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科学会淘汰对上帝的信仰吗？ -- 万年看客

我觉得，由于自然的无限，以及单个人脑以至人类这个群体的有限，总会有人需要上帝来面对未知。不过先贤有言：我不需要那个假说。

原因很简单，寻求精神寄托是人的本能，你无法阻止所有人按照自己的本能行事。科学既然具有“可证伪”的根本特性，那么是永远无法取代那些信仰在信徒心中的地位的。因为信仰的根源就是“信”，而“信”一定是不可证伪的。

信仰作为一种非理性的思考方式，与科学是截然不同的，科学不需要相信，而信仰植根于“信”，很多人有宗教信仰或者政治信仰并不因为他需要上帝或者共×产×主×义，而是因为他发自内心地需要相信一个神马东西。

除非我们继续发展关于上帝的新观念，比如一个纯自然的上帝，全宇宙的创造之源。

人类崇拜上帝已有数千年之久。西方世界心目中的上帝已经从亚伯拉罕时期满心嫉妒的耶和华变成了新约时期的仁爱之神。随着全球文明的出现，科学与信仰将现代社会一分为二。随之而来的一个结果就是使一部分人一腔怨愤地投向了宗教原教旨主义。科学与宗教之间的裂痕是可以弥合的，但是首先要让超自然的，有神论的上帝进化成一个全新的，纯自然的上帝，使之成为自然宇宙无限创造力的象征。另一方面，科学也要进行转型并提供一种新的世界观，为宇宙的无限创造力提供一个位置，好让人们可以将其称为上帝。

我们必须“重新定义神圣”，但是这很危险：这意味着“神圣”这一概念最初也是人为定义的结果。对于全球几十亿信徒们来说这完全是异端邪说。但是自太古以来，我们一共崇拜过多少神灵呢？使我们告诉自己神是神圣的，不是他们告诉我们的。这不是说被我们视为神圣的事物并不神圣。实际上，这一点有着极其美妙的含义：一件事物是否神圣源自我们自己的选择。在人性进化的目前这一阶段，我们是否准备好为我们自己所选择的神圣之物，包括这颗星球和所有栖身于此的生命，承担应有的责任呢？如果答案是肯定的，我们就必须避免危险的道德霸权主义，并允许我们对“神圣”的认知明智地与这一概念本身共同进化。重新定义神圣也很容易触怒许多像我这样不相信超自然上帝的人，对于我们来说，“上帝”以及“神圣”这两个词听上去就极其可疑，让我们回想起当年宗教裁判所迫使伽利略放弃日心说的旧事。我们不想回归任何要求我们抛弃真实世界的本质的宗教。我们总放不下千百万因上帝之名而丧生的人们。我们常常忽略上帝给人带来的安慰与依靠，以及宗教为生活提供价值取向的作用。

我相信重新定义神圣是全球文化的当务之急。一场全球范围内的竞赛正在进行当中，一方试图龟缩回原教旨主义，另一方则试图构建一个安全且可共享的精神空间以期缓解原教旨主义者们的恐惧。

新的科学世界观刚刚成形。它超越了笛卡尔、伽利略以及拉普拉斯的归纳主义，即认为宇宙中发生的一切最终都要由物理定律来描述。这一全新的世界观包含了生命的诞生，以及伴随它一并出现的行为、意义、价值、活动以及责任，最终还有我们的道德理性。这些构成道德的基本原料在高等灵长类身上也可以看到。进化是道德的第一源泉，尽管有些宗教信徒对它心怀恐惧。在不违反物理定律的前提下，生物圈通过自然进化产生了这一切，这一点是不能单纯用物理来解释的。

我们心目中的自然定律也许并不足以解释自然。现在我们知道，进化也包括达尔文所说的预适性——当环境改变时，原来无用的性状可能会变得有用并因此产生新的功能。比如说我们的中耳骨，原本就是早期鱼类颌骨的一部分。我们能提前判定——先不说预测——所有可能的预适性进化结果吗？即便在只考虑人类的情况下？恐怕是不行。 如果是这样的话，生物圈的进化，还有人类经济与文明，都不是自然法则能完全概括的。

如果这一观点能站住脚的话，我们对科学的理解就要经受一次重要的转型了。我们处于一个共同构建的，不断创造的宇宙，这宇宙并不完全处于法则框架之内，其准确的发展无法为人预测。因此我们无法得知将要发生的一切。这样看来的话，我们心爱的启蒙运动所最为珍视的美德，理性，并不足以引领我们的生活。 我们必须将理性与人性重新统一。在难以名状的神秘面前，我们需要知道自己生活的方法。我们的现实生活时刻面对着难以名状的未知，这是人类长期以来一直需要超自然上帝的原因之一。

不过，亚伯拉罕式的上帝对于完整的人类精神来说太逼仄了。在旧约当中，这个上帝之所以创造世界万物全是为了人类。这种对上帝的理解是多么自私自利且鼠目寸光！相比之下，将我们的生命作为宇宙进程的一部分来理解是多么宏大！我们领略了敬畏与感激。这颗星球和这次生命是上帝的杰作，不是我们的。如果上帝是宇宙中的创造力，那我们就不是依上帝的形象创造的，我们也是上帝。现在，我们可以竭尽我们有限的智慧，同作为宇宙中的创造力的上帝这个最为强大的象征一起，选择承担世界与我们自己的责任。

斯图尔特.考夫曼（Stuart Kauffman） 是卡尔加里大学（University of Calgary） 生物复杂性及信息技术学院院长以及桑塔非学院外聘教授。其近作有《再造神圣：对科学、理性和宗教的新观点》（Reinventing the Sacred: A New View of Science, Reason, and Religion）。

科学本身与上帝存在这一假设并不矛盾。实际上，科学打开了一扇窗口，这窗口通往一个充满活力与创造力的宇宙，从中我们能以前所未有的方式领略到神的存在。

作为一位进化论的积极辩护者，我经常遭受质疑。有许多人认为如果科学能够证明人类的自然起源（这一点已经得到了证明），上帝就应当被人遗弃。但是这位被他们弃若敝履的神灵不是我心目中的上帝。如果真能被科学威胁到自身的存在，那上帝也不过是人类愚昧天性的一个据点罢了。这是创造论的信徒们信奉的上帝，是“智能设计”运动所鼓吹的上帝，只有那些在黑暗中到处乱撞的人才追随这样的上帝。那些我们尚不能理解的事物成为了支持他们信仰的最好的——也是唯一的——证据。身为一个基督徒，我对他们的逻辑极其无奈。这一逻辑不仅教导我们要对获取知识心怀恐惧（因为这会动摇他们的信仰），还向我们暗示上帝只能容身于理性之光照不到的角落。我认为如果上帝真的存在，我们应该能够在别的地方找到他，在一片沐浴在知识，灵性与科学光辉的天地当中见证他。

这光辉有多么耀眼！科学让我们认识到了宇宙的浩渺与神奇，在这里每时每刻都有新的星辰甚至星系不断诞生，它们承载的物质忽然就获得了生命，开始不断进化，不断迎接千变万化的环境带来的一个又一个新的挑战。我们所在的世界充满了进化的潜力，对这一点追根究底原本就再合理不过。对于一位信徒来说，问题的答案就在于上帝。

英国诗人马修.阿诺德有感于现代社会的来临，感慨道“信仰之海”上只剩下了“伤感，悠长而渐行渐远的轰鸣”。对有些人来说，这伤感的轰鸣值得珍惜，因为信仰只是一个假象，一个阻挡住进步与开明之路的障碍。信仰是科学的敌人。

就这一观点看来，上帝不过是弱者的借口，对那些无法面对科学所揭示的可怖现实的人们来说，上帝是他们的出路。勇敢，无畏，“聪慧”之人，则直面现实，抛弃信仰的拐杖，宣布上帝的过时。

但是科学本身自有其信仰，所有的科学家都拥有这一信仰，无论他们是否在传统意义上信奉宗教。科学的存在基于以下信仰，即世界是可以理解的，现实中存在有人类可以探索与认知的逻辑。对科学的信仰还主张,进行这种探索是值得的，因为知识总比无知要好。

无神论者最典型的错误就是把上帝当做自然存在的实体，并在科学领域内调查验证。他们把上帝当做自然世界的组成部分，但又无法证明这一点，因此就得出结论说上帝不存在。但是上帝不是也不可能是自然世界的一部分。上帝是自然世界背后的机制，是万事万物的解释，是一切存在的答案，而并非存在本身的组成部分。

认为人类存在于宇宙当中这一事实不需要答案来解释实在是天真至极。许多排斥上帝的人认为无需探究一个有序的自然世界之所以能够存在的原因。所有的自然法则都是自有的，又或者我们的存在只是因为无数个平行宇宙中的一个碰巧允许生命的繁衍。无需追根究底，无需探究这一切的机制。投身科学的有神论者，其好奇心只能更大，不能更小。因为他所追求的解释比科学能够提供的更深入，这解释包涵了科学，但还远不止如此。它还为科学逻辑的运作提供最终的理由。上帝存在这一假设并非来自对科学的排斥，而是来自对科学居然能够存在以及自然法则居然能够存在这一事实的强烈好奇。

当然，各个宗教对于神性的理解并不统一，甚至充满矛盾，这是众所周知的。但因为这一点而排斥宗教就好比因为量子理论和广义相对论不能兼容而排斥物理学一样。科学，所有的科学都是残缺的——这也正是科学对于我们如此有吸引力的原因。既然如此，我们为什么要对宗教的残缺与矛盾如此大惊小怪呢？在寻求自然真理的路途上我们时常被错误，贪欲，甚至欺诈所阻碍，但我们并不因此放弃科学。为什么我们因为对上帝的追求遭遇了同样的错误就要宣称信仰只是个假象呢？

阿尔伯特.爱因斯坦曾经写到过， “这世界上最大的迷就是世界本身的可解性”。即使是在科学进步的今天，这个谜团依然悬而未决。在科学的世界里有信仰的存身支之处吗？对上帝的假设远不会与科学冲突，它不仅会增强我们对科学的信心 还能给予我们面对知识、爱与生命时所特有的纯粹的喜悦。

肯尼斯.R.米勒（Kenneth R. Miller）是布朗大学生物学教授，其著作有《寻找达尔文的上帝》（Finding Darwin's God）、《上帝与进化论的共同语言与一个科学家的探索》（A Scientist's Search for Common Ground between God and Evolution）以及 《理论而已：进化论与美国灵魂之战》（Only a Theory: Evolution and the Battle for America's Soul）。

问题的答案取决于你是强调“信仰”还是强调“上帝”。科学无法淘汰对上帝的信仰，但是如果科学前进到一定程度，有可能会否定上帝的存在。

如果讨论对上帝的信仰，那问题的答案明显是否定的。在1916年和1997年分别有人就这一点做了调查，结果是40%的美国科学家声称自己相信上帝。对这些为数可观的人来说，科学研究并不会妨碍对上帝的信仰。

除此之外，还有上千万新教徒，天主教徒，犹太教徒和其他宗教的信徒一边相信上帝一边投身科学，对他们来说这也不是问题。即便是对科学界最惹人争议的问题——进化论来说，2005年皮尔研究中心的调查显示68%的新教徒和69%的天主教徒接受这一理论。

当然，现实不会受信仰心理学的左右。世界上还有无数人相信占星术，幽灵，天使，透视眼，以及各种超自然现象。但他们并不能使这一切成真。摩门教教徒相信他们的经书最早是由天使莫罗尼用一种上古文字口述并记录在一块金版上的，金版则是一个名叫约瑟夫.史密斯的人从纽约附近的抛迈拉这个地方挖掘出来的。这个人把脸埋进一顶装着魔石的帽子从而理解并翻译了这部经书。科学教教徒则相信一万年前银河系有个叫兹努（Xenu）的军阀从宇宙的各个角落抓了一大批外星人送到地球，把他们关在世界各地的火山里，之后又用氢弹炸死了他们，把他们的灵魂（科学教里的行话叫thetan）随风散播，直到今天都附着在我们身上，导致滥用药品，酗酒，吸毒，抑郁症等各种心理问题，而只有科学教才能解决这些问题。很明显，一个说法真实与否与相信它 的人数无关。

就上帝存在与否这一问题来说，答案很有可能是肯定的，这取决于我们要把科学在神学的领域里推进多远。如果我们用科学手段来理解整个自然的话，上帝会在哪里，我们要如何确定他的存在或者他的手段呢？ 麻烦就在这里。大部分西方宗教都把上帝当做全知全能的存在，万事万物的创造者，智能设计师，构建了宇宙，地球，生命以及我们。如果科学家们真的要研究这样的一种存在——智能设计论者一直声称他们正在从事这一点——我们要如何分辨一个全知全能的上帝与一个极其强大，极其智慧的外星智能体呢？我将这一点称为薛莫的最后定律（根据阿瑟.C.克拉克的说法）：任何足够先进的外星智能生命都无法与上帝区分开。

这一点详细说来是这样的：与文化的进化相比，生物的进化是极其缓慢的。除此之外，宇宙极其广大，因此与一个技术水平与我们相等或略有超出的地外文明进行接触的几率基本是零。如果我们有一天真的遇到了地外文明的代表，他们在技术方面的能力一定远远超过我们，对我们来说，他们和神灵也没什么区别。举一个相对简单一点的例子，我们的基因科学仅仅起步于50年前，但现在我们已经可以操纵基因了。一个我们5万年的地外文明一定已经掌可以构建整个染色体，细胞，多细胞生命以及生物圈本身。生命的设计归根结底只是操纵分子的技术对于我们青铜时代的先祖来说，创造生命就等于是神迹。对于我们若干代以后的后人，或者将来可能会遇到的外形生命来说，创造生命不过是个技术问题。

科学研究发展到一定程度必然会遇到检视上帝本质的问题。沿着这条路，我们必然会发现（如果能有所发现的话）一个能够创造细胞，有机体，行星，恒星，星系甚至宇宙的外星存在。如果我们只用了50年就掌握了构建基因，克隆哺乳动物，操纵干细胞的技术，一个发展速度与我们相同但领先我们10万年的地外文明有多大能量也就可想而知了。一个领先我们一百万年的地外文明很有可能拥有创造行星或恒星的能力。如果宇宙是黑洞坍塌的结果——很多天文学家都持有这一观点——一个极其先进的地外文明完全能够创造出宇宙来。

对于一个能构造宇宙，恒星，行星与生命的智能存在我们应当如何称呼呢？如果我们了解进行这一切所需要的科技，我们会称其为外形智能体；如果我们不理解的话，就会称其为上帝。

科学的运作范围是自然领域而不是超自然领域。唯一能由科学发现的上帝只能是自然的存在，即一个存在于时空体系内的实体，受制于自然法则。一个超自然的上帝是无法被科学认知的，因为他太不同了。

科学会淘汰对上帝的信仰吗？不会淘汰信仰，但是会淘汰上帝。

迈克尔.舍莫（Michael Shermer）是《怀疑》（Skeptic）杂志的发行人。 (www.skeptic.com) 以及《科学美国人》（Scientific American）每月专栏作者。 (www.michaelshermer.com) 还是克莱蒙研究大学（Claremont Graduate University）教授,以及《我们如何相信》（How We Believe），《达尔文的重要性》 （Why Darwin Matters）和《市场心理》（The Mind of the Market）等书的作者。

作为一名医务工作者，我利用科学来剖析人体机能并诊治疾病。作为宗教的信徒，我把宗教传统当做道德生活的试金石。科学与宗教无需相互抵触；实际上，如果一个人对两者都理解得足够透彻，这两者是很可以相辅相成的。

所以，关于过时与否的问题实在是多余，因为科学与宗教各有地盘，科学用逻辑与实验的方法测量和描述物质世界，研究的是分子，机械，有丝分裂和动量。科学不提供道德价值，它是中立的。DNA技术可以用来治疗癌症，也可以变成生化恐怖主义的利器。道德问题只取决于个人对科学的运用。

.这样看来，无神论者在上帝缺席的情况下创造了自己的道德观念。而信徒则通过阅读经书来获得是非问题方面的指导。是与非都无法通过物理，化学或者生物学来推导。科学不会教导一个人如何待人如己，如何扶贫救苦，为何不得杀人，盗窃，做假见证，为何要尊重父母，还有最困难的一点，如何克制嫉妒与贪欲。在热力学或者分子生物学当中找不到十诫的条文，欧式几何或者原子物理当中也没有通往正直，仁慈与爱的道路。数学，生物学，化学和物理所包涵的真理与我们所寻求的，关于人类行为和人类选择的真理不是一回事。科学的真理可以测量验证；道德生活上的真理则只与个人的信仰有关，无论你信神与否。宗教应当把科学当做改善世界的手段，而科学不应视宗教为威胁，而是许多人真心选择的道路。

既然如此，我们为什么还在遭受来自双方的极端主义者无休止的口水战呢？上帝原本无形无质，永不衰老，为什么要在他会不会过时的问题上纠缠呢？

冲突来自两个极端之间的互不相让。美国的原教旨主义者希望更改宪法，把圣经中关于性与祈祷的训令添加进去。在中东及亚洲的部分地区，伊斯兰教瓦哈比教派的教徒则试图在世俗社会强行实施伊斯兰教法。无神论者们也有自己的原教旨信徒，他们认为信教是天真幼稚的表现，宗教仪式根本就是神经错乱，宗教教徒全无理性，不配在逻辑之光的照耀下生活。一方对科学极其无知，对科学的成就视若无睹，另一方则完全忽略了宗教经文所包涵的智慧。双方都觉得多样性是对自身存在的威胁，凭着一腔盲信的热情想把对方的立论抹去。

还有第三条道路，这条道路结合了科学与宗教双方的长处。它允许一个人不偏不倚地拥有两种不同的感性，思考方式，感觉以及行为方式。是的，有许多时候，一个像我这样相信上帝的科学家心中会充满疑惑。但这是可以想见的。知名新教神学家保罗.提里希曾注意到，这种疑惑正是信仰的基础。同样的，无神论者也应该时常怀疑一下自己对上帝的否定。因为这一点也不是得到实证的事实，而是他们那一边的主观判断。

就我的传统而言，拉比、哲学家、物理学家迈蒙尼提斯，即兰拜姆，是认知不协调的集中体现。他是一名研究圣经与塔木德的学者，同时又是医药方面的学者。他是宗教信徒，同时又斥责魔法与巫术为无稽之谈。他认为自然世界是由我们所熟悉的物理与化学的定律支配的，但同时他又主张我们每人在是否相信上帝的问题上都要做出自己的选择。不需要绞尽脑汁为上帝的存在提供证据，这是在做无用功。上帝是自明的。信仰是感觉而不是推导的结果。宗教是通向善的工具，这善是对自己的善，对他人的善。也是对世界的善。

我的传统一直奉行宽容。希伯来圣经中不止30次明确提出要尊重陌生人，因为我们在埃及人的土地上也是陌生人。陌生人代表着“他者”，它们与我们的信仰不同，有时还会对其造成威胁。没有必要征服或者抹杀文化与视角间的不同。无神论者也应该有这样的宽容。他们不应当那些对立足于对神性的信仰，努力寻求生命意义并直面神秘的人们妄加讥笑。科学不是对信仰的威胁，信仰也不需要排斥科学。信仰是不会过时的。

杰罗姆.古普曼（Jerome Groopman） 是哈佛大学医学教授，著作有《医生如何思考》（How Doctors Think）。

关于上帝存在与否的问题曾经爆发过许多激烈的科学争论。其中历史最久，影响力最大的就是关于设计的争论。大多数人都无法理解，我们的世界如此复杂，怎么能不依靠某个强大而智慧的存在加以干预而凭空产生。

对设计论的问题，英国国教教会的威廉. 帕里在他的著作中做过最精彩的表述。

他的《自然神学，或者自然现象中表现的上帝存在的证据及其属性》一书出版于1802年。在这本书中他谈到，有一次在石南树丛中发现了一块石头和一只手表。石头只是自然的一部分，而手表则无疑是人造物品，其存在的目的是指示时间。帕里主张自然物体，比如人类的眼球，也很可能是与之类似的装置。

当达尔文于1827年进入剑桥大学的时候，他被分到了威廉. 帕里七十年前年在基督学院住过的房间。作为当时课程的一部分，帕里的著作给达尔文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写道，帕里的著作“对我的启发不亚于欧几里德。”

不过达尔文最后还是发现了帕里的问题的答案，并向人们展示了复杂系统是怎样在不依靠设计或者计划的前提下由较为简单的系统演化而来。1859年，他在物种起源一书中提出了自然选择这一机制（由阿尔弗莱德.罗素.华莱士独立推导而出），即有机体会通过积累变异的方式赖增强存活能力并产生后代来保留这些特征。

但是达尔文意识到，进化论面前有一个重大阻碍，也就是时间。伟大的物理学家威廉.托马斯（开尔文爵士）认为太阳存在的时间太短，不足以支持自然选择的进行。但是当时核能还不为人知。当人们最终发现这种新式能源之后，物理学家们重新估计了太阳的存在时间，确定核能可以在以百万年计的时间里为太阳和其他恒星提供稳定的能源。

二十世纪之前，宇宙当中包含物质这一点也被视为创造论的有力证据。当时人们认为物质是守恒的，因此宇宙中的物质必然得有来源。1905年爱因斯坦提出了质能转化理论。但是能量又是从那里来的呢？

一个世纪以来这个问题一直悬而未决，直到最后天文望远镜的观测结果确定了物质的正能量与引力的负能量之间的精妙平衡。也就是说，宇宙完全可以无中生有，不需要任何能量。

科学理论对创造论的支持还来自一条被称作热力学第二定律的基本物理原则，这一原则认为宇宙中的无序度或者说熵随时间递增。时间越久，宇宙就越混乱。既然宇宙现在是有序的，那么这秩序必然是从过去的某一时间点上的更高的秩序中分离出来的。

但是在1929年，天文学家埃德温.哈勃发现各个星系正在以与其相互距离极成比例的速度相互远离，也就是说宇宙正在膨胀。这为大爆炸提供了最初的证据。一个膨胀的宇宙可以以低熵状态开始，并在局部形成秩序而不与第二原则相悖。

根据现代宇宙学的知识来推断宇宙的最初时刻，我们发现宇宙是以无序最大化的状态开始的，在极小的范围内包含有极大的熵，即信息量为零。因此，就算宇宙是创造出来的，也不可能保存有任何关于创造过程或者关于任何可能的创造者的意图的记录。似乎唯一可能的创造者是爱因斯坦深恶痛绝的那位——掷骰子的上帝。

在宇宙从混沌中爆发出来以后，这个上帝依然能够存在并扮演自己的角色。这地的无序已经不存在了，但是无序依然是宇宙的主流。宇宙中的大部分物质都在做任意运动，只有存在于各个星系可见部分的0.1%的物质有明显的结构。

如果上帝真想施加控制来确保终极计划的实施，他就得对这所有的混沌物质发挥影响。但是目前没有任何上帝施加影响的证据。从科学的角度来看，宇宙和生命怎么看也不像创造或者设计出来的。而人类不过栖身于广大宇宙中的一粒尘埃之上，在它所承载的所有生命里也不过是沧海一粟，实在没有特别之处。

我们所能观测到的宇宙包含有上千亿个星系，每个星系都有上千亿颗行星。但是目前为止宇宙的绝大部分都在指数性地从最初的混沌状态向外膨胀，和我们能观测的部分相比至少高出五十个数量级。目前我们最强大的天文望远镜能看到的也只不过是宇宙沙漠中的一粒沙子。就算这样，我们依然认为有一个超越一切的存在掌管着每一个粒子的运动轨迹，倾听者每一个人类的心声并指引他所青睐的足球队冲向胜利。科学不止淘汰了对上帝的信仰，而且把它打了个支离破碎。

维克多.J.斯坦戈（Victor J. Stenger ）是夏威夷大学物理及天文学名誉教授，科罗拉多大学哲学兼职教授，有七本著作，包括《上帝：一个失败的假设——科学如何展示上帝是不存在的》 （God: The Failed Hypothesis-How Science Shows That God Does Not Exist）。

直到1832年，“科学家”一词才成为一个正式的名词和一个被人们广泛接受的概念。在此之前，这个词并没有什么独立的含义。那时的“科学”等同于“知识”就好像“治疗”（physic）意味着医药一样。而在实验室搞研究的或者在野外做考察的人们通常被称为“自然哲学家”。对这些先生们来说（当时搞科学的基本都是男的）神的存在或者与神的感应不过是自然法则的一部分，就好像当时的人们会认为——或者坚持——剑桥大学的教师应当宣誓成为一位基督徒一样。以牛顿为例：他对炼金术极其着迷，对三位一体理论嗤之以鼻，还是个狂热的反教皇主义者，但同时他又相信圣经中包含着揭开宇宙奥秘的线索。氧气最早的发现者约瑟夫.普利斯特利既是虔诚的一神论者又信奉燃素学说。阿尔弗雷德 罗素华莱士为进化论以及自然选择理论做出了重大贡献，但他最感兴趣的还是借助通灵术与死者进行交流。

这样看来我们大可以说——尽管我如果信上帝的话是不会这么说的——从事科学研究并不与对超自然力量的信仰相冲突。已故的斯蒂芬. 杰. 戈尔德对此有一条十分知名的论断。他措辞巧妙地声称科学与宗教的“权威互不重叠”。这话究竟经不经推敲呢？如果我们知道了以下事实的话，还会接受一神论吗？

——知道吗？我们的种族大约有二十万年的历史，而且差一点就和98.9%的曾经在地球上生存过的物种一样踏上灭绝的道路。在六万年前的非洲，当我们的祖先走出大草原踏上求生之旅时，人类的总数曾一度下降到不足两千。

——知道吗？我们的宇宙正在不断膨胀，埃德温. 哈勃最早通过红移现象发现了这一点。现在它正膨胀的越来越快，不久“大爆炸”理论的证据也会随之消失。

——你知道吗？仙女座星系即将与我们的银河系相撞，这诡异而美丽的景象现在就能用肉眼在夜晚看到。

这些只是继达尔文与爱因斯坦之后几个最近的例子，从中我们很难看出人类在数十亿星系中的区区一颗星球上的存在是什么计划的一部分。什么样的设计，或者设计师，能保证人类可以一路有惊无险的走到现在？谁家的计划，或者策划员，决定了在死中求活的头二十万年时间里上百万的人类要死无葬身之地，而直到三千年前才往中东的一片穷山恶水之地送来一个“救世主”，还只让几个没见过世面的农民看见？

要说支持后一项假设的科学证据为数不多纯粹是自寻开心。压根就没有什么证据，完了。就算真能找到什么生拉硬扯的证据, 也只能证明那个什么创造者或者设计师干活笨手笨脚，常常多此一举，除了东修修西补补就没别的本事而且/或者干脆就粗心大意外带麻木不仁甚至还居心残忍。仅仅扯几句“我主行事凡人难料”之类的话是应付不了这一切的。谁要是声称自己是他在人间的代理、崇拜者或者传声筒就必须面对这所有一切无谓的残忍行径或者装看不见，在慈祥的温情和冷漠的无动于衷之间是没有挑拣的余地的。宗教不能声称自己掌握着什么我们这些外人无法染指的信息来源。当年这曾是教皇与巫医的特权，但那个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这等于是说理性和逻辑排斥上帝， 这项论断(虽然不是决定性的)相当于对科学的刻骨驳斥，还差不多是说人类的道德体系在上帝面前只有遍体筛糠的份，尽管这一点不在本文讨论范围之内

要记住，宗教的基础是有神论而不是自然神论。信仰不能建立在对第一驱动力存在与否的讨论之上。信仰意味着相信祈祷能够灵验，道德是神赐的，割礼是天堂批准的，神迹是存在的，等等。物理学，化学，生物学以及古生物学和考古学至少为那些曾经的神秘现象做出了解释，并为我们提供了各种假说。其他任何信徒对同一问题做出解释往往云山雾罩，不能以常理度之。相比起来，科学假说要优越的多，至少不会逊色。

这是否意味着迷信与盲信也已经“过时’了呢？我希望答案是否定的。因为我相信人类幻想的能力不可能也不应该被摧残与遏制。但是宗教问题的源头在于我们为寻求解答做出的最初的也是最糟糕的努力，即在毫无证据的情况下臆造答案。这一点起源于我们种族那噩梦般的童年，当时的人类不知细菌为何物，也无法预测地震。这一点同样源自我们每个人的童年，那时我们对于专制的权威有着令人不快的需求：一位保护我们的家长，即便在将恐惧降到我们头上的时候依然向我们要求无条件的爱。这位亘古不变的暴君是极权主义的根源，象征着人类最初面临一切难题时的畏缩之举，也就是将它们都推给供奉“老大哥”的香烟缭绕的禁忌神坛。这当然也正是人们希望科学与人文主义能够淘汰宗教信仰的原因，尽管同时人们也悲哀地意识到，只要我们本质上还是缺乏安全感的灵长类动物，我们就不敢把这条锁链砸碎。

克里斯托弗.希金斯（Christopher Hitchens）是《上帝并不伟大》God Is Not Great一书的作者， 还是《无神论指南》（The Portable Atheist）的编辑。

尽管我是个无神论者，我依然认为信仰提供了一些科学没有提供的东西。

科学远远不是科学家对事实或者真理的宣扬，而是对某一事物做出带有一定确定性的论断。一位科学家会说，“在这个实验中，我观察到A导致了B；这一现象并非每次都会发生，对统计数据的分析表明A与B之间的联系有X%的可能不是随机的。”科学论文的写作常规是可能性不到95%就不能做出正式报告，从统计学角度来说，100%的确定是做不到的。

我不想像后现代主义者那样喋喋不休地说什么科学是纯主观的过程而且客观事实是不存在的。事实的确存在，科学知识为追求它们提供了暂时性的立足点。观察结果要有预见性，还要能由他人进行独立重复验证。而且当全新的解释出现时，科学家应当毫不犹豫地抛弃原有的推测。“嘿，这就是块染黑了的猩猩下颚骨，所以皮尔丹人不可能是我们的祖先。”在更多情况下，科学家要修正自己的知识，“你之前说A并非每次都能引起B不是吗？原来只有在C发生的情况下才会如此。”这使得科学更加精密难解。很令人诧异的是，生命科学里的大部分标志性的事实都只是暂时性的立足点，比如DNA并非总以双螺旋形式存在。这些例外情况是极其有趣的。

所以把科学与宗教之间的争端定性为真理之争是没多大意义的。但是这话可以这么说：“哪种方法能给你更强的预测能力和改变结果的能力？”要这么说的话，科学自然大获全胜。当我们面对一个生病的儿童时，更好的方法无疑是开抗生素而不是乞灵于供神用的山羊内脏或者什么大呼小叫的咒语。即便在我国这种已经被宗教憋得喘不上气来的国家，法院也已经不止一次的裁定父母不能用宗教手段来替代对孩子的药物治疗。这不是信仰能免于淘汰的原因。

这场文化大战的下一个战场是关于科学与宗教哪一个对社会更有益处的论题。在这条战线上，关于哪种方法造成的历史（当代）危害更大的问题也是没有疑问的。的确，科学界有李森科、优生学、额叶切除术，还有有条不紊地测试化学毒气的新用法的人们。但是把这些全都算上跷跷板还是一动不动地一边沉。说什么托尔克马达之流是背弃宗教正道的走火入魔之徒纯粹是扯淡。他们的所作所为只是“宗教正道”某一方面的体现。宗教的双手上沾染的鲜血足以染黑一片大海。

可能还有人认为宗教信仰可以为人们提供慰藉，因此还有存在的必要。但是我不大认同这一点。当安慰的虚假被现实证明时，安慰也与人无益；当信仰体系本身就是焦虑的源头时，就算信仰能缓解焦虑也是枉然。

那么为什么宗教依然没有过时呢？我对此有一个非常非科学的回答：因为宗教能给人带来欲仙欲死的快感。我说的不是那些在走廊上口吐白沫的乱语者，也不是大多数宗教既不提倡也不认可的过激行为。我想说的是。宗教能使人在某些时刻全身充满对生活的感恩，灵性的启示以及行善的意愿，能让人体内的每一个神经元的细胞表面都被春风拂面的感觉无穷尽地笼罩。科学家或者科学从业者可能会因为新的发现而欣喜若狂，因为它可以治疗疾病，拯救濒危物种，或者干脆就是美得令人窒息。但是科学作为一个解释性系统并不擅长于制造快感。首先，人们关于科学为什么不应该和快感挂钩的问题进行过精彩的讨论。理由之一是科学的进程上充满了各种细枝末节，让人每前进三步就要倒退两步。同样，这一点也与科学的内容有关。心醉神迷的状态包含有感恩的成分，一个人要是研究儿童癌症、暴力与生物学的联系或者物种灭绝的原因的话，是很难体会到这一点的。相反，感恩与宗教性一直紧密联系在一起。在没有证据的情况下信仰依然有存在的可能，这一事实本身就足够动人了。

对于科学来说，这场辩论似乎不大公平。毕竟，你不会因为日用品经纪人这一职业带不来快感而专门写一篇论文对其进行批判。但是对生活进行科学的解释不是一门职业。本质上来说，这是一份契约，是只从理性当中寻求慰藉的承诺。

科学是现有最好的解释系统，而宗教性作为另一个选项具有极大的潜力对现有的每一个决策与认识领域进行渗透破坏。但仅仅因为科学能解释许多未知事物并不意味着它就能解释一切，或者能彻底消灭未知领域。这就是为什么宗教信仰不会遭到淘汰的原因。没了快感，这世界不会变得更好，但是没了宗教却会如此。但是不要指望科学能够填补宗教留下的空白，或者指望它能说服你相信这空白根本不存在。

罗伯特.萨波斯基（Robert Sapolsky）是约翰.A与辛西娅弗莱刚生物学教授 i（John A. and Cynthia Fry Gunn Professor of Biological Sciences）以及斯坦福大学神经学与神经病理学教授 （ professor of neurology and neurological sciences at Stanford University）. 他是《斑马为什么不得胃溃疡》（Why Zebras Don't Get Ulcers）, 《睾酮之扰》（The Trouble with Testosterone）, 《一位灵长类的回忆》 （A Primate's Memoir）等书的作者。

信——或不信——上帝不是一个科学观点，不是对世界的物理现实的判断。这是某种更大，更令人困惑的事物的组成部分，即我们更为广大的世界观与背景假设的集合，我们通过这些来理解整体的世界。

我们很少注意到这些假设，但是我们经常利用它们来解决我们的内在矛盾。随着生命的进行，，我们逐渐将这些假设定型化并与我们认为最重要的事物联系起来。有时事情也会出错，而且极其严重，这时我们会意识到要重新思考我们的生活。这种行为并非对正式证据的非理性替代，而是产生新思想所必需的基础。我们只要想一想我们在这一层面常用的几条无法证明的假设就很容易明白这一点了：

其他人也是有意识的存在，不是没有思想的机器人。

他们的思想感情大体与我们一致。

他们告诉我们的大部分信息是可信的。

从整体上来说，物理世界将会继续运行下去，正如其直到目前为止的情况一样（“自然的规律”）

我们信任身边的世界以及它于我们的联系。这种信任——信念——并不是非理性的；实际上，这是我们理性的基础。如果我们真的开始怀疑其他人的意识与可信性或者自然的规律，我们所丧失的将不仅是科学，还有理智。我们将完全丧失行为能力。

因此，世界观是人类生活的基础，存在于任何文化之中。之前我所提到的是认可范围最广泛的几点。但是在其他观点上，不同文化由于对人类经验的侧重点不同而各有差异。现在人们认为科学与宗教正处于全面冷战之中，但我认为，这所谓的“冷战”实际上是近来最受西方青睐的一种特定的科学世界观与长期以来大多数其他人的世界观之间产生的有限的冲突。

当然，其他世界观彼此之间也差异巨大。有些侧重于人格化的神，还有些完全不依靠这个概念，比如佛教与道教。但是它们都将人的生命置于特定背景之下，并不认为我们是密封盒子里的种族，所有有价值的东西都在这个盒子里，相反，我们要在一个更为广阔的精神天地里扮演自己的角色。唯科学主义的做法与之相反（根据启蒙运动的建议），它将背景彻底舍弃，并通过科学本身来寻找生命的意义。因为这一试图垄断生命意义的行为，而不是其他的科学信条，使得今天的科学与宗教看上去好像竞争者。

科学的确有自己的世界观，包括关于世界本质的一系列指导性假设。现代科学的奠基人在他们的时代已经说得很清楚了。宇宙的秩序（按他们的说法）完全来自上帝，因此科学增加了上帝的荣光。但是当上帝过时之后，新的先知们——孔德、马克思、弗洛伊德以及其他人等——制作出了新的，不同的，并假定为纯科学的背景图像。但是最后这一切都混乱了起来，因此卡尔. 波普放逐了这所有的观点。科学成了一套关于物理世界的可证伪的命题组合。这是个十分简洁好看的定义。但是心理学又怎么样呢？

行为主义给这个问题提供了一个答案，这个答案在上个世纪大部分时间都受到广泛的认可。但是它听上去如此怪异，以致人们直到今天还不能完全理解它的涵义。（他们说）科学的心理学必须只研究外在行为。自我意识，如果它真的存在，也不过是无足轻重的东西，无法理解且全然无用。因此他们拒绝承认被我们当做人类思想基础的两个假设：自我意识以及与他人的内在相似性。他们并没有意识到放弃这些假设会使我们在一个陌生的世界里搁浅，还会动摇剩下的两块基石。如果我们真的不相信他人也和我们一样能够思考和感受，我们将注定无法理解他们。如果我们因此丧失了沟通的可能，那还怎能形成关于客观而可靠的世界的概念呢？

实际上，行为主义者们的饥饿节食法对于人们的精神生活没什么好处。因此人们最终解除了在科学圈子里谈论自我意识的禁忌。但不幸的是，人们在饥饿的时候用来安慰自己的幻象——雅奎斯.莫诺心目中由自然选择支配的宇宙赌场和理查德.道金斯的关于自私基因掌控一切的活剧——依然在迷惑着我们。但是我们现在最大的麻烦恐怕是对这些幻象的两可态度。我们依然觉得任何关于物理世界的与确定事实无关的讨论都是反科学的。

唯科学主义的出现并不只是作为科学争论的总结，而是一种特定世界观的组成部分——这种世界观吸引人是由于它与之前的世界观有鲜明的对比——人们经常出于这一点而做出类似的选择，甚至包括那些他们事后称之为科学的选择。我认为，我们应当更注意这些呼声并更加努力地确保我们的世界观有意义。

玛丽.米格莱（Mary Midgley）是一名哲学家，其研究兴趣在于伦理、人性及科学，是《作为宗教的进化与作为救赎的科学》（Evolution as a Religion and Science as Salvation）一书的作者。

但是你必须找到一个宽待科学，能与科学兼容的上帝。首先，看看现有的各位造物主里有没有合适的。彻底检查一遍之后，如果没有，就自己造一个出来。

你所选择的上帝必须严格遵守上帝的标准。如果这位神灵是个不着调的家伙，一时性起就会抛开一切地震学或宇宙学的约束，晃荡两下月球，拆卸一下地球，再把膨胀中的宇宙一下子压缩回去，那么科学对这位神灵是不会太友好的。这位上帝有许多注意事项，比方说要对人类为改变地区性天气状况所做的祈祷置之不理，这项任务早已划归流体动力学的研究范畴了。换句话说，不管求雨群众的热情多么高涨，在图腾柱周围跳舞跳得多么带劲，也不能让一滴雨水落在焦土之上。这位遵守规律，尊重科学的上帝对于眼泪汪汪地高唱约伯书的基督徒，一腔热情诵读圣诗的印度教徒，或者面对天房正心诚意做祈祷的穆斯林都要一视同仁。天气的变化要由流体运动公式来决定，而不能看祈祷的人数多少或诚心与否。这对我们来说有点不幸，要不然的话我们本可以把各大宗教的信徒们联合起来，做一场全球同步的超大性祈祷，从而一举扭转目前人为导致的全球气候恶化的危险局面。

你所选择的上帝不能回应个人求健康长寿，航班平安，冤家遭殃之类的祈愿。由于满脑子装的都是微生物学和生理学的条条框框，这位上帝不能把麻风病人往河水里一泡就把他们治好，也不能让人从大鱼的肚子里完好无缺的走上一遭。超光速旅行也同样不可能，即使对先知和使徒们也是如此。这位上帝必须严格按照自然定律运作世界，不能出格。

科学造物主一定知道一大堆科学知识。光是区分超弦理论所预测的无穷多的宇宙就够头大了。然后还要用精细化学来制造复杂蛋白质，再诱发一系列变异好让微生物变成人，这些也都不是小事。但是别忘了，这位上帝的知识是有限的。全知与科学不能兼容。

全知的困难——哪怕只牵涉区区一个电子——早在二十世纪20年代就被人们所认识了。亚原子微粒极其捉摸不定，用最精密的手段也无法测量。量子力学的根本属性就是不可预测性，所有微粒都遵从这一特性。这对爱因斯坦来说是一件很闹心的事，他声称“上帝不和宇宙玩骰子”。但是后来的情况表明爱因斯坦的反对是有问题的——不确定性是一切的基础。因此，任何一个遵守科学的神灵都无法得知自然的一切方面。

给神灵的行为设计条条框框是不是有些胆大包天以致不知高低呢？倒也不见得。人类的崇拜对象从来都是自己选的。人越聪明，选择的神也就越聪明。神人同型式的表现方式——比方说长着章鱼触手的上帝——如今已经过时了，不过几百年前还是很吃香的。同样，如今有人可能不满意用同样的逻辑把上帝和人捆绑在一起的做法，甚至不愿让上帝和人同处于一个时空体系当中。但是如果我们在这一点上动摇，那就剩不下什么了。理性与证据将失去意义，重新被传统、权威和神启所取代。对我们来说2+2=5是不行的，但上帝就ok。真要这样的话，几百年来的人类进步就等于是白忙活了。

面对现实吧，属于高居天庭的上帝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在科学的时代，宗教的地位已经不如从前了，传统宗教信仰的中世纪上帝在如今是既丢面子也保不住里子。今天的人们口称上帝，但是生病了还是吃抗生素。穆斯林经营的航班起飞前要先祷告，不过祷告完了还是要提醒乘客系好安全带。一说到起死回生大部分人都会怀疑当事人一开始就没死透。如今你要是听见有声音叫你把自己的独生儿子当祭品宰了，你大概会向当局报告而不会把你家小子拽到山上去。旧的信仰正在消逝。

再怎么说，某个大能者正在“某处”掌管宇宙的想法还是很撩人的，当然，这个宇宙虽然神秘，却绝不受神迹的干扰。在这个宇宙当中，上帝依然可行神奇之事，但这些“神迹”并不违反物理定律。所谓上天入地不逾矩，这位上帝可以干涉物理世界，使量子穿越宇宙虫洞或者同时破坏多重对称性。对于精于科学的上帝来说，利用非线性动力学将一点小小的波动转瞬之间变成一场地震——也就是确定性混沌理论中有名的“蝴蝶效应”——是完全合乎规矩的。

尼采以及其他上帝的掘墓人们从根上就错了。上帝没有死，而且一时半会儿也死不了。就算神的栖息地在科学的包围之下一缩再缩，时空体系的量子泡沫也能提供充足的宇宙，足以同时容纳一位遵守科学的上帝和许多想爱因斯坦一样“极其宗教化的非信徒”。许多知名科学界人士都已经成功的说服自己相信只要找到一位合适的上帝，或者把老式的上帝重新包装一下，就可以调和科学与宗教之间的矛盾。由于不理解自己存在的原因，人类大概会上穷碧落下黄泉地一直追寻下去。

佩尔韦兹. 阿米拉里.胡德博伊（Pervez Amirali Hoodbhoy）是巴基斯坦伊斯兰堡卡伊德-阿扎姆大学（Quaid-e-Azam University）物理系主席, 还是《伊斯兰与科学：宗教正统与理性之战》（Islam and Science: Religious Orthodoxy and the Battle for Rationality）一书的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