瘫痪，现在担任支书的主要是三类人——退伍军人、当地能人和黑社会。由于逆向淘汰，结果基本是黑社会当支书。不带褒贬色彩的讲，暴力加权力赋予了支书支配资源的能力，而当地政府和信用社也愿意支持一下能人经济。黄烟曾经是当地经济作物，我初中学费基本靠种植烟草，可是同一块地种植烟草次数多了，就会得菌斑，卖不上价钱，后来就没人种了。经过多年后，土地回生，烟草公司又鼓励农民种烟草。不过现在烟草烘烤技术进步了，有专门的烘烤室和红外烘烤技术，不是一般的小农资本可以介入的。支书就贷款建了烘烤室，承包土地和雇人种植烟草，算是规模化经营了。具体的种苗、种植和烘烤技术都由烟草公司提供和协助。今年我家岭上的三亩地，就被承包去种烟草了。这是正在尝试的一种模式，具体如何，有待继续观察。

农村生产力的提高，经过制度性的土地承包，技术性的化肥和机械使用，已经到了一个瓶颈。在有些地区，规模化和产业化成为发展的出路，而在类似我家乡的丘陵地区，规模化生产受到地形限制，产业化也存在与外部市场连接的脆弱性问题。到底是种植新的作物类型还是采取新的生产组织，依靠技术进步还是依靠城镇化和工业化，现在仍然处于摸索过程。

有观点认为，中国小农经济效率低，土地固定在家庭手中限制了规模化和产业化农业生产方式的应用，因此要推动土地流转，把土地通过市场交易流动起来，让可以实行规模化和产业化的市场主体获得足够的土地进行生产和经营。我觉得出发点是对的，方式未必对。我从粮食生产方式、土地兼并集中和中国工农业双稳态发展分析。

我国小农粮食生产未必是没有效率的。我国是一个大国，更是人口大国，粮食问题必须自己解决。因此，农业无论怎么改，怎么提高效率，都要以粮食生产为主。美国属于机械化农场式生产，生产效率是高，有数据说一个美国农民能够养活多少人等。可是还有数据说美国农业生产收集的能量与消耗的能量几乎相等。另外我国平原少，山地和丘陵多，适用于机械化大生产的土地要比美国少的多。山地和丘陵的粮食种植，还是需要小农式的精耕细作。在平原地区，小农式生产方式相对于机械化和规模化效率是否低。从许多方面的因素来说，可以找到低的因素，如水短缺时的漫灌技术和滴管技术，田间管理技术的先进性，种子与疾病防治等，小农生产的分散性的确会影响粮食产量。在许多平原地区，已经出现了种粮大户。种粮大户的土地怎么来的，是不是一定是土地流转来的，我未掌握资料。总体来看，平原地区适合机械化规模生产，山地和丘陵未必适用，小农生产有其灵活性。

土地兼并集中。土地使用权流转后，理论上不可避免的遵循资本集中原则，历史上不可避免地重复土地集中的现象。土地集中，就意味着许多农民失去基本的生产资料，就需要被城市和工业体系所吸收。如果不能吸收，遇到生产生活的波动性，就会出现贫民窟。就像现在城市白领，如果家庭夫妻一方失业，影响不大；如果双方失业，失去收入来源，就会影响家庭职能运行；如果双方失业还有农村土地和亲戚，就会重返农村，进行另一种生产生活方式；如果连农村土地都没有，就基本成为彻底的卢瑟一族了。如果没有社会保障（美国）和意识形态（印度），社会体系和经济体系的稳定性就会降低，那才是真正落入历史周期律。

中国工农业双稳态稳定发展模式。这个是我想说的重点。我从有序性创造稳态对农民工的生产方式分为三类。一是农业生产方式，属于有序性创造程度较低的稳态，二是工业生产方式，属于有序性创造程度较高的稳态，三是失业，属于最低的有序性创造稳态，就是不创造。农民工离土不离乡，就是保持农业生产低稳态条件下，同时进入高稳态运行状态。微观讲，如果失去打工的工作，就可以进入农村进行低稳态生产生存，不至于形成失业这种最低稳态。根据系统学原理，系统中的自由能总要通过改变系统结构纳入到系统。失地失业农民到底会以什么方式纳入到农村和城市系统，相信只能是个成本高低的问题，而不是无成本的问题。从宏观上讲，农民工的这种灵活性保证了中国经济体系工业和农业双稳态的稳定运行。工业繁荣时，大量农民工进入工业生产体系，经济危机时，大量农民工返回农业生产体系。农业的好处是超稳定，因此中国经济获得了低成本的庞大劳动力来源和失业大军吸纳机制。这算是中国成功的秘密之一吧。

如果土地流转和兼并集中发生，中国将失去农村这个中间层稳态结构和吸纳机制，中国经济将在高稳态和最低稳态之间交替运行，这样的稳定性就会差得多。中国农村机制的历史性任务还没有完成，还有存在的必要性。任何超出时代特点和局限而试图破坏这一双稳态稳定结构的企图，要么是空想的要么是别有用心的。

农村土地流转不是一个简单问题，不是可以用数据和模型就可以得出结论的。这是一个复杂问题，历史的、现实的、经济的、社会的、微观的、宏观的，各种因素都缠绕在一起。自组织发展，试点推动，实践改进，才是中共最为务实和有效的方法。

1980年代是化肥。有没有、用不用化肥，在某种程度上是传统农业和现代农业的分水岭。土地是农业生产最基本的生产资料，几千年来人类基本上只能在扩大面积上做文章，这种扩大面积有的是向自然要面积—拓荒，有的是向别人要面积—兼并。中国历史上王朝更替的周期律，可能是很多种因素共同造成的，但根子恐怕还是土地。直到近代人类才真正找到解决土地问题的另一个途径，就是用化肥去改变土壤成分，从而突破土地面积的局限，在极短的时间内大大提高农作物产量。1980年代，是中国农村化肥大普及的年代，也是中国农业挣脱传统农业束缚的时代，也许还是中国社会开始告别历史周期律的时代。

1990年代是农机。有没有、用不用农机，在某种程度上是传统农村和现代农村的分水岭。我这里说的农机，包括拖拉机、水泵等一般意义上农机，也包括电力、柴油等特殊意义上的“农机”。农机的使用，使人类突破了体力束缚，大大改变了原有是生产方式，也极大地改变了社会结构。一方面，使用农机增强了个体劳动能力，小家庭（一夫一妻加孩子）也足以应付农业生产的全过程，造成了传统大家庭的破碎，进而淡化了人们的家族、宗族观念，个人扮演的社会角色日趋自由。另一方面，使用农机后个人生产效率的提高，产生了大量富余劳动力，这些劳动力必然要向农村之外转移，继而影响了整个社会结构的改变。乡下的农民开始打工，城里的工人开始下岗，两者之间多多少少有些联系。

2000年代是手机。有没有、用不用手机，在某种程度上是传统农民和现代农民的分水岭。

在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表述中，工人阶级是先进的，而农民是落后的。即使是最了解中国农民，最依靠中国农民、最深爱中国农民的毛泽东，也没有在宪法中给农民一个与工人平起平坐的地位，而一直到最近城乡人大代表选举比例也才实现统一。在传统的观点里，农民是分散的、愚昧的、落后的，一盘散沙的农民似乎注定是无法建设新世界的。感谢中国移动、中国联通，还有无数的山寨手机商，带领千千万万的中国农民一步跨进了信息时代。小小的手机，大大拓展了农民的视野，扩大了农民对外交流的渠道。越来越多的农民手机的通讯录里，不但有三舅、二哥、四姨等传统角色，而且有了张老板、李工头、王供货商等等新人物。人际关系的拓展，带来了机会，带来了财富。当无数农民工在火车或街边的小摊上互相留下手机号码的时候，一张看不见的网开始把他们联系在一起，大大增强了他们与资本的博弈能力。从此之后，哪里有工作机会，哪里给的工资高，哪里的某个老板习惯拖欠工资，哪里可以学到某种技术，这些信息在几秒钟之内就传到了千里之外。在这样的情况下，封闭的、愚昧的、一盘散沙的，这样的形容词就离农民越来越远。

30多年来，中国农业、农村、农民的发展变化，当然是很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肯定不是几个东西就能改变的。但是，在我看来，化肥、农机、手机这三样东西无疑是有代表性的，它们可以作为我们观察、讨论中国三农问题的一个切入点。

化肥的背后是化学工业，农机的背后是机械工业，手机的背后是电子工业，或许这三样东西也可以作为我们观察和讨论中国工业与农业、城市与农村、市民与农民互动关系的的一个切入点。

2010年代已经过去三年了，但似乎我们还找不到一个东西来代表这个时代，最少我还没有找到。也许是互联网，也可能是互联网与手机嫁接出来的智能手机，也可能是高铁、高速和村村通公路共同搭建起来的现代交通体系，也有可能是某种非具体的东西，比如某种类型农民合作组织……

中国变化太快，我们无法预测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