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求助】谁能来讲一下文明冲突论？ -- 赵括他弟弟
家园 这个世界太复杂，所以需要很多“主”呀，先知呀，圣人 但是他们各说各话，ＮＩＡＯ不到一个壶里，而他们的信奉者各自抱着自己的壶当聚宝盆，甚至有的非要砸烂别人的壶，于是－－－－－－－－－－－－－－－－－－－－－－产生了所谓的文明的冲突。
家园 还有人说 - 复 还有人说
家园 唉，哪壶不开提哪壶啊 - 复 还有人说
家园 你可以把你的特色壶进行粉碎重铸法， 然后，一人一片公平分配。那国高价卖你粘胶，但是每次尿完后，都得重新粘过。另外，那国联合其他国家制定文明守则，规定必须在自家尿壶嘘嘘，不得随地大小便更不能去别家壶里嘘嘘，违者轻则罚款重则拘留。试问你还是宁可憋死也不违反，还是为了自己嘘嘘的权利而斗争？早知如此，当初自家的壶在怎么古老，毕竟还是自己说了算。
- -- 系统屏蔽 --。
家园 没有国家为你制定文明规则 呵呵，老毛留的核潜艇和原子弹是吃干饭的？
只是你的子孙跑到人家用文明壶，非要其他老百姓只能捏着鼻子用你的特色壶（用也好，好歹你老也清洗干净嘛），早知如此，其他的老百姓早就不让你看这个壶了吧？
家园 知道什么叫发展吗？ 别的不说，你能拿核潜艇以及原子弹去非洲，美洲购买原材料吗？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既然进入游戏，有的规则在我们无能力改变之前就得遵守。
你羡慕他人嘘嘘方式是你的自由，你也可以去用他人的尿壶，但你要砸我们自己的壶，还美名其曰文明，那就别怨大家跟你玩命，因为这个壶是公有的。你就是能证明这个壶是你祖先流传下来的，是个人似有的，因为还有二百多万保护这个壶的刺刀城管不答应。
家园 形象生动。
家园 东亚东南亚金融战就是文明冲突的一个部分 1995年以前，世界流行着儒家文明优越于基督文明的说法，我记得1993年我还在某学院读书的时候时我的哲学老师非常郑重的跟我们介绍了这个国际上流行的观点
1995年，克鲁格曼在外交事务杂志<Foreign Affairs>季刊1994年第九期上发表文章《奇迹的神话》认为亚洲的经济增长其实是建立在沙滩上的神话，他引用了1994年美国经济学者杨（Alwyn Young)对亚洲四小龙的1966-1990年的经济增长的年平均技术进步率（TEP增长率）分别为2.3%、1.7%、0.2%及2.6%，这些数字相对于8%-10%的经济增长率是很小的，因此克鲁格曼认为亚洲经济增长来源于劳动力投入的增加和因为高储蓄率导致的资本投入的增加，这样的经济增长是不可持续的
但是杨的数据遭到了很多人的质疑，比如瑞士联合银行用1970-1990年的数据进行重新分析得出了相反的结论。他们的研究结果是亚洲四小龙和泰国的的平均全要素增长率在104个国家和地区中排在前12位。导致经济增长的因素中，全要素增长率与投资因素的重要程度不相上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调查东盟国家的时候也有类似的结论
两种完全不同的结论，应该相信谁的呢---我认为后者的结论显然是更有说服力，因为四小龙的技术进步是有目共睹的，韩国台湾新加坡在高新技术领域也占有了甚至是相当重要的一席之地，有一些竞争力很强的大企业，认为四小龙的经济增长完全依赖投资和劳动力的增长而增长（粗放的增长）是不能让人信服的
但是1997年，东亚、东南亚金融危机爆发了，克鲁格曼的有争议的观点一下子就被人们给抬到了很高的高度，人们纷纷对克鲁格曼的“惊人的洞察能力”表示敬佩
东亚东南亚金融战在明面上看是一场金融领域的冲击反冲击的斗争，而在这个的背后，国际学术界掀起了一场对东亚金融模式甚至是东亚经济发展模式，甚至是东亚文明的一场强烈的声讨
他们申讨了什么呢
第一，政府主导型的融资制度
第二，紧密的银企关系
第三，间接融资占优势的融资体制
第四，出口导向战略
在这场声讨中克鲁格曼的声音同样的是非常响亮
他用博弈论中的道德危害模型来说明东亚的政府对企业有太多的干预，导致了太多的“父爱”，他说政府公开或者暗中的对金融中介机构的债务提供担保，导致金融中介机构的“道德危害”行为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了以后克鲁格曼就再也没有抨击这样的政府公开或者暗中的担保所导致的金融中介机构的”道德危害了，反过来，他对政府的反应的迟缓大加抨击，这是值得玩味的
东亚金融模式的被国际机构所抨击的几个特点其实恰好体现了儒家文明的特性
儒家其实是一个强调中央权威，以及上下和谐的一个文化体系，或者说价值观，儒家文化伴随着东亚的长期的中央集权的历史，地方对中央有更多的归属感，中央也对地方也更多的责任感
表现在金融领域中，就是政府出台有力的指导政策为金融企业提供指导
儒家文化强调的和为贵，和关系的重要性，导致了东亚文明非常重视各种关系的构建，日韩金融模式中的银行和企业的紧密的关系是这样的关系型文化---儒家文化的一种体现
而西方的个人和个人之间法人和法人之间则主要强调彼此的契约，体现为一种商业法律关系，银行和企业之间往往只有契约关系，这导致了银行和企业协作相对东方来说还是比较少的
由于东亚银企关系紧密，所以企业可以更方便的获取银行的贷款，这导致了东亚融资的间接融资的比重更大很多
为了打击东亚金融，美英联合出台了据称是为了增强金融银行的抗风险能力的巴塞尔协议，改协议规定资本充足率不得低于8%，这个巴塞尔协议对日本的金融产生了巨大的冲击，直接的造成了日本金融泡沫的迅速扩大，因为日本银行需要扩充资本金，就上市炒作地产，结果泡沫越吹越大
巴塞尔协议之所以不利于东方企业（中国各个银行当初为了达成巴塞尔协议的要求，银行匆忙低价上市，结果被人家白赚了非常的多）是因为巴塞尔协议中对风险资产的风险权数的规定是充分照顾西方企业，而十分不利于东方企业
巴塞尔协议规定商业贷款的风险权数是100%，而房地产贷款的风险权数是50%，东方银行因为间接融资比重大，即商业贷款多，天然的就难以达到巴塞尔协议的要求，而西方金融企业的业务则风险权数小，他们要达到该协定的难度就小得多
为什么说东亚金融冲突也是一场文明冲突，因为各个国家的文明特性的不同会导致各国采取适应于本国文化的不同的经济（金融）模式，抨击其他国家的文明，鼓吹该国放弃自己适应于自己的文明的经济模式就可以让对方经济遭到沉重打击，美国人大肆的鼓噪华盛顿共识，其实就是想把建立在西方文化基础上的华盛顿共识确立为全球标准
通宝推：寥天一孤雁,
本帖一共被 3 帖 引用 (帖内工具实现)家园 【整理】张兴武：西方学者在计算东亚TFP的时候偷梁换柱 由于具有计量经济学的玄妙测算，又有克鲁格曼这位著名的经济学家为旗帜，因而这种观点在学术界、政界都形成了广泛的影响。相关国家的许多学者，甚至相关国家的政府也卷入了这场学术论战，分别以不同的出发点或者计量经济学的模型测算维护东亚经济增长模式，或者使得相关政府的政策制定也受其影响，比如中国也提出放弃以要素投入为主的增长模式，改采以全要素生产率增长为主的增长的方式；新加坡政府也提出，在经济增长中全要素生产率的比率要达到2%，甚至投机者1997年对东亚经济体货币体系的攻击也与该质疑不无关系。G7以及东亚经济体后续经检验与克鲁格曼的预测几乎相反人所共知的事实是，在上述质疑之后的十余年时间里，虽然东亚发生了金融危机，但是金融危机打击的持续时间也仅仅只有1-2年的时间，之后的亚洲国家的经济强劲复苏并增长，不仅迅速恢复到危机之前的水平，而且继续维持较高的速度增长。美国由于领导了信息技术革命，与其他工业化国家如日本和欧盟的差距开始拉大，日本继续陷于停滞，但是迄今为止四小龙、东盟经济体和中国的经济增长并没有落后，反而缩小了与美国的差距。尤其是近年来国际金融危机对于美国和一些欧洲工业化国家的沉重打击使得人们必须思索，全要素生产率、技术进步以及可持续增长之间的关系究竟是怎么回事。
2、四小龙之间的经济增长对比也不支持克鲁格曼-金-刘-扬质疑
上述质疑中指出香港和台湾的全要素增长率较高，新加坡和韩国的全要素生产率较低，因而暗含的意思是香港和台湾后续的经济增长率会较高，而新加坡和韩国的经济增长率会较低。但是四小龙相互之间的后续经济发展表现经验也让该质疑的预言完全无效：台湾的人均GDP增长逐渐慢于韩国，并在2007年被韩国超过；TFP几乎为负值的新加坡在人均GDP方面也没有体现出任何被香港赶上的倾向。
关于东亚全要素生产率研究结论的混乱状态关于东亚经济体技术进步的贡献，不同的学者采用了不同的生产函数、要素口径，因而得出的结论五花八门，大相径庭，这种现象被李浦西和卡罗（Lipsey-Carlaw，2004）称为“丑闻”，“使决策者无所适从”，甚至被人们戏称为“与决策无关”。
，克鲁格曼却曲解了索洛的论文：（一）索洛测算的是TFP对美国的人均收入增长的贡献，其目的是强调技术进步与人均收入水平的关系。索洛的测算结论是，在1909-1949年间美国人均收入增长的87%来源于技术进步或者知识水平的提高。如果换算到经济总量，全要素生产率的贡献只有51%。TFP换算成对应的经济增长率为1.5%。
（二）克鲁格曼在论证美国时引用的是人均概念，而转换到东亚时，却转换到经济总量的概念，在其论述中以偷梁换柱的方式把美国经济增长中技术进步的贡献夸大将近一倍。
（三）克鲁格曼对于东亚使用的是扣除人力资本增长贡献之后的全要素生产率，即TFP（II），而对于美国采用的是未扣除人力资本增长贡献的全要素生产率，即原始索罗余值，TFP（I）。多项跨国研究均表明，TFP(I)通常大于或显著地大于TFP（II）。
（四）作为参照的工业化国家TFP卓越表现，能有多少说服力[7]
前面已经论述，经历了战争破坏之后恢复时期经济增长的TFP具有特别优异的表现，这时，跨越对数生产函数这种着重解释增长率的工具就不如使用直接包含人力资本的生产函数来度量其潜在的人均收入水平更加具有说服力，即
Y=AK b（HL）a。
而克鲁格曼用来作为参照的工业化国家经验，恰恰是1952-1973年，即世界石油危机之前，这期间德国，日本，意大利和法国TFP对于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了3%乃至更多，分别被称为德国奇迹、法国奇迹和日本奇迹。这几个在战争中受到严重破坏的国家，虽然在测算期间已经完成了典型的恢复阶段，由于在战争期间积累的知识进步未被运用于民用部门，这些知识积累逐渐转为民用，体现了不能直接测量的闲置的知识转化为生产力的现象。由于欧洲战后的人均收入水平仅仅为美国的1/3，而人力资本的积累则与美国相当，因而其低廉的人力资本决定了其应当具备超常的TFP，相反，在战争中受到破坏较少的国家如美国和英国就没有这种特征。McGratten(1998)以图表方式展示的工业化国家二战之后增长率的相对表现充分说明了这一点：不论是经济增长率，还是TFP的表现，都表现出从极高的水平逐渐降低的特征，从二战结束之后的纪念的30%的年增长率，迅速下降到50年代的7-8%的增长率，60年代5%的增长率，乃至在1973年石油危机之后发生了突变，陷入滞涨的尴尬境地。曼昆的宏观经济学教科书（2005）中也以“思想的枯竭”来解释西方乃至全世界在石油危机之后的经济增长率下降，即战争期间储蓄的科技思想利用完毕。因而，这种“恢复时期”的延续期特征作为参照物，明显缺乏说服力。
在金和刘（Kim-Lau，1994）中，对于东亚经济体的全要素生产率的数据给出了3组，见前述，其中对于所有东亚经济体技术进步为零的断言尤其具有震撼效果。笔者最初看到这个结论甚至怀疑自己的眼睛，是不是看到了一个虚假的测算？或许Krugman教授也是同样被这个数字所愚弄。仔细分析后得知，金和刘（Kim-Lau）的结论实际上是一项假设检验，即东亚经济体作为一个整体其技术进步未能否定显著性为0.01的检验水平。然而从统计学教科书可知，0.01是一个十分显著水平的检验，即如果通过检验，能够证明检验结果十分显著，但是如果不能通过检验，则不能够很充分地说明零假设正确。
所以，金和刘的惊人言论的正确解释是，“还没有很大的把握说东亚技术进步不是零”，但是，金和刘却因此说东亚经济体整体技术进步是零，这种逻辑转换为司法判决就是——“如果没有很大的把握证明金先生不是贼，那么他就是贼”。
[quote]，索洛余值对于韩国的劳动生产率的贡献比率至少达到50.8%。由于韩国的收入分配相对平均，其劳动要素的份额为0.71（扬1994），如果按照a=0.30测算，则整个期间的索罗余值为3.3%，贡献率为57.9%，三个具体时间段的索罗余值分别为3.75%，2.51%，3.7%，贡献率分别为67%，45%和60%。
值得指出的是，该折算结论仅仅是“至少”，原因是，算法中的土地价值没有考虑经济增长中的价值增值，土地的价值估算也是以保守方式进行的。而且，由于经济增长中的价格调整，经济增长早期的土地价值折算为经济增长后期的价格会更高，而这在“不变价格调整”中，以及在本次测算中都忽略了。考虑了这种因素之后，资本增长速度会更低，因而“索罗余值”也会更高。
与Collins-Bosworth的测算相比，本次测算在韩国经济增长早期的余值调增的幅度更大，而在1984-1994年的测算数值就变动较小。以1984年为例，土地价值占全部固定资本的比重已经下降到只有4%，因而在此测算期间即使忽略了土地价值影响，对测算结果造成的误差也不大。
家园 罗马俱乐部讲地球的癌是人，其实恰恰是他们自己，从未有过如 此攻击性的族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