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岁月回眸 (21) “相信本人交代” -- 内燃机车

38 难忘空谷燕鸣

因为我牵上“伊犁事件”，建议来接替我工作的人的档案材料，一个又一个地往谷燕民书记这里送。可谷书记到北京开会，还是我一路随行。

开会地点，在北京饭店。怪了，铁道部这么多招待所，为什么到北京饭店开会呢？这你就不懂了吧？困难时期，在这里开会，生活好一点！我呢？住铁道部招待所，平时在北京饭店休息。这里，经常有中央首长来往，有一次，我准备上电梯，看见附近有很多穿白衣服的“服务员”，一会从电梯中出来个人，好面熟呀，在哪里见过呀？等我回过神来，才想起这不是陈毅元帅吗？第二天见报，原来尼泊尔国王住在这里。多几天，和保安同志混熟了，我问他们，店里这么多客人来往，保安工作咋作？他们说，这靠记人，你来过一次、记着，下次再来就不挡驾了，这叫职业修养。后来，过道上的保安，象熟人一样，和我打招呼。

有天，谷书记开会回来，看见我在房里，很高兴，他说：“我正要找你哩！今天加餐，走，我俩一块吃饭去。”谷书记掏出餐券，撕下两张，让我改善一次生活。

有个晚上，谷书记到西单看一个亲戚，谁？中央组织部常务副部长，让我一块去。这行吗？谷书记看我有点犹豫，拉着我就走：“对秘书还信不过呀？局党委常委会哪次你没参加？”

有个星期天，谷书记要去看他妹妹，他说：“走，到我妹妹那去，你还没吃过小米哩！”

散会后，顺路，到正定看他哥，我们一块去看了河北梆子戏，参观了正定大佛，还千方百计包了一顿羊肉饺子。他哥把我当客人招待。

从北京回到成都，他告诉我，组织上决定调他到铁道部政治部工作，他说：“你一道去，你爱人、全家都去。”不是要换秘书吗？怎么要换我去北京？不去，我出了事还会连累谷书记哩！

谷很失望，哪有不愿去北京工作的呢？他无可奈何！又给我重新安排，他说：“我走以前，总得把你的工作好好安排一下吧！到工程处当政治处主任去？”让你这个正科级升副处级，总可以吧？不！我不领导人，领导我的人只能有一个。哪有这样的岗位？我早已给自己安排好了去路：“回政治部当研究员”。

1964年2月，谷书记走时，让我专程陪送。在车上，他以一种惜别的心情问我：“这两年有收获吗？”我说：“收获可大了，你的修养、水平、素质，我学不到，但在你身边，有信任、有友谊，终身难忘。”

以后，很多年，我和谷书记没有任何联系。有次，我到北京出差，这时他已调到北京市委工作，我给他家打了个电话，他一定要约我到他家吃饭，他告诉了乘哪路车、哪站下。下班时间，很拥挤，挤下车，他在站上等着我哩！一到家，孩子们围上来问：“胡叔叔，让你到北京来工作，你不来，你要来了，该多好呀！”谷书记接着话，加了一句：“你胡叔叔比过去开朗多了！”听懂了吗？

又是若干年，没有联系！一次，他的三女谷莎莎（现名谷放），到成都四川医学院（今四川大学华西医学院）读书，他委托我就近关照一下。所以，在谷书记这四个孩子中，莎莎和我最熟。三年照顾不周，但我真佩服她是个语言天才，她那一口道地的四川成都话，让我都听傻了、惊呆了！

以后，偶尔，孩子们来成都，他们总会来家看我，他们说：“再忙，胡叔叔总要来看的。”今年是他大儿子谷建中的60岁大寿，四个孩子事业有成，要到成都来怀旧，难得的聚会，我要请大家吃顿饭，想不到，客人一定要招待我这主人。在去餐厅的路上，蓉蓉扶着我缓缓前行，我说：“当年，我在送你们回北京的车上，那时你才七岁，我说长大了还认得我吗？”蓉蓉说：“记得！胡叔叔，当然记得！”孩子们，感谢你们了！

1980年的一天，我在资阳431厂一连接到四次电话，传来了同一个令人震惊和悲痛的噩耗，谷燕民同志在北京不幸逝世。要赶去北京参加追悼会是不大可能的，可厂党委书记岳异同志一再鼓励我去，他说：“我派你去！”我当晚打电话给铁二院工会主席蒋广茂，托他代我买了飞机票，在北京机场，铁道部办公厅和政治部办公室的两位处长朋友，亲来机场接我，第二天铁道部派车送我去八宝山公墓，那天沿路增加了许多警员，北京市委、国家建委、铁道部、铁道兵来了许多领导同志，礼堂小，大概有一半的人进不去。他大儿子谷建中出来接待了我，他说：“胡叔叔，今天这会上我只接待了你一个人！”追悼会由北京市委书记林乎加主持，我站在他们家属的行列里，饱含热泪和深情，向我的好领导、好同志、好战友，作了最后的告别！

一别近30年，空谷燕鸣早已沉寂。我曾经说过：飞燕的勇敢和高尚、飞燕高吭的歌喉，仍激励着我，不断去呼唤正义，呼唤美好的明天！

这是誓言，矢志不渝！

37 我牵上“伊犁事件”

我有个堂弟，叫胡永诚，是我伯父的儿子，参加过抗美援朝，后在重庆井口机械学校毕业。困难时期，有一天夜晚，他忽然来到成都我家中，因我在贵阳，妻从未见过面。听永诚讲：他有个同学在新疆，说那里有工作、有饭吃，当时对他最有吸引力的还是“有饭吃”三个字。妻历来为人厚道，礼貌地留他住了一宿，第二天清晨送他十五元钱路费。从此，和他没有任何联系，妻也没告诉过我。

在我任谷燕民秘书期间，有天，忽然接到一封来信，信是从苏联寄来的，寄信人就是胡永诚。信的内容，除了讲他在苏联一个集体农庄工作，“吃得饱”，有牛奶喝外，希望我给他寄一本中俄文对照的字典去。

当时，中苏友好，向苏联学习、一边倒，我有一个亲属在苏联，谁也不认为是个问题。可“组织观念”时刻提醒我，把原信立刻上交支部审查。大家还说：“好哇！你有光沾了！”皆大欢喜，什么事也没有发生。

过不了多久，我在收发谷书记的文件中，看到了一份机密文件，说新疆发生了“伊犁反革命事件”。苏修煽动几十万边民外逃。看了后，我几乎是本能反映，不问青红皂白，把胡永诚和“伊犁事件”联系起来，给自己戴了顶“反革命亲属”帽子，向谷书记写了请调报告。

谷书记这人办事，从不拖拉，他看完报告，马上到屋对面找黄局长商量，回来，立刻找我谈话。他拿着我写的那张纸，边指边讲：“他又不是你亲兄弟，很长时间和你没有联系，到苏联又不是你喊他去的，和你有什么关系？”说完，他把我的报告扔了。

谷书记认为没事，可这案子省里都挂了号，有人多次建议另换秘书，相关材料还塞进我的档案。

文化大革命中，为这事，老妻遭到大字报揭发，罪名是：“支持兄弟叛国投敌！”谁叫你给胡永诚送路费？你早应该预见会发生“伊犁事件”！

文化大革命后，该没事了吧？哪能呢！我在资阳431厂无意中和同事谈起过这件事，整人有术，有人用八分钱邮票向铁道部寄信，揭发了我这桩“罪行”。好在，信转回厂办公室，我拿去找厂党委书记岳异。我说：“劳你帮我查证一下，这事是谷燕民、黄新义同志处理的。”不久，岳异同志从北京开会回来，把我喊到办公室郑重宣布：“你的事我查了，谷燕民同志已写了证明，北京市委盖了章。”他拿手比划成一个圆章的样子。“这回你该放心了吧。”谷那时是北京市经委第一副主任兼政治部主任，他哪能不记得呢！

后来，中央给“伊犁事件”平了反，大批外逃的人回来了。胡永诚曾三次回国探亲，我详细问了他离开祖国的经过。

他确实不是“伊犁事件”的参加者，即使是当时，我也确实算不上反革命家属。他离开成都到他同学说的一个煤矿当工人，虽说生活不太好，但确有饭吃。在矿上干了一个冬天，等到春暖，他离开煤矿，出来另找工作。新疆地广人稀，交通很不方便，有汽车过路，他要求捎个脚，被拉到离中苏边境不远的一个县。这时，他才知道，有许多新疆人逃到苏联去的事。一听说逃过去“有饭吃”，他就往边境线走，那时边防军已经撤了，只有少数民兵把守，民兵把他和另外一些人挡回来，交给派出所，在空地上站了一会，没人管，大家散了。他又向边境线走，第二次挡回来，还是没人管，因为派出所知道，这只是些饥民，怎么管？他又走了，路过一个四川人开的饭馆，听他讲四川话，给他吃了碗饭，然后告诉他，从哪里走，可以越过边界到苏联去。这次路走对了，苏联在边境上设了个“收容站”，说是红十字会收容中国的“难民”。他去的时候，已经有几个中国人，等在那里。一会，又来了几个人，才一块送到一个集体农庄。一年后，他到斯维尔德诺夫斯克的工厂当工人，后在乌拉尔工学院毕业。

听他讲了这个经过，我长长叹了一口气，我说：“你连累我，还是小的，你好几弟兄，十多个侄儿、侄女，他们知青回城、升学、就业，样样受影响，你作孽啊！”

你猜他怎么说：“我也是没法，饿疯了，逼出来的！要有吃有喝，谁愿离乡背井，活受罪！”他忽然反过来责备了我两句：“我和你有什么直系关系？你为啥要去自首，承认自己是反革命家属？”

天哪！他还责备起我来了！我说：“那年月，挨整怕了，吓出来的！”

36 难得平静

中国人爱讲“难得糊涂”，我那个年代，“难得平静”啊！

那年月，政治运动不断。毛主席说：每隔四年，党内就会出现一次路线斗争，叫“规律”。

我给谷燕民同志，担任两年秘书，我觉得是我一生中最轻松、愉快的两年。

全国正实行“调整、充实、巩固、提高”的方针，“超英赶美”的热度，降了点；工业化的步子，慢了点。西南铁路工程局施工的川黔、川豫两线停工，成昆、广旺等线，压缩重点工程七十多处，1962年局精简三万多人，占职工总数的60%。

1962年1月，中央召开七千人大会，省、地、县和重点企业负责人参加。会议有四句话：“白天出气，晚上看戏，两干一稀，大家满意。”再加两句：不抓辫子，不打棍子。

现在，看资料，刘少奇同志在大会上作报告，他临时离开稿子，讲了“三分天灾，七分人祸”的话，我心想，不讲“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这大概是中央对形势的评估？文革中，刘少奇成了全国“头号走资派”，会不会和他讲这八个字有关呢？

谷书记他们开了七千人大会回来，没搞运动，没抢工期。一是采用各种形式，请各级干部“出气”。他因当过铁二院、成铁局的党委书记，还到各地做些调整关系的工作。二是精简队伍。黄新义局长有经验，他说：无论怎么简，干部骨干和技术队伍不能减，以后迎接上马，轻而易举。

精简队伍，说这是国家遇到暂时困难，以后上马，再回来就是。以后，我修成渝路时的两位老测工张维祯、王文华来找我，希望复职，这曾经许诺过的诺言，我能兑现吗？

这两年，我大都干些日常工作。

准备召开局党委常委会。我先征求议题，议什么？拿个方案。先打出来，发给每个常委。开会时，拿着方案发言，不放空炮，很快形成决议。会议完了，我整理决议，打印分发，大家有数。有的放矢，效率高。

准备全局性的大会。起草文件前，谷书记召集办公主任等开会，他讲文件中心、重点，分头去写，形成文字稿。讨论时，大家拿着文稿发言，每讲一处，谷就作个记号，等到大家发完言，他的草稿上作满了记号，他再一条一条地讲修改意见，很快一致通过。会议总结，要不要我准备呢？不要。我只负责征求代表们的意见，看他们希望领导在总结时讲些什么？收集完了，交给谷书记，我完事。至于讲什么？怎么讲？我不参与。我还干什么？负责记录、整理、打印、散发。就这么轻松、简单。

管机要文件。送谷书记签批、及时清退。有次，一个需要批的材料，被我疏忽积压了。我给谷书记讲，他批了个：“此件是我耽误！”与秘书无干。

处理人民来信。谷书记对人民来信，历来亲自处理。他说：“从来信中，可以发现倾向性的问题。”他怎么批，我怎么转。

安排接待来访。对来访者，他来者不拒，每次都要求我参加。有回，一位二十年代参加革命的老同志来见，她爱骂人是出了名的，我怕人搅和，把门反锁了。她一讲一个多小时，我都听糊涂了。等到她不讲了，谷书记问：“还有吗？”讲光了。谷只讲了几分钟，讲了个一、二、三，她高高兴兴地走了。我觉得奇怪，她咋就走了呢？谷书记笑着问我：“我让你坐在那里干什么？他讲话很乱，我们的任务就是帮她梳辫子，看她到底要你解决什么问题？就怕你嫌她罗嗦，思想开小差，答非所问，不骂你才怪哩！”原来就这么简单。

政治部韩副主任跟我交待过：“你星期天要来啊，怕谷书记有事。”以后，我每个星期六下班时，就要问谷书记明天有事没有？多问了几次，他象感觉到了点什么，他问我：“你觉得我们还有事没办完吗？”我说：“没了，一扫光。”他问我：“明天你爱人上班吗？孩子上学吗？”我说：“不！”他嘲笑我一句：“明天，你不知道陪他们出去玩玩吗？”两年中，谷书记没有在任何节假日，找我去办过事。

我曾经说过：“这里，有秩序、有效率、有团结、有信任、有友谊。”这种“难得平静的生活，是我一生中最值得留念的两年！

35 重回通锦路

“一省一局、工管合一”的体制，试行了三年多，这种以省划界，铁路分界交接口增多，限制了运力，造成运量和运能的矛盾。1961年8月，铁路体制再度变革，由“工管合一”改回“工管分立”，撤销贵阳铁路局，10月8日在成都成立西南铁路工程局。

贵阳铁路局撤销，局机关一部份人分到柳州铁路局，一部份回归西南铁路工程局。我们政治部办公室的人员，因为要处理分家的一些工作，为了体现公正，我们这部份人，都属于待分配，要等到分家结束，再决定去向。

我分到哪里呢？我因为老妻在成都工作，长期分居，分回成都，是情理之中的事，可事情却出现在情理之外！

一天，龙书记找我谈话，他很诚恳地给我讲：“我原来不知道我会调省委工交部，现在才知道，可干部已经分光，只剩办公室你们几个人，没法，我只有把你带到省里去。”我那些时候，对“听党的话，错的也是对的”这种论点，奉为经典。心里虽然不高兴，也只得听天由命！心想，我这人呀，“命”该如此。共产党员相信起“宿命论”来了！

龙书记为了安抚大家，我们办公室几个人，专车去游了一次举世闻名的“黄果树瀑布”。那时候，不兴旅游，景点很冷清，只有一个商贩在碎石公路上，堆了一堆广柑在卖。看不见什么游客，我们站在公路边，远远望了望，表示“到此一游”，就回来了。龙书记在局党委经管的党费内，“救济”了我二百元钱。特批我乘飞机回成都探亲。

这次回家带什么礼物呢？不久前，我从农场分了一些茄子，我找工友老熊帮忙，切成片，在会议室晾干，做成茄片，装了一书包。现在，谁稀奇你这干茄片，可能扔了也没有人捡，那时不一样。

我乘坐的那架飞机，只有二十多个坐位。现在看，是个很小的小飞机，飞机上只有五个乘客，全都是贵阳铁路局的职工。这可以看出，能够乘飞机出行的人，很少。饭都吃不饱，谁还有钱乘飞机哟！

当年，通讯很不发达，妻不知道我的任何信息，仓促回家，她以为我是分回工程局来了，特兴奋高兴。她说：“我猜你也要分回成都！”我愁眉苦脸、实话实说：“我这回是‘假释’，是回来探亲的！”全家高兴的气氛，一下象冰冻了似的，妻咋相信我们会是这个命运呢！悲惨世界。

我家住铁路新村，离通锦路局机关很近，第二天吃过早饭，我就一个人到局里来了。局大院绿化很好，进门有两棵大铁树，葱茏依旧。我在大门口碰见政治部伏主任，他笑嘻嘻地招呼我：“老胡，你终于回来了呀！”我很不耐烦地回答他一句：“回来探亲的。”说到这里，伏主任乐了，他说：“你早该回来了，明天来上班！”他的意思是，谁让你自己不走呀，这边有我们哩！前边我讲过，不几天，铁道部政治部的同志，给我直接来过电话，让我就在工程局上班，不要回贵州去了。

这次分家，不光贵阳铁路局分家，成都铁路局也有一个分家的问题。因为“工管合一”时，铁二局调了部分施工队伍给成都铁路局，这次决定归队。

贵阳铁路局党委书记龙光沄，调到贵州省委，成都铁路局党委书记谷燕民，调西南铁路工程局。伏主任给我安排的工作，就是给谷书记当秘书。这种安排出乎我的意料，因为领导秘书是机要人员，天天接触机密，我自己就认为“条件不符”；再说，将来万一有什么“泄密”的事，首先怀疑的对象，就是我，挨整怕了，不想沾这个边。

谷书记的办公室在二楼，屋内窗台以下，是装修过的。早上上班，去到谷书记办公室，他的办公桌特大，我坐在他桌子的对面，他问我对工作有什么意见没有？我对这个安排，心里本来就窝火，他一问，我马上回答：“这工作我不合适，我不会侍候人！”天哪，这叫什么话？再不懂事的人，也不会讲这种话，我就说了。你猜，谷书记怎么回应？他笑了笑，他说：“这好办，我这人就烦人侍候，没关系！”万万没想到，我反而被将了一军，弄得很尴尬，半天讲不出话来。还好，谷书记给我解了围，他接着说：“我晓得，你在贵阳挨批了一下！没事。我对秘书只要求一件事，我这人有点冒失，我要求秘书私下专门和我唱反调，让我遇事冷静，不过头！”这天下还有专门要“唱反调”的秘书的吗？谷书记这番言论，打消了我大半的顾虑。

这天回家，我和妻谈了我的顾虑。妻讲：“这好办，以后，凡是有关你单位的事，回家一律不准谈，我也不问。”

我在谷书记外屋没上几天班，我俩就去第五工程处蹲点。五处，在沙河堡狮子山，成都近郊。

这里，大树不少，象一把大伞，把整个五处机关罩得密密实实的，空气挺好，就是道路泥泞难走，蚊子多得吓人。工棚当招待所，设备简陋，蚊帐又短又黄。吃过晚饭回房，我看蚊帐已经放下，扎得紧紧的，我说：“这小服务员想得真周到！”谷书记说：“什么小服务员，是‘大服务员’。”我看他神情，一下就猜出是他干的。

晚上，已经12点过了，旷野一片漆黑，远处亮出点点昏暗的灯光，万籁俱寂，不时地传来几声汪汪的狗吠。他拿着手电，我俩朝狮子山病号工点走去。这里是沙河堡车站，路基老往下沉，站不住。施工队长带着我们从头到尾看了一遍，他不断向工人介绍：“局党委谷书记看望大家来了！”那正是三年困难时期，谷书记反复关心地问大家：“夜班饭吃什么？吃几两？”在回来的路上，我俩高一脚、低一脚，他一个劲地在念叨：“这夜班饭，怎么让大家吃好点呢？”这晚上我睡得很死，一觉醒来，大天白亮，睁眼一看，谷书记已经不在屋里了，我赶快起床，一盆洗脸水，已经从老远的食堂打回来了，摆在床边。我想，糟了，这准又是“大服务员”干的。

轮到我们回局了。早饭后，我急急忙忙赶到食堂算伙食账。那年月，吃完饭、算清帐，可是件重要的事呀。“我来算伙食帐,”我说。“算谁的？”事务员问。“算局里谷书记的。”他看了我一眼：“刚才有个人不是来算过了吗？高高的、胖胖的。”我明白了，糟糕，这又是“大服务员”干的。

这一次蹲点回来，我心里已经不是会不会侍候人的问题，而是感到有些不安和内疚了。回到机关，我碰到政治部韩副主任，他关心地问起我：“还习惯吧？”我说：“给谷书记当秘书，可以，没问题！”

就这样，我重回通锦路。

34 “卫星”升天？

那些年，人造卫星刚上天，于是形容创造高产纪录，通常讲“放卫星”。比如人民日报报导水稻亩产多少万斤，大标题就叫“放卫星”！

别小看“放卫星”只三个字，对中国人的影响可大了。紧接着问题来了，粮食多了咋办？会出主意的人多哟！什么“大办公共食堂”、“吃饭不要钱”，全中国三分之一的农田“休耕”、三分之一养花，只用三分之一种农作物，够了。

真的一亩地能产几万斤到十几万斤粮食吗？咋不是真的？开了现场会，大家眼见为实嘛，稻穗上坐个小娃娃也掉不下去。你没去开会，没看着吗？没关系，报纸上刊登有照片，该信了吧！

信了，咋办？人家能种出来，你为什么就种不出来？从哪去找原因？“思想”出了问题，什么问题？“右倾”。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反右倾！”阶级斗争，一抓就“灵”，一抓“政治挂帅”，任务就奇迹般地完成了。变的什么戏法，能变出这么多粮食来？“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只要你敢说、敢报，统计数字就敢公布。

难道就没有人作调查吗？调查过，斗满仓盈，到处粮食都没地方装了。你看过电视剧《天下粮仓》吗？那个库里装的是假的，库上面是有粮食，可下边是空的呀！这叫“虚报浮夸”，“泡沫”是吹出来的。

难道没有人讲真话吗？有呀，谁？你敢讲真的？不是我，是彭德怀。庐山会议上，彭德怀什么下场，知道吗？

批彭德怀，全国三百多万人受批判。上面安排全国年产1070万吨钢，超英赶美，你还敢说不？大炼钢铁，一喊就上。谁都学乖了，“高指标、瞎指挥”，应付你还不容易，要什么指标，报什么指标，我天天放卫星，天天受表扬，还不发迹？

我写这些干什么？我是说，我们这修铁路的，和这搞农业的一样，有的事，成了心照不宣的“潜规则”，只有我这“斗室中人”，孤陋寡闻，大惊小怪！

我在贵阳时，局里曾开展过“新萝村运动”（新萝村是施工地名）简称“1―6―0”，即一个人一天完成六方土石方任务，“0”代表无安全事故。当年施工水平低，有个扒杆、滑板、小推车就叫“小型机械化”，一天一个人完成六方，在个别施工条件好，小型机械配套的地方，有可能，但要大面积完成这个指标，现在我都敢断言：“悬！”可后来，有的工程处报的资料，全处平均达到1―10―0，见怪不怪！

都贵线有三个相近的重点工程，“上坝、铁冲、沙子坳”。有次，我有幸随领导到铁冲去“抓关键”，怎么抓？大爆破。这大爆破可不能乱爆呀！炮眼打多大、多深，怎么布置，才不会伤害边坡，才不会超出需要面，这都得有设计。我们去的时候，正在挖大爆破的炮眼，有的眼子有八、九米深，不挖到设计深度，爆破效果不好。为了抢这个炮眼进度，我们工作组的人还值夜班。夜里，冷飕飕的，炮口上安个木架子，挂盏小灯，下边的工人用个土箕装碴，装满往上拉，你说小小一个一米见方的洞，只能一个人在下边作业，他这一天的进度能有多快？神仙也快不起来呀！

可那时有的领导有办法，什么法？把队上的教导员、队长喊来开会，问：还有几天能完成？队长鼓起勇气说了个：五天。不行，干劲到哪去了！限你两天内必须放炮。我当时心里都为队里的干部捏把汗！不想，人家才不虚呢！当场拍胸膛，保证完成任务。我还真以为他们队上想出什么新的开挖方法来了，我到工地一看，什么都照旧，我心想：“这咋能完成任务呢？”你信吗？按照领导要求的期限，大爆破炸了，诺大个山头垮了下来，把个路槽堆得满满的。当队领导陪局领导参观工地时，队长一再表示，这次效果很好，完全符合要求。领导表扬他们执行指示坚决，思想端正。

我呢？脸都吓白了。我问设计工程师，我说：“炮洞至少还有一米多没有打到设计要求，就放了？”他答得轻松：“反正，石碴没清理，你怎么知道达到要求没有？唬弄一次算一次，不知哪年哪月，局领导才会再来，怕什么？”我这个“斗室人”，哪知道现代人的规矩呢？接着，他告诫我：“有啥法，上边逼出来的！你别乱讲哈！”今天可以不保密了。

我写这事，没旁证，可以算我乱说。下边讲一个有旁证的事。我的老同事龚焰，他下放在五处505队当工会主席，有次，处里让汇报工作，遇上队长、教导员不在，他去讲：“完成任务1―4―0。”被副处长狠批了一通：“人家能完成1―10―0，你这不是‘右倾’是什么？回去好好检讨。”

教导员、队长回来，听了龚焰汇报“挨批”的事，他们说：好办，报他个1―20―0得了。龚问：“上面来查怎么办？”队长说：“讲我们放大炮就是，他们要的是1―20―0，哪会来查呢？”果然，由忧转喜，505队受到了表扬。

那时，完不成高指标，反右倾“有人管”。至于你“放卫星”，谁来问？谁想管！

33 大讲“三句话”

有一段时间，龙书记作报告，大讲“三句话”，哪三句：“形势大好，困难不小，前途光明。”

过去讲“问题”，总是讲“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怎么现在成了“不小”呢？怪！

我弄明白一点“为什么”？是从食堂开始的。

粮食定量少了点，多买一份菜就是。不行，一人只准买一份。一份是多少？食堂吃牛皮菜，等于四川人“打牙祭”，哪来的菜？

我这单身汉，食堂没卖的，到街上吃饭馆。开始还有卖的，后来缩短营业时间，再后干脆关门不营业。河滨公园对面有个冠生园，卖糕点糖果的，我常去光顾，也没啥可卖了。

难怪，这“困难”是有点“不小”啊！

一次，办公室领导让我到扎佐一个工程队去劳动锻炼。我没当过兵，不会捆被盖卷，绳子用得细，背起把肩勒得痛，太阳大，实在走不动，好容易才熬到了队上。队长看我是从局里来的，晚上留我在队里吃白米饭，算是“招待”。

参加劳动，和工人同吃、同住。开饭的时候，一个大桶把饭抬出来了，我走近一看，是一桶带红色的“饭豆”，开始吃觉得还好。接着肚子胀、拉不了，我老找卫生员要泻药。铁路工人都供应不上细粮。是“困难不小”呀！

回到局里，好象上上下下都在为解决这“不小”“困难”，忙忙碌碌。局里办了个农场，我奉命去种了一个月蔬菜，深挖土，勤浇水，抓害虫，我干得很来劲，可收获不大。行家笑我：生土翻那么多上来，还能长得好菜！这报上不是天天介绍“深挖”吗？我咋好心没得到好报呢？

食堂让我们去捡“青杠籽”、养什么“小球藻”、什么多加水、多出饭、什么“粗粮细作”，都干过。

最有效的还得算我们办公室的“自办农场”。找了个生产队要了块地，人家什么都准备好了，我们栽了一会红苕秧，中间去撒了一次化肥，你猜收获季节咋的？丰收！我一个人就分了红苕一大堆。实惠！

我几次劳动任务完成后，请了次探亲假。先换全国通用粮票、上路。你以为有了这“全国通用”就真能走遍天下吗？否！路上我在几个镇，都没用上。为啥？没粮食供应！咋用！

我这次回成都，把“自办农场”分的红苕，装了一书包带回去。红苕算啥？现在街上有多少人买？不算什么吗？妻在孩子们面前，大大夸了我一番，她说：“你爸自己饿肚子，也给我们带粮食回来！”我说：“老太婆，你真会找老头寻开心！”唉！成都粮食供应标准比贵州还低，特别是对小孩，一个十来岁的小孩，一月只十来斤粮食定量。难道这红苕还不金贵？

那年月，成都市兴了个规矩，有探亲证明的，可以到春熙路耀华餐厅吃顿饭，供应标准稍高一点。这顿饭呀！至今不忘！妻硬是给孩子们带了一部分回家，有福同享嘛！什么叫妈？孩子们呀，这就叫妈！

大讲“三句话”，讲困难不小，其实北京、省城、中小城市、农村，大不一样，可说是天上地下。比如那年月，在北京王府井百货商店，糖果可以敞开供应吧？每条街大小餐厅都营业吧？还有什么专供商店吧？我有一个朋友，他那时正在北京随苏联专家学习，他以为家乡也和北京一样，至少按定量有供应的嘛！有次，他陪专家逛商店，顺便买了两斤水果糖寄回家。这有啥说道？有。就凭这两斤水果糖，救了他一家人的命，你信？

他家乡，家家断粮，什么野菜、草草根根，都挖光了。人，走着走着，倒下，再站不起来，死了。没人有力气去埋，至亲，铲几铲土，盖上，一会，野狗来乱拖乱拉，谁管。他家里的人，为了节省体力，全部躺在床上不动，每人每天发几颗水果糖，吊命。直到腊月三十，政府决定开仓，每人每天发半斤粮。两斤水果糖，救了全家命。真事。

有人讲，“三年自然灾害”，有人找出气象资料，问害在何处？

有人讲，“三年困难时期”，困难从何来？哪里死人？死了多少？谁敢说？重庆有个“肖李廖”，向中央上书！

“大好”、“不小”、“光明”，讲深讲透，大家都信，我当然更信！

32 斗室吟

我调到局政治部办公室，换了个环境。局党委龙书记和钟书记有专职秘书。管机要、档案、和日常事务的另有一帮，由涂瑞林同志统管，我和毛锡龙两个，算专职为党委起草重要文件的秘书。老毛是政治部的老人，人缘很好。我比他可能大几岁，相处久了，十分融洽。应该说，我在这里真正过了近三年的平静生活，没有遇上什么风吹草动。

局党委三楼有个大会议室，靠里有间小屋，是我们的办公室。老毛有家属宿舍，我就在办公室里边，铺了个小床，成了我的“斗室”。下班后，这大楼很清静，全楼只有两个人，一个是管会议室的工友老熊，他在大会议室外边有间小屋住，他自己弄饭，我吃大食堂，互不干扰。

我怎么工作？领导满意吗？我念过私塾，有旧文学底子；我参加工作近十年，大多时间作文字工作，有一定驾驭文字的能力；加上我学工程，对铁路施工知识，比较熟悉。所以，领导布置的任务，一般还应付得过去。加上，经过“反右”磨练，积累了点经验。比如，“文革”中写文章叫“小报抄大报，大报抄梁效”，梁效是中央文革小组“写作班子”的笔名。我们有办法：抄中央、省委文件，抄报纸，不求特色，但求安全。至于党委讨论有什么意见，我们作好记录，让怎么改就怎么改，改文章这点基本功是有的。所以，工作上没创造，可不会“惹祸”，不会让领导觉得不顺手。你说，这样干工作，领导会满意吗？

我不和任何人交往，就在“斗室”。刘禹锡的《陋室铭》讲，他是“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我这“斗室吟”是：“谈笑无亲友，往来叹伶仃。”生活咋过？不在“斗室”，你们想让我揭开这秘密吗？

贵阳市的文化团体较多，电影院外，还有京剧、评剧、越剧、歌舞团，不时还有外来的演出团体。每天下班前，我看报纸上的广告，仔细作计划。看电影吗？必须连着看两场，任何剧种，只要演新戏，我都看。这样一来，全市任何文艺演出，一周轮下来，全部看完，一出不拉。每晚看完戏回来，已到睡觉时分。

第二天一大早，黔灵公园晨练，跑个来回，吃饭、上班，象什么事也没发生过。一年365天，几乎天天这样，你信吗？那时，人已经变得不敢想事了！也想，想什么？我今天又说错什么了吗？我这次又抄错什么了吗？

你想过自己要写点什么文章没有？从没想过，连给老妻写信也极少！万一写错了一句怎么办？我真是这样生活的，这叫人？咋不是？还活着哩！

这样活法，曾经意识到过会“翻船”吗？

那年月，祸从天降的事，谁能说得清呢？记得“桃园经验”发下来后，讲到工农老革命干部和地富子女结婚的，都被“拉过去”了。那天，看了“经验”后，我呆坐在剧场里，我不知道演的是什么？心里叨念的只是：“这回可能过不倒关了！”直到《二十三条》下来，心里才放下。

再就是传达庐山会议，批判彭德怀的“反党”罪行。记得贵阳铁路局没有搞联系实际，层层批判斗争。后来，听老妻讲，四川在成都把十七级以上的干部，集中起来，将彭德怀的《万言书》念一遍，当场考试，如果你答“错”、免罪，答“对”，回去就批判斗争！这一回，老妻是主治医师、算个17级干部，去应考了。她答了个“半对半错”，逃过一劫。后来，我问她：“你为什么想到这么回答呢？”她说：“我瞎猜的。我想，彭德怀的《万言书》，谁敢说错？如果说‘没错’，那为什么要拿来考呢？干脆，答个半对半错吧！”我说：“好你个技术干部，心眼怎么这么多呀！要我肯定答‘对’，又‘遭’了。”

我用现在的观点，分析我当年的处境，我的条件不可能对任何人构成威胁；又没“运动”压什么硬指标，要抓我去凑百分比；即使有人“另眼相看”，或者“敬而远之”，他们肯定知道，是谁主张调我到政治部来的，“不看僧面看佛面”，整我有什么好处？何况，尽管我一次没去找过钟书记，一次没和他交谈过什么，反映过什么，要求过什么。但他主动找我说过：“我要把你爱人从成都调过来，先把住房分了。”从这可以看出来，钟书记没有把我调出政治部的打算！谁还去多这个事、找这个钉子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