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古史杂识 连载 -- 菜九段
家园 不是‘扫除’或‘扫帚’的通假吗？ 家园 【原创】千古谁识《鸿门宴》 《项羽本纪》是《史记》之最为精彩的篇章，而其中的《鸿门宴》一节尤以刻画传神脍炙人口。由于此后楚汉相争，项不敌刘，使后人产生了这样一种错觉，即项羽因妇人之仁，且欲沽名钓誉，从而在鸿门宴上失去了一举结果日后最大政治对手刘邦的最佳机会。但这种貌似有理的识断只是基于刘项争斗的结局而言，并不符合事发当时的局势，其将复杂事物简单化的倾向显而易见。若充分考虑到刘项关系的背景及当时错综复杂的形势，我们就会对项羽放弃这种“机会”另眼相待。笔者以为，鸿门宴为刘项交锋的第一回合，时局背景极其复杂，其杀气的炽盛与平息均与刘项关系密切相关。如果就事论事，就大局而言，在刘邦服输的情况下，项杀刘毫无必要；就理智而言，楚军深入敌国，项不杀刘，不为失策；就感情而言，项不杀刘，不能算矫情；就未来前景而言，项羽已有对策，不杀刘不能看作放虎归山。
一、 刘、项关系的基点及冲突之深意
刘、项同为楚军将领，在项梁任统帅期间，两人曾有并肩作战的经历。他们曾一同攻秦于城阳、濮阳、定陶、雍丘、陈留等地，协同作战期间，两军将士之间彼此都很熟悉，刘、项的融洽关系也由此而奠定。项梁败死后，刘、项相约退保彭城，拱卫楚都。在这种重大战略决策关头，两人进退一致，足见相互间非常默契。按刘邦的说法，他与项羽有兄弟之约，[1]时间应该是在两人退保彭城之后，也只有在这个短暂时期，两人才有机会相聚在楚怀王心的朝中。之后不久，两人就分别踏上灭秦之路，直到鸿门宴时才重新见面。由于两军经常合作，刘、项对对方的部属大概也不陌生。鸿门事件就是由刘邦部下曹无伤的密报而引发，曹与项或原本认识。而在日后的楚汉战争中，刘邦溃败，眼看就要被楚将丁公活捉，情急之下，刘邦开口讨饶，丁公也就放刘邦一条生路。[2]项羽失势后，楚军将领包括项氏族人成批投奔刘邦，靠的正是这种彼此捻熟的老关系。刘项间的上述渊源是广为人知的，但两人间另有一要害关系恐怕容易被忽略，即刘邦是从秦嘉、景驹部投靠项梁的，靠着项氏的兵源支持才得以羽毛丰满，终成气候。[3]到鸿门事发时，虽然这段早期经历已成为历史，但在实力声望都远远超出乃叔的项羽心目中，这种早期形成的关系基调已在无形中决定了刘项关系的未来形式。而鸿门宴的发生与结局，基本上就是这种基调的偏离与回归过程。
鸿门宴之前，项羽已发布命令，要剿灭刘邦。从表象上看，是曹无伤搬弄是非，说刘邦欲王关中。殊不知这正是项羽的一块心病。按楚怀王心“先入定关中者王之”的灭秦号令，[4]刘邦确实有在关中称王的权利，而这正是项羽所不愿意看到的局面、所不能容忍的事实。项羽率领楚军精锐在黄河以北降服了秦军野战主力，令天下诸侯归心。鸿门事发时，项羽集楚国上将军及诸侯上将军于一身，而身为楚将的刘邦也名正言顺地归其领导。如果让旧秦的关中之地这个最大的战利品如约落入刘邦之手，就意味着项羽的战功要大打折扣，意味着项羽的宏图大志(详见后文)要成为泡影。对此，项羽显然不会甘心。在与秦军决战前，项羽杀了惧敌畏战的楚上将军宋义，自命为假上将军。当时他的部下都说：“立楚国者，将军家也。”[5]此话正中项羽心态。日后，分封天下时，项羽声称：“怀王者，我家项梁所立耳。”[6]完全一副唯我独尊的派头。作为项氏利益的当然代理人，项羽决不会听任靠项氏发迹的刘邦称王关中。所以，他一听曹无伤的告密，便勃然动怒，下令“旦日飨士卒，为击破沛公军”。[7]其实质是，刘邦当时的地位及行事方式已大大偏离了刘对项的从属关系。在这种前提下，刘项之间原本存在的战友情份及融洽关系都挽救不了冲突的爆发。
面对项羽行将动武的危急局面，刘邦也猛然醒悟到自己与项氏之间存在着的微妙关系。在他托项伯转告项羽的言辞中，就有“臣之不敢倍德也”[8]之辞，似指这种深层关系。可见这种关系确实存在，刘项二人彼此心照不宣。在双方力量对比不变的情况下，项羽发出了要求遵从历史的信号，刘邦除了屈服之外，别无选择。站在项羽的立场，因为刘邦听懂了项羽的信号并遵从之，刘项关系算是基本理顺。在此前提下，再谈杀掉刘邦，则既非项羽所愿，也为情势不容。
二、形势转换及刘邦的对策
刘邦的屈服非常明智，他与项羽力量悬殊过大，而且刘邦的“王关中”企图确实犯了众怒。军事解决了章邯部后，项羽统率的诸侯联军已将关中视为囊中之物。刘邦先取关中对联军的这种良好自我感觉无疑是一场毁灭性打击。如刘邦不肯将关中之地拱手相让，联军上下将同仇敌忾，必灭刘而后甘。这就是鸿门宴之前的联军心态及刘邦的处境。
曹无伤的告密并非凭空捏造。楚怀王心的号令天下皆知，刘邦入主咸阳后，又将怀王之令告布秦人，以安民心。不仅如此，刘邦还企图独占关中，他派出兵将扼守函谷关，阻止诸侯军队进入，然后又招募秦人从军，使其军力从破武关前的数万人，增至十万人，企图以力抗拒诸侯。[9]到了项羽击破函谷关，兵临城下欲以武力解决时，刘邦才不得不收敛起王关中之心，唯求自保。看来怀王的许诺及秦关的险阻都保不住已到手的果实，甚至生命都大有可虞，只有刘邦的机变才能救他自己。
至于项羽要以武力解决“王关中”问题，刘邦也并非如司马迁所说直到项伯欲救张良时才知道。函谷关被破，项刘两军冲突在即的势态就出现了。曹无伤卖主求荣之举即表明了刘邦阵营中的惶急之象。军力悬殊使刘邦看不到一点胜机，恰好项伯的到来给刘邦带来了希望。刘邦的机变也由此得以施展。刘邦的第一个步骤是笼络项伯，约为姻亲，以期其卖力为己开脱。仅靠口头转达是不够的，还得写一通书信才显得郑重。在交兵在即的当口，也只有项伯这样为项羽亲近的人才能完成这种使命。刘邦这步棋非常见功，项伯确实为刘邦作出了巨大贡献：首先是在鸿门宴上以身蔽翼刘邦，阻止项庄行刺；其次，在分封时为刘邦多争取到一郡之地；[10]最后，还阻止了项羽杀害刘父的企图。[11]
刘项隔阂既成，就决非第三者从中斡旋所能化解，必须要刘邦亲自当面解释才能补救。于是，就上演了震烁古今的鸿门宴。
因刘邦欲王关中而派军扼守函谷关，项、刘两军之间便含有了较深的敌意。为了化解两军的对立情绪，也为求自保。刘邦亲临项羽军中解释，尽管充满危险，却也是不得而己。当此之际，刘邦的全部依靠便是早先的战友情份。有关刘邦在鸿门宴上的言辞，司马迁只记载了一句开场白，辞曰：“臣与将军戮力而攻秦，将军战河北，臣战河南，然不自意能先入关破秦，得复见将军于此。今者有小人之言，令将军与臣有郄。”仅寥寥数语，但非常厉害。这段话首先照顾到战友情谊，次及战略分工，再及无意立下大功，终及不详其名的小人“离奸”事实。战友情份原本存在，毋庸置疑，引发二人对立的乃是刘邦先行入关的新局面。对此，刘邦仅用战略分工及无意中建功便将自己已遭猜忌之处全部撇清。有此一说，项羽便或多或少能容忍刘邦得头功之事。鸿门宴上，刘邦绝不会只说这一句话，其余未见于史的言论，多半是亟言其对项氏的忠诚，以期平息项羽心中的杀机。须知，项羽对刘邦立头功一事始终耿耿于怀。刘邦的重新效忠，就表明了要把名义上受其领有的关中之地拿出来供项羽发落。项羽兵不血刃就得到了他想要得到的东西，如再要对刘邦动武，就显得无理之极，且在政治上得不偿失。
前面说过，在刘邦欲将关中据为己有的前提下，视关中为囊中之物的项羽联军自然会同仇敌忾与刘邦争夺胜利果实。一旦刘邦自愿放弃本应该归其享有的权利，则联军的斗志也必然会松懈。历史没有交待刘邦曾向诸侯军晓谕已决定放弃关中权利之事，但两军近在咫尺，又相互捻熟，刘邦要行游说也是极方便的事，且这种可能性极大。从历史的有关记载中或可看出刘邦这样做的蛛丝马迹。如樊哙在鸿门宴上责备项羽的话与刘邦对项伯之言及项伯开说项羽之辞如出一辙即可为证。樊哙说：“今沛公先破秦入咸阳，毫毛不敢有所近。封闭宫室，还军霸上，以待大王来。”[13]刘邦曰：“吾入关，秋毫不敢有所近，籍吏民，封府库，而待将军。”[14]樊哙说：“故遣将守关者，备他盗出入与非常也。”[15]刘邦曰：“所以遣将守关者，备他盗出入与非常也。”[16]樊哙说：“劳苦而功高如此，未有封侯之赏，欲诛有功之人，此亡秦之续耳。”[17]项伯曰：“今人有大功而击之，不义也。”[18]上述言辞明显地掩盖了刘邦欲王关中拒诸侯入内的事实，又如此一致地义正辞严，显得受了莫大的委屈。这显然是事先对好口径的缘故。而这些用在项羽面前洗刷刘邦的言辞，也完全可以拿到联军中广为传布，以正视听。项伯可能已经为刘邦这样做了，刘邦也可以派出部下到联军中宣传，甚至随刘邦赴宴的百余随从也可在项羽军营内大肆宣扬。一旦这种对刘邦的洗刷在项羽部队中扩散开来，那么，无论是对刘邦部动武，还是对刘邦本人动武，都不能得到联军甚至楚军的全力支持。这种前景，刘邦知道，项羽也知道。因此，樊哙所说：“大王今日至，听小人之言，与沛公有隙，臣恐天下解，心疑大王也”[19]的前景，确实令项羽慎重对待杀刘问题。道义上的压力决非可以忽略不计。
三、项羽的立场及其对策
由于刘邦拱让了关中之地的主宰权，项羽所面临的形势已产生了根本性变化。不论是感情上，还是理智上，剿灭刘邦已不再是项羽的当务之急。根据项羽日后的行动推断，此时项羽有两大宏愿，其一为灭秦社稷宗室以泄愤，其二为总揽天下之权。任何事情，包括对刘邦的处置在内，都应以不妨害此两事为度。项羽“才气过人”，[20]他自然知道刘邦的不同凡响之处。经过鸿门宴前的诸般风波，兼之项羽已动过杀机，刘项关系已不可能和好如初，像什么事也没发生一样。放眼当时，可以对项羽未来统治模式构成威胁的，也只有刘邦一人。如以此为意的话，确实应该按范增的策划，将刘邦杀了干净。但杀刘是有代价的。后人根据刘项相争的最后结局，或者对此代价视而不见，作为当事人项羽则无法不正视这种代价的沉重存在。此代价即为，由杀刘引发的关中大乱。此话绝非危言耸听。须知，秦亡之后，天下的两支精锐为由刘邦和项羽分别统领的楚军。虽然项部更加强大，但刘部也是百战之师，其实力不容低估。若杀了刘邦，其部众群龙无首，竟尔屈服，关中固然不会乱。一旦刘部不肯就范，以武力相抗，则局面不易收拾。楚军内讧一起，旧秦民众或许会重新集结在秦国宗室的周围，与诸侯军队周旋到底。秦民训练有素，又已归顺了刘邦，刘邦遇害势必使秦人更畏惧项氏的暴虐将加诸己，其将作殊死抗争，亦在情理之中。大乱一起，无论是灭秦宗室还是总揽天下之权，都将成为泡影。这种风险，项羽无论如何也不愿意尝试。所以，项羽很爽快地接受了刘邦的归顺。而这与当初欲剿灭刘邦竟毫不矛盾。道理很简单，刘邦不归顺，则灭秦宗室及总揽天下之权均无从着手。至此不难看出，项羽欲灭刘邦也罢，欲纳刘邦也罢，其目的都是为了完成两大宏愿，绝不允许节外生枝。何况刘邦的归顺，使得刘项关系与项羽心目中的固有模式相一致，在这个前提下，也使项羽愿意保持与刘邦的战友情谊。
尽管项羽据情据理已决定不杀刘邦，但他对刘邦的怨气还是有的。其根源在于刘邦抢得了灭秦的头功，即使刘邦拱让出关中的主宰权，这种怨气仍然存在。日后项羽废止了楚怀王心的主约权，其底蕴即为怀王的战略部署使项羽后天下约。[21]这种局面的产生，项羽自己或许应负一定责任。秦军投降时，刘邦尚未攻入旧秦，若项羽毫不懈怠，未必会落到刘邦后面破秦。更有甚者，从项羽取得军事优势到秦军归降，时间长达半年之久。[22]如果项羽加紧进军，恐怕更要先于刘邦灭秦。但项羽没有自责之心，即便有懊悔之情，也转化为迁怒于人。当然，到刘邦屈服之后，项羽的怨气表现得有所克制。而鸿门宴上，项羽对范增做出的杀刘邦的暗示默然不应，而对项庄别有用心的舞剑也听之任之，这些都可视作为项羽既如愿以偿又怨气逼人的矛盾心态的具体表现。由于项羽当时已无诛刘邦之心，所以他才能容忍樊哙的无礼冲撞。综合项羽的言行变化，是否可以这样说，刘邦在鸿门宴上的处境只是有惊无险。后人将此结局归咎于项羽的沽名钓誉或许还有几分道理，但指责项羽错过了解决日后政敌的良机则是误会了历史。若项羽有心杀刘邦，鸿门宴并非唯一的机会。准确地说，从鸿门宴起到分封后诸侯归封，其间长达4一5月之久，[23]关中之地始终受项羽控制，他完全可以在任何时候除掉刘邦。因此，在鸿门宴上，项羽失去的不是诛刘良机，而是失去了诛刘之心。总括起来，刘、项二人在鸿门宴上各得其所：项羽如愿以偿，刘邦得到不再绝望的处境。只是刘邦吃亏了一点。
至于沽名钓誉一说，也不能极尽项羽的当时心态，项羽灭秦宗室殆尽，烧秦宫，废怀王之约，甩开怀王自行分封，皆率性而为，又何曾见其作声名之想。其行事如此，是否会在刘邦问题上以声名为虑，值得怀疑。依笔者之见，项羽对刘邦始终存有戒心，之所以不将其除去，不外三种因素在起作用。第一，刘项原本相得，且有兄弟之约。第二，项伯为刘邦说情，项羽总得给这个面子。第三(也许最为重要)，项羽自以为已有消除刘邦这个隐患的万全之策――他想通过分封来规划刘邦的未来。早在接受章邯投降时，项羽就封章邯为雍王。雍即秦之代称。项羽此举似乎已在防范可能有人要在他之前入关灭秦。分封时，项羽仍保留章邯的雍王称号，并将旧秦一分为三，分给秦国三降将，以示自己无染指关中之心。这种做法有前例可循：周武王灭殷，即将旧殷之地仍封给纣王之子武庚禄父，以期以旧人治旧地，起安抚之功。项羽以“巴蜀亦关中地”[24]封刘邦为汉王。此举即虚遵了怀王之约，也照顾到战功及兄弟之约，又将刘邦遣至偏远不致为害，可谓一举三得。
项羽的这一举措可以称得起“用心良苦”，且十分恶毒。巴蜀乃旧秦流放犯人及其亲属之地，其开化程度较低，自古以来其被视为化外之地，而为包括楚人在内的中原各国所蔑视。刘邦部之中坚均为楚人，让其入居巴蜀，不仅习俗上不适应，心理上也必拒斥之。项羽有言：“富贵不归故乡，如绣衣夜行，谁知之者。”[25]此话虽非定是项羽的肺腑之言，但也是人之常情，刘邦部众为灭秦而出生入死，胜利后却领受了去偏远之邦的官爵，显然会人心不安。事实也正是如此。在刘邦归封的路上，就发生了部将大批逃亡现象。此情况的出现或为项羽事先已能料定，而这又促使刘邦提早发难，则为项羽始料未及。在封锁刘邦可能的东归之路方面，项羽除安排秦三降将王关中之外，又在汉中以东依次封亲楚的赵将申阳为河南王、楚相共敖为临江王、楚将吴芮为衡山王、楚将黥布为九江王，自西向东对刘邦层层设防。此防线最终没有起到拦截作用，则非其所能逆料。
总而言之，在鸿门宴这一回合交锋中，项羽并非像世人心目中那样是个中了刘邦缓兵之计的行为幼稚的莽汉。在如何处置刘邦及如何处理未来局面方面，项羽所作所为也都是竭尽心力了。在处理与刘邦关系问题上，其心思之周密，似与刘邦在伯仲之间，丝毫不比刘邦高尚或光明磊落。但不论刘项如何勾心斗角，都无法抹杀两者间曾有过的亲密关系。即便到了双方在战场上你死我活之际，这种关系仍在左右双方的行为，以至于双方尽可能不做得太绝。最终，取得胜利的刘邦在安葬了项羽之后，居然还为之举哀，洒泪而去，[26]足见两人的早先交情绝非泛泛。那么，在极端复杂的局势面前，项羽不杀刘邦是否应认作为失策，其答案当不难发见。以上识论当否，还望有识予以指正。
附注
[1][5][7][8][11][12][13][14][15][16][17][18][20][21][24][25][26] 参见(《项羽本纪》。
[2]参见《季布栾列传》。
[3][4][6][9]参见《高祖本纪》。
[10]参见《留侯世家》。
[19]参见《樊郦滕灌列传》。
[22] [23]参见《秦楚之际月表》。
旧题《刘项关系与〈鸿门宴〉结局识论》（载《淮海文汇》1997年4期。
附 秦楚之际称臣考
对于《鸿门宴》刘邦对项羽称臣一事，今人常常会误解为刘邦在项羽面前行君臣之礼，实属时代语言隔阂造成的误会。《史记会注考证》引顾炎武的说法颇能纠正这种认识，顾氏说："汉初人对人多称臣，乃战国之余习。《史记?高祖纪》吕公曰，臣少好相人。……天下已定，则稍在差等，而臣之称惟施之诸侯王。故韩信过樊将军哙，哙趋拜送迎，曰，大王乃肯临臣。至文景以后，则此风渐衰。"的确，在秦楚之际称臣之事多见，即以《史记》中的各类非专对帝王称臣的记载，还能找出一些，就很能证明顾氏所言不差。如赵高对李斯称臣（《李斯列传》）；范阳人蒯通说范阳令时自称臣，说武臣时又自称臣（《张耳陈余列传》）；陈余与张耳辩难时亦自称臣，客说张耳夺陈余军权亦自称臣（《张耳陈余列传》）；彭越起事前，对泽间少年亦自称臣（《魏豹彭越列传》）；宋义对项梁称臣，对高陵君显又自称臣（《项羽本纪》；鸿门宴时张良对刘邦、项伯俱称臣，樊哙对张良亦称臣（《项羽本纪》）；随何说黥布前，对淮南之太宰亦自称臣（《黥布列传》）；韩信破赵后，部将对其称臣；李左车被俘后，对韩信自称臣（《淮阴侯列传》）；郦生说沛公自称臣，陈留令拒绝以城下沛公，对郦生亦自称臣（《郦生陆贾列传》）；刘敬欲见高祖，对虞将军亦自称臣（《刘敬叔孙通列传》。凡此种种，表明称臣确系当时习惯，不得专门视之为自卑求容。其称呼固然以卑对尊使用较多，尊对卑有此称呼亦属正常。
家园 解说层层递进， 全面细致， 真个了得
家园 【原创】乐毅破齐期间齐地存在状况考辨 周赧王三十一年（公元前284年），燕将乐毅辖列国之师的攻齐之役，其时间持续六年之久，故而在先秦的政治军事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作为战败国，齐国于此期间的存在状况是怎样的呢？对此，《史记》中有两种较为笼统的提法。按《燕世家》的提法，即除莒、即墨、聊之外，齐的其余部分皆属燕。《乐毅列传》与《田单列传》的口径较为统一，齐所有者，仅莒、即墨二城，而没有聊地。这种提法最深入人心，大概是从众为实的缘故，史学名家全祖望、梁玉绳等都据此判研史料之真伪。另一种提法是《田敬仲完世家》（以下简称《田齐世家》），称楚与燕共分齐侵地卤器。至田单破燕复国，《田齐世家》的说法是：“齐故地尽复属齐。”然而，深究于史，就史料所能发现，实际情况绝非此上述说法所能包容。试论如下。
一、 齐的原有疆域
有关在此役中齐失地的具体情况，《燕世家》称除莒、即墨、聊外，余皆属燕。《乐毅列传》称：下七十余城以属燕。那么，破齐之前，齐究竟有城多少，史无明证。史书中专门提到的齐地城邑的具体数字有，楚汉战争时，郦食其伏轼下齐七十余城；汉初刘邦封长子刘肥为齐王，有地七十余城。但后世的齐之规模，显然不如齐愍王盛时。何况城有大小之分。如《六国年表》周赧王二十六年，秦击魏，得城大小六十一，魏并未因此而濒于灭亡。全盛时的齐比魏大得多，其国土绝非七十余城可限。自齐威王至愍王，齐的疆域呈扩张态势。有史可稽者，为齐威王与梁惠王关于国有宝之答问：[1]齐东临海，齐之南境在南城一带，其地不详。据谭其骧主编之《中国历史地图集?战国部分》，鲁有城武城，又称南城（地在今山东枣庄、费县之间）。齐之西境在高唐一带（今河北高唐）。北境在徐州一带（今河北大城一带）。其实，且不说齐愍王时期，即使是齐威王时期，这种框定已不够充分。如齐威王封驺忌为成侯居邳（今江苏邳州），[2]其地就比南城更南得多。而其后齐境更大大向南北扩张。《六国年表》周赧王二十年，齐佐赵伐灭中山，理当有获地。日后赵将廉颇攻齐之昔阳，即为原中山地。齐宣王时期，齐曾乘燕国之乱，入据燕国五十天。在列国干预下，不得不退出，估计还会有部分燕地为齐占领。日后坚守抗燕之莒，原为莒国，楚简王时灭于楚。何时属齐不详。根据莒人杀/逐楚将淖齿拥立齐襄王之事来看，齐在莒显然经营甚久。莒为齐所有的时间或相当长。从现有史料分析，齐得莒有以下机会：1，齐威王时，越北伐齐，西伐楚，莒或先沦为越有，及楚威王灭越，齐可乘机并取其地。[3]2，齐、秦、韩、魏攻楚，楚败后或割地于齐。[4]3，楚怀王入秦不返，齐送楚太子归国立为楚顷王，齐或乘机索要莒地。而上三种情况，无论何者成立，齐之得地于楚，似都不以莒为限。除此之外，周赧王二十七年（公元前288年），齐与魏、楚灭宋，在据有全宋的基础上，又拓地取楚、魏地，其西南境又大大向外扩展了。[5]由此可见，齐的疆域在乐毅破齐时相当可观，绝非七十余城可限。所以，燕据有齐全境的说法是不可取的。而燕有全齐之地，也与当时的情况不合。早年列国不允许齐独占全燕，此时就不应默许燕拥有全齐。
二、 破齐之役列国对齐地的瓜分
破齐行动是燕昭王长期策划，由赵国发起、组织推动，最终让当时所有大国――秦、楚、燕、赵、魏、韩共同参与的。其中的楚国后来转而助齐御燕。应该看到，列国参与攻齐，决不仅仅是为了满足燕昭王的心愿，它们不可能有这样的境界，必然是各有所图。而所图者，又以土地为最直接的获利目的。根据史料可以推测，齐灭宋之役是列国伐齐的导火索。《宋世家》载，宋王偃“东败齐，取五城。南败楚，取地三百里。西败魏军，乃以齐、魏为敌国。……诸侯皆曰桀宋。……不可不诛。告齐伐宋。……齐愍王与魏、楚伐宋。杀王偃，遂灭宋而三分其地”。梁玉绳认为，楚、魏未参与灭宋事。[6]梁氏此次判断错误。之所以《六国年表》与楚、魏二世家均不载助齐灭宋事，或者两国均未得到原本许诺灭宋后自己应该分得的哪份战利品。事实上，齐伐宋之役的参战国甚至不止于齐、楚、魏三国。据《吕氏春秋?孝行览》，齐攻宋时，曾征调燕国军队参与。燕为了麻痹齐国，派了二万人马。这里显然是效仿春秋时勾践事吴故伎。这说明齐对燕是有疑虑的。仍据《吕氏春秋?孝行览》,燕广泛搜罗反齐人士，估计这类举动被齐所侦知，故有齐伐宋时征燕军力之举，实则是挟以为人质，并削弱燕的作战能力。据《赵世家》惠文王十一年，董叔与魏氏伐宋，得河阳于魏，意即赵出兵助魏攻宋，但赵与宋不接壤，不能分得宋地，作为助魏的交换，魏割河阳予赵。如此看来，灭宋一役，实际上有齐、楚、魏、赵、燕诸国共同参加。《战国策》屡次提到举五千乘之大宋，说明宋的实力委实不弱。而齐尽管于此役得以独吞宋国，却也由此使军力大大受损。但齐国当政或不这么认为，于是便有乘灭宋之余威，齐还“南割楚之淮北，西侵三晋，欲以并周室，为天子。泗上诸侯邹、鲁之君皆称臣。诸侯恐惧”。[7]这种穷兵黩武的后果，必然将其周边国家悉数得罪完了，从而造成齐在国际间极度孤立。这是真正意义上的孤立，且惹人嫉妒。列国决不会允许其继续嚣张。而齐国力之衰敝也决定了它无法继续嚣张下去。此时只需要有一国出面组织，立即就能发动一声声势浩大的攻齐运动。因此便有了由乐毅发动的列国灭齐事件。
为什么灭齐这件大事由燕出面呢，那是因为齐与燕有世仇。当年燕王哙禅位子之后，燕国大乱。孟子以为吊民伐罪，此其时也。于是，齐宣王出兵，仅用了五十天便占领全燕。齐有燕地打破了原有的列强并峙局面。于是列国纷纷起来欲讨伐齐。[8]说到底，也就是不能容忍一齐独大的新形势。齐不得已便从燕退出。燕昭王即公子职得赵之助称王燕国之后，便处心积虑欲报齐灭国之仇。以燕之孱弱，灭齐之事只能算是梦想。诚如乐毅《与燕王书》中追述的那样：“夫齐，霸国之余业而最胜之遗事也。练于兵甲，习于战攻，王若伐之，必以天下图之。与天下图之，莫若结于赵。且又淮北、宋地，楚、魏之所欲也。赵若许而约四国攻之，齐可大破也。”应该说，这些谋划最初只是燕国君臣的一厢情愿。但到了齐灭宋之后，燕国期望的局面终于出现了。《赵世家》于齐灭宋后，有连续击齐的记载；其年代与《秦本纪》蒙武伐齐时间吻合，这些充分表明因为齐的肆无忌惮的扩张势头，列国联手攻齐的时机显然已经成熟。燕昭王于是利用了这种国际形势，通过赵国的联络，组织了破齐之战 。战争的第一目的，应该是消除齐的战争能力。而第二目的，无疑是从齐取得土地。战争的进程表明，其第一目的显然达到了，齐自此战败后便一蹶不振。而第二目的是否达到，可以验证于燕以外国家的从齐得地情况。
《楚世家》及《六国年表》均记有楚取淮北。这个地域概念相当模糊，估计包括：1，楚早年失地于齐的部分；2，宋国旧有部分；3，旧齐固有的部分。楚将淖齿所入之莒，或许就是新的齐楚分界的标志。日后楚侵蚀鲁国，最终灭鲁，就是此役后楚与鲁为邻的结果。《田齐世家》称：“楚使淖齿将兵救齐，因相齐愍王。淖齿遂杀愍王，而与燕共分之齐侵地卤器。”是否可以推断，破齐之役，除燕而外，得地最多者应该是楚。必须指出，齐愍王、齐襄王所居之莒，于燕破齐固守之时及以后是否为齐之疆土，尚未可轻断。因楚出兵助齐守莒，以淖齿为相，其目的应该是进一步向齐索要土地，而这块土地就包括莒及莒以南的齐旧有之地。田单破燕复国之后，并未见有齐在莒活动的记载，倒有楚在莒活动的记载。秦昭王五十二年，楚灭鲁，迁其君于莒。[9]此莒即为齐愍王、襄王所居之莒。《鲁世家》记此事作，楚迁鲁顷公于下邑。司马贞《史记索隐》对下邑的解释为，国外之小邑。莒之规模不详，但其从未属鲁来看，称之为下邑倒也合适。田单复国后，未见有齐楚交兵的情况，莒落入楚的唯一解释，当是在楚答应助齐御燕时，齐便同意以莒作为对楚出兵的酬谢。至于齐愍王乃至齐襄王居莒，可能是一种寄居形式，而这种形式在当时是被国际间广泛接受的。值得注意的是，莒本身并没有加入田单的反攻复国事业。只是在逐走燕人之后，齐人才从莒迎回襄王。莒作为燕人在齐之南境，其南当为燕人未到之地。如下邳等地，此后当归楚所有，与燕无涉。
魏之具体得地情况不详。估计亦有三种情况：1，以前与齐灭宋时，魏应得之份额；2，魏本身为宋所侵之地；3，灭宋后，为齐所侵之地。其中后二者本来就是魏旧有之地。根据秦朝末年，魏将周市称丰为故梁徙，诱降沛公部将雍齿一事表明，魏地于战国期间曾拓地至丰（即今江苏丰县）一带。此一说法为汉人刘向认同，据《汉书?高帝纪赞》称：“刘向云，战国时，刘氏自秦获于魏。秦灭魏，迁大梁，都于丰。故周市说雍齿曰，丰，故梁徙也。”此地原属宋，破宋前或许诺分给魏。战国末年并入魏名下，极有可能是在灭齐一役后才并入的。因此，魏于攻齐之役有得地，至少是讨回了破宋时应得之份额，当无疑问。
秦在此役中的得地情况不详。因秦与齐无接壤边境，秦即使分有齐地，获利或也不大。但秦在此前的行动中已从齐得过九城，[10]因是飞地，故有巩固扩大的需求。而此时秦之当国权势人物魏冉的封地陶（今山东定陶），即原在齐掌握之中。陶原属宋，与齐邻近。当初魏冉封陶属实封抑虚封，已不可考。但齐灭宋后将宋地全部据为己有，则明显损害了魏冉的私利。破齐之后，陶当归秦所有。日后，秦就以此为根据地向齐蚕食。[11]直到魏信陵君破秦后，此地归魏所有。[12]
秦的扩张行动几度受到齐的阻挠，故秦是列国击齐的积极参与者。周赧王十七年（公元前298年），齐助韩魏攻秦，迫使秦于两年后退还了侵占的韩、魏之地。[13]摧毁齐国的作战能力，已成了秦国军事扩张的当务之急。而摧毁了齐国的战争能力，也就为从齐取地扫平了障碍。破齐后，秦屡次鼓动赵与其共取齐地，就是这种情况。
韩与秦情况相同，与齐国无接壤。史书中也没有任何迹象显示韩从击齐中获得土地。韩加入列国击齐的军事行动，或是受了秦胁迫的结果。在行动以后，韩或者可以从其它国家获得一点土地补偿，如当年赵助魏击宋，从魏得河阳模式，但也没有证据证实这一点。或者，韩之一无所获，是参加击齐各路武力的唯一例外。
赵与齐的关系比较微妙。于此之前，赵拓地甚多，赵得中山地之后，更是国力大增，扳倒齐国，无疑可以奠定赵在东方的霸主地位。所以赵成了此次击齐的召集国。其得地情况将在下文另行交待。
除了上述大国之外，弱小如鲁，亦从齐之溃败中收复了若干失地。据《吕氏春秋?孝行览》记载：“齐以东帝困于天下，而鲁取徐州。”其地在今山东滕县。[14]直到田单复齐之后，徐州仍未能收回。据《鲁周公世家》，鲁顷公十九年（据《六国年表》为楚考烈王三年，时当公元前260年），“楚伐我，取徐州”。表明此徐州并未因田单复国而收复。另外，据《孟尝君列传》，孟尝君田文在列国灭齐一役中有推波助澜之功。破齐之后，至少可以令其在薛之封地大大扩充一番。只是这个薛与鲁取之徐州在地域上有重叠，当以徐州属鲁说更可信。
以上情况表明，破齐一役的获利者为数着实不少，不得以齐地皆属燕为结论。
三、 齐地的其它存在形式
除了上述情况外，齐地的其它状态都与燕在齐的存在状况有关。那么，让我们来考察一下燕在齐的状况，以确定是否如史书论定的那样，全齐皆沦陷于燕。
根据《史记》的相关记载，可以确定列国的联合作战地点在济西。其具体地点，史无明证。唯胡三省注《通鉴》引《水经注》述济水范围，亦未说出个所以然。按六国联合用兵计，其地当在济水的南段，较适合各国军队集结并展开联合进攻，估计这个地方在聊城以南。在齐主力溃败后，燕军单独深入齐地。实际情况应该是，到了这个阶段，各国便忙于瓜分济以西的齐地，而任燕军攻入齐都报仇雪恨。应该考虑到，齐主力丧失，只能看作齐已失去了对外构兵的能力，并不等于守土之力丧尽。《乐毅列传》措辞曰：“乐毅独留徇齐，齐城皆守。”是否可以认为，在齐愍王出亡，齐国无主的情况下，出现了齐之城邑各自为战的特殊情况。事实或正如此。当时齐地由各自的城邑长官分理，即墨大夫出战身死，就是这种情况的最好说明。《乐毅列传》另有记载，燕“使乐毅复以兵平齐城之不下者。乐毅留徇齐五岁，下齐七十余城”。这表明燕对齐之征服遇到了广泛的抵抗，持续时间达五年之久。五年之间，燕军始终都在作战，燕军不得不逐城逐邑地蚕食齐地，其艰巨程度可想而知。从燕军数次攻莒不克，围损兵折将的即墨城数月不下这两事可以看出，燕军的战斗力不强。在这种情况下，为了加快在齐推进的速度，燕完全有可能与齐之某些城邑达成某种默契，即，只要齐之城邑不公然与燕为敌，燕可以保证其自治的完整性。这样一来，燕在齐地的军事推进确实加快了，但也为日后留下隐患。田单仅以区区数千之众，能在很短的时间里完成复国大业，就是这种隐患的总爆发。《田单列传》曰：“燕军扰乱奔走，齐人追亡逐北，所过城邑皆畔燕而归田单，兵日益多。”也就是说，这些畔燕的城邑并没有真正落入燕的掌握，仍有一定的军事实力。到了大势逆转之时，这些以往被迫降燕或中立的齐城，皆加入了反攻复国的阵营。除了落了燕掌握及与燕达成某种默契的城邑之外，一定还有如即墨那样不知为谁守土的地方，它们即没有可以效忠的对象，也不肯屈从于燕人，呈现出不少各自为战的场面。正因为齐国这种广泛存在的缺少主心骨的涣散状态，才给了燕以外的国家掠夺土地提供了机会。秦和赵就是这样的国家。如果充分考虑到齐地会有上述特殊情形，就能理解《赵世家》中于破齐之后关于赵“与秦击齐”，赵攻取齐地的记载，并非无稽之谈。
前文已说过，除韩以外，各国都从破齐中得到土地，赵国肯定也不想成为例外。赵国是这次列国攻齐的召集国，其对齐的领土占有欲，理当不逊于他国。齐破之前，列国已攻齐取灵丘予赵，[15]齐破后，赵又与秦击齐，其目的仍在于掠地。燕军从济西战场长驱直捣齐都临淄，势必留下大片未征服齐地，这就给其它国家，如赵国等留下了可供酬劳的战利品。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发生了苏代为齐向赵求情的场面（梁玉绳氏以为司马迁无理出错，他认定齐此年仅莒、即墨二城，秦、赵又有何求。其实这种认识是梁氏之偏见。日人泷川资言以为，《赵世家》中的许多材料不见于《国语》、《战国策》，当另外来源。司马迁撰《史记》时定别有所本。事实上，《赵世家》的许多材料非常珍贵可靠，此不赘述）。只是苏氏受何人指使这样做，目前尚不得其解。大胆地估计一下，应该是那些各自为战的城邑出面求情的。据《赵世家》记载，赵王开始接受了苏氏提议，但很快就招致了秦的报复。于是，赵又转而攻取昔阳[16]及麦丘。[17]估计这是赵为了求得失利于秦的补偿而采取的行动。无论如何，齐此时已类似于无主之地，取之无害。可以肯定，赵于齐破之后攻取的昔阳、麦丘均不归燕人掌握。因为乐毅与赵的关系很好，他身为赵之相国，失势于燕之后，就到赵避难，赵即以取之于齐的观津封乐毅为望诸君。所以，赵所取之齐地，应当是从不在燕掌握的势力范围中所取得的。值得注意的是，《赵世家》以赵将廉颇攻齐昔阳，在列国联合用兵之次年，而此地是故中山国旧疆。当是齐赵合力灭中山之后，此地划归于齐所有。齐佐赵灭中山，取中山地当不止昔阳一地，或有其它未载之于史的疆土。赵对于在齐的无主之地尚且侵伐不已，可以肯定，其对曾与齐共同瓜分的中山之地当悉数攫为己有。日后，再也没有赵在中山的军事活动，而中山之地直到秦灭赵前，仍为赵所有。则齐所有之中山分地，当于燕军在齐之际，即为赵全部吞并。行文至此已可得出结论，在列国瓜分以外的地方，燕对齐地的征服也是很不彻底的。
即使是秦、赵势力达不到的地方，甚至燕未能征服之地也不止于莒、即墨两地。《田单列传》载：燕攻莒“数年不下，燕移师东围即墨”。那么，即墨以东地区即胶东半岛之大部，此前及以后显然均没有落入燕人掌握。而燕在即墨时间不长便全面溃败，即墨以东的胶东地区在燕在齐的五年之中完全可以维持原状。其实燕围莒之说也应该是有疑问的，因为楚将淖齿在莒的时间难言。《田单列传》称淖齿在莒坚守数年，而《田齐世家》称淖齿去莒，则淖齿放弃对莒的坚守。
总而言之，乐毅破齐期间，齐地归属情况甚为复杂，无以辨识之地甚多。但可以肯定，得齐地者非止燕一国。而齐自存之地亦不止二城。史书中一再提到的七十余城，或许是燕在齐得地的实数，只是这个数目未必都是名邑大都。《吕氏春秋?恃君览》说：“七十城，微田单，固几不反。”此说可以作为旁证。同样可以肯定，田单复国战役所收复的旧齐之地，也仅限于燕军所占之城邑，而未能从其它各国（包括鲁国在内）收回失地。故《田齐世家》所称“齐故地尽复属齐”的提法，也是不可信的。
附注
[1][2] [5] [7] [8]参见《田齐世家》。
[3]参见《越世家》。
[4]参见《六国年表》周赧王十四年。
[6]参见《史记会注考证宋世家》。
[8]参见《秦本纪》秦惠王后元十三年，《六国年表》周赧王三年。
[9]参见《六国年表》秦昭王五十二年。
[10]参见《六国年表》周赧王三十年。
[11]参见《秦本纪》昭王三十六年。
[12] 《韩非子》
[13]参见《六国年表》周赧王十七年。
[14] 参见《中国历史地图册》第一册39--40。
[15] 《赵世家》惠文王十四年。
[16] 参见《赵世家》惠文王十六年。
[17] 参见《赵世家》惠文王十九年。
家园 【原创】苏秦相六国辨 苏秦是战国时期纵横家的主要代表，史载其治学刻苦，以锥刺骨夜以继日，最终身佩六国相印，可谓功名显赫。[1]两千年来，苏秦的事迹流传甚广，家喻户晓。但考之以现存史料，其身佩六国相印一说大有可疑。本文试从以下几方面作辨，以就正于方家。
一
据《史记?苏秦列传》记载，苏秦早期经历“求说周显王。显王左右素习知秦，皆少之弗信。乃西至秦。秦孝公卒。说惠王曰：……（王）方诛商鞅，疾辩士，弗用。乃东之赵。赵肃侯令其弟成为相，号奉阳君。奉阳君弗说之。去游燕，岁余而后得见。”他说服了燕文公，并得到燕的资助，再次访赵。开始其合纵反秦事业。时间是周显王三十五年。[2]合纵之约的解散，《苏秦列传》记为：“齐、魏伐赵，赵王让苏秦。苏秦恐，请使燕，必报齐。苏秦去赵，而从约皆解。”此事??于周显王三十七年。[3]因此，苏秦相六国之事只可能发生于这段时间内，而这三年的实际情况又是怎样的呢？
周显王三十五年（公元前334年）。各缔约国之间本年无战事，应该是缔约的最佳时间，但至少有两个事实排除了这种可能性。一、据《六国年表》，次年，秦败魏于雕阴，如缔约已成，秦当不至嚣张至此。《苏秦列传》也将此战记于缔约之前。二、此年，韩国之君尚为昭侯，而苏秦将要与之晤谈的宣惠王要到次年才得继位。因此，本年没能完成合纵之约当无疑义。
周显王三十六年（公元前333年）。此年秦取魏雕阴，次年魏纳阴晋于秦。[4]如合约成于本年，魏就没有必要这样做。另外，赵与魏、齐与楚也在这一年发生战事。赵“围魏黄，不克”，[5]楚围齐于徐州。[6]可以确认的记载表明，至少有四个缔约国此年处于战争状态，没有可能缔约。
周显王三十七年（公元前332年），这是缔约的最后期限。此年可以确认的史事有：魏纳阴晋于秦，齐魏联合伐赵，如果有过的成约及破约，或许还得加上齐趁燕丧伐燕取十城。[7]前两事之先后，史料未予分辨。我们姑且假定齐魏伐赵在后，以便为所谓的缔约留下有限的间隙。但据上一年之情状，有几国或处于或方脱离交战状态，是否有缔约的愿望值得怀疑。不能排除这些国家会在战后修好，但修好不等同于缔约。只有在达成高度谅解的前提下，才有可能缔约。如果真能缔约，各国之间旋即打得一片混乱，则又有违情理。而且，也就在此年以后，秦向东方的攻势才益发不可遏制。此事实显然与各种记载所云 “秦兵不敢窥函谷关十五年”之说[8]相抵触。
综上所述，历史没有为苏秦的合纵在时间上留有余地。对于完成一项需六国共同参与的合约，周显王三十七年间可能有过的一段休战期显然是不够的。除非发生奇迹，否则无从设想。然而，当时的历史状况注定了奇迹不可能发生。因为缔约的必要性及可能性均不充分。在缺乏之两大要素的前提下缔约，则是一种难以接受的荒谬。
二
众所周知，秦的威胁是苏秦力主合纵的基础，六国最终为秦所灭的事实，又证实了苏秦主张的正确性。但在前述合纵可能时间里，秦的国力还不算鼎盛，其造成危害的性质和规模都远不足以达到使六国警觉，乃至联成一体共同对敌的程度。按钱穆先生的分期，这段时间属于东方霸业自梁移至齐梁争强期二与齐秦争强期一的过渡时期。[9]齐取代了魏的霸主地位，秦则开始向东方经营。此说与历史记载吻合，表明秦还不能凌驾各国之上。
在地域上，秦与韩魏楚三国接壤，与赵接壤是周显王四十一年魏纳上郡[10]以后的事，与齐燕两国悬隔数国。当时魏的国土呈马蹄形将韩包在腹中，[11]其与秦接壤疆界最长，是秦东进的第一道屏障。而韩只有宜阳以西的一小段疆界接秦。[12]秦如单独攻韩势必将其进攻路线的侧翼暴露于魏，有被截断及腹背受敌之患。所以，周显王三十七年以前，秦之打击锋芒主要集中于魏。按《秦本纪》，献公以来，秦魏共八战。[13]秦对魏以外的战事仅两见：周显王二十九年，秦侵楚，[14]秦封商鞅的于商之地或取之于楚；周显王三十四年，秦拔韩宜阳，[15]二十八年后之周赧王八年，秦再拔宜阳，前记宜阳之拔恐不实。于此期间，韩赵与秦也有交锋，但往往是作为魏之同盟国参与其事的。齐燕两国则没有与秦交战之记录。不难看出，魏以外的国家对秦之军事压力没有切身感受，所以合纵的基础先天不足。尤其是齐燕之类国家根本就没有理由要将自己的命运与他国捆绑到一起。如果追溯历史根源，秦与魏的频繁冲突也可看作为秦为收复失地的军事行动。这一系列战争基本上都发生于秦的旧境以内，这些失地又都因秦早年之内乱或魏势之强盛而为魏所夺。据此，魏虽然日后屡挫于秦，它似乎并未太过重视。毕竟它还未因战败而丧失土地，它楔入秦国的河西之地于此期间仍为其牢牢控制着，魏更感兴趣的是向东方发展。
与秦相较，当时的魏才是真正的害群之马。三家分晋之后，魏俨然以旧晋的继承者自居，欲行使旧晋在各国事务间的权力。相当一段时期里，《史记》多处提到“晋”如何如何，常常就是单指魏国。考之与秦献、孝、惠同时的魏文、武、惠诸君事迹，当时列国除燕因与之间隔数国无法交战外，魏称得起打遍天下之名，且掠获土地甚多。魏的国都大梁就是早年取之于楚；其与韩赵的几次战争，都差点使对方亡国；它甚至能越过赵、奔袭中山国而灭之。即使与秦屡战不利的根源，也可归于魏对东方之齐、赵用兵过度，而给秦以可乘之机。在各国看来，此时魏的麻烦更大、危害更甚，遏制魏的侵掠显然要比共同抗秦更迫切。因此，合纵抗秦在当时只是一个无法引起共鸣的提议。
所谓合纵，其实质是建立一个广泛的抗秦联盟。战国时期，各国军事联盟司空见惯，各国对此都早有体验。联盟是利益相关的具体形式，只要利益共同，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国家很容易走到一起结成联盟。一旦利益出现分歧，联盟也就随之解体。在苏秦以前，各国已交互形成许多联盟。如韩魏赵联盟，经常性地对付楚国、[16]齐国；[17]韩赵联盟，旨在对付郑国、[18]两周、[19]秦国、[20]魏国；[21]韩赵齐联盟，经常性地对付魏国；赵魏联盟，旨在对付秦国、[22]齐国；[23]等等。这类联盟随时可以缔结，且不作长期打算。今天两国还是同仇敌忾的盟友，明天就可能反目成仇兵戎相见。如赵曾助魏攻楚，若干年后又联楚攻魏。[24]齐曾围魏救赵，几年后赵拔齐之高唐恩将仇报。[25]可见这种军事联盟极不牢靠，极易解体。有鉴于此，当时各国断不会对任何形式的结盟抱有多少热情与幻想。何况于急切间结盟只会最大限度地照顾了魏的利益，其余各国不可能对解魏的燃眉之急有太大兴趣。
必须看到，在各国以往的战事中，常常有相当部分的疆土易主。如果欲达成一项盟约，势必首先要将这些土地归属着重提出来讨论。而这类历史遗留问题解决的妥善与否，当是缔约成败的关键所在。毕竟秦的威胁只是一种远非当务之急的潜在可能性，而领土之得失则是大是大非所在，不能等闲视之。从技术角度来看这类问题的解决绝非易事，不仅需要大耗时日，而且往往徒劳无功。按前文推算缔约可能达成的时间，又不允许进行这类纠纷的交涉。在积怨未消的情况下，不可能同心同德。因此，所谓的缔约也就无法实现。
综而言之，就当时局势来说，合纵抗秦远非当务之急。即便各国君主在苏秦的启发开导下变得目光远大起来，也不可能于仓促间拼凑起一个反秦联盟。
三
苏秦游说的法宝是晓之以害、诱之以利，但利害的成立与否，并不以随口而占，而是要以事实为依据。将苏秦的游历事迹及其说辞征之于史，其经不起推敲之处甚多。现试以其说燕赵言行为主，考证其相六国说之真伪。
苏秦的说燕辞看似雄辩，实则不得要领，其本意是劝燕参与抗秦事业，实际上竟在强调赵患。他说：“赵之攻燕也，发号出令，不至十日，而数十万之军军于东垣矣。渡呼沱、涉易水。不至四五日，而距国都矣。”而秦的问题则是：“夫秦之攻燕也，逾云中、九原，过代、上谷，弥地踵道数千里，虽得燕城，秦计固不能守也。”[26]其最后结论居然是“秦之不能害燕亦明矣”。既然如此，燕又为何要与于己无害之秦为敌？赵强燕弱，历来如此，但两国至此尚没有交兵记录。在齐攻燕时，赵还出兵助燕一臂之力。[27]那么，赵之强大对燕不具有直接危害的现实性，这类言辞又能起什么作用呢？
如果燕确实对赵之强大有所顾虑，它最理想的办法是与秦结盟，以期赵有所惮忌。实际情况也是如此。周显王三十五年，秦女嫁燕文公太子，[28]就可看作一种结盟。燕文公死后，齐夺燕十城，苏秦即以此盟姻为由，说服齐归还十城。这至少表明，秦燕联合对双方都有利，比苏秦提倡的燕赵联盟更有价值。
在苏秦的一系列游说中以说赵最为重要，不仅是以后的游说要打着赵的旗号进行，而且所谓的合纵之约也于此时出笼。苏秦再度说赵时，奉阳君已死，他成功地说服了赵肃侯，从而开创了合纵大业。但这段史料漏洞百出，满是疑团，现在我们不妨随着历史的笔触考察一下此次游说的真实性。
首先，奉阳君赵成不仅没死，并且又活了几十年。二十多年之后，赵武灵王为了推行胡服骑射的服饰改革，就恳请其叔公子成予以支持。[29]赵肃侯不会有两个同名为成的兄弟，这个公子成必然是早年为相的奉阳君成无疑。其次，苏秦说辞中提出，只要赵肃侯按了他的谋划行事，“燕必致旃裘狗马之地，齐必致鱼盐之海，楚必致橘柚之园，韩、魏、中山皆可使致汤沐之奉，而贵戚父兄皆可以受封侯” 。[30]应该看到，这一大串诱惑本身并非合纵之目的。即使各国都真心实意参与其事，也应该是互惠的，赵又岂能不做任何付出而净占上述好处。又其次，说辞曰：“当今之时，山东之建国莫如赵强。”这个提法严重失实。赵真正可以称得上强大，是在几十年后的赵武灵王后期。苏秦游说时，齐、楚、魏都远比赵强。赵曾赖齐助，才幸免亡于魏，再其次，被说服后的赵肃侯答曰：“寡人年少，立国日浅。”这更是大谬不然。肃侯年纪史无交待，但从其弟奉阳君成为相一事上分析，“年少”之说极不可取，苏秦再度说赵，赵肃侯即位已逾十五年，“日浅”之说更属不实。
接下来再看合约书的情况。据《苏秦列传》，苏秦协约诸侯之后，即投合约书于秦。其内容已在他与赵肃侯的交谈中透露了大概，其略曰：“秦攻楚，齐、魏各出锐师以佐之，韩绝其粮道，赵涉河漳，燕守常山之北。秦攻韩魏，则楚绝其后，齐出锐师以佐之。赵涉河漳，燕守云中。秦攻齐，则楚绝其后，韩守城皋，魏塞其道，赵涉河漳、博关，燕出锐师以佐之。秦攻燕，则赵守常山，楚军武关，齐涉渤海，韩、魏皆出锐师以佐之。秦攻赵，则韩军宜阳，楚军武关，魏军河外，齐涉清河，燕出锐师以佐之。诸侯有不如约者，以五国之兵共伐之。”[31]此约看似面面俱到，实则不能自圆其说。试想，在已缔约的情况下，如楚、韩、魏遭秦攻击，燕守常山、云中这类远离战线的地方是何用意，简直毫不必要。再说，秦又怎么可能在敌国环伺的情况下越过三晋去击齐、燕。因此，尽管这个合约设计得十分周密，有触一发而动全身之感，使每个国家都能参与其事，但实际上是楚、韩、魏三国首当其冲，而其余各国，尤其是燕显得过于轻松了。这极不合理极不公平。这至少意味着，燕可以出很少的力，甚至不出力，就可以换取各国对其不事侵犯的承诺。燕本身相当虚弱，在列国纷争中始终是个局外者，如果真有这样的合约，燕无疑占了极大的便宜，相信各国不会同意。
最后，还有必要提一下齐楚两国的情况。当时，齐国数挫强魏，拯韩、赵于覆灭，其地位可视之为东方盟主。苏秦称齐“欲西向事秦”于理不容。而楚于此期间正好东灭强越，[32]已挫或将挫强齐，其国势正空前鼎盛。如果说楚欲向秦寻衅、收复失地或者可信，苏秦称其“欲西向而事秦”则纯属无稽之谈，本不值一哂。
总之，苏秦的游历记载 不符合其时代情形，而其说辞更荒诞不经。因此，苏秦不可能凭着这些脱离实际的说辞去开创其合纵事业。很显然，这类记载是苏秦身后的好事者借用苏秦之名头敷演而成的，下文将作论述。还应该指出，就流传下来的苏氏合约书中提出的抗秦方略，事实上也从来没有得到落实。即便到了各国饱受秦患，决意合纵对抗时，其采用过的联合军事行动也与合约书规划好的方式大相径庭[33]。那么，合约书的可行性究竟如何便不难作出判定了。
四
通过以上分析，基本上可以确定，“苏秦相六国”之说只能是一种历史流行的提法，不可信以为真。
那么，苏秦为什么会有如此之大的名声，并产生如此之大的影响呢？这恐怕还要到历史中寻找答案。战国时期，群雄并峙，自保和扩张成了一切国家的头等需要，各国君主都不同程度存有求贤若渴之心。于是，游说之士应运而生。只要能让某一君主心悦诚服，即便是一介平民也可在转眼之间平步青云。苏秦之前的吴起、商鞅就是这类成功的典范。苏秦所处时代的机遇背景大致如此。至于苏秦究竟如何游说、如何遭遇，恐怕历史本身已很难给出答案了。但他一定朝合纵反秦方向努力过，否则，就无法解释史料中何以会有如此之多的记载。应该看到，任何名声均非幸致，历史决不会把荣耀平白无故与人。苏秦问题或许是出在其有一个真实的开端、又有一个虚构的历程之上。根据苏秦的结局，[34]我们可以推断，他的最高成就也仅是在燕国显赫一时。
当时燕的情状是，其地处僻远，与中原各国绝少交往，有被遗忘之嫌，各路俊彦往往忽略于彼，而有大局观如苏秦者自然就显得出类拔萃。反观他国，各自都有过能人杰才，如齐之孙膑、邹忌，魏楚之吴起、李悝，秦之商鞅，韩之申不害，赵之公仲连。上述人等均非苏秦所能企及。因此，他只能发达于燕、最终死于燕事。这对燕与苏秦来说，都是合乎情理的。在日后想效仿他的人看来，即使苏秦只在一国取得高官厚禄，较之于他的早期出身，也应算作极大的成功。或许就是这种成功，为相六国的一整套神话提供了创作素材。
笔者如是说决非出于想当然。有关苏秦的事迹全部可见于《战国策》，《史记?苏秦列传》取材也未逾其范围。《战国策》的可信性前人已作过评论，[35]毋庸笔者赘言。《战国策》对苏秦之类辩士格外垂青，其目的在于告诫人君不可小觑口舌机利之士。因此，只要能达到，或希望能达到这个目的，举证实否也不甚考较了。这种做法与其记载的苏秦作风倒是一脉相承的。
苏秦的初衷并非是要专门与秦为难，他只是求一己之功名富贵。碰壁于秦之后，他就恼羞成怒，于是周游天下，联络反秦。夸大秦之威胁是他游说的核心，这算是抓往了说服术的要害：晓之以害，诱之以利，危言耸听，诱人就范。苏秦有别于吴起、商鞅之处也在于此。他没有具体的治国方略，只知一味强调利害，而且这类利害又极不固定，可以任意夸大或缩小。也许正是这种在当时已显得空泛的言辞，使苏秦只能得逞于一国，而不能通行于天下。随着时局的发展，到了各国对秦的进攻无从招架之际，苏秦不遗余力鼓吹过的秦患问题便成了先见之明。各国不得不经常联合起来，共同抗秦。于是，苏秦成为合纵反秦的先觉者应无可争议。苏秦死后，其弟苏厉、苏代继承了他的衣钵，为合纵事业奔走。因此，苏秦其人其说受到长期的关注也是合乎情理的事情。而其相六国的神话，也应该是这种背景下的产物，这就不可避免地导致苏秦事迹中传奇成分多于其真实成分。
最终，真假莫辨的苏秦事迹摆到了司马迁面前，《史记?苏秦列传赞》云：“然世言苏秦多异，异时事有类之者，皆附之苏秦。”不难想见，要从纷纭的传说中，理清苏秦事迹的脉络绝非易事，对苏秦其人，司马迁的评价不高，但其作史准则是，某人某事有一可取之处，则为存之于史。苏秦作为专事纵横术的先驱，开创了相当时期的合纵事业，又成功地预言了秦对天下的兼并，历史也理应给予其一席之地。于是，司马迁按存故说的原则向后人交待了苏秦的一生，虚虚实实的相六国问题也因此流传至今。
注释：
[1] 参见《战国策?秦一》、《史记?苏秦列传》。
[2] [3][4][6][10]参见《史记?六国年表》。
[5][18][19][20][21][22][23][24][25][27][29]参见《史记?赵世家》赵肃侯17年、成侯5 年、7年、11年、21年、11――12年、15年、敬侯6年、肃侯8年、敬侯9年、武灵王19年。
[7][28]参见《史记?燕召公世家》易王初立。
[8]参见《史记?苏秦列传》、《范睢蔡泽列传》。
[9]参见钱穆《先秦诸子系年考辨?通表附表第二》。商务印书馆1946年印行。
[11][12]参见谭其骧《中国历史地图集》第一册之《诸侯称雄形势图（公元前350年）》。
[13]参见《史记?秦本纪》献公21年、23 年、孝公元年、8年、10年、22 年、24年，惠文君5年。
[14]参见《史记?楚世家》宣王30年。
[15]参见《史记?六国年表》、《韩世家》昭侯24年。
[16]参见《史记?楚世家》悼王2 年、11年。
[17]参见《史记?田敬仲完世家》威王元年。
[26]《战国策?燕一》。
[30] [31]《战国策?赵二》。
[32]参见《史记?越世家》王无强时。
[33]参见《史记?秦本纪》惠文王后元7年，昭王11年，庄襄王3年。《秦始皇本纪》始皇6年。
[34]参见《史记?苏秦列传》。
[35]参见诸祖耿《战国策集注汇考?考研录》（江苏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引李格非《书战国策书后》、谭献《复堂日记六》、马端临《文献通考》有关篇章。
补注：
苏秦问题是《史记》录了《战国策》。而《战国策》的真实性肯定是没有的。战国策的写作年代也很难确定，笔者以为其极可能出自秦楚之际的游说之士蒯通。此事前人也指证过。据《田儋列传》曰：“蒯通者，善为长短说，论战国之权变，为八十一首。”据其在秦楚之际的一些言论，其不得要领处亦复不少，且与
《战国策》风格相近。故其信口开河的说辞，不能信以为真。
在本文的涉关键时间多年以后，楚怀王攻秦，据说亦是苏秦主谋。而那时，此所谓联盟早已解体。不应当再有相六国事出现，且秦对列国的军事打击，又远较史载苏秦游说的时间过长。
家园 【原创】僖十七年鲁师灭项解 “(夏)师灭项。淮之会，公有诸侯之事，未归，而取项。齐人以为讨，而止公。”《春秋左氏传》于僖十七年如是记。灭项一事，《公羊》、《谷梁》传以为齐灭，与《左传》见解相乖。有关灭项一事，鲁灭抑或齐灭，历来聚讼纷纭，以为《左传》、《公》、《谷》诸说均能成立，遂成千古悬案。由于《左传》的成书年代早于《公》、《谷》，且其叙事之完整性、可信性远非《公》、《谷》可比。所以，项由鲁灭说得到较为普遍的认可。例如，顾栋高《春秋大事表》就将项归于鲁之版图。但因未能对此说给出充分的解释，齐灭项说仍然不能彻底否决。故今人杨伯峻先生《春秋左传注》便不敢坐实任何一说。笔者无保留地持鲁灭项说，现综合《春秋》经传（凡经传俱引之事实，不出注），试论如下。
笔者以为，鲁灭项一事，是在齐国霸权由盛而衰的背景下发生的，并且也正是由这一背景催化的。齐桓公即死于灭项之年冬。齐自鲁庄公十五年称霸[1]至此已逾三十年，此时齐的国势也成强弩之末，远非其盛时可比。有关齐国的这种颓态，可以从距事发前几年的记载中得到充分显示。如僖十三年，狄侵卫，淮夷病杞；[2]僖十五年，楚伐徐，齐会诸侯救徐无功，楚败徐于娄林；同年，宋伐曹；僖十六年，齐伐厉不克。[3]凡此数端，亟现齐之疲态，已不再有早先的勃勃生气。为报复两年前楚败徐娄林之役，僖十七年，齐会徐伐英氏。但齐已不敢正面与楚冲突，只是攻击楚的同盟国英氏，且不知结局如何，多半又步了僖十六年伐厉不克的后尘。由于上一年，即僖十六年，齐之盟国有淮之会，而伐英氏一役，与会诸侯又没有参与。据《春秋经》，十六年“冬，十有二月，公会齐侯、宋公、陈侯、卫侯、郑伯、许男、邢侯、曹伯于淮”。伐英氏之役，参与者仅为齐、徐，那么诸多参会之盟国极有可能委鲁统辖。由鲁出面为齐主持征伐事，此前亦有之。僖四年，即由鲁帅江、黄伐陈。[4]在齐独力与徐伐英氏的情况下，由鲁主持其余诸侯，亦甚合理。鲁充分利用了这个机会，灭项而有之。
表面上看，鲁取项的理由并不充分。项与鲁境悬隔千里，曹、宋、陈、郑诸国阻隔其间。灭项而不能有，确实无道理可言。但不应忽略，齐、鲁两国素有历史纠葛，在追随齐国多年之后，鲁国当局有对内交代的压力。或许正是这种压力，使得暂踞诸侯领导地位的鲁国必须有所作为，取项之举就是在这种压力下产生的合理结果。
齐、鲁素有姻约传统，两国的关系并不因此而融洽。其实质是，齐、鲁为紧邻，早先国力相当，于春秋早期， 均有称霸东方之雄心，两国勾心斗角，或明争或暗斗。在鲁桓公时代，鲁的国势一度压齐一头。齐与纪素不睦，鲁就联纪、联郑与齐争风，齐则联宋、联卫、联燕与鲁抗衡。在桓十三年，鲁、郑、纪大败齐、卫、宋、燕联军。[5]庄十年，鲁败齐师于长勺，又击退了齐、宋联军来犯。鲁之于齐，始终不甘居其下，兼之鲁桓公不明不白地死于齐，鲁对齐便不止是不甘，而且有宿怨。齐襄公死，鲁欲在齐扶植亲己势力，送鲁女所生之齐公子纠回国。不料，被先行入主齐国的公子小白，即齐桓公所败。[6]从此，鲁与齐的关系日差。由此可见，鲁对齐桓公政权的敌对情绪差不多是先天性的。直到齐桓公在管仲的谋划下，联诸小国定宋乱之后，鲁便孤立了。从此，齐更祭起尊王攘夷的旗号，于庄十四年，会周室及郑、宋、卫盟于鄄，齐的霸势得到确立，形成了齐联众小国孤立鲁国的局面。为了摆脱孤立的局面，自庄十六年后，鲁便处处与齐保持一致。但两国间的旧有敌视，并未因鲁的屈服而彻底化解。相反，随着齐对其追随国包括鲁在内的大小诸国无休止的调谴，鲁对齐的怨恨只会加强。何况齐对鲁的敌视及领土扩张的野心，从来不曾减弱。
据《左传》，齐于庄十年灭谭，庄十三年灭遂，庄十七年歼遂，闵二年迁阳。即使对昔日敌国鲁这样的大国，齐又何尝须臾忘却吞并之梦想。闵元年，齐桓公与其大夫仲孙探讨“鲁可取乎”一事即为齐敌鲁之明证。[7] 只因吞鲁一事为当时形势所不允许，只得作罢。此事既见载于鲁史，则表明鲁对齐的野心是十分清楚的。因鲁无力挑战齐的霸主地位，只能藏匿其怨恨之心，事事奉齐号令行事。但这种姿态不仅有违本意，而且劳民伤财，且以国事敌，势必怨声载道。于是就产生了一种奇特的景象：因为大势所趋，鲁国，或许还有其它国家，既不情愿却又要积极地追随齐的事业。而从事这种不情愿的事业，鲁所付出的代价是巨大的。
综合《春秋》经传，即以僖公世为证：元年，城夷仪，盟于柽，[8]盟于荦；[9]二年，“城楚丘而封卫焉”；[10]三年，“会于阳谷，谋伐楚也”；[11]四年，侵蔡，侵楚，伐陈；五年，会于首止，谋宁周；[12]六年，伐郑新城，救许；七年，“盟于宁母，谋郑故也”；[13]八年，“盟于洮，谋王室也”；[14]九年，盟于葵丘，伐晋至高梁；[15]十二年，城卫楚丘；[16]十三年，会于咸，谋救杞、戍周；[17]十四年，城缘陵，迁杞；[18]十五年，盟于牡丘，救徐；十六年，诸侯戍周、会于淮谋??；[19]差不多年年有事。在前述一系列的国际活动中，齐国名利双收，而追随齐救难救亡的大小诸国，除了动用国力供齐驱策外，一无所获。其结果必然是促进巩固了齐的霸主地位，而令自身受到削弱。终于有一天，与事国的耐心到了尽头，而齐的霸权正好过了巅峰，也该走下坡路了。此时，齐桓公年事已高，管仲又病笃，齐的霸主地位受到联盟内部的挑战。僖十五年，宋伐曹，是齐霸联盟解体的最先信号。但从僖十六年诸侯会于淮，宋亦厕列其间一事看，宋或未受处罚。出现这种局面的原因，一方面是齐桓公已力不从心；二方面，楚、淮夷益发不可制。为了不削弱攘夷力量，齐对于宋严重违规的行径只能姑息了事。
宋侵曹不受惩戒一事，对于素怀异志的鲁国无疑是一种鼓舞。它终于抓住了淮之会，齐、徐先行伐英氏，委其主持的机遇，灭项而有之。僖十六年冬的淮之会，其地不详，或在宋、陈之间。僖十七年春，齐与徐伐英氏，鲁及其余列国未预其事。齐离去后，或将盟会事交鲁主持。鲁或独力灭项，或辖诸侯之师灭项。从齐、徐伐厉不克一事看，以鲁一国之力灭项，难度不小。估计假盟主之号令，驱诸侯之师为之取项的可能较大。
项与鲁悬隔无接壤，故鲁灭项之举，多半为其向内交代之动因所驱使。在当时，大凡举兵，都应有这方面的要求。如僖三十三年，秦越晋图郑不果，遂灭滑而还，[20]即为对内交代之意。成二年，晋助鲁卫伐齐，齐败请割地献宝求和，晋将不允。鲁、卫进言曰：“唯子则又何求？子得其国宝，我亦得地，而纾其难，其荣多矣。”晋人以为然曰：“苟以有借口，而复予寡君。”[21]其意亦为劳师涉远须有所收获。此年晋范文子说：“师有功，国人喜以逆之。”这些就是劳师涉远宜有所得的必然解释。前面说过，鲁与齐不眭，由来已久，长期以来竭己之国力，供齐驱策，故有向内交代的压力。以前，因齐之强大，鲁长期无法对内有所交代。值此时齐衰落之时，鲁灭项而有之，不失为对内交代的上佳题材。《诗?鲁颂?轶宫》有僖公讨淮夷得胜的颂词，估计就是为灭项之役而作。征之于《春秋》经传，除僖十六年外，鲁未有与淮夷有涉之记载。所以，僖十七年更明言，“淮之会，公有诸侯事，未归，而取项。”
在齐而言，鲁灭项一事是明显违规，故齐之反应是相当严厉的。《左传》用了止公而讨的字眼，古人释止为执，按现在的理解，即为扣压。讨，意为讨伐。此处的“讨”没有解释。根据声姜会齐侯于卞（为鲁地）来看，齐对鲁的惩戒，远不止扣留僖公，而是对鲁国武力入侵，故能在鲁地会齐女。但鲁国并没有因此而屈服。由于声姜的斡旋，也由于齐国内部的麻烦――齐桓公将死，管仲已死，诸公子为继承权争得不可开交，齐国只能释放了鲁僖公。拘留的时间为夏，夏为四至六月，依僖公九月归国计，他被扣押的时间不少于三个月。《左传》记此事作：“至自会，犹有诸侯之事焉，且讳之也。”后面四字是对僖公被执事件最关键之处――既掩饰了尊为一国之君为他国扣押之耻，又解释了灭项之战功，可谓一箭双雕。联系到《轶宫》、《泮水》颂僖公讨淮夷之功，很可能，鲁国是把灭项充作为讨淮夷的战利品向国内解释的。考之于《春秋》经传，终僖公之世，与淮夷有涉者只有两年，一在十二年，一在十六年，均未提示有鲁大胜情况。唯有僖十七年灭项，是僖十六年事件的延续。当然，项国极可能是淮夷的附庸国。于是原本是一桩为挣脱齐国束缚、并向国内有所交代的违规军事行动，脱胎换骨演变成了克服淮夷之功，被吟咏至今。
自那以后，项入鲁国版土。项距鲁远在千里之外，鲁如何行使统治，其情已不可考。但可以肯定的是，直到楚占领项之前，项始终为鲁所控制。项羽的先辈因封项而得氏；秦末，楚怀王心又封项羽为鲁公，亦提示了鲁与项曾经有过的隶属关系。
附注：
[1][3][7][9][10][11][12][13][14][15][16][17][18][19]参见《左传》。
[4][5][8]参见《春秋经》。
[6] 《春秋》经传庄九年。
家园 这种说法其实杜预已经提到过 他的关于左传的注解中明确提到齐国因为这次事件扣留了鲁僖公。
家园 【原创】试论《触龙说赵太后》的史实之伪 《触龙说赵太后》（以下简称《触》文）出自《战国策?赵策四》，乃千古名篇，司马迁将其全文加载《史记》，后世选本如《古文观止》等均予以收入，当今中学语文课本更是作为必读篇目。因此，可以说，《触》文所载情节是广为人知的。触龙进说之经验，堪称谋臣策士的模板，其开说之巧妙，议论之简捷有效，结局之圆满，确实令人叹服。但其历史真实性如何，却很难肯定。《史记》将此文??于《赵世家》孝成王元年（当周赧王五十年、秦昭王四十二年、燕武成王七年、齐襄王十九年）。后世学者对此定位无异议，因为只有这个时间才有可能出现赵太后新用事的情况。对于《触》文，后世也并非没有争议，遗憾的是，其争议的着眼点多半集中在左师官职、太后年龄及身份方面，而对整个事件的发生可能性丝毫没有触及。笔者以为，事件的焦点，如赵送长安君入质于齐、以乞齐援、解秦攻之事，与当时的整个国际背景并不符合。现综合史书上记载的历史年代与国际关系分别以赵秦及齐燕的当时状况来验证一下这段妙文的历史真实性。
一、
据《赵世家》载：“孝成王元年，秦伐我，拔三城。赵王新立，太后用事。秦急攻之。赵氏求救于齐，齐曰：必以长安君为质，兵乃出。”
秦拔赵三城事，《秦本纪》未载；齐援赵事，《田齐世家》未载。秦拔三城于何地，史无交代。赵国的兵员损失也没有提及。赵是否会因为失了三城，便向齐国求援，就很成问题。按钱穆先生的提法，这个阶段正好坐落于秦赵争霸期。[1]作为当时唯一能以一国之力与秦对峙的国家，赵国不应如此不济，仅因三城之失，就慌忙四处乞援。当时秦赵的边界又何在呢。距此年最近的一次赵秦之战，是五年前的赵秦阏与之战，赵将赵奢大破秦军。[2]赵国将材济济，赵奢之外，还有廉颇、蔺相如。根据孝成王二年田单相赵的情况来看，不能排除孝成王元年田单已在赵国的可能性。另外，十四年前燕将乐毅因受燕惠王猜忌，也投奔赵。可以说，秦以外的当时名将全部集中在赵国。赵奢此时是否健在，无法确定，但蔺相如、廉颇肯定可以领兵拒秦。从几年以后赵国能集中四十万大军与秦决战长平分析，此时的赵国兵力没有伤到元气。另外，从此年，赵攻燕、攻韩来看，[3]也可得出赵气势正盛的印象。赵秦阏与战后，便没有大规模的冲突。而韩之上党，此时亦未陷落于秦，可以肯定，秦赵的边界远在阏与以西，距国都邯郸很远，三城之失，不足以使赵惊慌失措，对外求援。赵国求援的情况可以参照几年后，赵军主力覆灭于长平，秦军围国都邯郸，赵向魏向楚求救，但都没有这里记载的押人质于齐的模式，也没有向齐求援，大概也能对此时向齐求援作出否定的注脚。
即使赵国要寻求外援，齐国也不是最合适的对象。《触》文对话中提到太后之女为燕后，表明赵与燕有姻亲关系。那么，赵遇秦患而向燕求援应是最自然不过的事了。但《触》文中及相关篇章中丝毫没有透露出向燕求援的意思。赵国第二个可求助的国家当推魏国。赵魏两国的旧怨此时已化解，几年前还有过一次军事合作，也是共同击秦；[4]赵相平原君与魏王室联姻，向魏求援也是很自然的事，但是没有这样做的记载。就算是史料漏载了赵向燕魏两国求援的尝试，赵向齐乞援的步骤也于理不合。赵不仅是五国破齐的主导国，也是从齐国得地最多的国家。即使在齐复国后，赵还主动发动了对齐的侵略战争，也没有任何迹象表明，赵国归还了占领的齐国领土。如果赵因秦患向齐求援的话，齐国首先提出的应该是土地问题，而不是人质问题。甚至不待齐国提出这种要求，求援一方应该有这种自觉。这样说并非笔者欲强为古人作主，而是类似情况在赵有成例。赵惠文王十七年，赵攻魏伯阳，惠文王十九年，秦攻赵取二城，赵与魏伯阳。这里还没有涉及求援，此举只能视为缓和与魏的敌对关系，避免两面受敌。也许不排除这样一种可能性：即魏国见赵国受挫于秦，便强硬索要失地。赵国经不起两面受敌，只有拱手相让。赵孝成王七年，秦围邯郸，赵封春申君以灵丘，以期楚军来援。而这个灵丘，也正是赵在赵惠文王十四年取之于齐的。无论如何，赵与齐也应该算是敌对国家，赵国的灾难正好是齐国的机会，正好可以借机讨还失地。在赵而言，其难免极不情愿：秦所攻占者不过三城，赵侵齐之地又何止三城。这个账赵国当国者能算得清楚，想来赵国君臣不至于去讨这个没趣。
通过以上分析，赵国向外求援，而且选择了齐这一点，怎么也说不通。且不论赵失三城并不是一个难以忍受的损失，即使到了大局岌岌可危时，赵在求援之外还有一个对策，即向秦割地以求和，而这种做法，正是当时的通行做法。例如在秦昭王三十二年、三十三年，秦攻魏急，魏都通过割地换得暂时的和平。赵也完全可以这样做。而赵这样做还会从齐、燕获取土地作为补偿。赵孝成王元年，赵师攻燕中阳拔之；十九年，秦拔赵三十七城，[5]赵与燕换地，估计是不平等交换。所以，赵实在没有必要向齐求援。
二、
赵以外的当事国秦国的情况又是如何呢。首先，《秦本纪》就没载此事。但司马迁以为，“秦既得意，烧天下《诗》、《书》，诸侯史记尤甚，为其有所刺讥也。……独有《秦记》，又不载日月，其文略不具。”[6]如果此事属实，看来秦记确实有司马迁所说的漏载现象。但此事的所谓漏载或漏录，应该考虑另一种可能，即根本没有发生过这样的事。从秦国当时的政局来看，秦赵此年无战事的可能性更大。在此之前，秦国的当政权要为穰侯魏冉。自秦昭王三十六年，秦王听信了魏人范雎之说项后，便对魏冉有了猜忌排挤之心。只是魏冉的后台是昭王之母宣太后，秦王一时还不便于动魏冉。史载，此年（秦昭王四十二年）“十月，宣太后薨，葬芷阳郦山。九月，穰侯出之陶”。[7]陶即魏冉之封国。清人梁玉绳《史记志疑》提出，宣太后薨于十月，当为七月之误。因此，在太后去世前，到魏冉之国这段时间，尽管魏冉保住了自己的地位，但他的权力应该受到削弱。征之于《范雎蔡泽列传》，秦拜范雎为相之年，正好是秦昭王四十一年。在权力由魏冉转到范雎的时间段里，秦国应该会遇到一定程度的内政危机，而这种情况不利于秦对外用兵，尤其不适合对赵这样的强国用兵。既然是范雎当国，秦的战略实施就必然带有范雎主张的烙印。范雎的主张又是什么呢？回答是，其战略思想是以攻韩为务，即先对弱国实施连续打击，以收各个击破之效。这在当时确实是高明的战略。秦昭王后期正是这样做的。史载：秦昭王四十二年，“东伐韩少曲、高平，拔之”，[8]拉开了伐韩的序幕；而此年正是所谓的《触龙说赵太后》之年。紧接着，秦昭王四十三年，“武安君白起攻韩，拔九城，斩首五万。四十四年，攻韩南郡，取之。秦昭王四十五年，五大夫贲攻韩，取十城”；[9]秦昭王“四十六年，秦攻韩缑氏、蔺，拔之。四十七年，秦使左庶长王??攻韩，取上党”。[10]可以说，自范雎为相之后，秦连年攻韩，相当专心致志。这正符合范雎这战略主导思想，不给敌国以丝毫的喘息之机。在这种前提下，也鉴于几年前秦与赵战失利，赵的军事实力应该让秦有所顾忌，秦国似乎没有理由对赵另辟战场，这与《触》文中所说的“秦攻赵急”相抵牾。
当然，也不能据此就排除秦于此年或有攻赵之举，但基于上述形势，可以肯定，秦对赵的攻击至多是发生在偏远地区不成规模的小动作，决不会达到赵国乞求外援的程度。而如果真的发生秦攻赵急，齐国是否会出兵相助，仍是个不小的问题。
三、
让我们再来考察一下齐国的情况。此事亦不记于《田齐世家》，齐自愍王之后，事迹甚少，如果有这样一件值得称道的事，如能确实发生过，司马迁不会漏记一笔。不记的原因，多半是因为没有把握。从赵秦两国的情况分析，已可判定秦攻赵急的可能性几乎没有。齐国的情况也同样不支持会有援赵之举。
首先，齐自五国破齐后，便一蹶不振。齐襄王复国后的齐国，绝少介入列国事务。如果在此期间，齐与列国有什么瓜葛，齐也都是居于被动挨打的境地。如齐襄王八年（赵惠文王二十三年），赵廉颇攻齐几拔之，而前两年，也有廉颇攻齐之战；齐襄王十年（赵惠文王二十五年），赵攻齐昌城、高唐取之；齐襄王十三年，赵蔺相如伐齐至平邑；[11]齐襄王十四年（秦昭王三十六年），秦拔齐纲、寿。而齐的国势之所以如此不济，又与赵有绝大关系。五国破齐前，齐是东方霸主，灭燕、灭宋，毁约霸占应分魏楚之地，也几度助魏韩击秦。[12]赵自武灵王整军后，国势突振，齐的强大，妨碍了赵称霸东方的野心。可以说五国破齐，就是由赵居中联络的结果。因为燕的最初盟友就是赵。据乐毅《报燕王书》，乐毅为燕昭王献策曰：“与天下图之（齐），莫若结赵。……赵若许而约四国攻之，齐可大破也。”乐毅出使赵国，赵国拜乐毅为相国，并代燕联秦伐齐，终于大破齐国。[13]五国破齐时，赵应该是燕以外在齐掠地最多的国家。田单破燕复国，但沦陷于赵的土地，并未归还。如襄王复国前，赵取之于齐的灵丘、麦丘、昔阳数地，未闻还之于齐。[14]事实上也不可能归还。因为七年后，秦围邯郸，赵为乞楚援，将灵丘授封楚相春申君，即为明证。[15]在此结怨颇深的背景下，若赵受秦攻，正是弱于赵的齐向赵索还失地的大好机会。即使齐襄王虑不及此，他的臣子也会为其谋划。所以说，赵乞援于齐，绝非是一个长安君入质所能如愿的事。
其次，齐国保守消极的国际立场决定了其不可能涉足于国际纠纷。《触》文的最终结局是，长安君入齐，齐兵乃出。《田齐世家》自齐愍王之后事迹甚少，愍王之后继者均为弱主，主动对外用兵未见，此处记载的出兵援赵，与其一贯行为不合。齐复国后，采取的是孤立政策，这其中包含着对列国的失望。早先的齐还是积极介入国际事务的。如平燕子之之乱，围魏救韩，围魏救赵，助韩魏击秦、为二国讨还失地。或许因为有这样的业绩，齐以为自己为维护国际关系出力甚多。而列国联手灭齐，在齐人看来，半数的国家难逃忘恩负义之嫌。因此，一直到秦灭列国，齐最后灭，但此前齐选择了按兵不动、袖手旁观的态度，坐视列国一一亡于秦。所以，齐的立场应该是始终如一的。而按《触》文所说齐出兵援赵之事，即便齐国君臣表现出无心乘人之危索还失地的大度，他们也必须会考虑援赵的灾难性后果，从而不敢轻举妄动。齐对秦素有畏惧之心，而秦也确实能对齐造成直接伤害。原秦相穰侯的封地陶就与齐为邻，齐襄王十四年，秦取齐纲、寿的战役就是直接从陶发动的。一旦齐与秦进入战争状态，原先从齐铩羽而归的燕或将再度攻齐，齐没有力量两线作战。此外，齐襄王即死于此年。《资治通鉴》将《触》文放置于齐襄王死前，其实这种判定是很难下的。如援赵发生在襄王生前，襄王也该是病入膏肓之人，以他的为人，不当在临终之前突然变得强悍起来。如发生在襄王病逝之后，齐国君臣忙于治丧，也不会有心情援赵。襄王之子齐王建继承了其父不介入国际纠纷的治国方略，在被秦灭之前的44年中始终没对列国予以任何军事支持。那么，齐王建也不太可能于守丧期间去援助赵国。所以，齐襄王复国后的卑弱国势及其国际行事准则，决定了齐不会出援任何国家，遑论与其有深仇大恨的赵国。
其三，齐人田单的归属进一步恶化了齐赵关系。据《田单列传》田单为齐效力的事迹截止于驱燕复国。之后，田单在齐便无所事事，其原因或许是他受到襄王的猜忌。《战国策?齐策六》有齐王信臣九人谗田单未果事。尽管《战国策》的可信度不高，但多少也表明了田单在齐的日子并不好过。否则，赵断不至于肆无忌惮地屡屡掠地于齐。以田单之才具，立身于不想有所作为的齐襄王之朝，一定寂寞得很。如田单欲有所为。唯一的出路就是离开齐到他国发展。按钱穆先生《先秦诸子系年》的划分，田单所处时代正值秦赵争强阶段。赵与齐为邻，田单去赵很方便。田单于赵孝成王元年将赵师攻燕，翌年，赵拜田单为相。或许会有人将田单相赵与乐毅为赵相国之事相提并论，视作为齐援赵之左证。其实田乐二人相赵的背景大不相同。赵拜乐毅为相是其图霸东方的重要步骤。齐破后，赵即为东方第一强国。赵拜田单为相时，赵在东方的地位已十分稳固，兼之赵国将材济济，廉颇、蔺相如、或许还要加上赵奢均健在，无须从他国引进将材，亦没有更大的图谋。田单何年至赵已不可考，但可以肯定，赵国不会仅因一战之胜便拜主将为相，赵国不是绝少打胜仗的国家，比这更大的胜仗，更强的对手，赵也胜过遇过。因此，很可能田单在赵已有些年头，对赵国很有些贡献，才会受到这样的待遇。基于田单来赵有年这样一种可能，齐对赵国的不满一定非常强烈。理由是这样的：如田单在齐受重用，则赵拜田单为相有挖齐墙角的嫌疑；如田单因在齐受猜忌而为赵所用，齐对赵的怨恨只会更进一层。所以田单将赵军相赵国一事，不仅不能视为齐援手于赵的例证，而应视为齐不可能援赵的例证。另外，乐毅失势于燕，也投奔赵并受重用一事，对齐的刺激也相当可观。此两事迭加，将增大齐不援赵的决断。
四、
最后，让我们再考察一下燕国的情况。赵受秦攻而求援于齐，事本与燕无涉，但《触》文对太后之女嫁燕一事用了相当多的笔墨。事关整个事件的可信性，故有必要加以探究。
赵女可嫁之人有二：一为当时的燕君武成王，一为武成王之前的燕君惠王。因武成王之前的惠王被臣子所弑，而武成王又非惠王之后人，若赵女所嫁为惠王，则触龙进说时提到太后对燕后的良苦用心为不合时宜之至。因此，赵女所嫁的合适人选非武成王莫属。武成王的年纪于史无考，但从相关史料可以大致推出。《史记?燕世家》载，距此十年后，武成王之孙今王喜继位。今王喜年纪亦不可考，但其子太子丹出生于其继位之前似无问题。据《史记?刺客列传》：“燕太子丹者，故尝质于赵。而秦王政生于赵，其少时与丹欢”；又据《史记?秦始皇本纪》，秦始皇“以秦昭王四十八年正月生于邯郸”，太子丹的年纪与秦始皇相仿佛，则武成王辞世前已是有曾孙之人。溯之于《触》文所??之年，武成王的年纪当在五十岁以上。那么，赵氏燕后的年纪又是多大呢？燕后为赵惠文王之女，惠文王辞世时，年纪不超过四十四岁，当时燕后的年纪最大不超过三十岁。按当时女子及笄而嫁的风俗及姑且认为赵女所嫁为武成王来看，赵女嫁燕不超过七年，其年纪当在二十五岁以下。合之于武成王的情况，燕赵联姻双方年龄相差约三十岁左右。可以肯定，燕后与武成王成婚时，武成王已是有了接近于成人的孙辈之人。以赵之强盛，这段不相称的姻缘对赵未免太过委屈了。对此，只能有一种解释，即赵想通过联姻达到控制燕的目的。下面来看看这一目的的前景如何？
燕武成王的来历有点不明不白，他是在燕惠王被弑后即位的，属弑君事件的最大受益者。据《史记?乐毅列传》载，经乐毅奔走于燕赵之间，两国关系相当融洽，而在此前，两国过从亦密。所以，燕惠王的被弑，在赵国方面显然会引起不满。就在武成王即位这年，列国有一次伐燕联合行动，《燕世家》、《秦本纪》、《楚世家》都有记载，估计与惠王之被弑有关。参与国有楚、韩、魏，看来武成王得燕国，弄得天下不快。赵国的立场也不难判定，否则就不可能借道让楚、韩、魏过境伐燕。如果燕赵联姻，也一定在各国伐燕之后。在有如此背景的情况下，即使赵国最终接受了武成王继燕的既成事实，它是否有必要通过联姻的方式与燕交好值得怀疑，何况武成王的条件与所谓的燕后是那样的不般配。再者，在武成王已有成人孙辈的情况下，赵国方面还会天真地认定将由燕后“子孙相继为王”吗？是否可以这样说，赵想借联姻的方式控制燕的条件并不充分，所以也就无法看出这桩婚事的合理性何在。由于没有确凿的证据材料，不能就此断言赵燕联姻为子虚乌有，但其可能性甚小则应指出来供饱学之士参详。
对于燕国来说，即使没有燕后这一层关系，其对赵亦应竭力奉承，毕竟赵是当时唯一能对燕构成直接威胁的国家，而且是仅次于秦的无可争议的亚强。燕军的战斗力不在齐军之下，只要秦不能一举将赵灭掉，燕就必须承担拒绝赵求援的一切后果。赵受秦攻，舍燕而向齐乞援，如果情况属实，不仅后人难以理解，也会使燕武成王惊诧不已。至于赵此年有攻燕之举，既可看作对燕不肯援赵的惩戒，也可看作秦之攻赵力度不强的证据。
综上所述，《触》文结局的合理性得不到所涉四国任何一国情况的支持，令人疑窦丛生。笔者以为，《触》文与《战国策》中很多篇章一样，可能是一种随意虚构，未可信以为真。
附注
[1] 参见钱穆《诸子??年考辨》
[2] 参见《赵世家》惠文王二十九年、《廉颇蔺相如列传》
[3]] 《赵世家》孝成王元年
[4] 参见《赵世家》惠文王二十五年
[5] [15] 参见《赵世家》
[6] 《六国年表序》
[7] [9] 《秦本纪》
[8] 《范雎蔡泽列传》
[10] 《白起王翦列传》
[11] 以上均参见《赵世家》、《廉颇蔺相如列传》
[12] 参见《田齐世家》、《六国年表》
[13] 参见《乐毅列传》
[14] 参见《史记?赵世家》惠文王十二、十三年
按 此文的第三、四部分曾以《从齐赵关系看<触龙说赵太后>史实之伪》及《赵威后之女所嫁燕王究为何人――<触龙说赵太后>史实献疑》分别刊载于《管子学刊》及《文史资料》。今特全文刊出以飧读者。
后记：
齐愍王后，齐对外用兵的唯一确凿记载恐怕是与魏联手灭薛。薛为孟尝君田文封地。田文曾勾结列国攻打齐国。至田文死，内乱，齐才联魏共灭薛。
类似于本篇赵入人质于齐而齐军援赵的便宜事，除此之外，还有一处记载在《楚世家》怀王二十六年，似可作为本案的支持。其曰：“齐、韩、魏为楚负其从亲而合于秦，三国共伐楚。楚使太子入质于秦而请救。秦乃遣客卿通将兵救楚，三国引兵去。”然考之于史，此年当秦昭王四年、齐愍王二十一年、韩襄王九年、魏哀王（当为襄王）十六年。此年《秦本纪》、《田齐世家》、《魏世家》及《韩世家》均不载对楚用兵事，而《六国年表》只记楚太子质秦，而未及其它。此前一年，秦昭王初立，注意与楚搞好关系，据《楚世家》，昭王立厚赂于楚，楚娶秦女，秦又返楚侵地。楚太子入质于秦应该看作是楚不背秦美意的措施，而不及其它。其后，楚太子杀秦大夫逃回国，秦楚才交恶，于是有上述四国共击楚的战争发生。
家园 【原创】陈胜故里阳城考 《史记?陈涉世家》曰：“陈胜者，阳城人也。”对阳城之名，从来没有异议。而对阳城一地，向有二说。其一为韦昭说，以为属颖川郡；其二为《汉书?地理志》说，以为属汝南郡。前者在今河南登封东南，后者在今河南周口市至漯河之间，即今河南淮阳。清代史学名家钱大昕据汉之阳城为汉宣帝时才有，故以为韦说是。不知是否受钱氏影响，后世学者都依韦说，将陈胜故里之阳城定位于河南登封。笔者以为，此定位大为可疑，因为根据史实，较之于颖川，汝南之阳城说更为可取。现综合陈胜事迹，试论如下。
首先，颖川之阳城，战国时先属郑，后属韩，与楚无涉。而旧楚本有阳城即汝南之阳城。宋玉有《登徒子好色赋》即提到阳城。据《辞源》，宋玉为楚鄢人，此鄢，即阳城，距春秋之陈国国都不远。战国后期，即宋玉生活时代，楚为秦逼，东迁以陈为都，当即此阳城。谭其骧《中国历史地图集》第一册，战国疆域之韩魏、楚越图中即有此阳城。足见此阳城之名不是钱大昕所说到汉宣帝时才有。据此，就必须考虑汝南阳城即为陈胜故里的可能。
其次，陈胜的楚人身份，应该是对阳城汝南说的最有力支持。有关陈胜为楚人的问题，《史记》并无明文记载。但从相关记载中可推论而得。这些记载是，一、陈胜起事前，吴广作狐呼“大楚兴，陈胜王”。果然，陈胜起义之初，即以大楚为号，称王定都于陈后，又建国号为张楚。足见其念念以楚为意。二、陈胜所委攻秦诸将，除周市外，均为楚人；令其徇赵地的武臣，更是陈胜故时所善，所谓“故时所善”，也就是谪戍前就捻熟之意。而武臣为陈人，此陈即陈胜定都之陈，陈王故里阳城，当在陈左近，或即汝南之阳城。三、陈胜称王后，其微时同耕之人观其宫中陈设而惊叹：“伙颐，涉之为王沉沉者。”司马迁指明楚人称多为伙。而陈胜故旧结伴前来探望一事，亦表明其故里与国都陈相距很近。四、陈胜起大泽，随后攻克陈并定都之，不再作迁徙。而在其后迅即发展的反秦风暴中，吴广军、周文部、宋留部均克复故韩旧地甚多，如陈胜是韩人，自应以攻克一旧韩旧都定都定居为务，而事实上，他没有这样做。吴广围三川，周章率大军击函谷关入秦，必克韩之阳城而西。五、陈胜定都于陈，似有日后项羽所说富贵不还乡如衣绣夜行之意。六、陈胜起义的主要同伴吴广为阳夏人，其地为今河南太康，与陈相距不远。在秦王朝苛政的氛围下，谋划起义这样的大事问题上，应考虑同乡之间的凝聚力。如果陈胜不是楚人，那些楚地将领能否团结在他周围就很成问题。陈胜的主要将领，武臣为陈人，周文为陈人，邓宗为汝阴（今安徽阜阳）人，葛婴为符离（今安徽宿州）人，房君蔡赐为上蔡人，邓说为阳城人，宋留为??（今安徽宿县西南）人，伍徐为??人，吕臣为新阳（今安徽太和）人。如此之多的楚人同时与陈胜编伍发配，应该考虑到他们本来就是楚将项燕的旧部。楚将项燕最后被秦击破于蕲，即大泽乡所属之县，其部属溃散南逃的可能性是非常大的。所以，陈胜等人当是从南方某地出发北上，途经大泽乡而起事。
综前所论，陈胜身份为楚人当无可怀疑，而其故里阳城亦当为汝南之阳城，而非颍川之阳城。因阳城为旧有古地名，不应牵涉汉宣帝所置事。司马迁写史沿用古地名，如同其写古事用新地名一样，也没什么不可以。因此，我们今天若再论及陈胜籍贯时，应该还历史的本来面目，以其为今河南淮阳，而不再指认其为河南登封。
家园 【原创】试论三户亡秦的历史应验 “楚虽三户，亡秦必楚”一典出自《史记?项羽本纪》。此典一出，即被视作为必胜信念的强烈表达。其后，每逢到了民族生存的危亡之际，此典便频频被提出以鼓舞人心、激励斗志，并成为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精神象征。
其实，这句产生于反抗暴秦统治的时代名言，除其代表了一种情绪化了的坚定信念之外，又不可思议地与历史演进的过程吻合。它先验而无比正确地预言了亡秦的真谛：即亡秦这一事业乃起于楚，又终成于楚。而仅就亡秦这一事实，这句名言还有着双重应验。首先，亡秦大业虽成于天下民众，但真正起决定性作用的确实当首推三个楚人――陈胜、项羽、刘邦。其次，亡秦的决定性战役就是在三户水（今河北临漳西）一带展开，楚将项羽率军战胜秦军主力，并接受其投降。从此，秦亡便成了不可逆转之势。以下即根据历史记载，考察这句名言的应验情况。
一 、
有关推翻秦王朝统治的那场全国大起义，其史料主要记载于《史记》，尤其以《项羽本纪》、《高祖本纪》、《秦楚之际月表》、《陈涉世家》、《张耳陈余列传》、《田儋列传》等为最详尽。作为反秦的首倡者，陈胜的历史功绩在当时及后世均已被充分肯定。但其战斗精神及其坚定不移的反秦信念则未相应得到明确标识。
众所周知，陈胜和他的九百同伴谪戍渔阳（今北京密云县西南），在大泽乡（今安徽宿州西南）遇雨失期，按秦法皆当斩，陈胜便会同吴广发动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农民大起义。就在这个事实的表象之下，掩藏着一个久被忽略的亡秦之志。 以陈胜等人的处境，反秦并非唯一选择。类似情况下更通常的选择应该是逃亡。刘邦就是这样做的。[1]心怀不满分子黥布、彭越也是这样做的。[2]甚至在陈胜等人起义前夕，吴广也有意扬言逃亡以刺激随行的朝廷军吏、发动自己的同伴。[3]这些都表明了“逃亡”是当时的最为可取之策，但志在亡秦的陈胜从未做此想。在起义的酝酿阶段，陈胜就专注于“死国”之大计；起事之后，他更以“壮士不死即已，死即举大名耳。王侯将相宁有种乎”[4]的战斗宣言激励部众向统治者直接开战。这种战斗精神在陈胜部队的奋斗经历中得到了最充分的体现。日后，陈胜的核心部队始终以一种前仆后继、必以灭秦而后快的气势不断对秦王朝施以打击。陈胜事迹，司马迁论之甚详，在此仅就其所部的灭秦决心、奋斗轨迹稍事勾勒。
陈胜在陈（今河南淮阳）建立“张楚”政权时，部众仅数万人，较之于吞灭六国的秦而言，这点力量殊微不足道。但陈胜不待稍歇，即令吴广率诸将西向击秦。吴广受阻荥阳后，陈胜又令周文击秦，又令宋留击南阳入武关（今陕西商县）。周文部很快就击破函谷关（今河南灵宝西南），深入关中腹地，直逼秦都咸阳。此时距陈胜起义于大泽乡不足三月。[5]不久，周文部在秦军的反扑下，败出函谷关。陈胜又命令其旧部、业已在赵称王的武臣发兵西击秦。[6]吴广部下田臧不满大军久留荥阳城下，便杀吴广，自任统帅，率精兵西进迎击新胜气盛的秦军主力，结果全军覆没。面对来势汹汹的秦军，陈胜亲自出战，兵败后为其亲近庄贾所杀。陈胜战死前后，周文的部队、宋留的部队均被秦军消灭，还有一些部众另立分出。这样一来，陈胜部队的主体就不复存在了。但未过多久，陈胜部下吕臣集结残部东山再起，杀了庄贾，收复了陈，重立“张楚”国号。[7]与此同时，远在广陵（今江苏扬州）一带的陈胜旧部召平为继续亡秦事业，矫称陈胜之命，拜项梁为上柱国，令其“急引兵西击秦”。[8]嗣后，项梁及其所部就成了陈胜精神的继承者。
陈胜部的诸多战略举措并非无可指责，但其不顾一切，唯攻秦是务的作战精神，则将其亡秦决心表现得淋漓尽致。除了向秦之统治中心攻击之外，陈胜部还以陈为中心向四面八方扩展，以至于可以这样说：遍及全国的反秦烈焰，几乎都是陈胜播下的火种。关于这一点，只要看一下参与亡秦的各路诸侯就一目了然了。
楚国，由项梁奠定，并始终以得陈胜之统自居。
赵国，始由武臣为王，后由赵歇继立；武臣原为陈胜部将，略定赵地后，经部下张耳、陈余怂恿自立门户；武臣死后，张、陈收其旧部立赵歇为王。
燕国，由韩广而立；韩广又是武臣旧将，原隶属陈胜当无疑问。
魏国，始由魏咎而立，后由魏豹继立；魏地由陈胜部将周市克复，魏咎亦从陈胜处受封赴任；魏咎兵败身死后，其弟魏豹得楚之助继立为王。
韩国，由项梁所立韩成为王，始终无立国之地，后由刘邦西进灭秦时将所克故韩地与之立国。
诸侯中仅有齐国与张楚不相隶属（容作后叙）。由此可见，司马迁所言“陈胜虽已死，其所置遣侯王将相竞相亡秦”之论确属的评。
二
陈胜死后，反秦战事急转直下。由章邯率领的秦军连战连捷所向披靡，眼看反秦大业就要毁于一旦。值此之际，楚人项梁奉了陈胜印信领兵渡淮，收编了陈婴、黥布、吕臣、刘邦等军。为了表明自己是陈胜的正统，项梁诛灭了号称楚王的秦嘉――景驹部，拥立楚怀王孙心为楚怀王。当时楚国的势力较陈胜鼎盛时期大大不如，但在项梁统率下积极寻求与秦军主力作战。不久，便在东阿（今山东阳谷东北）、城阳（今山东菏泽东北）、濮阳、雍丘（今河南杞县）等地大破秦军，挫败了秦军的嚣张气焰。由于出师以来一路势如破竹，项梁产生了轻敌麻痹思想，被得到增援的秦军击败身死。楚怀王聚拢了项羽、刘邦、吕臣的部队，重新部署对秦作战。当时，秦军主帅章邯以为项梁既败，楚不足虑，便移师攻赵。于是，赵地钜鹿（今河北平乡）成了对秦作战的主战场。经项梁之败，楚之势力又大受削弱。尽管如此，楚怀王还是将倾国之兵驱向与秦决战的疆场：楚军主力由宋义率领赴赵驰援，另一路偏师由刘邦率领西向攻秦。就从这一举措上看，司马迁将陈胜事业落笔于项梁立楚怀王心为止，[9]是大有眼光的。这也充分证明了项氏所立之楚，确实是陈胜精神与事业的法统所在。就是怀王心的这一决断，算是正式拉于了灭秦的序幕。
本来项羽打算与刘邦一同西进灭秦，报秦杀其叔项梁之仇，但怀王不允。项羽被任命为宋义的副手，随军救赵。慑于秦军的威势，楚帅宋义将大军在安阳（今山东曹县东南）一带停留了46天，避免与秦军接触。项羽杀了宋义，将楚军引向与秦决战之疆场。面对势头正盛的秦军，不仅各路援赵诸侯不敢贸然用兵，甚至赵国自身的外围部队如陈余、张敖等部也都按兵不动。唯有楚军在项羽的统率下同仇敌忾、义无反顾地投入了一场决定天下命运的搏杀。战斗中，楚军骁勇善战、一以当十，最终破秦于钜鹿之下，不仅胜了秦军，也使各路诸侯归心。从此，项羽作为诸侯联军的统帅，挥师追击秦军，并不断取胜。最终，联军在三户水一带彻底摧垮了秦军的斗志，秦军主力向联军投降，时间是秦二世三年七月。如果没有楚军的浴血奋战，如果没有项羽的果敢决绝、指挥有方，援赵胜利及亡秦成功是不可想象的。
刘邦的西进也是楚意在亡秦之决心显现。《高祖本纪》载：“当是时，秦兵强，常乘胜逐北。诸将莫利先入关。”这表明西进之举是一种脱离实际的冒进行为。在以援赵为主要战略目标的前提下，刘邦所率部众也极其有限。为此，楚怀王授刘邦的权限是：“收陈王、项梁散卒”。这等于让刘邦自己设法解决兵源问题。刘邦面临的处境是脱离根据地作战，其作战方式是且战且走。其情形与陈胜时期的周文部相类似，只是实力大大不如，面临之敌的警觉程度及战斗力又大过周文所遇。但这些困难都未能吓住刘邦及其部队，他们以楚军惯有的艰苦卓绝精神及亡秦决心一路西去。西进战事并不顺利，刘邦部打了一些胜仗，也遇到一些难克之敌及难攻之城，如昌邑（今山东金乡西北）、开封、洛阳几处战略要地均未攻取。在这种情况下西进，刘邦部等于深入于敌军的包围之中，直到收降了南阳郡（今河南省西南部及湖北省北部襄河一带），刘邦部的前景才光明起来，抵达秦之南大门武关时，秦军主力已投降了项羽。刘邦部经过一连串激战，相继攻破武关、?i关（今陕西蓝田东南），最后在蓝田击败秦国关内主力，兵临秦都咸阳城下。秦王子婴见大势已去，开城向刘邦军投降。至此，以陈胜发起的反秦大业功毕于刘、项。
另外，刘邦出发西进时，楚怀王有令，诸将“先入定关中者王之”。此令虽对楚军诸将而发，但其影响则是全国性的。据《高祖本纪》，秦之南阳守军就知道这个命令；赵之别将司马?n也欲渡河入关；番君别将梅漤也引兵突到武关附近；这表明楚已初有号令天下之尊。这个威势虽然是陈胜早先奠定的，但楚灭秦的主导地位则无可怀疑。
三
按通行的说法，秦王朝灭亡于农民大起义，这固然是事实，但这种说法却有意无意地忽略了另一同等重要的事实：即秦亡于楚。
我以为，有必要区别单纯意义上的反抗与刻意的、专以亡秦为务的战略行为之间的不同。前者只是各地民众急于挣脱秦之束缚，从而导致恢复六国旧局的裂土分疆态势；后者才是秦所以亡的关键所在。有史为证，陈胜及其后继刘邦、项羽，也包括项梁及楚怀王心是亡秦的中坚，他们不仅承担了压倒多数的军事重担，同时也完成了全部的毁灭性打击。他们更以积极寻求与秦军主力决战的战斗姿态有别于他们的军事政治盟友。
我无意抹杀楚国以外的反秦武装的作用，但征之于史，又很难给他们过高的评价。如前所述，楚以外的反秦武装基本上袭用了旧时六国的格局。其中赵、燕、魏三国由楚系分出，韩国则从未成气候。各自为王之后，他们便热衷于经营自己的地盘，对于给秦之心脏地区及其主力以打击方面显得漠不关心。如原为陈胜旧部的武臣，在陈胜承认其为赵王之后，对陈胜令其派兵西进的命令置若罔闻，只顾一味向北方扩张，并与从己部分化出去的燕国搞磨擦。武臣的这种行径应该视为陈胜速败的间接原因。楚以外的反秦战事又以赵为最，[补注一]那么各路诸侯在亡秦事业中的作用可想而知。
如果考察一下反秦武装中非由楚系派生又不隶属楚军事指挥的齐国及彭越的事迹，则更能凸现楚国坚定不移的亡秦信念及所起作用。齐国的创始人田儋乘陈胜部将周市攻狄（今山东高青）之际，乘乱在狄自立为王，并立刻成为一割据势力，出兵击走周市部，这或许是反秦武装之间的第一次内讧。然后，田儋收复旧齐，不久便死于载之于史的唯一一次与其它反秦武装的军事合作――救魏。在此之前，另一支非陈胜系统的楚军秦嘉部约齐击秦时，为田儋拒绝。[10]田儋死后，其弟田荣执齐实权，齐人未经田荣许可立田假为王。田荣被秦军围困于东阿，项梁率楚军破秦于东阿下，救了田荣。但田荣并不与楚合兵追击溃退的秦军，反而回师齐地逐走田假等人。当项梁遣使促齐发兵击秦时，田荣居然提出让楚赵两国先诛逃难于彼的田假等人。在这种非理要求被拒绝后，田荣也拒绝出兵击秦。从此，齐国在反秦大业中便无所作为了。[11]日后随楚入关的田安之齐军很可能是为楚、赵收容的田假宗族。[补注二]与田荣无关；田荣部将田都也叛齐附楚，随之入秦。
彭越的情况与田荣虽不甚类，但其在反秦战事中观望气象甚浓，当属作战不力之类。早在陈胜起义前，彭越就已落草为寇，过亡命生活。陈胜首倡的反秦风暴席卷天下达一年多的时间之后，彭越还不急于起事。对于部属的起事要求，他均以“稍待之”为辞，不予接纳。起兵之后，彭越也只是以扩张势力为意，并没有积极参与对秦决战行动。在刘邦西进过程中，[补注三]彭越曾在半途助过一臂之力。待刘邦更向西行，彭越便游离在一旁，未再有所作为。[12]齐国和彭越的事例或可反映出当时楚以外反秦武装的行为趋向，不难想见，他们在亡秦之事上所起的作用也就相当有限了。
通观历史记载，则不难发现楚以外的反秦武装有一条相互相像的行为轨迹：由于某种机缘，他们有了一定的势力及地盘，随之便怠慢于原先从事的反秦大业，谋求划地为王；然后将全部或主要精力投入到自己小天下的经营之中。历史记载中反复出现的畏首畏尾、患得患失、讨价还价等与反秦大业甚不和谐的种种行径，皆源于此。比较起来，楚国武装的项羽、刘邦以及其前的陈胜部周文、宋留等人都有过极为类似的机会，可也都没有搞成个人的小天地。试以刘、项二人拆解，刘邦西进时收复了旧魏、旧韩的大片河山，军中人才济济，比起赵、燕、齐等国，其条件更胜一筹；项羽救赵之时，远离本土，又掌握了楚国的绝大部分兵力，救赵获胜后，其威望更是如日中天；如果刘、项要搞割据，也是极其方便的事。但他俩谁也没有这样做，仍然是一心一意、全力亡秦。这在割据欲望泛滥，短视行为横行的当时，刘项二人没有自行称尊的唯一解释，只能是楚人特有的强烈的亡秦信念在起作用。
总而言之，在这场天下云从的亡秦大业中，参与其事者也必然有出力大小之不同。通过以上分析不难看出，楚国在这个巨大的历史转折时期的无与伦比的作用。如果要对为之作出杰出贡献的个人作出应有评价的话，可以断言，不会有其它人能与陈、刘、项三人相并比。从这个意义上来看，“楚虽三户，亡秦必楚”这句谶言已不再是一个精辟的预见，它既是对这段历史的凝炼概括，也为后人准确了解这段历史提供了最简洁明白的公式。
注释
[1] 参见《史记?高祖本纪》。
[2] 参见《魏豹彭越列传》、《黥布列传》。
[3] [4][7][9][10]参见《陈涉世家》。
[5]参见《秦始皇本纪》。
[6]参见《陈涉世家》、《张耳陈余列传》。
[8]参见《项羽本纪》。
[11]参见《田儋列传》。
[12]参见《魏豹彭越列传》。
补注
[一]反秦战事中，赵对秦的攻击还是相当有力的。武臣称王后，除了向北方的旧燕进军之外，还派李良向常山进军，司马?n向河内进军。其中司马?n的势力始终未受到削弱。据《太史公自序》：“蒯聩玄孙（司马）?n为武信君将而徇朝歌。”官本《史记考证》引刘敞《汉书刊误》曰：“此言当始皇时为武信君将，则武信君非武臣也。项梁亦为武信君，然皆非始皇时”。有关司马?n为武信君将事，不得以其属秦始皇时，因其显非秦将，其于《高祖本纪》初出场时，即为赵将，受项羽分封时，亦称赵将，则其非项梁将当无疑问。而项梁即在其颠峰时亦未将势力扩大至赵地，故司马?n只能是隶属武臣。此材料不见于秦楚时段的主要篇章，向为人所忽略，很有必要辨别一下。武臣在赵称王后，急于扩大势力范围，其用兵方向大致为向东北和西北，而司马?n之军则纯属向西，其用意或是应付陈胜令其西向击秦的号令。不意，司马?n竟然奏功。司马?n这支部队似有较大的独立性。武臣被李良杀害，他不知在何处；钜鹿被围，亦不知其在何处。日后，他突然从什么地方冒出来，企图响应楚怀王的号令，西行先行入关。在遭到刘邦部的阻击后，他又重新经营他的固有势力范围，即汉之河内郡一带，并最终获得成功。
[二]此处有误。田安为田荣部下，因不满田荣自闭政策，叛齐归楚，助项羽救赵。
[三]刘邦西进只是楚怀王布置的任务之一，其战昌邑一事或与西进甚少关联，或为拱卫楚都之需要。后据此作《刘邦西进灭秦的战争线路及历史功绩辨析》
[四]《史记》中提出了三个人的语言，很有启发。陈胜曰，王侯将相宁有种乎；项羽见秦皇帝 曰，彼可取而代之；刘邦见秦皇帝曰，大丈夫当如此。此三人恰好是亡秦的关键人物，印证了本文的基本观点。
说明：写作此文时，尚未曾认识到以上几点。后因不断深入研究，另有发现。特此补出，并致歉。
另外，彭越所说的稍待之，与刘邦起事前所说的稍待之（见《淮南衡山列传》）有所不同。刘邦的稍待最终是大有作为，而彭越的稍待，只是给自己搞了一块地盘，这个地盘只是在战争的夹缝中存在，只是在秦军照应不过来的情况下存在。
家园 【原创】汉高祖三题 一、 刘邦的战力评估
自反秦以来，刘邦的余生基本上都在战争中度过，其作战能力究竟如何，好象没有说法。从他与项羽对抗百战百败来看，估计后世对此评价不高。刘邦得天下后，曾与群臣探讨刘胜项败的原因，推出了汉三杰论，在作战能力上首推韩信。而韩信在与刘邦探讨带兵能力时，也只说刘邦不过能带十万兵，而自己则多多益善。从这个记载来看，韩信应该还有所保留，也就是他的真实想法里，刘邦可能连十万人也带不了。之所以要说这个数字，无非是要给刘邦留足面子。刘邦对此并不服气，他说：“多多益善，何为为我禽？”韩信答曰：“陛下不能将兵，而善将将，此乃信之所以为陛下禽也。且陛下所谓天授，非人力也。”历史没有记录下刘邦对此有什么响应，或者认可了这个评价，或者他对这个问题不想顶真了。于是造成了这样一个后果，即在后人看来，刘邦的强项就是会驾驭人，其作战能力则不值一提。但这不是事实，事实是其实际作战能力或者大大超出后人的估计。
其实有关刘邦的作战记录还是相当多的，其作战之频、作战对象之多恐怕也是有史以来屈指可数的。但在人们的印象里，最容易记住的就是他常常被项羽打得落荒而逃，连子女及部队都顾不上，只顾一个人逃命了。确实，比起刘邦取得的胜利来说，这些败仗场面在司马迁的笔下既精彩又传神，让人看过一次，就牢牢记住。但在整个秦楚之际，刘邦也就败给项羽一人，其它人则均败在刘邦手下。如在反秦战事中，刘邦于起兵之初就在战斗中击杀泗水守，这是见之于史的秦军阵亡的最高军事长官。在秦三十六郡中，肯定为刘邦部战斗征服的至少有三分之一。在刘邦加入项梁阵营前，项梁对秦作战还没有取胜的记录，只有项羽有攻克襄城的胜果。而刘邦的加入，使得项梁部取得对秦作战的连续胜利。《留侯世家》记张良以《太公兵法》告刘邦，被刘邦用得很好，说明刘邦很有用兵的天分。在最后的灭秦作战中，刘邦以不足万人的部队（郦食其语）完成了策应援赵、拱卫楚都、西进灭秦一连串繁重的任务，没有非常的军事才干是不可想象的。
有关刘邦的战力或可从平定天下后的几次作战中反映出来。在刘邦死前，先后有击燕王臧荼、击韩王信之叛、击陈冂之叛、击黥布之叛，每次均由刘邦挂帅出战，说明在汉阵营中，其它的人（韩信除外，因其过早被废王为侯不受重用）的能力均不能让刘邦放心。《高祖本纪》记其击陈冂时分析道：“冂不南据邯郸而阻漳水，吾知其无能为也。”后果如其言。黥布反时的心态也能说明问题。黥布以为：“上（指刘邦）老矣，厌兵，必不能来。使诸将，诸将独患淮阴、彭越，今皆已死，余不足畏也。”在黥布看来，汉阵营的将领除韩信、彭越外，均不在话下。只有刘邦的本事值得顾忌，但他又太老，估计不会亲自带兵作战。所以黥布反了。可以肯定，在当时人的眼里，刘邦的作战能力是被相当推崇的。但为何会留下与项羽作战百战百败的记录呢，原因只能是项羽的作战能力更高，刘与项不在一个档次上，所以刘邦长期处在项羽阴影下，其作战能力根本显不出来。
关于韩信以为刘邦不能将兵的说法，《韩信卢绾列传》有一条反证，击陈冂时，刘邦先于全国军队到达时抵赵，问赵相周昌赵地有无可用之人，周昌推举了四人，刘邦面试后骂道：“竖子能为将乎？”四人惭伏。上封之各千户，以为将。左右谏曰：“从入蜀汉，伐楚，功未遍行，今此何功而封？”上曰：“非若所知！陈冂反，邯郸以北皆击陈冂有，吾以羽檄征天下兵，未有至者，今唯独邯郸中兵耳。吾胡爱四千户封四人，不以慰赵子弟！”表明刘邦能在无兵可用的情况下，充分利用权威手段调动当地士兵的积极性，可能也因此抵挡住了陈冂的凶猛攻势。刘邦每每在力量不够强大的情况下不断取得胜利，应该与他善于激励士气有关。仅此一条证据，就使得不善将兵说不那么可靠。
二，刘邦的杀降杀俘倾向
后世总结楚汉成败时，总不会忘记说残暴是造成项羽失败的重要因素。而项羽残暴的重要证据之一便是杀降。其坑秦降卒、坑齐降卒，杀秦王子婴及秦国宗室，尽失人心。但刘邦的杀降杀俘就很少作为一个问题提出来。其实这个问题不仅存在，而且还在一定程度上相当严重。
早在反秦战争期间，刘邦与项羽协同作战时，就有过共同屠城的记录。如屠城阳。因为当时有项羽在，或可将此罪行记到项羽的账上。但刘邦入秦时的屠武关（《秦始皇本纪》），就不能由项羽本分担了。众所周知，当时战争的酷烈，使得获胜一方在经过艰苦拼杀后，往往做出极其残暴的举动，即屠城。《项羽本纪》在汉四年，欲屠外黄事上，为后世留下了这方面的记录。估计刘邦的屠武关及楚汉战争时樊哙的屠煮枣，性质与此相类。但刘邦的问题不出在屠城上，而是在有计划地杀害降将方面。
整个楚汉战争期间，为汉军俘获的一方势力人物为数相当不少。如魏王豹、赵王歇、代王陈余、代相国夏说、雍王章邯、齐王田广、塞王司马欣、韩王郑昌、殷王司马?n均属被俘。然而除郑昌不详其所终外，其余均留下死于非命的记载。
首先，明确记为禽，又记为斩或死者。如代相国夏说被擒（《淮阴侯列传》、《郦生陆贾列传》），《曹相国世家》记为斩；齐王田广为汉将曹参所虏，而《田儋列传》言田横“闻齐王广死，自立为王”。至于其何故而死则不可知。类似情况有：章邯分明为都昌侯朱轸所虏（《高祖功臣侯者年表》），《高祖本纪》言其自杀；陈余分明为张苍所虏（《张丞相列传》），《曹相国世家》等均言其为斩。赵王歇为禽（《淮阴侯列传》），《张耳陈余列传》则明言“追杀赵王歇襄国”。两种记载之差异究竟其如何，今已不可考。但笔者倾向于，这些人都是先被俘后被杀。因为死是不可改变的最后结局，而被俘可能是死前的某种状态，如章邯的被擒，就是上了功臣表这样的档案材料，应该最可靠；而《曹相国世家》记曹参之功为得王二，即俘虏了两个王，应该分别是魏王豹和齐王广。那么，上述人等皆有先俘后杀的嫌疑。这些人都是一方领袖，杀掉他们可以减少敌对势力的凝聚力。
其次，明确被俘，又在相当一段时间后被处死，或死因不详者。如魏王豹明确被俘，却未立即就死，只是在日后找理由将其杀害。汉三年，楚围荥阳，刘邦与陈平等人弃军出逃，留投降的魏王豹与周苛等守城。周苛即以“反国之王，难与守城”为名，将其杀害。此等手段类似于秦二世以出巡期间诛杀大臣事，刘邦亦不想让这类杀降事与己沾上边，所以杀魏豹的周苛或因此而立功，其子周成或也因周苛之功而封侯，除此之外，周苛确实没有值得称道的功劳，所谓的守城被俘不屈，可能传说成分大于事实成分，毕竟周苛不是守城的最高甚至重要的汉军首领，项羽未必肯开出那么高的条件来收买他。在《功臣表》里有堂阳侯孙赤就是以惠侯的身份在荥阳被楚军俘虏并投降了，楚要封高官也轮不到周苛。与此同类，故塞王司马欣之死亦属可疑。史称其因汉胜楚于成皋，与曹咎同自刭于汜水上。实际上，曹咎并非自杀，而是被斩。《高祖功臣侯者年表》则以曹咎为龙侯陈署所斩，这是陈署功劳薄上的记录，恐其斩曹咎事属实。因此，《项羽本纪》言曹咎及司马欣之自刭，皆不可信。再联系到日后汉王受伤入关，枭故塞王欣首之事，距其战败战“死”时间更已达数月之久。很难想象，在当时的条件下，可以将一个死者首级或尸体完好保存。如果不能保存，或就是能保存，枭其首于栎阳又有何意义呢。一种更大的可能是，故塞王司马欣当时只是被俘，后被处死。也只有在示众后的斩首，才能显出汉之武功，也可以平当地之民愤，顺当地之民心。
司马欣之死，当为《史记》中隐而微之事，却仍属有蛛丝马迹可寻者。而殷王司马?n之死，就毫无迹象留存。自汉二年司马?n降汉后（实则为灌婴所虏），就在《史记》中失了记载。而《汉书?高帝纪》却明确记其死于汉二年、汉从彭城败退后。此事不见于《史记》，班固或另有所见。如果班固所见不假，则司马?n之死与司马欣之死似有相通之处，即二者都死得不明不白。
尽管刘邦的杀降属于微而隐，但事实俱在，不容置疑。问题是，为何在放弃或失支抵抗后，这些人却遭到杀戮了呢？这个问题确实耐人寻味。联系到汉定天下后，韩信、彭越之死，或可对理解这个现象有所帮助。即，杀降是为了避免出现混乱局面，如果这不是全部理由，至少是一部分人如此结局的原因。
魏王豹、代王陈余、赵王歇、齐王田广还有司马?n虽然不是什么厉害角色，但也都曾是领袖一方的人物。尤其前二人，都具有一定的开拓能力，有一定的凝聚力，可以登高一呼，从者云集。这样的人之存在，总是让志在天下的刘邦心存忌讳。而司马?n亦非泛泛之辈，在赵王武臣失败后，司马?n曾一度变成了一支独立作战武装，其在秦之腹地作战，不仅没有被消灭，反而得到发展壮大。更有甚者，其先反叛项羽，后因力不能敌，与项羽派来进攻的陈平媾和罢兵。这等能屈能伸的功夫，与刘邦极为相似，刘邦容他不下，亦是情理之中的事。至于章邯和司马欣，此二人是秦将，双手沾满了反秦武装的鲜血，刘邦对他们不仅在感情上不兼容，在理智上也不能允许他们继续存在。故在俘虏二人不久，即将其处死，满足了刘邦及其部下感情和理智的需求。还应该考虑到，赵地与齐地的平定，并非一帆风顺，如果让赵、齐二国之王留下来，对于二地的敌对势力来说，是留下了精神支柱。故处死二人，或可使两地的平定得以顺利进行。因此，刘邦的杀降将，是有其政治上的考虑的。不能简单地归结于刘邦的本性残忍，而要与天下大势相联系来考虑，才能见其深意。
鉴于上述考虑，刘邦的杀降，或可包括临江王共尉。据《荆燕世家》，“汉王因使刘贾将九江兵，与太尉卢绾西南击临江王共尉。共尉已死，以临江为南郡。”而《傅靳蒯成列传》则另有说曰：“（靳歙）别定江陵，降江陵柱国、大司马以下八人，身得江陵王，生致之洛阳，因定南郡。”江陵王，即临江王，江陵为临江国都。则共尉并非战死，而是被生擒，《高祖本纪》明言，共尉是被“杀之雒阳”。其实汉击共尉一事，本来就不合情理。据《高祖本纪》，汉令卢绾、刘贾击共尉在汉五年正月后，其罪名是“故临江王笙为项羽，叛汉”。而《秦楚之际月表》记汉五年十二月，“汉虏笙”，表明，汉击临江之事是紧接着项羽之死、楚地大定之后就进行的。《史记》以一事之始的时间记其最终结果的现象经常发生，此为其一例。故临江之定或非此时的事，其始则可确定为此时的事。《韩信卢绾列传》称：“汉五年冬，以破项籍，乃使卢绾别将，与刘贾击临江王共尉，破之。”汉初以十月为岁首，十二月在正月前，汉击临江时间的不统一，表明了罪名的不成立。没有任何资料表明，临江在楚汉战争中的立场。尽管临江与汉、九江、衡山一样均为旧楚将而封王，但其没有在战争中帮楚是有一定根据的。据《黥布列传》：“项王方北忧齐、赵，西患汉，所与者独九江王，又多布材，欲亲用之，以故未击。”则与项羽交好的楚军旧将惟黥布一人，其余三人，汉王刘邦已叛，临江王共敖与衡山王吴芮不执行项羽杀义帝的密令，估计也与项羽关系疏远。而吴芮因与黥布的姻亲关系，在黥布归汉后，可能也有助汉的倾向。据《汉书?高帝纪》，汉五年正月，劝刘邦即皇帝位的诸侯中有衡山王吴芮，而刘邦的答谢诏称：“故衡山王吴芮，与子二人，兄子一人，从百粤之兵，以佐诸侯诛暴秦，有大功。诸侯立以为王。项羽侵夺之地，谓之番君。”则吴芮与项羽有积怨，并肯定至少在楚汉战争后期，加入到汉阵营。而临江国可能在整个楚汉战争中都处于两不相帮的境地，《高祖本纪》称其叛汉，只是欲加之罪的说法，不足为信。何况此前临江没有助汉之举，就谈不上什么叛与不叛的问题。事实可能是先发起对临江的攻击，然后再安上罪名，因此，战争的性质是统一而非平叛。
根据共尉一事的隐秘因素，或者燕王臧荼的反叛也存在问题。《高祖本纪》称：汉五年“十月（实际上应该是七月），燕王臧荼反，攻下代地。高祖自将击之，得燕王臧荼。即立太尉卢绾为燕王。使丞相樊哙将兵攻代”。从这个记载来看，臧荼是反了。但臧荼反的理由并不充分。首先，臧荼之燕在楚汉战争中是帮助汉阵营的，此年正月的劝进诸侯中也有臧荼的名字。在前一年楚汉相持荥阳时，燕出兵助汉击灭楚大司马曹咎。在刘项胜负未定时助汉，到天下归汉时叛汉，情理上不通。应该考虑汉欲加之罪的情况。代地的情况当时是怎么样的呢。自汉三年韩信等汉将击灭代相国夏说后，代地就落入了汉的掌握，主事者是张苍，其职位是代相，即在没有代王的情况下，代汉行使权力，署理代地事务。而汉定天下时，张苍又从赵相的位子上，回到代相之位，而汉击燕时，张苍以“代相从击臧荼有功”，看不出燕有攻下代地的痕迹。而从张苍事迹来看，这一段的历史有点乱。《张丞相列传》记张苍相代王在臧荼反前，而当时代地无王，至汉七年才由刘邦兄刘仲为代王。另有陈冂在战争中曾以游击将军别定代，汉击燕时，或者陈冂仍在代地，由张苍扶佐也未可知。《樊郦滕灌列传》记樊哙击燕，未及攻代一事，与张苍事迹合。《高祖本纪》记樊哙攻代可能是误记，因为汉七年，刘邦从白城败退下来，就让樊哙定代地，或许有将二事搞混了的可能。所以，在臧荼问题上不能排除捏造罪名的可能。为什么要为臧荼捏造罪名，这就要从楚汉战争结束时诸王的情况来分析了。项羽分封立十八王，三秦王、三齐王、代王赵歇都死于战事，辽东王韩广为臧荼所杀，韩王成为项羽所杀，河南王申阳降汉失地，项羽自立之韩王郑昌也被汉俘虏，魏王被汉诛死，殷王死得不明不白。剩下的汉王称帝，九江王黥布被项羽杀了全家，死心塌地归汉；常山王张耳被陈余击败失国归汉，得汉助而为赵王；衡山王吴芮受封四郡之地，虽然实领一郡，应该比项羽时多。剩下的临江国共敖传子共尉，已安了个罪名剿灭。而臧荼之燕，实则是合并了项羽分封时燕与辽东之地，相当于战国燕的全境，疆域相当大。而此燕在战争中没受什么损失，也没得汉什么好处，要笼络住也颇为不易。这样一个与汉关系不甚密切的大国，总是让人不放心。所以，就不能排除汉为取得长治久安而给燕安个罪名的可能性。
从韩信、黥布事件来看，汉为求得安定是愿意付出一定代价的。比如告发韩信造反的栾说，与告发黥布造反的贲赫，就分别被封为慎阳侯与期思侯，并各受封二千户。而很多在战争中出生入死、立下赫赫战功的人，受封户数远不及这二人。韩信之叛，始终存在着不足以取信于人的问题，汉室也因此没有把韩信的功劳化解于无形，反而把一些不是他的功劳说成是他的，比如定魏、定代、定齐就有吕泽、陈冂等人的功劳，基本上都划归了韩信。从这个意义上来看，刘邦为了消除不安定因素，是会采用捏造罪名的办法。临江与燕的情况应该归于这一类。
总而言之，刘邦的杀降更像是一种出于为了江山社稷安定的深谋远虑，而项羽的杀降则很具有滥杀无辜的施暴狂意味。于是，刘邦的杀降常常消除了后患，而项羽的杀降，则激起了更大的反抗。
三、刘邦的任人唯亲倾向
如果以刘邦与项羽相比较，在用人之道上两人恰成相对的两极。项羽以任人唯亲、嫉贤妒能为当世诟病，刘邦则以知人善任著称。两者的用人之道在楚汉相争时就已有定论。陈平曰：“项王不能信人，其所任爱，非诸项即妻之昆弟，虽有奇士不能用。”韩信曰：“项王喑恶叱咤，千人皆废，然不能任属贤将，此特匹夫之勇耳。项王见人恭敬慈爱，言语呕呕，人有疾病，涕泣分食饮。至使人有功当封爵者，印?\弊，忍不能予。此所谓妇人之仁也。”郦生曰：项王“于人之功无所记，于人之罪无所忘；战胜而不得其赏，拔城而不得其封；非项氏莫得用事；为人刻印，?\而不能授；攻城得赂，积而不能赏；天下畔之，贤才怨之，而莫为之用。故天下之士归于汉王，可坐而策也。”高起、王陵答刘邦问其何以得天下曰：“陛下慢而侮人，项羽仁而爱人。然陛下使人攻城略地，所降下者，因以予之，与天下同利也。项羽妒贤嫉能，有功者害之，贤者疑之，战胜而不予人功，得地而不予人利，此所以失天下也。”此等言语，皆为刘、项之对照，凡项受指责处，皆是刘得分处。然而，事物总不会是绝对化的。刘邦亦有任人唯亲的时候。试论如下。
刘邦任人唯亲之最典型者，当数对卢绾的任用。据《韩信卢绾列传》，卢绾与刘邦同里同日生，两家素相亲相爱，这就奠定了二人关系的基础。及长大后，又是同学，关系特别好。而到了刘邦逃亡后，卢绾与之相伴、追随左右，两个人的关系特别铁。但刘邦起兵后，卢绾基本上无所作为。但这并不影响他在刘邦的庇护下飞黄腾达，跃居众将相地位之上。从卢绾日后的表现来看，他并没有作战才能。而在刘邦入汉后，他却被封为将军，进而为太尉、拜长安侯。众所周知，在秦汉时期，太尉是武官之首，以卢绾之才具，任此高官，显然是刘邦的偏袒的结果。因为在整个楚汉战争中，卢绾常与刘邦同出入，其见刘邦无任何约束，随到随见 。这是其它在努力工作的萧何、曹参等人无法望其项背之处。卢绾在楚汉战争中的唯一作战，或就是《高祖本纪》记载的汉四年，其与刘贾击楚后方。就是这个功劳，可信度不高，如果有的话，主要还是刘贾取得的。只要看记录刘贾战功的《荆燕世家》就可以得出结论。《项羽本纪》提及此事，就只出刘贾一人，而不及卢绾。则卢绾的作用，可想而知。待项羽覆灭后，分封天下之前，卢绾实在没有战功，为了给卢绾加官进爵，刘邦就给了他击定反叛的临江王的机会，并让刘贾陪他前往。可惜，卢绾确实不是作战的材料，连续几个月，也没能攻下临江，最后，还得靠刘邦的得力干将靳歙出马，立刻就将小小的临江平定。临江之战的结果，本来应该使刘邦对卢绾的才具有个正确估计，但到了封王时，刘邦还是想封卢绾为王。并且他的这种心思早已为众部下所洞悉。众人顺从刘邦之意曰：“太尉长安侯卢绾常从平定天下，功最多，可王燕。”于是，刘邦顺水推舟地立卢绾为燕王。然而大家所说的“功最多”，恰好透露了极大的讽刺意味。不仅如此，卢绾受宠幸的程度更大大超过其它诸侯王。但刘邦对卢绾的这种无理偏袒，并没有得到好报，最终卢绾以背叛而报答。这是刘邦始料未及的。
卢绾之外，刘邦对夏侯婴与周绁的事迹也脱不了任人唯亲的痕迹。只不过此两人多少还有战功，又不可与卢绾同日而语。夏侯婴与刘邦的关系可以追溯到秦末，刘邦为官场小吏，夏侯婴亦是地方小官，其对刘邦始终是言听计从，恭敬得很。刘邦曾失手将其殴伤，他为刘邦掩饰，并为此而坐牢。在楚汉战争中又救了太子刘盈与鲁元公主。故其功劳虽不及樊哙、灌婴，但其受封户数则大大过之。从记载看，周绁对刘邦的关系属于紧跟型，其早期战功已不可考，但其又与傅宽与靳歙同传，而战功大大不及前二者。然而，他在刘邦至霸上时，便已为列侯。之后，其受封户数又超过了傅宽。其传记资料表明，无论刘邦作战利与不利，其始终无离上之心。故司马迁评论曰：“蒯成侯周绁，操心坚正，身不见疑，上欲有所之，未尝不垂涕，此有伤心者然，可谓笃厚君子矣。”以此等事迹，却要与战功显赫、从未吃过败仗的傅、靳二人同传，司马迁的用心或许是相当无奈，或许是别有用心，即出生入死之人，其最终的犒劳，未必多过唯唯诺诺之人。司马迁将夏侯婴与樊、郦、灌同传的用心，或也与此相似。因为夏侯婴始终没有如其它三人那样，在楚汉战争中独当一面，基本上属于因人成事者。
刘邦任人唯亲的其它受益者还应当有任敖、审食其、戴侯彭祖。任敖的情况与夏侯婴有类似处，他早年也是沛县小吏，与刘邦关系较铁，刘邦逃亡后，吕后系狱，任敖即动手打伤对吕后不恭的执法人员。反秦战事中，其为刘邦守丰；楚汉战争时，他为上党守；基本上都在远离战场的地方，亦不见其对前线的贡献。可就是这种履历，亦使他受封达一千八百户，为许多出生入死者所不及。审食其的情况就更不值得一提了。他基本上是刘邦的家臣，其所有的履历，只是在反秦与反楚战事中侍候刘邦的父亲和妻子。只有一件与众不同处，即，他与太公、吕后一同做了几年项羽的俘虏。戴侯彭祖的功劳有与审食其相类处，即其在反秦与反楚战事中，也是以侍候太公为主要事迹，但其尚有一突出处， 即在刘邦初起攻沛时，由他为起义军开城门，此事或为一殊荣，值得称道。上二人的封侯，皆足让功臣齿冷。但在家天下时期，为人主者就这样办了，其它人也无可奈何。至于吕氏兄弟的封侯，因为其或有不小之战功，不得简单视之为任人唯亲现象。而营陵侯刘泽之封，则可勉强视作此等行径。因为刘泽与刘邦非至亲，当为疏族，不得与刘邦之兄相比。其加入刘邦阵营的时间亦晚，为汉三年。其功劳无足称道，但其受封数却惊人地多，为一万二千户，位列功臣的曹参的受封户数也不过万六百，而萧何、张良、周勃、樊郦滕灌傅靳蒯成就更不在话下了。其受惠最多，然而在定论功位次时，其功劳是排不上号的。汉初十八功臣中，有任人唯亲嫌疑者，或只有夏侯婴一人，而且其毕竟在反秦时有过不小之功劳。
其实，在刘邦的任人唯亲中，还可以加上陈冂和张良，原因是这两个人与刘邦特别投缘。陈冂与刘邦投缘是因为共同的爱好――两人都是魏公子信陵君的崇拜者，所以天下大定之后，陈冂被委以赵代两国武装力量的总指挥。而张良在战争中没什么功劳，且有离开刘邦随韩王成到项羽楚都彭城的说不清的历史，但刘邦在封侯时任其自择三万户。须知，经过长年的战乱，即使是大县，人户也不过五千，三万户，差不多要抵一个小王了。当初项羽立吴芮为衡山王，也不过六县之地，而且相当僻远，可能远不足三万户。至于刘邦所说的运筹帷幄、决胜千里云云，在史料中得不到证实，但张良对刘邦立下的功劳决不是什么运筹帷幄、决胜千里可以替代的，在项羽分封时，张良为刘邦讨得整整一个汉中郡，凭这一条，就足以封万户侯。但张良比较识趣，只择与刘邦结识的留为封地，其地肯定不足万户。但此二人对刘邦事业的贡献肯定大于上述诸人，所以任人唯亲的痕迹不明显。
总之，人以一己之好恶予人功予人利，基本上可以算作为人之天性，并非只是项羽的专利。在刘邦一方，也无法戒绝。只不过刘邦的任人唯亲并未影响到刘汉阵营的对敌斗争。在战场上，基本上还是做到了人尽其材，物尽其用。对于自己喜欢的人，不是用委以重任，而是用赏以厚爵的方式来落实这种偏爱。不像项羽用诸项，如项它（汉二年为曹参所破，汉四年为灌婴所擒），项冠、项悍（二者于汉三四年为靳歙所破），项声（汉三年为彭越所破，汉四年为灌婴所破）等，全是失败的记录。因此，刘邦的任人唯亲，还没有如项羽般到了感情用事的地步。这就是刘胜项败的另一种深层次根据。
家园 读后获益匪浅，佩服：） 家园 【原创】汉孝惠皇后身份辨 关于汉孝惠帝皇后，《史记》称其为宣平侯女，《汉书》称其为鲁元公主女，即孝惠帝刘盈之外甥女。出自《汉书》、又为《资治通鉴》沿用的这一说法，颜师古、胡三省及王先谦均不以为误。源出《史记》的《汉书》的如此说法，似与司马迁原旨相抵牾。考之于史，也得不到相关事件的支持。
首先，宣平侯之女不等于鲁元公主女。宣平侯张敖为赵王张耳之子，张耳死后，袭位为王，因涉嫌行刺刘邦被黜。又因其父之功受封为宣平侯。张敖的年纪相当可观，早在陈胜时期，张敖就受陈胜封为成都君；秦二世二年，秦围张耳于钜鹿，张敖又召集代地人马万余赴钜鹿援救。张敖在尚鲁元公主之前当已有妻室，《惠景间侯者年表》可以为证。高后八年四月，张敖子张侈受封为信都侯，张受受封为乐昌侯，对此，《张耳陈余列传》解释为“元王(即张敖与鲁元所生之子张偃)弱，兄弟少，乃封张敖他姬子二人；寿(《年表》作‘受’)为乐昌侯，侈为信都侯”，此事表明张敖他姬子年纪大于张敖与鲁元所生子。此为惠帝后不得认作为鲁元之女的间接证据。同为《惠景间侯者年表》，在提及信都侯、乐昌侯受封原由时又注明为张敖与鲁元太后子。这是否可以认为由于鲁元为张敖正妻，即使非其所生子变可归名于其下，这也符合中国的一贯传统。
其次，以惠帝后年纪，似非鲁元公主所能生育出来。张敖尚鲁元公主时间不详。据《刘敬叔孙通列传》，汉七年，经匈奴围刘邦君臣平城后，刘敬献计“以适(嫡)长公主妻之”单于。《史记》明言，此长公主即鲁元公主。由于吕后不同意，只得用民间女子作替身出嫁。而同为此年，同为平城事件后，刘邦过赵，时为赵王的张敖执子婿礼甚卑。则鲁元公主已嫁与张敖，刘敬之计实不可解。对此，《汉书补注》引沉钦韩语，以为鲁元公主已于汉五年嫁与张敖，不当再与匈奴论婚嫁。其实鲁元嫁张敖时间已不可考，只有《张耳陈余列传》在汉五年述张敖嗣为赵王时，顺便提及“高祖长女鲁元公主为赵王敖后”。其时间又在叙汉七年事之前，则至刘敬论与匈奴和亲时，鲁元公主已嫁当无大疑问。若以鲁元公主于汉五年嫁张敖，那么，至惠帝四年，即惠帝立皇后之时，只有头尾十一年，实际则不足十年。即使将鲁元嫁张敖时间再往前拉，也只能上溯到汉二年(时夏侯婴救孝惠与鲁元于乱军之中，送至关中)，至惠帝立后也只得头尾十五年，实际上不足十四年。而皇后成婚之龄，似不合在十五岁之前。
最后，及吕后死，大臣诛吕氏，基本上是斩草除根式的。受诛者不仅有吕氏封侯之人，更有汉孝惠皇帝刘盈的三个年幼之子---少帝及皇子。樊哙之子、嗣封之舞阳侯樊伉也死于是役。偏偏没有杀惠帝皇后，实属意味深长之举。其中的最主要原因或许就是，惠帝后根本没有吕氏血缘。身为汉人的班固，将司马迁着笔严谨的惠帝后坐实为鲁元之女的关键原因在于吕后为惠帝选皇后的动机，即“为重亲故”。似乎之只鲁元之女返嫁惠帝才能达到重亲之目的。其实与吕氏联姻的张氏之女嫁与皇帝，亦能达到重亲的效果。鲁元嫁张氏，张氏之女又回嫁由吕氏所出之皇帝，皇室与诸侯王关系确实更加巩固了。这种做法完全符合援外戚为助的旧传统。综上所述，惠帝皇后的身份当如《史记》所言，为张敖女，而非如《汉书》所言，为鲁元公主女。
原载《中国典籍与文化》2003年3期
家园 【原创】《高祖功臣侯者年表》释读 当年作《秦楚纲鉴》时，经过对《高祖功臣侯者年表》的详细解读，发现楚汉战争的进程与现有认定有很大出入。由此产生了一个疑问，难道这么多年就没有人发现《高祖功臣侯者年表》的巨大价值吗？最终果然发现有一个清人汪越作过《读史记十表》，以为其中一定有某种价值，至少可以减少历史研究中的重复劳动。然找到之后，大失所望，所谓读表，差不多就是在各表前加个评价类的读后感。可见古人作学问时也不老实，倘若不亲眼见到，还不知会感到多少遗憾。现仅将本人在做《秦楚纲鉴》时对部分《高祖功臣侯者年表》有关秦楚时段内容的史料价值意义揭示略陈如下：
（平阳侯曹参）以中涓从起沛，至霸上，侯。以将军入汉。以左丞相出征齐魏，以右丞相为平阳侯。
案，此表漏记曹参击赵代之功。据《曹相国世家》，曹参击魏时为假左丞相。其封平阳侯时为齐相国，或此前的右丞相职仍然挂着。
（信武侯靳歙）以骑都尉定三秦，击项羽，别定江陵。
案，击项羽，可以涵盖靳歙作为汉的机动部队的一切事迹，但如列传所言，其于汉二年后击赵事，对汉的贡献很大，不入功臣表，似不能体现其战功。定江陵之事，本轮不到靳歙，只因先期作战的卢绾、刘贾战力太差，最终还得常胜将军靳歙出马才得以奏功。但这个功劳却让卢、刘二人封王时沾了光。 如在《荆燕世家》中，刘贾的击江陵，只含糊说“共尉已死，以临江为南郡”，好象共尉是因卢、刘二人而死；《韩信卢绾列传》提及此事时，甚至定义为“破之”。其实“破之”也罢，死也罢，均与卢、刘二人无关。
（广严侯召欧）入汉，以骑将定燕赵，得将军。
案，召欧之定燕、赵，时间不详。亦有可能是汉定天下后，定燕及反叛之赵。但其于汉六年即受封，此事迹当是楚汉战争时事。
（广平侯薛欧）入汉，以将军击项羽、钟离昧。
案，汉击钟离昧至少有三战。其一为汉二年汉击楚彭城前，其二为汉四年汉破曹咎后；其三为汉五年，楚汉决战前汉破固陵前。不详其为哪一战。是否为汉元年末与王吸同出武关，与钟离昧战于阳夏等地。
（堂邑侯陈婴）以自定东阳，为将，属项梁，为楚柱国四岁。项羽死，属汉，定豫章浙江，都浙，自立为王，庄息。侯。千八百户。复相楚元王十二年。
案，陈婴为楚柱国四岁，时间可上溯到秦二世二年项梁立怀王都盱台时。如果连续计算，至汉二年即满四年。则项羽死时，陈婴的身份不详。很可能是此四年指怀王被项羽放逐后，陈婴留下，至项羽失败的时间大致符合四年之说。有关陈婴定会稽等地事，在理解上易生歧见 。一、陈婴在项羽死后，定浙江等地自立为王。二、陈婴击定项羽死后在浙江为王名壮息者。就情理而言，陈婴不应该在属汉之后，再事反叛。如果他反叛，就不可能为楚元王相十二年。另外，陈婴在整个楚汉相持阶段亦无所见，他作为与项梁同期的反秦先驱，又是楚怀王的重臣，居然能在项氏治下达四年之久，或者极不得志。刘邦用其相弟楚元王刘交，则其才能非泛泛之辈。故《功臣表》其自立为王事，或可断为“定豫章、浙江自立为王庄息”者，其文或脱一者字 。如果是这样，则当时于项羽败后，尚有在豫章、浙江称王者。此庄息，在整个楚汉相持阶段都未见，不详其为什么人。估计是楚地地方官，在项羽死后，自立为王。而其人为谁已不可考。既然其名中有一庄字，或者为欲于鸿门宴击沛公之项庄，也非常可能。由此自立为王事，联系此前赵、代、魏、齐等地渠魁已降或禽，而上述地区仍然有继续抵抗现象存在，表明当时或者自立为王的事情并非少数。 另，《水经注?赣水》言（豫章者）“秦以为庐江南部。汉高祖六年，始命陈婴以为豫章郡，治此。即陈婴所筑也。”据此，则陈婴之定豫章，为受汉令行动，不是自行妄动。杨守敬《水经注疏》，陈婴作灌婴。据称作灌婴者，为数不在少数。因灌婴亦有定豫章事，亦通。
（周吕侯吕泽）以吕后兄初起。以客从入汉为侯。还定三秦。将兵先入砀。汉王之解彭城，往从之。复发兵佐高祖定天下。
案，吕泽为吕氏在刘邦军事集团中最重要将领，甚至于其起兵之初都可能与刘邦是两股势力，《功臣表》的行文，就看不出其是否从刘邦起事。汉二年吕泽之先入砀，表明此年功臣表中其它人之下砀战功是在吕氏的领导下取得的。有关吕泽的情况可参考《略论汉定天下过程中的吕氏武装》
（建成侯吕释之）以吕后兄初起。以客从击三秦。汉王入汉，而释之还丰沛，奉卫吕宣王、太上皇。天下已平，封释之为建成侯。
案，吕释之入关后未入汉，东还之丰沛“奉卫吕宣王、太上皇”。则吕公尚远在楚地，不在汉中。当时封侯者均为战功卓著者，郦商以定汉中、巴、蜀三郡之功尚不得封侯，又岂能封吕公这样与破秦不相干之人为侯，此事费解。如此做法或者可以解释为因吕泽在反秦战事中功劳甚大，并未单独计功。为安抚计，封其父为侯，以使这支不可小觑且功劳甚大的部队安心。此做法在当时有前例可循。楚怀王收吕臣军自将，即封吕臣父吕青为楚令尹。吕臣为陈胜旧部，其出身为涓人，估计其早先家世并非豪门。而吕青居然跃居令尹高位，并最终受汉封侯，且传位给吕臣，其中的关键就是当时这种做法为世所共遵。因此，刘邦如此安置吕公，对于战功卓著的吕泽，也能起到安抚作用。
（留侯张良）以厩将从起下邳，以韩申徒下韩国，言上张旗志，秦王恐降。解上与项羽郄，为汉王请汉中地，常计谋平天下，侯万户。
案，以韩申徒下韩国为虚语。有关张良的反秦战事，《留侯世家》明言，“得数城，秦辄复取之”。则张良在反秦战争中没有值得称道的作为。张良的最大功劳应该是解鸿门之厄，并多争了汉中一郡之地。刘张君臣相得甚欢，据世家言，刘原本要封张良三万户，但张只领受留地之侯。刘封张三万户的理由站不住，当时排名第一的曹参也只封万六百户。张良的万户应该是为刘邦争得汉中一郡之功。其余的功劳，如刘邦所说运筹帷幄、决胜千里，均无法坐实，存疑可也。
（颍阴侯灌婴）以中涓从起砀，至霸上为昌文君。
案，据《樊郦滕灌列传》，灌婴似乎是在秦二世二年，刘、项击李由时加入的。与此不合，二者必有一误。但灌婴在秦二世二年九月，沛公与项羽退保彭城时于砀加入，亦通。以《功臣表》的叙述方式，从起砀应当是秦二世元年的事。
（成侯董渫）兵初起，以舍人从击秦为都尉。
案，周寿昌以为，陈胜初起时之董绁，即《功臣表》成敬侯董渫也。渫、绁传写异。纲鉴案，成侯董渫与陈胜时期的董绁或不是一人。因为前者在《功臣表》中已明言是以客从起于沛者。所谓初起，一般可作元年解。如果是陈胜旧部，莫非其为章邯击败后，逃至沛。而沛公起时，陈胜尚未败。此事实不可作如此解。另考沛公部官职，汉元年之前，除此而外，并无都尉衔，估计可能是将以后的官职提前于初起时了。
（阳夏侯陈冂）以特将将五百人前元年从起宛朐。至霸上为侯，以游击将军别定代。已破臧荼，封冂为阳夏侯。
案，陈冂，《韩信卢绾列传》有传，称不知其始所以得从。实际上司马迁是接触过这条材料的，看来因头绪太多造成遗忘。陈冂从起事仅见《功臣表》，而刘邦起事之当年作战轨迹未到宛朐。则陈冂所从或为刘邦的友军吕泽部。陈冂入汉为侯，别定代，则汉二年出关击楚时或未从，估计是留在关中与章邯等敌对武装对峙。击代为汉三年事，各传记均不载。看来是把陈冂的功劳并给韩信了。而汉除了与楚对峙外，其余战事并非如现在认识的那样简单。
（隆虑侯周灶）以卒从起砀。以连敖入汉，以长铍都尉击项羽。有功，侯。
案，此连敖身份在有传的刘邦部将中均无。只有韩信入汉后有此身份。笔者以为此官职属于吕泽所独有（或其部以此官职命名者众多）的可能性较大。《惠景之间侯者年表》中有俞侯吕它父吕婴以连敖从高祖破秦，日后，又因与吕氏有牵连受诛。这人极可能是吕泽的部下甚至族人，该表又称此人功比朝阳侯。而朝阳侯华寄又恰好是以连敖入汉。所谓功比某人，往往表明两者经历战功相似，有较多的可比性。另外有连敖身份者还有郭亭、戎赐、广严侯召欧、祁侯缯贺（只是此人是在汉三年才加入的）。另有煮枣侯赤，“以越连敖从击秦”。其中郭亭《汉书?高惠高后文功臣表》就称其， “定三秦，属周吕侯”，因此可以将有此身份者定为刘邦的友军吕泽的部下。
（阳都侯丁复）以赵将从起邺。至霸上，为楼烦将。入汉定三秦。别降翟王。属悼武王杀龙且彭城。为大司马，破（项）羽军叶。拜为将军，忠臣侯。七千八百户。
案，丁复从沛公事其地点身份颇奇怪。丁为赵将，赵非沛公的行军路线，只有一种情况，即刘部击赵欲渡河部队时，丁复才能加入到沛公军中。邺为今河北临漳西南邺镇东，沛公的部队并没能北上远达此地，那么丁复自邺地从属沛公一事不知从何谈起。或司马迁在摘录档案时将丁复的籍贯与从刘地点弄混了。另有一种不可思议的可能性，即沛公部甚至有部分人马曾渡河作战，否则，就无法解释丁复从沛公这一事实。至于丁复加入刘邦部的时间或有以下几种可能，一，沛公部大破王离军于成阳后，乘机过河追击；二，沛公部击杨熊军于白马后，乘机渡河骚扰。以上为沛公主力部队所为。还有一种可能性，即沛公部隶属的吕泽军、王陵军皆有单独的军事行动，当这些部队在东郡一带活动时，有可能渡河收编赵军残部。总之，丁复加入刘部的时间当是在沛公攻南阳之前。《汉书?高惠高后文功臣表》丁复的来历为以越将从起薛。基本上否决了其为赵将的可能性，但既然雍齿可以以赵将的身份重新加入刘邦集团，就不能排除丁复也以赵将的身份加入。以丁复最后的分封户数来看，其超过樊哙、灌婴等人的功劳，当无疑问。而以越将身份加入的摇毋余、蛊逢、吕元、华无害等人，则无法与他相提并论。此事最不可解。《汉书》与《史记》材料的出入还不仅于此，《史记》明言丁复从起之时间，《汉书》则回避之。原因在于，秦二世三年，沛公部无在薛事迹。这一回避，亦表明了《汉书》意改《史记》的痕迹。另外，丁复是以楼烦将入汉的。楼烦为边赵之胡人称呼，楚汉战争中两军都有楼烦将。丁复之楼烦将较能说明其原为赵将的出身。
翟王董翳应属战败后被俘，而非如《高祖本纪》轻描淡写地那样“皆降”。俘董翳者为丁的部下朱轸。丁复破项羽军叶之事，应视作汉五年事，《功臣表》的叙功顺序是将其事列于破龙且之后，而汉四年，项羽没有在叶作战的记录。只有汉三年，汉王出荥阳后，曾与黥布在叶一带活动。项羽生平在叶作战的记录，或即为汉王三年，但当时汉军拒战，故无败绩可寻。估计汉王回成皋荥阳一线后，叶地又入楚掌握。具体情况已难详。
[新阳侯吕清（《汉书》清作青）]，以汉五年用左令尹初从。功比堂邑侯。
案，吕清即陈胜旧将吕臣之父，《项羽本纪》等记为吕青，因楚怀王并吕臣军，而封吕臣为司徒，吕青为令尹。《史记?功臣表》其继承人为顷侯世，《汉书?功臣表》为吕臣。陈胜死后，吕臣以仓头军起新阳，这大概就是吕清封新阳的依据。早先可能劝怀王不遣项羽随沛公击秦的诸老将中即有此人，而日后背叛怀王而从项羽者则肯定有此人。则吕臣以陈胜老将的身份，反而要靠袭父爵位，此事实不可解。 而其功比堂邑侯，则表明其封侯的理由与陈婴相同，但陈婴毕竟有定浙之功，看来这里的功比是为了突出了吕清在反秦战事中的作用。
(东武侯郭蒙)以户卫起薛，属悼武王，破秦军杠里、杨熊军曲遇。入汉为越将军。
案，依郭蒙受辖于吕泽一事来看，在当时吕泽或是一支相对独立的部队，其与沛公部的关系是友军，但又可能有独立作战的任务。《功臣表》称吕泽“复发兵佐高祖定天下”，殆非虚语。而有类似于越将军职衔的功臣还有越户将吕元、越队将摇毋余、越将华无害，这表明吕氏部队的职衔自成系列。
（汁邡侯雍齿）以赵将前三年从定诸侯。二千五百户。功比平定侯。齿，故沛豪有力，与上有郄，故晚从。
案，雍齿加入刘邦部的具体时间或有以下几种可能，一，沛公部大破王离军于成阳后，乘机过河追击；二，沛公部击杨熊军于白马后，乘机渡河骚扰。以上为沛公主力部队所为。还有一种可能性，即沛公部隶属的吕泽军、王陵军皆有单独的军事行动，当这些部队在东郡一带活动时，有可能渡河收编赵军残部。雍齿早年从沛公起丰沛，秦二世二年，魏相周市召其降魏，故叛沛公，以丰降。沛公数攻不下，至同年从项梁处得到援助后，始拔丰，雍齿奔魏。估计魏咎亡后，又远走赵。最终在沛公西击秦时重新加入。
（棘蒲侯陈武）以将军前元年率将二千五百人起薛。别救东阿。至霸上，二岁十月入汉。击齐历下军田既。功侯。
案，陈武至霸上事，或非追随刘邦。从《功臣表》叙述上看，在此之前，他似乎始终是一支独立部队，其“别救东阿，至霸上”，都是以独立身份进行的，但在反秦战事中属于积极作战的。其于二世元年独自起义于薛，或在项梁主政时别属于楚，而其别救东阿，似又非受楚节制号令。其可以确定的从汉时间是汉二年十月（据《月表》），而此言至霸上，极有可能是与诸侯联军同时进关。倘若是这样，其在项氏分封时的获益则又不详，其后来所属亦不详。或者他仍是一支独立无所属之军，故后来归顺了刘邦。陈武同时又是日后受特别嘉奖的十八功臣之一，其功劳或相当不小。从可以查到的陈武事迹来看，他似乎没有什么了不得的功劳，之所以会有如此高的地位，或许与其在汉二年归降时的势力有关。汉王此前有令，以一郡或一万人降者，封万户侯。陈武或为此令的受益者。
陈武原为反秦诸侯之一，并随项羽军至霸上，项羽分封时未见其受封情况，分封后不详其所处何地，此时不知因何归汉。估计项羽失人心处甚多，故反楚者，不止齐、赵、汉、殷而已。
此人后又多作柴武，估计是与陈冂将军陈武同名有关。
（都昌侯朱轸）以舍人前元年从起沛。以骑队卒先降翟王，虏章邯。
案，别降翟王，也是丁复的功劳，则此人属丁复，亦为吕泽部下。《高祖本纪》称章邯自杀，据此，应该是被俘后被杀。系刘邦杀降的证据之一。
（武强侯庄不识）以舍人从至霸上。以骑将入汉。还击项羽，属丞相宁。
案，有关丞相宁，前人多无解。今人陈直《史记新证》称：“宁疑为陵字同音之误，谓王陵也。《汉兴以来将相名臣年表》：‘汉高祖六年，十月乙巳，以安国侯王陵为右丞相。’太史公以王陵后官之名纪述前事也。” 案，陈氏所言有其合理之处。《史记》中以后地名记前事及以后职衔记前事者比比皆是。如汉三年，张良与刘邦论事就称其为陛下；刘邦、项羽未封王，其称呼中就有大王出现。故此处用后官称前事亦不为奇。而当时主持封侯，亦有王陵居中主事，称其当时职衔的可能性是有的。此可备一说。
（贳侯吕元）以越户将从破秦。入汉定三秦。以都尉击项羽。
案，集解徐广曰：吕，一作台。《集解》。贳齐侯合傅胡害《汉书?高惠高后文功臣表》）据《水经注?浊漳水》：“汉高帝六年封吕博为侯国。”则此人之名又有歧说。
（南安侯宣虎，以河南将军）汉王三年降晋阳。
案，宣虎以河南将军降汉事，不好理解。河南国已于汉二年并入汉，不当再有名号。宣虎的事迹为降不为从，则此前其为与汉为敌者。其降汉之地晋阳，时属魏，表明魏亦未于汉二年为汉尽得。是否会有魏豹侵蚀了部分河南疆域，难详。亦有这样一种可能，即，宣虎之为河南将军属于虚授之衔，非实有河南地。如平棘侯执，斩章邯所署蜀守。此蜀守亦虚衔，因为蜀为汉王封地，雍地不得至此。
（曲成侯蛊逢）以曲成户将卒三十七人初从起砀。至霸上为执??，为二队将属悼武王入汉定三秦。以都尉破项羽陈下。
案，此人为吕泽部下前，应该是一支小股部队的首领。破项羽陈下，或为楚汉决战时事。又，索隐曲城圉侯虫达。虫音如字。《楚汉春秋》云，夜侯虫达，盖改封也。夜县属东莱。 补注沉钦韩曰：《论衡?别通篇》“剑技之家，入斗战必胜者，得曲成、越女之学”。即虫达以剑术擅名也。王先谦曰：谥法，威德强武曰圉。《高惠高后文功臣表》作，曲成圉侯虫达。今人陈直《汉书新证》言：“汉金文录卷三，三十五页，有曲成家高镫。又有秦汉瓦当文字卷一，十九页，有曲成之当瓦当。”
（故市侯阎泽赤）以执盾初起，入汉为河上守，迁为假相，击项羽。
案，阎泽赤之为河上守事，不详其为河上塞之守，还是河上郡之守。以其后为假相来看，或为一郡之守。而其为假相，则又非必此年。亦不详其为什么性质的假相，但应该是一荣誉职级，如曹参于汉二年或三年拜为假左丞相事一般。
（祁侯缯贺）以执盾汉王三年初起从晋阳。以连敖击项籍。汉王败走，贺方将军击楚追骑，以故不得进。汉王顾谓贺曰，祁子留彭城。军执圭，东击羽。急绝其壁。
案，以缯贺事迹不可解有二，其一为所从，其二为击彭城。所从何人不详，如是曹参、韩信，尽可明言，不明言则会被误认为是从汉王，而汉王于战争时期未到过晋阳，则其所从，可能是陈冂。陈冂有定代之事，而定代必先定魏。无论曹参还是陈冂均无战晋阳事迹，则其所从无解。若其从汉确为汉三年，则其击彭城事不可能在汉二年汉大规模击楚时。而其后汉击彭城之事，或为汉四年灌婴或丁复部，则刘邦又不与其事。故此材料有缺失处，难以理解。总的感觉是，其人参加刘邦阵营时间过晚、职级过低，但颇受重用。或者其加入的时间有误。
（安国侯王陵）以客从起丰，以厩将别定东郡、南阳。从至霸上，入汉守丰，上东，因从战不利，奉孝惠、鲁元出淮水中，及坚守丰于雍。
案，有关王陵战东郡之事，似与沛公部击东郡尉事有出入。曹参击东郡尉部，只是大破之，而王陵则别定东郡，似已将东郡征服 。但在整个战事中，沛公始终以一支独立部队出现，且王陵的厩将身份也不似能独当一面。其中原委，或与吕氏有关。是否有这样一种可能，即王陵与刘邦之间有点别扭，故不愿意属刘邦，但他又确实加入了刘邦体系的反秦武装，在这种矛盾中，只有其所加入的部队是吕泽部，才能解释。他处记载王陵不愿随刘邦入汉为误。而吕泽部在反秦战事中的作用，几乎未能在史料中体现。但种种迹象表明，吕泽是积极参与了反秦战事的。
据《功臣表》，救孝惠、鲁元非夏侯婴一人之功，王陵亦参与其事。而王陵又于丰坚守，则丰似未入楚之掌握，实不可解。有关楚取汉王父妻子于沛，置之军中为质事，清人郭嵩焘有说曰：“高祖起沛攻胡陵、方与，还守丰；及引兵之薛，而雍齿以丰叛降魏；屡攻不下，而从项梁于薛。其后怀王徙都彭城，而沛公居砀，怀王因以沛公为砀郡长，遂西略地入关，未尝一至沛也。吕后尝从沛公隐芒砀山泽中，是沛公吕后居砀之日多而居沛无几。高祖入关而王汉中，吕后自当从入汉中，何至还定三秦，出关而东，始迎太公、吕后于沛？项羽之距阳夏，使不得前，岂专为太公、吕后发兵拒之耶？既能拒之，又何不可攻沛袭而掳之？其明年，项羽东攻田广，高祖引兵至彭城，阳夏之兵解矣，何以尚不一迎吕后，直至军败睢水上乃迎太公、吕后于沛，反使项羽遇而取之？证以当时情事，无一合者，而史公前后叙述井井，竟似高祖起兵至入关，太公、吕后皆居沛，未尝一与从高祖者。当楚汉之争，沛固冲邑也，果何所恃以自全耶？疑太公、吕后实从高祖军中，军败而相失耳。是时章邯尚在废丘，秦地未定，高祖引兵东行，亦不敢恃汉中为安，太公、吕后相从军中宜也。”（《史记札记》）此说分析天下大势固有合理之处，但太公及吕后确实在沛而不在军。此事有《功臣表》为证。建成侯吕释之、辟阳侯审食其、高祖兄合阳侯刘仲皆为留沛侍奉太公者。或汉元年楚阻击汉军于阳夏时，还没有决心与汉决裂，故对留沛之汉王家属未采取过激行动。况且，汉王家属在彭城附近，楚欲取之，如探囊取物，其不取较之于取，更能对汉行威慑之效。郭说解《史记》多高见，此说则不足为训。汉中为刘邦根本，章邯虽在，汉亦有安全之策可恃。萧何留关中，陈冂亦未随军击楚，谅苟延残喘之章邯无翻天之可能。从王陵事迹来看，估计汉败彭城后，并未完全龟缩到荥阳以西，而是与楚之势力呈犬牙交错态势。此状况不难理解，因为彭越亦是汉之势力，他的人马就从未退出梁地，当然是居于楚之腹心。果然如此，则王陵守丰或在丰附近作战便大有可能。《功臣表?考证》以为，“淮当作睢；于当作封。”《功臣表》的语言或有误，王陵守丰于雍，不详其解，封于雍又无据，或当作“守丰与雍”乃通。无论丰还是雍，后皆失守。
（鲁侯母疵）以舍人从起沛，至咸阳为郎中，入汉，以将军从定诸侯。四千八百户，功比舞阳侯。死事，母代侯。
案，有关母代侯事，前人多不解。今人陈直《史记新证》称：“高祖时封侯有一特例，侯母与妻，可以代侯。如萧何妻同之代??侯，本表鲁侯涓母疵之代鲁侯是也。侯夫人本有印。金石索，金索五，二十页，有‘广阿侯夫人印’是也。若母侯疵之代侯，印文则当为鲁侯之印，不必称为鲁侯母夫人之印也。”纲鉴案，陈文可助此事之理解。
（任侯张越）以骑都尉汉五年从起东垣，击燕代，属雍齿。有功。侯。为车骑将军。
案，此骑都尉不知原属何人。楚人势力似未到东垣。可能是燕或旧赵的武装。如果是燕，自然无需解。如是赵，则表明至汉五年，赵地仍有未收服之抵抗。
（宣曲侯丁义）以卒从起留。以骑将入汉定三秦。破（项）籍军荥阳。为郎骑破钟离昧军固陵。
案，据《高祖本纪》，“（沛公）收军中马骑，与南阳守?t，战?叨?，破之。”则沛公攻南阳时似乎已开始组建专门的骑兵，其统领或是丁义、丁礼、陈仓等人。而汉二年，汉军组建骑兵时，又明言人材缺乏，实不可解。只有丁义不直属汉王时，才会有这种情况发生。那么应该考虑其属于吕泽的可能。联系到吕泽部在秦二世元年的作战范围，其拥有骑兵也是正常的。
（辟阳侯审食其）以舍人初起，侍吕后孝惠沛。三岁十月，吕后入楚，食其从一岁。
案，此言汉三年十月，吕后入楚，与其后所说一岁而归汉吻合。祁侯缯贺也有汉三年战彭城的事迹。则汉楚彭城之战的年代亦难言。
（蒯成侯周绁）以舍人从起沛，至霸上侯。入汉定三秦，食邑池阳。击项羽军荥阳绝甬道，从出度平阴，遇淮阴侯兵襄国。楚汉约分鸿沟，以绁为信。战 不利，不敢离上。
案，《汉书》从至霸上后无“侯”字。也许是对的。《功臣表》几乎是本传的翻版，可见其人乏善可陈。但其人此前无战功，定三秦亦不见有何战功。其能有食邑，可能是刘邦亲信的关系。此后周绁迎淮阴侯兵襄国，即楚汉相持荥阳时，从韩信处抽调军力事。
（厌次侯元顷）以慎将前元年从起留 。入汉，以都尉守广武。功侯。
案，据《秦楚之际月表》（二世二年端月）“沛公闻景驹王在留，往从。与击秦军砀西。”沛公以此年此时才有在留的事迹，而其部下元顷在上年就于此地加入到沛公部，其所从之人似不当是沛公。可析归吕泽。
（平皋侯项它）汉六年以砀郡长初从。赐姓为刘氏。
案，项它从汉，当为汉五年。事或在项羽死之前。其为砀郡长，则楚汉决战正好是在他的地盘上开始。据《樊郦滕灌列传》，此人于汉四年为汉将灌婴俘获，不知为何又继续在楚为官。按项羽的特性，应该追究他丢失彭城之过的。其情已难详。
（棘阳侯杜得臣）以卒从起胡陵。入汉以郎将迎左丞相军。
案，此亦是将韩信的部队调至汉王处的意思。只是这个左丞相，可以是韩信，也可以是曹参。曹参当时是假左丞相，其收左丞相韩信的部队至荥阳前线，故杜得臣所迎者，当是曹参带来的韩信部队。
（平棘侯执）以客从起亢父。斩章邯所署蜀守。
案，此人之功似在破三秦时，只是章邯任命的蜀守之职属虚设或实设，则未可知，估计当如今天台湾当局仍设什么四川省长之类。
（中水侯吕马童）以郎中骑将汉王元年从起好??，以司马击龙且。后共斩项羽。
案，此人为三秦降将，因其为项王故人，估计是楚留在三秦的部队。
（杜衍侯王翳）以郎中骑汉王三年从起下邳。属淮阴，从灌婴共斩其羽。
案，此人当为前楚将。汉三年汉击下邳事迹，唯见靳歙，而靳歙从未属韩信。此事甚不可解。
（??侯程黑）以赵卫将军汉王三年从起卢奴，击项羽敖仓下。
（宋子侯许瘛）以汉三年以赵羽林将初从。击定诸侯。功比??侯。
案，上二赵将于汉三年降汉后，仍言其定赵，则赵地战争之持续时间或相当长。其中程黑击项羽于敖仓下，表明刘邦每每收韩信兵的具体事实。
（吴房侯杨武）以郎中骑将，汉王元年从下??。击阳夏。以都尉斩项羽。
案，此人为三秦降将，估计与吕马童一样是楚留在三秦的部队。
（阏氏侯冯解敢）以代太尉汉王三年降。为雁门守。
案，此材料表明，直到汉三年，代地仍有汉之敌对势力。故史书上所言定代云云，不得以为代地以悉属汉。其为雁门守的时间可能是汉定天下后，亦可能在其前。因为汉王有令，以一郡降者，可封万户。而冯解敢以代太尉降，其功劳或不下于以一郡降。故亦可能膺任雁门守之任。
（安丘侯张说）以卒从起方与。属魏豹二岁。五月以执铍入汉。
案，此人原为沛公部下，大概刘立为汉王后，又与那些慕名者一样重新加入刘部。
（襄平侯纪通）兵初起，纪成以将军从击破秦。入汉，定三秦。功比定平侯。战好??死事。子通袭成功侯。
案，清人张恕《汉书读》卷一称：“余读《功臣表》，于襄平侯曰纪信之子(吕后时尚符节)，以父功侯。然而则信之功未始不录，史家未始不传。”不详其所据何本。此纪成死于汉元年，而纪信死于汉三年，二人当不是一人。另，《汉书》以纪成作纪城。
（龙侯陈署）以卒从汉王，元年起霸上。以谒者击（项）籍。斩曹咎。
案，此人为沛公入关后新加入者。有人说沛公距项王，沛公从其计，征兵关中。陈署即当为此时从军者。此人斩曹咎，与本纪所称曹咎自杀不同，当以此为实。
（高京侯周成）周苛起兵以内史从击破秦。为御史大夫。入汉围取诸侯。坚守荥阳。功比辟阳。苛以御史大夫死事。子成为后袭侯。
案，此言周苛以御史大夫死事为实，主持荥阳守城事为伪。周苛并非荥阳守军主帅，因为当时在荥阳的汉方高爵位者有韩王信、吕泽、孙赤在城中，前者为王，后二者为侯，均不可能听命于周苛。
周苛守荥阳或不得算大功，周成封于汉九年，其时刘邦欲周昌为赵相，以求自己死后周能保赵王如意不受吕后迫害。或者封周成之举或与这一政治目的有相当之关系，属于贿赂周昌，以安其心。但事与愿违，周昌并不能保全如意母子。与周成同等待遇的有郦食其之子郦疥，但后者原本就是汉将，且郦生之功又大于周苛，郦有反秦时下陈留有功，使沛公军获得了大量军需，由此壮大，且召其弟郦商从沛公，兄弟皆为有大功之人。周苛之死，甚至比不了纪信，而后者未闻嗣哲受封。故周成之袭封，未必与周苛有太大关系。只是前人即已如此说，今天也只得如此记。
（东阳侯张相如）高祖六年为中大夫。以河间守击陈冂力战，功侯，千三百户。
案，此人与须昌侯赵衍的职衔似重。而赵衍条有诛都尉相如，又与此张相如同名。
（堂阳侯孙赤）以中涓从起沛。以郎入汉。以将军击（项）籍。为惠侯。坐守荥阳降楚免。后复来。以郎击籍。为上党守击冂。侯。八百户。
案，据此，荥阳城破时，陷于城中的高官远非周苛、魏豹所限，孙赤时已为侯，而周苛此时无封侯记载。不止周苛，甚至于萧何都未封侯，文官中封侯者有郦食其、或许还要加上张良。论理周苛不当越过孙赤而为荥阳守军主将。更不用说此时吕泽极可能在荥阳城中。故有关周苛守荥阳而死的记载，或许真假参半。根据其子周成因周苛之功而受封，则周苛守节而死或没有疑问。可疑者为其未必是荥阳主将。
（祝阿侯高邑）以客从起啮桑。以上队将入汉。以将军定魏太原。破井陉。属淮阴侯。以??度军。击（项）籍及攻冂。
案，“以??度军 ”为击魏事，破井陉为击赵事，且表明出井陉有战。其记载次序颠倒。然其实则不可得。其人定太原，战功不少且不小，不知为何只授八百户。据此，击魏击代的顺序与《月表》、本纪有别。从地理上看，汉不得越过魏而击代赵。只有击定魏之后，才能进行下一步作战。
（须昌侯赵衍）以谒者汉王元年初起汉中。雍军塞陈，谒上。上计欲还。衍言从他道。道通。后为河间守。陈冂反，诛都尉相如。
案，传说中的“明修栈道，暗度陈仓”表示汉击三秦是有备而来，据此，则事成非常侥幸。此人除有指路一功外，整个楚汉战争无足称道。然此功非小，故受刘邦重用。另，此人亦与张相如条合参。
（宁陵侯吕臣）以舍人从陈留。以郎入汉，破曹咎成皋。为上解随马。
案，此吕臣当非楚怀王司徒。其与怀王司徒同姓名本就可怪，兼之其在功劳薄上的功绩，让人无法不认定其即为楚怀王司徒。楚汉战争期间，此吕臣数次为刘邦解追兵。所谓解追兵，无非是与追击者套交情，而能如此者，肯定是大有面子之人。在当时的情况下，有此面子者，也只有陈胜、楚怀王的老臣吕臣能办到。但以怀王重臣之尊，也不可能在陈留这个敌占区以舍人的身份投靠刘邦。此事甚为难解，姑举出以俟有识。
（汾阳侯靳强）以郎中骑千人，前二年从起阳夏。击项羽，以中尉破钟离昧。
考证：《汉?表》前二年作前三年；阳夏作栎阳。
案，若按《汉书》，靳强于三年起于栎阳，则是沛公入关后的事。且栎阳在咸阳东，沛公至霸上前，不得至此。果如此，则沛公会项羽于鸿门，不当带此新来之人赴宴。故此人的出身，仍当从《史记》。
（阳义侯灵常）以荆令尹汉王五年初从。击钟离昧及陈公利几破之。
案，灵常之叛楚，与利几之叛楚，不知谁在前。 若早于利几，则灵常参加了击败利几的战斗。若迟于利几，则灵常参加了平定利几叛乱的战斗。
（戚侯季必）以都尉汉二年初起栎阳。攻废丘破之。因击项籍。别属丞韩信破齐军。攻臧荼。还为将军击信。
案，据此，汉王都栎阳当有战斗。而此季必当是三秦降将。有关季必、李必之争，或难分正误。《水经注?河水》曰，戚，“汉高帝十二年，封将军李必为侯国矣” 。此戚侯李必，即《功臣表》之季必。然李必、季必，仍不可解。据《功臣表》，此季必初从汉王于栎阳，即为都尉，与李必为灌婴之骑士，大不相同。按刘邦功臣的经历，投降者，基本上都能以原官爵从军。季必既然为敌方之都尉，就不当以骑士从灌婴于荥阳。如果，季必为李必之误，于理不通。是否可以考虑有这样一种可能，即，当时有两个李必。现称季必者，与后为灌婴骑将者不是一人。
（高梁侯郦疥）（郦）食其兵起以客从击破秦。以列侯入汉。还定诸侯。常使约和诸侯。列卒兵聚侯。功比平侯嘉。以死事。子疥袭食其功，侯。
案，《水经注疏》杨守敬案：“郦疥所封之高梁即《左传》高梁之墟，《汾水注》载之其地不在此。食其号广野君，生前固未封侯。而史表云，以列侯入汉。此《风俗传》所由有异说欤？然表又云，以死事，子疥袭其功侯，未尝云改封。疑疥所封本为高阳，而误为高梁也。” 案，此说亦颇有理，梁、阳，音相近。在当时，以其人之故地，授其人封爵，正是理所当然。如吕公封临泗侯即是此例。
（煮枣侯赤）以越连敖从起丰。别以郎将入汉。
案，《汉表》记煮枣侯起于薛，与《史记》异。班固毕竟是亲眼看过原始《史记》之人，故其记录应当尊重。且今《史记》已失其名，惟称靖侯赤。从起丰也好，薛也好，总之都是吕泽的战争线路。
此人或许一度脱离刘邦部，到刘邦入汉时重新加入。因其不言从入汉，而称别以郎将入汉。
（张侯毛泽）以中涓骑从起丰。以郎将入汉。从击诸侯。
案，此处中涓骑，似与曹参、周勃等人的中涓有所区别。可能是吕氏的人，因吕氏的部队有骑兵的成分。
附 读《惠景间侯者年表》
（成陶侯周信）度吕氏淮之功。（成陶侯周信）度吕氏淮之功。《惠景间侯者年表》。
案，此处言度吕氏淮有功，不详所指。若为吕后，则吕后遇楚军，留军中为质。若为吕泽，则吕泽时居下邑。下邑本就在淮以北，并在睢以北，其所度之方向或并非由南向北，完全有可能由北向南。由南向北，或可理解为汉败彭城，有救援之功；而由北向南，多半为汉向楚地胜利进军，则无功可言。故不详史表注出此事意义何在。其用心或是揭示封功时的任人唯亲倾向。
（樊侯蔡兼）以睢阳令高祖初起，从阿。以韩家子还定北地。
案，其所从时间不详。此人为秦县令，其在刘邦初起就追随其后，可疑。睢阳与阿原不相属，故睢令却从起于阿，费解。
家园 【原创】我来剥周昌的画皮 当今有点旧学功底的老先生在说到不赞同某事时，常说什么“期期以为不可”，以表示自己不赞成的较强烈态度。而这个“期期以为不可”即典出汉初名臣周昌之口。有个描述口吃的成语“期期艾艾”之期期，也典出此人。出典的具体场景是，汉高祖刘邦欲废太子刘盈，而立如意为太子，遭到众臣的一致反对。其中周昌因为口吃的缺陷，在表达不赞成时就说了这个“期期以为不可”。于是，在后人的心目中，周昌是个正派的梗直之士。近有程念祺先生的《高祖托孤》一文也是持此认识。该文重点写了周昌，基本上是按照司马迁的路子写的。给人的感觉是，此周昌（不幸也可能是菜九的远祖）是个梗直之士。但菜九恰好也通这一段历史，认为司马迁的本意未必是要将周昌写得多好，只是想通过周昌这个个例，反映刘邦的容人之量。周昌并未忠于刘邦之托，在程文中也体现出来了。从这个结果上来看，我们说周昌是个伪君子，并不算是冤枉他。
周昌的伪具体表现在他的会察颜观色。他对刘邦敢于事事顶真，那全是因为他吃定了刘邦的脾胃，知道刘不会真的为难他。于是他顶撞皇帝之事，为他捞到了敢于直谏的美名。这个假像骗过了刘邦，刘以为周昌可靠，就把心爱的儿子托付给他，以求自己百年之后，小儿如意或可得周昌之庇护，得以极自然寿命。可是刘邦的知人之明，在这里算是走了眼。司马迁记得很清楚，周昌被吕太后一顿痛骂之下，连吭都不敢吭一声，当初的与皇帝抗争的气概荡然无存。从这里可以看出，当初周昌的所谓抗上直谏，并不是用骨头做成的，而是用心计做成的。刘邦不会杀他的头，不抗白不抗。吕太后敢于杀他的头，他就不会自讨没趣了。在刘邦面前，心机与骨头都能派用场，周昌就倾其所有。在吕太后面前，无论是心机还是靠了心机而长出的骨头，都归于无用，索性也就不要拿出来丢人现眼。故周昌一言不发，老把戏穿帮了嘛，尚何言哉。所谓一物降一物，周昌能吃定刘邦，但吕太后又能吃定周昌。
如果说周昌仅仅是未能完成刘邦交下的任务，那还只是个能力问题，于人害处不甚大，换了别人，或者同样完不成这个艰巨的任务。那么，他的画皮披着也不碍谁的事，索性让他披着。可就是这个周昌，还干了一件陷害功臣的事。就在周昌领了刘邦的重托赴任不久，他就上书告诉朝廷，赵代地相国陈冂图谋不轨。于是朝廷令人侦察陈冂，终于逼陈冂反叛。这个陈冂是信陵君魏公子的崇拜者，他不过是效仿战国魏公子招揽了几千门客而已。朝廷的侦察结果是什么，《史记》说得很清楚，无非是陈冂的客人当中有人干了些不法之事，从理论上说，与陈冂的关系不大。陈冂怕牵连到自己，于是反了。这个陈冂在战争年代应该是有大功之人，他在反秦胜利后便受汉封为侯，又与刘邦臭味相投，都是魏公子的崇拜者，所以地位相当高。反观周昌，其在战争年代的功劳基本上不值得一提，而其受封地位之高，多半是因为其兄是汉的烈士，沾了这个光而已。用句俗点的话来说，当陈冂出生入死的时候，周昌这样的人或者还在为刘邦提夜壶呢。就是这样的人，要以莫须有的罪名乱咬功臣，将有大功的陈冂逼反，并从功劳簿上将战功一笔勾销，这等罪过，岂可不提。故司马迁对陈冂事件是痛心的，他说：“周昌疑之，疵瑕颇起，惧祸及身，邪人进说，遂陷无道。于戏悲夫！夫计之生孰成败于人也深矣！”（《韩信卢绾列传》）闭门家中坐，祸从天上来。难怪司马迁要惊叹不已。周昌逼陈冂造反，也直接给人民带来苦难，因为在汉初的几次造反中，以陈冂之反最难平定，其时间长达三年之久，甚至连刘邦亲自出马都不能讨平。可见周昌此举，实有祸国殃民的成分在内。故不得不指出来。
周昌的貌似梗直骗过了刘邦，但未能骗过吕太后，也未能骗过司马迁；骗过了程先生及很多后人，却未能骗过菜九。所以前贤有言，一个人可以行骗于一时，不能行骗于一世；可以骗过许多人，但不能骗过所有人。印之于周昌事迹，诚哉斯言。
旧署 菜九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