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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重看土地改革的历史意义 -- wage
家园 在北方很多地方，水田和旱田产量差很多的 基本上，只有种水浇地才能致富，种旱田仅能糊口，甚至某些地方旱田的收成还不够交田赋的，而水浇地又大部分掌握在地主富农手中。土地本身不值钱，土地的生产力才值钱。
李成瑞写的《跟毛主席学调查研究》就是说的这种情况。外链出处
他调查的地方，有点地方地主占地比例并不算大，但最关键的那部分水浇地基本都掌握在地主手里。甚至是，什么人得势，什么人得到水浇地，什么人成为地主。
还有一个例子，就是当年起义的刘善本，他家发财就是因为他祖上买了很多便宜洼地，然后赶上天旱，洼地大收，而且连续三年。。外链出处
而很多宣传中国土地兼并不严重的人，都忽视了这一点。[URL=][/URL]
家园 有台湾地主后代把国民党的土改描述为“牛剥五层皮” 首先国民党先宣布375减租,将原本50~70%的地租降为37.5%,而且只限于正作物(也就是只算水稻,其他青菜什么的都不算).结果因地主土地收益下降,地价也随之滑落.平均地价约下跌42%,这是地主被剥的第一层皮.
接著国民党凭藉接收大量日本政府的土地,宣布公地放领.并将放领土地价值压低,市场上土地供过于求,遂又使地价进一步下跌.依释出的土地所在区域,大致造成了1/3~1/2的跌价.假设以40%计算,则地价已剩下原本35%而已.(58%*60%)
这是被剥的第二层皮.
再来就是耕者有其田政策,国民党将地价一律订为全年正收获的2.5倍.本来台湾地价大约是土地全年总收获的5倍,但因为前两点已经让地价重挫,所以这也不能算低估.问题是出在当时稻米价格由政府管制,其所订的价格远不及市场水准.大约是黑市价的1/2.于是地价被压到原本的18%左右.(35%*50%)
这是被剥的第三层皮.
而后国民党因为没有现金,所以宣布以农林.工矿.台泥.台纸四大公司
的股票以及土地公债支付.但却对四大公司股票高估,土地公债利率也远低于通货膨胀率.结果地主所得大约只有应得的一半左右.也就是原本地价的9%.(18%*50%)
第四层皮被剥了下来.
最后才使出四大公司改组的终级杀手,让地主以股票面值的1/3~1/10
抛售给与国民党合作的红顶商人.假设以平均1/5计算,地主最后剩下的大概只有2%而已.(9%*20%)
第五层皮剥下,台湾地主完蛋,土地改革完成.
我曾祖父当年八百多公顷的水田.竹林.麻田就在此一方式下通通消失.最后只剩3公顷.总算国民党还规定地主可以留下3公顷,
没搞到像中国一样把地主整翻了,不但地没了,连命也完了.
其实，台湾土地问题的余波今天还有。我在一个台湾人的博客上看到过一种说法：铁杆台独的财源，都是台湾的地产公司。
家园 谢谢兄台的回复和推荐的资料，多有教益 那些研究者至少其中有些人我觉得是研究态度不老实，从目的出发选择数据。不然难以解释为什么对民国经济中心的长江与珠江三角洲不去调查，甚至拿华北代表全国。
你说的公田与学田等问题我后面也是要说的，确实是地主通过控制基层政治与社会组织，掌握的收入与力量远高于所谓土地比例。至少在中国，土改实在是社会改造所必然
家园 用江浙乃至长江流域的资料对某些人是尴尬的 30年代农村农民问题成为显学，和因为整顿田赋进行的大量调查研究的时候就是以这些地区为主要调查区域的，结果大家都是知道的，令人吃惊，按照国民政府自己的调查，浙江一半人以上是无地的，有地的70％多家庭基本的农具是不足，整个30年代，湖北安徽一代的中农是在下降的，贫农雇农比例在增加，按说情况比较的江苏的普通中农抗打击能力极低，婚丧嫁娶都有可能要去卖地成为贫农甚至雇农。。。。。。。。。。。。生产力极度低下，外部环境的打击
通宝推：黑翼炽天使,
家园 推荐下载《中国农民负担史》
家园 土改的成功在于52年开始的互助合作化 在此之前的土改仍是土地私有制，到50、51年的时候又开始出现贫富差距，这是必然的。
为解决这个问题老毛坚持要搞互助合作化，发动贫农、下中农组合作社。在合作社发展好了、有了示范效应（体现为粮食增产较快）之后，再逐步吸纳上中农和富农（他们最初是不愿意的，这好理解），用这种方式来避免历史循环。
在互助合作化完成很久以后，才在法律上正式确定土地集体所有制。土地集体所有制又为改开提供了缓冲垫
58年开始的大跃进搞的人民公社确实有些问题，但不能因此否定之前的合作化
家园 tg土改成功的主要原因是 中国历史经历了太多次的土改了。
中国经济史中，土地是重中之重。被皇帝，大臣，农民暴动，翻来覆去的炒过了太多次了。tg使用了老马的历史唯物主义方法，最大程度的吸收了历史的经验教训，如何进行土改tg的经验实在太丰富了，这是其他国家所没有的。
并且tg利用的土改的力量发动了世界上最大规模的工业化进程，从而巩固了土改的成果。英国的土改虽然和我们的方式不同，但是进入的工业化社会后，土地就不在是社会的核心问题了。所以要维护土改的成果，必须要进入工业社会。这里面台湾，日本，欧洲是经验的体现，啥菲律宾，津巴布韦就是教训的代表了。因为土改后释放的人力资源如果没有工业进行吸收利用的话，就只好社会动荡了。
用一句老土的话来形容tg的土改：就是马列主义和中国实际相结合。
本帖一共被 1 帖 引用 (帖内工具实现)家园 好像有点似是而非 进入的工业化社会后，土地就不在是社会的核心问题 -- 何解? 至少在中国, 土地所有权现在仍然是个十分棘手的问题, 土地所有权的流转制度对城市化进程, 房市, 三农问题都有极大影响吧.
土改后释放的人力资源如果没有工业进行吸收利用的话 -- 中国好像到现在都没有充分吸收农村剩余劳动力. 而且真正开始这个"吸收"的过程, 也是在改革开放以后.
我觉得这两者的关系应该反过来, 土改为工业化服务, 而不是相反. 英国工业革命需要少数人资本积累, 多数人劳动力, 圈地运动的分配方向和TG的土改恰恰相反, 却满足了这些要求.
苏联和TG的工业化从重工业着手, 也需要集中资源, 但不需要特别多的劳动力, 一场致力于平均分配土地的土改有助于维持社会稳定, 如果不是低水平平均和高效的组织程度, 农民恐怕就要起来造反了.
前两段同意, 中国本来就有十分悠久的平等思想"耕者有其田", 在共产党这里又得到了极大重视, 如果要他们进行一场土地集中, 剥夺农民的土改简直是不可思议.
- 复 好像有点似是而非
家园 土改是否直接释放人力资源，值得讨论 土改是否直接释放人力资源，值得讨论。因为土改归根到底、直接改变的是生产关系，而不是生产方式（可能有少量，但是否直接关系值得讨论）。在假设生产手段不变的前提下，劳动力投入量其实不会发生太大的变化，因为土地的数量相对稳定。相反，在土改前，由于土地过于集中，大量土地的拥有者是否拥有跟后来均量土地拥有者一样的耕作（使人耕作）的动机，还值得探讨。不过我倾向于土改使得耕种率上升了而不是下降了。所以土改是否直接释放了人力资源，我觉得值得讨论。
50年代末，中国出现的农民进城潮，更多地，是来自和平与安全的环境，土地不再因为战乱抛荒，抵御年度性与季节性的自然灾害能力也增强（比如农田水利），人民生活水平和健康水平上升；当然，也肯定同时源自劳动力素质（包括健康与生产知识）的提高，以及相应的农技应用水平的上升，部分地区家庭互助的或集体的耕作方式带来了规模优势。所以农民的闲暇提高了，于是进城去见毛主席。
所以，土改对中国人力资源的激发，就我看来，不是通过直接产生了或者增加了剩余劳动力资源，而是促进了劳动力本身的素质增进，后者基于土改但不是土改的直接产出，而是一个综合系统的社会性结果。中国不再出现相对意义的赤贫，普遍农民的健康水平与知识水平提高了；生产手段陆续提高，农民一度在迁徙上不再有约束；即便在严格的户籍制下，依然有向上流动的渠道，等等。
至于说在工业社会，土地还是不是发展的核心问题。我也觉得是一个好话题。张五常的新书《中国的经济制度》中以地租为核心着重讲了这个问题；我不尽赞同他的分析框架，但不得不说，这个令人讨厌的老鬼这回很有启发性。从他的角度出发，考虑大家所讲的“中国模式”或者“北京共识”，不得不说土地的国有或集体所有制，也是这20多年来中国工业大干快上，加快各种资源流动配置的重要因素。
权作讨论。这些天正好在惦念土地这个问题。
家园 关于张五常 倒是有点好奇，不知这本书里是怎么讲地租的，让你联想到土地所有制度对近二十年来高速发展的作用？是租值消散吗？
他长期提倡的租值消散这一套分析。按照我浅陋的理解，租值消散其实为中国的经济政策，同时也为国家大规模的利益再分配提供了理论依据。我就不提从国企抽血这种惊心动魄的词汇了，而且剥夺对象也不限于国企，而是任何通过独享或分享垄断资源（部分行政权力，土地，行业准入，等等）获取额外好处的企业及个人。
简单的说，这些垄断资源本来有其价值，如果毫无限制地对全社会开放，则人们为从中获取利益，会投入大量的配套资源，直到边际利益和成本相抵。而如果是个人独享，则只会投入最合适的配套资源。两相比较，无限制开放将造成配套资源投入上的浪费，整个社会的利益总和受损，即租值消散。为避免租值消散，意味着这些宝贵资源最好是在国家机器的保证之下，分配给特定数量的个体，而且分配过程很难保证公平公开。因为无论是利益均沾，还是追求程序上的公平公开，都意味着人们投入过多的资源来参加竞争/运营，导致租值消散，社会整体利益受损。既然首次分配的公平本质上无法保证，甚至不应该保证，强力再分配就是必须的，而且再分配的规模要足够大，大到足以弥补前一个阶段的不公。
当然，这个理论的另一面是，垄断资源可能会对侵害其他经济个体的利益，腐败也会产生代价。而民主自由，充分竞争虽然会导致租值消散，却在理论上更能限制权利，保护个人利益，防止腐败。据说张坚持认为中国的县级领导很少腐败，大概是因为他比别人更了解这个逻辑吧。
- 复 关于张五常
家园 我说他的说法有启发性 主要是在负的地租，以及在灵活的（包括负的）地租的基础上，把土地（工业用地）当作地方发展与地方竞争的相对灵活的投入要素上。
中国的土地所有属性提供了这种灵活的地租设计的基础。而近来几个体制内的朋友跟我谈起，他们在探讨怎样把土地（不是房地产）作为宏观调控的一种手段来放到政策工具的中心来。张带给我的启发是，以往我单纯考虑土地自身的属性是不够的，在土地之上还有一系列紧密结合（不能脱离土地）的可操作的政策安排。
这是他带给我的启发。但从整体上讲，我不顶张此人，他的理论的确能带给人们对于经济组织与经济关系的一些意会，但由于他的辩论往往过强，所以一遇到需要解释现代工业或社会这样的复杂系统的视角，就抓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