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遭遇最相似的两位才子：张春桥与贾谊 -- 古城老农

以苏修叛徒集团为代表的官僚垄断资产阶级掌握国家机器，控制各级领导权，垄断全国经济命脉，占有整个社会财富，使广大工人重新沦为雇佣劳动者

新华社一九七五年六月五日讯　新华社记者报道：苏联现在的国营企业依然打着“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的招牌。但是透过这块招牌，分析一下这些企业的生产资料究竟归谁所有，它们在生产过程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和分配关系究竟是一种什么状态，原来这种所谓“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已经发生了本质上的变化，蜕变成为官僚垄断资产阶级所有制。

苏修统治集团把苏联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改变为官僚垄断资产阶级所有制是从夺取领导权开始的。斯大林逝世以后，新老资产阶级代表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之流施展了种种阴谋手段，发动了反革命政变，篡夺了苏联的党和国家的领导权，变无产阶级专政为资产阶级专政。苏联国家性质变了，全民所有制的性质也发生了根本的变化。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之流很懂得领导权的重要性。他们上台以后，便排斥异己，安插亲信，从中央到地方，把一批又一批的老布尔什维克、工农干部打下去，把他们的代理人安插到各级领导岗位上。他们掌握了国家机器，垄断全国经济命脉，占有整个社会财富。

以苏修叛徒集团为代表的官僚垄断资产阶级控制了各级领导权，打着列宁党的旗号，挂着社会主义企业的招牌，利用国家机器，通过各种决议、条例，在企业的经营管理方针上，在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关系上，在分配制度上，推行一整套修正主义路线和政策，全面复辟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从而使苏联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企业完全变质。

赫鲁晓夫上台后不久，在工业部门进行了所谓的“经济改革”。这一“改革”的实质，就是废除适应于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的某些经营、管理方针，代之以资本主义的经营、管理方针，把利润原则作为一切经济活动的指导原则，使追求利润成为生产的最终目的。早在一九五五年，赫鲁晓夫集团就作出了“扩大企业经理职权”、“扩大厂长权限”等决议。在一九五六年二月举行的苏共二十大上，赫鲁晓夫叫嚷“必须彻底实行”“个人物质鼓励原则”。一九六一年十二月苏共二十二大通过的《苏共纲领》和赫鲁晓夫的报告，强调要“加强物质刺激形式”，对经济工作进行“卢布监督”，“提高赢利率”“应当成为苏联企业活动的法律”，要“给予企业以更多的可能性来支配利润”等等。一九六二年九月，苏联《真理报》抛出了苏联御用经济学家利别尔曼两篇鼓吹“利润挂帅”的文章，鼓吹利润应当成为衡量企业效率的最后的总尺度。赫鲁晓夫亲自出马加以肯定和推广。

勃列日涅夫上台以后，继承赫鲁晓夫“经济改革”的衣钵，于一九六五年明令推行以利润为核心的“新经济体制”，并制定了具体贯彻“新体制”的《关于完善计划工作，加强工业生产经济刺激》的决议和所谓《社会主义国营生产企业条例》，从立法上进一步肯定了在工业中业已复辟了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新经济体制”既保证了以勃列日涅夫集团为总代表的官僚垄断资产阶级利用国家机器对各企业实行严密控制，同时，又赋予苏修集团任命的企业经理在企业中按资本主义原则进行经营和管理的广泛权力。从而使苏联的国营企业完全蜕变为官僚垄断资产阶级所有制企业。

苏联的官僚垄断资本主义所有制的性质，决定了企业领导人同广大工人的关系是压迫与被压迫、雇佣与被雇佣的关系。苏联工人阶级原来是企业的主人，今日变成了奴隶，劳动力重新变为商品，广大工人重新沦为雇佣劳动者。“他们不仅是资产阶级的、资产阶级国家的奴隶，并且每日每时都受机器、受监工、首先是受各个厂主资产者本人的奴役。”

苏修的“企业管理条例”规定，企业经理、厂长等对企业“负全部责任”，可“不经委托即以企业名义办事”，对企业职工发布“命令”；有权“占有、使用和支配”企业的财产；有权买卖生产资料；有权确定生产计划和销售计划，任意生产利润高的产品；有权自行招收、解雇和处罚工人，自行确定工人的工资和奖金，等等。总之，企业生产资料的支配和运用连同分配、人事大权完全操纵在苏修官僚垄断资产阶级委派在企业的代理人手中，广大工人群众则完全被剥夺了领导和管理企业的根本权利。苏修的一位经理曾直言不讳地宣称：“托拉斯就是我的家，我就是主人，我要怎么干就怎么干。”

事实正是如此。把持企业的特权阶层，大权在握，为所欲为，他们“往往比旧的地主和资本家更厉害地压迫工人”。经理可以任意打击、处罚和解雇工人。这类现象，仅从苏联报刊上透露出来的，便已十分怵目惊心。莫斯科第十五卡车修理厂的经理，为了获取更多的利润，一下子就解雇了该厂十分之一的工人；沃罗涅日汽车联合企业的经理，自一九七○年到一九七二年就解雇了五百三十人，“实际上更换了全部工作人员”。

诸如此类的例子，举不胜举，连苏修报刊也供认不讳。资产阶级特权阶层对工人的这些残酷压迫和剥削，有的还是由苏修领导集团明文规定并在全国推广的。臭名昭著的“谢基诺经验”就是一例。莫斯科附近的谢基诺化学联合企业，通过实行资本主义的血汗制度，加强对在职工人的剥削和增加劳动强度，在几年内就解雇了一千三百名工人。裁减工人后“节约”下的工资基金，大部分落到经理、厂长手中，而一批批工人被解雇，处于失业或半失业状况。据苏联《劳动报》透露，仅俄罗斯联邦二百九十二个实行“谢基诺经验”的企业，到一九七三年七月一日止，就已经解雇了七万人。正当成千上万的工人失业，流离失所之际，“谢基诺经验”的创始人，从化学工业部部长到联合企业的领导人，却获得了巨额的国家奖金和勋章。

生产资料所有制的形式和人们在生产中的地位与相互关系，决定了产品的分配形式。马克思指出：“消费资料的任何一种分配，都不过是生产条件本身分配的结果。”

苏修复辟资本主义以后，垄断着生产资料的一小撮新资产阶级分子同时垄断了消费品和其他产品的分配大权。苏修当局除了以上缴利润形式攫取大量剩余价值以外，还打着“按劳分配”的旗号，大搞“物质刺激”，竭力扩大特权阶层不劳而获的收入。他们公开宣称，一小撮官僚垄断资产阶级及其代理人“要用更高的报酬来刺激”，建立了高工资，高奖金和兼职兼薪、特定工资等分配制度，并规定了名目繁多的个人津贴，贪婪地占有工人所创造的剩余价值。苏修口头上侈谈“按劳分配”，实际上实行的是按资本和权力进行分配的原则。

“物质刺激”是一小撮官僚垄断资产阶级驱使工人为他们生产更多剩余价值的手段，是资本家加紧对工人剥削制度的翻版。实行“物质刺激”的结果，使工人遭受的剥削越来越严重。在阿克萨伊斯克塑料厂，工人每得到一个卢布的奖金，就要为官僚垄断资产阶级多创造十六卢布六十戈比的剩余价值。根据苏修公布的材料，从一九六○年到一九七二年，苏联官僚垄断资产阶级掠夺工人所创造的剩余价值增加了百分之一百六十三点七。而工人阶级创造的剩余价值，首先通过税金和上缴利润等形式被以勃列日涅夫为首的官僚垄断资产阶级以国家的名义所攫取。据苏修自己公布的“国民经济统计年鉴”的资料计算，苏联工业部门的赢利相当于工人工资的两倍多，剥削率高达百分之二百以上，比二十世纪初沙俄工业部门的剥削率还高一倍。官僚垄断资产阶级攫取的剩余价值，被用来维持苏联的法西斯国家机器、用作为侵略扩张服务的军费、供资产阶级特权阶层过花天酒地的生活，还有一部分用于资本积累以扩大对本国劳动人民的剥削。至于留给企业的利润，大部分通过高工资、高奖金等形式，被那些特权阶层无偿占有。

高工资是新资产阶级分子侵占工人剩余价值的一种形式。一小撮新资产阶级分子除了领取职务工资外，还可以领取学位津贴、兼职工资、特定工资等等。这些工资加起来高达几百卢布甚至上千卢布。

除工资外，奖金成了资产阶级特权阶层对工人劳动果实进行巧取豪夺的又一种形式。在苏联企业里有五花八门的奖金制度，有的企业，奖金达一百多种，而奖金的分配又是按地位高低和工资的多少来分配的，因此，奖金的绝大部分落到了少数高薪的特权阶层分子的腰包。据第一批推行“新体制”的七百零四个企业的统计，在利润中作为日常奖励的款项中，工人分得部分只占百分之十八点一；而百分之八十一点九为企业领导和工程技术人员所占有。奖金在工资中所占的比重差距也很大。据苏修官方公布的显然经过粉饰的材料透露，一九六九年在苏联工业企业中，工人得到的奖金只占本人基本工资的百分之四，企业领导人获得的奖金却占本人工资的百分之四十以上，有的甚至高达工资的一倍到两倍。据苏联报刊透露，戈米尔玻璃厂发给管理人员的奖金为他们工资的百分之一百四十七点二，然而却没有规定从物质奖励基金中拨出奖励工人的款项。企业领导人还巧立名目弄虚作假，多捞奖金。梁赞农机厂厂长在新调该厂的头十个月中，还没有真正参加工作就得到一千五百五十七卢布的奖金。利佩茨克一家工业建筑托拉斯经理一个月内就七次获得奖金，总额达一千四百卢布。苏联《经济问题》杂志一九七五年透露，俄罗斯联邦一个建筑公司所属十七个企业的管理人员，通过虚报计划完成情况等手段，多领了五万六千五百卢布的奖金，其中企业领导人分到一万五千三百卢布。由此可见，苏联新资产阶级吸血鬼是何等的贪婪。

苏联企业中资产阶级特权阶层通过这些手段获得的实际收入比一般工人的收入高几十倍甚至上百倍。列宁在俄共（布）第八次代表大会上曾经指出，第一次大战前沙俄的资产阶级专家与粗工之间的工资差距是二十倍。现在苏联新资产阶级分子与苏联工人的收入差距，甚至超过了沙俄时代。

此外，资产阶级特权阶层还利用他们政治上经济上的特权，通过各种手段，取得大量收入。营私舞弊，贪污盗窃，化公为私，收受贿赂等，更是他们的一大财源。“不少人在短期内就成为百万富豪”。据苏联《东方曙光报》一九七四年八月透露，第比利斯合成制品厂的头目利用职权，一次就盗窃了一百一十万卢布。苏呼米烟草公司的领导人，贪污受贿获得数百万卢布。

资产阶级特权阶层通过上述“合法”和非法的手段，占有大量的商品和货币，过着奢侈腐化的寄生生活；与此同时，广大劳动人民却收入微薄，生活日益贫困，有相当数量的工人生活和工作都没有保障。这是多么鲜明的对照啊！

伟大的导师列宁曾经指出，“通常所说的阶级究竟是什么呢？ 这就是说，允许社会上一部分人占有另一部分人的劳动。”在现今的苏联，资产阶级特权阶层通过种种手段无偿地占有广大工人的绝大部分劳动果实。地位愈高，掌握的权力愈大，攫取的剩余价值也就愈多，这那里还有什么“按劳分配”的影子呢？

从上面的情况可以看出，在苏修统治下的苏联国营企业，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的招牌依然挂着，但实际上已经变成官僚垄断资产阶级所有制的企业。不管勃列日涅夫之流怎样辩解，也是难以掩盖的

作者：阳戈 文章来源：《红旗》一九七五年十一期

近年来，在苏修社会里，出现了一种新的行业。这种新行业，虽然没有被苏修叛徒集团列入他们“巨大成就”的栏目内，但倒真的搞得不坏，正在以很快的速度“发达”起来。这里，且举这种行业的几个小例子，使读者开开眼界。

先看“私人授课”业。此业现在盛行苏联全国，据说是专门为中学生进入大学而设立的。私人授课每小时可得五至十个卢布，相当于普通工人一天半以上的工资。在莫斯科街头，“圆柱上”、“墙壁上”，“大门道里”，到处是这种花花绿绿的广告，简直让人眼花缭乱。

再看“代人考试”业。据《莫斯科晚报》载，有一种“代人考试组织”，专门代人投考大专学校。这种组织业务繁忙，应接不暇。有一个成员上午到食品工业专门学校代人考试，下午又到纺织工业大学代考，第二天又到莫斯科大学代人投考经济系。考取后，每位收取代考费五百卢布。

其次看“论文出售”业。《共青团真理报》载，罗斯托夫铁路运输工程学院里有一种“联合组织”，专门“帮人做毕业设计、学习论文、测验作业、实验室作业”。一份设计，售价九十卢布，有的一百五十卢布。

再其次看“毕业证书制造”业。《消息报》介绍的一个“毕业证书制造所”，一张毕业证书售价一千卢布，两年中他们就销售了五十六张这样的毕业证书。

若问这种行业为什么如此兴隆，那就要看看苏修的教育制度了。随着资本主义的全面复辟，苏修的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早已成为进入特权阶级的阶梯。苏修总头目勃列日涅夫说：“国家主要是从经过高等学校培养的专家中吸收从事经济工作、党的工作、国家工作、外交工作、军事工作和从事一切社会活动的干部。”许多材料证明，大学文凭是选拔干部的决定性标准。有此文凭，即使是个白痴，也能捞个一官半职；无此文凭，即使你是“共产主义劳动突击手”，“从战争年代起”就做某项工作，并且“有这方面的专业知识”，但最后是“被裁掉”！勃列日涅夫的话以及无数事实告诉人们：只要一进了高等学校，或者干脆只要设法捞到一张大学文凭，那就能够得到高官厚禄，就有飞黄腾达的时机。要是进不去呢，那就对不起，只能“永远”当一个被人看不起的“执行者”。许多人为了达到“高升”的目的，当然就只有八仙过海，各显神通。于是各种稀奇古怪的行业都应运而生了。

可不能小看这种新行业。特权阶级要把自己的爵位和俸禄传给他们的子女，一个重要的办法就是通过教育一途。而这样做，没有上述行业的帮助，就有点儿难处。你说考试吧，“中学课程”并不完全包括大学“考试中应考的所有材料”，一般中学毕业生怎么去考？有了上述行业，苏联的资产阶级新贵们就不怕。他们有的是钱，可以雇请“家庭教师”，或使子女进各种学费昂贵的私人“补习班”之类。这样把子女塞进高等学府以后，总算放心了吧？可是还不行，有些公子小姐们一向吃喝玩乐，谁愿去死啃书本？不能毕业怎么办？还得依靠上述行业。在“教育市场”上，只要不惜重金，什么毕业论文、毕业文凭，甚至“副博士”之类的头衔都可以买到。有了这些玩艺儿，就可以骑在劳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了。不难看出，苏修教育领域的新行业，完全是适应特权阶级对劳动人民实行资产阶级文化专制的需要而产生的。

“有钱，就可以进入高等学校”，这是苏修一家不大不小的官方报纸吐出来的一句很难得的真话。当然，苏修统治者“标准的提法”可不是这样。因为这么说，他们那个冒牌的“社会主义”不就露了底？你听，苏修《国民教育立法原则》说得多么堂皇：苏联全体公民不分财产和社会地位，“在受教育方面一律平等”。但事实呢？在苏修叛徒集团的统治下，劳动人民既没有那么多的钱去雇请“私人教师”，又没有那么高的地位来得到同僚们的“照顾”。他们的子女，无论在分数面前，还是在其他什么面前，怎么能同那些公子小姐们“一律平等”呢？且以他们自己对新西伯利亚所作的调查为例，那里有近百分之九十的农民子女被排斥在大学门外，而城市知识分子（不要忘记，其中也包括官僚）的子女却有近百分之九十都钻进了高等学校。按照苏修的“立法原则”，或者可以这样说吧，百分之九十和百分之九十还不是“一律平等”么？其实，什么抽象的“自由”、“平等”，从来就是资产阶级的谎言。列宁曾说过：“只要阶级还没有消灭，任何关于一般自由和平等的谈论都是欺骗自己，或者是欺骗工人，欺骗全体劳动者和受资本剥削的人，无论如何，也是维护资产阶级的利益。”列宁的话，这样无情地揭露了一切关于一般自由、平等言论的虚伪性。可是，以“列宁主义者”自命的勃列日涅夫们，在明明不平等的事实面前，还在那儿高谈着“一律平等”之类的神话，这难道不正是为了欺骗苏联劳动人民吗！

学校商业化，知识商品化，这完全是苏修全面复辟资本主义给教育带来的必然结果。苏修统治者通过校内教育和校外宣传，公然要青年人树立“合理的利己主义”世界观，并且毫不隐讳地对他们说，“学习、掌握知识”是一本万利的买卖，“这是一个将能产生高额利钱的贮钱匣”。既然“知识”、“文凭”、“学衔”都可以用金钱买来，那么，这些东西一旦到手，当然就要立即投入“周转”，以谋取更大的利润。亏本的生意谁会去做？这种腐朽透顶的“教育”，是一个黑色染缸，别说特权阶级的子女，就是少数劳动人民的子女进校后，也必然要受到腐蚀和毒害。它只能培养那种以赚钱赢利为人生哲学的新资产阶级分子，即培养特权阶级的接班人。

苏修教育领域这种新行业，闹得乌烟瘴气，引起了劳动人民的愤怒，于是苏修报纸也不得不说上几句对此表示不满的话。这当然只是装装样子、骗骗群众而已。他们心里明白，擦掉主人身上一点儿浮油，根本不可能触伤老爷们那肥胖的躯体。那些真正敢于揭露这种丑恶现象的社会根源的，不仅文章登不出，恐怕连作者都早已被关进了“疯人院”。而经过精心筛选后登出的那些不疼不痒、避而不谈问题实质的文章，简直无异于莫斯科街头的广告，对这种行业只能起到提倡、鼓励以至“介绍经验”的作用。很显然，要彻底解决这些问题，那就意味着推翻苏修现存的社会制度，这是苏修统治者连想都不敢想的。然而，统治者不敢想的，苏联人民却要想，并且终究有一天还要行动起来，再一次扫除这些秽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