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凑个热闹也说点我爷爷那辈的事 -- 断桥残雪

首先感谢各位捧场，这篇东西写出来主要是怀怀旧，里面掺杂着一点个人对时代的感慨，大概我真是老了.:)

刚跟父亲通了电话，查证了一下，有两点修正：

1.我们家族只出了一个国民党将军，文中提到的六七个的数目不确切，来源于老家乡亲的回忆，大概包括了邻近村庄和地区的总数。这个不知是否可以在县志里查到。我们家族的那位说来跟我家还是不出五服的亲戚，六七十年代在台湾去世，他的遗孀曾带儿女回大陆探亲，还给乡里的学校捐了点钱。我奶奶娘家的国民党将军比较多。那是嵊县望族，蒋介石的生母也是那个家族的人。

2.土改时我家评的是下农，不是贫农。据父亲说，当时也是按比例划分的，不知是否确实。

另外文章里错别字挺多的，大家将就着看，多谢longjuba的debug.

祖籍宁波边上的，虽然不一个县，也从来没去过。

现在网上年轻人，说到鬼子来了似乎只有两条路，抗日或者做汉奸。但在当时，老百姓听说日本人来了，只有一个念头：逃难。我爷爷一家关了工厂，跟着难民逃回了老家。可怜爷爷奶奶所有的积蓄都投在工厂的设备上，随身的只有一点点钱。一开始县城也不敢呆，一路逃回乡下种地。我爷爷从小就在城里长大，虽说有点地可不会农活，日子可想而知。后来局势稍微有点缓和，回到县城靠打理一个小铺子维生。所以我奶奶对日本人可谓切齿痛恨。直到这两年，有一次我回家说过几天要去日本开会，我奶奶还在嘀咕：“去日本啊，那要小心点，日本人坏着呢。”

抗战这八年之间，爷爷回过几次杭州看动静。应该说日本人在杭州的纪律还是不错的。诺大个工厂，也没有打劫，那些机器满是灰尘地放在工厂里就是八年。但是因为战争依然继续，时局依然不稳，而我家在杭州政府方面的关系户大多随蒋政权逃往西南，爷爷还是不准备重开印刷厂。而另一方面，毕竟希望还在。

终于熬到抗战结束，爷爷欣欣然回到杭州，看到的景象却是个晴天霹雳：机器全不见了。四处打听，才了解到工厂作为日产被大员们接收了。我难以想象当时爷爷的心情。八年的期待，八年的苦日子，换来的却是这么个结局。之后两年，直至爷爷去世，他一直在四处奔波疏通关节想把资产要回来，但至死也没有成功。抗战后那么好的形势，国民党八百万军队，为什么让共产党给赶到一个小岛上了？ 从我爷爷的遭遇就可以找到答案。我家算得上国民党的军烈属了，跟领袖还算是小同乡，尚且遭此不幸，那全中国的老百姓又如何？如狼似虎的官僚们把国民党的人心丢尽了，怎能不亡？47年的夏天，爷爷在“上访”的旅途中因传染病去世。那时奶奶还在家里等爷爷回来，等到的却是噩耗，当场昏死过去。直到今天，每当我们外出晚归时，奶奶都紧张得不得了。我们每个人都能理解，因为爷爷的出事，让奶奶等怕了。

这些就是我爷爷们的历史，其中有英雄的壮烈，也有小人物们的悲哀。我常常想，我们这代人真的很幸运，我们生活在一个我们的祖辈们所梦寐以求的年代，还有什么可抱怨的呢？只希望中国的老百姓永远不要再受战争之苦，受政治风云变幻的冲击，希望中国人永远不要自相残杀，祖辈的悲剧不再重演。

天佑苍生。

说到三爷爷的遭遇，我又想起另一个人。此人是我奶奶娘家的亲戚，留过洋，解放前是中国蚕桑界的权威。他家在乡里的口碑很差，解放时土改给评了个恶霸地主。但他却毫发无损，安然在杭州做他的太平绅士，跟我三爷爷是天壤之别。这个例子说明两点，第一，狡兔要三窟；第二，有点专业上的真本事，在关键时刻还是可以保命的。

终于该说我爷爷了。我爷爷生于1911年，跟中华民国一起出生一起成长。根据我奶奶的回忆，他属于那种头脑灵活但就是不爱读书的人。我的家族读书风气是很重的，有点唯有读书高的味道。我爷爷勉强读到中学毕业，大概有点让太爷爷失望。生活在二爷爷大树的阴影下，这也难免。不过太奶奶最疼的就是这个小儿子，四个媳妇中也对我奶奶最好。至于我父亲，小儿子的大孙子，更是掌上明珠。

爷爷读完中学就帮家里做点事，直到娶了我奶奶。我奶奶家在那时比我爷爷家有钱多了，嫁妆带来几千块袁大头，这在当时是很大一笔钱。于是爷爷就跟我奶奶用这笔钱做本钱，上杭州做生意。那时大概是三十年代初，中国的政局刚稳定下来，百废待兴，搞实业是无数年轻人的梦想，我爷爷也不例外。他开的是印刷厂，雇了几个工人。一开始的规模是很小的，类似手工作坊，后来随着经济复苏，印刷的需求量越来越大，爷爷的工厂生意也就越来越好，巅峰的时候有十几台机器，几十个工人，这样的规模在当时的印刷业中算是相当大的。工厂的厂址我小时候奶奶曾特地带我去看过，在火车站附近，但这几年杭州变化太大，估计很难找到了。记得我小学毕业考上杭州的一所著名中学时，跟奶奶报喜，奶奶说：“噢，**中学啊，解放前他们的教材和考卷都是我们家印的。”这让我凭添了几分自豪。那时我的爷爷，应该也是志得意满吧。我现在可以想象那时我爷爷家的情形，生活富足，充满了希望，随着父亲的诞生，一切都是那么美满。

可是，战争爆发了，日本人打进来了，好日子也到了尽头。

前面说了，三爷爷为人比较吝啬刻薄，其实太奶奶说过他很多次，但三爷爷听不进去。我太奶奶是个很有见识的女人，念过小学(那个年代读过书的女人很少)。太爷爷不长进，这个家很大程度上靠她撑下来。我爷爷去世后，奶奶迫于生计去外地做工，把我父亲留在太奶奶那里直到他上中学，所以太奶奶跟我们这一房是很亲的。啊哟，又扯远了，打住回来。

后来共产党来了，三爷爷因为家大业大，又对乡亲刻薄，给评了个地主，而且属于那种不太好的重点批判的。这个罪名可大了，家产全部没收，成天挨批，连饭都是有一顿没一顿的。我们那边土改，杀人不多，但斗地主还是要斗一下的。据说后来三爷爷饿得不行，挨家地要饭吃，有个好心人给他一碗饭，他狼吞虎咽，就噎死了。这个说法似乎有点演义的色彩，在我想来，一个人落泊到那种程度，心力衰竭，饥寒交迫，暴病而亡的可能性是很大的。

不幸中的万幸是，爷爷去世后，家产就分净了，太奶奶带着我父亲跟大爷爷住在一起。因为太奶奶在乡里的人缘很好，大伙儿又同情我们家二爷爷和我爷爷的遭遇，所以我家其他几支并没有受到三爷爷的牵连。而我奶奶这边，因为家产和土地早就变卖，主要劳动力爷爷又早已去世，据然评了个贫农。这个算是大幸了，对我父亲后来的前程帮助极大。至于我太奶奶，一生劳苦，四子丧了三个，但还是坚强地活下来，晚年安定，一直活到文化革命前，享年86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