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古史杂识 连载 -- 菜九段
家园 凭这题目就是要献花的，还得多预备点儿慢慢看慢慢献。 家园 这段是俺的弱项，只能板凳了：P 家园 对这样的雄文,只有献花、搬板凳听课 家园 原创】刘邦西进灭秦的战争线路及历史功绩辨析 秦二世二年后九月，楚怀王心授意刘邦西向入关灭秦。经过十个月的千里转战，刘邦部于秦二世三年七月抵达旧秦之南大门武关（今陕西商县东）之下。与此同时，以项羽为首的反秦联军在赵国（今河北省南部、河南省北部）一带将秦军的野战主力王离部、章邯部彻底制服，使秦王朝的覆灭无可挽回。由于项羽的盖世奇功，致使在以往的历史叙述中，刘邦始终处于项羽的光环之下。不容否认，项羽对秦军主力的牵制确实使刘邦部得益，但无视刘邦部对项羽部的支持，也不能公正地估价刘邦部的胜利及历史功绩。考之于《史记》的有关记载，刘邦部的最后胜利是在经过艰苦卓绝的战斗后取得，似乎没有太多的幸运可言。再考之于刘邦受命西进后的战争线路，就可以肯定地断言，刘邦部的使命绝非单纯的西进。理清这一线路，有助于判研灭秦的战争过程及重新确认刘邦的历史功绩。刘邦西进灭秦的事迹主要见于《高祖本纪》、《秦楚之际月表》及刘邦的将相功臣之世家、列传中。现以《高祖本纪》之记载为主线，考察一下这次两千年前的长征。
一、 刘邦受命西进时的军事态势
刘邦受命西进时正值反秦起义处于低潮时期，大非陈胜盛期所能比。陈胜发动反秦起义时，一呼百应，天下云从，陈胜武装在很短的时间内就发展成为史无前例的军事集团。陈胜部向四面八方进军，势如破竹，仅两三个月时间，函谷关（今河南灵宝境内）以东除少数据点外，其余大部分地区不复为秦所控。陈胜部将周文率军克函谷关，直逼秦都咸阳；宋留率军克复南阳郡（今河南省西南部及湖北省北部襄河一带）兵临武关之下。但以秦将章邯率秦军反击为转折，战局骤变。周文部败出函谷关，旋即被章邯击溃；陈胜部、吴广部、宋留部也都在很短的时间内被秦消灭；周市、魏王咎、齐王田儋均战死。原先光复地区重又失陷，秦军的打击锋芒直逼新立未久的齐国。眼看反秦大业就要毁于一旦，这时项梁崛起于江东并接受陈胜印信，于二世二年二月渡江渡淮而西，给气势正盛的秦军以迎头痛击，抗秦事业复振。项梁部在襄城（今河南襄城）、亢父（今山东济宁一带）、东阿（今山东阳谷）、濮阳（今河南濮阳）、雍丘（今河南杞县）连胜秦军。不久，因连胜而轻敌的项梁又被得到增援的秦军杀败身死。重创楚军的章邯以为楚将一蹶不振，便移师河北；攻下赵都邯郸后，秦军将赵国君臣围困在钜鹿（今河北平乡）城中。反秦诸侯都意识到钜鹿战场的重要性，纷纷向赵国派出援军。楚国也派出了以上将军宋义为首、项羽为副的主力部队北上救赵，并同时安排刘邦率部西进攻秦。此前，刘邦正与项羽合兵攻击陈留（河南杞县西北），因项梁败死，刘项回撤到彭城（今江苏徐州）一带，原先收复的疆土重为秦军占领。刘邦西进的出发地为砀（今安徽砀山）。
受命后的刘邦，其前途与陈胜时期的周文、宋留毫无相同之处。在人数上，刘邦出征时大概只有几千人，即便得到魏将皇欣、武蒲之军，又并刚武侯之军四千人，其过高阳（杞县）时人数不足万。[1]其部众之少，显然不足以完成灭秦重任。为此，楚怀王给刘邦的权限是“收陈王项梁散卒”。其时，不仅当年周、宋走过的地区被秦军重新占领，守御得到加强，而且早先一呼百应的局面也不复存在。更为棘手的是，刘邦的使命还不仅仅是西进。当时楚都彭城在左近之地都有秦军驻扎，彭城西面的栗（今河南夏邑），北面的成武（今山东成武）、昌邑（今山东金乡）、安阳（今山东曹县）均为秦军掌握。对楚之根基彭城构成严重威胁。如果楚国只考虑援赵及西征，其自身安全就没有保障，这个问题，楚国君臣应有所考虑。从刘邦受命后的战斗历程来看，保卫楚国安全的重任有相当一部分是由刘邦部承担的。下文将交代这个问题。
二、 刘邦部专力西征前的使命
依《高祖本纪》，《秦楚之际月表》，综合有关传记，刘邦的战争线路大致如下：发于砀――至安阳，成武――至亳南（今河南商丘东南）――至成阳、杠里（均为今山东甄城一带）――至昌邑――至栗――至高阳、陈留、开封――至白马（今河南滑县东）――至曲遇、阳武（今河南省中牟、郑州一带）――至长社、宛陵（今河南新郑一带）――至颍阳、抻辕、缑氏（均为河南偃师一带）――至平阴、河津（今河南孟津）、洛阳――至阳城（今河南登封）――到?叨?（今河南鲁山）、宛（今河南南阳）――至丹水（今河南淅川）――至胡阳（今河南唐河）――至析郦（今河南内乡一带）――至武关下，别师西定汉中。
刘邦部自砀出征，首战安阳，[2]联系到日后宋义率领的援赵大军在此地逗留46日，刘邦部的第一出击应视之为替援赵大军取得前进阵地。刘邦的下一步作战为于成武破秦东郡尉，成武的位置又在安阳以东，此举应视为保证楚都及援赵路线侧翼之安全。随后，刘军越安阳而南下击秦军于亳南，[3]此举除护翼援赵之外，当有掩盖楚军行动方向的意图，并威慑楚国左近之敌。亳位于彭城及砀之西，刘邦部抵亳，或可造成楚欲西进之假像，从而牵制秦军。但刘邦在亳只是虚幌一枪，便掉头北上，在成阳、杠里一带攻击秦军王离部。此事为《史记》多处记载，谅不会有误。笔者以为，王离的主力在钜鹿，其偏师完全有可能在濮阳一带，那里离钜鹿不远。王离军遭此打击后，可能就完全转移到钜鹿一带。北向攻击王离军显然不属于西征内容，估计刘邦部此举意在为援赵大军作试探性进军，在消耗秦军有生力量的同时，以向北压迫秦军，为日后在赵地决战奠定基础。此战当在二世三年十月及十一月之交（月表附此于十月，恐有误）。此时，援赵楚军还在安阳逗留，那么，刘邦部的成阳、杠里之战为援赵楚军扫清进军障碍之功当不容置疑。 刘邦部的下一个作战目标是昌邑、栗，其方向是从成阳下东南转正南，时间是二世三年十二月。值得一提的是，由项羽率领的援赵军也就在此月破秦军于钜鹿之下。刘邦部的南下正好填补了项羽部北上的真空，其协同作战的意味十分明显，而刘邦部有拱卫彭城的职责也不言而喻。栗与砀相毗邻，刘邦部作战几度，又回到原来的起点，这是楚国捉襟见肘的处境决定了的。为了完成援赵与西征两大使命，楚军精锐倾巢而出，彭城的安全大为可虞。在缺少万全之策的情况下，怀王有意识地让刘邦部在西进前作一番来来回回的运动战，即可打击周边的秦军，又充分制造了假像。这种战略意图应该说相当高明，但对于行将西征灭秦又人众有限的刘邦部来说，这些任务就显得过于沉重了。尽管如此，刘邦还得继续完成其西进以外的任务。二世三年二月，项羽在河北破章邯军，刘邦部自栗西向出击高阳、陈留，再北上击开封、白马之敌，这一连串的行动即是对河北楚军后方的策应，也是对河北楚军主力与楚都彭城之间地带的廓清。行至白马后，刘邦西进前的全部使命便宣告终结。
如果稍加留意，就可以发现刘邦部于此间未能克复昌邑。其中的原因可能有二，一是昌邑之敌较顽固，二是刘邦不愿在此作过多纠缠与消耗。从战略上看，在援赵楚军远去之后，近楚之敌基本被肃清，剩余少数之敌如昌邑者又处在齐楚两国的夹缝中难有作为。更何况彭越的万余人马始终游弋在昌邑左近，[4]秦军自然不敢轻举妄动。在这一作战时期，刘邦部的命运有两处转折，一是攻占陈留，二是战白马。攻占陈留之前，刘邦部众不满万人，待取得陈留之积粟后，刘邦即可招兵买马、扩充实力，这对于西进灭秦是至关重要的。白马是刘邦部西进前到达的最北端，当时隔河的项羽部与秦军的战斗已取得了优势。于此刘邦率领的这支战功卓著的疲惫之师这才开始了专心致志的西征。其时间是二世三年三月，距受怀王之命约半年时间。
三、刘邦西进的两路尝试
项梁继陈胜而起之后，楚国就开始谋求西进，有史可稽的最西位置当属项羽攻克的襄城，其次则为刘项部合力斩李由之雍丘。再往前数，则有陈胜时周文、宋留的分兵西进。到刘邦专心西进时，上述几条路线都将一一亲历。
鉴于周文部过去的成功，刘邦最初西进时也属意于函谷关。所以刘邦部离开白马，即击开封以西的曲遇，破杨熊军，再南下至长社、宛陵（疑即今河南鄢陵），转向西北攻击洛阳左近的颍阳、平阴等地。洛阳与曲遇东西平齐，刘邦部南下兜了个大圈子，目的就是要走函谷关。这期间历时一个月。旧韩十余城也当为此间收复。[6]这些赫赫战功，显示了刘邦部能征惯战、疾若飚风的英雄本色。在洛阳附近，刘邦部还阻止了盟军赵军渡河而西的企图，表明其想独享入关之功。尽管刘邦部肃清了洛阳周边之敌，但洛阳固守难下。这时，刘邦面临几种选择，一是弃洛阳不顾，直扑函谷关；一是继续攻打洛阳；一是放弃从函谷关进兵。第一种选择有受阻函谷关下腹背受敌之虞；第二种选择有旷日持久、师老无功之患，陈胜时期的吴广部就是受阻于洛阳、荥阳间无法西进的，可见洛阳之敌相当顽固。或许刘邦已经知道了项羽部已接近最后胜利的情况，于是，在灭秦使命刻不容缓的情况下，刘邦毅然选择了第三条道路，放弃攻洛，退军至阳城，从那里再开始另一个方向的攻击。时间大约为秦二世三年四五月之交。
刘邦的这一选择实质上是改走宋留道路、取道南阳，在这一方向上，刘邦毫无胜算可言。与孤城洛阳相比，南阳郡之敌为完整未遭创伤之属，其主将很可能是秦始皇灭六国时的悍将桓?t。再者，武关未曾失守过，其防御之坚固可想而知。因此，刘邦取道武关大有孤注一掷的冒险意味。但刘邦最终竟获成功。
按刘邦放弃洛阳后首战于阳城郭东的记载，刘邦很可能先退至已收复的旧韩之地，再从那里发起进攻。此役刘邦胜，随即追击秦军至?叨?，又胜之，秦军退宛城，刘邦扫荡南阳郡。因宛急切间克复不了，刘邦率部逾宛西行直扑武关。这个行动将产生前后受攻的不利局面，幸亏张良提醒，刘邦才回师再度攻宛。 在刘邦部的强大攻势下，南阳主将?t被迫投降，刘邦封其为殷侯。这一招很灵，西向途中之敌均丧失斗志，纷纷归降刘邦部。于是，通往武关的道路基本疏通。尽管如此，刘邦部从南阳出击西取丹水后，又回师制服淅郦、胡阳之敌。在刘邦的西进过程中，像这样回师作战时有发生，这是因为没有根据地作战而不得不采取的作战方式。此番作反复拉锯式战斗，旨在巩固后方，以便一心攻克武关。在胡阳，刘邦部得到了番君将梅漤部的加入 而实力大增。随后，这支士气高昂的部队兵临武关之下。
攻克武关之前，刘邦派部将郦商率偏师收复汉中，使自己的进攻侧翼获得安定，也为日后的政治命运奠定基础。应该说，这一招很厉害，已为其日后取天下作了铺垫，此是题外话。刘邦的武关之战估计相当艰巨，《秦始皇本纪》提及此事用了“屠武关”这个字眼。大凡屠城都是艰苦攻坚后的自然结果。拿下武关之后，刘邦军就一往直前了。此刻，秦军主力被歼于河北，秦之心腹被掏于关内，秦朝政权已成了一只熟透了的果实，就等刘邦撷取了。
综上所述，根据当时的特定形势，楚国当朝对援赵及西征两支部队的战略目标进行了精心的设计。从效果上看，这些预先设想都得以实现，这种结局应归功于刘项的领导有方及将士的用命。特别是刘邦部，其任务之繁多与其出发时部众之寡少极不相称。刘邦的成功除了其部属的英勇顽强、善于攻坚之外，还在于他尽其所能利用了一切可以利用的机会，或以力胜之、或攻心瓦解，才能每每做到以少胜多、以弱克强，创下一个接一个辉煌的战绩、排除一个又一个大小障碍，最终圆满完成怀王之命。如果不受项羽胜利的耀眼光环所眩，就应该看到，刘邦部西进任务之繁重，线路之曲折迂远，对手之强悍，战事之频繁及其胜利之辉煌当得起前无古人之誉。也只有认识到这一切，才能够正确估价刘邦的领导才能及其历史功绩。
附注：
[1] 参见《高祖本纪》、《郦食其陆贾列传》。另《刘敬叔孙通列传》刘敬称：“陛下起丰沛，收卒三千人，以之径往而卷蜀汉，定三秦……”表明刘邦出兵时的人手确实非常有限。
[2] 参见《傅靳蒯成列传》。
[3] [5]参见《樊郦滕灌列传》。
[4] 参见《魏豹彭越列传》。
[6]参见《留侯世家》。
补注
刘邦在楚怀王心的彭城整编中受封为砀郡长，此砀并非完全在刘邦的控制下。但刘邦既然有此名份，故西进前对此地有安定行动。《张丞相列传》称任敖“守丰二岁”，此守丰，当在汉元年前。丰于秦二世二年四月后才为刘邦掌握，至项羽分封后，其地当归楚所有，任敖也没有必要守此。汉败彭城后，直至战略反攻，丰一直在楚的势力范围内。故任敖守丰事应在秦时，也包括刘邦西进后，表明刘邦在攻秦时为自己的后方做了安排。
刘邦部战白马为其北上的最远程，但刘邦的盟军吕泽部似有渡河作战的可能。可参见《略论汉定天下过程中的吕氏武装》
南阳守?t的结局似乎不确。《高祖本纪》及《秦楚之际月表》皆称守?t降而封，但《曹相国世家》称“虏?t”，则表明此守?t非降而是战败被擒。从以后对?t没有任何交代来看，被俘的可能也是大的。但如何解释南阳守?t降后，西进一路顺利之事，不能排除刘邦部的虚假宣传。
家园 ?t就是桓?t的可能性不太大 毕竟桓?t败于李牧后就没有更多记载， 倘南阳守?t就是屡攻诸国的名将桓?t, 他的全名被忽视而至遗忘的可能性应是非常小的。
家园 的确不可能，有人称南阳守姓吕。。。 王利器主编的《史记注释》这样说的，不知何据？
家园 【原创】秦代楚地吏治松懈刍议 发生于秦末的农民起义中有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即可以历数名号的风云人物中，楚人的数量占绝对优势。陈胜军事集团、刘项军事集团中的许多杰出人物更是百世流芳。这种现象的产生固然与陈胜最先崛起于楚及楚人组成了最强大的反抗力量并最终成了天下的主宰有关，而秦代楚地吏治的相对松懈也是重要的原因。秦代以吏治严酷名之于史，但在《史记》的相关篇章中，楚地吏治非但看不出其严，相反松懈到了相当严重的程度。这就不可避免地形成滋生反抗的土壤。于是，反抗暴秦的烈火最先从这片土壤里腾起，最终焚毁了秦王朝的残暴统治。根据《史记》的有关记载，本文试从以下几方面阐析楚地吏治松懈状况，以就正于方家。
一、
众所周知，秦国的崛起且长盛不衰是以商鞅成功地推行变法为起点、为依托的。从商鞅始，秦国以法立国的宗旨从未发生过动摇，可以肯定，秦统治者对法的崇尚相当执着。秦法的核心是以威惧民，令民不敢有所犯，其名目之繁多、处罚之酷烈为前所未有。随着秦国的对外扩张，秦法也与秦之武功一样，成了稳固新征服疆域的基石。在秦始皇统一了全国之后，以往令秦人伏首贴耳的秦法就要开始令天下颤栗了。的确，不论是秦始皇的书同文、车同轨、历法、度量衡统一等文化统治，还是其君临天下的政权统治，无不是以法贯彻之。但也必须看到，秦法的普及程度并不能与其武力征服达到同等效果。从灭韩算起，秦在九年之内灭了六国。在如此短的时间内统一全国，限于人力资源之不足及各地民俗之难化，秦法的落实必然落后于军事征服。楚稍先于燕齐，属于最后被征服的国家，其离秦最远，地域最广，素以民风骠悍著称，驯化的难度当首屈一指。对于这类新征服地区，在解决了军事抵抗之后，吏治就成了最重要的统治手段。在殖民官员数量不足的情况下，启用当地人士充当低级官员就势在必行。而期望这些不无抵触情绪的当地官员贯彻秦法，其不尽人意处是可以想见的。有关刘邦的历史记载，就很能说明秦代楚地官场情况。
史载，刘邦为人不拘小节，好大言，生活中狎侮乡里，官场上则戏弄群僚。[1]按秦之律令，[2]好大言及行为不足以为人师者，不仅不具备为吏的资格，甚至可以绳之以法。但刘邦的这些品性均为当地官场所熟知及允许，所以他在当地如鱼得水，左右逢源。在秦代，刘邦为官只干了泗水亭长一职，从仅存于史记的一些记载来看，其为官也极不严肃，大有随心所欲的气象。刘邦对其父母官――沛令的不敬就至少有两次。沛令的朋友吕公来沛，“沛中豪杰吏闻令有重客，皆往贺。萧何为主吏，主进，令诸大夫曰：‘进不满千钱，坐之堂下。’高祖为亭长，素易诸吏，乃绐为谒曰：‘贺钱万。’实不持一钱。”[3]此等行径无疑与“禁妄言”之律令相抵触，而在旧楚一带还不至于被处罚。但如刘邦这般公然在大庭广众之下大言谵谵，确实匪夷所思。其效应或许是博众一笑，但充分表明了秦之酷法在楚地相对松弛。紧接前事，刘邦被沛令之友吕公相中，欲把其女，也就是吕后嫁给刘邦。吕后之母责怪吕公曰：“沛令善公，求之不与，何自妄许刘季。”[4]刘邦时为亭长，亭为秦汉时乡以下的行政单位。在县令面前，亭长的地位低得无以复加。吕公置沛令之求于不顾，而要将女儿嫁给一个亭长，固然已奇。刘邦竟然敢虎口夺食般地将其地方最高长官属意之人收为己有，则更是一奇。以秦法之苛，县令权力之大，刘邦不检点处之多，如沛令要惩处刘邦简直不费吹灰之力，但刘邦此后并没有麻烦。此二事较为典型地反映了楚地吏风够不上等级森严。还应该看到，刘邦在任亭长之前，曾从张耳陈余游达数月之久。张陈二人后又成了秦朝通缉的要犯。刘邦的这段不清白的历史应该没有什么隐秘可言，但这并没有影响他出仕为吏。看来，楚地官吏的遴选制度不能算严格，那么，其官场上的诸般不庄严也就可以理解了。
围绕刘邦而表现出的楚地吏治松懈情况还有不少。比如萧何“为沛主吏椽。高祖为布衣时，何数以吏事护高祖。高祖为亭长，常左右之。高祖以吏繇咸阳，吏皆送奉钱三，何独以五”。[5]这种做法明显违反了有关规定。为此，秦御史监郡者欲拿办萧何，后听了萧何的辩解，乃作罢。或者楚地风气一向如此，如此作派远不止萧何一人。因此，御史监郡者地位虽高出萧何许多，也得依从当地的实际情况，勉强以变通之法处之。夏侯婴的情况也值得一提，他为小吏时曾因与刘邦嬉闹而受伤，按秦法当治刘邦的罪，但被夏侯婴遮掩过去。日后，此事为他人告发，夏侯婴受笞责数百，并坐牢年余。到刘邦起事时，夏侯婴已做了沛县令史，[6]属于县令的秘书之类的官，其地位较坐牢之前高出许多。连犯法坐牢也没能影响夏侯婴升迁。由此可见，楚地的官场气氛还是比较宽松的。任敖的情况就更出格了，任敖与刘邦交情甚笃，刘邦因失职逃亡后，吕后受牵连入狱，主办此案的官吏对吕后很不客气，身为狱吏的任敖就将此官痛殴了一番。[7]此等行径较之刘邦失手击伤夏侯婴，又不知大了几许，但没有记载表明任敖因此受到什么惩处。或许有过处罚而失载，但可以肯定，处罚不可能很重，否则，任敖决不敢拿性命当儿戏，有恃无恐如此。
楚地官员的徇私舞弊也不仅局限于沛，估计其余地区的情况也多相类。史载，项梁曾受他人牵连，在栎阳（今陕西临潼）被捕，他通过蕲（今安徽宿州）狱椽曹咎的关系，让栎阳狱椽司马欣将自己释放。此举在曹咎的地位，无疑是犯法的，但他还是这样做了。除了曹咎与项梁交情可能不错、楚地民间势力不可怠慢之外，楚地官场已习惯了变通的风气也是不可忽视的原因。
二、
任何制度都是社会现实的产物。法能成功地植根于旧秦之境，或与西北民族特有的坚忍之性有关。自殷商末期始，周民族崛起于西北，其文明教化流布久远，对统治者的服从已成了一种习惯并被崇尚为一种美德。周室衰落东迁后，宗周之境便陆续为秦所有，秦人也就是周人的后裔，那种习惯于服从的特性也就流传下来。因此，尽管商鞅变法之初，秦人皆感不便，但最终还是全盘接受，并安之若素。旧楚之境的情况就复杂多了，尤其是现在的苏皖一带，在西周就未被征服，足见其民俗有反抗强梁的传统。入春秋后，经历了夷夏之变，其文明程度大大提高。又有楚、吴、越、宋的交互统治，齐鲁风气的长期影响，当地文化，中原文化相互杂揉，不可避免地存在几套价值体系。这一复杂历史背景，使得任何一套价值规范要在这片土地上占压倒优势都难于登天。另外，秦统一前最艰苦的一役即为灭楚。楚灭后，其抗秦战士星散于各地，对于秦法的贯彻落实又增加了相当的阻力。秦始皇统一全国后曾数次东巡，其内在原因应包括向原东方各国人民显示其皇帝的威仪，以令天下归心。从以后的事态发展来看，至少在楚地，秦始皇的这番良苦用心未见成效。前文提到的官场风气不庄严，实际上了是民间风气的影响使然。民风与官风原本就可以相互制约、相互影响。楚地民风不驯根深蒂固、改造不易，官方对此无能为力，也就入乡随俗、尽可能与之相适应。就统治当局而言，面对如此广大地区的难以驯化局面，只能采取软与硬的两手。硬的一手是要杜绝任何公然的敌对行为，软的一手是对那些与立法原则相违的民俗民事姑且听之任之。上文所论楚地低级官吏多由楚人充当，也是软的一手的具体表现，不如此，则不可能有楚地的相对安定。但这种不得已的急就章，也使秦王朝付出了惨重的代价。且不说秦最终为楚所灭，至少在统一之初，楚成了敌对分子的避难所。这方面的史实也很能说明楚地的吏治情状。
秦灭魏后，闻张耳、陈余二人为名声很大的魏国名士，于是分别出赏格千金、五百金求得此二人。张、陈隐姓埋名逃往楚地陈（今河南淮阳），并出任里监门。里为亭以下的行政单位，两个来历不明的人在此谋得极低的职位，表明秦统一之初，楚地管理混乱和不易。后来秦求二人甚急，此两人不仅没有危险，反而以缉拿自己的秦令求之于里中。[8]
张良的情况又比张耳、陈余严重得多。秦始皇二十九年，旧韩贵族张良雇佣杀手在博浪沙（今河南原阳）行刺秦始皇未果，这个刺客就是由淮阳以东的东海君向张良推荐的。淮阳以东不远就是日后陈胜起义的大泽乡，其距刘、项出生地彭城一带也很近。那么东海君及刺客必为楚人。看来，秦之暴政远没有吓倒楚人。秦始皇对行刺一事大为震怒，下令天下大索，也就是全国通缉。为了避难，张良逃到楚地之下邳（今江苏邳州）。作为一个外来人，张良在下邳应该很扎眼，按说他应该表现得驯服一点，但事实正相反。史载，其“居下邳，为任侠”，大概张良经常要打打抱不平。更有甚者，就在张良到下邳后不久，他就窝藏了一个杀人犯项伯。[9]来历不明如张良者，又好打抱不平，再窝藏杀人犯，竟没被告发，连坐告奸法在楚地显然毫无效用。
韩信的情况与张良也有相类处。韩信无职业，无所事事，终年乞食于人，且背着一把剑四处游荡。秦始皇统一天下后采取了一个长治久安的重要步骤就是销毁天下兵器、铸成十二铜人置咸阳宫中。照理说，私自拥有兵器当与秦法有违，但韩信公然带剑也没有被治罪，说明朝廷的许多成法在楚地落实不了。日后 ，韩信也就背着这把剑加入了项梁的反秦武装。韩信与张良均为游手好闲之人，但都没有服繇役的记载，这在酷政及繇役都异常繁重的秦代显得太不可思议了。按《汉书?食货志》注引应劭的说法，秦代繇役谪戍的征用顺序是：“先发吏有过及赘婿、贾人后以尝有市籍者（即成分为工商业者）发，又后以大父母、父母尝有市籍者。戍者曹辈尽，复入闾左发之，未及取右，而秦亡。”此处未提到游手好闲之士。自战国孟尝君以来，各国养士成风，这些人士形成了一个不小的阶层。秦统治者不可能不注意到他们的存在，而听任其继续逍遥。所以，应劭的说法大概是一种官样文字，在实际上不可能秩序井然地执行。秦统一后，修秦始皇陵、阿房宫，筑长城，开边，通驿道，皇帝出巡等等，都是耗费民力的大举措，所需民夫之数，动辄以十万计，刘邦、项梁、项羽、黥布都有服繇役的记载，其中项梁叔侄就是游手好闲之人，与张、韩二人情状相类。那么，张、韩未服繇役也应视为吏治不严的例证。
韩信带剑游荡的形象还为他招来了胯下之辱，表明楚地有地痞流氓存在，这也是法治不力的体现。韩信受辱事件还提示了一个可能发生的斗殴私杀场面，表明秦代远未杜绝私杀。《史记》中至少就记载了三次私杀避仇事件，均在楚地，分别涉及项梁、吕公（吕后之父）、项伯。其中项梁、吕公丝毫也没有要深藏起来的意思，尤其是项梁表现得相当张扬。
项梁因杀人，携其侄项羽避仇吴中（今江苏吴县）。作为一个外来户，项梁凭借其出众的才华，很快就成为当地举足轻重的人物，当地豪杰俊彦皆归附于他。地方上的繇役及丧事也多由他主办，[10]俨然一个地方势力中心。吴中为秦会稽郡郡治所在，朝廷势力之大当在刘邦所居沛县之上。项梁身为抗秦名将项燕之后，理当为官府所留意。尽管如此，并不影响项梁积聚力量。项梁以兵法部勒宾客，显然有图谋不轨之嫌。在连坐法盛行的秦代，如楚地对之认真贯彻的话，上述局面根本不可能发生。如果以为官府对此一无所知，也未免太低估了地方官员的能力了。只是诸如此类的违法行为在楚地相当普遍，治不胜治，下层官吏又为当地出身，因此，只要不是公然与官府作对，一些私下里的不轨之举，地方当局也就任其自流了。
三、
秦代楚地广泛存在的吏治松懈，不可能削弱原本骠悍的民风，相对而言，楚人对官府缺乏足够的敬畏，藐视王法之事时有发生。如刘邦押解民夫去关中繇役，出发未久，就发生大批逃亡。这种逃亡消息肯定会很快反馈到地方当局，按理会牵连逃亡者的家人、同里。但逃亡者似乎对此不甚担心，所以才敢这么做。不妨假定，这类情况在楚地受罚的力度甚弱，甚至不能排除有些人就有逃回家的可能性。刘邦的情况就颇有说服力。民夫逃亡后，刘邦无法交差，他遣散了剩余未逃人众，自己也随之逃亡。但刘邦并未远走他乡，而是在家乡附近的山间藏匿。所以吕后每每能找到他，慕名者也能找到他，独独官府没有找到刘邦。[11]尽管吕后为此有点牵连，从她常去找刘邦一事来看，官司结束很快，说明地方当局对这类事情没有高度重视。这种情况并非刘邦所独有，黥布、彭越、桓楚也都在楚地亡命为盗，竟都没有落入法网，楚地治盗治亡不力当无疑问。
陈胜起义的那一瞬间情景也很能说明问题。当时吴广“故数言亡，忿恚尉，令辱之以激怒其众”。[12]这个“数”字耐人寻味。显然一言不足以激怒，才数言之。官对于民的不恭习以为常，民在官前不肯作猬琐状，这大概就是楚地官民之间的特定氛围。因此，陈胜首义后，接踵而起的多半为楚地民众，攻杀地方官吏，山头林立成了楚地的大气候。这种风起云涌的反秦狂潮，极大的动摇了楚地朝廷官员对皇朝的忠诚。鉴于这些官吏素来对民俗的宽容，其中一些人开始走向统治阶级的对立面。如会稽守通特意找项梁谋划造反，他说：“江西皆反，此亦天亡秦之时也。吾闻先即制人，后则为人所制。吾欲发兵，使公及桓楚将。”[13]看来郡守通与项梁并不生疏，那么项梁以前在吴中的行为便容易理解。又如，沛令也“欲以沛应涉”，令樊哙去找流亡在山间的刘邦共商大计。[14]上二人因故被刘项所杀，没能成为起义首领。但鄱（今江西波阳）令吴芮起事成功，成了重要的反秦诸侯之一。按班固的说法，吴芮在治所甚得民心。[15]以秦法之酷，欲得民心，唯有怠慢于法一途。鄱阳自古属楚为番邑，其地距旧秦更远，地方官方便行事的可能性更大。天下反秦之初，吴芮就与江洋大盗黥布相联络，并嫁女与黥布，帮助其组织军队北伐攻秦。然后，吴芮亲自率领南方各民族部落与其它反秦武装一起对秦作战。到项羽分封时，吴芮被封为衡山王。另外，非主要地方官员陈婴因“素信谨，称为长者”，被东阳（今安徽天长）民众推举为义军首领。[16]日后，陈婴将部众并归西进的项梁部，成为楚军的中坚。由此可见，在秦代旧楚相当多的地方，官与民的关系远没达水火不兼容的地步。这些官吏虽为统治机器的组成部分，但在执行秦法时，出于各种原因，多少要对民众作出让步。否则，便不可能受到人民的拥戴。
总而言之，秦代楚地吏治松懈是不容置疑的历史客观存在。笔者以为，造成这种奇特局面的原因首先是地理因素。由于秦距楚最远，秦在楚地的权威力量势必相对薄弱。权力中枢对边远地区的督察力与地域距离的大小成反比，知情程度原本低下，信息传递及采取针对性措施又耗时甚多，造成执法力度的先天不足。其次，楚地民风以传统性地藐视权威为其文化内涵，任何权威包括法在内，都会受到楚人本能地抵触。这一点是楚与同样远离秦的齐、燕地的不同之处。再其次，由于秦法太酷，秦派往楚地的主官在面对广泛存在的对立气氛时，为求自保，会有意无意地采取和平方针，避免与地方发生直接对抗。由此产生对楚人风俗的造迁就、对违法行为的姑息、对执法尺度的敷衍等等与法不容的吏治情状。这几种因素互为因果、彼此缠绕，其直接效应是使楚人最大限度地保留了其惯有的反抗精神。最终，在进行性加重的暴政逼迫下，楚人的忍耐到了尽头，于是他们纷纷揭竿而起，一举将秦王朝彻底推翻。
附注：
[1][3][4][11][14]参见《史记?高祖本纪》。
[2]参见《秦始皇帝传?法治的推行及其发展》（马非百着，江苏古籍出版社1986年6 月第一版）
[5]参见《萧相国世家》。
[6]参见《樊郦滕灌列传》。
[7]参见《张丞相列传》。
[8]参见《张耳陈余列传》。
[9]参见《留侯世家》。
[10][13][16]参见《项羽本纪》。
[12]参见《陈涉世家》。
[15]参见《汉书》卷三十四。
家园 好好好，我对那个《触龙说赵太后》的事儿特感兴趣 家园 【原创】解读秦二世 秦二世现象论
作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一统王朝的亡国之君，秦二世胡亥在秦亡后的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里一直被世人视作反面典型，以警策当政者。就这个意义 而言，秦二世的历史影响似不在乃父秦始皇之下。秦二世崛起之快，覆灭之速，有目共睹；其行为处事，历历在目，可圈可点。司马迁更以犀利的笔触向后人勾勒出一个暴君、昏君、亡国之君的丰满形象，使之成为帝王谱中一个不可多得的可供剖析的典范。可见到的秦二世的可靠、可借鉴史料，基本上都记载在《秦始皇本纪》、《李斯列传》、《蒙恬列传》之中，通过剖析这样一个典型，人们或可更深入地了解封建专制统治其残暴、其腐朽黑暗及其必然灭亡的内在原因。本文试从以下几方面对由秦二世本人引发的历史现象进行探讨。
一、良好的教育不能保证产生有道之君
在秦始皇二十余子之中，胡亥无疑是最受宠爱的。这一点可以从秦始皇出巡天下只带他一人同行看出。那么，在他接受教育问题上，也应格外受重视。这一点，有赵高自称“受诏教习胡亥数年”[1]之语即可为证。汉人贾谊以为，赵高所教，就是胡亥的全部所学，他说：“使赵高傅胡亥，而教之狱，所习者，非斩劓人，则夷人之族也。故今日即位，明日射人。忠谏者，谓之诽谤；深为之计者，谓之妖言。其视杀人若艾草菅然。”[2]这种说法全面否定了胡亥所受的教育。但考之以胡亥的早期言论，就可以看出贾谊之说的片面性。秦始皇方崩，赵高即怂恿胡亥篡立。在这种重大的机遇面前，胡亥的最初反应表现出他完全是受正统伦理观念左右。他说：“废兄而立弟，是不义也；不奉父诏而畏死，是不孝也；能薄而材谫，强因人之功，是不能也；三者逆德，天下不服，身殆倾危，社稷不血食。”[3]即使被赵高说动了心，胡亥仍以为：“今大行未发，丧礼未终，岂宜以此事干丞相哉！”[4]可见，即使已到了准备按赵高教唆行不义之事的关头，他心中念念不忘的，仍旧是正统的行事准则。据此是否可以这样认为，对胡亥的正面教育还是相当彻底的。以胡亥之受宠程度论，他的教育不应止限于赵高一人。赵高只是负责教育胡亥的专人之一。那么，赵高所授是否如贾谊所言，一味灌输残暴呢？当然不是，至少其劝说胡亥篡立的言辞不支持这一点。赵高丝毫未用什么刻薄之辞劝进，完全是一味出于公义，诱胡亥入其彀中。他说：“臣闻汤、武弑其主，天下称义焉，不为不忠。卫君弑其父，而卫国载其德，孔子著之，不为不孝。夫大行不小谨，盛德不辞让，乡曲各有宜，而百官不同功。故顾小而忘大，后必有害；狐疑犹豫，后必有悔。断而敢行，鬼神避之，后有成功。愿子遂之。”不难看出，胡亥本人在当时对这些人的事迹就是清楚的，也有可能有步这些先贤的后尘的意愿，去成为对国家和人民有贡献的人。由此可见，在正式接手权力之前，胡亥完全是用圣贤教育塑造成功的一个典型。
就上述赵高言论来看，或可从侧面提示了赵高所授内容，也包括了圣贤之言。事实上，赵高的教习内容确实不是如贾谊所认为的那样完全是刑律。《秦始皇本纪》就明确说“赵高故尝教胡亥书及狱律令法事”。这里的“书”有别于“狱律令法事”，就应该是前贤著作。践位之后，胡亥能熟练搬用韩非之言，或封堵臣下的劝谏，或要求臣下迎合自己。凡此种种，均显示胡亥可能从赵高处所受教育相当系统，其所学也相当深入。韩非是先秦法家的代表人物，以刻薄少恩著称。然通观《韩非子》一书，刻薄处均为人主驾驭臣下时的容易施行之术。而在术的外衣下，其内涵则又是为君者必处以公心的大道理。毕竟韩非是荀子的学生，儒学是他的根基。他之所以要宣扬为君之术，无非是要结秦始皇之欢心，以推行其政治主张。这种行为模式在战国时代非常普遍，所有的差别只是进言的内容不同，而目的都是一样的。至于韩非的失败，与李斯的成功，不在本文讨论的范围，但二者都应该有好几套理论体系，以便投合人主的不同需要则是共同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法家学说也只是这类术士的主张之一，而非全部。有关这一点，有商鞅说秦孝公的事例为证。商鞅说秦孝公，就变换了几次说法，最终是以治国强兵术得逞。
可以肯定，崇尚武力、崇尚铁腕统治的秦始皇在对其子嗣的教育中，推行的完全是正统的道德伦理学说。胡亥又因极得宠爱，其受这类教育的深度和广度较其众多兄弟，应该毫不逊色。尽管如此，胡亥却并没有成为一个有道之君，在他主政的三年时间里，就没有发现一条有道的执政记录。可以说胡亥所接受的系统的历代圣贤激励教育，从来没有转化成的行为动力。
胡亥在位不过仅三年时间，起先他也不是立刻荒淫起来的。人君之位自然产生欲有所为的冲动需求。这种需求既来自于自身，也来自于社会。贾谊《过秦论》提出：“天下之嗷嗷，新主之资也。此言劳民之易为仁也。”说明社会对新君有所企望，而胡亥面临的社会环境，似乎也可以有所作为。只是这种欲有所为的冲动，在放纵声色的本能面前显得太微不足道了。司马迁记下了胡亥的这一质变过程。胡亥登基之初，还考虑到要做一个让天下服气的皇帝，如厚葬秦始皇、东巡勒石，乃至于加速修建阿房宫等等举措，都或多或少为了一个愿望，即，不让天下之人小觑于他。他的有所作为的企图，或许还可包括效仿其父穷兵黩武。其实这些举措无一能增加他的威望。而他在营造形象方面的努力，也就到此为止了。自从当了皇帝，自然就摆脱了尘世的一切束缚。处在这种特定情形之下，胡亥的放纵本能就企图得到最大的释放。只有一种潜在力量会阻挠秦二世的放纵――既存的传统道德规范及由此引发的臣下劝谏。对于这个难题，胡亥受过的良好教育使他很容易从传统文化中找到支持自己的理论依据。有关这一点，将在后面交代。
而有了类似的理论为后盾，胡亥的放纵享乐便益发不可复制。并且理直气壮、有恃无恐。透过胡亥这个典型，我们可以肯定，历史上有过的荒淫之君，他们大致都受过良好的教育，而这类教育，也没能阻止其成为无道昏君。这个事实表明，良好的教育本身，并不能有效地抑制人性中的放纵本能。换言之，由于缺乏有效的制约因素，这些昏君的所作所为，最终使得道德施教者的愿望及社会的期待全部落空。
二、终极权力对人性恶的放大作用
胡亥堕落之快，不仅是为其登基出了大力的丞相李斯始料未及，即便他本人也不可能逆料。能反映胡亥早期生活的材料不多，只有贾谊提到：“二世胡亥为公子，昆弟数人，诏置酒飨群臣，召诸子赐食先罢。胡亥下陛，视群臣陈履状善者，因行践败而去。诸侯闻之，莫不太息。及二世即位，皆知天下之弃之也。”[5]将别人陈列整齐的鞋子故意弄乱一事，充其量只能说明其顽劣，还不足以上纲上线到品性卑劣的地步。而这唯一的记载，又因为汉人说话一向不严谨，其可信程度并不高，因为秦不搞分封，就不存在什么诸侯。笔者更倾向于认为其诸多恶习全是在拥有最高权力后发展起来的。根据秦始皇初崩、赵高向李斯竭力举荐胡亥为太子的言辞，胡亥早期的品行似无可指责。赵高说：“皇帝二十余子，皆君之所知。……高受诏教习胡亥，使学以法事数年矣，未尝见过失。慈仁笃厚，轻财重士，辩于心而诎于口，尽礼敬士，秦之诸子，未有及此者，可以为嗣。君计而定之。”[6]照此说法，胡亥的公开形象相当不错。而李斯对胡亥的人品不可能一无所知，否则，就不可能完全听信赵高的一面之辞，作出废长立幼的大逆不道之事。另从前面所引胡亥不肯即允赵高谋划之说辞来看，胡亥也算是个循规蹈矩之人。这与赵高向李斯描绘的形象相吻合。因此，可以确认，胡亥日后的诸般恶习在其践位之前没有露出丝毫痕迹。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与其说胡亥很善于掩饰，毋宁说是皇权绝对压力下的必然表现。因为皇权的绝对重压，使得循规蹈矩是臣子的唯一选择。即使品行卑劣的人臣十分受宠，也只能将其罪恶欲念善为掩藏。但是这种来自外在压力的自觉，终究是一种扭曲。凡扭曲者，皆需伺机释放。因此，忽然有一天，这种令人窒息的重压不仅消失殆尽而且操于己手，可以施之于人，其对人行为的冲击力是不可估量的。就胡亥而言，原本蜇伏于其本性中的恶迅速加倍放大，释放出来令人瞠目结舌。而贾谊所说的“非斩劓人，则夷人之族也。……其视杀人若艾草菅然”的场景也终于出现了。
还必须指出，这诸般恶习决非是师长所能教授，完全是与生俱来。如果赵高之流欲对此有所作为的话，充其量也只是引导而已。真正起主导作用的，只能是胡亥的自身因素。因地位之变化，产生了从有所顾忌到无所顾忌的质的飞跃。胡亥当了皇帝，就意味着原先的有所顾忌的循规蹈矩，其实质是一种本能压抑。当这种压抑有了释放通道，又以一种穷奢极欲的形式出现。最终呈现为能量极大、冲击力极强、足以令天下震栗的施暴癖。
尽管胡亥登基之前，犯下了矫命赐长兄扶苏死、并在安葬秦始皇时殉葬者众诸般暴行，但也有迹象表明，在他登上权力极顶之初，其本性还不是太过残暴。如在即位之初，他有开释蒙恬的打算就是一证。[7]但他这种难得一现的仁慈之心，很快就被戾气所替代。究其因，还是源于最高权力对人性的盅惑使然。
为了清除对皇位的威胁，胡亥发起了一场针对诸公子与大臣的大屠杀。对于杀戮诸兄弟及大臣的动因，司马迁给出两种不同的记载：其一，胡亥欲寻欢作乐时接受赵高示警而大开杀戒；[8]其二为胡亥自己提出对权力的担心。[9]在后一种，暴露出来胡亥的本性恶要超过前一种。这一事件可以有两种解读。首先，它清楚地表明，至此胡亥已开始为了巩固到手的权力而无所不用其极。其次，它表明骄奢淫逸与残暴本身就有内在联系。其底蕴或许就是，谁也不能阻止一个君王称心。这是历史上所有暴君的心理共识及行事准则。从此，胡亥为了一逞己意，不断使用自己的巨大权力。一旦为恶具有了这种极其功利的成份加入，其程度和规模都会成倍地放大，而令整个社会为之颤栗。但不论事变是出于哪一种，均表明胡亥从此开始行暴政，直到覆灭。
由于邪恶的本性使然，皇帝的职责便被胡亥简化成了为放纵而驱使民力及使用暴政。胡亥的及时行乐倾向是很突出的，这种行径显然与传统上提倡的君道不相容。自古以来，人君处于权力极顶，为天下瞩目，自然会有许多道德戒律制约或曰规范着他的行为。这些戒律既为历代君臣所共遵，且为天下所共知。严格地说，这些戒律存在的本身，对胡亥的纵欲就有所制约。但胡亥对此置若罔闻，甚至到了陈胜起义烽火遍及天下的时候，也不为所动。朝中的老臣，如丞相李斯、去疾，将军冯劫都试图对胡亥祭起圣贤古训以规劝之，但这样做的结果，为已坐稳帝座的胡亥所不能容忍。而惹恼了胡亥，就给进言的各位带来杀身大祸。[10]胡亥的暴戾，已使得任何想尽臣道的臣子无能为力。
胡亥的所作所为，无一是开创性的，他仅仅是将一种暴政气氛推向极致而已。这种君道失控及二世朝的暴政，胡亥固然要负主要责任。但臣子为此局面的奠定之责，也无可推托。由于秦始皇对传统的蔑视，已使得传统说教失去了应有的地位。上有好者，下必甚焉。在这个前提下，产生暴政的理论基础也就早已由臣子们提供了。还在秦始皇统一天下之初，为了推行极权统治，李斯就提议以吏为师。[11]这是指广泛的社会生活。其实李斯主张之所以被秦始皇所采纳，完全是因为这些主张符合秦始皇的本心。而有了这个前提，就很难说清这个主张究竟是李斯的真实意见，还是投机取巧、博主子欢心的手段。但无论如何，这一提案的成立，使得朝廷政治生活顺理成章地必然要以君主的个人好恶为是非。而投主子所好，本身就是自战国以来知识分子的主要出路之一，无论是以合纵、连横，还是尊法尊儒，都是瞅准了当权者的内在需求。而这些知识分子如果成功地将自己的主张与当权者的好恶有效结合起来，他们也就在满足当权者需求的同时，取得了自己所欲的功名利禄。
或许由于皇帝之位有超越前人的要求，更加大了胡亥放纵和暴政的力度。于是放纵和暴政便相辅相成地构成了秦王朝的统治特点。尽管关东烽火遍地，但秦二世仍有足够的权威维持自己的淫乐。而因这种淫乐增大了开支，就势必要加倍地压榨百姓。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一切暴君的荒淫，都是靠暴政支撑着的。荒淫是人性中最易诱发的恶，只要封建君主制度存在，势必会发展到荒淫无耻的地步。中国历史上以陈胜为首难的农民大起义，无一不是暴政压榨的结果。虽然那些靠了农民起义开创了王朝的统治者，每每以秦二世的过失警策其子孙，但仍然不能避免重蹈覆辙的命运。农民起义始终都是中国历史上改朝换代的最有力量的工具。
或许胡亥还有另一种层次的苦闷，即他想超越秦始皇。这是赵高诱使他篡权的动机之一。每个人的人性深处都藏有渴望崇高的内在冲动，胡亥也不会例外。当他君临天下之后，很可能就会发现要超越其父秦始皇是多么不容易的事。对此，他毫无心理准备。这种情况无疑是一种挫折。而身为皇帝，要宣泄挫折，又以荒淫无道最为方便简捷。这不仅是对整个社会的惩罚，也是对他自身企求崇高的反动。其结果是变本加厉地荒淫施暴。于是，历史就不断产生这样一种怪圈：由于人性中阴暗部分的影响，统治者坠入荒淫之道；由荒淫而无所作为的沮丧感，又促使其进一步荒淫。如此循环往复下去，直至灭亡。
三、过分的利己主义产生了一系列理论发明
有关皇帝的行为准则，本来是有一套传统认定的，即按照历史上有名的明君，如尧、舜、禹、汤、文、武、周公那样去做。这一点本来应该是没有疑问的，前贤论述、先帝教诲、相傅传授均不在少数，应是为君之道的共识。但到了胡亥这里，连这个不成问题的事都成了问题。在胡亥的新界定中，有道之君，就应该像他这样专心享乐。
处于高度集权的秦王朝，胡亥的所作所为完全可以是随心所欲的，事实上他也正是这样做的。然而，仅仅是专横地行己所好，似过于野蛮，这样既不符合君道，也与其所受教育不相称。只要达到一定的文明程度，人类的一切行为都应有一定的理论依据。不如此，对自己及外界都无法交代。所以，胡亥在行荒淫无道之事以前及其同时，也势必要找到一定的理论依据：对外可堵塞群臣之口，对己则能坚定这样荒淫的信念。所谓有所本。如他责备企图劝谏他的丞相去疾等人时说：“吾闻之韩子曰：‘尧舜采椽不刮，茅茨不剪，饭土?g，啜土形，虽监门之养，不觳于此。禹凿龙门，通大夏，决河亭水，放之海，身自持筑裴，胫毋毛，臣虏之劳，不烈于此矣。’凡所为贵有天下者，得肆意极欲，主重明法，下不敢为非，以制御海内矣。夫虞夏之主，贵为天子，亲处穷苦之实，以徇百姓，尚何于法？朕尊万乘，毋其实，吾欲造千乘之驾，万乘之属，充吾号名。且先帝起诸侯，兼天下，天下已定，外攘四夷，以安边境，作宫室以章得意，而君观先帝功业有绪。今朕即位，二年之间，群盗并起，君不能禁，又欲罢先帝之所为。是上毋以报先帝，次不为朕尽忠力，何以在位？”[12]再如他应付李斯的劝谏时说：“吾有私议，而有所闻于韩子也，曰：‘尧之有天下也，堂高三尺，采椽不斫，茅茨不剪，虽逆旅之宿，不勤于此矣。冬日鹿裘，夏日葛衣，粢粝之食，藜藿之羹，饭土匦，啜土??，虽监门之养，不觳于此矣。禹凿龙门，通大夏，疏九河，曲九防，决?s水，致之海，而股无眠，胫无毛，手足胼胝，面目黎黑，遂以死于外，葬于会稽，臣虏之劳，不烈于此矣。’然则夫所贵于有天下者，岂欲苦形劳神，身处逆旅之宿，口食监门之养，手持臣虏之作哉？此不肖人之所勉也，非贤者之所务也。彼贤人之有天下也，专用天下适己而已矣，此所以贵于有天下也。夫所谓贤人者，必能安天下而治万民。今身且不能利，将恶能治天下哉！故吾愿赐志广欲，长享天下而无害，为之奈何？”[13]胡亥如此“高明”地曲解先贤主张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及君子之德如风，小民之风如草，可以称得上是昏君中的荒淫有理的理论家。不如此，则不能算是一个“合格”的昏君。这些理论的发明或阐述，恰好暴露了封建统治者的丑恶嘴脸。而臣下对胡亥谬论的屈从，乃至帮助他完善，更说明封建专制时期的君臣典型模式。可以肯定地说，历史上出现过的昏君，不论其享乐借口有无上升到胡亥这样的理论高度，其内在实质应是一脉相承的。有了这种支持，他们在荒淫无道的同时，是不会有丝毫的愧疚之感的。
当然，胡亥的这种理论素养也离不开臣子的灌输与补充，而胡亥则善于对那些他认为对他胃口的话有选择地采纳。如李斯让其不要耽于声色，就有赵高提供相反的建议，赵高说：“五帝、三王，乐各殊名，示不相袭。朝廷下至人民，得以接欢喜，合殷勤。非此，和说不通，解泽不流，亦各一世之化。度时之乐，何必华山之蚴耳而后行远乎！” [14]这番话正中热衷享乐的秦二世下怀，立即转化成其享乐的重要支柱。而胡亥的暴戾，也逼得臣子不断揣摩他的脾胃，说些中听的话投其所好。如李斯子守三川，而陈胜部将周章逾三川入函谷关击秦，为逃避胡亥的追究，李斯上了一大通讨好的话，其曰：“明主圣王之所以能久处尊位，长执重势，而独擅天下之利者，非有异道也，能独断而审督责，必深罚，故天下不敢犯也。今不务所以不犯，而事慈母之所以败子也，则亦不察于圣人之论矣。夫不能行圣人之术，则舍为天下役何事哉？可不哀邪！且夫俭节仁义之人立于朝，则荒肆之乐辍矣。谏说论理之臣开于侧，则流漫之志诎矣；烈士死节之行显于世，则淫康之虞废矣。故明主能外此三者，而独操主术以制听从之臣，而修其明法，故身尊而势重也。凡贤主者，必将能拂世摩俗，而废其所恶，立其所欲。故生则有尊重之势，死则有贤明之谥也。是以明君独断，故权不在臣也。然后能灭仁义之涂，掩驰说之口，困烈士之行。塞聪?R明，内独视听。故外不可倾以仁义烈士之行，而内不可夺以谏说忿争之辩。故能荦然独行恣雎之心，而莫之敢逆。若此，然后可谓能明申、韩之术，而修商君之法。法修术明，而天下乱者，未之闻也。故曰‘王道约而易操’也，唯明主为能行之。若此则谓督责之诚，则臣无邪，臣无邪，则天下安。天下安，则主严尊，主严尊，则督责必，督责必，则所求得，所求得，则国家富，国家富，则君乐丰。故督责之术设，则所欲无不得矣。群臣百姓，救过不给，何变之敢图？若此则帝道备，而可谓能明君臣之术矣。虽申韩复生，不能加也。”[15]原来帝王的欲高枕无忧地享乐，就要建立在天下震怖恐惧的基础之上。难怪历朝历代的暴君但凡是残暴的，也无不是荒淫的。李斯这一派胡言献上，等于将胡亥胡作非为的所有顾忌全部解除。由于当时秦军反击得手，反秦战事向着有利于朝廷的方向发展，二世就更变本加厉地施暴享乐，秦地百姓的生活也就陷入了更加黑暗之中。而李斯最终还是因为干扰了二世的享乐被治罪处死，当然是安了个谋反的罪名。
四、自成体系的权力控制术
秦二世在位虽不足三年，他的最大追求是从篡立前的有为憧憬，转变成唯享乐是务，并彻底葬送了秦王朝。用荒淫无道来评价他这三年，一点也没有冤枉他的成分。若论智力，他当在常人之上；若论权势，他也是大权独断，从未有一丝傀儡气息。如果说他是昏君，也未尝不可，只是他并非寻常意义上的昏君，是利令智昏的那一种人。胡亥为君之道的主干是享乐和滥用暴力，他所关心的重点，也就是外在形象和权力控制。而这两个重点又与享乐、暴力相互渗透、密不可分。他登基之初的东巡，厚葬秦始皇、续建阿房宫诸事，就是在享乐的同时，着眼于形象的营造；他下令对公子、大臣进行大屠杀时，又听从赵高之计出京巡幸，以避残暴之名，还是注意形象；当丞相去疾、将军冯劫等提议减轻赋税、停修阿房宫而大拂胡亥之意，他是找了其他的罪名，达到逼死二人的目的，却可不背拒谏之名，他总不想破坏社会共认的明君形象。由于胡亥以明主自居，任何与此相左的言论都为其不喜。如陈胜初反时，前线来使如实通报形势，却被秦二世治罪，这就逼着臣下报喜不报忧，自欺欺人。以至于陈胜武装攻到国都附近，他才意识到局势的严重性，急忙遣将剿伐。正因为胡亥大权在握，一旦他不作为，其他人只能干着急，一点也使不上劲。而耽于享乐的胡亥尽管误事，但从未放松对权力的控制。
胡亥只有二十岁的年纪，却对权力始终牢牢控制，或者得益于他所受的教育。《韩非子》一书就有相当篇幅谈御下之道；赵高为胡亥献策也有这方面的内容，有道是：贱者贵之，贫者富之，远者近之，其目的在于贬逐旧臣，启用新人。新贵们自然会对新主竭诚效忠。除此之外，胡亥自己还掌握了一套对臣下的平衡术。他同时倚重赵高、李斯，使此二人相争，而自己处于居间调停的地位，便可沉溺于享乐，不问朝事。臣下不和，皇帝便可高枕无忧。胡亥对李、赵矛盾之延续十分留意。为了维持这一对矛盾状态，他表现出罕有的耐心。因此，尽管他倾向赵高更多一些，但赵高说李斯谋反，胡亥并不急于将李斯法办；李斯进谏称赵高不忠，胡亥也未置可否。以胡亥之暴虐，如果不是刻意制造矛盾，他的这种耐心反而是无法理喻的了。正是这个缘故，在李斯入狱痛诋胡亥为不道之君并历数其罪过，胡亥也没立即将李斯处决。直到李斯经受不起赵高的严刑 拷打，自承谋反，胡亥才下决心斩了李斯一门。[16]这意味着胡亥显然是中了赵高的计，否则他不会亲手将他精心维护的这对矛盾毁于一旦。李斯一死，胡亥精心调护的这对矛盾自然解体，其最终死于赵高之手，也是这种矛盾瓦解的结果。因为直到最后关头，胡亥的大权仍未旁落，只是他过于沉溺于享乐，让赵高有了可趁之机。所以说，胡亥在应付陈胜起义引发的土崩瓦解形势面前缺少办法，但在驾驭朝廷权力方面还是有一套的。
胡亥对赵高的依赖也有他的一套见解。李斯以为秦二世的荒淫赵高有脱不了的干系，于是就在二世面前说了赵高一大通坏话。二世以赵高是宦者，值得信赖。他说：“何哉？夫高故宦人也。然不为安肆志，不以危易心，洁行修善，自使至此。以忠得进，以信守位，朕实贤之，而君疑之，何也？且朕少失先人，无所识知，不习治民，而君又老，恐与天下绝矣。朕非属赵君，当谁任哉？且赵君为人精廉强力，下知人情，上能适朕。君其勿疑。”这段话不仅说明赵高的当时身份确实是宦官，而且道出宦官为人主所信赖的原因。原来宦官无子孙以继其业，故能死心踏地为人主效力。难怪中国历史上宦官专权的例子层出不穷，其秘密就在人主认为他们的私心最小。在赵高的宦官身份上，历来有不小的争议，如秦史专家马非百先生不死活不承认赵高是宦官，但他在这个问题上肯定是错了。赵高的宦官身份不仅有秦二世的认定，也有他本人的自承，如在沙丘之谋时，赵高自称其“固内官之厮役”。更有《樊郦滕灌列传》为证。刘邦不见群臣，樊哙闯宫，称，陛下“不见臣等计事，顾独与一宦者绝乎？且陛下独不见赵高之事乎？”这些均表明，当时都以赵高为宦官。但秦二世在赵高问题上大概犯了个差错，因为赵高的宦官并非真正意义上的宦官。根据日后其婿阎乐参与杀害二世，表明赵高的宦者身份是成年后所得。据《蒙恬列传》，赵高因犯法，受处罚，执行者为蒙毅。大概以秦律之重，赵高所犯过失可以判死罪，只不过秦始皇惜其才，饶其不死，其所受刑罚或许就是宫刑。这就是其宦官身份的由来。而二世或忽略了赵高的本来面目，只认他当时的宦官身份，故产生了认识的偏差。 大概正因为此，他才听信了赵高，杀掉李斯，破坏了自己精心营造的权力矛盾，使得赵高揽得大权，最终被赵高杀害于望夷宫。
总而言之，秦二世现象极其错综复杂，其性格、其知识程度与其不可复制的地位结合在一起造就了一个集专制的一切丑陋于一身的暴君。从这个个案中，人们看到有道之君的需求敌不过放纵声色的本能，荒唐的实用主义竟产生于系统教育之中，将聪明才智用于祸国殃民且理直气壮。裕于应付政权内部的逆耳之音，而应付不了来自政权以外的威胁。
附注
[1][3[4]][6][8][13][15][16]参见《李斯列传》
[2]《贾谊新书?保傅》
[5]《贾谊新书?春秋》
[7]参见《蒙恬列传》
[9][10][11][12]参见《秦始皇本纪》
[14]《史记?乐书》）
家园 最主要是胡亥的年龄问题 如果年龄偏大一点，未必会犯这么致命的错误
就因为太年轻，太自以为是，年轻人总会犯错，尤其是年轻人，没经历过人世间的一些事无法成熟起来
家园 【原创】秦二世少子身份考辨 秦二世胡亥是一个很值得注意的历史人物，秦王朝就是在胡亥手里断送的。史载，胡亥是秦始皇少子，也就是年龄最小的儿子，他的这一身份是司马迁在《史记》中交待的，向无疑义。如今，各种学术著作乃至于历史普及读本皆如是说。可以认为，胡亥的少子身份是举世公认的。但仅就现有史料，他的这一身份并不令人信服。笔者以为，“二世少子说”是当时特定形势下的产物，试论如下。
一
《史记》中有两处明确提到胡亥的少子身份：一次是在《秦始皇本纪》中，“三十七年十月癸丑，始皇出游，……少子胡亥爱慕请从，上许之”。另一次是在《李斯列传》中，“少子胡亥，爱，请从，上许之”。两处文字实际上记载的是同一桩事情。由于“少子”一词两度出现，就不能将其归咎于笔误，这应该是司马迁作《史记》时已被确认的事实。除了文字上的确认之处，二世的少子身份还可以从史记的相关文字中得到支持，如赵高怂恿二世大开杀戒时说：“夫沙丘之谋，诸公子及大臣皆疑焉，而诸公子皆帝兄，……”[1]_这段录之于史的文字可以算是二世少子说的最有力左证。然而，史料中的诸多事实使得这一貌似确凿的说法大有疑问。
首先，胡亥的年龄不像少子，关于胡亥的年龄，《史记》有两次提及，均见于《秦始皇本纪》，第一次是“二世皇帝元年，年二十一”。第二次为该本纪之末，“二世生十二年而立”。据《秦本纪》，秦始皇死时，年五十一（实则五十岁不到。十三岁继位，在位三十七年）。如果胡亥登基年龄分别按二十一岁或十二岁算的话，那么，秦始皇生胡亥的年龄则为三十岁或三十九岁。很难想象秦始皇在其后的漫长岁月里没有生出男性子嗣。秦始皇青壮年时期身体极为强捷，后宫佳丽充满，平定六国后，他又从各国掠来大量美女供己淫乐，如果生育出为数不少的男性子嗣当属情理之中。有关秦始皇?v天下之后的男女之事，在《秦始皇本纪》中可以找到证据。如秦始皇三十五年，“……乃令咸阳之旁二百里内，宫观二百七十，复道甬道相连，帷帐钟鼓美人充之，各案署不移徙。行所幸，有言其处者，罪死。”还有证据提示，秦始皇后宫中有年幼子嗣。如二世胡亥对秦始皇后宫女人的处理时说：“先帝后宫非有子者，不焉不宜。皆令从死。”[2]若二世为少子时龄二十一岁，其所谓有子者的年纪均可观，无所谓放出宫去的问题，何况诸公子旋即遭杀戮，对有子者亦无须网开一面。这里提到的“有子者”，当指那些有年幼皇家血脉、且须对幼儿加以照料的人。从这个意义上来看，只要后宫的幸存者们生有男性子嗣，胡亥就不会是少子。而这种可能性相当大。
其次，沙丘之谋提到过始皇子嗣的数量，赵高曰：“皇帝二十余子，皆君之所知。”[3]_这一数字向为后世沿用。但在胡亥登基后对诸公子的杀戮中，毕命者有九人及十三人两说。一说为“六公子戮死于杜”，公子将闾昆弟三人被迫自裁；[4]另一说为“公子十二人戮死咸阳市”，另有公子高一人准其自裁追随先帝于地下。[5]不论哪一种说法为准，其数量与二十余子相较都差距甚大（此两数字说的是同一件事，《史记》中一事分记两处时，常会发生细节出入）。可以肯定其中一些人没有被杀。其原因或许有二：一、据李斯“诸男皆尚秦公主，女悉嫁秦公子”[6]来推断，始皇子中或有几个娶了李斯之女。李斯对胡亥继位有大功，胡亥当然不好意思动李斯的眷属。二、胡亥的杀戮对象仅仅是那些齿序先于他的兄长，而那些年少于他的兄弟则不必悉数杀灭，不妨手下留情。又据《李斯列传?集解》，辩士隐姓名遗秦将章邯书曰：“李斯为秦王死，废十七兄而立今主也。”表明胡亥为始皇第十八子，这在二十余子中显然不是少子。《集解》所据为何不得而知，但可以作为二世非始皇少子的证据。
再其次，二世受赵高挑唆，欲治李斯重罪，李斯于绝望气苦之余，口不择言，大肆数落胡亥的诸般不是，其言有“日者，夷其兄弟而自立也，……今行逆于昆弟，不顾其咎”[7]之语。如果胡亥所诛诸公子皆为其兄的话，那么直截了当道其杀戮诸兄，不仅比之含糊其辞的“兄弟”、“昆弟”罪名更大，也有助于表明李斯于二世继位一事骧助之功更大。于是，二世如此对待李斯，就难逃忘恩负义之嫌。在这种时刻，李斯不会犯胡涂，他之所以“兄弟”、“昆弟”并提，皆因其为事实，这表明死难者中有兄有弟。
最后，据马非百先生《秦始皇帝传》引《古今图书集成?职方考》，秦始皇还有幼子[8]及东巡所生子，[9]其年龄均小于胡亥当无疑问。这两条材料据何而言不可知，但不妨引作为二世非少子的左证。
就司马迁两度提到的二世少子说而言，上述反证足以令其站不住脚。但少子说至今仍风行无阻，其中的关键是年龄问题。对于《史记》交待的两个年龄，持少子说者一定倾向于十二岁为适。这不仅是因为如此年纪更像少子，而且诸多杀戮也可完全推委于二世年少，易受人操纵的缘由上去。但史书中有关秦二世的材料不算少，只要稍加分析，其结论将使抱二世年少想法之人大大失望。有关二世即位年龄非十二岁的证据大略如下：
1、《秦始皇本纪》之“二世生十二年而立”之“十二”极可能是二十之笔误。理由是据同书“二世皇帝元年，年二十一”，二世于此前一年即秦始皇三十七年即位，其年龄正好是二十。2、秦始皇初立时年十三， 因年少委国事于大臣。在秦始皇九年，即“秦王冠”之前，几乎没有其理政的材料。而胡亥即位后，立刻就有大量理政事迹。如果他确以十二之龄即位，又幼于乃父初立年龄，根本不可能亲自过问政事。而离开了二世的决断，朝廷之权也不会从丞相李斯手里转入郎中令赵高手中。3、赵高有言， “受诏教习胡亥，使学法事数年矣”。 [10]如果胡亥当时为十二岁，其学法之初的年纪当不会迟于十周岁。秦法甚繁，涉及面颇广，仅从遗留下来的文献来看，就多达28类、1000余条。让一个不晓世事的孩童学如此繁复的法律，显然于理不通。4、十二岁即位，一定受制于人。但史料中的许多事都是二世亲自所为，或加以垂询后才得以贯彻落实。诸如始皇落葬后的东巡、处死蒙氏兄弟、杀戮诸公子公主及大臣、陈胜首难后的局势、李斯案的调查，二世均亲自过问。以至于李斯身陷囹圄还幻想能上书二世替自己辩解。最后，赵高除掉二世也很费了一番手脚。凡此种种均表明二世绝不是十来岁的孩童。5、贾谊《过秦论》云：“今秦二世立，天下莫不引领以观其政。”司马相如奏赋以哀二世行为过失曰：“持身不谨兮，亡国失势；信谗不寤兮，宗庙灭绝。”[11]此二公皆早于司马迁，对二世的了解当不在太史公之下，如二世仅是十几岁的少年，贾谊等人不当苛求如此。
总之，较之于十二岁而言，二世胡亥的即位年龄当以二十岁为为合理。
二
笔者在上面已彻底排除了二世胡亥为始皇少子的可能性，但此说盛行的原因似有追究之必要。司马迁作史取材当都有所本，二世少子说既非笔误，那一定是当时已有之成论。至于这种成论缘何而起，从《史记》中亦可窥出端倪。少子说由起的最早言论当推大泽乡起义前陈胜吴广的反秦密谋，陈胜曰：“天下苦秦久矣。吾闻二世少子也，不当立，当立者，乃公子扶苏。扶苏以数谏故，上使外将兵。今或闻无罪，二世杀之。百姓多闻其贤，未知其死也。项燕为楚将，数有功，爱士卒，楚人怜之，或以为死，或以为亡。今诚以吾众诈自称公子扶苏项燕，为天下唱，宜多应者。”[12]这里的二世少子说不仅是现在可以见到的最早语言表述，而且极可能是此说传播久远的并最终定格的底蕴所在。日后陈胜、吴广揭竿而起反抗暴秦，他们最先公开亮出的旗号正是扶苏、项燕。不难设想，在迅即蔓延的反秦烽火中，二世少子说因能激发人们的反抗信念，其传播之广之快之深入人心是极其合理的。
作为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劳苦农民，陈胜是否能弄清皇室诸公子的齿序当属疑问，而在他准备起事的当口，则更无兴趣弄清这里面的一切。扶苏为始皇长子，这是天下共知铁定了的事实。对陈胜而言，虽然所知仅限于此，但也已足够了，这至少表明胡亥不是长子，却是杀害长子扶苏的元凶。这一事实显然有利于陈胜鼓动同伴参与反秦大业。
这一招或非常奏效。如果看得更深一层，陈胜此举就更见其合理之处。陈胜欲干之事为惊天动地之业绩，而他的社会地位则卑微得无以复加。无论统治者何等暴虐，陈胜所为也算是一种犯上作乱行径。与强大的国家机器相较，陈胜、吴广及其同伴们简直微不足道。在这般情形之下，如果没有一个正当的名份，一个过硬的借口，很难设想陈胜的战友们会追随其起事，也很难设想他们的事业会迅即成为燎原之势。因此，作为一种斗争策略，陈胜所部在向当局攻击的同时，一定会有意识地大肆宣扬二世少子说。而此说在这种旷古未有的规模与力度的宣传下，其发生的效应亦可想而知。
中国的政治传统非常注重名正言顺。所谓“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正名问题正是陈胜起事伊始必须解决的首要问题，而最直接最便利的解决办法莫过于将敌对一方置于不合法的境地。如此一弄，便可为日后的反抗减轻一点罪过，或曰披上一件合法外衣。其底蕴是，对待不合法的政权，可以无所不用其极。陈胜将矛头直指敌对势力的化身、当朝皇帝二世胡亥，其手法是极其高明的。在嫡长子继承占压倒优势的世袭时代，突然之间提出少子说，无疑将引起强烈的震动。此说的提出不仅能打消反叛者的畏怯之情，或许还能在某种程度上瓦解秦军阵线的斗志。是否可以这样说，二世少子说的提出是对秦王朝的最为致命的打击。
一定会有人反诘，秦王朝的暴政导致民不聊生，陈胜等人身陷绝境，故铤而走险，终致天下云从，与二世少子说无涉。这种说法当然大有道理，但毕竟不能解释全部历史现象。秦灭六国后，心怀不满分子大有人在。韩国贵族张良就雇用过杀手谋刺秦始皇；项梁叔侄匿迹吴下；黥布、彭越亡命江湖；刘邦的情况更与陈胜相似。上述人等均为一代人杰，同处于“天下苦秦久矣”的时代氛围，且不容于秦。然而，他们又都没有打出旗号向秦王朝公开叫阵。他们之所以匿伏于世，隐忍不发，其最重要原因恐怕就是没有找到一个合适的借口。这是否表明，统治者的暴虐尚不是一个充分的借口？
从历史的角度来看，秦完成统一大业，结束了几百年的战乱，对中国政治算是一种正统继承。用贾谊的话来说即为“秦?v海内，兼诸侯，南面称帝，以养四海，天下之士斐然乡风，若是者何也？曰：近古之无王者久矣。周室卑微，五霸既殁，令不行于天下。是以诸侯力政，强侵弱，众暴寡，兵革不休，士民罢敝。今秦王南面而王天下，是上有天子也，既元元之民冀得安其性命，莫不虚心仰上。”[13]贾谊是汉文帝时人，其生活时代距秦灭不远，这一通文字当是较接近秦王朝统治时期人民的实际心态的。司马迁也极力推崇秦为权力之正统，《六国年表序》中便将秦直接排在周之后、汉之前，又论曰：“秦取天下多暴，然世异变，成功大。”《秦楚之际月表》曰：“秦起襄公，章于文、穆、献、孝，之后，稍以蚕食六国百有余载，至始皇乃能?v冠带之伦。以德若彼，用力如此，盖一统若斯之难也。”司马迁对秦的这种认识并非凭空产生，而是有相当的社会基础。早在汉高祖十二年，刘邦为战国绝嗣之诸侯设守冢之家，其中秦始皇设守冢二十家，多出其余人等一倍。[14]此举亦表明了汉王朝对秦王朝正统地位的确认。由此可以推断，秦王朝作为命定的统治者在当时及后世已是一种普遍的共识，广大人民纵然饱受蹂躏也不敢轻易作越轨之举。而不满情绪是普遍存在的。如“天下苦秦久矣”这句话，在《史记》中就至少出现过三次，[15]只是在思维定势形成的阻力面前显得无能为力。在这种无可奈何的僵局面前，陈胜提出的少子说，无疑是打破僵局的独创。其所以能奏效的底蕴是，由传统规范形成的阻力，也只能从传统规范中找到利器予以击破。因此，陈胜在一方面宣扬二世少子说的同时，一方面又冒用扶苏名号，其目的就是想表明自己是出自正统。汉高祖刘邦发达之前，从属于得陈胜之统的项梁，二世少子说在楚军中当广为人知。于是，汉王朝建立后，这一提法流传下来就不足为怪了。
综上所述，《史记》中几次提到的二世胡亥的少子身份并不令人信服。也许司马迁本人对此界定也是将信将疑，他在评价李斯的一生功过时提到，李斯废嫡立庶。[16]这里的嫡即为长之代称，但庶与少则不可混为一谈。这其中的分别，司马迁一定不会搞错。所以说，司迁对少子说并没有把握。那么，秦二世的真实身份之确认或许就成了永恒之谜。总之，两千年来，秦二世一直被冠以的少子之名极可能是当时的政治斗争的产物。两千年后，我们后人再沿用这一提法，未免就太不科学了。
附注：
[1][3][5][6][7][10][16]参见《李斯列传》。
[2][4][13]_参见《秦始皇本纪》。
[8][9]参见马非百《秦始皇帝传》（江苏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
[11]参见《司马相如列传》。
[12]《陈涉世家》。
[14]参见《高祖本纪》。
[15]参见《高祖本纪》、《张耳陈余列传》。
家园 雄文一赞 敬候佳作
家园 九段兄好文 顺便问一句:
楚是一个古老的民族，据童书业先生举甲骨卜辞有“扫楚”字眼为证，表明楚民族在商代就以“楚”称着于世这个"扫楚"是啥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