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我在这战斗的一年里》 - 转载说明 -- 温雅颂

参军没参成，剩下的就只有下乡一条路了。根据我的记忆，北京那些年上山下乡的情况是：六七年大部分去了陕西山西一带，六八年有一部分进了工矿企业。六九年最惨，被连锅端到了东北和内蒙建设兵团。七零年又全部分在了北京的工矿企业。也许是因为前面几批知青的状况太惨，后来的上山下乡组织工作就开始有所好转，大概是从七三年开始，北京的知青就都被安排到北京郊区插队，而且基本两年以后就陆陆续续地被招工回城了。

七六年粉碎“四人帮”，大家本以为国家从此走上正轨，这种不得人心的上山下乡运动也会很快寿终正寝。可没想到，华国锋坚持“两个凡是”，一切都按照毛泽东在世时的政策规定办，其中也包括上山下乡。不过好在前几届学生的情况大家都看在眼里，知道下乡两年就有希望回城，所以也都不是很在乎，车到山前必有路，船到桥头自然直，不就是插队么，不就是吃点苦么，又死不了人，有什么大不了的？抱着“死猪不怕开水烫”的心情，也就无所谓了。

有意思的是：当时班里我们几个最要好的同学里，我是唯一要去下乡的。其他同学里要么当兵走了，要么有病，要么是独生子，要么是哥哥姐姐已经下乡，父母身边只剩这一个。面对他们的时候，心里总有一种不知是自卑还是嫉妒的心情，使我有意疏远了他们。毕业的时候有人提议大家一起合影留个纪念，而我恰恰在那几天因为干活把脸蹭破了，伤口结了个挺大的痂，我也因此没去与他们合影。其中有两个同学专门跑到我家来劝我，我还是谢绝了。几十年后，大家再凑到一起时，有人还埋怨我当初不该不去，因为合影上单单缺了我一个人。

北京那时的上山下乡都是按照学校分片安排的，我们学校都被分在了顺义县（现在叫顺义区了）李各庄公社。我们学校上一届的学生也在那里。

前些天玩孤狗饿死，居然在上面找到了我当时插队的村子！从影像上看，村子比我当年在的时候整齐了很多，显然很多都是新盖的砖瓦房。而我当年在时，村里还有很多的土坯茅草房。

贴图太麻烦，我就不贴了，只给出它的经纬度吧。

北纬：40度11分27.98秒

东经：116度48分24.58秒

我所在的村子叫“陀头庙”，哈哈，出家人不打诳语。

自从离开那里以后就一直没有再回去过。它距离天安门１１５华里，这在以前就觉得是相当远的距离了，但现在实在不算什么，只不过比首都机场稍微远点而已。等下次回国的时候，一定要想办法去那里看看，亲身感受一下农村这些年的变化。但是，我又多少有点“近乡情更怯”的感觉，因为毕竟三十年过去了，当初很多的老人，恐怕都已不在了，年轻的一代根本不知道我是谁。

出发的那天，北京教育局专门组织了一个场面盛大的欢送仪式，所有下乡的学生，都在午门门前集合，然后乘坐解放牌卡车，整队整队地驶往各个郊县。那真可以说是：“红旗招展，锣鼓喧天，场面是相～～当的壮观”。到了公社以后很快就把我们分到了各个生产大队，然后由生产大队来的大车将我们的行李拉到大队队部。我们上一届的知青有他们自己的宿舍，都是北京市出钱，当地老乡出料出工盖的。我们因为刚到，大概因为钱还没到，新的宿舍还没开工，女生们住在回城知青空出来的宿舍，而我们所有的男生就只好暂时住在大队部隔壁的一间大屋里。

我们那时的知青已经自己开伙，有几个知青专管做饭，其它知青包括我自己则都分到了各个生产队参加劳动。做饭的知青要轻松舒适得多，而且工分旱涝保收。下大田的知青一天不出工就没有工分可挣。知青第一年挣的工分，就是第二年的口粮和菜金，挣得多点，家里的负担就能少点，所以我们当时出工率都挺高的。下大田虽然辛苦，但我还是很高兴有这样一个机会去亲身体验做一个农民的感觉，亲手去干各种农活。当我能和老乡们以同样的效率干活，并从老乡眼里看到赞许的目光时，那种满足感和成就感，也在很大程度上抵消了身体上的劳累。

插队期间，我们基本没有吃过粗粮，粗粮全跟老乡按一比一的比例换成细粮了，因为老乡们口粮不富裕，饭菜中油水又少，因此饭量都很大，细粮不经吃，又容易消化，不顶饿，只好换成粗粮吃。而我们在第一年有政府规定的口粮标准，男生每月４５斤定量，外加十块钱菜钱，所以我们从来没体验过老知青挨饿的感觉。民以食为天，和老乡们相比，我们的生活其实是很不错的。

我母亲45年生人，曾经跟我说过，她那一年的高考作文题就是这个。

乍一看到这个题目，大概很多人都可能会产生一个误解，以为我曾经当过兵。但事实上我从未当过兵，给这篇起名为“参军”，主要想写下当年参军的过程，而不是结果。重在参与嘛，呵呵。

七六年“四人帮”被粉碎后，不知哪个混蛋别出心裁，在“四人帮”的罪状中加了一条“反走后门”的罪名。我至今无法理解“反走后门”怎么居然能变成一项罪名。然而正是因为这一罪名，而国人一向善于“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因此七七年春季征兵，就成了解放军有史以来走后门最严重的一次征兵。

去我们中学招兵的部队，是北京军区后勤部所属部队，招的是汽车兵。部队番号我至今依然记得，驻地就在丰台。当兵开汽车，是我在那个年代梦寐以求的理想。体检以后，部队派人到学校了解各个候选人的情况。我在音乐美术方面的特长受到了部队的重视，专门约我和另外一个同学到部队驻地去进行了一次面试，除了乐器演奏之外，还试了简单的配器和舞美设计等。这个部队是个师级单位，在当时的编制条件下，允许招一些文艺兵，但名额非常有限，因此主要用来招女兵。部队能用普通兵的名额招到我们这样的，自然是满心欢喜，当时就敲定，让我们回家等通知。

在这里讲一段与主题关系不大的花絮：面试我们的是一位非常漂亮的女军官，估计是舞蹈演员出身。虽然当时没有军衔，无法具体知道她究竟是什么级别，但我估计按现在的标准，大概应该是个上尉或者少校吧。在我们面试的时候还遇到一位名人来访，是侯耀文！我们到的时候他们正聊得火热。这是我第一次近距离接触文艺界名人，但不是最后一次。以后和另外两位文艺界名人还有过更近距离的接触，此是后话，按下暂且不表。

回来后把情况跟家里人和老师一讲，大家也都很高兴。可这个通知却左等不来，右等也不来，眼看着几个同学已经收到了通知书，可我们的还是不到。到这时，我可有点真急了，因为征兵眼看就要结束了，当上兵的人都快该走了，我们的通知怎么还不到？没办法，只好又跑了趟丰台，找到当时面试我的人。她听了我们的讲述后也有点着急，赶紧打电话给具体征兵的部门。从他们电话中来来回回的对话里，我们已经预感到大事不妙，等她打完电话后给我们一解释，我们就全明白了。当时的感觉真像三九天一瓢凉水兜头浇下，从头凉到脚。

事情其实很简单，就是因为社会上有了批“四人帮反走后门”的声音，这次征兵走后门的现象越演越烈。部队招兵名额有限，大量名额首先被部队内部“消化”掉了，拿到地方武装部的名额已经大大缩水。而地方武装部又要安排走他们后门的关系户，虽然部队点着名要我们两个，可武装部就是不给。去招兵的人本身并没多大权力，既然武装部不给，也就没再坚持。当时是招普通兵的人想着我们可以用文艺兵的名额，而文艺兵那边想着我们可以用普通兵的名额，结果两边都没给我俩留名额，等发现了也晚了。

后来还有意思的是：我们学校走武装部后门当兵的同学中，居然没有一个留在了北京军区，全被后门更硬的给挤到了沈阳军区。也许是塞翁失马，焉知非福，这批同学也没有一个在对越作战中上前线的，全在中苏边境地带，以一级战备的状态预防苏联的进攻。

对于我来说也同样是因祸得福，因为我如果真当了兵，七七年高考就赶不上了，复员以后再考，势必要与大量的应届毕业生同场竞技，结果如何孰难预料。

三十年前，我坐在北京郊区顺义县杨镇中学教室里，打开语文高考试卷，跳入我眼帘的就是这样一个题目。

看到这个题目，我真是喜出望外，因为这个题目实在太好写了。这一年对于一个十八九岁的青年来说，我经历的事情和当时的心路历程是现在同龄青年所难以经历的。它极大地丰富了我的生活，增加了我的人生阅历，磨练了我的性格，提高了我的自信，也锻炼了我的能力。因为这一年，正是一九七七年，是我高中毕业，上山下乡，参加高考，并成为文革后第一批大学生的一年。

三十年后，在这里写下此文，以飨读者，也给自己留下一份纪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