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大河入海处 建国D 谁来建国？ -- 史文恭
家园 【原创】大河入海处 建国D 谁来建国？ 当梳理了一些理论上的框架之后，我们来看看一些更加实际的问题。------也就是说，谁来建设这个新中国？
当然，这个问题的答案可以说很简单，----因为从1949年到现在，我国的执政党只有一个。而这个党之所以获得这个地位是因为他们历经磨难，在血雨腥风里真刀真枪地夺取过来的。也因此，是无可撼动的。------但具体到1949年时的情况，作为大部分成员都是在抗战八年和内战三年的十二年间在广大农村地区召集的农民的TG，如何执行在工业集中的城市地区建设新中国的任务，---在开国之初，的确是有很大的困难的。-----因为他们一下子继承了如此之多之大的家当，同时对这些家当又如此陌生，那么，对于TG而言，必然有一个熟悉和学习的过程。
于是，在这里，我们必然会提到一些所谓的“专业人士”，----比如TG几乎留用了所有KMT留下的公务员系统和其他国家机构，-----像顾准在上海的税收收缴，最初就是依靠原来国民党的系统。又如，最初的国家机构里，好像《建国大业》里演的一样，聘用了好多民主党派的人士，像72岁的黄炎培，做的还是副总理一职，----因此我们应该讲，在建国的初期，有好多不同方面的人员都加入了建设新中国的队伍。----但恰如俺上面说到的，这是因为TG当时正在学习的过程里。
正如我们所知道的，战争，诚然不会教会TG的那些干部们如何管理一个工厂，一座城市，一个经济体系，但战争的确教会了TG成员一个非常宝贵的素质，那就是他们的自信和执行力。------俺曾经提到因为顾虑国民党留用的外交人员叛逃，所以TG不得不派自己的将军去做大使，但事实上，几乎所有的将军大使都胜任了自己的工作，创造性地打开了局面，---因为他们虽然缺乏必要的专业知识，但经过长期战争的锻炼和根据地的建设，他们早已经是优秀的管理人才了。
另一方面，和前国民党公务员系统所不同的是，“从群众中来”的TG成员在那个时候天生地适合“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由于这条路线，使得TG在接收国民党留下的工厂，机构，机关单位时，可以很容易地溶入到最底层的工人和办事员队伍里去，进而摸到了底，学习到了其中的奥妙，张正隆的书里就提到，四野的部队南征时，宣传队里的一个女干部就能接收并管理好一个大的烟厂，这不是因为这位女干部有什么特殊的本领，而是她和工人打成了一片。----其实这个道理很简单，只不过做起来难罢了，----现在的纪委啊，检察院啊，如果他们真的愿意到任何一个国企或者国家机关里和基层的工人职工打成一片的话，那还有抓不出来的贪官吗？-----当然，怎么去做是一个问题，要不要去做就是另外一个问题了。
此外，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因素在于，伴随着129运动的发展，在抗战和内战期间，大批年轻的学生和知识分子投入到TG 的阵营，这里面有很多优秀的人物，比如人称姚胖子的姚依林，是后来TG经济战线的掌门之一，他当年在学校里的成绩好的惊人，他的同学，著名史学家何炳棣教授在六十年后的回忆录里还记得当年考试总考不过他。----所以这样的一批人才经过之前在抗日根据地的锻炼也很快地在建国后走上了关键的岗位，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总的来说，在建国之初，TG学的很快，干的不错。----这里要提醒大家的是，建国之初的任务是非常艰巨的，我们不能以为，所谓的“新中国”，就是在东哥于天安门上一声吼之后，就一切都翻天覆地，焕然一新了，其实无论东哥怎样吼，那时的中国，尤其在刚刚解放的部分，无论从软件还是硬件上，都还是“旧中国”。举一个例子，1950年底，刚刚结束剿匪战斗的向守志开国少将奉命去南京军事学院学习，路过武汉的时候，恰逢元旦到来，出去逛街，在汉口的街道还看到妓女公然在拉客。-----这已经是建国后第二年了。
又如，我们还要注意，当时的国民党虽然是残兵败将，但海军和空军的实力很强，而且还盘踞着很多沿海的岛屿，在大陆上还留下很多他们的残渣余孽，并且很自然的，他们都不甘失败而蠢蠢欲动。------所以，在开国初期，TG必须用雷厉风行的镇反运动来肃清这些潜藏的敌人，以此建立一个安定的社会环境。-----这是完全必要的。-----有些说法认为在镇反过程里，TG过于严厉了，俺觉得这是正确的。比如，东哥当年就亲自指示，要以当地人口千分之零点五到千分之一的比例，处决一批罪大恶极的反革命分子，这样以百分比分配任务的做法，是否合乎法制，是值得商榷的。但有些说法认为，以镇反中错误抓捕了一批前国民党投诚军官，而故意说是TG杀害了很多前抗日的功臣，俺觉得这个说法是荒谬的，一方面是以局部来诋毁全部，另一方面，这些国民党前军官们，固然有抗日的功劳，但平时在家乡是否没有欺男霸女，鱼肉乡里，则是很难说的。俺也举一个小例子，TG前高干，历史学家李新的回忆录就提到，他当年在内战期间当县委书记的时候，就有一个土匪头子，罪行恶劣到了一个二百多户的村庄里，几乎所有的成年女性都被他侮辱过。后来这个土匪头子被我们抓住，愤怒的农民把他给凌迟“剐”了。-------俺的意思是，像这样的土匪头子被镇压是死有余辜的，但我们不能指望那些被他侮辱过的女性的后代们会站出来为这次镇反运动的正义性证明。-----毕竟，出来说俺家里先人当年是抗日的功臣，后来被“镇反”了。这样的故事令人同情。-----但谁又会站起来说，“镇反”太好了，俺姥姥当年就被土匪XX过呢？------所以这里俺就是想顺便给大家提个醒，有些口述记录不是那么可信，尤其是以那些个别的记录来推导一个涵盖全国的运动的性质，则是很容易被误导的。
不过既然说到镇反，也提一下当时的“阶级斗争”，实际上在老蒋的当政时期，一直梦想“反共大陆”，大的军事行动我们就不说了，像东山岛之战啊等等，小的骚扰，比如以空投游击队的形式，国民党干了很多次。-----所以不要以为现在，连战啊，宋楚瑜啊纷纷跑到大陆来，带着一脸的“骨肉亲情”，其实当初的国民党真的是青面獠牙的，而两岸之间的谍战也一直在继续。----可俺不得不说一句，TG的谍战水平实在太厉害了，据67军政委钟炳昌开国少将的回忆录提到，当年他们驻军山东，北京给他们命令去抓国民党空投特务的时候，情报的详尽程度令人叫绝，在国民党空投还没开始之前，67军已经知道对方将在什么时候，在什么地点，投放多少人数的队伍，所以等到台湾的飞机真的到了时，下面包围圈的各路战士早就等的不耐烦了。他们唯一的顾虑就是生怕不能将跳伞的特务全部抓住。（要是有逃生的，恐怕会使国民党察觉自己情报泄露），不过这些担心往往都是多余的，因为很多空投的特务甚至还没有落地，下面就有一大堆民兵和战士举枪对他“欢迎”了。
总之，经过战争残酷锻炼的TG，在他们迎接新的任务，开始建设新中国的开局里做的很好。不过他们还面临另外一个考验，那就是那些跑到台湾的失败者给他们留下的“礼物”，--------所谓“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在国民党的贪官污吏们提着金银细软，怀着一股离愁和乡情爬上海轮时，他们的洋房和家具，他们的汽车和美酒，总是带不走的。----而这些，自然要被胜利者们所接收了。
1949年6月底，从负责中央警卫工作调任江西省第二副主席兼民政厅长的方志敏烈士胞弟方志纯，在去南昌的路上经过上海，来拜访当年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江西军区司令,时任上海市长陈毅。陈市长虽是因为上海刚刚解放，千头万绪，忙得不可开交，但很念旧情，邀请方志纯和他一起来队伍里的两个老战友，东哥的前妻和小姨兼弟妹，贺子珍和贺怡明天一起吃饭。
第二天傍晚，陈毅和夫人张茜就带着方志纯和两贺以及其他随行人员登上上海大厦（即“百老汇”(Broadway的音译）大厦）的顶层，设宴款待。宴席吃了两个小时，之后，陈老总还邀请方志纯明天再会谈一次。第二天晚上，在陈市长家里，两位当年中央苏区的老战友缅怀往事，心情激动，在怀念死去战友的时候，陈毅还嘱托方志纯在民政厅长位置上要多照顾那些烈士的遗孤。----最后，在临告别的时候，陈毅问方志纯去江西还有什么困难，方志纯说火车不通，交通工具有些困难，陈毅当即拍板，说要粟裕给供给部打个招呼，批给方志纯所带来的60个人，给挑10台好车，配十个可靠的司机，另外，再送方志纯一台美国吉普。
考虑到当时是雨季，方志纯他们还穿着布鞋，陈毅又送给方部每人一条雨衣，一双胶鞋。
俺之所以将这个细节完整地写在这里，是想显现陈老总对老战友的慷慨和热情，这无疑是一种美德。----但同时我们也能看到，陈老总此时不愧为上海这个花花世界的首任市长，实在阔绰。方志纯当然又是老战友，也是高级干部，但他毕竟是中央委派，去江西做领导的，本来照程序讲，是不需要上海给方送这么多车子的。--------但陈老总一句话，就搞定了。-----值得说明的是，陈老总这个做法实际是无可厚非的，因为他送给方志纯的车子也不是给个人的，而应该确切地说，是“公用物资从一个政府机构调给另一个而已，”，虽说是因为老战友的情谊，但关键在于这些物资的赠与并没有到方志纯个人的腰包。-------所以，这则故事是一件美德。-----但问题是当年有多少TG的干部从此进了城，接收了多少国民党留下的资产和洋房等等，他们在享受这些敌人留下的“礼物”的同时，是否也能像陈市长一样廉洁呢？
通宝推：好知明言,
本帖一共被 1 帖 引用 (帖内工具实现)家园 【文摘】给楼主提供些TG初期占领和管理城市的资料 霸王帖看多了，不好意思。手头有些LZ可能用得上的资料，是关于TG最初占领和管理城市的过程记录。
《转折，1947石家庄》（讨论稿，石家庄政协2007年编）
石家庄（原石门市）1947年11月解放，自称为TG解放的第一座大城市（张家口&山西阳泉：俺们解放都更早！石家庄：俺说的是第一座“大”城市……），当时人口19万，算是华北地区“六大重镇”之一。之前一直在农村活动的TG，进“大城市”以后，颇做了些土事：
工作组进街的首要任务，就是普遍组织贫民会。从11月16日开始，各街普遍发展贫民会员。发展方式有两种，一是依靠旧的保甲长，通过他们了解街道社情，找来少数贫民谈话、开会，然后让这些人去串通、发展会员……这是当时主要的方式。二是干部深入到贫民中访穷问苦，有的区、街干部提出：“大粪坑边寻亲人”、“五道庙里找主人”，找到骨干，然后财由他们去联合其他穷人……还有的以行业为单位，组成不同类型的小组，共同产生街代珍，成立街贫民翻身会。
当时的指导思想是，组织得越快越好，有的区、街提出了“三天组织，五天斗争”的口号……“急就章”导致了贫民会组织严重不纯……六区方北村，贫民会中军警、国民党自卫团、壮丁队及国民党情报特务占了贫民总数的30%。袁家营贫民会主任家有4辆洋车，占有3名妓女……国民党自卫团团长也成了十七街的贫民组长……
“贫民会”的作用：
贫民会成了最高权力组织……斗争会决定一切，在口号声中，可以捆人、打人、甚至处死，可以查抄平分财产，俨然成了第二政权。
产生的后果：
一面组织贫民会，一面开会进行宣传、教育，酝酿诉苦斗争，一连进行了5-7天，致使参加贫民会的人不能做生意。贫民中，75%的人为小商，有人不满地说：“我们组织起来干什么？尽开会，误不起工，该发粮食”。领导……随即提出“借粮”口号……富户害怕这种“吃大户”风刮到自己头上，便自动出来献粮、献财产……
11月20日后，便开始了清算斗争……而纠察队则每天集中，吃大锅饭，把斗争果实吃光。由此，很快引发了混乱……多数人抱着“参加斗争分财物”的思想，认为“穷人翻身，就得平分工商业”……有的干部认为工商户必然和敌伪勾结，“不和敌伪勾结，就不能在石门开业”，应当清算，换“东家”……工商户处于极度恐慌之中，纷纷谋出路……南大街封了5家箩圈铺后，顿时30余家已开业的箩笼铺关张，有的出走平津，甚至有的工商业者被斗后自杀。
不仅工商户恐慌，广大贫苦市民对这种做法也极度不满。有的市民说：“不能再让贫民会斗了。要是把买卖斗得都关了门，石家庄成了小乡村，穷人更难过。<b>说是城市吧，没有商业，说是乡村吧，没有地种。</b>”
1947年12月10日，朱德在石家庄视察后，给毛泽东的信中，就谈到：“我到石家庄后，发现我们工会的同志又来了这一套（指解放张家口后工人工资过高，损害工商业，最终损害工人利益的做法），立即纠正过来。”（《朱德选集》225页，人民出版社1983年8月版）
刘少奇……先后在11月20日、12月6日、9日、16日四次对石家庄工作做出明确指示（由市长黄敬传达，原件现存石家庄档案馆）。“现在石家庄搞的清算斗争，<b>是从乡下带来的。</b>清算斗争，在乡下是合法的、应该的，我们都支持它……如果在城市里搞清算，一定会把工商业都算垮。”
关于城市贫民，刘少奇指出，对城市贫民的要求不能满足，不能像农村一样去挖穷根，“在城市里要挖穷根，去找谁呢？向哪里挖呢？挖到后来，必然会挖到工商业资本家的头上，但就是挖光了工商业，也不能解决贫民的问题。因为毁灭了城市，贫民就更没有办法。在城市里提出挖穷根是不对的……继续这样搞下去，事实上会走向破坏石家庄的方针上。”
（大约在1948年1月份），市委、市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纠正偏差。1.立即取消了贫民会、纠察队，着手考虑建立区街党、政机构及各行业工会组织。2.立即停止群众清算斗争。3.召开了工商业座谈会……将查封的工商户启封，安定人心.4。发布布告，除人民政府及公安局外，禁止任何团体和个人没收财产及捕人、打人。
1948年4月初，石家庄进行解放后第一次党内整风，“纠正在城市工作中存在的‘左’倾错误，防止在今后工作中<b>将农村斗争地主消灭封建势力的办法，机械地应用于城市</b>”
市委制定的六条纪律，很具体，现在看来也很有意思：
1.不白看戏
2.不背着枪去公共场所
<b>3.对花红柳绿的男女装束不干涉、不议论
4.对拉洋车的工人不准评论和瞪眼看</b>
5.入城干部要和工人、市民广交朋友
6.严格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
由于措施比较得力，48年上半年，“党群关系较前密切了，工商业者进一步稳定了情绪，安心经营，扩大营业，全市出现了欣欣向荣、生机勃勃的景象”。
东哥49年3月在西柏坡七届二中全会上的报告，其中提到了管理城市的经验，“占领一个城市好几个月，生产建设的工作还没有上轨道”等等，被认为是从石家庄的具体情况中提炼的。
家园 当时解放后，招收了大量青年学生， 跟着部队走，简单训练后就成为各地的干部。
家园 【讨论】对于某些观点不是很同意 对于镇反按比例的做法，我不是很赞成的。有点过分，毕竟是杀人来的，虽然效果很快，后遗症很大。这里我，说点其他的事，是听家里的老人说的，无法证实真伪。说当年的新加坡会独立，是拜共产党当年在广东和福建的土改没有能了解当地的民情所赐：在这两个地区有大量的华侨（华侨应该还不准确，是中国人，很多并没入外籍）在海外辛苦多年，钱财大部分寄回国内，修房子买地，准备老了后回家养老的。结果土改了，地和房子被分了，家里的亲人被镇压。老人说了个例子：在广东、福建有女的做自梳女，终生不嫁，去有钱人家做佣人，存的血汗钱，寄给家里的亲戚买地修房子，老了回家有人养。结果听到国内的消息后痛哭，说回不去了，钱没了，亲人也没了。这个影响是极坏的，造成海外的人没钱的，有钱的都没着落了，就说去新加坡吧，是我们中国人多的地方，钱也去那里了。当然新加坡的独立并不仅仅因此来的。想当初，新中国建立时，海外华人有很多是挂了五星红旗的，但对后来的共产党做法是有很大的意见的。
家园 请证实了真伪再说，行不？ 说当年的新加坡会独立，是拜共产党当年在广东和福建的土改没有能了解当地的民情所赐：家园 实在不行，起码也看看李光耀回忆录吧 家园 概念不清啊。 在这两个地区有大量的华侨（华侨应该还不准确，是中国人，很多并没入外籍）华侨就是生活在外国的中国人，如果入了外籍，就是“X籍华裔”，不是华侨了。
家园 请九三年谈谈丢蛋的理由吧 家园 新加坡独立是65年被马来西亚踢出来的。 新加坡独立是65年被马来西亚踢出来的。
家园 谢谢有人回复 本来在史兄的帖子下回帖，只是说说自己的看法，能得到史兄的回花，很感谢。但也挨了一蛋，这里拜托“九三年”老兄给个说法吧。扔了蛋，却没您的理由，似乎不太好。
感谢“大势至”老兄的回复：对叶剑英入主广州这事，家里老人曾说他去之后，形势有所好转，好象也稳定了广东的局势，海外的华人对他挺感谢的。回花一个。
另外两位老兄说新加坡的独立跟新中国没关系，我有一点不同看法：当时新加坡还在马来亚，属于英国的海外殖民地，类似香港的地位，在新加坡出生的人可拿英国的国籍（好象是海外出生，具体的没听清，在97年香港回归时，部分港人去英国移民也有这个身份），当时在马来亚还有一个城市如此是槟城，这两个城市华人的比例大，因为解放后的国内情况，钱和地没了，断了回家的念头，中国人自古有叶落归根的说法，这没了希望，同时因民族矛盾，海外华人是很惶恐的，正赶上李在新加坡势大，很多的人和钱从整个东南亚一带向新加坡转移。有人有钱了，背后还有英国人的支持，所以李的势力因此更大了。当时马来亚的土王怕李的势大，让新加坡独立了。这里还有个原因，是新中国不支持双重国籍的，这个原因更加切断了海外华人与大陆的联系，但我不知道这是在新加坡独立之前还是之后，这几个因素使新加坡成为东南亚华人的最好退路。
另外，我多说一些，在国内有很多人认为新加坡或者东南亚一带的华人应该跟中国大陆亲一些，其实已经物是人非了，他们大部分已经认同当地的国籍，只是在文化上还认同中华文化，这是中华文化要先进于当地的文化。建国后至改革前的很多事造成了海外华人与大陆之间联系的疏远，这其中建国初的土改及镇反让华人回国的希望不可行有很大的原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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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园 李的势力大，新加坡的共产党出力很多。 李的势力大，新加坡的共产党出力很多。
当时新加坡左派的势力很大，这个已经是在大陆土改后很多年的事情了。
- 复 谢谢有人回复
家园 其实您的说法是有根据的。 叶帅本人年轻的时候就闯荡过南洋，其实东南沿海一带，对侨胞的影响认识要深刻得多，无论在哪个历史年代，侨胞对国家都作出了莫大的贡献。而建国以后，TG其实也很认知这点。（比如，后来印尼排华的时候，我们就派出轮船接华侨回家，还安排了很多华侨农场等等。）---不过建国初期的镇反期间，确实出现了执行上的偏差。
本来叶帅回到广东做南天王，执行的力度是很温和的。。。。后来，据叶帅自己说，“有人告了他御状”，他就被调回北京了。
因为这件事儿，叶帅很郁闷地写了一首诗，结尾是“忽忆刘亭长，苍凉唱大风。”-----刘邦的《大风歌》最后一句是“安得猛士兮守四方。”-----文革后有党史工作人员去问叶帅，这首诗中“刘亭长”指代哪位，叶帅语出惊人：“毛主席”。
家园 长春真人为什么能当常委？ 广东地方主义是从清末开始滴，但建国后党内始作俑者就是花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