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岁月回眸 (21) “相信本人交代” -- 内燃机车

35 重回通锦路

“一省一局、工管合一”的体制，试行了三年多，这种以省划界，铁路分界交接口增多，限制了运力，造成运量和运能的矛盾。1961年8月，铁路体制再度变革，由“工管合一”改回“工管分立”，撤销贵阳铁路局，10月8日在成都成立西南铁路工程局。

贵阳铁路局撤销，局机关一部份人分到柳州铁路局，一部份回归西南铁路工程局。我们政治部办公室的人员，因为要处理分家的一些工作，为了体现公正，我们这部份人，都属于待分配，要等到分家结束，再决定去向。

我分到哪里呢？我因为老妻在成都工作，长期分居，分回成都，是情理之中的事，可事情却出现在情理之外！

一天，龙书记找我谈话，他很诚恳地给我讲：“我原来不知道我会调省委工交部，现在才知道，可干部已经分光，只剩办公室你们几个人，没法，我只有把你带到省里去。”我那些时候，对“听党的话，错的也是对的”这种论点，奉为经典。心里虽然不高兴，也只得听天由命！心想，我这人呀，“命”该如此。共产党员相信起“宿命论”来了！

龙书记为了安抚大家，我们办公室几个人，专车去游了一次举世闻名的“黄果树瀑布”。那时候，不兴旅游，景点很冷清，只有一个商贩在碎石公路上，堆了一堆广柑在卖。看不见什么游客，我们站在公路边，远远望了望，表示“到此一游”，就回来了。龙书记在局党委经管的党费内，“救济”了我二百元钱。特批我乘飞机回成都探亲。

这次回家带什么礼物呢？不久前，我从农场分了一些茄子，我找工友老熊帮忙，切成片，在会议室晾干，做成茄片，装了一书包。现在，谁稀奇你这干茄片，可能扔了也没有人捡，那时不一样。

我乘坐的那架飞机，只有二十多个坐位。现在看，是个很小的小飞机，飞机上只有五个乘客，全都是贵阳铁路局的职工。这可以看出，能够乘飞机出行的人，很少。饭都吃不饱，谁还有钱乘飞机哟！

当年，通讯很不发达，妻不知道我的任何信息，仓促回家，她以为我是分回工程局来了，特兴奋高兴。她说：“我猜你也要分回成都！”我愁眉苦脸、实话实说：“我这回是‘假释’，是回来探亲的！”全家高兴的气氛，一下象冰冻了似的，妻咋相信我们会是这个命运呢！悲惨世界。

我家住铁路新村，离通锦路局机关很近，第二天吃过早饭，我就一个人到局里来了。局大院绿化很好，进门有两棵大铁树，葱茏依旧。我在大门口碰见政治部伏主任，他笑嘻嘻地招呼我：“老胡，你终于回来了呀！”我很不耐烦地回答他一句：“回来探亲的。”说到这里，伏主任乐了，他说：“你早该回来了，明天来上班！”他的意思是，谁让你自己不走呀，这边有我们哩！前边我讲过，不几天，铁道部政治部的同志，给我直接来过电话，让我就在工程局上班，不要回贵州去了。

这次分家，不光贵阳铁路局分家，成都铁路局也有一个分家的问题。因为“工管合一”时，铁二局调了部分施工队伍给成都铁路局，这次决定归队。

贵阳铁路局党委书记龙光沄，调到贵州省委，成都铁路局党委书记谷燕民，调西南铁路工程局。伏主任给我安排的工作，就是给谷书记当秘书。这种安排出乎我的意料，因为领导秘书是机要人员，天天接触机密，我自己就认为“条件不符”；再说，将来万一有什么“泄密”的事，首先怀疑的对象，就是我，挨整怕了，不想沾这个边。

谷书记的办公室在二楼，屋内窗台以下，是装修过的。早上上班，去到谷书记办公室，他的办公桌特大，我坐在他桌子的对面，他问我对工作有什么意见没有？我对这个安排，心里本来就窝火，他一问，我马上回答：“这工作我不合适，我不会侍候人！”天哪，这叫什么话？再不懂事的人，也不会讲这种话，我就说了。你猜，谷书记怎么回应？他笑了笑，他说：“这好办，我这人就烦人侍候，没关系！”万万没想到，我反而被将了一军，弄得很尴尬，半天讲不出话来。还好，谷书记给我解了围，他接着说：“我晓得，你在贵阳挨批了一下！没事。我对秘书只要求一件事，我这人有点冒失，我要求秘书私下专门和我唱反调，让我遇事冷静，不过头！”这天下还有专门要“唱反调”的秘书的吗？谷书记这番言论，打消了我大半的顾虑。

这天回家，我和妻谈了我的顾虑。妻讲：“这好办，以后，凡是有关你单位的事，回家一律不准谈，我也不问。”

我在谷书记外屋没上几天班，我俩就去第五工程处蹲点。五处，在沙河堡狮子山，成都近郊。

这里，大树不少，象一把大伞，把整个五处机关罩得密密实实的，空气挺好，就是道路泥泞难走，蚊子多得吓人。工棚当招待所，设备简陋，蚊帐又短又黄。吃过晚饭回房，我看蚊帐已经放下，扎得紧紧的，我说：“这小服务员想得真周到！”谷书记说：“什么小服务员，是‘大服务员’。”我看他神情，一下就猜出是他干的。

晚上，已经12点过了，旷野一片漆黑，远处亮出点点昏暗的灯光，万籁俱寂，不时地传来几声汪汪的狗吠。他拿着手电，我俩朝狮子山病号工点走去。这里是沙河堡车站，路基老往下沉，站不住。施工队长带着我们从头到尾看了一遍，他不断向工人介绍：“局党委谷书记看望大家来了！”那正是三年困难时期，谷书记反复关心地问大家：“夜班饭吃什么？吃几两？”在回来的路上，我俩高一脚、低一脚，他一个劲地在念叨：“这夜班饭，怎么让大家吃好点呢？”这晚上我睡得很死，一觉醒来，大天白亮，睁眼一看，谷书记已经不在屋里了，我赶快起床，一盆洗脸水，已经从老远的食堂打回来了，摆在床边。我想，糟了，这准又是“大服务员”干的。

轮到我们回局了。早饭后，我急急忙忙赶到食堂算伙食账。那年月，吃完饭、算清帐，可是件重要的事呀。“我来算伙食帐,”我说。“算谁的？”事务员问。“算局里谷书记的。”他看了我一眼：“刚才有个人不是来算过了吗？高高的、胖胖的。”我明白了，糟糕，这又是“大服务员”干的。

这一次蹲点回来，我心里已经不是会不会侍候人的问题，而是感到有些不安和内疚了。回到机关，我碰到政治部韩副主任，他关心地问起我：“还习惯吧？”我说：“给谷书记当秘书，可以，没问题！”

就这样，我重回通锦路。