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印度次大陆的帝国博弈——愤怒青年王玄策的彪悍年华 -- 毘沙门

《3、最牛外交官的青葱岁月》

做为一名重要的历史人物，王玄策的生卒年却全都不详，其生平事迹也相当模糊。但是后来不知道什么原因，也许真是拜田中大神的那部著名的《天竺热风录》所赐，一千多年后的今天他突然红了起来，而且越来越红得发紫，借用天涯名熊断鞭沙梨的话说，完全可以称得上“外交的良心，效法的源泉，愤青的导师，国人的偶像”。而在另一位天涯名人森林鹿的作品中，少年王玄策则被设定为吐蕃王妃文成公主的婚前好友，两人之间似乎有着扯不断理还乱的特殊感情。

其实，从零星的史料——这些史料大多并非官方正史而是佛教典籍，甚至可能包括《全唐文》这种特殊载体——记载来看，年轻的王玄策似乎一直默默无闻，等他在历史上第一次出场，已经到了贞观十七年（公元643年）。那一年，由于音乐皮条客玄奘法师的努力，印度戒日帝国派遣的使者访问了大唐，终于见到了戒日王朝思慕想的表演艺术家、当年破阵舞中的秦王也就是现在的太宗皇帝，宾主当然就共同关心的问题进行了亲切友好的交谈。

所谓来而不往非礼也，身为礼仪之邦的大唐自然要安排回访，李世民于是组建了唐朝第一个出访印度的外交使团。正使也就使团的团长由李义表担任，其正式职务为从六品上的卫尉寺丞，由于他有着“朝散大夫”的散官头衔，因此享受的待遇也就上升到从五品。到这还没有完，李义表还有一个头衔“上护军”，这可是正三品啊！要知道三品官在唐朝已经是部级干部，甚至许多宰相也不过是三品。看来，唐朝皇帝对这次出访相当重视啊，而戒日王能接待这样一个高规格的外交使团，心中想必也相当满意吧。

但这其实只不过是唐朝皇帝糊弄老外的手段，所谓“上护军”属于勋官系统，仅仅是一个荣誉称号，既不管事也没有任何实际权力，皇帝派他出访，不过是表示一种友好的姿态。不信您再看，使团副使也就是副团长的级别就相当寒酸，他便是我们的王玄策先生，其官衔是大唐帝国融州黄水县的县令——哦，对了，县令前面还要再加上“前任”两个字。

融州在现在广西柳州，在当时并不是什么好地儿，按照唐朝官制，各地县令的等级差别很大，比如河南府诸县县令、太原府诸县县令为正六品上，其他上等县的县令为从六品上，上中等县的县令为正七品上，中等县的县令为从七品上，而下等县的县令只有从七品下，像融州那种偏远的地方，估计王玄策的级别也就是从七品上下，更何况他还只是前任县令。

考虑到王玄策最后一次出使印度是在唐高宗麟德年间（公元664年-公元665年），前后跨度超过二十年，再考虑到当时人的寿命及在空气稀薄的高原地区长途跋涉所需要的身体条件，我们有理由认为王玄策初次出使时的年龄应不超过三十岁，也就是说他正当青年，这样的年纪能做到县处级，也算得上年轻有为的干部了。

我们有理由相信，贞观时期的唐朝外交官应该是经皇帝女婿松赞干布统治下的吐蕃也就是现在的西藏前往戒日帝国的——根据玄奘以后的唐朝人统计，从陆路去印度求法的唐朝二十三名和尚中，有超过三分之一都是取道吐蕃过去的，唐蕃和亲之后，一条沟通中印之间的新道路已经畅通。

而当代考古也证明了这一点，1990年5月人们在西藏日喀则地区吉隆县发现了一块名为《大唐天竺使出铭》的摩崖石刻，尽管其中相当一部分内容残缺，但仍可辨认出内有“左骁卫长史王玄策”字样，从而有力地证明了王玄策出使印度经过吐蕃的事实，尽管石刻所记录的出使并非这一次，而是十余年后王玄策所率领的另一个使团。

唐朝使团于贞观十七年（公元643年）三月由长安出发，几个月后经过吐蕃赞普松赞干布掌握的青藏高原，到达尺尊公主父王瓦尔马统治下的泥婆罗，并观赏了那座著名的凯拉斯库特宫及其顶上的大喷泉，这些气势恢弘装饰华美的艺术品给唐朝客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王玄策本人也对此赞叹不已。经过二十多个月的长途跋涉，贞观十九年（公元645年）正月，唐朝使团抵达佛教圣地王舍城也就是现在印度比哈尔邦的巴特那地区，并在那里刻石纪念。大概一年多后，李义表、王玄策等人返回长安并奏报天子，唐王朝使者对戒日王朝的第一次访问取得圆满成功。

在这期间，尽管已使泥婆罗成为附庸，但觊觎北印度的吐蕃王松赞干布却只能继续等待，边看着老丈人与自己身边的戒日王眉来眼去，边不断献上各种礼物并陪上殷勤的笑脸让老丈人满意。

看到这里，我们不禁会问，既然戒日王统治下的印度像玄奘所形容的“兵戈不起，政教和平”，那又怎么竟然发生了大唐使团在首都遭劫的恶性事件？被劫以后王玄策为什么不通过正常渠道解决，反而执意报复呢？莫非戒日王不想为客人主持公道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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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皮条客与发烧友》

因为当时的北印度，正处在一位与松赞干布同样强大的君王的统治之下，使得松赞干布无机可趁。在玄奘法师留下的不朽名著《大唐西域记》中，这位国王被称为“尸罗阿迭多”，汉译名为“戒日”王，佛教史家甚至认为，他是继首倡佛教的阿育王之后古印度最伟大的君主。

戒日王属古印度笈多王族的旁系后裔，因此也有人将他所建立的戒日王朝视为从前曾统一北印度的笈多王朝的延续。通过三十余年的征伐，戒日王扫灭六合，用武力将各邦国收归治下，建立了一个以曲女城为国都，疆域包括包括恒河流域、旁遮普和拉其普特的大部分地区、直到西印度卡提阿瓦尔半岛一带、面积超百万平方公里的大帝国，统一了除古吉拉特和西旁遮普之外的北印度，戒日王朝也成为继孔雀王朝、笈多王朝之后又一个基本统一北印度的政权。

除了是自己疆域内说一不二的共主，戒日王对其周边地区也拥有强大影响力，前面提到过泥婆罗王子纳伦德拉德瓦那个篡位自立的叔父，一些尼泊尔历史学家认为支持他的幕后黑手就是戒日王。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这么说，泥婆罗的王位之争其实就是松赞干布和戒日王之间的附庸代理人之争。

玄奘法师对这位国王的评价相当高。关于戒日王治下的印度，玄奘赞颂道“垂三十年，兵戈不起，政教和平，务修节俭，营福树善，忘寝与食。”而戒日王对这位来自中国的高僧似乎也相当感兴趣，为了迎请他，戒日王甚至不惜威胁要与东印度的鸠摩罗王死磕，双方剑拔弩张——当然从另一方面来讲，迎请玄奘很可能只是戒日王对觊觎已久的印度东部发动战争的一个借口而已。

但不管怎么说，在鸠摩罗王表示屈服并送来中国法师后，戒日王心满意足地收兵了。公元642年，戒日王在首都曲女城为玄奘举行了盛大的法会，邀请印度诸王和各派僧侣参加，就在这次大会上，玄奘舌辩群僧，据说在场的佛僧及外道五千多人无一人能予诘难，中国法师获得了极高的声誉，有十八名印度小邦的国王在会后拜其为师。一年后的贞观十七年（公元643年），玄奘正式辞别戒日王东归。

不久，太宗皇帝统治下的唐朝与被其称为“中天竺”的北印度戒日王朝正式建立了外交联系，据说在双方开始接触的过程中，起到关键作用的正是由印度回国的玄奘法师，而其源头竟然与一首音乐有关。

根据玄奘弟子们根据师父生平事迹所写的《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记载，戒日王曾问玄奘，我听说您的国家有首曲子，叫什么《秦王破阵乐》，不知道这个秦王是啥人，他有什么能耐，竟然能搞这么拉风的个人崇拜？玄奘忙以其辩尽印度无敌手的吐莲之口，把曾经的秦王也就是现在的太宗皇帝的丰功伟绩，大大地bla-bla一番。

据说戒日王当时就给震了，马上一抒胸臆，表达了对大唐皇帝的无比仰慕之情：“如此之人，乃天所以遣为物主也！”他随即决定遣使，去大唐围观自己的这位偶像，并表示：“我将东面朝之！”。按照玄奘的这个说法，这位印度的霸主似乎表示出皈依大唐的强烈意愿——每读至此，笔者总不禁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遥想大唐皇室当年亦读至此时，昭陵六骏的臀部恐怕已经隐隐见红了……

这首《秦王破阵乐》现在早已失传，据说它最早是一首歌颂唐军在秦王率领下攻城拔阵的军歌，类似于《我们的队伍向太阳》之类。李世民登基后，亲自主持绘制了《破阵乐舞图》，又让文臣填写歌词，重新排演成《秦王破阵乐舞》，遂把激扬慷慨的军旅战歌，改编成声势浩大的宫廷乐舞，可称唐朝的《东方红》。

而戒日王对音乐戏剧的喜爱也并非玄奘的虚构，史载这位君主还是个彻头彻尾的文艺青年，不仅积极出钱出人赞助文化活动，在宫廷中供养了一批著名文青，就连他本人也从事创作，归他名下的著作除了诗歌外，还有三部有名的戏剧，她们分别是《妙容传》、《璎珞传》和《龙喜记》，其中的一部我们后面还要重点提到。

当然，后来也有人说这些其实并非戒日王原创，而是他借职务之便将自己的那些文青的作品冠上自己的名字转贴，而吃人嘴短拿人手短，文青们也不好多说什么。但无论如何，即使戒日王文艺细胞有限，此人起码确实是个货真价实的音乐戏曲发烧友。

就这样，通过玄奘法师所拉的音乐皮条，著名票友戒日王与伟大领袖唐太宗之间，通过一首拉风的乐曲产生了充分共鸣。此后，在遥远的唐王朝与戒日王朝间，来来往往的外交使节便如过江之鲫一样络绎不绝，我们的主人公王玄策就是其中之一，光他就曾三次出使印度，也有人认为次数可能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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