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说文论武之国进民进（一） -- 井底望天
家园 这个不好说 也有人认为这是东西两魏，以及后来的北周/隋 vs. 北齐斗争的余波。
更何况这个东西两魏斗争本来就有山东大族和关陇新贵的争斗背景。
Correlation是肯定有的，因果关系是不敢说的。
家园 80年代体改所进行了一个调查 许多老人认为，阎锡山时代的山西很好。后来这个作为了中央放权是好事的一个例子。
基本上，在对待民众方面，主要还是地方官的表现。所以强有力的中央政府，不是要取代地方政府的功能，而是要制衡和监督。
家园 民国时期的几大军阀除了阎牢西在地方搞自治还有广东 陈济棠、广西李宗仁啊！而且这两位前者的经济建设后者的政治建设搞得都很不错。
家园 老阎是个能人。他的晋绥军虽不能打，火力却是超强。 阎军是世界上最早把冲锋枪下放到班一级的军队，也是解放前全国军火自给率最高的。太原战役期间，老阎组织了一万多挺重机枪，二万多门迫击炮守城，而太原城内的全部守军不过5万来人。这样强大的火力背后是山西雄厚的重工业基础和相对完善的工业体系。相比之下，蒋大队长对于重工业未免过于三心二意了。
家园 有一点疑问 军火自给率最高等肯定没有问题，但是一万多挺重机，2万多门迫机炮是不是多了点......
不过打太原花了不少劲啊，一开始打不下来，全靠围城，最后晋绥军都晚上都看不见了（叫啥病来着？）。
还有就是修铁路，人们总说窄轨的是封闭，但其实是花费的问题，资料哪看得记不清楚了，要知道山西铁路单位造价最后比其他省在平原上修还省。
至于不能打的问题就有些想当然了，主要原因就是军火充沛，练习多的缘故，但是人数上一直不多，加上在早期和北洋抢地盘失败的教训，就没往外发展了。
- 复 有一点疑问
家园 人不多是什么时候的事？ 37年他不是花了一年就搞了十几万决死新军出来吗？这些人后来国共分家以后不管是跟谁，总还是山西的粮食养着不是？难道以前养兵的成本更高？这个也有可能。
家园 人不多主要指与满清和北洋军阀对战时代，老阎的几次主要军事 失败就在那个时候，就军费上总有个相对富裕的问题吧，还有就是相对人数的问题。
- 复 有一点疑问
家园 叫夜盲 缺维生素？引起的，吃鸡肝可治
全靠围城，最后晋绥军都晚上都看不见了（叫啥病来着？）。 - 复 有一点疑问
家园 这个数据来自袁金德的《华北解放战争纪实》。 老实说按照老阎抗战后的产能来看，万门迫击炮问题不大。而抗战后仿制92式重机比较简便，《中国兵工史》的说法是月产量大概在80-400之间。凑个万把重机枪虽然有点勉强，却也不是不可能。
重炮方面，由于太原钢铁厂抗战期间损失太大，山炮最大产能仅为30门每月，远低于抗战前；而野炮、大口径榴弹炮基本停产。整个太原战役中阎军只有600多门重炮，解放军却集中了1300多门。
至于老阎的窄轨铁路，便宜是便宜，以后想要扩大运力确实困难，算是短期效益比较高的选择吧。
家园 老阎家底相当丰厚啊 这么多装备集中到这么点人有点浪费了啊，不过之前各种战役的损失应该不少，到4月最终攻打太原的时候估计没这么多家底了。
还有前面那个兄弟，就是缺乏维生素导致的夜盲症，当时太原粮食基本全靠空运，而且都是陈粮，最后晋绥军夜间必须点火把，否则实在看不见。太原战役国共两军的后勤装备优势已经彻底转换了，否则遍地的碉堡，要是按照以前攻城策略，损失会很大啊。
家园 这是最后的家底。阎锡山曰：“抗战八年，托飞机大炮 的福，我们学会了一个守；共产党没有这些，但他们学会了一个跑。我们要向八路学习，跑起来。”于是要求全军上下进行越野行军训练。效果还算比较明显。有一次阎军三万去“戡乱”，结果让八路一通狠揍，损兵两万，居然跑回了一万（这一万人大概训练比较认真）。结果老阎从此再也不敢出城，只得一心一意地挖战壕、修碉堡，手下的部队也是越来越少。等到徐帅攻城时，城里正规军只剩五万，重武器却严重超编，害得老西儿不顾战争规律，一个劲地嚷嚷着要组建只装备重机枪、迫击炮的“超级部队”。
家园 【原创】说文论武之国进民进（二） 二
中国政府现在推行的省管县，其实是回归从元朝开始的三级地方制度，到两级制度。
从秦始皇开始，到元世祖忽必烈，中国的地方政府，基本是两级的郡县，或者是州县。行省在元朝的出现，是因为国土规模比较大，而且少数民族政权，必须有强有力的地方军政大员在地方上，具有比较大的施政自由度，才能控制住局面。
（文件太大，传不上去）
图一 元朝行省区域图
当时元朝是除了吐蕃（今西藏）和畏兀尔（今新疆东部）没有置行省，直接由宣政院和大都护府统领，临近首都大都（今北京）的河北、山西、山东和部分内蒙地区，作为腹里，直接由中书省管辖，其余的中国地区，包括现在中国全境、俄罗斯的西伯利亚和远东区、朝鲜半岛、蒙古国、泰国北部和缅甸北部，划分为11个行省。
其实行省制度是有金朝开始在其末期实行，在元朝初期定制。由于元朝军事行动用了差不多80来年，才一扫海内，因此变金朝的临时行省为定制。
从汉朝的削藩以后，一直到了东汉灭亡，中国境内的各派地方势力一直坐大，直到了隋朝和唐朝，又开始了第二轮的打击地方势力的中央集权行动。这个趋势，在唐朝中期因为各地节度使开始掌控实权，由此带来的安史之乱，导致了另一轮的中央权力衰弱。那之后的宋朝，并没有真正统一全国，而导致了中国境内同时出现几个国家的局面。
而在忽必烈统一中国之后，他的行省政策是唯一一次由中央政权主动增加地方行政权力的行为。在明朝取代元朝之后，明朝建立了南北两个直隶，形成了两京十三布政使司，就是十五省的形势。明朝的省面积要比元朝小，但是人口却比元朝多。中国人口在汉朝一直到唐朝，大概都是5千万左右。在北宋和南宋人口有所增长，但又因为多年战乱，大概在元朝估计是6-7千万左右，而在明朝，由于各方面的原因，比如说灌溉面积增加，有机肥料利用，地球气候变暖导致粮食耕种月份增加，从占城（今越南南部）引入的优良水稻品种，推广了两季稻的栽种，四川盆地的高粱向全国普及，以及最重要的就是玉米、花生和土豆，这些在干旱地方容易生长的品种，作为食物从美洲输入后的大量种植，导致全球人口的增长。中国在明朝的时候，人口就已经过亿了。
因此明朝的省份比元朝多，光是从人口增长因素来看，就不足为奇了。而后来清朝的人口更加增长得要快，大概在乾隆皇帝时期，超过了2个亿，因此在政府结构上多出了一个总督层次，自然是顺理成章的事情。
其实从古代以来，除了道路的修建和驿站的维持，在传递政府公文的信息传递技术上比没有太大的变化。因此随着地域的扩大和人口的增多而带来的政府管理事务负荷的增大，只能靠多出来的政府层次来解决问题。
而在工业化之后，交通改善了很多，有了飞机、高速火车和高速公路，通信上的电报、电话和移动电话，信息上的互联网，收集情况采取的卫星测量，加上电视等直播工具，都大大加强了中央最高层，和边远地区的联系能力，将地理上的距离缩短了。在这种情况下，真正具有实际意义的中央政府的集权施政，在技术上成为了可能。
在社会层次出现扁平化趋势，就是说历史上需要通过垂直和等级分工来组织人群的方式，在社会的各行各业中，逐渐被松散和无层次的群体联系来替代。这个人类社会形态的发展结果，就要求在政府管理组织上面，可以采取压缩不必要的中间环节，使政府的行政结构，和社会发展相一致，而导致今天中国是有可能进行对政府结构的精简，从而达到官权向民权部分转让的目的。
在俺理想的政治结构中，因为省管县的出现，导致地区一级政府机构的消失。而在基层的乡镇地方，以农民自身组织的农协的方式，就是颇类似于传统社会的保甲那种自治方式，应该可以代替现有的乡镇公所。
因为每个省所管理的县城比较多，最后结果就是独立于省之外，由中央政府直接管理的直辖市的出现，和以主父偃提倡的推恩令类似的省级细分，应该可以达到虚弱地方势力，防止地方政治和经济势力合流的削藩目的。
这就是俺所谓的国进地退，但还要配合的是民进官退。所谓官退，就是依赖现有的高速铁路系统，逐渐形成1小时城市圈和3小时城市带，然后让这些以跨城市，和这些城市所属省份的跨省份而形成的生活和工作方式，来带动非官方的跨区域社会功能组织出现。比如说，如果你生活在几个省相交的1小时城市圈，那么某个城市居住地的居民，其生活和工作的社区不同，必然会导致最后许多社会功能出现跨城市的组织形态。
俺的这种主张，就是最大可能地扩大一个国家的中央政府和普通人民在政治上的掌控力，而挤压地方和政府中间层次的力量，使中国的政治结构出现扁平化，和两头大、中间小的局面。从中国的历史上来看，地方势力集团坐大，导致中央权威衰落，从而虚弱了对这些势力集团对草民的侵害的制约，常常是中国古代王朝崩溃的主要原因。
而中国当前这个削藩所面临的任务，和汉朝的情况比较相似，就是在中央权威衰落的同时，还在舆论界里出现一种对新制度的否定，和要求对旧制度的复辟。在这种思想上，没有进行拨其乱、反其正之前，在全民族没有形成一个制度上的共识的时候，制度混乱带来的国家崩溃，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危险。这也是为啥汉朝的削藩行动，和后来明朝和清朝之间的区别。
明朝和清朝时候的削藩，更多的是地方势力对中央权威的挑战和争夺，并没有对当时大家已经认可了上千年的中央集权文官制度的否定。
家园 俺有一点小疑问 井大“两头大中间小”的设想我是深为赞服的，但是关于元行省制的说法似有些不妥，讨论一下。
元代的行省制度并非是对地方权力的加强，而切切实实是中央在分割地方权力道路上前进的又一大步。钱穆先生在《国史大纲》里是这么评价的：“唐中枢三省，元废尚书、门下，独留中书。又置行中书省，掌国庶务，统郡县，镇边鄙，与都省为表里。其初有征伐之役，分任军民之事，皆称行省，因事设官。皆以省官出领其事。其丞相皆以宰执行处省事系衔。其后嫌于外重，改为某处行中书省。军国重事，无不领之。此由中央政府常派重臣镇压于地方之上，实为一种变相之封建。而汉唐州郡地方之地位，渺不再得。此制大体为明、清所承袭，与地方政事之推进，有莫大损害。自此遂只有中央临制地方，而中央、地方共同推行国政之意遂失。”（商务版，六四零——六四一页）。
汉唐之时，州郡是保有相当的自治权利的，其中包括人事权、经济权和一定程度的行政自由。中央政府和郡县之间的关系颇似美国联邦政府和州政府之间的关系。而唐末有藩镇割据之乱，自宋以降，地方权力可以说节节日下，宋有非常设的转运使（财政）、提刑使（司法）、安抚使（军事）等代中央处置地方事务，所有地方官员的任免始由中央（这个很重要），元开设有常置的行省制度，至明清时，只闻总督巡抚代天子巡牧，不见各州府的最高长官布政使按察使等再有任何实权了。
类似行省、总督、巡抚这种虽说具有较大的地方自主权，本质上还是皇帝权力、意志的直接代表，其任免升迁皆直接由皇帝决定，延至清代甚至多是皇帝的包衣奴才之流，他们实在不能代表地方。
当然，这跟井大的论点并不冲突。但除此之外，我还有些疑问。
一旦权力完全集中于中央，则必然导致机构臃置，官僚主义滋生，政令不能通达，即使在上者有意为善，在下者也不能获得实际的好处，往往被地方势力所劫持。当然，井大提到的信息化是解决这个问题的一个潜在契机，但窃以为契机也只是契机而已。事实上，就算政出中央即能得闻于我等升斗小民，中央政府的运作能公开化、透明化，政令的执行至少在俺可预见的将来也还是要通过“人”，或者说地方政府来执行。而只要需要有人来执行，问题就变得复杂和现实了。此时，再借井大观点，需要削弱地方势力，实现地方民主自治。那么问题就来了，实现什么样的地方民主自治？
就我能想到的，其一种可能，将地方的政治和经济势力分割开来，将政治势力收归中央，经济权利下放到具有民主性质的自治团体；第二种可能，将地方政治经济权利皆下放人民手中，实现小范围民主，将中央的手收回来。但这两种选择，都似有些问题。
先说第一个，首先政治生活和经济生活是否能区隔开，这个问题太大，我不敢乱发议论，但直觉上是持否定态度的；其次，当地方行政人员一方面缺失了政策制定的权利，完全充当了中央政策的执行者，另一方面还要面对地方政治社会文化生活中的诸多复杂问题，权利与责任不对等，处在如此尴尬的位置，最终只能两头受气，能够做好上下之间的这根桥梁？再说谁还愿当这货真价实的“人民公仆”，靠觉悟么？至于第二个，地方小范围的民主自治同样不免会产生地方主义，当地方利益与全国整体利益冲突时，中央政府又当如何自处？
其实，提出这些问题并非对井大观点的质疑，只是觉得改革并非口号，必须是非常具体而微的，任何环节上的疏忽，就可能造成严重的后果。当然，俺相信井大这些胸怀天下的前辈英才心中必然早已对我这点不成熟的问题有了答案，只是还请不要藏私，多指点俺一二。
就我自己看来，要应对以上的问题，中央政府的角色是至关重要的，既要保持强大的控制力，能够有力地对国内的政治经济进行全局调控，又要管好自己以及自己的后院，安安分分的做好裁判员，同时又要能找到实现党内、政府内不断自新的逻辑，建立完善有效的监督制度。这些说白了也就归结到一个被人口水了无数遍的东西上面，那就是制度化。话说俺今年刚毕业，在外企干了不过几个月，却深深为老外那种把一件复杂的事情归结到严谨的制度和流程的能力而惊叹。虽然俺也对老祖宗以人为本的理念深表赞同，但是制度化确实是制衡人性之恶的一大法宝，应当多多借鉴。这也算他山之石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