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经略》创刊 -- 南渝霜华

2011年“阿拉伯之春”的动荡发生后，西方大国屡屡以维护自由、塑造民主为名进行干涉，特别是对主权国家利比亚进行了长达7个月的轰炸。一些欧洲国家还出动特种部队参加地面战，为原本是乌合之众的反对派武装“保驾护航”，助其反败为胜，抢班夺权。至于战争造成的至少3万人死亡，数十万人逃亡国外，利比亚人类发展指数（HDI）在世界的排名骤降10位的恶果，却被西方主流媒体推到“专制独裁”的卡扎菲身上去了。

古往今来，几乎任何国家发动任何一场战争都讲究师出有名。除了“保护人权”、“人道主义干涉”的高调之外，这种干涉背后的理论依据，是一种名为“民主和平论”的学说。

“民主和平论”与大中东民主计划

民主和平论者认为，德国哲学家伊曼努尔康德早在18世纪便提出这一理论的雏形。但一直要到1970年代行为主义在社会科学中占据上风，学者开始使用统计方式计量国家之间的战争和冲突之后，这一理论才受到国际关系学术界重视。

民主和平论的支持者认为，根据世界历史经验，民主国家之间从未发生过战争，至少从没打过大规模战争。相反，民主国家和专制国家之间，专制国家之间，都经常发生战争。这一理论的实际政策含义是，如果世界上的民主国家越来越多，那么战争就会越来越少，所以应该大力推进民主化进程。

最近20年，民主和平论在欧美国际关系学术界虽然屡受争议，但总体上声势日隆，在政界也很受重视。2005年和2007年，美国国会两次讨论了《促进民主法案》（Advance Democracy Act），该法案宣称：“民主国家之间的战争是非常少见的，而非民主国家之间的战争则相当的常见。”美国第42届总统比尔克林顿说：“保持我们国家安全并维持长久和平的最好方法便是支持其他地区的民主发展。民主国家之间不会互相争战。”第43届美国总统小布什也说：“我这么强烈支持民主的原因，正是因为民主国家之间不会互相交战。这是因为绝大多数社会的人民都厌恶战争，因为他们了解战争是毫无意义的……我对民主能促进和平有着极大信心。这也是为什么我如此强烈相信中东的前进之路，是促进民主。”可见，美国热衷于“颜色革命”和“大中东民主化”，与这一学说有密切关系。

具体就利比亚而言， 虽然卡扎菲自2003年起，已经向西方做出巨大让步，放弃了大规模毁灭性武器计划，给洛克比空难遇难者每人赔偿约1000万美元，还交出了和利比亚有联系的伊斯兰激进组织的成员名单，但利比亚的政治制度并未改变，没有变成西方界定的民主国家。按照民主和平论的推理，专制独裁的利比亚，仍是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的威胁。因此，在2011年声称要搞多党民主的利比亚反对派起事之时，西方国家的全面支持也就是顺理成章的了，因为将来民主的利比亚将有利于地区和世界和平。

将民主和平论溯源到康德的谬误

从理论角度看，民主和平论的鼓吹者将这一学说追溯到康德，是认错了祖宗。

首先，康德在《永久和平论》中列出了“国与国之间永久和平的先决条款”，其中第三条为“常备军应该逐渐的全部加以废除“。他认为常备军“总是显示备战活动，还不断的以战争威胁别的国家，这就刺激各国在备战数量上不知限度的竞相凌驾对方。同时由于这方面所耗的费用终于使和平变得比一场短期战争更加沉重，于是它本身就成为攻击性战争的原因，为的是摆脱这种负担”。

其次，康德在《永久和平论》中列出了“国与国之间永久和平的先决条款”，其中第五条为“任何国家不得以武力干涉其他国家的体制和政权”。康德明确指出，“如果一个国家由于内部的不和而分裂为两部分，每一部分都……声称代表着全体……只要这种内争还没有确定，则这一外力干涉就会侵犯一个仅仅纠缠于自己内部的病症却并不依附任何别人的民族的权利了；因此它本身就构成一种既定的侮辱，并使一切国家的独立自主得不到保障。”

综上，如果一个国家拥有常备军或者干涉别国内政，就违反了实现永久和平的先决条件，无论它是什么政体，都无法实现永久和平。显然，美国及其盟友拥有强大的常备军，也多次出兵干涉别国的体制和政权，所谓“民主和平”就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末了。

子曰“非其鬼而祭之，谗也”。民主和平论者将其理论溯源至康德，却无视康德为永久和平设定的前提，就有拉大旗作虎皮之嫌了。

由此想到，20多年来，国内知识界也屡屡有人提出“回到康德”的号召，可是，打算“回到康德”的人们，有多少是认真读了康德？还是将“回到康德”作为抛弃马克恩恩格斯的一种隐晦的说法？

一战是民主对专制的战争吗？

在经验层面上，民主国家之间是否真的不打仗呢？从方法论上看，如果一个旨在研究如何避免战争、维护和平的理论，无法解释世界大战，就根本站不住。

让我们的目光回到80多年前。1914年6月的萨拉热窝暗杀是一次只杀死了两个人的恐怖袭击事件，但它竟然在1个多月后引发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最终把世界上3/4的人口拖入战争，让1000万人死于战场，这是人类历史上一个难以破解的谜团。也正是在一战的惨重损失之后，人类开始了国际政治学的专业研究，催生出一个个力图解释战争与和平问题的理论。

受列宁的影响，在社会主义国家主流史学界中，第一次世界大战是“帝国主义国家”，即垄断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战争，这主要是从参战国的经济制度角度来看的。 在西方，一些领导人和学者把一战看作是“民主国家”对“专制国家”的战争。威尔逊在号召美国人参战时，就提出“让世界变得对民主国家更安全”的口号，将大战称为“为了结束一切战争的最后一战”。

然而，如果按照“民主和平论”支持者的民主定义，一战的主要参战国大多是民主国家，一战甚至可以看作是民主国家之间的战争。

“民主和平论”中的民主定义

在“民主和平论”中，“民主国家”如何定义非常关键。在政治学里，“民主国家”是理想化的模型；在日常语言中，“民主国家”是一种带有意识形态色彩的标签。其实，“专制国家”和“民主国家”两者之间并不存在非此即彼的界线，而是存在相当大的灰色地带。

在当代世界，西方的国家领导人、主流政治学家和主流媒体，基本控制了对“民主”和“民主国家”的定义权。他们宣称的“民主国家”，仅仅指“自由民主”，排除了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民主”或“人民民主”，也摒弃了卡扎菲治下“民众国”等发展中的无党制或一党制政权组织形式，倡导民主和平论的学者也不例外。但是，这些学者对于民主国家应该满足的标准，则是众说纷纭，下面举出两个影响力较大的标准：

1976年，美国政治学家辛格将民主国家定义为一个具备以下特征的国家：（1）有定期的选举，反对党和执政党都有参与选举的自由（2）允许至少10%的成年人口投票（3）有一个能够控制政府执政部门，或是享有与执政部门同样权力的议会。这个定义的门槛比较低。

1997年，拉梅尔则提出：“这里的民主指的是自由民主制，亦即那些执政者是由有竞争的选举以及秘密投票、和广泛的投票权（粗略的定义是包括至少三分之二的成年男性）所选出；同时还要有言论自由、宗教自由和结社自由；以及一个宪法架构下政府服从的法律体制，并保障人民平等的权利。”这个定义的门槛比较高。

一战参战国大多是民主国家

按照后一个标准，一战的主要参战国中，英国、法国、意大利、美国、比利时都是民主国家；如果把“执政者”理解为包括国会议员，那么德国也是民主国家。按照前一个标准，不仅上述六国，连奥匈帝国、塞尔维亚都是民主国家。日本、奥斯曼帝国和保加利亚是否为民主国家，则要看如何定义“议会能控制政府执政部门”了。这三个国家中，议会和君主分享了权力，议会对政府具有一定程度的控制力。在主要参战国中，只有俄罗斯帝国无论按任何标准都不是民主国家，但1917年二月革命到十月革命之间的临时政府执政下的俄国，则具备了自由民主国家的一些基本属性，如有选举、有反对党等等，但此时俄国仍然与德国和奥匈帝国交战。

值得注意的是，民主国家不一定是共和国，君主立宪制的国家也可能是民主国家，正如今天的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日本、荷兰等国是公认的民主国家，一战中同盟国一方的德意志帝国、奥匈帝国、保加利亚王国和奥斯曼土耳其帝国，也不能根据它们的国名想当然地认为它们就是专制国家，而要具体分析民选的政治机构在政权中的实际权力有多大。

1914年德国和奥匈的民主程度较高

1917年3月，俄国沙皇被二月革命推翻，美国总统威尔逊在1917年4月对德宣战，他把战争包装为民主国家英法美等对专制国家德奥的战争，其目的是保卫民主国家的安全，这种宣传和事实完全相反。

统一之后的德国政治包含中大量的民主因素。1871年的德意志帝国宪法规定了德国国会的下院帝国议会由25岁以上的男子按照普遍、直接、秘密的普选制选出，议员任期5年。帝国议会最大的权力是有权否决政府预算。上院联邦议会则由各个邦政府派出，具有批准法律的权力。联邦议会有58个席位，宪法规定只要14票反对，法案就被否决。德国皇帝对外宣战或者缔约要征得联邦议会的同意。19世纪末，德国的主要政党有德意志保守党、德意志帝国党、民族自由党、进步党、德意志人民党、天主教中央党和社会民主党等，这些政党的地位，根据选举中得票多少和相互联盟关系的变化，在执政党和反对党之间交替。

1890年，俾斯麦被迫辞去德国首相职务，他力主的《反社会主义非常法》也被废除。后来通过的宪法修正案规定，皇帝批准的一切法案必须有首相的副署才能生效。 1910年，公开主张共和制和社会主义、反对殖民政策的社会民主党成为帝国议会第一大党，这正显示了民主程度的提高。

因此，据《沃伯格家族：一个犹太金融家族的传奇》的介绍，在1919年的巴黎和会上，德国谈判代表、银行家马克斯沃伯格对协约国代表盛赞德国的民主制度。他认为，在一战爆发前，德国就拥有世界上最好的民主选举制度，而且比英国更加民主；德国的民主在一战期间还得到了完善。

当然，像同时期的其他民主国家一样，德国政治制度中仍然存在不民主的方面，例如首相由皇帝任命，帝国军队向皇帝个人效忠等。

弗朗茨约瑟夫皇帝（好莱坞影片《茜茜公主》中茜茜公主的丈夫）统治下的奥匈帝国，也已经迈出了民主化的步伐。1867年的奥匈协议规定，匈牙利王国与“帝国其余部分”，各自设立两院制国会及由首相领导的责任政府。1907年，奥地利统治下的帝国西半部分举行了第一次按照普遍、平等、直接和秘密的原则进行的选举，基督教社会党等宗教保守派得96席，属于德意志民族联盟的各温和派获得90席，社会民主党获87席。

1908年，号称欧洲最专制国家的土耳其也恢复宪法，召开国会，青年土耳其党人获得多数席位。1909年，青年土耳其党人甚至废黜了素丹哈米德二世，换上了服从本党的新素丹默罕默德雷夏德。

这样，同盟国阵营中的德国、奥匈和土耳其，都存在着民主因素，其中德国和奥匈基本可以称为民主国家。

1914年德国政体中的民主成分支持本国对法、英、比开战

民主和平论对于所谓“民主国家之间不打仗”的“历史经验”的解释是，民主国家发动战争的法律程序比较严格，能够避免统治者为一己私利把国民推向战场；民主国家的国民之间存在亲近感，不会采用战争手段来解决彼此的纠纷。

那么，即使我们认为德国在1914年还不是一个完全的民主国家，那么根据民主和平论，德国政治中的民主成分——普选产生的帝国议会，应当使用手中的权力阻止专制成分，即世袭的皇帝、皇帝任命的首相和总参谋部的战争动向，反对和民主国家英国、法国、比利时及其盟友俄国等国交战。

然而事实截然相反， 根据英国学者诺曼戴维斯在《欧洲史》中的记载：1914年8月1日，德国首相贝特曼发疯似地驱使职员们草拟对俄宣战诏书。当被问到为什么如此匆忙的时候，他回答：“如果我们不宣战，就无法说服社会主义者去打仗”，直接利用了德国工人阶级对沙俄专制的反感。德皇威廉一世同日宣称：“当国家投入战争时，一切正当应该停止争吵，我们大家都是兄弟。”果然，德国社会党的领导人以“让祖国免遭沙皇专制的奴役”为名，完全支持发动战争，丝毫没有因为根据法俄协约，对俄开战也就意味对法国这个民主国家开战而稍有犹豫；而按照德军的施里芬计划，对法开战也就意味着首先要进攻另一个民主国家比利时。8月4日，当英国对德国发布最后通牒，要求德军退出比利时之后，德国议会以全票通过了军事拨款的议案。根据德国史专家丁建宏的《德国通史》的记载，社会民主党党团发言人胡戈哈塞在议会宣读了党的声明：“今天我们面临着残酷的战争现实和敌人侵略的可怕威胁，需要决定的不是赞成或反对战争的问题， 而是用什么必要的手段去保卫我们的国家。”此后，帝国议会各政党达成了名为“国会内各党派斗争暂时中止”的协议，并主动休会以表示支持政府和军队的统一领导。

当时担任北大图书馆主任的李大钊，1917年也在《欧洲各国社会党之平和运动》（在他的论述中“社会党”和“社会民主党”同样意思）中这样记载了德国社会民主党支持战争的情况：“盖德国有选举国会议员之权者，约一千一百八十九万余人，其中有四百二十五万余人属于社会民主党，议员总计三百九十七人，社会民主党居一百一十二人。社会党既于议会拥有尔许之势力，倘彼等全不赞成政府宣战之举，则德之于战绝不可能……社会党首领哈宰氏（即胡戈哈塞）与德相佛尔威西（即贝特曼）会见……哈宰氏关于赞成预算案演说曰：‘吾有对于俄国之专制主义而拥护德国文化之责任……社会党之反对侵略的战争固不待言，然为防卫己国之独立自由与自由，当执干戈以从事于战争有所不辞……吾为社会主义者，同时亦为德国人，吾之所为，绝不背国际社会党（即第二国际）之旨趣也。”

直到1914年12月，社会民主党议员卡尔李卜克内西在议会军事拨款的时候，才投下了唯一的反对票。

同样，英国、法国、奥地利、保加利亚、意大利等国的社会主义政党，也支持或默许了本国政府的战争政策。参战国中从一开始就明确反对战争的政治力量，只有俄国的布尔什维克党和美国的社会党，但是他们在“爱国主义”的狂热中应者寥寥，反战活动很快被政府镇压下去。

自由民主制国家之间发生战争的例子很多

除了第一次世界大战，自从自由民主制国家在18世纪末诞生以来，民主国家之间的战争还有很多例子，19世纪以来有1812年的英美战争、1866年的普奥战争和1870年普法战争、1898年的美国-西班牙战争、1932-1935年玻利维亚和巴拉圭之间的查科战争等。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轴心国阵营里的芬兰也是民主国家，曾遭到另一个民主国家——英国的轰炸。

在最近十多年中，1999年美国为首的北约各国对南斯拉夫联盟共和国的战争，2006年7月以色列对黎巴嫩的战争，2008年的俄罗斯-格鲁吉亚战争，2009年1月以色列对巴勒斯坦加沙自治政府的战争等， 都是民主国家对另一个民主国家的战争。1999年5月-7月印度与巴基斯坦发生了卡吉尔战争，这是世界史上两个核国家之间的最大军事冲突，双方军队死亡总计超过千人，当时双方也都是民主国家。1999年10月，穆沙拉夫才发动政变推翻巴基斯坦民选政府。

当然，主张民主和平论的人总是能找到理由。民主和平论常常使用两个自我解套的方法，一是一旦发生战争，就说其中一个不是民主国家。例如，说米洛舍维奇是个独裁者；普京-梅德韦杰夫组合是个双簧般的专制政权；在加沙执政的巴勒斯坦哈马斯是恐怖主义组织等等，却完全忽视它们都是通过比较自由公正的选举上台的。而且1999年的南斯拉夫联盟和2008年的俄罗斯，都允许反对党公开活动，议会里也有大量的反对党议员。西方的政要和媒体，还采取先发制人的手段，先把反美的、可能遭受西方军事打击或颠覆破坏的国家，称为独裁国家，这样通过选举上台的内贾德、查韦斯，都被描绘为独裁者。二是，把发生战争的民主国家说成是不成熟的民主国家，把民主和平论的适用范围，限制在成熟的民主国家。这样，虽然减少了反例，但理论就只能试图解释二战之后美国、西欧、日本、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之间为何不打仗了，而它们都是美国二战后构筑的同盟体系的组成部分，盟友之间自然不打仗。

从以上大大小小的反例可见，民主和平论声称的“民主国家从未打仗”的经验事实，其实并不存在。然而，学者和政客一旦陷入意识形态的迷狂，就难免不仅认为“民主是个好东西”，还认为它是包治世间百病的良药，就会对血淋淋的事实视而不见。民主与和平的关系，或者更广泛一点说，国内政治制度与对外行为的关系，是极为复杂的，并不是能用“民主和平论”这样简单的对应关系来概括的。近几年，一些民主和平论者，如Mansfield和Snyder也认为处于民主化进程中的国家，可能比专制国家更好战。

现任美国总统奥巴马2009年6月在埃及开罗大学演讲时承认“一个国家不能也不应该将一种政治系统强加于另一个国家……政府应该代表人民的意愿。每个国家以自己的方式致力于这一准则，不同的方式又以国家传统为基础，美国并不认为自己通晓对所有人都有利的方式”。这一表态，其实也是对根据民主和平论推演出的促进别国民主化政策的一种反思。然而，2011年，美英法等国又以“人权”和“民主”为借口干涉中东国家内乱，轰炸利比亚，威逼叙利亚，对于西方的盟友沙特等国出兵镇压巴林的民主运动，却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人类最可贵之处，就在于能独立思考，能总结历史经验教训，能破除迷信，不管这种迷信是以多么崇高的外衣，或者看似多么简约的理论加以包装的。早在1795年，康德就在《永久和平论》中总结了政治实践与理论的关系：“国家既然必须从经验的原则出发，而理论家以其空洞无物的观念又不会给国家带来任何危害，于是人们就总可以让理论家去大放厥词，而深通世故的国事活动家却不必加以重视”。这一告诫，今天也不过时。希望各国人民，特别是手中掌握着生杀予夺大权的大国政要们，能够客观地看待历史，不要被“民主和平论”这样似是而非的理论所蒙蔽，更不能掩耳盗铃，企图利用这样的理论为战争正名，否则将给世界带来持续的灾难。

山东枣庄市进行土地资本化试验，通过发放土地使用产权证，凭借土地使用产权证可以抵押贷款，盘活土地资本。发放土地使用产权证，持证人在产权期限内，可依法使用、经营、流转、转让土地，也可以作价、折股作为资本从事股份经营、合作经营或抵押担保。土地合作社、种植大户受让土地使用权后，可以用全体成员的土地使用产权证，向土地产权交易机构申办总的土地使用产权证。合作社和种植大户凭土地使用产权证，可以向金融部门抵押贷款、融资，从而解决农业规模经营发展的资金问题。政府建立了农村土地使用产权交易市场，枣庄市建“三农”服务中心，区（市）级建农村土地使用产权交易服务中心，乡镇建农村土地使用产权交易服务所。农民、合作社或银行拿土地使用产权证，可以到土地交易所进行交易。

枣庄的土地资本化试验被媒体宣传为破解农民贷款难、解决农村资金瓶颈问题的创新举措，据说这一模式近期将在山东全面推广。然而，这一模式却充满了陷阱。

一、土地入社挣钱的“秘密”

枣庄试验通过土地确权发证，然后再通过土地入社将农民的土地集中流转，进而形成大规模经营。土地经营权证则可以到银行抵押贷款，解决规模经营的资金问题。从报道来看，农民从中得到很大收益。例如，一份报道称，枣庄市山亭区桑村镇任庄村村民任安喜，加入土地合作社后，去年一亩地的土地租金有900元，另外分红600元，再加上在地里干活挣的一部分钱，“家里收入比以前翻了番！”土地入社以后，规模经营的租金往往都比通常情况下高。媒体报道的土地租金和分红收 益达到1500元，这甚至于种植一般农作物的毛收益。而通常情况下的土地流转，发生在农民举家外出务工而不得不请人代种时。代种有时并不需要租金，即使要，最高也不会超过每亩300元。

大规模经营的租金普遍较高，地方政府和媒体人不理解背后的原理，却盲目相信是所谓的经济学原理和市场经济规律起了作用，并将此宣传成“产权明晰解放了生产力”，进而将其变成土地资本化的合法性根据。不仅如此，地方政府还会进一步宣传，土地入社规模经营后，农民不但拿到了很高的租金，还可以进入农业公司工作，拿到工资，甚至还可以拿到分红。似乎只要流转土地大规模经营，所有农民从此以后就可以发家致富奔小康了。显然，一些地方政府和学者误解了两种不同的规模经营，一是小农的适度规模经营，二是大公司主导的大规模经营。

支付了较高土地租金的公司或种田大户，若仍然从事传统农业，显然要亏本。因为在传统农业生产中，大规模经营并不一定比小农经营更有效益；更重要的是，就单位土地面积而言，大规模经营并不比小农经营有更高的产出。农业生产具有极强的季节性和灵活性，小农经营可以利用家庭闲散劳动力完成其中很多环节的劳动。而且，小农经营在劳动力的投入上往往是“过密化”而不计成本的，因此，单位土地上的效益必定比机械化的规模经营高。大规模经营则必须雇佣农业劳动力，并向农业劳动力支付工资，这样成本自然就升高，微薄的农业收入根本就不足以支付这种成本。资本一定会流向利润更高的行业，而传统农业则是利润最低的行业，在欧美是需要国家大幅度补贴的行业。资本如果从事传统农业，挣取利润的空间很小，甚至大多数情况下会破产。机械化的大规模经营倒是可以提高劳动生产率，但中国人口众多，农业劳动力绝对过剩，提高劳动生产率并没有特别突出的必要性。

事实上，从我们调查和媒体报道获取的信息来看，大规模经营种植最多的是蔬菜、水果、药材、花卉等非传统农业。有些农业公司和种田大户甚至偷偷改变土地用途，将一部分耕地用来经营“农家乐”等。经营高效农业并非规模经营才有效益，小农经营同样可以有效益。高效农业之所以“高效”，原因不在于规模经营或小农经营本身，而在于高效农业所产作物本身的稀缺性。如果农民一窝蜂进入高效农业，高效农业也会全面破产，这就是“农民种什么，什么就不值钱”的局面。种植蔬菜可以成就一个所有农民都进入小康生活的山东寿光县，但其它县市学习寿光经验，失败的比成功的多。从这个意义上说，高效农业其实是高风险的行业，媒体上不断有种植大户破产的消息可以作为明证。当然，进行大规模经营的农业公司和种田大户也不是傻子，因为从事如此高租金高风险的行业，有政府进行补贴。正因为有补贴，很多公司进入农业往往就是为了套取各级政府的补贴。

农民将土地加入合作社，要获取高额租金和分红，这些土地规模经营要获取利润，就必须从事高效农业，而高效农业又不可能非常广泛，因此通过将土地资本化后转让给从事高效农业的公司或种田大户，从而致富的合作社就不可能很多。倘若枣庄试验在山东全省推开，可以预见，大多数土地合作社不可能获取利润。一旦这样，农民和金融机构都将面临风险。土地是农民的保障，虽然枣庄市在试点中采取了一定措施防止和减少农民失地风险，但这一风险依然不可避免的存在。一旦土地合作社无法按期履约还款，土地就将“易主”，土地合作社可能无法继续维系，被抵押土地的农民的权益甚至生计问题等都存在问题，这会导致农民失地隐患，引发不安定因素。农民用土地承包经营权抵押的融资方式因现行政策缺失等因素，容易产生法律纠纷，往往要付出更大的交易成本。而且，农业是弱势产业，自然风险较大，如果土地合作社无法按期履约还款，银行取得抵押的土地使用产权后，是否能够及时把土地流转出去，流转的收益如何，如果土地合作社解散，贷款的主体怎样转移等，具有较大的不确定性，银行的风险控制点不易掌握。

二、土地合作社将倒逼中农破产

在土地合作社的土地经营模式中，并非所有农民都能从中收益。其受益者是农村外出经商、务工农户，他们过去本来是将土地无偿或低价流转出去，在加入土地合作社后，如今却能得到每亩1500元左右的租金和分红，这部分人是土地合作社的受益者。而土地合作社的最大受害者却是村里种田的中农阶层。过去，他们耕种外出打工的邻居转入的土地，加上自己的土地，可以维持适度经营规模而成为小康之家，而且邻居的土地不要出租金或只需要很低的租金。当土地合作社成立以后，他的邻居将土地入社，中农仅仅耕种自己的土地无法维持适度规模经营，从而使得在家务农收入过低，因此也不得不将土地流转给合作社。这样一来，他就只能得到自己入社土地的租金和分红，农业收入大大减少。如果他不能在打工市场上谋取新的工作，就将彻底破产。也就是说，土地合作社是一个倒逼中农破产的市场机制。

中农是指经营面积在20-30亩的农户，要达到这样的经营规模，往往需要从外出农户承包土地中租入土地。在现有农业技术条件下，20-30亩的经营规模，年收入可达2万元以上，在农村，这样的收入水平足够维持一个相当体面的生活状态，甚至比外出务工收入还要高。20-30亩也是一对壮年夫妻完全可以应对得了的。这样的经营规模及其收入条件，使经营农户可以不再寻找农业以外收入。若有子女外出务工，其家庭经济条件就要超出小康。若子女希望在城市成家，在镇上建房子，这对壮年夫妻也有一定的资助子女进城安家的能力。耕种20-30亩土地的收入比较高，农户一般会认真经营农业，精耕细作，粮食亩产极高。到农村调研，发现庄稼长得最好的田块，大都是这类似专业种植户的中等规模经营农户。20-30亩，一对青壮年夫妻足以胜任劳作，对机械化有所要求，但往往是自备小型农机。农忙也勿需雇工。

中等规模自耕农的一个特点是其保守性，因为农业收入足够高，而使他们可以不依赖兼业收入，因此对外部世界的变化不太关心，而对村庄与生产和生活基础条件相关的公共事务和公益事业，会相当关心。经营20-30亩土地，一般要从其他农户那里流入土地，因此，他们会积极参与村庄社会事务，是村务和村庄人情的积极分子与活跃分子。

过去，我们在其它地方调研土地合作社，发现中农不愿意将土地流转出去，但一旦土地合作社成立，迫于各方面原因——如村组干部的面子、人情，亲戚朋友的劝说、子女的劝诫，以及其他流言蜚语（如不流转就不能申请“农保”），加上耕种土地的减少不足以维持小康之家，最后都被迫流转土地。因此，枣庄的土地合作社中，中农阶层的破产也可以预期。

此外，土地合作社还将导致半工半耕模式瓦解。中国农村形成了一种以代际分工和性别分工的半工半耕模式，即老年人或妇女在家种田，青壮年劳力在外打工。土地合作社将导致这种模式的彻底瓦解。现在在农村种田的并不是青壮年劳动力，而是老年人和妇女，他们可以借助机器种田，却在第二三产业的就业市场上很难找到合适的就业机会。而且，尤其对老年人而言，种田不仅仅是被动的劳动，还是主动的劳动，是实现人生价值、让生活充实的重要方式。也就是说，地方政府和学者计算农民流转土地的意愿，建立在农民可以在第二三产业充分就业的基础上。而这在人口众多的中国农村，往往并不现实。尤其是对于老年人而言，他们可以在农业中就业，却不能在工业中就业，他们可以在自己的地里干活，却无法受聘资本而成为农业工人。因此，土地一旦流转给合作社，老年人的生计本身就难以获得保障，其生活意义也会遭到质疑。

三、中农破产的村庄社会效果

中农破产的直接社会后果将是村庄共同体的彻底瓦解。由于中农阶层的存在，村庄人财物虽然不断流出，但仍然能保持一个伦理与生活的共同体。按一般常理，大量青壮年劳动力流出农村，而留下“386199”部队（妇女小孩老人），农村将变得衰败不堪，伦理将招致破坏。然而，由于中农的存在，情况没有那么糟糕。

中农是农村中相对比较悠闲的阶层，三个月过年，三个月农忙，还有半年打牌。他们有大量闲暇的时间，他们打发时间的一个重要渠道是走门串户，“今天到这家打麻将，明天到那家打牌，要不然就是无所事事地闲聊”。甚至只有他们，才能够活跃村落公共生活和文化生活，因为只有他们才能够在村落里到处跑、各家跑——老人走不动了，小孩走也没用，妇女因为禁忌不好到处走，年轻人往往打工回来一段时间就走了，对村子也不熟悉。

更为重要的是，中农有时间、有热情照顾在村的老弱病残妇幼，为在外打工的农民营造一个稳定、安全、没有后顾之忧的“大后方”。举家外出经商、务工，或者家里的男子外出务工的家庭，许多事情都需要其他人的照应、帮忙，比如房子、老人、妇女、孩子留在家里需要人照顾，尤其是老人，以及诸如架电线、修电器、调解纠纷、干比较重的活、拉水泥、建房子、割稻子、斥责坏习惯、找乡村干部办事……老人、孤儿寡母的搞不成这些事，这些都只有依赖中农阶层。这些事情处理好了，外出务工的人就放心将老人、孩子留在农村，安心地在外工作，农村也才会变得安定和谐、有人情味和富有道德意涵，伦理和生活共同体才依然存在。

总之，正因为中农阶层被留在农村，才使得农村富于生机与活力，富于道德与传统，也因此外出经商、务工的人还对它有想往和牵挂，也因此对农村有份敬畏，还想着要回来，也回得来，同时也还对之投以情感，而不是蔑视，更不是回来搞破坏，回来占便宜。

土地合作社成立以后，失去租种土地来源、只留下自己田亩租金的中农阶层随即堕入中下阶层，不得不另谋出路，或外出务工，或在当地打零工。当然，他们也可以反租土地合作社的田，而反租就必须支付高租金，因此就必须从事高效农业，但是他们在技术和市场方面毫无优势，从事高效农业的风险远比外来资本高。通常情况是，中农不仅收入大不如前，更重要的是在心态上起了很大的变化。一方面是，这部分农户也要为生计、家庭、养老等方面而奔波，因而生活不再悠闲优雅、不再从容大度、不再闲庭信步；另一方面是，这部分农户的利益也不完全在农村了，不再有激情和动力去关切农村事务。

这样，中农阶层的破产就给农村社会带来很大的消极影响。首先是，农村社会将处于缺乏内部整合的无序状态。没有经济支撑、空闲时间的中农连自顾都不暇，就不会有积极性去管人家的事，就没有精力去走门串户，去帮助别人、去重建道德秩序。其次是，农村老弱病残妇幼没人照顾，外出务工稳定的大后方消失。中农的瓦解，农村连五六十岁的夫妇都外出务工谋生，最后留下的就只能是老弱病残妇幼，而后者作为弱者是需要照料、看护的，一旦没有人照料、看护，要么会出问题，要么外出者返乡耽搁工作，要么外出者将他们也带上，几个方面都因外出务工的大后方不稳而会造成很大损失。

以我们在安徽某村的调研为例。在2008年之前，村里的留守老人是五六十岁，这些人是农村的中农阶层，他们能够照料七八十岁的老人，而土地合作社成立之后，中农阶层也纷纷外出，留守老人就变成了七八十岁的老人。这些老人因为孤独、缺乏照料，在得病或丧失自理能力之后，就很容易产生轻生念头。其中一个村民组，人口约100人，最近两年有7个老人死亡，其中4例为上吊、喝药、投河自尽，只有3例是正常死亡。4例自杀老人，情况都是子女外出打工，老伴早亡，孤寂无人照料。土地合作社的成立，与2008年后老年人自杀猛增并不是纯属巧合，至少有一定的关联，土地入社后中农阶层外流，老人缺乏照料、看护的人。

可以说，中农破产，意味着党和国家在农村的稳定基础被抽空。在农村社会高度流动、农民群体及其利益高度分化的情况下，没有了中农，农村社会缺乏主导阶层，基层政府与农民就缺乏连接点，党和国家在农村最稳定的基础瓦解。中农流走之后，连当村民小组长的人都找不到。“全职”小组长没有了，只能选那些留在农村、但在搞兼业的三四十岁的人，这些人以事业为重，不会全心全意地干组长，对交代的事情总是三心二意，或者不想干——谁愿意丢了工作去干组长跑腿的工作？所以小组长的工作就会荒废，农村的老人、妻小、贫困户就照顾不过来，纠纷、问题、公共品就解决不了，上面交代的任务、传达的精神就贯彻不下去，农村稳定和乡村治理出现问题。党和国家在农村的政策都也将缺少稳定的、强大的支持者。

四、枣庄的土地合作社是资本分享农业利润的“道具”

高效农业虽然有相当大的发展风险，但也完全有取得成功的可能性，尤其是对于个别市场网络广泛、信息收集和判断能力强的公司而言。按照黄宗智先生的说法，中国的高效农业有着发展的重大契机。

根据黄先生的推算，中国未来10到25年经济持续发展，会带来食品消费结构从以粮为主到粮、肉—鱼、菜—果兼重的转型，农民响应这种转型，就会带来劳动相 对密集农业的发展。农业转型和劳动相对密集农业的发展，将扩大农业的就业容量，农业中的半隐性失业将减少。未来数十年中国经济的发展，会持续伴生农村人口的城市化，越来越多的农村劳动力转移进入城市。转移进入城市的农村劳动力如果将农村土地流转到继续务农的农民手中，则农业中的半隐性失业将进一步减少，农村劳动力可能在一个时点达到充分就业状态。以小规模农场为主体的中国农业，可能在未来10年至25年，达到充分的农业就业，中国农业的劳动生产率大幅度提高，农民收入水平大幅度提高，中国经济发展将进入一个新的阶段。为了适应农业的转型和达到农业的充分就业，国家应该制定鼓励土地流转的政策，以建立劳动密集基础的小规模农场。

也就是说，在今后10到25年中完全可以彻底解决长期以来的农业劳动力剩余和低收入的问题，使农业本身能够为务农人员提供充分就业的机会和小康的生活水平，并因此稳定农村，缓解甚或解决三农问题。当前的农业制度阻碍了这种结构的进一步演变。今日的农业相当程度上被困缚于口粮地制度，造成一种普遍过小和脱离市场的经营。按人分配的土地，仅用来种粮食，规模显然过小，也是今日农村劳动力大量剩余的主要原因。同时，今日的粮食大多是不经市场而由生产者直接消费的。于是，许多农民不是为谋利而经营，而是为保险去种植，把种地视作为失去城市工作之后的退路，因此导致普遍的不用心耕种。另一种类型是那些城市打工机会较多的农村，基本上是根据城市打工的机会成本来做出农业的生产抉择。譬如，因玉米劳动投入较低而选择耕种玉米，凭此达到接近于进城打工的每劳动日的收入， 而放弃其他的经营可能。在这种种植模式之下，农业只不过是一种辅助性的活动，等于是打工的副业，自然不会很用心耕种，更不会积极创新经营。因此，黄先生对“半工半耕”制度持相当否定的看法。

如果黄先生的推断是正确的，中国农业面临着发展的契机，我们就需要顺应时势，对中国农业的发展模式加以修正。这种修正也不应当是发展大规模农业，而是发展适度规模经营的农业。即使要发展高效农业，以及高效农业真有一定的发展前途，那也应该让农民能够真正分享高效农业的发展成果。因此，资本介入实际是与农民争夺农业生产环节的利润。这样一来，中国农业发展所可能面临的契机，最终会被资本赚取，农民从中并不能得到多少利益。即使部分农民能够从中获取更高的地租，但作为整体的农民并不能获取更多的利益。因此土地合作社实际上只是资本谋取农业利益的一个道具。

如果真要保障农民的权益，就不应该仅仅让个别农民获取地租收益，而是应该让大部分农民能够参与分享农业发展所带来的收益，即他们能够广泛地参与能够成功的高效农业。因此，农民需要的就不是所谓的土地合作社，而是高效农业的经营合作社。这样，占多数的农民可以以自己的土地参与经营高效农业，获取高效农业的收益，而合作社又能为他们广泛地提供销售渠道、生产信息等，并为他们解决资金问题，帮助他们抵御市场风险。当然，并不是说大公司和资本不是不能介入农业，而是说它们不应该介入赚取农业生产本身的利润。大公司和资本在市场经济中有其固有的优势，农民不能与之相比，倘若其能参与农业深加工或生产之后的销售等环节，这样大多数农民赚取高效农业生产环节的利润，而资本获取农业生产之后环节的利润，两者互相扶持，这岂不是两全其美。而政府所需要做的是，既为资本提供合适的市场环境让其参与农业生产之后的环节，又要规制其进入农业生产环节本身获取农业生产利润。

在国人趋之若鹜地把不及弱冠的孩子送往美国接受教育的时候，一对跨国夫妇反其道而行之，为了让女儿接受中国的教育，举家移民中国。这是为什么呢？以下是他们耐人寻味的讨论：

Kay的爸爸（年龄：26，国籍：美国，教育背景：斯坦福大学应用数学／计算机本科）

“我不想让女儿在美国上学最大的顾虑还不是学校，是美国文化。”

有三个最主要的原因：

一、美国文化中Anti-Intellectualism（反智主义）太严重，最明显的是在中小学。大家最想当的是cool kids（酷小孩），cool kids都是不爱学习的，如果你爱学习，大家都认为你是nerd（书呆子），嘲笑你孤立你，如果你喜欢学习，成长环境很负面，一路要承受很多同辈的不认同。

二、在美国从小就“被接触”大量毒品和性。要从小就开始抵制，而且不断有peer pressure（同辈压力）迫使你尝试，这对于教育是很大的干扰。

三、男女非常不平等。当然，世界上哪里男女都是不平等的，但在美国文化中尤其严重。我特别反感美国文化从小就宣传女生要hot（性感），要slutty（风骚），作为女孩子在美国成长的社会氛围特别不好。你看看中国十三、四岁的女孩子，照出相来穿着校服，戴着厚眼镜，很学生样。美国十三、四岁的女孩子都不喜欢自己的年纪，每天化妆去学校，穿像成人一样的衣服。你觉得哪个更接受自己所处的人生阶段，哪种文化更健康？在美国长大，女孩子如果不好看，或者不融入这种氛围，会有很大的同辈压力，被排斥，对于女孩子学习是很大的干扰。

Kay的妈妈（年龄：26，国籍：中国，教育背景：北京大学英国语言文学本科，南加州大学东亚文学硕士）

一、希望我的孩子有一个美好的校园回忆

我认为我的孩子在中国长大、受教育比在美国快乐的可能性更大。我给加州大学、耶鲁大学都做过几个学期的助教，后来上研究生也教过很多美国大学生，这些年我都在问我教过的大学生或者研究生，当然，能上这些学校的通常学习比较好，他们回忆起中学却没有一个说喜欢或者带着怀念的情绪，都不喜欢自己的中学生涯。相反，我和我的朋友们，现在都毕业几年了，对于校园生活都带着美好的回忆。这么多年过去，还是非常留恋学生时代。

这些年我一直在思考：形成这种反差现象的原因究竟是什么？

现在有一种潮流，国内媒体倾向于宣传国外中小学作业少，下午三点放学，孩子多么多么快乐，已形成大趋势。这些陈述是否属实还有待商榷。其实在西方，上私校（一般私校教育水平高于公共学校）的中学生也是下午三点放学，然后开始上各种课外班，补课到晚上八、九点，好学校的学生年级越高，压力越大，我先生回忆起高三时候每天晚上都12点后睡觉。

更重要的是，快乐和幸福感都是一个复杂的事情，不是作业少就等于会更快乐。有两个影响快乐的因素容易被人忽略：第一个是成就感。其实你观察小孩子穿鞋，或者搭一会儿积木高楼，就能发现人类从小开始就对自己经过努力完成某种任务、达到一个结果感到自然的快乐和欣慰。成就感对于健康人格的形成是不可或缺的。那究竟什么是成就感呢？一个重要因素是必须有努力这个过程。譬如一个人考两科，一科非常简单，没有任何准备也考得很好；另一科要付出很多努力，然后才得到一个不错的结果。这个人一定是对后者印象更深刻。

我个人在美国念研究生的感觉是很没有意思，因为并不需要多么刻苦，不准备随便答卷成绩都是一等，这样的成绩不代表任何付出，自然没有记忆深刻之处；相反，回忆起大学时代经常挑灯夜战、但大家都刻苦、即使你付出全部努力也未必获得一等成绩的日子，那时的记忆更隽永。所以，这点令我看蔡美儿的书时马上理解了她的意思，我很同意，绝对不是没有压力的孩子就会更快乐。这不是一加一等于二。我觉得通过努力获得成绩对于孩子是更深刻的快乐，这种经历会进入更持久的精神层面。在国内接受教育，从小就有很多竞争，很多压力，要取得任何成果，必然需要努力，这个过程和这种经历本身对于美好回忆的形成是很有深远意义的。

影响快乐的另一个因素是集体主义。我说的集体主义不是一种意识形态，而是一种生活状态。国内人口密集，从小到大有很多经历其实都是集体主义的。譬如，上中学上早自习，晚自习，大家一起做课间操眼保操；大学住宿舍，早起刷牙遇到甲乙丙，大家一起上课自习，逛街卧谈，过了很多年我才明白这些在一生中都是头等有意义的事，因为随着人离开校园开始工作，结婚生子，会越来越脱离集体的影响，然后会意识到那些经历的独特和同辈情谊的可贵。我希望我的孩子有机会经历这些时刻。我上大学时四个同学住一个寝室，我先生上大学在斯坦福两个人一间，地方大了他就感觉更快乐了吗？未必。相反，他自己说，我和我大学室友的感情四年下来确实比他在美国学校和同学建立的更深。

集体主义的另一个作用是帮助你日深月久，积累如何与人相处的经验，这些对人以后的生活工作成家立业都是很重要的。在美国长大，人口不密集，所以如果我不喜欢你，我就另找一个地方，用空间来避免问题而不是解决问题。在中国长大，你不喜欢你家邻居，能立刻搬家么？我们大学时室友通常都是四年不换的，如果你不喜欢室友，怎么办？一定要找到欣赏对方、和平相处的方法，一定要学会与人交际。

刘瑜有篇文章叫《集体体操》，写得特逗特实诚特刘瑜。她回忆了自己脱离“单位”，漂泊海外这么多年，没有了集体组织多年自由自在以后的心理状态，其中一段特别写实：

“我已经31岁，但是有时候，我希望有人突然敲我的门，大喊：起来了，起来了，做早操了！

然后我骂骂咧咧、睡眼惺忪地起床，去刷牙洗脸，走廊上碰见老大和老二，水房里碰见老三和老四，回到宿舍，看见在梳妆打扮的老五。然后朝阳下，混迹于成千上万人，我伸胳膊踢腿，从伸展运动做到整理运动。

就算我是厌烦这一切的，可是后来我发现凡是令你烦躁的，其实帮助你防止抑郁。当然抑郁和烦躁谁比谁更可恶，好比自杀与他杀谁比谁更可怕，这个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我个人对于集体主义抗抑郁功能深有体会。在美国，校园生活没有任何集体主义生活状态，看似自由自在，但时间久了就发现这种状态下人真的容易抑郁，就连我教过的学生20岁不到，父母掏钱供他们上的昂贵私校，从来没有什么人生挫折苦难，但有好几个都在吃抗抑郁的药，或者多动症药的。这些年在美国我从一开始看到20岁人吃抗抑郁药感到吃惊，到见怪不怪，因为身边美国孩子吃抗抑郁药实在很普通，而且越是私校富人区，这样孩子越多（当然并不是说穷人不抑郁，但一是穷人担心生计问题是第一位；二是这和经济条件差的家庭无力承担医疗费用有直接关系）。至于刘瑜说的抑郁是否一定比烦躁更糟？我倾向讨论的是有选择没选择的问题。生活在一个人群密集的地方，如果烦躁你可选择避开人群自己宅，如果抑郁你可以选择人群；但如果在没有人群没有任何集体主义生活状态的地方，你却没有人群选，只能“被宅”，结果是“被抑郁”。

二、中国的教育制度更为公平

中国教育有其自身的问题，但总体而言，教育的选拔制度是很公平的：学习好的同学去好学校，很简单。任何制度都需要一个选拔标准，这里的标准是统一化的考试，这是最能避免教育腐败的选拔方式。相对于美国财富决定教育这种标准，我让孩子在中国接受教育心里会感觉更公平。

举个自己的例子，我上大学时，我身边北大同学绝大部分都是普通的工薪阶层，父母各个行业都有。还有不少同学家境比较困难，就系里这个小样本看，比例大概10%吧，都靠各种助学金或者自己做家教完成了学业。

美国的segregation（区域分化）非常严重。如果你有钱，你的轨迹是这样：从小上私校，一年2-4万学费；大学上好的私校，一年4-5万。你的同学都是同一阶层，即使中小学去的是公共学校，因为是按住房分学区的，好学区房都很贵，所以能去富区富学校的家庭也是一个阶层的。

我曾在耶鲁北大项目做了一年助教，两学期大概一共有40多个耶鲁的学生，没有一个家庭不是中产以上，大概一半学生家里都是有游艇，或者开旅馆的。我也请我先生回忆过他大学认识的所有人的家庭状况是怎样的，他努力回忆了大概100个，最后说想到有一个同学是家庭经济不好拿助学金的。

反之，如果是穷的家庭，住在不好的区里，可以预见教育环境是非常差的，因为第一学校很差，第二也是更重要的原因——同辈压力。你的同辈大部分都不愿读书，大部分也不会试图脱离这个环境，因为他们看不到好的例子，更不相信自己有不同的可能。我有位同事，来自洛杉矶著名的乱区，那里帮派活动猖獗。他回忆起初中同学，大部分都加入了帮派，现在已经没几个还活着。他很庆幸地说：“如果不是我搬回菲律宾上学，我肯定也跟他们差不多。”

关于美国教育与财富的直接联姻，一位在上海生活多年现在美国教书的女老师，同时也是我喜爱的作者，在一篇题为文章《为何我说在美国寒门难出贵子》中也有深入分析，从美国学校假期长导致金钱直接决定孩子能否持续学习，到贫困区危险治安情况，和贫困区孩子对于不相信自己能活过40岁这种预期对学习态度的影响，都是非常现实的因素。

我认为作为一个成熟的人，需要丰富的经历，增长更多的见识，接触不同社会阶层，而不是把其它人群的生活简化为新闻中的一个名词。美国社会阶层固化，流动性很低，这种大环境对人的心智全面发展造成了不可忽视的障碍。

Kay爸爸补充：“是这样，不知哪个只有半个脑子的人立法，规定公共学校的资金来自这个学区房子的房产税（在美国有房产的人每年都需要交大约房价总值1%，2%的房产税，各个州和区数字不同）。所以不用多高的智商就马上可以料到，有钱的人都住一起，这个公共学校自然超级有钱。圣地亚哥（Kay爸爸长大的地方）我们区附近有两个学校，有一个是超级有钱的高中，我家不在那个区所以我不能去。这里高中一般都有停车场（高二高三学生和老师都开车去学校），你看我们学校的车都是沃尔沃之类老车，那个学校停的车好多都是跑车，几十万美金的车，给上高中的小孩，对对，还有Delorean，嗯？ 没见过么？ 就是Back to the Future（科幻电影《回到未来》）里那种车。”（此时穿插Google图片，兴致高昂地展示该车）

Kay爸爸接着说：“美国人不喜欢承认‘社会阶级’这个概念，所以假装美国不是一个阶级社会，教育问题和医疗问题其实根源一样，因为大家不喜欢承认‘有钱的人得到更好的服务，’同样基于这种理想主义，美国人不愿意支持‘学习好的孩子得到更好教育’的制度，这样说起来是哦，不是好坏学校之分，不是有钱没钱的学校，大家都去同一个公共学校。所以不能像中国一样选拔好学生进好学校或者一个班。你也可以‘买进’一个好学校，就是在好学区买房。但当然这些操作都不是在表面上进行的。

这样就产生一个问题，既然好学生不能被选拔去单独的班或者学校，那必须和学习水平相对低的呆在一个班，每个班级水平参差不齐，老师怎么讲课呢？ 只能给中等水平的同学讲，所以结果是好学生永远都是觉得上课很无聊，讲课慢……”

Kay妈妈插话：“这是难以避免的，无论什么制度，任何一个班级的学生都是有各种水平的。老师只能按中等水平讲。”

Kay爸爸：“对，但这就涉及一个程度问题。美国的教育制度积极地阻止了聚集好学生的可能。基本情况是学习好的学生不能得到更适当的教育，成了被浪费的资源。”

三、中国文化是宝贵的精神财富

中国是一个复杂的地方。如果你不在中国长大，不可能理解它。作为历史最悠久的民族，中国对于世界认识的智慧是绝对值得深入了解的。不在中国长大，会错过这笔宝藏。

美国的整体思维是非黑即白，非对即错，大众深受媒体洗脑，缺乏对外面世界的了解，生活在被宣传为“最好的”国家里。我一直很赞同冯唐所说的：“人心应该相对复杂起来，不要从小就是标准答案，不是对就是错。”人类文明几千年下来，非黑即白，非对即错的结果不过是排除异己，不是圣战就是文革。我和我先生都认为这种黑白世界观根本不符合世界上大部分现实。人应该有一个理性的态度，而中国人的世界观整体上比较理性。

如果指望孩子在美国长大还可能深入了解中国文化，这是不可能的。我们周围有太多例子，即使家长努力让小孩子说中文上中文课，小孩子都是要和别的小孩一样，“为什么别的孩子都不学中文跑去玩而我要学？”自然抵制学中文。很多小孩子上学后在家里也是父母问中文，孩子答英文。反之，国内大家都在学十八般武艺，小孩子希望跟着朋友，是有学习动力的。

除了以上顾虑之外，我也有一些硬件上的考虑：首先，国内文化氛围好，书店多，学习条件好。小小一个地区都有很多家好几层的书店，各种书籍和音像资料应有尽有。我和我的很多同龄人一样，中学大学都度过了很多无事在书店晃荡的日子，至今很怀念。我非常喜爱的一位作家，在全世界33个国家居住过，最后还是由衷感叹，要说文化氛围和学习条件，还是国内好。

其次， 学费有所值的问题。现在各界人士都认为，美国继房地产崩盘后，下一个危机是学债的崩溃。确实，这里几乎人人都有学债，有的多得惊人，譬如如果培养一个医生，医学院一路教育投入大概50万美金。更有新闻报道，年轻人身负十余万学债，订婚时未向对方说明，对方知道后感觉受到欺骗而悔婚。

我和我先生同龄，2003年上大学，斯坦福学费是每年40000美金，北大是每年4900元人民币，四年下来差距极大。（Kay爸爸补充： 那是我上学时，现在可能更高了）但这两校的教育水平真的差这么多么？！ 由于我和我先生都比较话痨，对各种事情讨论很多，认识五年每天还是聊天都能不间断聊几个小时，就我们这几年个人体会来看，我们俩除了专业知识很多互不覆盖（一个文学，一个数学和计算机），其余的思维能力和知识深度都差不多。当然，在美国上私校，更多时候并不是为知识，而是为了校友人脉。这就看你认为花三五十万美金来积攒所谓人脉是否值得了。（Kay爸爸补充： 你花的每分钱绝对得到了更多的教育，我的教育不可能超过你的50倍）

人们只会买自己认为物有所值的东西。现在较好的私立大学通常学费每年4-5万美金，还在不断涨，人们认为值得才会支付，但随着经济不振，越来越多的家庭经济条件不断下降，无法支付高昂学费（如同当初房产危机无法支付月供）最后结果自然是不选择昂贵私校。现在已经有不少外籍居民离开美国回到家乡让孩子在家乡上大学。

父母对孩子总是尽心尽力。但做理性的父母在我看来也是养育好孩子的条件之一，我认为，如果一个家庭，有三五十万美金反正常年放着没用，可以送孩子去上私校。但作为普通人家，完全没必要所谓砸锅卖铁就为孩子投钱到一个产出值不可量的私校上。我和我先生都来自普通家庭，我们认为孩子将来怎么样也一样要靠她自己，父母教养已足够，没什么必要为她铺路。替她把路都铺好了，还算是她的人生么？

Kay爸爸：“我再来说说教育本身的一些情况吧：

第一，美国教育这些年来越来越侧重“different learning types”（不同的学习型，大致理论是每个学生如何学习，接受信息是不一样的，譬如有的听讲课就可以理解，有的就不可以），所以如果只用一种方式，并不是所有学生都可以理解。我认为这个理论是有道理的，用多种方式“因材施教”有好处。不幸的是，在实际应用中，这个理论很多时候其实只不过让很多孩子“feel good”（感觉好）而已。他们会说：“哦，不是我学习不好，只不过我不是visual learner（视觉学习型）而已。”不过是给了他们更多借口。

第二，美国教育还有一大块是“团队合作”。我认为这是完全失败的一块教学，从来没成功过。给你讲讲我的亲身经验吧，所谓“团队合作”通常情况是这样：在这里长大的美国孩子对于什么是可接受的标准感觉完全不同，有的学生觉得得个B或C就可以了。所以“团队合作”的任务发下来，团队里那些标准低的学生总是等到最后一分钟不得不做才开始，然后马马虎虎就算完了，那些overachievers（总是超越期待去完成更多更好的人）比如我当然不能接受这样的结果，所以每次结果就是我一个人做好这个项目，帮别的学生得A。

当然，“团队合作”通常有张纸，可以写每个人都做了什么什么，但你如果如实写你做了什么什么，别人只是偷懒，基本没做，团队其他人当然恨死你，你也倒霉。所以标准高的人永远是“lose lose”的情况（不可能赢的情况）。总之，“团队合作”实际应用中就是最用功的孩子帮其他孩子得A。

第三，美国教育这些年一大趋势是标准化考试越来越多，老师的自主选择越来越少。老师都有一个单子，上面列着必须讲的内容，这个单子只有越来越长，从来没减短，所以老师越来越被迫去覆盖所有测试内容。这取决于不同老师，有的老师严重，有的好些。我高中有个历史老师，上课就是让我们拿荧光笔，说哪行哪行划哪句话，再有哪行哪行划哪句，然后考试都是考划的重点。也有时候先做样题，就是和最后考试非常相似的题目。我特别讨厌这种教学，我认为好的教学是启迪人，传授知识，每个人都必须认真听，不知道哪部分要考到，最后考的是你的理解。可惜的是大部分学生都很喜欢划重点，而且还会对不这么明显告诉你考题的老师施压，所以老师越来越受制于测试。

第四，美国教育还有一个趋势，在我说就是家长越来越自私，有个漫画我觉得很形象：第一张是50年代，一个小孩考了F（不及格）， 爸爸对着孩子说：“What's wrong with you？”（你怎么回事？）第二张是现在，小孩考了F，爸爸对着老师说：“What's wrong with you？!”现在趋势是家长越来越觉得自己的孩子特别好，如果分数不好，肯定是老师的问题，总是指责老师不对。

我也特别反感上学的时候，每次考完总有学生去和老师争论“为什么给我B／C”然后每天追着老师，就是期望让老师烦到受不了来给自己要分。真忍不住想说：“Deal！（面对，应对之意）这根本是你自己不努力！”

第五，美国学校里有一种风气，“数学是让人讨厌的学科。”现在已经不再是教育，而是成为了美国文化的一部分，“每个学生都恨数学” 就像“每个孩子都讨厌西兰花”一样，反正大家都这么认为，“讨厌数学”才是正常的。所以，中学里，总有学生上课挑战老师“数学有什么用？为什么要学这些想象的数字？”要老师花时间来辩解证明为什么要讲这个。总在浪费时间。最后我们数学老师画了个表，放在一边，列了好多职业和这些职业应用到的数学。

我不喜欢这种文化。我认为老师不应该被放在需要为自己辩解为什么讲某些知识的位置上。不能因为某些学生觉得自己长大可能去百货公司卖东西不需要某些知识就必须被迫辩解为什么还要传授知识。

Kay爸爸最后的总结是：“我对美国教育想到的就这些。当然，也有可能因为我是一个高标准的人，我个人对于教育制度有很高的期待，所以你听到我抱怨的地方比较多。其实，总体说来我觉得我的高中挺好，大概有50%的老师都是好老师。我对好老师的定义就是真的让我学到了知识。”

Kay父母还与Eric／Grace夫妇就中美教育进行了讨论（Eric夫妇简介： Eric，生于美国，小学四年级随父母举家回台湾，读完高中以后进入斯坦福，现斯坦福电子工程学博士； Grace，生于美国，小学开始回台湾上学，高中后进入美国大学，现任某富裕学区小学老师，工作第八年。双方系台湾上学时中学同学。）

Kay妈妈：“Eric，你能不能简单概括下你这些年经历中美教育最深刻的感受。”

“我觉得亚洲和美国教育最大的区别就是对于知识和知识分子的态度，根本上在于社会文化的不同。在亚洲普遍尊敬知识分子。在台湾如此，我想大陆应该也差不多，你说教授？大家自然会觉得啊很有知识让人尊敬。在美国你说教授？ nobody cares。（谁在意呢？）因为美国成功的标准，大家尊敬的，那就是要会赚钱。”

Kay妈妈：“嗯，是的。那具体到学校教育，你觉得两边各有什么优势呢？”

“我觉得亚洲的教育优势在于，它很重视读书，会教你如何读书，让你能把书念得很好。我上了斯坦福以后发现我读书比周围同学都快很多，所以同样时间我就可以掌握更多内容，这绝对得益于我一直在台湾受的教育。但是亚洲教育的问题也在于这点，我有些同学，读书不好，但是比如会摄影什么，很好很有天赋，但因为书读得不好，受到很大压力，一直没有自信，最后摄影什么的也没有很好发展。”

Kay妈妈：“对，因为亚洲在观念上还是觉得读书最重要，所以是一种单线发展，首先，要努力读书，读书不行，再考虑别的。”

“对，其实美国这里也有一条主导的线，就是体育，我也有一些台湾朋友，在台湾上学时学习很差，后来到了美国，但是长大后某天突然发现他们也上了斯坦福之类，就很吃惊：‘What happened？’（怎么回事？） 发现很多都是靠体育。所以，如果学习不好，但有别的特长的学生可能在美国有很多机会发展，也有机会上好大学，但在台湾就没有。”

Kay妈妈：“Eric，你是四年级回去的，你当时什么感觉？你觉得这个时间段对你的教育影响怎么样？”

“四年级回去，感觉压力很大，你也知道美国这里小学学不了什么，回去那一年基本什么都不记得了，就是读书读书，我还记得我妈妈专门教我数学（注：Eric父母，早年回台湾后久未回美，最终放弃美国绿卡，定居新竹，均为大学教授。）”Eric 想了想，补充道：“其实我觉得我弟弟得到了the best of two worlds（两边最好的东西），他回去时是一年级，所以他国文比我要好很多，他现在中国文学作品也可以读，比如看金庸啦；英文很难的哲学什么也可以读。（Eric弟弟，与其兄上同一中小学，大学斯坦福，专业经济学，现在北京，任职研究人员。）”

Kay爸爸：“你们两个什么打算？将来有了孩子会在这里还是在台湾上学？”

Grace：“大学两边都可以，能上斯坦福当然很好，台大也很好，但可能更难考。中小学应该是回台湾上，其实真的要看小孩怎么样，如果小孩很聪明，是读书的料，还是在亚洲更好，学习氛围好； 如果不爱读书，可能在美国压力会少一些，然后有特长也会有发展，不会被打压到。”

座谈结束时Kay爸爸总结：“我们希望培养一个独立的孩子，当然希望她在工作方面有更多的选择。我认为美国鼎盛的年代已经过去，工作机会越来越少，生活水平越来越低，在世界经济中的比重只会越来越小，最后成为与人口占世界人口比例相当的经济体。中国经济会越来越大。所以父母当然应该让孩子到有更多机会的地方去。”

Kay妈妈：“在有国籍不同父母的家庭中，怎样养孩子不可避免包含了双方关于世界趋势走向的判断。我们意见一致，这真是非常重要的。我想起来以前看北京的一个外国刊物做调查，调查在京居住的外国人为什么选择居住在北京，其中第一条是‘身处一个蓬勃发展的社会，自己会有历史的参与感。’现在美国社会多年生活的经历让我特别理解这段话。社会氛围对于一个人心态的影响是不可估量的，却是至关重要的。根本上说，我最希望的是孩子有丰富的人生体验和对校园生活的美好回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