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科学会淘汰对上帝的信仰吗？ -- 万年看客

对于曾经令我们的祖先迷惑不解的自然现象，我们如今已经有了科学的解释，许多科学家以及非科学家因此而相信我们不在需要向一个超自然的上帝寻求任何解释，因此上帝必将遭到淘汰。对于宗教信徒来说，他们当中有许多人相信宇宙是上帝充满爱与意义的造物，而科学所提供的解释是对这一理解的抵触。因为科学否认他们这一根本信仰，他们便视科学为谬误。这两种针锋相对的观点有一个共同之处：双方都认为科学与宗教是不共戴天的死敌。但它们不是。

我是一位物理学家，我从事主流研究，在业内刊物上发表文章，在专业会议上展示研究成果，培训学生与博士后研究人员，研究自然以期对它的运作机制有更多理解。换言之，我是一个普通的科学家。我还是一个有宗教信仰的人，我做礼拜，唱赞美诗，参加主日学校，经常祈祷，尽力“行义事，爱仁慈，谦卑与神同行”。换言之，我是一个普通的教徒。对许多人来说，我这个人很矛盾-一个全心信仰上帝的正宗科学家。但对于更多的人来说，我和他们是一样的。现在媒体的大部分注意力都放在尖声贬斥宗教为愚蠢迷信的无神论者与同样聒噪地否认宇宙与生物进化的证据的创造论者身上，与此同时，我所接触的大部分人对于同时接触科学与宗教都没有什么抵触。

作为一个实验物理学家，我要求任何科学假说都要有硬性证据，可重复的实验以及严密的逻辑来支持。这种人怎么可能有信仰呢？这实际上是两个问题：“我怎么能信仰上帝？”以及“我为什么信仰上帝？”

关于第一个问题：科学家可以信仰上帝，因为信仰不是一个科学问题。科学命题必须要可以证伪，也就是说，在某些条件下发生某些结果时，该命题不成立，这一点是必须的。我可以说：“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正确地描述了太阳系中可视物体的表现。”目前为止还没有任何观测结果能够证伪这一命题，但这并不意味着一定不可能（实际上，许多人终其职业生涯都在试图做到这一点）。相反，宗教命题未必可以证伪。我可以说“上帝爱人，并希望人们相爱。”我想不到要如何反证这一命题。有人可能会说，如果我把该命题中的“上帝”以及其他概念明晰化的话就可以了。但是这种说法并没有抓住问题的实质。这是在试图把宗教问题转化成为科学问题。并非所有的命题都必须是科学命题，也并非所有的非科学命题都不值得加以认真讨论。“她唱得真好。”“他是个好人。”“我爱你。”这些都是有重大价值的非科学命题。科学不是审视生活的唯一途径。

那么第二个问题呢？我为什么要相信上帝？作为一个物理学家，我从一个特殊的角度来观察自然，我看到了一个有序而美丽的宇宙，只需几个简单的公式就能描述其中绝大多数物理现象。只要稍稍改动一下它的构造，行星与恒星就不可能产生，更不要说细菌与人了。而且没有任何科学原因可以解释宇宙为什么不是另外一个样子。许多优秀的科学家根据这些观测结果得出结论，一个有智能的上帝必定存在，是他将宇宙设计成了现在的样子，美丽，简洁，孕育着生命。许多其他同样优秀的科学家却一直是无神论者。双方的结论都是信仰的表达。最近，哲学家兼老牌无神论者安东尼.福路改变了思想，决定基于以上证据转而相信上帝。我认为这些争论是很有教益的，对于对上帝的信仰也是很好的支持，但仍然不是决定性的。我相信上帝，因为我能在生活中感受到他，因为我能看到他对这世界行善的证据，因为我相信爱，相信上帝就是爱。

这些信念能使我成为一个比别人更好的人或者更好的物理学家吗？很难说。我认识很多无神论者，他们在为人与科研方面都比我出色。我的确相信信神的我要比不信神的我更好。我对上帝毫无怀疑吗？很难说。对于横行的邪恶，受苦的儿童，多元的宗教以及其他不可解问题的追问常常使我对自己的信仰产生质疑并使我意识到自己的无知。但是我依然相信，出于科学而非无视科学，但最终原因只是因为我相信。正如《希伯来人》一书的作者所说的那样，“信仰是期盼之物的实质，是未见之物的证据。”

威廉.D.菲利普斯（William D. Phillips）, 是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还是马里兰大学联合量子学院以及国家标准技术研究院的成员。

从理性和真理的角度来说，答案是否定的。拜现代科学带来的知识所赐，宇宙的幕后存在一个智能主宰的理念从没有像现在这样合理过。

从精神状态、情感与思想情绪的角度来说，答案也可以是肯定的。不仅仅是科学本身，还有时常与之相伴的还原性的“科学思想”以及各种先进技术带来的力量与控制、舒适与方便一起把上帝这一概念逼进了不可知论的谜域。表面上看，科学的进步对许多过去被人视为神迹的现象提供了解释，从而淘汰了上帝（通常所说的“未知中的上帝”）。但是几千年前雅典人和耶路撒冷人早就开始了针对迷信的净化活动，为数不多的希腊哲人们以及以色列民族对自然界的去神圣化在古代社会无人能及，当今的科学进步只是为他们在这方面收了收尾而已。750年前，圣托马斯. 阿奎那总结前人思想经验并提出了以下理论：正如统治者会委派得力的下属来进行统治一样，在自然界，上帝则通过构建在造物之中的各种规则（律法）来实现自己的意志。

这一有神论的观点已经得到了充分的论证。古希腊的唯物主义者很早之前就认识到，如果我们想从单纯物质的角度而不是意志的角度来解释我们所观察到的世界，那么一切的落脚点都要归于一种既基本又简单的物质性的存在——即不可见的，只存在于理论中的“原子”以及使原子作随机运动的“几率”。如果我们的日常经验只是“原子”的累加，且宇宙存在的时间无限长而其自身又无限大，那么一切都不过是几率的结果。作为对物质世界的彻底解释，这些“原子”以及他们所体现的自然规律必须要足够简单，只有这样才有可能产生足够复杂的“自然事实”。

快进到现在：现代科学显示凡是在我们的仪器以及技术范围之内可以检验的自然“从头到尾”都是是有序的、复杂的、数学上可证的、可解释的。现在，在标准模型的框架内，我们已经发现了一座极其复杂而美丽而且完全合理的“粒子动物园”，足以替代概念性的简单“原子”，后者一直在事实与思想实验的边界上游荡（它是亚里士多德当年构建原物质理论时的产物）。秩序、复杂性与可理解性同样也“从尾到头”地存在。目的性层级与事件链自量子物理层面开始，从这里产生了稳定可靠的化学体系，从而使拥有近乎神奇属性的碳原子与生物化学成为可能，而这又为生命的出现提供了物质基础并由此产生了由拥有新陈代谢能力（植物）、应激性（动物）以及理性（人类）的存在所组成的另一套实体层级。在这如此宏大而严密的秩序与可解性之外，我们对此的知识也随着科学的不断扩展而与日俱增，如今我们已经知道了现有的物理定律和常数是如此精妙，稍加改动就会使宇宙丧失产生并支持生命的条件。

简而言之，现代科学所揭示的自然体现并反映了非物质的特性与深奥的可理解性，这是古希腊哲学家们的想象力远远无法涵盖的。将宇宙进化中显示的极其复杂、优雅且可理解的定律、实体、特性以及联系视为“自然事实”并且想当然地加以接受，用保罗二世的话来说，等于是“人类智慧的逊位”。

但是现代精神状态又是另一回事。就现代思想情绪而言，西方的知识分子文化一直受科学思想的主导，通过对现实各个部分的运作进行定量、还原的描述来寻求定性、整体的解释。尽管产生这种思想的科学研究活动在解释整体现实的物质基础方面相当成功，并使我们能够通过改变自然物的部分构造来对其加以操纵从而使之为人服务，这些活动并没能真正理解自然物的本质。“科学思想”的无限制应用意味着唯科学主义，即声称科学手段以及科学方法可以理解一切现实的哲学主张。对于许多人来说，唯科学主义常常伴随着不可知论或无神论。

不过在民意方面，唯科学主义尚未占据主流。大多数人仍然本能地坚持至少人性与人类体验是无法用科学知识还原的。但是由于没有其他的理性选项来替代唯科学主义，大多数人多生活在一个软性的、非理性的、相对的世界，充满了感觉、选择与个人价值。控制自然能力的不断增强带来了越来越多的闲暇与健康水平的提高，但是与古代哲人们的预想不同，这一切并没有带来智慧的提升和对于真善美的思考。基于技术的闲暇带来的更多的是享乐主义，消费主义，以及有碍思考的大众娱乐。尽管还有许多人声称相信上帝，他们的日常生活实际上体现的是不可知论，“上帝假说”远非他们日常经验与优先考量的一部分。

在所有的关于事物内在运行机制的“科学知识”中，在所有基于技术的物质享受和消遣娱乐里，上帝的声音微弱地难以存在。从实用主义和存在主义的角度来看，科学技术似乎已经把对上帝的信仰推向了过时的境地。真的如此吗？

在内心的最深处，我们这些当代人依然不满足。迟早我们会面临存在危机，在检视我们的生活时，会认为它千疮百孔，混乱无序，亟待补救。我们还能发现千疮百孔，混乱无序与罪恶意味着这一切都发生在一个更大的有序而美好的框架之下，要不然我们也不会从原则上对它们做出这样的评价。但残缺与无序依然令人痛苦的存在着，人类灵魂从本质上要寻求更深刻的快乐与持久的善。对自然的秩序与美的思考可以帮助人们达到这一点，也就是“哲学家的上帝”，但是对我们自身的不完整性的思考能让我们在在寻找至善的过程中更进一步。这是科学永远无法淘汰的。

克里斯托弗.卡迪纳尔.舒本（Christoph Cardinal Schnborn, O.P）., 是一位多名我会的修士，维也纳大主教，是教义与信仰圣会以及罗马天主教会教育圣会的成员（Congregation for the Doctrine of the Faith and the Congregation for Education of the Roman Catholic Church）, 还是《天主教教义问答》一书的主编（Catechism of the Catholic Church）.

我们认为科学是世俗理性与知识的集合（包括历史与哲学），而不仅仅是一群手拿试管，身披白大褂的男男女女。

从以往来说，对上帝的信仰之所以吸引人是因为它许诺能解释关于起源的一切。世界从何而来？生命的基础是什么？身体如何产生意志？人为什么有道德？

但是千年以来一直有一股不可抵挡的潮流：我们对上述问题探求得越深入，对于我们身边的世界了解的越详细，信仰上帝的理由就越少。

就从世界的起源说起吧。今天没有哪个通达明理的人还会认为宇宙的历史只有几千年，而且在六天之内就成为了现在的样子（且不说什么太阳没造出来之前就有了白昼黑夜之类的谬论），或者上帝当年曾经扮演过第一推动力的角色。这只不过把宇宙起源的问题置换成了上帝起源的问题。

关于神奇的生命多样性和无所不在的设计论的证据又如何呢？很早以前，借助“设计师”这一概念来解释这一切的做法是可以理解的。但那个时代已经过去了。达尔文和华莱士向人们展示了生命的复杂性是如何通过繁殖过程中的自然选择而产生的。之后的沃森和克里克揭示了复制过程的物理本质。创造论信徒的大肆鼓吹毫无意义，进化的证据是压倒性的，包括我们自身的DNA，化石证据地球上的生命分布，还有解剖学和生理学的事实（比如鸡皮疙瘩的存在是为了耸起早已退化的毛发）。

对于许多人来说，灵魂就是我们内心深处的神圣的火花。但是神经科学已经表明智力与情感是以大脑中数以兆计的神经链接为载体的复杂的行为模式。的确，学者们对于内在经验应当如何解释还有争议——有人认为这是个伪问题，有人则相信这是个悬而未决的科学问题，还有人认为这个问题体现了人类认知能力的极限（就好像我们难以想象四维时空一样）。但即便如此，把“灵魂”这个标签重新贴在这个问题上也无助于我们的理解。

人们曾经认为生物学无法解释人为什么会有良心，但是人类的道德感就和其他任何心智特征如饥渴感、彩色视觉或者恐高一样可供研究。进化心理学和认知神经学正在揭示道德的运作机制，进化过程以及她是如何被人脑所接受的。

这样一来就只剩下道德本身了——我们批评改进自身道德感的标尺。的确，狭义的科学无法解决对错的问题，但是祈求上帝同样于事无补。不仅仅是因为犹太教与基督教尚未分流时的老派上帝支持种族屠杀、奴隶制和强奸，还只因为一点小事就取人性命，而是因为道德不能基于神的尺度，即便只是原则上一致也不行。上帝为什么视某些行为为道德之举而另一些行为则不道德呢？如果他没有理由只是一时兴起，我们还怎么能认真对待他的诫命呢？如果他有理由，我们为什么不直接诉诸于这些理由呢？

在经验性的科学中是找不到这些理由的。但是它们存在于理性的本质之中，任何智能社会性族群都会运用这一点。道德的本质在于视角的互换：当我请求你以特定的方式对待我时（帮助我，不要无故伤害我），我必须愿意按同样的标准对待你，如果我希望得到认真对待的话。这是唯一符合逻辑且对双方都好的方法，这里没有上帝什么事。

野蛮行为的显著减少（比如奴隶制、虐待型刑罚以及虐待儿童）；对科学以及学术的理解指数性地增加；对上帝信仰的衰弱，出于上述种种原因，西方民主制度在过去几个世纪同时经历这三大潮流并不是巧合。最为广义上的科学正在淘汰对于上帝的信仰，这对我们只有好处。

史提芬. 平克（Steven Pinker）是哈佛大学心理系教授，现有七本著作，包括《语言本能》（The Language Instinct），《心智如何运作》（How the Mind Works），《空白记录》（The Blank Slate），以及最近的《思想的原料：作为人性窗口的语言》（The Stuff of Thought: Language as a Window into Huma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