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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民主和集权问题 -- 慧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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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家园 你要研究下那时德国的政治制度,他们施行的并不是纯粹的民主

            希特勒从民选总理变成独裁者并不是他简单的以总理身份宣布一下就成了,就是普京都没这么大能量.

            他是在兴登堡去世后以总理兼任总统职务才可以独裁的,因为当时德国总统的权力很大,德国的总理并不向议会负责,而是向总统负责(希特勒能当总理就是靠兴提携,他的党在选举时并没有取得多数席位,好像在部长里连三分之一都不到),两职兼任,既当会计又当出纳,当然什么都是他说了算.而且俺不知道他继任总统是因为总统突然去世的临时任命还是议会提名的,但肯定不是竞选出来的.

            所以说当时德国的政体并不是现代一样的民主制,有很浓厚的帝制色彩,原因是这个制度还很年轻,是帝国战败加革命(革命者还给镇压了)后的产物,事实上魏玛共和国里的实权人物兴登堡是个保皇派,就根本不喜欢民主.

            • 家园 魏玛没有什么不民主的,希特勒成为总理是因为中右与他合作

              兴登堡并没有什么特别大的权利,甚至权利比美国总统还小。

              兴登堡的否决权甚至是很后来通过兴的中间党与希的纳粹党通过议会交易才获得的。那时候纳粹党已经是议会第一大党,议席要比中间党多,只离绝对多数党一步之遥。

              当时魏玛议会的唯一弊端是小党太多,过于粉碎,太多摩尔运动。战后德国为了改正这个弊端,设了一个5%的最低票门槛。

    • 家园 你说的有几条可不光是民主制度的问题

      百分之八十的精力都是在与对手斗争,百分之二十的精力干点正事,还要随时防着对手拆台。任何一个政党上台,这个国家最少三分之一的人等着你失败,看你的好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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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要做不到压倒性优势的一家独大,所有政权不都是这么运行么。何况除了公开化的攻击,还有些古老的战术:以退为进,阳奉阴违。把台子空出来,拉的大大的给你唱,大到你镇不住,往死里捧,就为最后摔死你。这些战术对效率的破坏一点不逊于公开斗争。

      事实上存在过的国家真能做到一方压倒性优势的绝无仅有,大多所谓的独裁者,不过是别人合伙推出来的遮阳伞。

    • 家园 关于政治制度,我有个很漫画式的看法

      咱们也来模仿西方经济学,从模型谈起。

      假设有那么一帮人,每天老老实实种地,男女均衡,大家没有什么野心,吃饱喝足就心满意足,那么只要风调雨顺,就完全可以保留一个很松散的政治结构。接下来做点调整:风不调雨不顺,收成不好,于是大家必须去外头打猎,这时候身强体壮头脑又好的男性显然就成了首领,于是政治结构发生变化,此人显然有资格享受更多资源。再做个调整:两拨人靠的近,但是资源有限,于是最后不免斗争,那么大家在斗争中琢磨出来一些道理,比如说打架不能胡乱打,如果有个阵型的话,即使是一群弱人也能抵挡得住一群猛人,于是大家就领悟了组织的重要性。于是最后就有了部落,后来又发展为民族国家,英法都是在互相对K的时候“领悟”这个“窍门”的。当然,成为民族国家自然不是一撅而就的过程,还要符合其他条件,但是不管怎么说竞争肯定促进了这个过程的发展。甚至可以说没有竞争就没有组织的优化,大家还在桃花源里头安安乐乐的种田呢!这大概就是为什么美国人总得找个对手,至少不能让组织退化。

      而最有效率的组织是什么,其实TG已经给我们展现了,就是得带着一些宗教情绪,但是又极其实干的。TG的宗教情绪小里头说就是救国救民,大了就是解放全人类。二者失其一,组织性就会大大下降。

      • 家园 什么是效率

        效率是个矢量,有大小也有方向,如果效率的方向接近人类社会进步发展的大方向,这个发展就是进步的,反之是退步的,而且效率绝对值越大退步得越厉害,也就是LZ所说刹车机制的重要性。

        而什么是人类发展的正确方向?谁知道?或者说谁知道怎么计算?反正自称知道或者被人宣称知道的人无一不被历史扒得精光,除了上帝躲在不可检验的光环下幸免。

        那没人知道的话该怎么办?

        顾准从理想主义退缩/后退/升华/进步到经验主义的时候也有这样的困惑,可是历史没有给答案,哪怕是顾准离开了三十多年的今天,而且是越来越没有答案。

        • 家园 其实想通了就完结了

          压根没有正确方向这一说,走下去什么方向就是什么方向。政治家也许有自己觉得是正确方向的方向,但是走下去就好,走不下去再美丽也没用了。对于任何人来说,只要想贯彻自己的理想,就必须从政,然后他就会发现各种和他的理想不符合的东西,搞不定,他就困惑了,搞定了就爽了。

    • 家园 民主的另一个意义没有提

      就是形式上(或者至少是表面上)完成授权,选举结果形成政权合法性。平常没啥用,在特殊时期还是有用的。

      另外低效率不仅来自不同党派互相拆台,也来自于制度上的分权制衡,一个法案变成法律要过好几道关,哪怕这些关节都是一个党派把持都不一定高效通过。

    • 家园 从“好皇帝”“坏奸臣”谈起

      说起中国古代社会的官民认知意识,常常提及的有两个模式:一个是“清官”意识,一个就是所谓“好皇帝,坏奸臣”意识。这里先不谈清官问题,只说说皇帝和奸臣的问题。从中国古代的各种叙事(尤其是民间的戏曲、小说和评书等等)中,常常表现奸臣误国的主题,奸臣的典型就是秦桧、严嵩和高俅等等,在这些叙事中,朝廷之所以犯错误,冤枉忠良,鱼肉百姓,原因都在于朝中有奸臣,迷惑了皇帝,只要除去奸臣,自然江清海晏,国泰民安。

      从五四以来,这种意识就被斥之为封建王朝的愚民政策制造的愚昧意识,皇帝才是封建(鄙人不赞成把中国古代社会定义为封建,此处是借用一般说法)社会黑暗的总老板,自然应当总负责。拿奸臣做替罪羊,不过是封建统治者维护统治,愚弄百姓的招数而已。

      如果以否定古代皇权家天下制度的角度而言,这种批判当然有政治的合理性。然而,中国古代的民众就真的如此愚蠢?有句俗话说:骗得了一时,骗不了一世。还有句话: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如果“好皇帝、坏奸臣”仅仅只是一句谎言,它如何具有如此顽强的生命力,直到今天依然在普通百姓的思想意识中起着重要的作用?也许是知识分子过分看低了民众,没有从民间的智慧中看清某些事物的真相。

      其实借用方绍伟先生所说的“公地悲剧“模式(上一篇博文有介绍,此处不详述),我们可以发现中国古代的政治权力的发源和合法性,从理论上完全来自”天子替天治理天下“这一模式,从权力运作上则是大一统,也就是皇权中心。在这种情况下,皇帝作为个人,对于治理天下这个问题,具有最切己的利益关系,也就是说,皇帝和国家之间的关系是最紧密的,两者是一荣皆荣,一损俱损的关系。“天下”没有治理好,利益受损最严重的就是“天子”。因此,暂且不考虑人的伦理和素质问题,仅仅从利益上考虑,皇帝就有最大的愿望要把天下治理好,要让人民安定,社会和谐。而且为了子子孙孙的利益,他不仅要有短期考虑,还要考虑长远,为子孙留下一个好的基业。

      然而,大臣就不同了。他的权力不是来自于他这个自然人的地位,而是来自皇帝的委派,是作为皇帝的代理人承担官职,运用权力,治理国家和社会。在这种情况下,国家利益和个人利益的一致性就弱于皇帝。而且随着代理和负责的层级越往下走,这种一致性就越弱化。一般而言,大臣也很少会故意把国家或者地方治理坏,但是他们除了承担官员责任,做好本职工作之外,他还会想着升官发财。这个时候,就必须依赖内在的道德意识和外在的约束监督,才能使他不因为一己之私而破坏公共利益。这个社会,从整体而言,道德伦理永远是不够的,而外在监督永远是不足的,因此贪赃枉法的现象就从来也没有彻底解决,就会出现所谓奸臣和贪官。

      从上面分析的社会结构的逻辑来看,奸臣的出现是很有可能的,而“奸皇帝“则是在逻辑上说不通的,只会有所谓昏庸的皇帝,而不会有”奸皇帝“,因为故意破坏国家的利益对于皇帝来说是不可想象的,皇帝犯错误的原因是能力问题,而不是主观动机的问题,因为皇帝的私利与国家的利益之间是最统一的。

      这样来看,中国古代的农民从相信“国家出问题,是因为奸臣作祟“,从政治伦理来看,是有相当合理性的。也许他们不能长篇大论地论证这一现象,但是长时段的集体直觉,至少不会毫无道理。

      对中国古代社会问题的分析也可以从这两点来考虑。皇帝利益与国家利益的统一解决了皇帝治理国家的主观能动性问题,但是问题是皇帝的子孙数量太小,无法解决继承人挑选范围太小,导致皇帝的德能素质不能保证。皇帝有治理好国家的愿望,但是如果能力不足,还是会出问题。另一方面,自然就是所谓奸臣问题,也就是对国家的责任感虽然权力代理层级的增加,责任感不断下降。皇帝周边的近臣还是相对很有责任感的,但是到了州官,到了县官,到了小吏,他们就会更加考虑个人的升官发财,更愿意利用公共的权力为自己谋取利益。这就需要来自皇帝的监督。在朱元璋当皇帝的时候,这种监督达到极致,对于贪官不仅要杀,而且要剥皮,并填上草,公之于众,以示效尤,可谓残酷至极。不过即便如此,贪赃枉法的问题并不能真正解决。一方面,过于严酷的法律难以持续,剥皮填草并没有长期执行;另一方面,监督的成本很高,皇帝是没有能力真正监督到每个大臣的。

      受这个问题的启发,我们来分析一下当前的中国政治。网络上依然有很多人把中国戏称为“天朝“,多半是一种嘲讽的语气。虽然不准确,但是也不乏合理之处。因为中国目前的政治权力核心是共产党,而党中央是权力的直接执行者和政策的制定者,从伦理意识上,党的权力来自人民。由于中国是一党制国家,党的利益与国家利益保持高度一致,越接近党中央,这种一致性越强。在政治局常委这个层次上,达到了高度一致。由于一方面中国事实上已经确立了”任期制“和”选任制“,这些掌权者基本上没有独裁的可能,同时也没有家天下的可能;另一方面他们的子孙会在生活待遇上有所照顾,然而却不可能掌权。因此,中国的最高领导人如果说有什么个人的利益,那就是他们将来在历史上的地位,后人如何评价他们。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共领导人在主观愿望上具有强烈的公心,而且因为选拔人才不受血缘的考虑,素质上也很有保证。这些年,我在观察比较中国和外国的时候,强烈感受到中国的政治在中央这一层级的水平是相当高的。因为外国的多党制导致党派利益与国家利益的不完全一致,使国家领导人的执政不得不受党派利益的支配,无法完全从国家的长远利益来考虑问题,形成所谓公地悲剧,方绍伟先生的文章对此已有详细分析。

      然而,当我们再仔细观察中国政府行为的时候,有一个特别明显的感受就是,随着政府级别的降低(也就是说代理层次的增加),政府的政策水平和办事水平也严重下降,很多地方官员不仅贪婪,而且会做出一些匪夷所思的愚蠢的事情。因此当我比较中国和西方的基层政府的时候,感觉中国基层政治的水平太低。而跟老百姓的生活直接相关的,恰恰是基层,中国老百姓的怨气很大,多半是在基层政府和组织那里受过气的。

      这就是好皇帝坏奸臣模式的翻版,“好中央,坏地方“——”中央的意图是好的,被歪嘴和尚念歪了经“。这也不仅仅是所谓替罪羊的问题,而是公共利益和个人利益相关性的问题。在企业中,老板的利益与企业利益是完全一致的,因此不存在老板贪污的问题(假设只有一个老板),而总经理就不完全一致了,只是基本一致。随着代理层级的增加,利益一致性越来越小,到经销员这个层级,贪污的可能性就大多了,这就需要靠制度来监督。中国政府,只要有一个中等人的素质,到了常委这个级别,就不可能去贪污了,因为这是一件荒唐的事情。而陈水扁之所以会贪污,就是因为他的利益与台湾利益并不完全一致。

      中国政治相比西方,在监督和问责上是软肋。但是如果搞多党民主,则无法解决政党利益与国家利益分裂的问题(参见我的博文《君子不党》),也就是方绍伟说的“公地悲剧”。政治没有乌托邦,完美社会是不存在的,如果要保持政党利益与国家利益的一致性,在监督这个问题上,也许中国很难做到完美。这就需要权衡利弊,两害相权取其轻。中国这样的多元大国,搞多党制的公地悲剧恐怕会是世界上最大的悲剧。

      当然,改善和加强监督并不是完全没有办法:

      1, 组织性的监督要加强,随着技术的进步,现在的信息获取能力和监督能力应该比过去强很多。以前谎报耕地或者绿化,是很难调查清楚的,现在看看遥感照片,就行了,很难大规模造假。

      2, 民众监督,网络的发展给民众的自发监督提供了很好的手段。在不冤枉好人的情况下,广泛获取民众的监督意见,是一个很好的办法。最近这两年,死在网络上的贪官已经不罕见了。

      3, 舆论监督。虽然,中国的舆论并不完全自由(这个世界本来也不存在完全自由的舆论),但是中国舆论监督的现状相对过去而言,是越来越有力的。现在的问题,部分媒体人抱着“民主原教旨主义”牢牢不放,常常把对具体的人事监督上升到呼吁多党制的体制问题。一方面模糊了监督焦点,另一方面也招来警惕和提防。南方系的公信力越来越下降与它所坚持的民主原教旨主义教条就很有关系。这个问题相当棘手,但是我认为有理由谨慎乐观。随着中国的建设成绩和西方走下神坛,民主原教旨主义的威胁会逐渐下降。如此,一方面媒体会更加称职地进行监督;另一方面对这些媒体的警惕和堤防也会降低。更容易形成良性的互动。

      4, 一方面公示财产,另一方面提高公务员,尤其是高级公务员的合法收入。前者在其他国家已经取得良好效果,中国至少可以先试点,解决一些技术上的问题;后者也很重要,虽然会引起很多人的反对。在市场经济中,就社会整体而言,高薪不一定养廉,但是底薪一定会腐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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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家园 既然提到网络监督, 我有一个提案

        原贴

        建个公民公议稽查网, 实名制

        所有信访上防事件都统一规格上网, 事件起因说明,政府调查核实,和处理结果,实时纪录。 认为处理不公,要求重新调查,投票花钱重新立案,也可以投票指定专业调查小组。 每个纳税公民每年有公民公正社会预算100大元,投在任何他认为有需要调查的案例上。重新调查,专业调查小组明码标价, 起动费10万开始, 中央调查组500万.当某个案例得到超过价码的投票,就进入立案过程,网上实时监督。投票预算年年积累, 你能找到1万个人年年为你的案子投票, 5年就能动用中央调查组. 公民可以对任何案子进行讨论,和补充信息,就是一条评论5毛, 补充信息10元. 预算用完了就只能闭嘴, 个人公正预算不能转让. 民事诉讼要求政府补偿的, 同样处理. 国家判别最低补偿+公民补加公正预算. 预算不用也可以用到调查组的年终奖上.鼓励出现明星调查员.

        社会公正是每个公民的福利和义务. 所以每人每年100元预算和实名制是应该的. 5毛党バンザイ.

      • 家园 这种委托-代理问题仔细想想是要分情况讨论的,皇帝势力里面

        也不是铁板一块的,帝党,后党,外戚,太监...

        太祖早就说过说,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你个假托天意的天子,整天宅在金銮殿里,以为批批奏章就可以治天下了?首先这一点,你皇帝做得就不合格。

        只有在皇帝左右为难的时候才出现你说的那种路线之争,才出现所谓的“坏奸臣”“好忠臣”之分。既然好方案,坏方案都是摸着石头过河,那当时又有谁能保证“坏奸臣”的方案一定不可行呢?事后诸葛亮般的议论评价谁都可以的。

        题外话,思路还是“上面是好的,是下面执行走样了”的老套路,且tg高层一心为公的话,那就不会有那么多它们子女配偶同僚的八卦了。文章后半段有抹粉嫌疑。

      • 家园 说说“好皇帝,坏奸臣”之二——从《水浒》说起

        前几天去福建参加了漳州师院和北师大文艺学研究中心合办的学术会议,在会上,听到顾祖钊老师的发言《文化诗学是必要的和可能的》,以水浒为例讲到了对文化理解如果帮助我们深刻洞察文学作品的意蕴。顾老师的发言给我不少启发。

        《水浒》形成时,宋明的儒家文化已经非常成熟,按照儒家的政治观,“君主”的德行主要是“仁”,而其他人的德行则主要是“忠义”,构成了社会文化网络的“核心”和“骨架”。施耐庵虽然同情造反者,但是他的基本意识形态只能是忠义。宋江等造反者是“官逼民反,不得不反”。但是宋江却带领大家打方腊,战死疆场。前半部说的是义,后半部说的是忠。李贽把《水浒传》命名为忠义水浒传,最懂作者用心,并不认为此书前后有什么矛盾。

        顾老师认为,这个悲剧展示的梁山英雄们死在自己的精神枷锁之中,真正重要的是打破精神枷锁,比砸碎肉体上的枷锁更重要。这是顾老师的现代解读——这个解读就已经是历史化的。

        浙江工商大学的吴炫老师提出,文学与社会意识形态的关系,既合作又疏离。水浒传在表层上尊重“忠义”,但是在叙事中,这些忠义英雄们的悲惨遭遇又似乎在说明:忠义的结局是可悲的,这又是疏离。

        但是我还要对顾老师的解读再次历史化:任何社会都必须有意识形态,没有意识形态控制的人,就是禽兽。意识形态是社会成其为社会的必要条件,没有忠义,这个社会恐怕会更加可怕。忠义自然有其负面之处,但是若无忠义,中华民族将根本无地自容。

        在《好皇帝、坏奸臣》的博文中,我提出皇帝与百姓的根本利益的一致性。因此在古代话语体系中,低层反抗主要针对所谓“奸臣”。而反奸臣,本身就是“忠义”。宋江的造反与诏安,表面看起来矛盾,实质上是忠义思想一脉相承。

        我认为,汉代以后,中国古代的农民起义无一不是失败。一般认为,朱元璋是农民起义中唯一的胜利者,然而,朱元璋造反在话语和意识形态上的合法性来源并不是“农民”反抗“皇权”,而是汉夷之争,是民族斗争,不是反对一般意义上的皇权,而是反对外族皇权,元末起义军是民族革命,而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农民革命。这就是为什么反元的诸位领袖纷纷称王,而与“忠义”没有意识形态上的任何冲突与矛盾,反元朝皇帝本身就是忠义之举。称王与否只有战略战术问题——朱元璋因为“缓称王”,躲开了成为出头鸟的命运。这与宋江的环境是完全不同的。

        清末的辛亥革命中,孙中山提出“民族、民主、民生”的三民主义,而实质上在这次革命中最有号召力的意识形态是民族斗争——推翻外族统治。

        中国真正的农民起义中,最有代表性的是李自成和黄巢。他们在攻取都城之后,马上走上下坡路,最终失败。其中的一个原因就是无法建立起有效的合法性基础。

        因为中国古代的政治结构和意识形态的必然模式是“好皇帝、坏奸臣”,在这种情况下,如果直接推翻皇帝的位置,那么就彻底否定了“忠义”,变成个人野心的游戏。农民造反本来在社会组织能力上就比较欠缺,一旦丧失了合法性,就很难稳固政权,失败就在情理之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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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家园 所谓皇帝的私利与国家利益的统一

        是历史上很不新鲜的论调,咋看起来像回事,可惜经不起逻辑和事实的考验。

        1.谁计算帝王的私利和国家利益?你说是老佛爷过大寿重要,还是海军防务重要?怎么这时候要挪用军费办寿辰,这个统一在哪里?老佛爷的一句话?

        2.皇帝果真与国家利益心心相印?别忘了帝王是通过官僚管理百姓,几个帝王知道百姓的疾苦,知道了还会说何不食肉糜的话么?当然有几个特例比如乾隆下江南,那本质上还是寻欢作乐,真以为是体察民情?可能是辫子戏看多了。

        3.皇帝与国家共荣共损?哪个朝代不是皇帝越荒淫无度百姓越水深火热?这个不是命运与共,实在是零和游戏。

        开历史倒车的当今不稀有,前有邓公退到初级阶段,今有新民主主义。但是直接倒档到君主制的真是凤毛麟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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