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我在这战斗的一年里》 - 转载说明 -- 温雅颂

（二）堆肥

堆肥的制作过程我并没有参与。因为那已是夏收之后的农闲季节，很多知青都借这个机会回城休息，我也回家了。

我在插队期间究竟回过几次家已经不记得了，但每次回家一般都不在家里待太长时间，因为待时间太长体力就会下降，再回到农村干活时就又需要经过一个适应过程。

这次回来首先就注意到队里的场院上堆起了一个很大的土堆，其实就是肥堆，是将麦秸和粪肥按一定比例混合起来堆在一起，然后在表面用泥糊起来。里面的混合物经过发酵一段时间后就变成可以直接使用的堆肥，看起来就像土壤一样。

我后来听说做堆肥要通风，在富氧环境下发酵，但我们队里那时的做法显然是密封，在厌氧的环境下发酵。也许厌氧的方式不够先进？但这种方法显然是可以成功的，否则老乡们也不会时代相传地采用它。

堆肥表面的泥封必须保持湿润，否则太干就会产生裂缝，就起不到密封的效果了。所以如果长时间不下雨，就得往肥堆上洒水以保持泥封的湿润，有一天，队长就把往肥堆上洒水的活派给了我。幸运的是，场院旁边不远处就是一个小水塘，取水很方便，否则这活就不好干了。在小学和中学的时候，我有过几次两人用扁担合抬东西的经历，扁担压在肩头的痛感一直使我对扁担望而生畏。今天这活，怕是够我一呛。

我这次还是像起猪圈那次一样，挽起裤腿，赤脚上阵。让我感到惊奇的是，扁担压在肩头时的感觉和我记忆中已经完全不一样了，一点也不痛苦，满满的两桶水也没觉得有多沉。现在回想起来，显然是因为以前我还是个小孩，而到插队的时候已经成年，体力自然不可同日而语。另外我还有一个很多知青不具备的能力就是可以两个肩膀换着挑，这本不足为奇，好多老乡也会，但知青中能换肩的人很少。因为能换肩挑，干起活来就更轻松了。而我真正连老乡们都羡慕的本事是可以两个方向使铁锹，这就很少有人能做到了。五大爷在第一次看到我两个方向都能使铁锹的时候，居然见人就讲，说我能“两把抡”。

我其实很喜欢自己一个人干活，只要把具体任务交待给我，我就可以自己掌握时间和进度，而跟别人一起干，尤其是和老乡一起干的时候，既不愿干多了，又不好意思干少了，总是觉得不太自在。像今天这样我自己一个人负责一个肥堆，只要把所有的泥封湿透便可，时间对我来说是很充足的。如果是老乡干，很可能很快干完就回家了，可我还是有点不敢，因为第一次干这活，心里没底究竟干到什么程度才算合格。万一我以为干完了，自己下工回家了，可队长一看不合格再来找我，那肯定要发一大通火，好像我在偷奸耍滑。所以我也就不急着下工，不紧不慢地一挑一挑地往肥堆上洒水，虽然在火热的太阳下晒着，可毕竟是和水打交道，再加上小风吹着，一点也不累，真是满惬意的。

如果这一天就这样轻轻松松地过去，大概也不会在我记忆中留下太深的印象。就在刚过午后不久，天气突然起了变化，大片大片的乌云刹那间聚集在天空，紧接着狂风大作，眼看一场阵雨就要来临。我当时因为干得正来劲，虽然知道马上要下雨，但我不知道能下多大，如果降雨量太小，不能把肥堆的泥封湿透，那我的活就不算完。所以我还是继续干我的，直到大颗大颗的雨点劈头盖脸地打下来，我才急忙跑到旁边的马棚下避雨。就在我刚跑到马棚的房檐下，放下手里的扁担和水桶，抬起头来，暴雨已经瓢泼一般下了下来。紧接着，雨点又变成了大颗大颗的冰雹，冰雹随着南风倾斜着向北砸向各家各户。看到这，我暗叫一声“糟糕”，我们当时还住在大队部旁边的一间大房子里，房子坐北朝南，分为南北两个通铺，我的铺位正好在南边，就在窗下，而窗子没有玻璃，是纸糊的！我知道这下完了，今天大家都出工了，宿舍里肯定没人，我们南边的几个铺位肯定全要泡汤了！

等雨停以后我赶紧往回跑，回到宿舍一看，心都凉了。只见所有窗户纸全都被冰雹打得粉碎，我们的铺位、被褥、蚊帐全湿透了！

虽然雨是很快停了，太阳也出来了，但由于地面潮气很大，我们晾在院里的被褥等物到天黑时还是没有晒干。不过好在当时有几个知青回家休息还没回来，我们几个南铺的“难友”只好都挤到北边的铺位上对付了一晚。因为是大通铺，多一两个人倒问题不大，最大的问题是蚊帐没办法共用。我记得那晚我就因为没有蚊帐，一晚上也没睡好。

农业八字宪法：土、肥、水、种、密、保、管、工。“肥”排在第二位，仅次于“土”，可见肥料对农业的重要性。下乡劳动，自然也少不了和肥料打交道。我一共接触过三种肥：粪肥、堆肥、和氨肥。

这么分显然不科学，因为粪肥并不能直接施到地里，而是用来制作堆肥的原材料。但这是我所接触过的三种和肥料有关的东西，故此把它们放在一起了。这三种肥料里每个都有一段小故事，如果分三个题目写，每个都显得有点太短，但合在一起写又有点太长，写着累，看着也累，所以我还是把它们分成三段写。

这段内容有些不雅，看官如果看着不舒服可以略过此段不看。

（一）粪肥

所谓粪肥，其实就是各种动物和人类的粪便。它本身并不是肥料，不能直接施在地里，具体原因我也不是很清楚，老乡们说会“烧”庄稼。我估计大概是浓度太高，庄稼受不了，另外粪便在分解过程中好像也会产生一些对庄稼有害的物质，所以农村一般都用粪便和其它有机物一起制作堆肥，而堆肥才是可以直接撒在地里的肥料。

真正下乡以后我才知道，我们不仅出工干活挣工分，排泄居然也能挣工分！第一次看到队里记分表上这一栏时，不禁哑然失笑，虽然出乎意料之外，却也在情理之中。

不过，农村粪肥的主要来源，还是队里饲养的各种牲畜。北京郊区养羊的似乎不常见，常见的主要是牛、马、驴、骡，既用来干活，又可以提供粪肥。另外一个重要角色就是猪了。我在农村的时候，就有幸起过一次猪圈。

北方农村的猪圈，根据养猪数量的不等，尺寸也不尽相同，但形状和式样却大同小异。一般都是用土坯围成一个长宽比为3:2的矩形围墙。围墙高度一般到人的腰部。围墙里的一端盖一个小顶棚，开一个小门，里面放个食槽，这就是猪的餐厅兼卧室。剩下的部分则是猪的游戏室兼卫生间。

猪其实是一种很聪明并且很爱干净的动物。这听起来很让人难以置信，但如果观察一下猪圈就会发现，猪的“卧室”总是保持得很干燥，因为猪从来不在“卧室”里方便。考虑到猪没有手，不会自己打扫卫生，能把自己的卧室保持干净确实已经相当不容易了，至少比牛马一类的动物强。

获得肥料来源是养猪的主要目的之一，因此农民们在猪圈的设计上也花了一点心思。猪的“卫生间”其实是一个比其“卧室”低很多的坑，深度以猪能方便地进出为标准。每当猪排出的粪便将坑的底部铺满以后，老乡们就往上撒一层土，叫“垫圈”。这样做的目的一是为了将来运输方便，二是为了猪的健康，因为猪的粪便很稀，不掺土的话别说没法运，连猪自己也受不了，走在上面会陷下去。就这样一层粪便一层土，粪便越积越多，最后把整个坑都填满了，这时就到了“起圈”的时候。

那天上工的时候队长派我去起猪圈，我很感意外，因为以前从没听说哪个知青起过猪圈，一直以为不会派知青干这种活。不过真派给我了，还是觉得有意思，也想体验一下起猪圈是一种什么感觉。

这种活没干时觉得又脏又臭，但真到了农村，“和贫下中农打成一片”以后，对这些还真的就不那么在乎了。脏和臭其实都是相对的。在农村那样的环境下，说它脏，其实无非就是土多。但如果整天生活在土里，也就不觉得了。比如休息的时候往地上一坐或者一躺，粘一身土，起来拍打拍打就是了。就算是弄上了一些粪便，干了以后也和土没多大区别。而猪圈里的臭味，闻的时间长了也就不觉其臭了。

在农村干活，就要像农民那样地干活。如果因为怕脏嫌臭，起猪圈时穿着雨衣雨靴，把自己裹得严严实实，那其实更受罪，因为雨衣雨靴不透气，捂一身汗不说，万一仰头把粪便往猪圈外扔时有点碎渣顺着脖领掉到衣服里边，反而更恶心。所以，我到农村以后很快就习惯了老乡们干活的方式，不怕脏不怕累，放下心理的负担，轻松上阵，自己痛快，也赢得了老乡们的好感。

这次起猪圈也一样，我一听是起猪圈，就回到宿舍，把鞋袜都留在宿舍，高挽裤腿，赤脚走进猪圈。进猪圈那一刹那心里感觉很不舒服，因为走的是猪门，经过猪的 “卧室”进到“卫生间”。在“卧室”的那一瞬间觉得自己怎么居然跟猪混到一起了？等真正站在粪便上时，虽然脚下感觉不好，心里反倒轻松了，因为又找回了做人的感觉。

因为以前没起过猪圈，也没见过老乡怎么起圈，所以以为要起的就是脚下稀乎乎的这点粪便，心说这还不一下就干完了？可起完这点稀的粪便之后，发现下面的土黑乎乎的，半干半湿，不像普通的土层，只好问队里的饲养员，这才知道这些黑土就是以前垫圈的土与粪便的混合物，那些稀乎乎的粪便不过是表面的一层而已，这才是主要的东西。

活干到这会就变得容易了，因为它比较干，但又不硬，一锹就能挖一大块，效率马上提高了不少。开始挖那些稀粪时，很怕溅到身上，更怕脚下打滑摔跟头，那可就惨透了，现在就什么也不怕了。可是干着干着，坑越挖越深，猪圈的墙头也就变得越来越高，往上扔土块自然也就越来越费劲了。就这样不停地挖，直到高举铁锹才能勉强够到猪圈墙头的时候，脚下土的颜色开始由黑变黄，才知道终于起完了所有的粪肥。

起一个猪圈算一天的工分，我只用了大半天就干完了。当然，回宿舍以后免不了要好好洗一洗，以免遭同宿舍的其他知青抗议。

北京地区一般在六月十五日前后，就到了麦子的收割季节。北方农村当时都搞间作套种，因此一年有两个收成季节，一个是夏收，具体说就是收麦子，在六月，一个是秋收，主要收玉米，在九月。夏收劳动强度极大，是与老天爷抢时间，但时间很短，一般一个星期的时间就完了；秋收虽然每日劳动强度不是很大，但时间却很长，前前后后差不多要一个月。

夏收之所以要与老天爷抢时间，是因为成熟的麦子被雨一浇就要发芽，而收割以后没有脱粒入仓的麦子被雨打湿就会发霉。以前在中学的时候，每年到了夏收季节，学校都会组织学生到农村去帮助夏收拔麦子，对它的劳动强度多少有点认识。但真正像个农民那样收麦子，这还是头一回。在开镰前一天晚上，老知青帮我们把镰刀都磨了磨，本以为有了充分准备，没想到第一天割麦子还是给了我一个狠狠的下马威。

北京地区夏天气温的最高记录往往出在六月，那时也不像现在空气污染这么厉害，虽然不是“锄禾”，可在“日当午”时干什么也会汗珠子掉地上摔八瓣。割麦子不需要亮光，熟练以后闭着眼都能割，所以老乡们都喜欢在天不亮的时候就下地，等太阳出来这一天的活也就干得差不多了，可以避免日头下暴晒的痛苦。动作快的甚至天还不亮就割完了当天的麦子。

我因为第一次割麦子，没有经验，只好跟着大伙走，没想到却吃了大亏。

我那天摸着黑走着走着，人群就停下了，队长喊了句“一人一垅，开始吧！”大家就迅速站好位置开始割了起来。我因为站在后边，就自然被挤到这块地最外边的一垅。没割两下我就发现自己处在一个非常不利的位置。我们第一天割的是大麦，大麦的麦秆比小麦要短得多，而地边上的大麦由于照看不周（水浇不满，肥施得不足等），比正常的大麦长得更矮。小麦长得高，人可以站着弯腰割，而大麦长得矮，人就必须蹲着割，用不了一会膝盖就酸疼得难以忍受。老乡们也许因为习惯了，动作都飞快。奇怪的是女知青们居然也割得不慢，远远地把我甩在了后面。我当时真是郁闷极了。

既然反正所有人都是蹲着割，为什么还要说我吃了大亏呢？这还是因为大麦的高度问题。按照习惯，割麦的人要同时负责把割好的麦子捆成捆，这样方便装车往回运。捆麦捆用的就是麦子本身，一般把两股麦子的麦梢处打个结，铺在地上，把要捆的麦子横着放在上面，然后就用这两股麦子像绳子一样把上面的麦子捆起来。由此可想而知，麦子越短，做成的“麦绳”也就越短，而且要捆的麦子太短，也不能一下捆太多，因为那样很容易散开。我这里因为麦子短，就要比别人多捆几倍的麦捆，这无形中增大了几倍的工作量。

那天我们大概从凌晨三点下地开始割麦，天还不太亮，就陆续有人割完麦子回家了。即使割得比较慢的人，一般上午也就完工了。到最后，整片地里只剩下我一个人，还有长长的一垅麦子。

因为夏收割麦子都是天不亮就下地，所以人们收工后下午就都在家休息，养精蓄锐了。只有我，中午吃完饭后还得一个人孤零零地回到地里接着割那没完没了的麦子。

到下午的时候，队里的老饲养员给另外一块地里干活的人送绿豆汤，从我这片地经过，招呼我喝了两碗绿豆汤。他看到我捆的麦子，就笑着问我为什么不捆大点。我向他诉苦，说这大麦太短实在捆不了大捆。他就告诉我，老乡们在这种时候一般都到附近的小麦田里拔点小麦做“麦绳”，所以他们捆的捆都挺大。真是一句话提醒梦中人呐，原来如此！谢过老饲养员，我也到旁边的小麦田里拔了几把小麦，专门用来捆大麦，这一来果然大大加快了速度。不过，我所在的位置，是这块大麦田的最右边，再右边就是村子了。而小麦田在左边，我必须穿过整个大麦田才能拔到小麦。因为那块小麦田是别的生产队的，我就不好明目张胆地拔它一大把来做麦绳，只能一点一点地“偷”，这就又影响了我的速度。

尽管用小麦捆大麦加快了速度，我还是一直干到天黑才把这垅麦子割完。我拖着极度疲惫的双腿，慢慢地往回走，心里倒是非常的平静。不管怎么说，我总算把我该干的干完了。大不了我比别人多受点累，反正所有的麦子都必须在这三四天内割完，咬咬牙总能挺过去。

刚一进村，迎面来了黑压压一群人，走到跟前才认出来，是我们一起来的知青们。他们也在同时认出了我，纷纷关切地询问。我这才知道他们看我天黑了还没回来，向也在同一块地里割过麦子的女知青打听到我在哪块地里干活，一起出来帮我来了！想想他们也都是第一天割麦子，也都劳累一天了，这时候还出来帮我！那一刻，我感动得什么话也说不出来了。

第二天我们割的是小麦，感觉就完全不一样了。割小麦可以站着割，而且用左胳膊一挽，把一大把小麦夹在腋下，然后挥起镰刀两三下就可以割下一大把。而割大麦因为蹲着干，胳膊用不上，只能用手抓。想想用手一抓能抓多少？两者真是无法相提并论。

割小麦时我虽然依然落在后面，但终于没有落后太多。同队的几个老知青割到头时，我也剩得不多了。他们看我也快割完了，就几个人一块过来帮我。在他们的鼓舞下，我也不甘示弱，一鼓作气很快就割完了。

割完以后谢过他们，我抬头一望，发现我那位最要好的“插友”正在不远处割麦子，也是整片地里就剩他一个人了。我这位“插友”就是当初和我一起去部队面试，一起被后门兵挤掉的那位，因此也可以算是“难友”了。我今天干得不错，速度大大提高，心里非常高兴，看见他一个人孤零零地苦干，无论如何没有不去帮忙的道理。我就告别了帮我的这几位老知青，过去帮我那位“难友”了。

大概是那位老饲养员跟队长讲了我第一天的惨状，从第三天起，队长就没再派我割麦子，而是派我跟着车把式从地里往场院上运麦子。运麦子虽然不累，但必须起早贪黑，尽快把地里的麦子全运回来。北京夏天天很长，早上五点天就亮了，晚上九点天才黑。所以运麦子的那些天，每天真是“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工作时间长达十五六个小时。

等麦子全部运到场院上，下一步的工作就是脱粒了。陀头庙全村共用一台大型脱粒机，几个队轮流使用。轮到哪个队时，哪个队就得２４小时连轴转地干。轮到我们队那天，我白天刚运了一天麦子，晚上就被叫去参加脱粒。脱粒机的进料口是个将近两米长的斜槽，内高外低，六个人分别站在斜槽的两边往脱粒机里送麦子。其他人则负责把一捆一捆的麦子拎过来，放在斜槽上，这六个人就负责把麦捆拆散，然后像传送带一样把拆散的麦子往进料口里送。我刚一到，队长就把我放在斜槽的最高处，离进料口最近的地方。当时天已经黑了，尽管场院上点着很亮的灯，进料口还是像巨兽张着黑洞洞的大口，不停地吞噬着小麦。我站在那里，根本看不清小麦是怎么被卷进机器里去的，也看不清飞速旋转的机械离我究竟有多远多近，但我知道，如果我不小心手伸得略远了一点，就有可能被机器给卷进去，那整条胳膊就会在一瞬间被搅烂。如果是在白天，我能清楚地看到机器里面旋转部分和我的距离，我自然不会紧张。如果我像其他老乡一样，用过很多次这个机器，对这个距离心里也会有数。但我第一次用，又在晚上，什么也看不清，当时的心情可以说紧张极了。好在麦秆本身摩擦力极大，我可以从这个斜槽较低的地方下手，利用麦秆之间的摩擦力，用低处的麦子把高处的麦子顶进去。

这台机器效率相当高，干到午夜时分，所有的麦子就都脱粒完了。等我从机器旁下来，精神不紧张了，才注意到自己的喉咙几乎被灰尘塞满，已经说不出话了。我只好拼命地清喉咙，不停地吐痰，这样折腾了五分钟，才勉强感觉好些了。

北方的麦子从返青到收割，只有短短的几个月。而北京在这个季节又往往是非常干旱的季节。因此，给麦子浇水，就是每年春季主要的农活之一。

我们那里浇地的水源主要有两种，一种是从机井抽地下水，再一种就是从密云水库通过引水渠引来的水库水。用机井浇地比较从容，因为机井可以随时开关。而水库一旦开始往这边送水，就没办法及时开关，因此必须保证把所有的地段浇到。每当水库来水的时候，村里气氛就显得格外紧张，地里到处是人，如临大敌一般。

也许有人奇怪，浇个地有什么可紧张的？对这个问题我以前也不明了，等实际干了一次，就知道了个中的奥秘。

可能不仅是北京郊区，大概整个华北农业区的土地都差不多，农田的土壤经过深翻施肥等操作，都变成了非常松软的“海绵土”，干燥的时候还好，被水湿透以后，地里就根本不能走人，走一步陷一步，一陷就陷到小腿肚子。因此，一旦水渠哪个地方跑了水，灌了这片农田，人就根本无法从灌了水的农田里走过，既没办法过去堵住缺口，也就难以把水引到更远的地方去浇灌远处的地。所以，浇地的职责就是看管好水经过的所有沟渠，首先让水流到最远处，从沟渠上开个口子，浇灌旁边的农田。待远处的农田浇好了水，就在上游相邻的农田开口放水，再把浇好水的农田缺口堵上，这样由远而近一片一片地浇灌。

干这个活一点也不累，无非是浇到哪块地时在地头上挖个口子，放水流进去，浇好以后把口子堵上就行。但就是要经常跑前跑后，保证上游没有任何地方跑了水。

这种活白天干很容易，也很清闲，因为上游是否跑了水一目了然。但如果是夜里浇地就完全不一样了，两眼一模黑，只好隔一会儿就沿着渠道跑一趟，检查是否有跑水的地方。比较可气的是，那时每次水库来水，好像专门选在夜里，也许是因为夜里蒸发小，用水效率更高？反正我参加了好几次夜里浇地，唯一白天的一次，用的还是机井水。

我们下乡的时候，基本每人都置买了一双高筒雨靴和手电筒。第一次派我夜晚浇地的时候，我就穿着雨靴，拿着手电，满怀好奇心地去了。可真正干起来才发现，我的这套行头并不适用。对于雨靴来说，如果没有跑水，自然是不需要，而如果跑了水，穿雨靴反而碍事，因为一脚陷到小腿肚子，弄不好水就会从靴筒顶上灌进去。我一看不行，干脆就把雨靴脱了，挽起裤腿光着脚，反而又轻松又利落。手电筒也不如老乡用的马灯好用，因为手电筒聚光，照得远，但照亮的面积太小，有时身边一两米外跑了水都看不见。

队里派人浇地，一般都是三四个人一起负责一片地，彼此有个联络和照应。因为浇地不是体力活，那时其实很希望能有女知青参加，没事的时候大家聊聊天，打发漫漫长夜的寂寞。但这种夜里浇地的活队里从来没派女知青干过，连当地女劳力也没有，大概是怕黑灯瞎火的弄出什么有伤风化的事情来当队长的不好向大家交代。

知青刚下乡的时候，因为什么农活也不会，只能干一些不需要技术的体力活，其中干得最多的活，就是和车把式一起，用大车向地里送粪。也因此，二队里我最熟悉的几个老乡就是队里的几个车把式。

二队一共有三套大车，三位专职的车把式。我最熟悉也最喜欢的一位，就是五大爷。

五大爷也姓杜，他的儿子就是队里开手扶拖拉机的。五大爷六十来岁，个子挺高，身板魁梧，光头，下巴上留着稀疏的络腮胡子。我们刚下乡的时候，因为是带着“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思维定式，对老乡们都有点敬而远之，而老乡们大概因为跟我们不熟，也有点端着架子，不敢太随便，所以开始的时候双方都有些拘谨。这种拘谨的消除，还要感谢一位早我一年来的知青。记得那是一次工间休息，我和五大爷正坐在地头聊天，那个知青正好路过，看我们在休息，就凑过来一块聊了起来。从他那里得知，他刚来时也是跟着这位五大爷往地里送粪。聊天的时候，我和五大爷都坐在地上，这哥们站着和我们聊。聊了一会，他忽然伸出手，用手来回抚摸五大爷又光又亮的秃脑门，把我看得简直是目瞪口呆！而五大爷依然坐在那里，笑眯眯地任由人家抚摸，丝毫不以为意。从这时起，我才对五大爷的性格有了一个初步的认识，也才开始和他有了更多的交流和玩笑。不过，我还是一直没好意思去摸他那个秃脑门。

五大爷生性豪爽滑稽，年轻的时候也曾干过醉卧花楼的荒唐事，每当被人提起，老头总是哈哈一笑，赶紧把话题转开。

五大爷赶的大车，架辕的是一匹壮年大黑骡子，性格沉稳，任劳任怨，真是一头好牲畜。正因为这头牲口性情好，我也就敢拿它开练，很快，赶车套车一类的活我就都会了，很多时候都是我当车把式，五大爷反而成了我的跟班，倒也乐得清闲。

跟着五大爷干活可以冒充车把式，这给枯燥繁重的体力劳动增加了许多的乐趣。

三十年过去，恐怕五大爷已经不在了。

队里的第二位车把式，是个傻小子，比较缺心眼，岁数不小了也娶不上个媳妇，整天就知道傻呵呵地傻笑，谁都敢拿他逗趣，就连比他还小的，也常常用略带训斥的口吻说他。对这些，他也从来不介意，真应了那句话：“人善被人欺，马善被人骑”。跟这样的人一块干活也有另外一番乐趣。他自己整天被人呼来喝去，也因此从来不会对我们甩脸色，所以跟他干活总是比较轻松，而且他年轻力壮，我要是偷点懒少干点他也不在乎一个人多干点。五大爷虽然也不会计较我干多干少，但毕竟人家那么大岁数了，我总是不好意思在他面前偷懒。但在这位傻小子把式面前，偶尔找个借口偷点懒就成了很多跟他干的知青常玩的把戏。

他赶的车辕牲口是头老黑骡子，它已经相当老了，毛色没有一点光泽，我刚去的时候还好，后来就眼看着它越来越弱，走路都站不稳，有一次路上走着走着忽然就摔到在地，而且倒下以后根本没有像别的牲口那样努力自己往起站的样子，卧在那里一动不动。好在当时车是空车，我们把车从它身上卸下支在一旁，然后才把它拉了起来。

这头黑骡子，还有给五大爷拉套的一头白驴，终于没能活过那年。就在黑骡子这次摔倒后不久，队里就把它俩宰了，肉分给了队里的村民，没我们知青的份。

人说：上有龙肉，下有驴肉，想必驴肉应该非常好吃。不过驴肉一老怎么也好吃不了。

队里的第三位车把式，叫杜尚举，是个又高又瘦的汉子，三十来岁，一副干练的样子。他皮肤特殊的黑，简直和黑人差不多。以他当时的岁数，很多人都已经结婚甚至当爸爸了，可他仍然孑然一身。在我看来，他最大的毛病就是脾气太暴躁。也许就是因为这个原因，一般的姑娘都不愿意嫁给他？有一段时间我一直跟他一起干活，领教了不少次他那臭脾气，但也在偶然的时候看到他赤诚的心灵。

我是到了队里以后很晚才见到他，因为给他架辕的牲口是一匹枣红母马，当时正怀着孕，常见队里的老饲养员拉着它走来走去遛马。它是一匹非常漂亮的伊犁马，体型高大，四肢匀称，光马背就有一米六几。两三个月后，它产下了一头小骡子。这已是它为队里产下的第三头牲畜了，前两头分别是一匹马和一匹骡子。它与那两匹已成年的马和骡子，组成了队里最雄壮威风的第三套车。而拉套的那匹骡子，由于年轻脾气古怪，也使这套车成了最难驾驭的一套车。这样的车和牲口，大概也只有他这样的车把式才能驾驭的了。

我虽然不喜欢他，但现在回想起来，也只有跟他一起干活时留下的记忆最多最深，我准备单独用一个篇幅记录下我跟他干活的几次经历。

当年的北京郊区，基本上每个自然村就是一个生产大队。每个生产大队下面再分若干小队，一般就叫生产队。陀头庙共有六个生产队，我被分在了二队。

二队位于村子的东北角，是全村最穷的生产队。当时各生产队的人数差不多，土地条件也差不多，自然粮食产量也差不多。二队之所以穷，主要穷在缺乏副业。二队只有一台手扶拖拉机，拖拉机手是队里老车把式的儿子。我在队里的时间，只见过他有数的几次。平时大部分的时间，他都在外面跑运输，用当地的俗话讲叫“拉脚 ”。用一台手扶拖拉机“拉脚”，就是二队唯一的副业。

陀头庙村民以姓杜为主，几乎占80%以上，可见历史上是从一个祖先传下来的。因此在村里看到花白胡子的老头管穿开裆裤的小孩叫“爷”也就一点也不稀奇了。

下了乡我才知道，当地农村有个词叫“穷大辈”，是说穷人家一般辈份都大。想一想其实也很有道理，国人很重视传宗接代，农村又是孩子多劳力就多，因此只要是力所能及，都恨不能让孩子早早就结婚。而穷人家往往因为没钱娶亲，早婚不成，富人家都抱上孙子了，穷人家说不定还打着光棍，这样几辈下来，穷人家的辈份自然就高起来了。我们二队的队长，六十来岁，就是这样一个“穷大辈”。他的辈份究竟有多高，几次问过老乡，但从来没人说清楚过，总之是比所有人都高得多。队长为人正直，在村民中很有威信，干农活也是一把好手。按照当地的规定，队长，会计都算干部，是不需要下地劳动的，但他只要没别的事，总会和大家一起下地干活。可是，老队长不苟言笑，嫉恶如仇的性格，也使他没什么关系网。我在前面提到过，生产队主要靠副业赚钱。像陀头庙这样一个位于远郊平原产粮区的村子，既没有种蔬菜卖给城里人的地利，也没有山区农村采集山货到城里贩卖的条件，在当时的条件下，能干的副业似乎只有“拉脚”，而“拉脚”却是一个非常依赖关系的副业，能不能总有活干，挣钱多不多，都由关系来定。因此可想而知，二队自己恐怕没有能力找到“拉脚”的活，只能靠其它生产队的关系，那就只能是别人吃肉，自己喝汤了。记得老毛说过：“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性因素”，这话用在二队，也是很合适的。

尽管老乡们辈份分得非常清楚，彼此该用什么称呼就用什么称呼。但我们知青是外来户，没法按照老乡的规矩称呼他们，所以我们就根据对方大致的年龄，大爷，大叔，大婶，大哥，大嫂，大姐之类的一通乱叫。老乡们对此也不以为怪，任我们随便乱叫了。不过，当时村里大多数人的辈份彼此还是差不多的，估计解放前都是下中农吧，这从他们名字中就可以看出。他们多数都姓杜，取双字名，头一个字按辈份排，大部分我们称为“大爷”的人，其辈份字都是一个“廷”字，叫杜廷Ｘ，而年龄和我们差不多的小伙子们，其辈份字都是一个“尚”字，叫杜尚Ｘ。辈份再高或再低的，因为人数少，平时难得听到别人叫他们的名字，我们也没有为此专门做调查，所以我就不知道了。

村里的劳力分整劳力和半劳力，一般青壮年男劳力都是整劳力，女人，老人和未成年的劳力根据其具体情况再定。整劳力干一天挣六个工分，半劳力出工一天能挣多少工分也因人而异。知青作为一个特殊群体，都不算整劳力，男知青干一天挣五个工分，和村里女青年一样，女知青干一天挣四个工分。

在我们去的前一年，二队的工分值是每个工分五分钱，也就是说一个整劳力干一天只能挣到三毛钱，男知青则能挣到两毛五。一个月不休息的话则只能挣到七块五。显然，单靠知青自己的力量，第一年挣到的工分，绝对不够自己第二年的口粮。而且，农活随着季节的变化而变，有时忙，有时闲，忙起来的时候，知青要是不出工队长会找上门来骂你去出工，但要是闲下来时，只要你出工稍微晚了点，队长就拒绝给你派活，那你一天的工分就没戏了。其实想想也有道理，农闲时大家出工其实就是为了混工分，队长还必须绞尽脑汁地找活给大家干，自然是出工的人越少越好。而且从另外一个方面讲，村民就靠着这点工分活着，而知青总还有父母的接济，当队长的也不能让知青抢了村民的活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