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薄王事件的一些胡思乱想 -- 俺本懒人
家园 应该不会，只是伪共一厢情愿的ＹＹ而已。
家园 全领域新改革 人民论坛网学术前沿发表强文，怎么看都象是在捧薄啊，文中所述不正是薄在重庆这几年所为吗？全文没有提及国企银行私有化，看样子影帝的阴谋难以实现了，被边缘化在所难免，但愿有被清算的一天。
先富已经实现，不适应当前的社会发展，该抛弃了，下一步要兼顾公平，机会均等。
随着2012年两会的召开，民众对于中国社会问题的讨论再次展开。近日，在各大网站举办的民意调查中，“缩小贫富差距”均位列前三位，这不是一个新话题了，但对此我们至今没有找到很好的解决办法。邓小平“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先富带动后富，最终达到共同富裕”的理想，着实考验着所有中国人的智慧。30多年的改革开放，我们在“效率优先”方面取得了一定成就，但“兼顾公平”却被轻视。有些人错误地认为只要效率问题解决了，公平问题自然会得到解决，这成为贫富差距扩大的原因之一。如今，经济发展中掺杂了太多“公平缺失”的问题，一小部分人享受着改革带来的利益，而大多数人承受着改革的成本，贫富差距扩大的背后潜藏着巨大的社会风险。贫富分化严重，已经远远超过美国，再不纠错民怨四起，恐怕要影响政局了。
收入差距拉大等原因导致了贫富悬殊：国家统计局有关数据显示，内地最富裕的10%人口占有全国财富的45%;而最贫穷的10%的人口所占有的财富仅为1.4%，社会财富结构堪忧。最近美国《新闻周刊》杂志披露，中国最富有的70名人大代表2011年新增资产总额超过了美国国会成员、国家总统、内阁成员以及最高法院法官总共535人的资本净值总和。根据中国“胡润百富”的资料，2011年中国最富有的70名人大代表的净资产总和达5658亿元，相当于898亿美元，比2010年增加115亿美元。报道说，相比之下，美国立法、司法和行政三个部门的660名高官的净资产总额仅为75亿美元。2010年，中国人均GDP为2425美元，与美国的37，527美元相差15倍。难怪华盛顿布鲁金斯学会约翰·桑顿中国中心主任李侃如如此说：“能看到这种程度上的政治和财富的结合真是太难得了”，“中国如今过分的财富分配不均必然会导致大规模的民众抱怨。”民生发展将是今后的重点
近年来，社会上关于信任危机、道德底线和价值观方面的讨论也同样值得关注。今年，新华社综合新华网、人民网等门户网站组织的“2012年两会调查”结果发现，网民最关注的“五个热点话题”分别是：社会道德建设、食品安全监管、缩小贫富差距、房产市场调控和加强反腐倡廉，其中超过80%的受访者认为社会道德水准在下降。食品安全令人堪忧，各种安全事故、暴力事件、社会丑恶现象屡禁不止……，这都潜藏着极大隐忧。重提重庆模式和广东模式，看来薄有望平安落地了。
我们不妨也来讨论下“重庆模式”和“广东模式”。重庆模式，简而言之就是“唱红打黑”、“建设公租房”、“官员下基层同吃住”、“严打食品药品行业犯罪”、“户籍制度改革”等。可谓针砭时弊、对症下药，腐败、信仰缺失、官民脱节、食品卫生、城乡差距等问题得到妥善解决。广东模式，就是敢于去啃行政体制、社会管理等改革的“硬骨头”。面对改革的敏感区和经济主体多元、利益诉求多样、社会矛盾增多、管理难度加大等挑战性问题，广东没有回避，反而选择正视阻碍改革推进的深层矛盾，大胆探索行政体制改革和社会管理体制改革，走出了一条新路。广东模式试图赋予“深圳模式”以政治、文化与精神的内涵，在思想解放的口号下，进行了诸多体制改革。例如，东莞“腾笼换鸟”、广州的财政公开、破GDP神话、网络问政、顺德大部制改革与深圳权力制衡试验等。这两种模式要相互借鉴、相互学习，取他人之长补自身之短，共同为未来中国改革作出贡献。中国各地区的经济发展状况、改革深入程度和当地政府的社会管理理念都有所不同，产生不同的“模式”无可厚非。如果需要进行评价，关键要看其价值取向是否真正代表最广大人民的利益。对于当前新改革的政策建议
未来中国，要合理安排改革措施的顺序，进行渐进式改革;凝聚群众力量，团结不同阶层，以达成广泛的新改革共识，妥善应对国内外消极势力的冲击;继续提倡并增加地方的改革试点，适度放权、鼓励创新，同时对地方政府的规划进行严格评估;最重要的是发掘人才、使用人才，培养出色的顶层设计者、强有力的领导者和踏实奋进的基层工作者。
经济改革方面。要完成向市场经济的转型，大力发扬市场逻辑和企业家精神;加快开放型科技创新步伐，大力发展战略型新兴产业;推进绿色发展、低碳经济，变环境资源压力为绿色增长动力;建设科学的现代化财税体系、金融体系和资本市场;进一步加快融入经济全球化、区域经济一体化，将中国的结构性改革与世界发展接轨，与更多国家建立互利共赢关系。
社会改革方面。要增进机会均等、收入分配公平，缩小贫富差距;倡导伦理道德，注重民权、民生，打击腐败犯罪;完善全民社保体系，构建法治社会，破除新利益集团;改善社会管理，改进政府职能，提升公民安全;保障言论自由、宗教信仰自由，构建和谐社会;打破文化禁锢、思想束缚，倡导普世价值。
政治改革方面。要依法执政，坚定信仰，防止精神懈怠;解放思想，打破窠臼，弥补能力不足;保护民权、民生，紧密团结群众，杜绝消极腐败;强调政治伦理，加快政府建设、政府转型;放权改革，精简行政，实现决策、执行、监督三权分设;推动行政体制改革，创新社会管理体系，建立公共服务体系。
全领域新改革致力于把中国建设成一个由创新和思想推动发展的经济体，一个高收入、高幸福程度的国家，一个拥有人与自然、经济与社会、国内与国际和谐的国度。
- 复 全领域新改革
家园 其实要明确一个概念，什么叫政改？ 依我看，政改这个概念被某些话语霸权操控，搞得听起来好像就是要变天啊，夺权啊这样那样的，我们必须对其重新定义。而这个重新定义也很简单：分蛋糕就是政改。
不管是毛派也好，或者广义左派也好，乃至改革派也好，或者江主席三个代表，胡锦涛和谐社会也好，是有一个公约数的，这个公约数就是必须不断改善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说到底，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也好，或者管他啥制度的优越性也好，这一点是首要的。那么物质文化生活的改善既包含一个程度的维度，就是越来越多的人民能够享受到的各种物质和文化生活要越好；也包含一个广度的维度，就是对于我们要予以提高的物质文化生活的外延要不断拓展，以前吃饱穿暖，小康社会，现在要讲基本的言论自由，等等。社会在进步，那么必然在这两方面都有有进步。在这两点上，我相信左派右派在某些事情上也是有共通之处的。
你如果要革命，那当然是政改，但是我看动员起来很难，左派和右派都没有这个能力。但是这不意味着没有其他路，也不意味着我们坐着等死，这也是自干五或者体制派们有意义的一点，即支持在现存框架下改良。这不意味着自干五或者体制派永远正确不犯错误，也不意味着他们有奴性。正如我在另一个帖子里提到的，你觉得这不好，你提一个更好的行不？
在现存的框架下改良，政改是必须的。这个我们不需要争论了：经济改革进行到今天，成果是有的，但是主要矛盾，或者表达出来的主要矛盾是贫富差距，是社会不公，而这又跟政府官员滥用权力相关。要解决这样的问题，必然要对政治体制动手术，这些手术可以是村务公开、可以是控制三公消费、可以是预算决算透明化、可以是官员财产共开、可以是加强法制，等等。也许太多了，不可能每样都做好，但是政改也同样可以是廉租房、公租房，通过政府的杠杆作用，对财富再分配，难道不是讲政治么？把这些问题解决好了，难道不是政治体制的创新和改革么？
那么最后回到最近的薄熙来事件，薄熙来是不是个奸臣，或者是不是文革，有什么关系？他说要分蛋糕分得公平一点错了？（不是说他是完人，他做的事不少效果不好，甚至是错的，但是基本上他没有跳出共产党的框架，也就意味着你不可能捧共产党而骂薄。）相比之下，胡温在全国范围内做的比薄差太远，这就是为什么你怎么讲政改起码城市里不少老百姓也不买你的账。
家园 分蛋糕的做法,现在是对的 已经开发了六十多年的蛋糕,应该拿出一部分分一下了,
特别是那些国有超级企业,每年拿出一部分红利给全体国民分下,
再不分,就会永远都是官二代,富二代,那与以前的世袭有什么区别呢?
怕是周期会再次来到.
通宝推：俺本懒人,家园 其实问题很简单 就是戊戌变法被西太后镇压后还要不要做康有为的问题。河里很多人不就是315后才变成反体制派吗，内部提倡分蛋糕的人都被拍死了你上面说的那些不全成废话了吗？寄希望于体制内部下一个明君来分蛋糕？
- 复 其实问题很简单
家园 是废话也不是废话 我觉得你的代入感太强了。我从来没有说要做康有为么？你会去做孙中山或者毛泽东么？我只是一个14亿公众中的一分子，我认为我们有力量，这种力量不是去做康有为、孙中山或者毛泽东这样的领袖人物，虽然他们的价值和贡献必须得到承认。如果你认识到这一点，你就可以理解为什么我说的不是废话。
我始终不认为薄熙来倒了体制内就没有提倡分蛋糕的了，或者这么说，我从来没有把希望寄托在某一个政治人物或者政治家身上。为什么会有薄熙来？为什么汪洋都会说破除人民的幸福是党的恩赐这样的话？乃至影帝为什么要掉眼泪？不管真心假意，这说明体制内至少有一部分人认识到人民是一股力量，并且需要借助这种力量。而我们要展现自己的力量，网上的表达是最容易和成本最低的。这种表达包括乌有，包括西西河，包括凯迪，既包括体制派，也包括反体制派。而正是这种合力（体制派的有条件的支持，不管这种支持是出于什么原因，和反体制派的压力）是推动“政改”的动力。单有体制派，压力不足；单有反体制派，就不是改良而是革命了。
- 复 全领域新改革
家园 三月刊的，时效性怕是不够 家园 见下文，回复金台夕照 的
- 复 全领域新改革
家园 文章是3月份的
家园 薄熙来的分蛋糕理论终于被正视了 新华社撰文，薄熙来的分蛋糕理论终于被正视，被认可了，是不是一个好的迹象，薄有希望了？
发展永无止境，改革也不会一劳永逸。财富“蛋糕”做大了，“怎么切分”的问题随之而来。解决制约发展的“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问题，涉及经济社会各领域，要深化改革，不可避免地会触动既有利益格局，使得进一步深化改革面临更加复杂的局面。这是改革步入“深水区”后风险增加、难度增大的一个新的特征。加强“顶层设计”，必须在深入实际调查研究的基础上进行，必须同基层干部群众的实践探索相结合。政策的生命力总是源于实践。
“顶层设计”需要站在国家层面总揽全局，统筹兼顾各方利益。在利益多元、诉求多样的条件下，能否从维护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出发，围绕科学发展主题谋划设计方案，决定着“顶层设计”的成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