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给“镭射”的答复 -- 思索

我说的很简单，要说合法，那些不平等条约都是合法的，如果合法就是正义，反抗就是不正义，那今天关东军还应该在中国领土上。有些中国人认为自己比以色列前外长更能确认以色列是正义的，真了不起。

以色列前外交部长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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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阿米：在1948年以色列正式宣布建国前，一个国家早就已经存在了。犹太复

国主义的独特之处在于，犹太复国主义者在英国托管者的保护之下，已经实质上建立了一

个国家，包括政府机构、政党、医疗体系、犹太人内部的民主等。所以说，

其建国只不过 是一项宣言而已，而当时它又卷入了两场战争中，一场是巴勒斯坦地的犹太人与阿拉伯人 的内战，另一场是阿拉伯军队的入侵。

我的主要观点是，在战争爆发时以色列并不处于军事劣势。阿拉伯军队的军事目标混乱，而且没有向战场派出足够的军队。也就是说，在1948年一个国家建立了，而且在 许多方面它都是一个超级大国的雏形。我们击败了入侵的阿拉伯军队，也打败了当地居民 ，后者实际上被驱逐出后来成为以色列的土地，这就是难民问题的源头。

有趣的是，早在1936－1939年间，阿拉伯人在和英国托管当局与犹太国的雏形“伊休夫”（Yishuv）之间的战争中就已经打输了。也就是说，早在1936年犹太人其实就已经打赢了1948年战争。

主持人：你援引一些学者的观点认为，在1929年阿拉伯人的暴动之前，犹太复国运动就已经是一场征服运动了。你还写道，“战场的实际情况是，一群生活在恐惧中的阿拉伯人在面对一支残酷无情的以色列军队，他们的胜利之路不只是通过击败阿拉伯正规军，而且是通过对阿拉伯平民的恐吓、以及在一些地方的暴行和屠杀。陷于精神崩溃的阿拉伯人在屠杀行为的恐吓下被扫地出门，这将永远记在阿拉伯人的痛苦和仇恨里。”请对此做进一步解释。

本－阿米：我的观点是，除了耶稣基督外，所有人生下来都是有罪的，国家也不例外。从道德角度而言是如此，但我认为这并不损坏犹太国建立的合法性，不管这个过程多么粗暴，对巴勒斯坦人带来多么不道德的后果。在这一点上我和那些“新历史学家”（译注：指以色列新兴的一批反思学校教育讲述的历史、努力还原历史原貌的历史学家）是 有分歧的。我的观点是，不论有多少不幸和悲哀，在整个人类历史上，国家都是这么建立的。

所以我们这一代人的责任就是要弥补我们带给巴勒斯坦人的不公正。我们应当在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国之间划定疆界、给难民必要的赔偿、让难民回到巴勒斯坦国，但不是以色列国。这不是因为道德问题，而是因为回到以色列是不可行的。我们必须以现实的方式考虑最终的和平协议。我想我们曾经在2001年非常接近达成最终和平。但很不幸我们未能实现。

主持人：2001年和谈的问题我们稍后谈，你还写道，“以色列社会也压制对战争的记忆，因为以色列无法直面它驱逐阿拉伯人、残杀他们、剥夺他们财产的暴行。那就像是承认，犹太人崇高的建国梦永远染上了对巴勒斯坦人暴行的污点，犹太国是在罪孽中产生的。”我想可能有很多人会感到惊奇，这样的话竟然会出自一位以色列前外长之口。 　　

本－阿米：是的，我曾是外长，但我还是个历史学者。正如你谈到的，我们在试图抹去那段记忆。在以色列关于1948年的神话是说，我们当时是在和入侵的阿拉伯军队打仗，而不是和力量较弱的巴勒斯坦人，因为如果不那样说将会破坏以色列建国神话。因此我们需要修正这种说法。我们不可能完全赔偿巴勒斯坦难民，但我们需要尽我们所能找到办法来将他们遭受的损失最小化。

主持人：对于那些仍然坚称以色列是在一片无人土地上建国的人，你的回应是什么？

本－阿米：那当然是无稽之谈。“一块没有人民的土地给了一块没有土地的人民，”我想是冉威尔（Zangwill）第一个这么说的。这当然是不对的。但是另一个悲哀的事情是，当地的巴勒斯坦农民当时也无法主宰自己的命运。部分土地是犹太复国组织从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的地主手中买来的，在买来之后上面的巴勒斯坦人当然就被驱逐了。但我想以色列国的领土最多只有6％－7％是买来的。其他土地都是接管或通过战争夺占的。

主持人：芬克尔斯坦，你是否认同本－阿米的分析？

芬克尔斯坦：首先我同意，现在严肃的历史学家和心智正常的人对于本－阿米所述的事实基本没有多少争议。从19世纪末第一个犹太复国分子定居点建立到1948年之间到底都发生了些什么事情，目前人们已经有了共识。

在本－阿米的书中，他认为犹太复国主义的主要困境是，他们想建立一个主要是犹太人的国家，但这块土地上的主要人口却不是犹太人。根据本－阿米提供的数字，在1906年那里有70万阿拉伯人和5.5万犹太人，而且在这5.5万人中只有少数几个犹太复国主义分子。这就是个困境。

于是以色列历史学家本尼·莫里斯（Benny Morris）就认为，解决这个困境有两个办法。一个是所谓的南非方式，建立一个犹太国，但不给予土著居民政治权利。另一个办法是把当地人赶走，就像北美发生的事情。

正如本－阿米在书中指出的，在上世纪30年代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内部已经达成共识，采取第二种办法——把巴勒斯坦人赶走。但这会引起道德和国际反应，所以不是想做就能做的。所以要等待时机。而1948年是个绝好的时机。在战争的掩护下，你就有了机会去驱逐当地居民。莫里斯认为巴勒斯坦人在1948年遭到了种族清洗，但他认为那是战争不可避免的后果，之前并没有这种目的。而让我感到有些奇怪的是，本－阿米的观点要更进一步，他认为很明显他们一开始就有意驱逐巴勒斯坦人。对于这些事实我都认可。

我们的分歧在哪里？我认为在责任方面。这不只是个道德责任问题。这是个法律责任问题、国际责任问题。作为联合国的一员你的义务是什么？根据国际法，在武装冲突结束后难民有权返回故土。所以本－阿米说的很对，以巴冲突的关键时刻不是巴勒斯坦人被驱逐的时候，而是在战后，以色列拒绝巴勒斯坦人返回的时候。 　　　　

在那时就出现了一个难题，即犹太复国主义的精神是建立一个犹太国，但另一方面巴勒斯坦难民又有返回权。在本－阿米看来，这成了个无法解决的矛盾。

但除了这两个因素外，还有第三个因素，那就是国际法。根据国际法，巴勒斯坦人有返回权。我不是说可以直接返回。我承认这个问题很复杂。但我们要分清是非。那是对巴勒斯坦人犯下的错，因此他们有这个权利。这和道德无关，这是关于法定权利的事情。但以色列否定他们的返回权。在戴维营和塔巴发生的就是这个事情，他们的返回权被否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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