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古史杂识 连载 -- 菜九段
家园 【原创】古史杂识 连载 目录
西周楚国初封及迁移原因解
**僖十七年鲁师灭项解
苏秦相六国辨
**乐毅破齐期间齐地存在状况考辨
试论《触龙说赵太后》的史实之伪
《史记》秦史献疑拾误
秦二世少子身份考辨
试论三户亡秦的历史应验
秦代楚地吏治松懈刍议
**秦二世现象论
**秦二世朝史实窥谜
**陈胜故里阳城考
**有关吕太后的传说与神话考释
刘邦西进灭秦的战争线路及历史功绩辨析
刘邦赵高联络始末考论
千古谁识《鸿门宴》
附**秦楚之际称臣考
项羽分封新论
**《汉书》辨误二则
**楚怀王心的历史地位述略
附 寻找楚怀王
**汉灭齐战役考释
项羽败亡原因新探
**解读项羽
霸王别姬解
试以历史的角度评价刘邦的个人品质与汉初文化
**汉高祖三题
略论汉定天下过程中的吕氏武装
《史记?秦楚之际月表》考释
《汉书?异姓诸侯王表》考释
**《汉书?高惠高后文功臣表》考释
*我来剥周昌的画皮
**古风探求
汉孝惠皇后身份辨
**贾谊问题考释
不可鄙薄司马迁
附 皇帝的家谱
**沉甸甸的武则天现象
*金庸先生的猫腻
项桥失忆
不许有权人操历史（代跋）
注 *为首次正式出版 **为首次公开发表
写在前面
菜九推出这个小册子是因为有话要说。而这些话大半是这些年来拉拉杂杂说过的，只是想以这个形式合在一起大说一通。
菜九乃菜九段之省称，而菜九段作为网名，则是超级菜鸟之意。本意是说上网的水平极差，但也不妨推广到其它各个方面。然而水平极差不等于没有说话的权力。人总是要说话的，说多了总是会出错的。我是菜鸟我怕谁，说错了也不会引起太多的讥讽。而一旦说对说中，则颇能受到好评。这个小册子中曾经刊发过的部分，或者表示超级菜鸟有时也会说出一些被人认为有点道理的话。
人这种动物总是会有历史癖的。这一点也为网络上各历史论坛都人气鼎沸、高论低论层出不穷的景象所充分印证。记不得是接受了什么高人的提示，自菜九也信奉了将人类的苦闷归结为从哪里来到哪里去以后，才渐渐对这个人性特点有自己的看法。这个所谓的历史癖，其实也与解决人自身的苦闷有关。原来，因为到哪里去的问题，谁也说不出个所以然来，说出来的皆当不得真；所以不由自主且较为执着地关心起相对明确的从哪里来的问题。于是，想搞人性研究的菜九跑到历史的故纸堆里挖山不止也就不足为奇了。
说来有趣，菜九本因学医不爽，便有心在人性方面作点探索；本来只是为了更好地把握人性而熟悉历史，不意发现了若干问题；本来只想挑几个问题攒论文评职称，结果职称没评上，问题倒攒了一大堆；本来想置这些问题于不顾，结果良心不安，便想尽己所能把这些问题统统揪出来，却不曾想越揪越多，也就越陷越深，一直纠缠到现在，还不知到哪算是头。一个毫无学术渊源的门外汉想解决一些学术问题肯定是自讨苦吃，其间的磕磕绊绊以及重复了别人的劳动难以计数。但也有一个好处，即在这个过程中毫无顾忌，自得其乐，搞错了也不会丢谁的脸，伤害到什么人。好在有历史癖的人性支撑，以及我们安徽老乡胡适前辈“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有一分材料说一分话，有九分材料不说十分话”的指点，这些年下来，自认为也小心求证出若干问题，同时也知道存在一些无法求证、只得存疑的问题。其实菜九求证问题的办法很笨，但很管用，即将所有与问题相关的材料抄在一块，问题往往一下子就凸现出来了。有时候，最笨的办法常常就是最见效的办法。每当这个办法不断奏效时，就不禁想起程千帆先生在评价《中华大典》工作性质时说的话：只要将材料以新的形式排列，就能产生新的价值（大意）。程老先生可能没想到的是，像菜九这样把一个问题的全部材料集中并列，就无意中用上了胡适之先生的“以经解经”法，从而使得原本雷打不动的事实，也成了问题，并有可能给出了全新的解释。菜九的好运就在于，先是误打误撞用上了胡老先生的这个办法，然后才知道胡老先生的这个说法。这或许应了那句老话，瞎眼的家雀天照应。但运气归运气，暗中摸索的麻烦还是省不掉的。于是常常有今是昨非之憾，接下来是补不尽的漏洞，纠不完的错。
尽管如此，菜九的感觉并不充满苦涩，而是充满欣慰。不仅仅是因为这些年来大胆假设每每蒙对了，更因为自己上佳的运气。在菜九看来，如果想捣鼓出点玩艺儿，运气比才气更重要。须知，从古到今，比菜九根基好、才气大、用力勤的人多到不可胜数，但皆因没用上胡老先生的以经解经法，或归于默默无闻。所以菜九向读者诸君大力推介这个方法，如果你有历史癖，又对现有解释不满，还想搞出点名堂，只要把能找得到的材料全部排开，你总会有所收获，而且可能不小。这也是菜九出这本书的用心之一。同时菜九也期望这个小册子能给腐败猖獗的学术界注入一点生气，给如菜九般有志向学的门外汉一个振奋，给菜九膜拜久远的太史公一个交代，也算给菜九的安徽老乡胡适之先生投个门生帖子。读者诸君至此定会大笑不已――区区一小册居然能被赋予如此多的负载，然而菜九自有痴人说梦的权利。
痴人说梦，出错出丑是免不了的。在菜九以为自己蒙对了一些玩艺儿的时候，心里其实也没有太多的底气。十多年前菜九写歪诗的时候曾有《考古》一篇，有句云：“古应当考/我们岂能没有自己的出处/古不可考/我们尚未达到足够的高度”十多年下来，菜九肯定还是没有达到足够的高度，但也被考据癖驱使着捣鼓出这些篇什。人生的尴尬或许在于，即使没有把握，也不能不作为。真要因为高度不够而出丑露乖，那也是无可奈何的事。所以，读者诸君如发现菜九的小册子中有什么说错的地方，一定要给指点出来。拜托了。电子邮件[email protected] [email protected]
西周楚国初封及迁移原因解
西周楚国初封及迁移原因解
有关楚国在西周初年的始封地，尤其是楚都丹阳的争议颇多，现在稍占优势的观点是楚初建国于丹淅之交，即今河南淅川。由于此地与周初史迹不甚弥合，与后来楚之国势发展殊为悬隔，使之不能得到确定。按《左传?昭十二年》楚右尹子革“昔我先王熊绎辟在荆山，……跋涉山林以事天子”的说法，周楚之间的关系似一度相当不错。但类似陈述与楚突然在南方发展的事实严重冲突，也与目前的研究结论无法调和。因此，楚研究始终存在着源头不可解的困扰。其实，根据有关西周早期的历史记载，似可隐约辨认出楚初封之地望及其迁移原因，现试解如下。
一、楚之领地及初封
楚是一个古老的民族，据童书业先生举甲骨卜辞有“扫楚”字眼为证，表明楚民族在商代就以“楚”称着于世。[1]周代以前，楚系分布极广，今在山东、河南东部等地都发现楚族繁衍的迹象。所以司马迁论楚先世称“或在中国，或在蛮夷，弗能纪其世”，[2]正说明了楚系散处各地的极其错综复杂的情况。这一点极其重要，有了这种认识，或可避免非定楚于某地的拘泥。“鬻熊子事文王”[3]一事提示，在周原不远处有楚部落存在。周文王徙丰，淅川及本文后面设论之荆山均距此不远，而鬻熊或就属于这一部落。在追随武王伐殷的部落联盟中，楚的名号未厕其列，也表明了几种可能：（一）、楚臣属于殷或持中立立场，（二）、近周之楚不够强大，不值得提起，（三）、鬻熊家族在部落中未居主导地位。根据史料，笔者以为后两种可能更接近实际。楚在周初开化程度不高，虽然最初受封的一批国家（如陈、杞等）楚不在内，但不等于楚人当时没有地盘。司马迁说：“周封八百。”[4]荀子说：“立七十一国，姬姓独居五十三。”[5]应该说，这两组数字都没错，前者是实际存在之约数，后者是得周封之实数。可以肯定，当时绝大多数旧国均未一一受封，周王室对它们存在状态没有干预。楚人也完全可以在没有受封的情况下继续在他们祖先经营的地盘上繁衍生息。上文所说的“辟在荆山”，指的就是这块地盘。那么，荆山究竟指的哪里呢？有人以为荆山在荆州一带，[6]《中国历史地图集》确实明确标明这一地区有一荆山存在。[7]但此处与淅川悬隔过远，其间山川河流过密，其距周昭王覆灭的汉水亦甚远，此楚亦不可能对昭王的结局负任何责任。可是从楚人与管仲的对话上，他们并没有把昭王覆灭的责任断然推净。[8]再看占优势的“淅川说”主张的丹淅交会处左近不见有荆山之名，倒是在淅川西北的商县一带确有叫荆山或楚山的地方。今人何光岳指认商县一带百里方圆内有楚山楚水等名称者不下七八个。[9]凡持楚丹阳“淅川说”者都引用了《水经注?丹水》作为支持，《丹水》云：“丹水出京兆上洛县西北冢岭山。”又说：“至于上洛，楚水注之，水源出上洛县西南楚山。昔四皓隐于楚山，即此山也。”上洛（即今河南洛南县）西南，地在商县境至蓝田境之间。楚山楚水集中出现在一地的唯一解释，是楚先民曾经生活于此。而春秋战国时期，楚地未拓展至此。荆楚当时常混用，楚人曾在这一地区存在当无疑问。再看《中国历史地图集》，这一地区以北还有一荆山，其地更当华山以北，[10]与商县呈南北垂直状。如果将华山北之荆山与商县及淅川连为一体，就现出一个南北垂直呈东南倾斜的相当广大的区域，且正当宗周与成周中间。参之以周公奔楚的事迹，这块区域较为合理。不论周公的出发地是宗周，还是成周，他进入楚地都相当方便。这块区域与楚受封及封爵也没有过大冲突。首先，楚之受封或不应理解为如齐、晋、鲁、卫一般，是无地得封，它完全可以是周室对楚人既有生存空间予以名义上的确认。春秋时的邾国，直至隐公元年还未得王命即可为证――邾的地盘并不小，较之于早已受封之滕、薛还大得多。其次，楚之封地也不可拘泥于爵位等级之限定。时楚为蛮夷，名爵只能是子。如春秋莒子、徐男，其地均不小，所封不过为子为男；群舒、淮夷活动区域也很大，连名号也没有。这种现象的产生，是历史沿革的结果。开化程度较低的民族组织水平低下，他们无法与先进部落争夺平旷富庶地域，只得在山区栖身。楚的情况正是如此，作为极少数得周封的国家之一，在等级封疆问题上，楚必须看作为例外。对司马迁所说“齐、晋、秦、楚，其在成周微甚，封或百里，或五十里”之论，[11]不必看得太认真。当时秦根本还没有得封，齐则多达五侯之地。[12]秦之得封晚到周孝王时，[13]所以司马迁只是泛泛而论，不可作精确解。那么，楚之世居及初封地在华阴至商县区域的推论，既符合文献记载表述的相关条件，也与客观历史现象无违。
有关楚受封于成王时代已无争议，但这里牵涉到周公摄政归政问题，其受封时限仍需一辨。即楚之受封究竟在周公归政前，还是在周公归政后。从目前存有的文字记载中不能得出该时限的明证，或可以从周公奔楚这一事实推论楚受封当在周公摄政时可能更大。因为只有周公给予楚正式的名份，所以他落难时才可能到对他心怀感激的楚去躲过风头。其实，周公对楚的贡献恐怕还不局限于授封。童书业先生曾有楚人是东方种族、被周人硬迁至西方去的疑虑，理由是《逸周书?作雒解》有周公东征熊盈族十七国，俘回来九国的记载。[14]周初铭文有“隹王于伐楚伯在炎”字样，炎即为日后的郯，表明楚是东方民族，证实了童先生的估计.。如果此事属实，那么这些西迁楚俘之一部，极有可能被周公分派给已在荆山地区定居的楚人。祖居荆山的楚族经此补充后，其规模骤然大增，具备了受封的条件。与受封相适应，西迁楚俘也极可能由周公指派从属于鬻熊家族，使之从原本不强盛状态一跃成为在部落中居主导地位的势力，最终从王室接受封号。有关楚受封的具体情况，《史记?楚世家》称：“熊绎当周成王之时，举文武勤劳之后嗣，而封熊绎于楚蛮，封以子男之田，姓芈氏。居丹阳。”成王期间封异姓之事甚少，而举文武勤劳之后嗣这种做法，倒更像武王克殷后封圣贤后人之举。表明楚受封极有可能是直继封圣贤后之后进行的。完全有理由将楚受封的时间定于周公东征取胜后、归政前这个区间。而“封以子男之田”与“居丹阳”，意味着楚族要从原有居住的广大区域向丹阳集聚。这个丹阳即为丹水之北边，它可以是淅川，也可以是商县以西、丹水源头左近之地。这种结果也有可能是周人欲以名爵换取楚人领地的伎俩。当然，周与楚的这种约定是否能得至很好遵守尚属疑问。因为周民人数也十分有限，他们并无能力全面接管原荆山的广大区域。故楚人完全可以继续在他们早先的领地上活动，只是不再名正言顺罢了。
至于周公奔楚之事，根据《左传》的相关记载，已不再有疑问。只是此楚的具体位置争议颇多。因事关楚初封地望，在此简要作辨。根据以上论述，周公奔楚的时间当定于楚受封之后，这样就排除了东征前管蔡流言及征东居楚的可能性 。那么，争议的焦点就在于楚究竟是在汉水流域，还是在商县、淅川一带。今人王光镐以为，周公所奔之楚，地在江汉。[15]理由是《左传?昭七年》追记鲁襄公访楚前梦见周公祖而行。这种认识有拘泥于史料之嫌。鲁昭公上溯鲁襄公所之之楚固然在江汉之间，但不等于周公所至之楚亦在江汉。江汉之楚与王先生本人认同的楚初封淅川说，亦不可调和。所以周公祖而行之楚，完全可以理解为一政治概念，而不必硬解为地理概念。如果这个见解可以成立，本文所论楚之初封地与《左传》相关内容就不发生冲突。而春秋时楚与鲁关系甚密是否也暗示楚对周公的感激之情。
二、楚人南迁的成因
楚国受封后、南迁前的史迹除了周公奔楚之外，还有《国语?晋语八》“昔成王盟诸侯于岐阳，楚为荆蛮，置茅??，设望表，与鲜卑守燎，故不与盟”；《楚世家》“楚子熊绎与鲁公伯禽、卫康叔子牟、晋侯燮、齐太公子吕?尘闶鲁赏酢保弧蹲蟠??昭十二年》“昔我先王熊绎与吕?场⑼跛锬病③聘浮⑶莞覆⑹驴低酢薄４撕螅?便是昭王南征的事迹。根据上述记载，现在的通行认识是，西周初年周楚关系相当和睦。但这种认识与楚人莫详其故地放弃他们世代经营的故土大举南迁的事实严重对立。笔者以为，周公封楚、奔楚与楚人南迁之间或者存在着有机联系。
司马迁曾说过：“幽厉以往尚矣。”[16]意即为年代久远，其有关传闻不可尽信。对于《左传》熊绎事康王云云，司马迁略援为“齐、晋、鲁、卫，其封皆受宝器”。[17]此论既可以理解为对《左传》内容的意摘，亦可以理解为司马迁对“并事康王”一说的不信服。《楚世家》中，楚国君主数度表露出来的怨气值得注意。熊渠与武王俱称“我蛮夷也”，灵王抱怨周不授楚宝器。如果将此怨气与周昭王伐楚事件相联系，或许能对楚受封后的周楚关系作出另一番评判。
有关昭王伐楚之事，《竹书纪年》、《吕氏春秋》皆有明文，《左传?僖四年》管仲更以此事作兴师问罪的借口，此事的真实性无可怀疑。据《古本竹书纪年》，[17]昭王伐楚两次，其地均在汉水以南。这个地理位置虽与前文所论有抵牾，但完全可能是在昭王伐楚之前的周王室的某些军事进剿造成的结果。作为一个新兴国家，楚早期的国力相当微弱，显非周王室之敌。这种情势表明，楚不会主动开罪于周，后世楚君所说“跋涉山林以事天子”，也说明了楚对周所取姿态。一旦周楚起冲突，楚肯定非周之敌。值得注意的是，昭王伐楚的规模（丧六师于汉）远远超出了惩戒需要，说其目的是旨在将楚消灭，并不过分。据此，不能断言，在昭王之前周室没有类似做法。在势力不敌的情势下，楚欲生存，只有退却一途。江汉一带，或就是楚在周压迫下渐次退却的终端。那么，楚究竟犯了什么大罪，致使周王室必欲灭之而后甘？此事还是与周公奔楚有关。众所周知，周武王伐殷的借口是商纣失德，周立国后时时以有德标榜自居，这在周代的文献中随处可见。而周公奔楚这一事件，无疑给周王室一贯标榜的形象留下一片污渍。为了消弥这种不良印象，王室对周公一族实行了厚封。除了鲁及王畿内的封地周外（或许还有一些未被人知的畿内封国），周公后人得国号者另有七处：凡、蒋、邢、茅、胙、祭、[18]沉（周公孙始封，约在今安徽临泉），[19]其数量已大大超过武王后嗣得封者（??、晋、应、韩），此等有贿赂之嫌的举措，当可以在周室化境之内消除其失德的不良影响。但对详知其情又非嫡系的楚国，周室采取了完全相反的举措。一则因为楚开化程度低，周不屑于对其行贿；二则因为楚与外界交往或许不多，又处宗周、成周之间，很容易武力解决。所以周室准备“杀人灭口”。只是周的这番私心在周公未死之前不便实施。据《今本竹书纪年》，[20]周公死于归政后十四年，周室对楚的军事解决必在此之后。这里必须对“成康之际，天下安宁，刑错四十余年不用”[21]一说作出解释。根据《今本竹书纪年》成王八年，即周公归政后之元年，王师灭唐；成王十三年，王师会齐侯、鲁侯伐戎；十四年，秦师克曲。虽然此书的可信度并不为人称道，但至少透露出当时天下并不太平，其情状与周新定天下亦相合。所以，“刑错四十余年不用”，当与天下未集、周公平乱的局势相比较才成立。其真实含义是，一没有出现公然的叛乱，二没有大规模武装冲突。而周对近在肘腋之楚的军事摧毁，完全可以悄悄地进行。《周本纪》对昭王覆灭的评语耐人寻味：“其卒不赴告，讳之也。”这里讳言什么？也许是大失颜面的溃败，也许是伐楚的原因，也许两者都是。如果不是管仲的问罪，如果不是《吕氏春秋》的记载，如果不是汲冢古墓的发掘，周楚的这段历史确实会被周王室有意埋没。
看来周王室对此事之讳相当深，而被伐之楚也没有一字提及此事，其情形或许是莫名其妙。由于昭王伐楚的明证，后世将西周金文中出现的“从王伐荆”之类文字均归于昭王时代。这种做法本身有囿于现有史料之嫌。笔者以为，周之伐楚只是终于昭王（周穆王伐楚事，传说成分多于真实成分），而非肯定始于或仅限于昭王。周王室的最初伐楚地点当在商县附近之荆山，昭王对汉南之楚的讨伐，仅能视作为一连串军事行动的尾声。欲证明这一点，我们必须理性地回顾楚初受封的时态。首先，楚对周王室的态度。在经历了周公封楚、奔楚、返周，并再度大受尊崇之后，楚与周的关系应进一步亲密。至少楚不会主动向周寻衅。直到春秋初期，楚对近侧之随国尚存惮忌之心。很难想象，它会在西周初期敢对强大的王朝稍有不敬。金文中出现的伐反荆等字眼，只能理解为周室用兵的借口。其次，楚的地理位置。如果楚远在汉南，且不说它不敢反，既便敢反，其能量有多大不难想见，是否能惊动王室更属疑问。真的出现这种局面，周室只需下道诏令，汉南之楚的周边国家随、吕、邓、权等就足以令楚服贴，而不必由王室大举亲征，大动干戈。如果楚近在淅川或其以西北，它更没有理由主动叛周。其三，楚的长远目标。根据几代楚王对周王室未予楚宝器耿耿于怀一事来看，楚对周王室进一步提高规格的册封应很执着。这在周初是一种很实际的利益，当时楚人的境界也不会超越实际而高远起来。有一种论点认为，楚人是为了取得独立发展的千秋大业而离开北方向江汉间迁徙。[22]但这种论点是依照楚族的终于发达而得的逆向臆断，不足为凭。作为一个新兴民族，楚人是否有这种觉悟；溥天之下，莫非王土，楚人是否有这样做的便利；搬迁又是耻辱的标志，毅然抛舍世代基业，楚人是否有这样的决断；在没有外在压迫的情况下，楚人是否愿意承担前往陌生恶劣环境的风险。如果充分考虑这些因素的存在，后人就决不会把深谋远虑的特质强加给西周初期处境不妙的楚人。而楚人对周王室为何要讨伐自己也毫不知情，故有屈原在《天问》中 “昭后成游，南土爰底。厥利惟何，逢彼白雉” 的感叹。不难看出，只有在灭国的不断威胁面前，楚人才有可能搬迁。而这种威胁或在有明确记载的昭王伐楚前就已发生。
那么，会不会是楚人对周室的期望太高，因事与愿违而心生怨望，由此产生不敬行为，最终导致王室采取严厉行动呢？不能完全排除有这种可能，但可以肯定的是，第一，楚的势力地位决定了其即使有不满，也不可能强烈表达；第二，楚的不满一量旦直接面对周的强烈反应，为自身生存计，它一定会立即作出改过自新的乖巧状，以平息王室的怒气。以当时的实际力量对比来看，楚周关系无论如何也不可能演变到无法调和的地步，除非有一方坚持要这样做，而这一方绝不会是楚。
如果再看看西周初年的整个形势，更能发现周对楚的这种规模的讨伐的不合理之处。周公东征受到惩罚的是殷人和奄人，而积极参与叛乱的淮夷并未受到重创，似乎也没有臣服。与淮夷毗邻的徐戎也没有臣服，周王室在东土的殖民工作也远未完成，大片版图仍为异族敌对势力所占据。又由于周人攻殷，其故居周原一带已逐渐沦陷于西方的戎族，最终西周就是灭于戎族。与上述势力相比，不论楚是服是叛，在远在近，在王室理性的征服次序表上都是微不足道的。但周王室已动了欲灭楚而后甘之意，于是，不论楚采取什么姿态，都无法让周王室改变将其灭之而后快的意愿。在这种情况下，不想坐以待毙的楚人毅然放弃了祖先的栖居之地，向陌生的南方寻求生存空间。
总而言之，西周初年周楚关系及其背景极为复杂，限于史料缺乏，欲厘清当时的各项事件的因果联系实属不易。笔者以为，沿着周公封楚、奔楚及楚举国南迁这一线索，或许能得到认识楚初封地望及南迁原由的新视野。并由此提高对西周早期历史的认识。本文所取材料均为当今学界所认可，立论当否，还望有识之士予以赐正。
附注
[1] [14]参见童书业《春秋史》（山东大学出版社1987年5月版）。
[2] [3]《史记?楚世家》。
[4]《史记?高祖功臣侯者年表序》。
[5]《荀子?儒效篇》。
[6][15][22]参见王光镐《楚文化源流新证》（武汉大学出版社1988年11月版）。
[7][10]参见谭其骧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第一册（地图出版社1982年10月16开版35――36页，43――44页）。
[8]参见《左传?僖四年》。
[9]参见何光岳《楚灭国考》（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11]参见《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序》。
[12]参见《史记?汉兴以来诸侯王年表序》。
[13]参见《史记?秦本纪》。
[16]《史记?天官书》。
[17]《楚世家》。
[18] 方诗铭《古本竹书纪年辑证》，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19]杨伯峻《春秋左传注》（中华书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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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秦本纪》：“出子二年，庶长改迎灵公之子献公于河西而立之。杀出子及其母。”《秦始皇本纪》：“出公享国二年，出公自杀，葬雍。献公享国二十三年。”
按：《秦本纪》载，出子生于惠公十二年，生二年立。《六国年表》载，出子生于惠公十一年。不论哪一种说法成立，出子死时，其虚龄也不过五岁。当为他杀，而非自杀。
2?? 《秦本纪》：“孝公元年，河山以东强国六，与齐威、楚宣、魏惠、燕悼、韩哀、赵成侯并。”
按：《六国年表》秦孝公践位时的燕国之君为桓公或文公、韩国之君为懿侯（《表》作庄侯）。此外，山东强国应当还有越国。越国幅员辽阔，其南北跨度之大基本上把楚国含在腹中。据《越世家》载，越与楚争强，为楚威王所灭。而在秦孝公时期，越的国力及其战略地位至少应在燕之上。《韩非子?孤愤》云：“夫越虽国富兵强，中国之主皆知无益于己也。”这或许就是越在当时不被正视重视的原因。但即使秦国当政者或其史臣没有看到越的重要性，司马迁作史不应忽略这一点。
3?? 《秦本纪》：“（惠文王改元）七年，韩赵魏燕齐帅匈奴共攻秦。”
按：《匈奴列传》未载此事。或许此匈奴为义渠之戎。五国攻秦之后三年，秦伐取义渠二十五城。五国皆在秦之东，独义渠在秦之西，相互联络实属不易。证之于《张仪列传》，确认其为义渠之戎，只是其行动属自发，而非由谁帅。事在犀首名下：“犀首闻张仪复相秦，害之。犀首乃谓义渠君曰：道远不得复过，请谒事情，曰：中国无事，秦得烧掇?f君之国；有事，秦将轻使重币事君之国。其后五国伐秦。会陈轸谓秦王曰：义渠君者，蛮夷之贤君也，不如赂之，以抚其志。秦王曰：善。乃以文绣千纯，妇女百人遗义渠君。义渠君致群臣而谋曰：此公孙衍所谓邪？乃起兵袭秦。”据考，张仪一生两度相秦，复相乃五国伐秦之后的事。于是，义渠攻秦与五国攻秦已不相属。再者，五国退去后，秦国没有必要安抚贿赂义渠以安定后方。
4?? 《秦本纪》：“（惠文王改元）十三年，秦使庶长疾助韩而东攻齐，到满助魏攻燕。”
按：《六国年表?魏表》：“击齐，虏声子于濮。与秦击燕。”《韩表》：“秦助我攻楚。”《魏世家》：“与秦伐燕。”《韩世家》：“与秦共攻楚。”《田齐世家》是年与秦韩无战事。《燕世家》未记受攻事。秦、韩与齐不接壤，两国联手击齐没道理。秦、魏与燕亦不接壤。且燕方破于齐，昭王未立，国乱无主。这个现成便宜，燕的邻国赵、齐都没去捡，自然秦、魏也不该有所作为。因此，《秦本纪》所云助韩、魏分别伐齐、燕，恐为“助韩攻楚”及“助魏攻齐”之误。
5?? 《秦本纪》：“（昭襄王）八年，魏公子劲，韩公子长为诸侯。”
按：《魏世家》及《韩世家》未及此事。公子为诸侯之事，战国时有几起。如齐孟尝君田文以薛为诸侯，又如秦公子市以宛、公子悝以邓、魏冉以陶为诸侯。韩、魏二公子不知以何封地为诸侯，结局如何也再未提及。
6?? 《秦本纪》：“（昭襄王）二十二年，蒙武伐齐。河东为九县。”《六国年表?秦表》：“蒙武击齐。“《齐表》：“秦拔我列城九。”《田齐世家》记载类同。
按：这是秦与齐单独交战的首次记载，而拔齐九城与“河东为九县”凑巧相同，可疑。据上年（秦昭襄王二十一年），“魏献安邑，秦出其人，募徙河东，赐爵，赦罪人迁之。”此九县便是魏之旧地，秦之新疆。齐与秦无接壤，秦击齐，从何发出，拔九城又不能有，不知何意 。另外，齐于此前方灭强宋，气焰正盛，何以一下子便不济如此。再考蒙武，《蒙恬列传》载，恬父名蒙武，为秦始皇将，与昭襄王年间的蒙武当不是一人，两者相距年代几达六十年。而蒙恬祖父蒙骜本为齐人，这不能不视为又一次巧合：祖上为齐人的秦将蒙武居然会有一个同名同姓的人于五十几年前伐齐。考之秦昭襄王二十二年前后，主持征伐的秦将多为白起、司马错，蒙武仅一见。而五国伐齐就在昭襄王二十三年发生。如果秦出兵参加联合伐 ，蒙武理应是合适的领军人选，可秦国的统兵将领是尉斯离，令人费解。或许这里有一个错误。考之《秦本纪》，秦昭襄王二十二年及二十三年与楚、赵、魏、韩诸王均有会晤，应视之与伐齐有关，各世家都记载了这些会晤，唯《魏世家》记晤秦于破齐后。按《赵世家》载，惠文王十四年，即秦昭襄王二十二年，“乐毅将赵、秦、韩、魏、燕攻齐，取灵丘，与秦会中阳。十五年，燕昭王来见。赵与韩、魏、秦共击齐。齐王败走，燕独深入。”据此，破齐战争跨度为两年，考虑到齐国强盛的实际情况，用两年时间将其击破，较之仅用一年时间更为合理。因此，前引《史记》“秦拔齐九城”诸记载，极可能是几国的联合战果，被误归于秦一国名下。
7?? 《秦本纪》：“（昭襄王）二十六年……穰侯冉复相。”
按：《赵世家》是年，“魏冉来相赵”，不知属实否。《穰侯列传》未提相赵之事。穰侯为秦权臣，当不至为谋复相秦而以先相赵要挟；既已相赵，又不当在复相秦之后旋即攻赵不已。
8?? 《秦始皇本纪》：“十七年……华阳太后卒。”
按：《吕不韦列传》：“始皇七年，孝文王后华阳太后，与孝文王会葬寿陵。”两处记载，间隔达十年，不知孰是。
（原载《古籍整理出版情况简报》1998年1期）
补注
与原文相比，删去第一条，因古人已说过。
4补注：原以为《秦本纪》所言助韩、魏分别伐齐、燕，恐为“助韩攻楚”及“助魏攻齐”之误。这个判断或不确。在当时，齐乘燕子之之乱，一举将燕吞并，估计此事引起了国际上的一致反对。所以有一致攻齐燕的举措。
据《孟子?梁惠王章句下》载：
齐人伐燕，取之。诸侯将谋救燕。宣王曰：“诸侯多谋伐寡人者，何以待之？”孟子对曰：“臣闻七十里为政于天下者，汤是也。未闻以千里畏人者也。书曰：‘汤一征，自葛始，天下信之，东面而征，西夷怨，南面而征，北狄怨， 曰：“奚为后我？”’民望之，若大旱之望云霓也；归市者不止，耕者不变； 诛其君而吊其民，若时雨降，民大悦。书曰：‘?形液螅?后来其苏。’今燕虐其民，王往而征之，民以为将拯己于水火之中也，箪食壶浆以迎王师。 若杀其父兄，??累其子弟，毁其宗庙，迁其重器，如之其可也！ 天下固畏齐之强也，今又倍地而不行仁政，是动天下之兵也。王速出令：反其旄倪，止其重器；谋于燕众，置君而后去之；则犹可及止也。”据此，齐国是因为列国的干涉而退兵的。而《秦本纪》记此事正合《六国年表》周赧王元年、赵武灵王十二年有集解徐广曰：《纪年》云立燕公子职。时当秦惠王改元十一年，《赵世家》记此事于武灵王十一年。估计此事因跨国战争故可能旷日持久，从事件发起到事件告一段落达三年之久也是有可能的。故不能轻易否定《秦本纪》所云助韩、魏伐齐、燕的结论，只是可以增加秦“助韩攻楚”及“助魏攻齐”的考虑。
同理，认为“秦、韩与齐不接壤，两国联手击齐没道理。秦、魏与燕亦不接壤。且燕方破于齐，昭王未立，国乱无主。这个现成便宜，燕的邻国赵、齐都没去捡，自然秦、魏也不该有所作为。”也不合适。因为赵送公子职回燕一事，本身就是对燕国事务的干预，而没有赵的支持，秦、魏、韩的军队也不可能过赵境与齐军在齐、燕交战。
家园 【原创】古史杂识 由天马出版有限公司 2005年5月出品 古史杂识
作者简介
菜九段 男。生于一九五八年。
县上山下乡先进个人（安徽省当涂县 1977）、医学学士（安徽中医学院）、医学硕士（皖南医学院）、编辑（江苏古籍出版社、江苏科学技术出版社）。著有诗集《混沌外的乡愁》，历史研究专着《秦楚纲鉴》（稿本）、《史记求真》（稿本）、《先秦列国史料汇编》（稿本）等。电子邮件[email protected] [email protected]
假韵或者太大??
求酌膣免不小心
古史塍滓 ?┱?您的指正。
不许有权人操历史（代后记）
菜九段
曾有一个伟人说过：历史是胜利者写的。另外还有人愤愤地说，历史是一个婊子，谁有权谁就可以干她一下。后一句话似乎是前一句话的注脚，仔细想来，不禁毛骨耸然。因为我们的历史之丰富为全球之冠，在上述规律的参与下，其中的假货也不知是个什么规模。事实也确实如此。如果一个人死于改革开放前，他一定会抱着“刘少奇是叛徒内奸工贼”的概念下世。
我们面对的是充满假货的丰富史料，而这些史料的产生原因，也不能一概说都是胜利者写的，其中相当一部分是拥有写作权力的人干的。严格地说，凡是有一定的知识力，又好搞点撰述的人，都有可能加入到这一制假行列。
如果历史仅仅是胜利者写的，那么，造假的理由总是有限的。毕竟政治目的不会层出不穷。而滥用知识权力情况就难说的很了。
现在很流行的霸王别姬，就是一个假历史。司马迁和班固都没有写项、虞二人是如何之别的。到了宋元时代的话本创作，才有了这种描写。唐人张守节《史记正义》引《括地志》明言虞姬冢在今天的安徽定远东六十里。也就是说在项羽向南退却的路上。看来虞姬也是厕身于随项羽突围的八百壮士之中，只是后来因迷路而走散了。时至今日，因为英雄美人的关系，项羽博得了世人更多的同情。其实当年项羽之暴，也不知给老百姓带来多少苦难。又如人所共知的触龙说赵太后之事，也是一个假历史。在事发之前，赵国是五国灭齐的居中联络人，并且占领了大片齐国疆土。赵又怎么可能只送一个人质，就能求得世仇齐国的援兵。需知，日后赵国四十万人在被秦将白起屠杀于长平之后，国都岌岌可危时，也没有向齐求援，史称其失三城而向齐求援事，显然当时条件所不允。（秦当时的重点作战目标是韩，而不是赵。这有《秦本纪》与《白起王翦列传》为证。）凡此种种，皆为好事者所为。今天的好事者亦复不少。如某女演员接手女皇角色，竟几度将剧本推翻，以自己的意志改造历史。又如，某武侠泰斗将出卖私修明史的庄氏元凶查继佐写成反清复明的同道，将清廷鹰犬吴六奇，写成反清复明的烈士。于是乎，一些原本在历史上名声不好的人，也开始形象高大起来了。我们的世人与后人就要在这种熏陶下成长，其情其景，着实堪忧。
秦始皇灭六国后曾有一个诏令，全是讲各国如何对秦不敬，秦不得已而兴兵灭之。如果秦王朝不是在短期内被推翻，这段圣旨当被作为信史而流传开来。可惜，秦始皇的如意算盘因大泽乡的狂飚突起，而彻底破灭。所以，刘少奇曾在临终前大发感慨，道是“好在历史是人民写的”。但是这种因政治而产生的造假，固然有可能被大张旗鼓的拨乱反正戳穿，而那些广泛存在的造假，又有谁会大费周折来澄清呢。于是，我们不仅生活在一个物质产品假货泛滥的时代，也同时生活在一个精神产品假货泛滥的时代。这种规模的造假，又在现代传媒的推波助澜下，影响久远。有一种感觉，即现在又开始了一个新的造假时代。只不过这种造假，是无序地瞎折腾，也因此无法治理。太多的人，以太多的热情，篡改历史。我们的历史，可以休矣。
（原载《书城》旧题《历史打假》署名菜九段）
家园 有一事不明 一个王朝，在权臣和外戚（宦官）的阴影下左右摇摆，就真走不出这怪圈么？
家园 【原创】皇帝的家谱 菜九读《史记》成痴，也不知不觉接受了司马迁的主张，以为但凡立了大功的人，其后世或者不会默默无闻。按这个逻辑，像司马迁本人及李广家族因蒙受了不小的屈辱，其后世就没有理由不发达起来。在李广家族，自有李唐皇室自承为其后人，而司马迁的后人就无声无息。菜九对此心有不甘，决心从皇帝的家谱中找到有利于菜九痴迷的证据。本来古代正史就被后世诮为帝王之家谱嘛。或者功夫不负有心人，还真从司马氏皇室及李氏皇室的家谱从看出若干破绽。
先来看看司马皇室的家谱。《晋书?宣帝纪》将世系一直上溯到秦末汉初司马?n，其曰：宣皇帝讳懿，字仲达，河内温县孝敬里人，姓司马氏。其先出自帝高阳之子重黎，为夏官祝融。历唐、虞、夏、商，世序其职。及周，以夏官为司马。其后程伯休父，周宣王时，以世官克平徐方，锡以官族，因而为氏。楚汉间，司马?n为赵将，与诸侯伐秦。秦亡，立为殷王，都河内。汉以其地为郡，子孙遂家焉。自司马?n八世，生征西将军钧，字叔平。钧生豫章太守量，字公度。量生颍川太守隽，隽生京兆尹防，字建公。帝即防之第二子也。
而在《三国志?魏志》司马懿之兄司马朗的传记里，仅仅说了个河内温人也。裴松之注引司马彪序传曰：朗祖父隽字符异――父防，字建公。司马彪本人就是司马懿的侄子，他就没有把司马氏的族谱上溯到《晋书》提到的那么远。而与司马懿是同时代人的陈寿，也没提到过司马氏有如此显赫的祖先，那么，这个显赫祖先说法显然是后出的。大概司马氏后人觉得自家的皇帝之位是从曹氏手中不那么光彩地夺得，面子上不那么好看，为了强调自己的高贵血统，就把家谱上溯到司马?n。但比较一下司马迁的《太史公自序》，就可以看出，两者的一脉相承之处。在司马迁的笔下，重黎及程伯休甫都是提到的，但后者的情况就与司马皇室的说法有异，司马迁说程伯休甫在周宣王时失其守而为司马氏，然后分为在卫在赵在秦的三支，司马迁本人是从在秦一支延续下来的，而司马?n这一支则是从在赵一支延续下来的。但司马皇室的家谱没说的那么详细，从其续家谱的出现距司马迁数百年时间跨度来看，多半是抄袭了司马迁的家谱。于是问题来了，其上溯到司马?n或为冒认，或为有所讳，或者兼而有之。说其冒认，是因为其没讲清楚是从司马?n以下哪一支衍生而来，因为据《汉书?高帝纪》的说法，司马?n死得不明不白，其是否有子嗣传下来就很可疑。如果有子嗣传下来，又是其哪一子，没交代，看来是因为不知道，所以说不清。司马迁序家谱，自司马错而下，总能还出几个名字；而皇室的家谱，司马?n上面光秃秃，下面也是光秃秃，到了八世后才突然冒出了个司马钦，这个连司马彪都没有提到的记录，其可信程度如何不言而喻。可以这样说，只有被司马迁提到的人才出现在皇室的家谱中，而司马迁没提到的人，皇室家谱也还不出来，这就摆明了是照抄太史公的家谱。
联想到司马迁所说的“刑余之人，无所比数，非一世也，所从来远矣……自古而耻之”的说法，会不会因为司马皇族与司马迁有什么瓜葛，觉得没什么面子，有意略去这一节不说，而将家谱挂靠到司马?n那一支名下？联系到李唐皇室的作法，这种可能是有的。从司马昌到司马迁传了四代也不过百年的光景，而从司马?n传到所谓的司马钦仅仅八代就传了三百年，好象不那么谐调。司马迁有外孙杨恽，其有女儿是肯定的，没有司马迁儿子的记载，但《汉书?司马迁传》称王莽时封司马迁之后为史通子，则其族香火未息也是可以肯定的。按司马迁家族的传承速度，从司马迁往下两百年，则有传八世的可能。这样的推测可能过于大胆了，但如果两者没有一点关系，司马皇族抄司马迁的家谱干什么？总不能因为所谓的司马?n家并没有家谱传下来，就只好到司马迁那里去抄。而真要抄的话，至少前面应该抄抄对，却偏偏抄个错的，这就不能不令人怀疑其家谱是刻意做出来的。所以菜九总存了这样一个念头，即司马皇室的家谱是冒认司马?n为祖先，他们甚至可能就是司马迁的后人。这个连史学大家、司马皇室后人司马光都没议过的问题可能太匪夷所思了，但至少可能对一半，即《晋书》的提法不可信。
说来也怪，李唐皇室的家谱也是出自《晋书》。在《晋书》卷八十七《凉武昭王李玄盛传》是这样记载的：武昭王讳?保?字玄盛，小字长生，陇西成纪人，姓李氏，汉前将军广之十六世孙也。广曾祖仲翔，汉初为将军，讨叛羌于素昌，素昌即狄道也，众寡不敌，死之。仲翔子伯考奔丧，因葬于狄道之东川，遂家焉。世为西州右姓。
但《史记》所记的李氏家谱不是这样的。那么，这个记载可靠程度如何，写史者或出于某种造假目的而未考虑到情理的严密性，但不妨我们这些心怀疑虑者替他们扳扳指头算计一下。司马迁记李广之先为秦将李信，即抓燕太子丹的那个人。李广本人于汉孝文帝十四年从军。在此之前，汉立国刘邦十二年减五得七年，惠帝七年，吕太后八年，孝文帝十四年，共三十六年。李广的曾祖似没有可能在这么短的时间里生下第四代成年名将。考《史》《汉》二书，那个时期似无与西方作战的历史记载。这个曾祖仲翔的来历就有点莫名其妙了。须知，司马迁本人与李广一家三代关系都好，他是李广或李敢的老部下，李广与其子李敢都做过郎中令，司马迁在成年前应该在宫中为郎，李陵的父亲李当户，也在宫中服役，应该与司马迁照过面。他们的家谱，应该以司马迁所说为准。至于其它人的话，要么是胡说八道，要么是别有用心。
那么，是不是李唐与李广没有任何关系，菜九也不这么看。菜九以为他是故意把水搅浑，以扰乱视听。因为李唐皇室已将他们的祖先上溯到老子李耳，如果李广与他毫无关系，他用不着生拉硬套这层关系，授人以柄，之所以这样做，就是太有关系，且有难言之隐。比如，他就没有说自己是李广的哪一支所传就很令人起疑。由此联想到李太白叙家世，称其隋末一支，窜入碎叶云云，故意语焉不详，原因是有难言之隐。比如有人指认李白是唐初玄武门事变死难的李建成或李元吉之后，因在李世民后人当权的时代，这个身份还是不暴露的好，所以才这么说。而李唐皇室的难言之隐，可能是与李陵有关。李陵的作战下场与《晋书》家谱中的曾祖相类。而且李广有三个儿子都有名有姓，为什么到了李唐皇室这里，就连有名有姓的记录也弃之不顾，这就奇了。司马皇室抄《史记》的家谱，连司马?n子孙的姓名也还不出来，是因为司马迁没说过，他们也不便生造。而李广三子李当户、李椒、李敢清清楚楚，完全可以说得更明白透彻。为什么不说，大概认为不便说。如果是李椒、李敢，就没什么需要回避的，而如果是李当户，则其后为李陵，就有点不好说了。为什么不好说？原来司马迁在《李将军列传》中说，自李陵一家被汉朝廷屠灭后，“李氏名败，而陇西之士居门下者皆用以为耻”。或许这个引以为耻的情形延续了很长时间，所以李唐皇室发达以后，可能就不愿意提那些容易引起人们不快联想的旧事，所以就将他们奉为老祖宗李广的家谱都改了。为什么这么说，因为《晋书》是唐太宗时由房玄龄等人主持修撰的，唐太宗李世民亲自审了一点稿，没准就是李世民授意房氏做了手脚。早年菜九看过一篇文章说胡有九种，其中有一种称之为李陵胡。说明李陵留在汉地的家小被灭绝后，其在匈奴所繁衍之子子孙孙蔚为大观。而李陵在匈奴所娶托跋氏所生子，即北魏太武帝之祖先。当年崔浩将拓跋皇族血脉上续到李陵，被唐人刘知己斥为无稽之谈，但刘知己的说法亦不足以服众。如网友独孤如愿于2004-10-15 1:52:57在天涯社区的煮酒论史栏目里称：“刘盼遂的三篇《李唐为蕃姓考》和王桐龄的《杨隋李唐先世系统考》，经过一再论证，认定李氏出自拓跋族。其主要理由是：一，据释彦??《唐护法沙门法琳别传》记载，李氏自言高祖李渊七世祖为西凉武昭王李?保?唐僧人法琳曾冒丧生之险，当着李世民的面加以驳斥：‘琳闻拓跋达贽，唐言李氏，陛下之李，斯即其苗，非柱下陇西之流也。’认为李氏是拓跋达贽的苗裔，自称陇西大族李氏之后，实属假冒。显然，法琳如果没有确凿的证据，决不敢口出狂言。”照这个说法，李唐一脉出自胡地、出自拓跋氏应该没有什么问题，只是法琳斥李氏与李广无关的说法也站不住脚，毕竟拓跋氏与李陵有这样那样的牵连。
最后的看法是，司马皇室与李唐皇室的不实家谱都是在《晋书》中搞出来的。按说李唐不应该替司马皇室遮掩，但为什么两个明显站不住脚的家谱都留存了下来，这确实是个费解的谜。
回到菜九的初衷上来，还可以引用清人陈其元《庸闲斋笔记》卷八《李广遗裔之蕃昌》作结。其曰：“司马迁与李陵善。陵生降，堕其家声。故《史记》于其祖李广之有功不侯，三致意焉。后人遂以广杀降致族灭之报。其实广之十六世孙?保?在晋，霸有秦凉。及薨，国人谥曰武昭王。又七世，至唐高祖，遂有天下，子孙相传三百年，国祚与汉相等。陵之子孙，至唐为黠斯称可汗，君于漠北，亦垂百年。是广遗裔之蓖盛昌炽，远胜卫、霍。杜甫诗，李广无功缘数奇。奇于生前，而昌于身后。广固无遗憾。迁亦不必代抱不平矣。” 倘事情真如上文所料中，则菜九也无须抱不平矣。题外话是，司马迁一生，大概就是在李陵问题上没说老实话，他说自己与李陵没什么关系，其实不然，他对李家三代有如此渊源，又印象如此之好，怎么会不偏袒李陵呢。只是他的倾向在当时是允许的，就是没有想到由此得罪了皇帝。
- 复 有一事不明
家园 这是自然现象，不是什么怪圈 外戚，皇族：皇帝的亲戚
宦官：皇帝的家奴
官僚：通过一定的选官机制选拔出来的官吏
用外戚、皇族，是因为血缘关系，因为他们可靠，早期缺乏好的选官机制时，只能依赖他们（打天下初期也多是如此）。
用宦官，因为他们是家奴，在社会上无地位，只能依赖皇帝，与皇帝是共生关系，而且这些人做事不择手段，很适合充当鹰犬。
用官僚，一是看重他们的能力，二是保持与中下层阶级的联系。后来科举制选拔的士大夫，都是天子门生，对皇帝的依赖性更强，又不可能对皇权产生质的威胁，所以外戚、皇族就渐渐被舍弃了。
古代中国是专制社会，但皇帝精力有限，必须选拔一些官吏作为自己的代理人，这些代理人既要有能力，又要可靠，如何选拔就成了一个麻烦事。初期是依赖外戚＋士族，间或有一些宦官，用外戚主要是因为毕竟是亲戚，比世家大族可靠（实际上，作乱的外戚只是少数，大多数外戚还是极力维护皇权的）。科举制出现后，士族逐渐消亡，政权结构变成士大夫＋宦官，士大夫是干活的，保持社会稳定发展，宦官（有时也包括一些非太监的特务）是用来维护皇权的。再加上对相权的限制及缩小，皇帝的天下基本已经比较稳定了。
各个朝代使用宦官的程度也不同，主要是和传统有关，比如唐的太监掌握禁军，造成很大的危害，来源就是唐德宗因兵变时禁卫军不管用，认为还是宦官管的好，自此形成一项恶习。宋因士大夫兼管内外朝，所以宦官的影响力就较小。明因朱棣设立东厂，自此形成了宦官掌管特务机构的传统，以后想改都很难了。总之皇帝手上的私人部队、秘密警察，并不一定要由宦官掌管，但有些皇帝出于认识的问题，还是觉得宦官更可靠，办事更卖力。
在一个人治的社会，统治者的领导能力是至关重要的，如果这方面太差，无论采用什么制度，都难免大权旁落，沦为傀儡。
其实看看当今一些企业的组织形式，也大体逃不出这三类人：
1、外戚，皇族――董事长的亲戚
2、宦官――董事长的死党、打手，不学无术但比较忠心
3、士大夫――通过正规渠道招聘来的员工
说明这种管理形式是一种自然规律，并非什么怪圈
- 复 有一事不明
家园 历史的局限性嘛。谁能免。 家园 【原创】钜鹿大战揭密 钜鹿大战是奠定项羽历史地位一的重要事件。网络上对此的点击率颇高。
但作为《史记》最重要篇章的《项羽本纪》其文学色彩太重，其中不可据以史实之处亦复不少。通过对相关记载的对比对此事件判研如下。
1、赵地的军事态势
赵在武臣死后的大事有
张耳等立赵王歇
张耳等击败李良
王离军击赵
李良降章邯
王离击赵
章邯破邯郸
王离围钜鹿
李良击死武臣在项梁渡江之前。其败当在项梁击秦之后、王离击赵前。如果王离大军压赵，估计赵国君臣没有机会击败李良。但与章邯搅到一起的事有点说不清。
李良败，走归章邯事或不确，或时间有出入。章邯此时正在攻魏，距黄河尚有一大段路程。李良如于端月失败，其归章邯颇不容易。故赵击李良事，其时间不能确定。故司马迁不明言李良之败的具体时间，为难言也。而《通鉴》李良败事又在赵歇之立前，更不知其所据。司马光或根据李良据邯郸，非将其击走，则赵歇不得定都于彼。此推论颇有理，但解释不了李良归章邯事。《张耳陈馀列传》明言立赵歇于信都，则当时据邯郸者，仍为李良。因此，李良失败时间无法确定。而以其后楚汉战争的攻占列国模式，一国之亡，非一战可定。故李良完全有可能先被张、陈组织的军队击败，然后收拾残部择一隅继续抵抗。直至章邯军过河击赵，李部再走归章邯。因此，在李良失败前，赵地极有可能存在两个政权。即，赵王歇与李良。而赵王歇之立，与李良之败之间，没有内在关系。两者在时间上并无冲突，可以共存。但为何李良不先降已在赵的王离，而要舍近求远降章邯，事不可解。估计李良有一个观望的时间。大概他看王离对赵作战能力低下，就不愿意降王离，直等到章邯过河才降。王离的作战能力确实不高，其击元气大伤的赵都相持不下，这个弱点可能被诸侯看出来了，所以敢于与其相持，局面有利时敢于出击。
秦二世之时，王翦及其子贲皆已死，而又灭蒙氏。陈胜之反秦，秦使王翦之孙王离击赵，围赵王及张耳钜鹿城。或曰：“王离，秦之名将也。今将强秦之兵，攻新造之赵，举之必矣。”客曰：“不然。夫为将三世者必败。必败者何也？必其所杀伐多矣，其后受其不祥。今王离已三世将矣。”居无何，项羽救赵，击秦军，果虏王离，王离军遂降诸侯。《白起王翦列传》。
（汉）文帝曰：“吾居代时，吾尚食监高??数为我言赵将李齐之贤，战于钜鹿下。今吾每饭，意未尝不在钜鹿也。父知之乎？”（冯）唐对曰：“尚不如廉颇、李牧之为将也。”上曰：“何以？”唐曰：“臣大父在赵时，为官卒将，善李牧。臣父故为代相，善赵将李齐。知其为人也。”《张释之冯唐列传》。
整个楚汉战争不见钜鹿有战，或是材料缺失。因韩信、张耳平赵地的时间甚长，且有靳歙战赵地的记载，故不能断言钜鹿必无战。冯唐大父与李牧善，李牧死于赵亡之前；冯唐父与李齐善，当为秦楚之际时事。根据李齐与冯唐父同在代的记载，此李齐当存活至秦赵钜鹿战后，其或为陈馀、赵王歇部将，因其在代。有关冯唐之父为代相，当是秦末汉初时人。赵歇为代王时，其相不详。陈馀为代王时，其相为夏说。另有代太尉冯解敢降汉为阏氏侯，或也可以勉强称相。再有就是陈冂反汉时的代相冯梁。二冯中，冯解敢绝后，冯唐父只有冯梁合适。但冯唐的传记资料上看不出其父为冯梁的痕迹。不得其解。
而军钜鹿之北。此所谓河北之军也。
有关河北之军，清人郭嵩焘《史记札记》之《项羽本纪》称：“其云河北之军者，陈余北收常山一军，张敖北收代一军，及燕、齐兵皆在钜鹿北，项羽独军漳南，与秦兵相拒。以为此即河北之军。”然司马迁数致意于此说，且在项羽等出师之前，尚无漳南之军，此河北之军似不当指陈余部。当指赵地的军事形势。或有鉴于此，郭在《高祖本纪》又说：“此云秦将王离围之钜鹿城，此所谓河北之军也，又似据秦军言之。疑必当时以河南、北俱有战事，故析言之。史公引旧言并载之《高祖本纪》也。”只有《项羽本纪》称章邯令王离围钜鹿，而其它记载均无此说。其实王离与章邯并无隶属关系。王的地位似高于章。王离击赵本在章邯之前，其在秦朝的地位也未必低于章邯。王离早先为蒙恬裨将，蒙恬下狱，其军归王离统率，镇守上郡，所部三十万大军为秦王朝成建制的精锐之师，非章邯击周文临时纠集刑徒可比。章邯出函谷关，其辗转于大河之南，河以北，秦廷或委之王离。王离部何时赶赴战场已不可考，从李良径降章邯一事看，王离来赵未久。否则，以赵之分裂内战，岂能当秦大军一击。《张耳陈余列传》未提钜鹿之围系章授命，大概章、王两军是各行其是。章邯击邯郸，王离不与其事；王离围钜鹿，章邯亦未过深介入。《史记》中，章邯在钜鹿一带的存在主要是支持性质，如为王离运送粮饷，威慑诸侯援军。章邯部的这种消极姿态不可解。钜鹿形势并非单纯围歼，那样章邯部少有用武之地，实际情况是诸侯援军在钜鹿外环伺，楚军主力到达前，即有燕军、赵国陈余和张敖军。章邯取消极姿态一事，也说明其与王离无隶属关系，他只负责策应。或者章邯已攻下邯郸，钜鹿之战，王离不容其插手。在这种态势下，镇压叛乱的最得力干将章邯也只得袖手旁观。由于章邯王离之间有着某种微妙关系，所以，章邯在受到项羽统领楚军的连续打击后，便“解而去”，置王离军于不顾。也由于章邯的策应部队撤离，诸侯军才进兵钜鹿，痛剿王离。
史称“燕、齐、楚闻赵急，皆来救”，则项羽破秦前的钜鹿下已有三个外国及代地之兵。燕指燕王韩广部将臧荼，齐则非田荣所辖，或为原在赵之田间、田角部，或还有与田安、田都一样的齐国军人，因不满田荣龟缩政策，而擅自出兵的齐军。楚字，前人以为有误 ，但应该考虑确实有这么一支或几支部队存在，其或是棘蒲侯陈武部，或是破秦东郡之吕泽、王陵部。因为赵将丁复于此年加入刘邦阵营。相关记载分析如下。
（阳都侯丁复）以赵将从起邺，至霸上。《高祖功臣侯者年表》
丁复从沛公事颇奇怪。丁为赵将，赵非沛公的行军路线，只有一种情况，即刘部击赵欲渡河部队时，丁复才能加入到沛公军中。邺为今河北临漳西南邺镇东，沛公的部队并没能北上远达此地，那么丁复自邺地从属沛公一事不知从何谈起。或司马迁在摘录档案时将丁复的籍贯与从刘地点弄混了。另有一种不可思议的可能性，即沛公部甚至有部分人马曾渡河作战，否则，就无法解释丁复从沛公这一事实。至于丁复加入刘邦部的时间或有以下几种可能，一，沛公部大破王离军于成阳后，乘机过河追击；二，沛公部击杨熊军于白马后，乘机渡河骚扰。以上为沛公主力部队所为。还有一种可能性，即沛公部隶属的吕泽军，王陵军皆有单独的军事行动，当这些部队在东郡一带活动时，有可能渡河收编赵军残部。总之，丁复加入刘部的时间当是在沛公攻南阳之前。《汉书?高惠高后文功臣表》丁复的来历为以越将从起薛。基本上否决了其为赵将的可能性，但既然雍齿可以以赵将的身份重新加入刘邦集团，就不能排除丁复也以赵将的身份加入。以丁复最后的分封户数来看，其超过樊哙、灌婴等人的功劳，当无疑问。而以越将身份加入的摇毋馀、蛊逢、吕元、华无害等人，则无法与他相提并论。此事最不可解。《汉书》与《史记》材料的出入还不仅于此，《史记》明言丁复从起之时间，《汉书》则回避之。原因在于，秦二世三年，沛公部无在薛事迹。这一回避，亦表明了《汉书》意改《史记》的痕迹。另外，丁复是以楼烦将入汉的。楼烦为边赵之胡人称呼，楚汉战争中两军都有楼烦将。丁复之楼烦将较能说明其原为赵将的出身。顾炎武就肯定了这一点，并以此说明楼烦将的出处。
究竟如何，已不可考。
2、刘邦对项羽救赵的支持
宋义为楚上将军统领全部楚军，沛公受其领导也是应有之谊。
沛公击王离军削弱了王离的军力。
沛公第一出击即北向为援赵军取得前进阵地。项羽杀宋义的安阳就是沛公部傅宽打下来的。
沛公的同盟军吕泽部可能先于项羽过河，但未对秦采取大的作战行动。属于作壁上观的成员。
从沛公部的战争线路来看，西略地入关不可能是其全部使命。根据沛公在鸿门宴上对项羽说“将军战河北，臣战河南”之辞，其战略分工当是消灭秦朝在黄河以南的军事力量。楚怀王的高明之处或就被这一句话轻描淡写地化解了。沛公的最初行动显然包括互有关连的两个方面，一略魏地，怀王委任沛公为砀郡长，砀郡之地实则为魏地，所以沛公略魏地是履行自己的守土职责。另外，楚怀王令其略魏地，或与沛公以往多在魏地作战熟悉地利有关。此举或有令沛公自战其地、易于建功的目的，而实际效果也确实不错。一为为援赵楚军开辟前进通道，而此通道恰在魏地境内。当时的秦军主力基本上都在赵地，楚怀王以决战的态势倾全国之兵投入搏杀，旨在一举奠定胜局。那么，让沛公部从事这项任务有助于保存楚军主力的战斗力。应当说，这两个任务刘邦完成的很好，基本上实现了楚怀王这战略设想。沛公部不仅攻占了安阳，供援赵楚军进驻，而且前突至成武（或曰城武），战秦东郡之军；至成阳，击王离军，为已行进到安阳的楚军主力开路。可以说，因为沛公部的作战，楚军主力在渡河之前已完全可以不作任何战斗。实际情况也正是这样。沛公开始实行真正意义上的西征是秦二世三年二月之后的事，时间距其领受怀王之命达五月之久。那么除了最初的战略行动之外，他又做了些什么呢。根据沛公部先北突后南下的线路，可以推测沛公部还有护翼楚都的使命。楚国实施援赵时，其周边的秦军并没有肃清，其西北部的昌邑及西部的栗均在秦军掌握。在大后方没有得到彻底安定的前提下，倾巢而出，其危险情形不言而喻。在不影响援赵的战略目标的前提下，又要求得楚地的安全，唯有由沛公部作反复来回运动。而沛公部又恰好完成了这一极其艰巨的使命。由此可见，沛公的使命绝非单纯意义上的西征，而是比这艰巨复杂的多。另外，从沛公部的人员构成上，甚至可以推测其或者参与了直接的救赵。（详后*********）仅从楚怀王对沛公部的使用来看，他就比项梁高明的多。经过以上分析，是否可以说，西行入关只是沛公从楚怀王那里领受的使命之一。
[7] 怀王老将以为项羽“诸所过无不残灭”，此事透露了一点项羽及项梁部的作战气息。秦二世二年，项梁渡淮后，遣项羽试探性西进，后者一直攻到襄城，估计一路上杀戮严重。而项羽在项梁立楚怀王后，基本上与沛公共同作战，又有数次屠城事，不应该完全把账算到项羽一人头上，或者是项羽力主杀戮也是有可能的。
[9] 王离的主力当在河北，此地的王离军或是其偏师。对于沛公部击王离军的问题，古人认为无此可能。龙川引陈仁锡的话说：“此时王离围赵钜鹿，在河北。沛公军杠里在河南，何由出兵相击，则破王离为项羽明矣。《汉书》削此十字。”又引梁玉绳曰：“方叙沛公入关，不应忽入楚军十字当衍。”纲鉴按，此乃以常理而论，未必能尽得其实。章邯和王离是当时秦朝的两支最大的军队，章邯部此前的主要攻击目标是击楚，而王离的主要攻击目标是击赵。其分工如沛公战河南、项羽战河北一般。但不排除两者的防区相互交叉。根据章、王两军的部署，二者之间似有某种默契。章邯击赵，但显然没有直接参与对钜鹿的攻击；而王离部在大河以南阻击援赵楚军也顺理成章。王离所部为秦朝精锐，其在赵地颇不顺手，不能排除其向南寻找战机以期挽回脸面。东郡尉的军队与沛公部交战于成武，成武是东郡的南部疆界，秦军对楚援赵一事显然有足够的准备。那么，在东郡部队拦截失败后，由王离的野战军继续实施拦截，亦顺理成章。沛公部下众将皆有击王离的战功，而这些战功似乎是司马迁直接从朝廷的功劳薄上摘录下来的，估计此事不会有误。由此可见，当时局面错综复杂，极其混乱。司马迁一支笔也实在不易摆平。沛公部西进前的第一步作战行动基本上是在魏地作战，这与《绛侯周勃世家》中击魏一说相吻合。楚怀王让沛公击魏地，自有其合理因素。沛公在与项梁合军之前，基本上是在魏地作战。与项梁合军后，也大部分时间在魏作战。而援赵楚军的北进路线也是取道魏地，沛公本不是援赵的中坚，让其先行出击其原本熟悉的地区，在适合沛公部队作战特点的同时，又可以减少部队消耗，不影响其下一步战略目标的实现。就在这个短短的时间里，沛公部的作战对象计有：王离军、东郡尉军、河间守军。(纲鉴按，此河间守军，或即为秦东郡部队。河间之设，至汉方有，因其辖地，与秦之东郡相应，故司马迁作史时，未加分别。)这些都是秦朝地方及野战部队的中坚，而沛公均能战而胜之，足见该部的战斗能力相当强。沛公的作战范围，基本上在其以前的战斗区域，可指认者有：杠里、城阳、成武、安阳、亳南。由于刘部的作战及其战果，为援赵楚军开辟了较为顺畅的前进通路。所以沛公部肯定在宋义军之前进行出击。
[10] 安阳在成武西边，沛公军攻安阳与攻成武不知何者在前。从理论上来说，其时间当在攻成阳之前。（而刘邦主要武将如樊郦滕灌等的功劳薄上并没有战安阳的记载，是否提示此役由吕泽部攻下。）根据宋义的援赵军日后也驻扎在安阳一事来看，沛公部攻安阳乃是为了给楚军主力取得前进阵地。沛公部此举旨在保持主力部队战斗力的完整性。实际上，沛公部的攻击又更向北扩展，这样一来，宋义军在魏地的行军可以不受任何干扰。沛公的出师时间本无问题，但当今不实之学风却使得这个原本不成问题的问题有了争议。翦伯赞氏在其历史专著《秦汉史》中说，“当项羽与秦朝主力军激战于巨鹿时，怀王和刘邦在项羽的胜利之前吓昏了，于是开始了政治的阴谋。他们一面密派政治使节，驰赴咸阳，与赵高进行妥协谈判；一面派遣‘大人长者’刘邦，收集陈涉、项梁的散卒，‘扶义而西’。他们知道秦朝政府的军队已经倾其所有开赴河北，大河以南及潼关以内，只有少数地方军队，不足一击。而且既与赵高有政治的默契，秦军一定不会抵抗。因此怀王与刘邦向诸将宣言，‘先入关者王之。’现在，刘邦的军队打起‘除秦苛法’的旗帜，由盱眙{今属江苏}出发，自昌邑{今山东巨野东南}而西，经过今日之开封、中牟、新郑、广武、洛阳、南阳，进抵武关{今陕西丹凤东南}。一路之上，遇城不攻，攻亦不拔；逢敌不战，战亦不胜。真可谓兵不血刃而长征千里。这就是历史家所禀报‘扶义’之师。”刘邦西进入关作战的战绩、原委及行军线路具在《史记》、《汉书》，真不知道翦氏此结论从何而来。
[13] 有关击秦河间守军事，后世聚讼颇多。以秦无河间之名故。今人谭其骧氏有解曰：“又《樊哙列传》，击秦军出亳南，河间守军于杠里，破之；王氏国维以为秦郡有河间之证。然杠里数见于《高纪》、《哙传》、《曹相国世家》、《灌婴列传》，迹其地望，当在东、砀之间，非河间所部，全氏祖望已辨其为误文。全疑为三川守之军，自今观之，则河内更为近是。间、内一字之讹，且密迩东、砀。若夫河间则既名不著于秦末楚汉，且远在勃海之滨，齐，赵隔于其间，焉得南军于中原乎？”纲鉴按，谭说颇有理，然不能解释王离军南下的问题。此河间守军或就是王离军的另一称呼。秦无河内郡，与无河间郡同。故以河内代河间无助于此问题的解决。
[14] 《汉书》言破秦二军，与今版《史记》破魏二军异。破秦二军亦有所指，即东郡尉军与王离军。此为《史记》明言者，但《汉书》始终回避王离军，其或以为王离军远在河北，不当为沛公所击。而曹参等人事迹中确凿指定为击王离军，则王离军确实有在河南部分者。
月表有沛公救赵至栗。中华书局本删。大概以为刘与救赵没关系。日本人也以为此句为误。实不误。
救赵与沛公部至栗确实没有联系，但救赵二字却透露出沛公从属于宋义这一事实。宋义既然是楚上将军，其对楚的全部武装力量自有全权支配权。或沛公部至栗一事是楚国的全盘部署之一。其时，项羽已杀宋义，则楚之上将军为项羽。沛公部为援赵楚军开辟通道，则项羽北上与沛公南下击栗或能一遇。
3、项羽决战前的准备
当时赵地为局势之枢，敌我双方对此有共识，唯齐割据势力不肯将自己牵连进去。齐国当局的这种保守态度遭到了其部属的反对，田都的叛齐就是这种反对的具体体现。日后田安的叛齐归楚也是同出一理。田都从楚事，有一不可解处，即宋义日后遣其子相齐。田都从楚，即对齐的势力有所削弱，齐国当政肯定不会高兴，在此情况下，又怎能让楚帅宋义之子出任齐相。此时齐相是田荣。宋义之子宋襄既便相齐，估计也只是名誉职务，非实衔实权。
宋义所言承秦赵之敝似是当时的某种固定思维。其是否有一定的合理性，则不好验证。根据宋人苏洵的说法，项羽军直捣咸阳也是一种战略。那么，宋义乘虚入秦之说不得简单地视之为畏敌怯战之托词。但在当时，天下之枢在钜鹿，关外秦军不肃清，入关之途势必困难重重。而楚军一旦脱离主战场，楚地之空虚将暴露无遗。在失去根基的情况下，一支孤立的军队很难有必胜的把握。所以，救赵是当时的主要矛盾，在解决这个矛盾之前，一切其他设想都是不现实的。张耳当初说武臣不助陈胜击秦也用了待其敝的思维，此时此策又由宋义用于推委救赵的托辞，真可谓天道好还。另，项羽杀宋义之举，如同其早先杀会稽守一样，晨朝而斩于帐中。此术或得项梁真传，但项羽用来亦颇得心应手。
古人言楚怀王与宋义共谋夺项氏之权，恐是想当然之辞。其实楚怀王一出山，就并项羽、吕臣军自将。欲使项氏无权，应该说已经做到了。那又何必费如此周折在救赵途中再行夺权呢。从实际情况来看，楚怀王当时已拥有对项氏的全权，项羽不愿意属宋义，宁愿与刘邦一同西行入关，如楚怀王仍以项羽为有权而欲夺之，何不就此让项羽脱离大部队，再也用不着担心项氏重新掌权。因此，楚怀王当时所考虑的全部问题是救赵，是击秦，怎么样有利就怎么样。用项羽的话来说，“（王）扫境内而专属将军”，即可表明楚怀王的全付心思都用在国事方面。项羽作战悍勇，用其勇猛去投入对秦决战，乃用其所长。而以刘邦的坚韧不拔用在极其复杂的大河以南战场，亦属用其所长。楚怀王用人的高明之处由此可见一斑。所以，宋义之死纯属咎由自取，怨不得他人。项羽杀宋义，是大是大非之所在，不能因为项氏日后的暴戾，就将此正当行为也痛加指斥。
[20] 项羽杀宋义，使桓楚报怀王，正与田臧杀吴广使人报陈胜事相同。而怀王对项羽的处置，亦与陈胜对田臧的处置类似。
《通鉴》此记载分属两月，项羽杀宋义的场面放在十一月，而将此前的事放在秦二世三年十月。
真实情况或者是，两者都应是在十一月，甚至十二月。楚军出兵的时间，有秦二世二年后九月和秦二世三年十月两说，实际上两者并不矛盾。章邯击赵造成赵地危机应是秦二世二年九月或后九月，且以后九月更符合实际。赵数请救，楚决定出兵可以是后九月的事情。而决定出兵到实际出兵应该有一段准备过程，这也需要花时间。所以，楚实际出兵援赵的时间不会早于秦二世三年十月。沛公于此年十月出击，宋义部当尾随沛公部之后。沛公出击只是率领自己的原班人马，作为先头部队；而宋义出师，则需要协调各别将之军队，使之能够统一行动。根据项羽要求与沛公同行西向击秦事，可以肯定，楚决定救赵的部署本身就相当复杂，其中酝酿、争执、明争暗斗诸事估计不少，而这一切均需花费大量时间。因此，宋义部的出师时间或要比沛公部晚不少。待沛公部夺得安阳之后，宋部才得以进驻且在安阳停留达四十六日之久，其时间将到了十一月底，甚至于十二月初。依《月表》，楚军渡河为十一月，若属实，也当在十一月底。
4、决战
乃遣当阳君、蒲将军，将卒二万渡河救钜鹿。战少利。
钜鹿之战是项羽最得意之战，亦是太史公最得意之文。然而其细节感人处却不真实。此说即含糊不确。《黥布列传》称“布数有利”更接近事实。说见后。
于是至则围王离，与秦军遇，九战，绝其甬道，大破之，杀苏角，虏王离。
围王离之说恐不确。兵法云十则围之。项羽之兵不如王离多，且王离围钜鹿亦处野外，欲围王离实在是不容易。以秦军在钜鹿周边的态势，项羽的作战必当先切断章王两军的联系。实际上也正是这样。绝甬道定要与章邯作战，看来章邯作战不利后，便退到一旁，任楚军与王离部作殊死战。据《张耳陈余列传》：“项羽兵数绝章邯甬道，王离军乏食，项羽悉引兵渡河，遂破章邯。章邯引兵解，诸侯军乃敢击围钜鹿秦军，遂虏王离，涉闲自杀。卒存钜鹿者，楚力也。” 本纪此前曰 “乃遣当阳君、蒲将军将卒二万渡河，救钜鹿，战少利”一事或为绝甬道之举。以章邯之强、秦军之众，当阳君等二万之众显然不足以断其甬道。所以项羽引兵渡河后，所战所遇者，仍为章邯。故上列传又称：“项羽悉引兵渡河，遂破章邯。章邯引兵解，诸侯军乃敢击围钜鹿秦军，遂虏王离，涉闲自杀。”显然，项羽独力战者，为章邯，诸侯袖手旁观之战，亦为项羽战章邯之役。则项羽之破秦是分两步走的，首先隔绝章、王军的联系，然后才实施攻击王离军。当时钜鹿战场形成了一个有趣的对峙：诸侯怕章邯，章邯怕项羽，因为项羽此前对章邯的战绩是全胜。而且章部连续作战，已成强弩之末。从这个记载来看，《项羽本纪》所说英布等战少利未必是确凿之辞。因为项羽的主力是在章邯甬道被绝后才渡河的。渡河后的打击目标还是章邯。章邯经不起打击而退，援赵诸侯军队就与楚一同解决王离了。王离的覆灭，章邯有逃脱不了的职责。王离与章邯的关系实在是个谜，王离加入围剿叛乱战事可能迟于章邯，其主要的战略目标是讨伐赵地的反秦势力，但在章邯加入击赵前，王离部的战果似不值得一提。而章邯则是朝廷的最锐利爪牙，他加入击赵后立即就攻下赵国都邯郸。但章邯的地位显然应在王离之下。这种战功与实际地位的反差，使得两人在作战一道上貌合神离。至少章邯对王离和覆灭要负责任。王离失败后，章邯就成了秦国在关外军队的最高指挥官。
另，（围王离）《考证》引中井积德曰：“是谓章邯军也，非王离。”按，即使是围章邯也办不到。
及楚击秦，诸将皆从壁上观。
坐壁上观之事于情理不合。《张耳陈余列传》曰：“当是时，燕、齐、楚闻赵急，皆来救，张敖亦北收代兵，得万余人，来皆壁余旁，未敢击秦。”《项羽本纪》曰：“章邯令王离、涉闲围钜鹿，章邯军其南，筑甬道而输之粟。陈余为将，将卒数万人军钜鹿之北。”如此一来，秦楚决战有钜鹿悬隔，非诸侯军所能望见。故本纪的“及楚击秦，诸将皆从壁上观，楚战士无不一以当十，楚兵呼声动天，诸侯军无不人人惴恐”之说难以成立，尽管如此，钜鹿之战的关键是击溃以逸待劳的章邯声援军，而此役由项羽独力完成。此役之完成是钜鹿取胜的前提，故列传称“卒存钜鹿者，楚力也”。那么司马迁的描述总前提没有错，错在细节，属文学描写，非实录。不如此，项羽的英雄气慨不容易为世人察知。
[30] 项羽之破秦是分两步走，首先隔绝章、王军的联系，然后才实施攻击王离军。当时钜鹿战场形成了一个有趣的对峙：诸侯怕章邯，章邯怕项羽，因为项羽此前对章邯的战绩是全胜。而且章部连续作战，已成强弩之末。从这个记载来看，《项羽本纪》所说英布等战少利未必是确凿之辞。因为项羽的主力是在章邯甬道被绝后才渡河的。渡河后的打击目标还是章邯。章邯经不起打击而退，援赵诸侯军队就与楚一同解决王离了。
王离被俘后不知所终。据钱大昕《跋王氏世谱》曰，“按王氏望凡二十有一，其出琅邪、太原者，皆祖周太子晋。十六传至秦大将军翦，翦生贲，贲生离。离之长子元避秦乱迁琅邪，是为琅邪王氏。离次子威，威九世孙霸居太原晋阳，是为太原王氏。”（《潜研堂文集》）纲鉴按，据此，似乎王离后人有避秦乱之举，后又发达。
史称张耳夺陈余军权，陈余离开。
根据日后陈馀遗章邯书一事来看，陈馀不问时局的可能性似乎不存在。所以张、陈纠纷的结局记载或者不确。从事理上来说，张、陈二人于此时生嫌隙是真，陈馀于此时不问时事，是伪。大概司马迁把事件的结果与其起因连书于一处了。
家园 【贴图】【纪事】【人物】【文摘】【原创】略论汉定天下过程中的吕氏武装 在《史记?高祖功臣侯者年表》及《吕太后本纪》中，司马迁对吕太后之兄吕泽的定语是“发兵佐高祖定天下”。但仅有此定语，而无实际战功，则不足以服众。是否因为吕泽是吕太后之兄而享有了其不应该享有的名望呢，抑或另有隐情，其实际战功被人为地淡化了？细考《高祖功臣侯者年表》，吕氏战功受到人为淡化的可能性更大一些。据《高祖功臣侯者年表》，吕泽于汉定天下后受封为令武侯，说明他在武功一道上建树可观。而在《史记》的主要篇章中，吕泽的这一称号并没得到有力的材料支持。幸亏司马迁作《高祖功臣侯者年表》（以下简称《功臣表》）时，录用大量朝廷档案，从而为吕氏的功劳，保留了一些蛛丝马迹。现在根据这些有限的史料，让我们来看一看，吕氏、主要是吕泽，在秦楚之际究竟做了哪些事情。
一 、吕氏武装的存在理由及其组成
吕氏武装应该在反秦作战时期就已存在，而有关吕氏主要是吕泽在反秦战事中的作用，却史无明文。依《功臣表》的说法，吕泽也仅是以刘邦客的身份参与反秦事业的。此界定显然与其佐高祖定天下的评语不符，更不支持其作为一支独立武装的事实。但《功臣表》记东武侯郭蒙有“属悼武王，破秦军杠里、杨熊军曲遇”一事，表明吕泽是带兵将领。在《功臣表》的“某属某”句式中，后一某字，代表了一支独立部队。如乐成侯丁礼属灌婴，台侯戴野属将军（刘）贾，赤泉侯杨喜属淮阴(韩信)，等等均是，而该句式后面提到的三人，均在一个时期作为一支独立部队作战。依此例，有人属吕泽，亦表明吕泽武装的独立性。郭蒙是在反秦战事中唯一被明确标识为吕泽部下的人，在楚汉战争中被直接标识为吕泽部下的人就多了，如丁复、蛊逢（《汉书》作虫达）、朱轸、冯无择、周信、吕婴。值得注意的是，博成侯冯无择是悼武王郎中，成陶侯周信为吕氏舍人，这两个职衔在刘邦功臣中为数不少，充分说明了吕氏亦自有一套完整的官职体系。至于丁复为大司马一职，与刘邦体系迥异，倒是项羽部有大司马曹咎、大司马周殷，此事表明，较之刘邦集团，吕氏所部的官职更接近楚制。上面提到的这些人，并不能穷尽吕氏武装组成人员的全部，因为所有没有标明属性的功臣，都被理所当然地认为属于刘邦。但只要考虑到吕氏是一支独立部队，那些原本被认为属于刘邦的功臣及功劳，或有相当一部分要考虑其是否属于吕泽了。
刘邦的主要战将的击秦记录，现有记载不外乎曹参、周勃、樊哙、郦商、夏侯婴、灌婴，而傅宽、靳歙的事迹主要在楚汉战争时期。根据《高祖本纪》及《曹相国世家》、《绛侯周勃世家》、《樊郦滕灌列传》，刘邦起兵之初的作战轨迹大致可以确定。但《功臣表》中一些人的早年事迹，则与上述内容不符。据《高祖本纪》，刘邦于秦二世元年九月起兵，此月为当年的最后一月，刘邦的作战似只有战胡陵、方与（《汉书》将此事放在二年，与《秦楚之际月表》同），余均不可见，亦不可能。那么，在此年参加刘邦部、又非起事于丰、沛、砀者，均应考虑其加入的是刘部的支属吕泽部。具体来说，这些人有陈冂（前元年从起宛朐）、阿陵侯郭亭（《汉书》作河陵侯，前元年从起单父）、菌侯张平（同前）、厌次侯元顷（前元年从起留）。只是在秦二世二年，刘邦才于上述地点作战。倒是吕氏的作战范围到过单父，其证据为《惠景间侯者年表》有成陶侯周信，其“以卒从高祖起单父，为吕氏舍人”。这里单父与吕氏得到了有机的联系。如果说上述记载是可信的话，只能认定以上人等所加入的是吕泽部队。
另外，信武侯靳歙亦为从起宛朐者，估计当时是陈冂部下（理由详后）。成侯董渫功比厌次侯，亦可能属吕泽。阳陵侯傅宽从起地横阳，亦非刘邦作战轨迹，只是其从属时间不详。汾阳侯靳强“以郎中骑将前二年（即秦二世二年）从起阳夏”。而与阳夏地望相近处为雍丘，估计刘邦与项羽战秦将李由于雍丘时，吕泽所部或在阳夏作战。（《汉书》之功臣表，以靳强为前三年起栎阳，显然是误记。因为栎阳在咸阳以东，刘邦于汉元年至霸上，前三年不得至此。）在前二年加入刘邦武装的功臣还有谷陵侯冯溪，起事地点为柘。《惠景间侯者年表》之梧侯阳成延从起郏，时间不详。前述四地在刘邦及其主要战将的作战轨迹上均无所见，则可认为其以加入吕泽所部而间接加入到刘邦的阵营。
功臣官职或出身中还有“二队将”、“越户将”、“越队将”、“慎将”诸职衔的人等若干，笔者以为他们可能大部或全部与吕泽有联系。因为除了二队将外，还有上队将之称，祝阿侯高邑即是以上队将入汉。是否可以把吕氏所属部队看作为刘邦的二队，此问题向来无解，但也应该考虑存在这种可能性。因在司马迁的叙述中，似未将吕氏铁定为刘邦的部下。所谓“客”也好，“发兵佐高祖定天下”也好，均表明了吕氏拥有某种自由度。不知此自由度是吕太后掌权后刻意美化自己家族，还是事实原来如此。今不妨把各种可能性都考虑在内。这种身份的人有河阳侯陈涓、东茅侯刘钊、曲成侯蛊逢、柳丘侯戎赐二队将，海阳侯摇毋余越队将，博阳侯陈濞刺客将，东武侯郭蒙越将军，贳侯吕元越户将，绛阳侯华无害越将，等等。如果吕泽所部并非天然是刘邦的部属，则其称二队亦甚相宜。
《功臣表》中有一个称呼曰“连敖”屡屡出现，笔者以为此官职属于吕泽所独有（或其部以此官职命名者众多）的可能性较大。《惠景之间侯者年表》中有俞侯吕它父吕婴以连敖从高祖破秦，日后，又因与吕氏有牵连受诛。这人极可能是吕泽的部下甚至族人，该表又称此人功比朝阳侯。而朝阳侯华寄又恰好是以连敖入汉。所谓功比某人，往往表明两者经历战功相似，有较多的可比性。前面提到的郭亭、戎赐也是连敖身份，而且极可能为吕氏部属。《汉书?高惠高后文功臣表》就称，河陵侯郭亭“定三秦，属周吕侯”，透露出郭亭的早期归属或就是吕泽部下。另外有连敖身份者还有隆虑侯周灶、广严侯召欧、祁侯缯贺（只是此人是在汉三年才加入的）。另有煮枣侯赤，“以越连敖从击秦”。当然，刘邦部也有可明确指认的连敖，即入汉后的连敖韩信。但入汉之后，刘、吕两部应该合为一体了，届时该职衔为两部所通有，亦属寻常之理。
细考刘邦部骨干将领曹、周、樊、郦、滕、灌诸人，在灭秦前，没有率领骑兵作战的经历。而《功臣表》中，以骑将身份击秦者为数不少，根据吕泽部的官职体系更接近楚制，估计这些为骑将或骑士的功臣原或属于吕泽。因为在楚汉战争中，留守关中的楚将有多人是以骑将身份加入汉军的，如吕马童、杨喜、杨武、王周。而肯定为吕泽部的丁复属下朱轸以骑卒降翟王、虏章邯；可能为吕泽部的靳强，即是以郎中骑将加入的。另外，傅宽更是以魏骑将的身份加入刘邦系列的；靳歙有两度对秦军骑兵作战的记录。而以《功臣表》校之，有连敖历史的人，又兼有骑兵色彩的就有广严侯召欧。那么，是否可以考虑，在反秦战事中，出身骑兵的功臣，均可能为吕氏部属。这些人有清阳侯王吸、宣曲侯丁义、武强侯庄不识、乐成侯丁礼、纪信侯陈仓、张侯毛泽、南宫侯张买之父张越人。
在刘邦功臣中还有两人为不愿属刘邦者，他们的早年经历尤其值得关注。其一为王陵，其二为雍齿。在《陈丞相世家》中，王陵被描述为独立起兵于南阳，一直到汉攻楚时才加入到刘邦阵营。后人多尊奉此说。事实上，他也是早年追随刘邦起事于丰者。《功臣表》的记载表明了这一点，“王陵以厩将别定东郡、南阳，从至霸上”，与《陈丞相世家》不符。那么真实情况很可能是，王陵与吕泽在一起作战。这种可能性极大，因为王陵过去的地位当在刘邦之上，起义后不愿属刘邦，亦在情理之中。王陵事迹的歧记，或都有一部分真实，非可视任何一种为凭空捏造。因为其既不愿意属刘邦，却又是从起于丰者，这就存在追随吕氏起义或始终与吕氏在一起的可能性。从《高祖本纪》及其它人的专门传记中，看不出刘邦部在反秦战事中有分开作战的迹象，唯一的例外是郦商在刘部攻克南阳后别将定汉中。但根据王陵的事迹，刘邦部或曰刘邦系列的部队肯定有分兵作战的事实。只是，王陵与吕氏的关系也不是如此轻易能定的。吕太后称制时期，王陵坚决反对王诸吕，就不支持其曾为吕氏旧部。但其从起于丰，又不愿意属刘邦一事，终究要有可协调之人之地使之可以容身。而这个人，从逻辑上来说，就应该是吕泽。 再来看雍齿的事迹。雍齿为刘邦部的叛徒，在秦二世二年时，他背叛刘邦，以刘邦不多的根据地之一丰投降了魏国。刘邦得项梁人力支持后，收复了丰，雍齿就逃到魏国去了。但据《功臣表》，到了秦二世三年，他又重新加入了刘邦部。刘邦对雍齿恨之入骨，甚至于到了已对雍齿论功行赏后，还不肯宽恕当年曾追随雍齿叛变的丰地百姓。如此看来，雍齿的再度加入，极可能是加入到由吕泽统率的刘部支脉，其时间正是刘邦西进之时。
总之，吕泽部的人员构成极其广泛，其吸纳远方同盟者的作用显著。在《功臣表》中有不少的越族将领，可能就是由吕泽部的吸纳，而加入到以刘邦为首的反秦阵营的。而这些人员的加入，对日后吴芮部将梅漤最终助沛公破武关，起了关键作了。而陈冂于起兵之初就拥有五百人，傅宽原为魏将，靳强原有千人；陈冂等人的加入，使得刘邦部队的实力大增，为其最终夺取天下，奠定了基础。
二、吕氏在反秦战事中的作用
据前所论，吕氏部队应该是存在的。那么，其在反秦战事中究竟起过什么作用呢？现只能从刘邦及其核心武将的战绩之外寻求被历史遗漏的蛛丝马迹。
秦二世元年九月，沛令欲以沛反秦，使樊哙召刘季于芒砀山泽间。估计当时吕泽等吕氏族人亦随刘邦隐于彼处。刘邦随樊哙赴沛，吕泽则可能率众从山泽中走出来略地，作战于宛朐、单父、留等地。宛朐在沛县西北数百里外，单父在沛与宛朐中间，留在沛县以南。欲在这样一个相当短的时间里，在如此大的范围作战，没有骑兵是不可想象的。不知吕泽因何机缘，在起义之初就开始建立了一定规模的骑兵，故能胜任这种大范围作战。可以认为，在秦二世元年九月这个短暂的时间里，吕泽没有与刘邦很好地协同作战。两部真正配合作战，应该是二年开始以后的事。
在秦二世二年，吕泽部肯定参加了与刘邦共击薛的战斗。在击薛战斗及其后坚守丰的战斗中，刘邦重创或全歼了秦泗川守的武装，这里当有吕泽部的一份功劳。与项梁合军前，刘邦部对章邯军的作战，不知吕泽部参加了没有。但当时刘部也是势单力薄，估计会倾其所有，与新胜陈胜、士气正旺的章邯作战，没有吕泽部的参战，是难以想象的。项梁立楚怀王后的对秦作战，估计应该有吕泽参加。那么，战东阿，战亢父，战濮阳等等战事，都有吕泽的份。据《惠景之间侯者年表》，吕泽部下冯无择参加了击雍丘之战。只是不详此战是项羽、刘邦击李由于雍丘之战呢，抑或楚汉战争的击雍丘之战。至少，在刘项战李由时，吕泽部或南下击阳夏与柘，此举或为拓地，或为配合作战。
秦二世三年，楚怀王以刘邦为砀郡长，助宋义援赵、西向灭秦。刘邦的第一出击是为援赵楚军开辟道路。这里的战斗，吕泽部基本上都参加了，郭蒙就曾随其战秦于杠里，与樊哙、曹参事迹相同。在傅宽的功劳薄上还有取安阳的记录，此地为《高祖本纪》及《樊郦滕灌列传》等所无。估计这一行动是吕泽部单独完成的。这一点很重要，因为日后项羽杀宋义于安阳，即为此地。说明刘邦部的行动，是为援赵楚军取得前进阵地。有关刘邦部与秦东郡尉的战斗，最乐观的记载也只是大破东郡尉军于成阳或成武南。比之王陵的“别定东郡”尚有一定的差距。其“别定东郡”之说，表明其与刘邦部的战东郡尉并非一事。从字面上来看，王陵行事相当于一支独立部队。当时刘邦部众多核心将领尚未能独当一面，估计王陵亦不得有此殊荣。如果王陵部队不是吕氏之外的部队的话，那么极可能与吕氏是同一支部队。笔者曾作《刘邦西行入关的战争线路与历史功绩辨析》（《淮海文汇》1996?10），指出刘邦在正式出击前曾为援赵楚军作过开辟前进线路的贡献。其中的主要战斗即为击东郡与王离军，刘邦部的主要将领曹参、樊哙等均参加了此行动。但其后，刘邦就移师昌邑一带，而不及定东郡。如果王陵是与吕氏协同作战的话，那么，吕氏在与西进的刘邦部既配合作战又分头行动的战略作用就相当重要了。在刘邦不及定东郡的情况下，或因为其有更重要的战略使命要完成，由吕泽部接手继续在东郡的战斗，亦甚合情理。不仅如此，吕泽、王陵部还有可能继续为援赵楚军扫清道路，甚至于跟随过河击秦。从地理上说，这样做也非常合理。因为项羽率军北上的同时，不及定东郡的刘邦已率军南下。而项羽过河前，没有任何迹象表明其有过战斗，那么其道路的开辟却必须有人完成。也许吕氏就是在这一时刻暂时加入项羽部，或先于其渡河攻秦。项羽当时是楚国上将军，他有权征用刘邦的部队或其盟军。
刘邦本人在西进途中并未能行进到赵地，据他在鸿门宴对项羽的解释，刘与项的战略分工为，刘战于黄河以南，项战于黄河以北。刘邦及其主力肯定没有北渡黄河，但《功臣表》表明，刘邦势力又肯定有机会北渡黄河，并在赵地扩大了队伍。很可能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曾经背叛刘邦的雍齿，于此时就以赵将的身份重新加入加入刘邦势力。因赵地均在黄河以北，故而他的加入支持了刘邦势力有过河击秦的事实。除雍齿外，还有阳都侯丁复亦为在秦二世三年加入刘部的赵将。丁复的加入地点是邺（今河北省邯郸与河南安阳之间），地点在黄河以北。而据《高祖本纪》，刘邦部击秦活动的最北区域也只是白马（今河南滑县），且在黄河以南。刘的盟军吕氏军，则极有可能渡河击秦。尽管此问题的提出实在匪夷所思，但不作此解释，则无法面对丁复加入刘邦部的问题。为解决此问题，《汉书》以丁复加入刘邦部的地点为薛，其身份为越将，但未给出加入的时间。很明显，如果丁复是如《汉书》所称以越将于薛加入，则时间肯定是前元年或前二年，之所以不提时间，是因为司马迁的说法是以前三年从于邺而非从于薛。班固以意改《史记》处甚多，《功臣表》尤其明显。而《汉书》对雍齿的赵将身份就没有改，既然雍齿可以是以赵将身份加入刘邦军，则丁复亦可。甚至于丁复就是由雍齿的关系，才加入到刘邦阵营中来的。丁复事颇不简单，《史记》、《汉书》均标示其受封七千八百户，此人的功劳当在樊、郦、滕、灌之上，居然除《功臣表》外，再不见其有何功绩。可以肯定其或在反秦战事中很有作为，或是因为由赵将转入刘邦阵营，起始地位就相当高，否则无法解释其最后的功劳。总之，由于《史记》、《汉书》的记载出入，丁复是否肯定于薛加入，无法确定。 那么，只要刘邦阵营中有赵地的部队加入，其渡河救赵的可能性就不能排除。 对于丁复，顾炎武曾经提及，其曰：“楼烦即赵西北边之国，其人强悍习骑射。《史记?赵世家》武灵王行新地，遂出代西，遇楼烦王于西河而致其兵。致云者，致其兵而用之也。是以楚汉之际，多用楼烦人别为一军。《高祖功臣年表》，阳都侯丁复以赵将从起邺，至霸上为楼烦将；而《项羽本纪》，汉有善射者楼烦；则汉有楼烦之兵矣。”（《史记会注考证》引）以顾氏的说法，楼烦的起源为战国赵地，则赵地出善射之人。而这个丁复，正是以楼烦将的身份入汉的。出身赵地的丁复为楼烦将，显然较之于出身于薛的丁复为楼烦将更有说服力。
其实，即使是刘邦部渡河击秦，也不算违背楚怀王的命令。楚怀王任命宋义为楚上将军，诸别将皆属。表明宋义有权调动楚国的全部军事力量，刘邦自然也不能例外。而刘邦受命后最初的军事行动，正是帮助援赵楚军打通前进道路。那么刘邦部或者其协同部队过河击秦便是顺理成章的事。在《秦楚之际月表》中，就有刘邦军“救赵至栗”的记载。只不过刘部至栗本身却与救赵无涉。但其早期行动是救赵行动的组成部分，则毫无疑问。《张耳陈余列传》称“燕、齐、楚闻赵急，皆来救”，则项羽破秦前的钜鹿下已有三个外国及代地之兵。燕指燕王韩广部将臧荼，齐则非田荣所辖，或为原在赵之田间、田角部，或还有与田安、田都一样，因不满田荣的龟缩自保政策而擅自出兵救赵的齐军。这个“楚”字，前人以为有误 ，但应该考虑确实有这么一支、甚至几支部队存在，其或是棘蒲侯陈武部，或是定秦东郡之吕泽、王陵部。总之，吕泽部过河救赵的可能性是存在的。如果王陵确实是吕泽部属的话，吕泽部则又参加了攻击南阳的战斗。至于雍齿，虽然其受汉封有策略的考虑，但刘邦亲口说其功多。以刘邦早先的分封原则，击秦之功居先，雍齿的功多是否包括了击秦之功，不得而知。只是从道理上来说，应该如此。
刘邦部在取得了陈留积粟后，于西进前又有一个向北作战的动作，行动最远处，达到了白马，此地为今河南滑县，就在黄河南岸。此作战显然与西向击秦无关，估计在这次行动中，迎回了在河北作战的吕泽部。因为刘击白马为秦二世三年二三月间的事，此时距项羽破秦于钜鹿已过了三月，吕部从河北前线撤下亦无关紧要。从郭蒙击杨熊、及王陵于南阳作战诸事看，吕泽部亦参加了刘邦击南阳及攻武关的战斗。然后，吕泽部同刘邦入关战秦，最终灭秦。
三、吕氏在楚汉战争中的作用
有关吕氏在楚汉战争的作用，《功臣表》倒是有记载，其曰：“还定三秦，将兵先入砀，汉王之解彭城，往从之。复发兵佐高祖定天下。”另外，《项羽本纪》补充提到“是时，吕太后兄周吕侯为汉将兵居下邑，汉王间往从之”，在日后记载中的吕泽“发兵佐高祖定天下”之说皆源于此。此言亦是吕泽在军事上独当一面的重要依据。可以肯定，吕泽在秦灭后的主要角色仍然是带兵打仗。
那么，吕泽的战争作用又是如何呢。首先，他肯定参加了汉定三秦的战争。汉元年八月，刘邦发汉中军击三秦，吕泽参与其事，这有《功臣表》的记载为证。《高祖本纪》以三秦王中的塞王、翟王为投降汉王，而《功臣表》明确记载，旧赵将丁复俘虏了翟王董翳。其实俘虏董翳的还不是丁复，而是朱轸，此人即是悼武王吕泽的部下。此记载将此功劳同时记载在两人名下，表明当时丁复已浸浸然成为吕泽部下一个相对独立的部队。 参加了三秦之战的吕泽旧部可指认者尚有东武侯郭蒙。三秦之战在《史记》中着墨甚少，似乎得来全不费功夫，实际上，三秦之战亦相当不容易。刘邦军事集团的所有重要将领基本上都参与了三秦之战。汉军出陈仓时，遇三秦兵阻挡，刘邦甚至于准备退兵，只因寻到另外的出路，才重新发动进攻的。三秦军队相当顽固，章邯之弟章平兵败后又卷土重来，嚣张的很。章邯被围于废丘长达八九个月，就是顽抗到底。据《功臣表》，战三秦死事者就有纪成。这个纪成，也可能是吕泽的部下。理由是，纪成在灭秦时的身份就是将军。在同一时期，此职衔为刘邦部所无（唯一称将军的刘邦部下有郦商。而此人原来就是一支独立武装，故沿用旧称）。而吕泽部这种人倒不少。如郭蒙为越将军，蛊逢为曲城户将，丁复是楼烦将，陈冂是特将。因此，这个战死的纪成，也极有可能是吕泽部将。从纪成之死可以看出，吕泽部在定三秦战争中打得相当艰苦。
汉二年，刘邦率五诸侯兵东击彭城时，吕泽先将兵攻下砀。砀为梁楚交会地，楚国在此的势力或相当可观。汉元年，楚为阻汉东进，曾派兵于阳夏阻拦。而阳夏又是吕泽、靳强熟悉的地区，故吕泽于此地作战当进展顺利。如果王吸是吕臣之部下，吕泽部有可能是从武关一路东进的。这个推测，与王陵将兵据南阳的记载吻合。曹参的战功簿上也有等击攻砀得手之记，当是与吕泽有协同之功。曹参很快就离开砀，继续东进攻彭城、萧等地，砀则由吕泽留守。吕泽之守砀，表明砀为刘邦重视。因为刘邦早年即起兵于此，后又受楚怀王之命为砀郡长，他当视砀为其命根子。项羽分封，将梁地据为己有，无异等于剜刘邦的心头肉。此时刘邦任吕泽攻下砀并经营于彼，显然有将其经营为根据地的意图。也多亏吕泽在砀有所经营，后刘邦彭城败退至下邑，得吕氏助乃能再度振兴。刘邦收拢残部与项羽相持于荥阳之初，吕泽或仍在砀地。日后，项羽攻下邑，估计吕泽不能当其锋，便退至荥阳与刘邦会合。项羽攻克下邑的具体时间不详。据《黥布列传》，项羽击下邑的时间是黥布反后，时间或在汉二年及汉三年之交。果然如此，则其后，吕泽当与刘邦一同在荥阳作战。此年之中，刘邦回关中灭章邯，而此役似有吕泽部队参加，章邯就是受擒于丁复部下朱轸。经此一役，关中获得彻底安定。此前，汉军击楚全力出击，曹参、周勃、樊郦滕灌都出关了，而章邯仍然盘踞在废丘，成为关中的心腹之患。很难想象，刘邦会置章邯于不顾，其一定安排了足以制约章邯的人选，这个人选为谁，已没有任何材料可借鉴，只能从《功臣表》分析推测。时有陈冂者，为入关封侯的为数不多之人，据《淮阴侯列传》韩信语，其素为刘邦所重，且没有材料证明其曾随刘邦出关击楚。如果要推镇守关中的最佳人选，首先就是陈冂，其次是丁复。丁复入汉并未封侯，甚至连封君都没有，但其有虏塞王之功，可能受提拔。而且日后章邯由其部下朱轸擒获，则可能是在得到刘邦等人的增援后取得的战绩。陈、丁二人都可能是吕泽的部下，由他俩人共同承担关中军务，可能性亦甚大。因此，吕泽部队是参加了关内最后之战的，但吕泽本人或因据守下邑而没有参加。而到了陈、丁二人建大功之后，他们已经是相对独立的部队了。尤其是陈冂，日后可能与吕泽没有任何联系了。当时吕泽在今河南一带，而陈冂北上击魏、代、赵，在今山西、陕西、河北一带，均为黄河以北，陈、吕彻底脱离了干系。
汉三年，楚围荥阳急，刘邦在纪信的掩护下跳出楚之包围。而吕泽肯定没有随同刘邦潜逃，而是与魏豹周苛等人留守荥阳。关于这一点，只有《惠景间侯者年表》中博成侯冯无择的功劳条下透露了一丝信息，其曰“力战奉卫悼武王出荥阳”。那么，吕泽的最后突围，当是在刘邦出逃以后、荥阳陷落之前的事。其时的情形当是间不容发的危机，故需要力战才能脱身。
此年靳歙战功累累，而靳歙原本或为吕泽所辖，而到汉三年便开始独立作战，成为刘邦阵营的重要机动力量。值得注意的是，靳歙在赵地作战的战功前常有一“从”字，其所从何人，史无明证。以司马迁的笔法，所谓从击某而无特指时，往往是从刘邦。而刘邦于当时与项羽相持于荥阳一带，其脱身击赵的可能性不存在。如果其所从为韩信，《史记》并不避韩信，如灌婴、曹参多次从韩信作战。则靳歙所从何人，就成为一大悬案。再根据其未参加击魏与击齐战斗，基本上可以排除其从韩信的可能。靳歙的作战呈独立性质，似与有案可稽的任何人都不相干，其所从之人必是一地位高于他的人。靳歙也是入汉前就受封侯之人，与陈冂同。而恰好他又是与陈冂同为起于宛朐者，很可能在其击赵地一带时，受辖于陈冂。果然如此，则陈冂之功劳又要写上重重一笔。而吕氏体系的功劳也要写上重重一笔。只是在此之后，靳歙也成了一支独立部队，成为刘邦集团重要的机动力量，届时其战功不得与吕泽或陈冂有任何牵连，故不在此文讨论之列。
汉四年，吕泽在楚汉战争中之功劳最大者，或当属灭齐与歼灭龙且之战。《史记》将歼灭龙且之功完全划到韩信与灌婴等名下，但实际上，参与战斗者远不止韩信所部。依《汉书?陈胜项籍传》，楚军援齐之主帅为项羽之从兄子项它，项它为大将，龙且为裨将，此说当有所据。只是到了《史记》中，消灭龙且部的全部功劳都归了韩信。但就《功臣表》来看，击破龙且则远不是韩信一人之功。阳都侯丁复就“属悼武王杀龙且彭城”，高陵侯王周“以都尉破田横龙且”，肥如侯蔡寅“以车骑都尉破龙且及彭城”，此为非韩信部击龙且的旁证。而韩信部击破龙且的证明也不少，除曹参、灌婴传外，《功臣表》明确记载，中水侯吕马童“以司马击龙且”，乐成侯丁礼“以都尉击籍，属灌婴，杀龙且”。看来，击破龙且之战要成悬案。有一种可能性，即歼灭龙且是两支以上军队合力的结果。汉五年，击灭临江王共尉事，就分属于刘贾、卢绾和靳歙两个部分，且无隶属关系。尤其是共尉之擒及献俘均为靳歙，则刘贾在此役的从属地位及配合作用显而易见。龙且的覆灭或与此情况相类，为韩信与吕泽部合作的结果。此年，汉已肃清了楚的周边势力，与楚决战的时机接近成熟。而与楚决战的前提是最大限度地削弱楚军主力。及龙且以脱离项羽掌握且兵员众多，刘邦集团一定会认为一旦聚歼该部，将极大地打击楚军。于是，刘邦部的重要部队都加入到灭齐及灭龙且之战，就不足为奇了。曹参、灌婴此前均不属韩信，而到了汉灭齐与歼龙且的会战时，两人的部队均归韩信统辖，即为其证。此年，丁复以大司马击项羽军于叶，刘邦部以大司马署官者仅见于此，说明吕泽部队系列即便在楚汉战争中也具相当的独立性。曲成侯蛊逢此年击项羽军于陈。以上丁、蛊二年的事迹也可能是汉五年事。值得一提的是，位次于汉初十八功臣的蛊逢（又作虫达），入汉时仅为二队将，除击三秦与击项羽于陈外，并无其它事迹，而其受封四千户，远在傅宽、周昌、王吸之上，其于楚汉战争阶段战功甚多当无疑问。
汉五年垓下之战，不详吕泽本人参加否。但从刘邦因败于项羽，而召集所有方面的武装参与会战的情况来看，吕泽参加的可能性不小。
总而言之，吕泽部在楚汉战争中的功劳不小，且随着刘邦阵营的扩大，吕泽部也分化成几支独立部队。陈冂部主要在北方作战，参与了定代、魏、赵、燕之战；靳歙部成为刘邦阵营中最重要的机动部队，战功累累；丁复可能参与了镇守关中及击龙且的会战；傅宽于汉四年前后补充到韩信的部队之中；吕泽自己也应该有一支部队。吕泽在汉定天下后被封为周吕侯，死后谥为令武，表明其作战方面的特长。
四、刘邦对吕氏功劳的酬谢形式
按上文所论，吕泽在刘邦定天下的过程中功劳很大，但他得到的酬谢似有过低之嫌。是不是刘邦太寡情薄义了？这个问题似乎在当时已被巧妙地解决了。刘邦在灭秦后，被封为汉王，这里当然有吕氏的一份功劳。按吕泽在反秦战事中的功绩，其不被封王，已是不平，对此，刘邦自有一套办法让其心服。吕泽至霸上，即被封侯。他的功劳不是封侯所能解决的。因为他可能的部下陈冂、靳歙也封了侯。于是，刘邦又封吕泽之父吕公，也就是刘邦的岳父为临泗侯。须知，在众多有功将领都没有封侯的情况下，给无尺寸之功的吕公封侯，等于是给了吕氏一帖安慰剂。
这种做法是有前例可循的。项梁战死后，楚怀王主持楚国军国大计，收吕臣军而有之。就在这个时候，他封未有尺寸之功的吕臣之父吕青（《功臣表》作吕清）为令尹，地位反在反秦有大功的吕臣之上。吕臣居然也安之若素。汉定天下后，吕清降汉，受封为新阳侯，而刘邦的老上级、老战友吕臣，却只能世袭其父的爵位（《汉书?高惠高后文功臣表》）。这充分说明，这种做法在当时是能行的通的。平定天下后，吕泽之弟吕建成，根本没有什么功劳，也被封侯，这也是对吕氏在战争中的贡献的一种酬谢形式。
顺便说一下，有关吕公嫁女与刘季之事，史称其慧眼识英雄。其实这个传说可能是吕太后抬高自己的一种宣传。因为吕太后之妹吕须，就嫁给了樊哙。而樊哙的出身，一狗屠而已。可见吕后嫁刘，并没让刘占到什么地位上的便宜。但吕氏家族人丁兴旺，或为日后刘邦成大业极有帮助。从《功臣表》可以看出，吕姓封侯之人为数不少。尽管不能说这些吕姓之人均是吕泽一宗，但其出身地望均为丰沛，则其为一族是可能的。
五、汉初政治与吕氏的结局
笔者以为吕泽在秦楚之际功劳甚大，但吕氏之功有几处不可解。若依笔者所论，吕泽之功都足以封王，而其生前并没有享受封王之荣耀，直到其死后很久，才由吕太后追封为悼武王。因此在笔者所论中，如同《史记》将一些不完全属于韩信、曹参的功劳收归二人所有那样，肯定也会将一些原本不该属于吕泽之功归到了他的名下。这是因为史料阙如，而无可奈何的事。考虑到其部下丁复、蛊逢受封户数之多，作为主将的吕泽则有低封的遭遇。据有关记载，刘邦建国后有废太子改立戚夫人所生子如意的打算，压低吕氏功劳或与此有关联。而最终刘邦未能如愿以偿改立太子，也与吕泽的战功及其属下众多有关。
尽管汉初改换太子事件中传闻甚多，但此事肯定是有的。刘邦以太子刘盈孱弱为虑，欲以戚姬所生子如意替代之，遭到众大臣的一致反对。在这种广泛的反对声中，是否有吕氏的影响在内，值得考虑。《留侯世家》记张良闭关修练以避免为此事表态，因遭吕后兄吕建成的劫持而开关主持其事。因此，吕氏家族肯定动用了一切手段，力图保住刘盈的太子之位。而刘邦方面又不得不考虑吕氏的势力，从而使自己的打算彻底落空。因此，吕泽的薄封，就可能是刘邦在立嗣之争时出于权宜考虑的结果。应该看到，由于共同参加了反秦及楚汉战争，吕泽与刘邦阵营的众多武将有着相当深厚的感情，大家也愿意为老战友抗颜犯上。但事成之后，尤其是吕太后执政时期，吕氏家庭的势力骤然膨胀，则使得原本不错的同僚关系终于恶化，最终造成吕氏灭族。
吕太后称制时期，以吕代刘的用心已毫不掩饰，而刘邦给众部下的恩情始终存在，这就造成了以拥吕还是拥刘的两大政治集团。吕太后大封吕氏子弟，其家族称王者达三人之多，而且又有多人寸功未有，得以封侯。此等行径肯定要触怒为汉家打天下出生入死的已封功臣和未及封侯的战将（汉文帝时，又对参加战争的武官论功行封）。据说刘邦去世时，吕后曾动了诛杀大臣的念头，这肯定会使众大臣对吕太后离心离德。吕太后害死三个赵王的罪行，无疑给刘邦的老部下心中留下了巨大的恐慌。待吕太后本人去世，朝廷大权落到了吕氏子侄手中，众功臣肯定担心三赵王的悲剧会在自己身上发生，于是，众人合力灭了吕氏。灭吕氏之后，为了消除吕氏的影响，汉朝廷上下或开始将吕氏的战功从史册中有计划地删除。最终造成了史料的残缺。
也许有人会说，同样是卷入政治纠纷，同样是史料明显残缺，为什么同为政治斗争的失败者韩信的功绩并未受到削弱，而独独缺了吕氏之功。这里的原因可能是，韩信等人的罪名，即使在当时也是不被普遍接受的，至少是一种将信将疑的状态。从有关汉初谋反事件与史料的关系，似能理出一个大致脉络，即凡是可以有确凿事实的反叛，其人之功多从史料中略去，而只是怀疑其叛者，则多保留了他们的功劳。可以确认的反叛有韩王信、黥布及陈冂，这三个人在楚汉战争中的功劳就不见了。可以肯定，此三人能得到重用，乃至封王，如无大功是不可能的。从其反叛后，刘邦亲自挂帅出征一事来看，这三人的作战能力也是相当强的，以致于刘邦不敢掉以轻心。至于卢绾之反，亦属真实，也不见其有什么具体功劳被记载下来，其情况与前述三人又有区别。其传记资料中已明确说是因为与刘邦关系好而封王，则其原本就功劳甚小，不得与前三人模拟。反观韩信与彭越，其是否反，则难说的很，其罪名多半是莫须有，不足为凭。故官方档案中没有削删他们的功绩。尤其是韩信，他的死罪原本有冤屈的成分，故朝野上下默认了他的功绩，不仅使其战功得以在功劳薄上体现出来，甚至于还可能将其它政治斗争失败者的功劳合并到他的名下。比如今天我们看到的《史记》，就把定魏、定代、定赵、定齐之功全归了韩信，而《功臣表》并不支持这种记录。之所以要说这些关联不大的人和事，只是为了说明汉代因政治斗争的关系，存在削删档案的事实。那么，众功臣合力灭了吕氏，对于吕氏在战争时期的功劳予以有计划的削删，就是顺理成章的事了。于是，造成了今人对吕氏在战争年代中做过贡献一无所知。以上见解当否，还望有识赐教。
（原载《徐州文史资料》19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